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颐

　　“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
　　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当从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创办的反清团体“兴中会”)。如果按活动区域分，国民党这一百年主要经历了大陆与台湾两个时期。

　 　在败逃台湾之前，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55个春秋(1894～1949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一举成为推翻清 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段沧桑往事，不禁使人想起 《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 领。这在当时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而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 兴中会成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又被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 革命党人推上了近代历史舞台。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同盟 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其核心精神就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 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 造成“政党”国民党。当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 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当国民党在1913年3月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时，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 宋教仁遇刺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即告失败。这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忽视。

    “一党治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召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 “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 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对人格的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 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 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当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付诸实行，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 中国政治一片混乱，陷入军阀割据之中。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 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做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 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和作”。在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立。

   “一党独裁”

　　1927年初，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不断取得胜利，两党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这一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开始了。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28年，国民党就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分立”(五权，即行政权、立法权、 司法权、人事权与监察权)，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 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的各种条 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非法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 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 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 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 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五权”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组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 “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 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缴纳各 种苛捐杂税，并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坚持独裁，失去良机

　　虽然国民 党为了维护“一党独裁”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异党”一直未被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 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被捕的民主进 步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 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响和冲击。

　　虽有此种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 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实际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 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仍把反对一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失了。

　　“胜利的灾难”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 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 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与美、苏、英、法等世界强国比肩的“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 府、国民党的威望陡然高涨，达到空前的高度。抗战的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 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国民党党、政、军各级机构和各级“接收大员”将 接收敌、伪产变成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 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当时，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 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也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更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 利的灾难”。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贪污腐败，使国民党民心尽失。

　　国民党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在劫难逃”，只能仓皇逃到台湾，失去大陆无限江山。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