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阳同志的回忆大约在1987年，在核潜艇总装厂工作。紫阳书记来厂视察。由于紫阳同志要视察一些绝密要害部位，除新华社外，其他新闻机构的随同记者都不允许全程陪同。作为具有最高级要害证件的我被指派现场摄影并全程陪同。可能是由于我对现场状况比较了解，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股生气，常常突破安全人员近距离拍摄，我拍的照片被新华社发了通稿。

关于紫阳同志的印象，现在能够记起来的已经不多。只有这样的一些细节还不曾忘记——当紫阳同志从乘坐的面包车下来时，我和另一位摄影技术极好的安师傅在正面拍照，直至进入会议室。紫阳握握安师傅的手，说：你的速度好快；让我吃惊的是，随行人员递给紫阳同志的水杯普通得就和当时我们工人师傅用的一样。相信对那时有印象的zz们会想起罐头瓶子外加尼龙丝编织的杯套，就是那种。紫阳同志很少说话，在听汇报时，看着你微笑，点头，时而发问，也时而用刀子切一小块西瓜放在嘴里。你会感到那是一个慈爱的人。在船坞边，那天天气很好。我和安师傅互相配合，有幸凑到紫阳同志身边留下了合影。遗憾的是这些照片都因为保密的需要被收存了。我只是后来在工厂的一本图册里看到了那张合影，与紫阳同志隔三个人，我在边边上。但仍感觉很荣耀。

那个时期，“自由化”刚刚结束，中国的思想界仍处于活跃时期，全国到处“观念更新”，我也在做经济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成了鼓吹观念更新的一个活跃分子。到1988年和1989年初，相继接受邀请在北京、上海、深圳参加了几次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会议。主办者是一些媒体和学术机构：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北大、于光远的马列主义研究室以及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等机构。会议的主要演讲人和主持者大半后来在“6.4”都出了问题。如戈阳、温元凯、鲍彤、万润南、周舵、苏晓康、刘宾雁、于光远、方励之等等，在这些会上嗅到了一些信息。待耀邦同志逝世，学生们走上街头时，我感到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我立即赶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呆了几天几夜，记得是4月19日到23日。舆论一度混乱，忽左忽右，一会倒赵，一会挺赵。记得纪念碑上一幅漫画：邓坐车，李拉车，赵赶车。直到21日晚社科院研究生院打着新闻要讲真相的口号上广场后，舆论才一边倒向挺赵。也就是这个时候，善良的却不理性的人们给紫阳同志套上了过于沉重的重轭。

后来也偶尔听到一点紫阳同志的消息：比如只允许他到长江以北走走；比如，一个老人的春天以后，在广东的南海也看到了紫阳的身影；比如，时而有同学打球时在球场上看到了他；再比如偶尔有关于他复出的消息传播。前些时又在咱论坛上看到他病逝的传言。外交部的辟谣并没有消除我的沉重。直至看到新华社的消息，这是真实的了。消息得到了证实，我反倒释然了。正如余杰先生借用紫阳同志的女儿所言，这位被幽居近十六年的老人“终于自由了”——赵紫阳在死亡中获得永恒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