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人作“盖棺认定”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要进行认定，本身需要一个公认的标准，而当前的中国恰恰在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上，没有统一意见，因此任何认定都是只是代表某一个方面的意见，无法兼容全部国民的认识。

赵紫阳最开始的革命年月是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在河南一带，一度曾经是滑县县委书记，县委也曾经设在一个地主的家里，这个地主家里的孩子后来多数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最著名的一个是文革期间的聂元梓。

本来毛泽东认为一个在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不是一回事。但是毛泽东之后的权威中共党史，基本上是否认这一区别的实际存在的，认为只要是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就是思想上入党了，甚至一度还把“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荣誉称号，授予给每一个故世的共产党领导人。1989年学潮的时候，据说还是精英或者准精英认为没有给胡耀邦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忿忿不平。

笔者前不久见过一个人，他是赵紫阳当年在滑县县委书记任上的下属，是一个区委书记，在文革前担任过湖北省委的秘书长。他今天的看法是共产党的治国和建设方法都搞错了，应该向西方学习。笔者反问他当年参加革命时期的想法，他不愿意作出明确答复，语焉不详。赵紫阳虽然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思想上是否曾经入党过，至少是可以提出来探讨的。

在建国初期，赵紫阳曾经在广东省工作，他和陶铸一起竭力反对“地方主义”，矛头是指向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出来的同志。这个运动曾经得到刘邓的支持，据说受冤枉的人超过5万。我个人认为，在建国初期的动荡局面中，加强领导方面的集中，采取一些措施强化集权，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在新政权的磨合期内，采用简单和粗暴的排斥方法，通过换人或者把异己意见的同志扣上帽子，简单地加以排斥，是有失偏颇的。

文革后期，赵紫阳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去主持四川工作，秉承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发起所谓的批派运动，继林彪死党梁兴初之后继续打击迫害四川的群众代表。在邓小平受到批评之后，也迅速看风使舵，下文件给群众代表安排实际工作。

根据一些跟本人接触过的同志回忆，赵紫阳曾经很诚恳地说到：绝对不容许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赵说全国的形势是很好的，文革教育了广大群众，文革还是深入人心的，你们不会容许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也不会容许嘛。某造反派头说根据我们造反派在文革十年的体会，复辟是很容易的，一个晚上就把人抓了，政治形势迅速发生改变。那个造反派头说当时感觉赵紫阳还是支持文革的，还特别关心一个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对造反派也没有表现出很抵触，态度很友好，很和蔼，还说了很多好话，说你年青有前途，看问题也很敏锐，勉励某造反派头不要太悲观，要好好干。

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赵紫阳和万里曾经是省委书记中间鼎力支持邓小平瓦解农业公有制的干将。因此受到邓小平的器重，调中央工作。在胡耀邦被邓小平抛弃之后，赵紫阳从总理任上接任总书记。在赵紫阳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间，他首次公开与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结成亲密的团伙，搞所谓的“赵氏智囊团”。而此前胡耀邦仅仅和少数几个人，走得比较近，例如于光远、胡绩伟、王若水、严家其等等。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搞法，在一定程度不同于以前共产党的领导惯例，许多党外人士根本没有全局观念、缺乏起码政治眼光和国家管理经验的人，因此拥有了很大的政治决策权力，对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政策有了非同一般的影响。

要正式地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强权实际上做不到，胡赵等人倚重智囊、丢开人大和中央机构的决策模式，使得海外势力渗透中国决策成为可能。许多美国基金会蜂拥而上，通过邀请访问、讲学、学术研究资助和帮助实现英美留学等方式，对智囊团及其可能的候补对象进行拉拢。在1969年的学潮之后，邓小平所说的国外大气候就是指这种情况，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列举了一些美国的基金会，对于和平演变中国兴趣不小，其中有富布赖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等人，多是在这些基金会的安排下出国的。1989年学潮之后，许多人如王若水、严家其等，迅速逃往西方，其来有自。

