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现代民主制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

民主制度建立和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民出现，要有平民出现和平民的权力和利益和声音出现，要有平民地位和力量的崛起，如果没有民出现，或民还是奴隶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民主和民主制度的。

按照西方人的观念，中国在古代是没有民主观念的，因为中国一直是那种专制社会。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如果按照现在西方对民主的理解，那么西方在历史上，也是没有民主制度的，因为西方无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时代，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贵族之间的民主，与百姓和小民没有关系，而当一个民主制度说，这个民主与百姓和小民都没有关系的时候，这真的是民主制度吗？当然不是。

民主，首先要有民出来，要有民的权利和声音出来，然后才谈得上民主，如果连民都没有，都是奴隶，还谈什么民主呢？而在西方漫长的历史中，西方的平民出来，是非常晚近的，是在启蒙时代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平民才出现，平民的权利和声音才出现，平民的利益才出现。而在西方漫长的历史中，从古罗马到中世纪，西方一直是贵族体制，贵族的对立面就是奴隶，西方有非常漫长的奴隶制体系，与中国很不同，西方早期的所谓民主，是贵族民主，是贵族间的民主，与大量的奴隶没有关系。中国的奴隶制非常的短，在两千年前，中国已经过度到了平民社会，中国的郡县制的底层百姓，是平民而不是奴隶，而西方的贵族体制，其底层的百姓是奴隶。而跟奴隶谈民主还是专制都是扯淡。

就历史来说，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出现的非常的晚了，准确的讲，不到400年的时间，甚至也就是近200年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民的出现，是贵族消失后的产物，当贵族存在的时候，是没有民的，有的只是奴隶。而西方民的出现，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在王权和贵族开始走向没落以后，民才出来的，包括美国历史上的南方，有很长时间的奴隶制，原因是南方是贵族的天下，贵族世袭奴役黑人。而当黑人还是奴隶的时候，有民主制吗？当然没有。

因此，民主制的出现，首先必须要有民的出现，没有民或平民的权利和声音，是谈不上现代民主制度的。我们读西方重要的政治学家洛克的《政府论》，我们会发现，洛克的时代，洛克所攻击的西方当时的社会，就是一方面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度，一方面是奴隶制。洛克所反对的是双重对象：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还有就是奴隶制。洛克所提倡的私有制，就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说话，也就是用维护私有制来打破君主的暴君倾向，还有解放奴隶，讲求奴隶也是人，是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平等权的，也就是将奴隶变成平民，并用私有制来保障资产阶级和平民的个人权利。

而在西方历史上，无论古希腊古罗马，其所谓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建立在贵族之间的民主制度，是一小群贵族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制衡关系，而且是建立在大奴隶制度下的东西。古罗马有超级奴隶制度和大量的奴隶，还有庞大的殖民地。因此，这个时候也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民主制度的。

也许，有人说，贵族民主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先声。这也许还有点靠谱，包括英国的《大宪章》，都不过是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的产物，与现代民主靠不上，因此我们不可夸大西方中古时代的贵族民主制，也不能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和共和，认为就是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原因如上，因为西方没有平民出来，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因为当民还是奴隶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民主和民意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民主？在问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是中国的平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如果中国没有民出来，没有平民出来，百姓还都是奴隶的话，那也谈不上什么民主。

中国平民的崛起，要比西方早很多，大概早了两千年。在战国后期，中国的贵族势力就开始了衰落，平民就开始崛起了。因此，如果我们将民主制度说成是民的权力和利益或声音的话，那么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民的声音就出现了，而且非常成功。秦帝国建立之后，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话和声音，在西方要到两千年以后拿破仑时代才会出现，拿破仑也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平民拿破仑，也可以当皇帝了。而在两千年前，平民无赖刘邦就已经当上了皇帝，成为了大汉天子。

中国的平民社会的出现，是伴随着专制帝国的出现，或郡县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平民地位的上升，也是伴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而上升的 （参阅笔者的《谈谈东西方对专制概念的不同理解》一文）。那么，当平民出现的时候，或平民地位上升的时候，是不是有民主了呢？中国人如何理解民主呢？

