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人作“蓋棺認定”的事情，其實並不容易。因為要進行認定，本身需要一個公認的標準，而當前的中國恰恰在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上，沒有統一意見，因此任何認定都是只是代表某一個方面的意見，無法兼容全部國民的認識。

趙紫陽最開始的革命年月是參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在河南一帶，一度曾經是滑縣縣委書記，縣委也曾經設在一個地主的家裡，這個地主家裡的孩子後來多數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工作，最著名的一個是文革期間的聶元梓。

本來毛澤東認為一個在組織上入黨和思想上入黨，不是一回事。但是毛澤東之後的權威中共黨史，基本上是否認這一區別的實際存在的，認為只要是個人參加了共產黨，就是思想上入黨了，甚至一度還把“馬克思主義者”作為榮譽稱號，授予給每一個故世的共產黨領導人。1989年學潮的時候，據說還是精英或者准精英認為沒有給胡耀邦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忿忿不平。

筆者前不久見過一個人，他是趙紫陽當年在滑縣縣委書記任上的下屬，是一個區委書記，在文革前擔任過湖北省委的秘書長。他今天的看法是共產黨的治國和建設方法都搞錯了，應該向西方學習。筆者反問他當年參加革命時期的想法，他不願意作出明確答覆，語焉不詳。趙紫陽雖然當過共產黨的總書記，但是他思想上是否曾經入黨過，至少是可以提出來探討的。

在建國初期，趙紫陽曾經在廣東省工作，他和陶鑄一起竭力反對“地方主義”，矛頭是指向東江縱隊和瓊崖縱隊出來的同志。這個運動曾經得到劉鄧的支持，據說受冤枉的人超過5萬。我個人認為，在建國初期的動盪局面中，加強領導方面的集中，採取一些措施強化集權，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但是在新政權的磨合期內，採用簡單和粗暴的排斥方法，通過換人或者把異己意見的同志扣上帽子，簡單地加以排斥，是有失偏頗的。

文革後期，趙紫陽在鄧小平的安排下去主持四川工作，秉承鄧小平的個人意志發起所謂的批派運動，繼林彪死黨梁興初之後繼續打擊迫害四川的群眾代表。在鄧小平受到批評之後，也迅速看風使舵，下文件給群眾代表安排實際工作。

根據一些跟本人接觸過的同志回憶，趙紫陽曾經很誠懇地說到：絕對不容許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復辟。趙說全國的形勢是很好的，文革教育了廣大群眾，文革還是深入人心的，你們不會容許資本主義復辟，我們也不會容許嘛。某造反派頭說根據我們造反派在文革十年的體會，復辟是很容易的，一個晚上就把人抓了，政治形勢迅速發生改變。那個造反派頭說當時感覺趙紫陽還是支持文革的，還特別關心一個造反派的入黨問題，對造反派也沒有表現出很牴觸，態度很友好，很和藹，還說了很多好話，說你年青有前途，看問題也很敏銳，勉勵某造反派頭不要太悲觀，要好好干。

在鄧小平復出之後，趙紫陽和萬里曾經是省委書記中間鼎力支持鄧小平瓦解農業公有制的幹將。因此受到鄧小平的器重，調中央工作。在胡耀邦被鄧小平拋棄之後，趙紫陽從總理任上接任總書記。在趙紫陽進行改革的過程中間，他首次公開與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結成親密的團伙，搞所謂的“趙氏智囊團”。而此前胡耀邦僅僅和少數幾個人，走得比較近，例如于光遠、胡績偉、王若水、嚴家其等等。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搞法，在一定程度不同於以前共產黨的領導慣例，許多黨外人士根本沒有全局觀念、缺乏起碼政治眼光和國家管理經驗的人，因此擁有了很大的政治決策權力，對國家重大政治經濟政策有了非同一般的影響。

要正式地接近中國的權力中心並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美國等西方強權實際上做不到，胡趙等人倚重智囊、丟開人大和中央機構的決策模式，使得海外勢力滲透中國決策成為可能。許多美國基金會蜂擁而上，通過邀請訪問、講學、學術研究資助和幫助實現英美留學等方式，對智囊團及其可能的候補對象進行拉攏。在1969年的學潮之後，鄧小平所說的國外大氣候就是指這種情況，當時的《人民日報》曾經列舉了一些美國的基金會，對於和平演變中國興趣不小，其中有富布賴特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如吳敬璉、張維迎等人，多是在這些基金會的安排下出國的。1989年學潮之後，許多人如王若水、嚴家其等，迅速逃往西方，其來有自。