因为胡赵等人开辟了一条知识精英对政治施加影响的现实通道，同时也使得人大和党代会更加变成橡皮图章。政治权力分配格局的急剧演变，使得许多精英们感到他们的恩宠和眷顾，至今对他们怀有拳拳中心。胡赵他们开创的恶劣先例，极大地败坏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决策程序，此后的中国改革道路变得非常随意和混乱，基本上没有什么认真的决策和规划，一个涉及到千家万户和重大利益流动的政策调整，常常是来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办公室和书斋中间的想当然，没有相关权力机构的批准和追认，基本上都是“非法行政”，直到朱鎔基时期仍然如此。许多人喜欢说文革期间如何无法无天，文革发动的主要文件都是事先在中央权力机关会议上得到通过的；真正的为所欲为是发生在胡赵主政之后，中国法纪驰废有着几任高层领导人前赴后继的榜样作用。在胡赵改革期间，中国曾经大量地派出干部去欧美日考察，目的也是为了进行“洗脑”，这些人去见识了西方的富裕发达之后，大多自惭形秽，回来之后基本上不再反对“全盘西化”的改革模式了。

朱鎔基任上加入WTO之前，并没有人大和党内协商和决定，如此重大事项在事后都没有完全得到权利机构的追认，他也是依靠主流经济学家们去影响舆论，在舆论接受过程中间去制造民众和官员们的认同。这样的权力运用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虽然是在朱鎔基手上趋于大成，但是其发明权却在胡赵。这也算是赵紫阳在共产党权力运用模式“改革”上的一个贡献吧。

在赵紫阳主持改革期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的“价格闯关”过程，他一面说社会上有着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一面还发动舆论鼓吹价格闯关。许多人说赵氏很愚蠢，这样的事情只能是“说了不做”，或者反过来“做了不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赵氏“无授权改革”的权力没有正规的授权，也没有高层内部的一致，如果再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参与并把持的“一边倒”的改革舆论支持，其无授权改革的面目将暴露无遗。赵氏改革的模式多数是先斩后奏，再发动“一边倒”的舆论宣传，最后再在有关权力机构中间补办手续。这种权力方式之所以屡试不爽，关键在于中国权力机构的代表并不真正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中国社会分化很有限，不存在主流经济学家张宇燕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障碍”，再加上代表们的“非专业”特征，多不具备真正的鉴别能力，因此胡赵的无授权改革屡屡得手。

控制舆论以制造认同，也是苏联接受走向最终解体的“休克疗法”的一个关键。根据大卫－科兹再《来自上层的革命》中间的分析，苏联解体和转向过程中间，主流经济学家们也是发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在制造对“休克疗法”的社会认同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功劳，其影响超过了其他全部知识精英的总和，所以被他单独列出作为一股力量来看待，与党国精英、资本家集团、非经济学知识精英群体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也由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格外接近权力中心，并对高层政治决策有着非同等闲的影响，所以往往说话特别“有恃无恐”，例如张维迎说“把国企先搞垮再瓜分”的“吐痰论”，再国资委宣布暂停国企管理层收购之后，张文魁仍然公开说肯定还是要进行的，因为国企过几年还是要继续往下垮的，因为他们主导的改革进程到今天已经成功地取消国企的基本生存条件。影响力本身带来预言自动实现，这些精英们的影响力，是胡赵再“无授权改革”中间建立起来的舆论权一手遮天，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身是作为胡赵建设的“中国政权运作新模式”的核心部位而存在的。

胡赵首创的以动员式舆论支持、未经权力机构事先授权的权力运作模式，使得西方国家看到了影响中国高层决策的可能，大量的西方基金支持胡赵身边的智囊团机构人员出国。许多人在出国之后，回来书写了大量的访问观感，并就此抒发了很多的感慨，由此奠立了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告诉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欧美游记基础上决策进行的，你最好不要感到奇怪。实际上直到今天许多大腕的改革论据也是西方比中国好，所以只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办，至于是否制度万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说得过去的论证。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