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第一宗试管婴儿控告政府的案件，最近在温哥华开审。原告是现年28岁的试管婴儿奥莉薇婭·普莱顿（Olivia Pratten）。她现住在多伦多，是加拿大通讯社记者。普莱顿指控卑诗省政府的《领养法》(BC Adoption Act)，规定被领养的儿童年满19岁后，可以知道谁是亲生父母。但这项法律却没有保障试管婴儿同等的基本宪法权力。他们受到不平等对待，沦为“二等公民”。
      按照现行法例，捐精者的资料只保存6年，有关诊所和医生之后通常会將资料销毁。因此普莱顿要求省政府修订《领养法》，规定人工受孕诊所和有关的医生，必须长期保存捐精者的详细资料，以便试管婴儿19岁以后，可以享有和领养儿童同等的权利，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
      普莱顿的母亲1981年在温哥华经人工受孕生下她，从小她就很想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十余年来，她和母亲多次到联邦国会作证，要求当局修订法律，但都没有结果。于是普莱顿2008年把卑诗省政府告上法庭。由于我国已经有数千名试管婴儿，安省、亚省、纽芬兰省、育空地区也有同类的领养法例，因此普莱顿的诉讼案，具有全国意义。
      自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女婴在英国诞生以来，加拿大一直实行匿名捐精製度。目前捐精者人数不多，大约只有40人左右。他们捐赠的精子，按照当局的规定，全部储存在多伦多一处精子库。根据2004年联邦政府颁布的《协助生殖法》（Assisted Human Reproduction Act），捐精是无偿的，如果收取费用即触犯联邦法例。当局对捐精者和提供的精子，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挑选、检查程式，力求保证捐出的精子质量优良，无任何疾病或基因缺陷。但这桩官司说明，人工受孕潜伏的社会伦理问题开始露出端倪，有一天可能像墮胎一样，引起多方面的社会纷爭。
      第一，对试管婴儿来说，匿名捐精製度的用意，就是儘量不让他们的成长，受到家庭以外因素的干扰。如果他们发现生父与自己的主观预期大相庭径，人生可能受到重大打击。届时心理偏差、行为乖戾、法律诉讼等都有可能出现。
      第二，对捐精者来说，实行匿名制度是一种保护，可以儘量减少他们的心理和精神负担。如果突然有十几个甚至数十个试管婴儿前来“认亲”，捐精者恐怕也难以招架。专家已经指出，我国并没有立法规定捐精者的权利和义务，届时是否会出现人伦或物质利益上的纠纷，只有天知道。
      第三，对试管婴儿成长家庭的的双亲，尤其“借种得子”的父亲来说，一旦得知捐精者的情况，也会承受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第四，对人工生殖行业来说，如果实行“实名制”，恐怕会让本来就不多的捐精者却步，合格精子的存量越来越少。万千渴望孩子的不育夫妇、单身妇女、男女同性恋者，可能要叫苦连天了。
      第五，对从事人工受孕的医生和专家来说，试管婴儿如果和捐精的生父挂上鉤，医生、专家隨时可能面临前所未闻的医学伦理难题，或无法预料的实际问题，甚至可能被告上公堂。
      总之，匿名捐精製度，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情感、伦理、是非、利益等种种难解的问题將扑面而来，后果真是很难预料。但人工受孕还要发展，不能因噎废食。联邦政府和各省区政府应当及时修订旧法或制定新法，解决已经出现或將要出现的问题，使人工受孕更好地为社会大眾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