因為胡趙等人開闢了一條知識精英對政治施加影響的現實通道，同時也使得人大和黨代會更加變成橡皮圖章。政治權力分配格局的急劇演變，使得許多精英們感到他們的恩寵和眷顧，至今對他們懷有拳拳中心。胡趙他們開創的惡劣先例，極大地敗壞了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決策程序，此後的中國改革道路變得非常隨意和混亂，基本上沒有什麼認真的決策和規劃，一個涉及到千家萬戶和重大利益流動的政策調整，常常是來自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在辦公室和書齋中間的想當然，沒有相關權力機構的批准和追認，基本上都是“非法行政”，直到朱鎔基時期仍然如此。許多人喜歡說文革期間如何無法無天，文革發動的主要文件都是事先在中央權力機關會議上得到通過的；真正的為所欲為是發生在胡趙主政之後，中國法紀馳廢有着幾任高層領導人前赴後繼的榜樣作用。在胡趙改革期間，中國曾經大量地派出幹部去歐美日考察，目的也是為了進行“洗腦”，這些人去見識了西方的富裕發達之後，大多自慚形穢，回來之後基本上不再反對“全盤西化”的改革模式了。

朱鎔基任上加入WTO之前，並沒有人大和黨內協商和決定，如此重大事項在事後都沒有完全得到權利機構的追認，他也是依靠主流經濟學家們去影響輿論，在輿論接受過程中間去製造民眾和官員們的認同。這樣的權力運用方式和國家治理模式，雖然是在朱鎔基手上趨於大成，但是其發明權卻在胡趙。這也算是趙紫陽在共產黨權力運用模式“改革”上的一個貢獻吧。

在趙紫陽主持改革期間，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謂的“價格闖關”過程，他一面說社會上有着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一面還發動輿論鼓吹價格闖關。許多人說趙氏很愚蠢，這樣的事情只能是“說了不做”，或者反過來“做了不說”。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趙氏“無授權改革”的權力沒有正規的授權，也沒有高層內部的一致，如果再沒有一個主流經濟學家參與並把持的“一邊倒”的改革輿論支持，其無授權改革的面目將暴露無遺。趙氏改革的模式多數是先斬後奏，再發動“一邊倒”的輿論宣傳，最後再在有關權力機構中間補辦手續。這種權力方式之所以屢試不爽，關鍵在於中國權力機構的代表並不真正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中國社會分化很有限，不存在主流經濟學家張宇燕所說的“既得利益集團障礙”，再加上代表們的“非專業”特徵，多不具備真正的鑑別能力，因此胡趙的無授權改革屢屢得手。

控制輿論以製造認同，也是蘇聯接受走向最終解體的“休克療法”的一個關鍵。根據大衛－科茲再《來自上層的革命》中間的分析，蘇聯解體和轉向過程中間，主流經濟學家們也是發揮了非同一般的影響力，在製造對“休克療法”的社會認同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功勞，其影響超過了其他全部知識精英的總和，所以被他單獨列出作為一股力量來看待，與黨國精英、資本家集團、非經濟學知識精英群體的影響力相提並論。也由於許多主流經濟學家格外接近權力中心，並對高層政治決策有着非同等閒的影響，所以往往說話特別“有恃無恐”，例如張維迎說“把國企先搞垮再瓜分”的“吐痰論”，再國資委宣布暫停國企管理層收購之後，張文魁仍然公開說肯定還是要進行的，因為國企過幾年還是要繼續往下垮的，因為他們主導的改革進程到今天已經成功地取消國企的基本生存條件。影響力本身帶來預言自動實現，這些精英們的影響力，是胡趙再“無授權改革”中間建立起來的輿論權一手遮天，主流經濟學的“話語霸權”和“經濟學帝國主義”，本身是作為胡趙建設的“中國政權運作新模式”的核心部位而存在的。

胡趙首創的以動員式輿論支持、未經權力機構事先授權的權力運作模式，使得西方國家看到了影響中國高層決策的可能，大量的西方基金支持胡趙身邊的智囊團機構人員出國。許多人在出國之後，回來書寫了大量的訪問觀感，並就此抒發了很多的感慨，由此奠立了改革的理論基礎。如果告訴你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歐美遊記基礎上決策進行的，你最好不要感到奇怪。實際上直到今天許多大腕的改革論據也是西方比中國好，所以只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辦，至於是否制度萬能，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個說得過去的論證。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