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現代民主制出現的一個先決條件

民主制度建立和出現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民出現，要有平民出現和平民的權力和利益和聲音出現，要有平民地位和力量的崛起，如果沒有民出現，或民還是奴隸的時候，是談不上什麼民主和民主制度的。

按照西方人的觀念，中國在古代是沒有民主觀念的，因為中國一直是那種專制社會。這種判斷是不準確的，因為如果按照現在西方對民主的理解，那麼西方在歷史上，也是沒有民主制度的，因為西方無論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還是在中世紀時代，所謂的民主不過是貴族之間的民主，與百姓和小民沒有關係，而當一個民主制度說，這個民主與百姓和小民都沒有關係的時候，這真的是民主制度嗎？當然不是。

民主，首先要有民出來，要有民的權利和聲音出來，然後才談得上民主，如果連民都沒有，都是奴隸，還談什麼民主呢？而在西方漫長的歷史中，西方的平民出來，是非常晚近的，是在啟蒙時代以後，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平民才出現，平民的權利和聲音才出現，平民的利益才出現。而在西方漫長的歷史中，從古羅馬到中世紀，西方一直是貴族體制，貴族的對立面就是奴隸，西方有非常漫長的奴隸制體系，與中國很不同，西方早期的所謂民主，是貴族民主，是貴族間的民主，與大量的奴隸沒有關係。中國的奴隸制非常的短，在兩千年前，中國已經過度到了平民社會，中國的郡縣制的底層百姓，是平民而不是奴隸，而西方的貴族體制，其底層的百姓是奴隸。而跟奴隸談民主還是專制都是扯淡。

就歷史來說，西方現代的民主制度出現的非常的晚了，準確的講，不到400年的時間，甚至也就是近200年的事情。原因很簡單，民的出現，是貴族消失後的產物，當貴族存在的時候，是沒有民的，有的只是奴隸。而西方民的出現，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後，在王權和貴族開始走向沒落以後，民才出來的，包括美國歷史上的南方，有很長時間的奴隸制，原因是南方是貴族的天下，貴族世襲奴役黑人。而當黑人還是奴隸的時候，有民主制嗎？當然沒有。

因此，民主制的出現，首先必須要有民的出現，沒有民或平民的權利和聲音，是談不上現代民主制度的。我們讀西方重要的政治學家洛克的《政府論》，我們會發現，洛克的時代，洛克所攻擊的西方當時的社會，就是一方面是君主制和貴族制度，一方面是奴隸制。洛克所反對的是雙重對象：世襲君主制和貴族制，還有就是奴隸制。洛克所提倡的私有制，就是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說話，也就是用維護私有制來打破君主的暴君傾向，還有解放奴隸，講求奴隸也是人，是有人的基本權利和平等權的，也就是將奴隸變成平民，並用私有制來保障資產階級和平民的個人權利。

而在西方歷史上，無論古希臘古羅馬，其所謂的貴族民主制，都是建立在貴族之間的民主制度，是一小群貴族之間的權力和利益的制衡關係，而且是建立在大奴隸制度下的東西。古羅馬有超級奴隸制度和大量的奴隸，還有龐大的殖民地。因此，這個時候也是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民主制度的。

也許，有人說，貴族民主制度，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先聲。這也許還有點靠譜，包括英國的《大憲章》，都不過是貴族之間的權力制衡的產物，與現代民主靠不上，因此我們不可誇大西方中古時代的貴族民主制，也不能將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所謂民主和共和，認為就是西方的現代民主制，原因如上，因為西方沒有平民出來，因此也就談不上什麼民主，因為當民還是奴隸的時候，是談不上什麼民主和民意的。

那麼中國有沒有民主？在問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是中國的平民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如果中國沒有民出來，沒有平民出來，百姓還都是奴隸的話，那也談不上什麼民主。

中國平民的崛起，要比西方早很多，大概早了兩千年。在戰國後期，中國的貴族勢力就開始了衰落，平民就開始崛起了。因此，如果我們將民主制度說成是民的權力和利益或聲音的話，那麼中國在兩千多年前，民的聲音就出現了，而且非常成功。秦帝國建立之後，陳勝吳廣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話和聲音，在西方要到兩千年以後拿破崙時代才會出現，拿破崙也會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平民拿破崙，也可以當皇帝了。而在兩千年前，平民無賴劉邦就已經當上了皇帝，成為了大漢天子。

中國的平民社會的出現，是伴隨着專制帝國的出現，或郡縣制的出現而出現的。平民地位的上升，也是伴隨着郡縣制度的建立而上升的 （參閱筆者的《談談東西方對專制概念的不同理解》一文）。那麼，當平民出現的時候，或平民地位上升的時候，是不是有民主了呢？中國人如何理解民主呢？

