（一）    　延安整风的阴暗面

——“凌驾”初成定局

人们从过去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总认为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历史的事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详见本书第二章）。在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取代博古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当时张是掌握实权的，他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尊重集体领导原则。他对毛泽东是信任、重用的。因此，毛泽东称赞张闻天是“开明君主”。直到1938年夏，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表态支持毛泽东以后（按共产国际组织原则，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最高领导人的提名事前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在同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取代张闻天，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当时名义上张还是总书记，但已无实权（据张的回忆：从那以后政治局会议就改在毛泽东窑洞里召开）。从此以后，党政军大权统揽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本人既有浓重的封建意识，特别是帝王思想，又有一种过人的才智。他充分认识到“权”的特殊重要性，得来不易，要保住更难。而要永远保住，则是难上加难。他总结了党内历届总书记频频下台、更换的教训——任何人难免犯错误，如何做到犯了错误而又不被赶下台，根据毛泽东后来的政治实践，主要是靠两条：一是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另一是像历代帝王那样或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搞专制、独裁，使自己处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这第一条，毛泽东是通过1941年1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十分巧妙地达到了（详见第二章）。这第二条是在延安整风达到预定目的之后（主要表现在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受到狠整、多次反复检讨，党内威望已大大下降，以及毛泽东已内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在1943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正是这一《决议》在后来（主要是建国后）给党的组织带来破坏性、乃至毁灭性恶果。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决议》的有关内容：

“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会议认为，……（从略，叙述政治局与书记处各自的职责）。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引自《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

从上述内容看，首先毛泽东已通过《决议》被授予“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处于“权力”的顶峰。从党的历史看，历届党的总书记从来没有这个“最后决定权”，都是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这样，总书记的意见有可能被多数人否决，甚至被赶下台。毛泽东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自己要不被赶下台，就得改变这一领导体制。要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决不能让多数人说了算，可是又不能做得太露骨，直接取消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毕竟对党来说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民主集中制办法跟个人专权相比，至少可以避免犯重大的错误。这一组织原则既是党的传统，也深入党心。因此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比如在党章上）还得保留。至于在最高权力层，毛泽东就寸步不让，在政治局的《决议》上就明确规定“最后决定权”实在是一个高招、绝招。所谓最后决定权，也就是最后否决权，说白了就是我毛泽东一人说了算。多数人怎么说，集体怎么定，最后还得由我毛泽东来“决定”。这里见不到“民主”，也看不到“集中”，留下来的就是“独裁”。这个《决议》事实上把毛泽东推上了“凌驾”宝座。

毛泽东这一绝招，除了在党内他可以达到“我说了算”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外、对共产国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体制，亦即剥夺了由共产国际直接决定一个党的总书记的权力。说穿了，对内搞专制、独裁；对外搞独立自主。这样就保证他的“凌驾”地位万无一失。

其次，关于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在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选出的并且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张闻天、周恩来两位主要领导人被赶下台，而由刘少奇、任弼时两位取代。周恩来是在第二年（1944年）五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才增补为书记处成员。据新近曝光的史料（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64页），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跟张闻天一样受到严厉批判，因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干预（此时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他的影响仍很大），才让周恩来回到原来岗位上。这种人事安排上的微妙变动，对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的巩固，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从1943年通过《决议》一直到建国初期，从总体看，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滥用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这是因为在建国前，我们党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掌握全国政权，而毛泽东本人在军事指挥方面又具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干与胆识，他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就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全国人民从心底里由衷爱戴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无疑，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杰出的领袖。谁也无法取代他的地位，也决不可能有人胆敢向他提出不同意见，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更不可能有人向他挑衅。应该说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里既有1943年《决议》的影响，更有毛泽东驾驭全局的气魄，这样最高领导核心成员就自觉地保持与毛泽东的一致性，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事。比如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上报的在全国文艺界开展对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批判的请示报告，就凭毛泽东一个人大笔一挥，硬把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人统统捆在一起打成“反革命集团”，文艺界闻风而动，制造了建国后第一个全国性大冤案。这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凌驾”地位已是不可动摇。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地位”。说白了，毛泽东是视“权”如“命”。全党一切都得听他的。对于这一局面，毛泽东本人在1955年底以前也是满怀信心、从不疑惑。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56年初，发生了一场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大地震”——他的“凌驾”地位，在党的最高核心层，受到了1943年《决议》通过以来近十三年的第一次大挑战！　

这就是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讨论关于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意见，由于不符合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而被多数成员否决。对毛泽东来说，这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居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