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最早应该是出于孟子对民主的定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就是民主吗？当然，这当然是孟子对民的权利和声音的肯定，民意和民的利益和声音，要贵于政治集团或国家甚至君主。而孟子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原因就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贵族地位和势力下降，平民地位上升的时期，也是郡县制开始出现，代替分封制的时代。

如果以平民的出现为判断民主出现或先决条件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制要比西方早的多了。

那么，中国特色的民主制，或中国古典民主制，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呢？那就是科举制度。

郡县制的一个特点，就是贵族靠边站，平民上来掌权，也就是打掉世袭制。而科举制度就是制度化的一个官员选拔制度，也是民主制度之中国表现方式。当然这些官员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靠公平的考试。公平的，一视同仁的考试来选拔官员和官僚，这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也是被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包括伏尔泰他们所追捧和信仰的中国文明的表现。请注意西方在18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启蒙时代，是有一个中国文化热的，西方开始拼命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文官制度，还有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大为推崇，视为典范，其中，伏尔泰和莱布尼兹是最热情的推广者。而且在西方贵族的家里，一般都有一个中国角，中国角成为一种时尚，其中主要有中国的瓷器和绘画。还有中国的园林艺术，也传到了西方，还有中国的古代典籍，包括孔子老子的书，很多西方的大学者都读过。俄国宫廷收集中国的书籍曾经达到过20万册，托尔斯泰他们都读过孔子和老子的书。而对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而言，中国就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典范，也是政府民主制度的典范。

古代中国，三年一次的大考，如同今日西方四年一次的大选，或如两年或三年一次的国会议员的更替一样，为国家选拔人才，并使得各级官员都有平民子弟上来掌权。平民出身的人在中国当宰相那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这是西方中古历史中，所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长期是贵族掌权，贵族都是世袭的，底层百姓很多还是奴隶，是上不来的，没有任何可能。

因此，郡县制和科举制，就是中国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方面，平民出来了，另一方面，平民能有公平的机会进入各级权力机构，这难道还不是民主制度吗？至少是中国式的古典民主制度，与西方的贵族民主制相比，应该远高其上。中国古典政治制度，就是世袭的皇帝与民主选拔上来的官员来共同治理国家的一个典范。至于权力制衡方面，中国古典政治制度也是一个典范：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相互制衡；中央政府中的皇权与官僚权力的互相制衡；皇权中的帝党，后党和阉党之间的权力制衡；各级官僚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御史台对于官僚集团的监督等等 （请参阅笔者的《中国古典政治中的权利制衡》 一文）。

就现代西方民主体系而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因此是很多国家难以直接照抄的。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方的民主体系的诸多前提条件：本文所提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民的出现，或自由民的出现。除此以外，还有法制和法律的权威和宗教信仰的权威，这两个权威是保障民主制度运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两点，西方的民主体系运作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很多国家抄袭西方民主失败的地方，因为没有法制法律和宗教信仰的支撑，民主经常会造成国家大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私有制，西方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财产私有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保障民的权利甚至个人人权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洛克曾大力提倡私有制，为私有制辩护，就是基于这一点。其他还有城市化，和城市平民的崛起，经济的市场自由发展等等。而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等，这些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了。

而中国古典民主制度的运行，也有几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本文提到的民的出现。另外很重要的是两个权威，一个是儒家思想的权威，也就是天道和大道的权威，天下为公的权威，一个是皇权的权威，皇权独大超越其他贵族的权威，没有这两个权威，科举制度是行不通的，官僚体系也无法在天下运转。所以，在我们谈中国的专制制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攻击中国的皇权，因为皇权的确是世袭的，有专制的特点，可是中国的皇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成就了中国平民的崛起和官僚的平民化，皇权的世袭和官僚的不世袭和平民性，这是中国古典民主制度的两面，这是西方所不太了解的，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古典民主制度的核心。

当然，中国的古典民主制度与西方古典的贵族民主制度一样，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先声，中国完全可以在回归、完善和超越中国古典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走向中国的现代民主制度，而且其具体运作方式，也是可以与西方民主制度不太一样的，这是完全是可行的，但民主本身在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实现的手段和方式不一样而已。

总之，民主制度，并不是西方独有，或西方有唯一的解释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