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最早應該是出於孟子對民主的定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貴，就是民主嗎？當然，這當然是孟子對民的權利和聲音的肯定，民意和民的利益和聲音，要貴於政治集團或國家甚至君主。而孟子之所以會發出這樣的聲音，原因就是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正是貴族地位和勢力下降，平民地位上升的時期，也是郡縣制開始出現，代替分封制的時代。

如果以平民的出現為判斷民主出現或先決條件的話，那麼中國的民主制要比西方早的多了。

那麼，中國特色的民主制，或中國古典民主制，是以什麼方式實現的呢？那就是科舉制度。

郡縣制的一個特點，就是貴族靠邊站，平民上來掌權，也就是打掉世襲制。而科舉制度就是制度化的一個官員選拔制度，也是民主制度之中國表現方式。當然這些官員不是選舉出來的，而是靠公平的考試。公平的，一視同仁的考試來選拔官員和官僚，這是中國的一個創舉，也是被西方啟蒙思想家們，包括伏爾泰他們所追捧和信仰的中國文明的表現。請注意西方在18世紀的時候，也就是啟蒙時代，是有一個中國文化熱的，西方開始拼命學習中國的政治制度，包括文官制度，還有科舉制度，對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大為推崇，視為典範，其中，伏爾泰和萊布尼茲是最熱情的推廣者。而且在西方貴族的家裡，一般都有一個中國角，中國角成為一種時尚，其中主要有中國的瓷器和繪畫。還有中國的園林藝術，也傳到了西方，還有中國的古代典籍，包括孔子老子的書，很多西方的大學者都讀過。俄國宮廷收集中國的書籍曾經達到過20萬冊，托爾斯泰他們都讀過孔子和老子的書。而對於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而言，中國就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典範，也是政府民主制度的典範。

古代中國，三年一次的大考，如同今日西方四年一次的大選，或如兩年或三年一次的國會議員的更替一樣，為國家選拔人才，並使得各級官員都有平民子弟上來掌權。平民出身的人在中國當宰相那是稀鬆平常的事情，而這是西方中古歷史中，所不可想象的，因為他們長期是貴族掌權，貴族都是世襲的，底層百姓很多還是奴隸，是上不來的，沒有任何可能。

因此，郡縣制和科舉制，就是中國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方面，平民出來了，另一方面，平民能有公平的機會進入各級權力機構，這難道還不是民主制度嗎？至少是中國式的古典民主制度，與西方的貴族民主制相比，應該遠高其上。中國古典政治制度，就是世襲的皇帝與民主選拔上來的官員來共同治理國家的一個典範。至於權力制衡方面，中國古典政治制度也是一個典範：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的相互制衡；中央政府中的皇權與官僚權力的互相制衡；皇權中的帝黨，後黨和閹黨之間的權力制衡；各級官僚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御史台對於官僚集團的監督等等 （請參閱筆者的《中國古典政治中的權利制衡》 一文）。

就現代西方民主體系而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因此是很多國家難以直接照抄的。我們可以梳理一下西方的民主體系的諸多前提條件：本文所提的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民的出現，或自由民的出現。除此以外，還有法制和法律的權威和宗教信仰的權威，這兩個權威是保障民主制度運行穩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沒有這兩點，西方的民主體系運作就會出現問題，這也是很多國家抄襲西方民主失敗的地方，因為沒有法製法律和宗教信仰的支撐，民主經常會造成國家大亂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私有制，西方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的，財產私有和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這是保障民的權利甚至個人人權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洛克曾大力提倡私有制，為私有制辯護，就是基於這一點。其他還有城市化，和城市平民的崛起，經濟的市場自由發展等等。而如政黨制度，選舉制度，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等等，這些是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具體操作層面的東西了。

而中國古典民主制度的運行，也有幾個前提條件，一個是本文提到的民的出現。另外很重要的是兩個權威，一個是儒家思想的權威，也就是天道和大道的權威，天下為公的權威，一個是皇權的權威，皇權獨大超越其他貴族的權威，沒有這兩個權威，科舉制度是行不通的，官僚體系也無法在天下運轉。所以，在我們談中國的專制制度的時候，我們可以攻擊中國的皇權，因為皇權的確是世襲的，有專制的特點，可是中國的皇權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成就了中國平民的崛起和官僚的平民化，皇權的世襲和官僚的不世襲和平民性，這是中國古典民主制度的兩面，這是西方所不太了解的，是中國的特色，也是中國古典民主制度的核心。

當然，中國的古典民主制度與西方古典的貴族民主制度一樣，都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先聲，中國完全可以在回歸、完善和超越中國古典民主制度的基礎上，走向中國的現代民主制度，而且其具體運作方式，也是可以與西方民主制度不太一樣的，這是完全是可行的，但民主本身在本質上還是一樣的，只是實現的手段和方式不一樣而已。

總之，民主制度，並不是西方獨有，或西方有唯一的解釋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