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一件错事

我讲讲我后来的第三个老婆，姓张。 我刚一特赦出来，杜聿明他们就跟我讲，说周恩来定了一个制度：国民党回来的这些将领，如果结了婚家属在海外的，我们都把她们接回来，使他们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不在了，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一些将领结婚了，那时，我们文史专员２４人编成一组，因为我是学习组长。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赵子立当过河南省主席，也是个黄埔学生，他有两个老婆在台湾，那两个老婆不回来，所以我又安排了赵子立在大陆结了婚。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我有好多部下也都跟我讲，说你帮助别人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呀？ 黄维等到我家来，看到我还要自己烧水，就劝我也结婚。我说：“一方面我已经快７０岁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黄维说：“你看你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我说：“我这个情况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结婚。” 文史专员们基本上都有了归宿，而我还在孤军作战。 我考虑这个问题，认为我被特赦的时候，差不多７０岁了，有五个儿子，还结什么婚呢？不结了。 可是，我的婚姻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我的一个部下的妹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是打太极拳认识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吧。” 我和张在一个朋友家见了面，我就问张是什么地方人？ 她说她是天津人，她的丈夫是个开银行的，死掉了。一问她的年龄，我比她大１５岁。我们聊起天津的军政要人，她认识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还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认识，那一天，就这样跟她认识了。 我说：“你还有一定的地位呀？” 她说：“我那个丈夫是开私人银行的，后来他去世了。” 我给政协写了个报告，意思是说我要结婚了，找了一个对象姓张，我说：“按道理我要向你们报告，你们考察一下。” 政协派了我们学习组的小赵秘书（是个大学生），调查了张，还找张谈了话。之后，小赵秘书就跟我讲：“文老，张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我问：“怎么啦？” 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她这个人哪，第一，她没有职业，她嫁过来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新社会没有职业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事儿；第二，这个人古怪，我们调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说她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到哪个地方，都把群众得罪了。她没有朋友。你结婚呢，是为了有个伴啊，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这样古怪，不好。” 我认为他讲得很对，我说：“我感谢你，调查这么细。” 我结婚这个念头就要取消了，介绍人又跑来找我：“我给你介绍的张，你为什么也不理人家啦？”我就把政协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她。 介绍人说：“你糊涂！” 我问：“怎么糊涂呢？” 她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搞的，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群众关系不好，脾气古怪，你说说看，这些哪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哎，她这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呀。我对介绍人说：“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嘛，阶级出身不好结婚也结不得啦？脾气古怪，整天整人家，哪个脾气还会好啊？”我一下转过弯来了，我就告诉介绍人：“这样吧，我准备跟她结婚。” 张高兴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还有一个在房山，两个女儿同意不同意呢？还要问问她们，她们也同意。 这样，我又去问小赵秘书，我说：“你讲的几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没有职业，阶级出身不好的没有职业，就结不了婚？” 我这么一说，小赵秘书也信了。他说：“文老，我也是个大学生，调到全国政协来，我们做了好多坏事啊？认为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现在我们有好多政协委员都挨斗了，还给人家挂上破鞋，去晒太阳，我们还整过荣毅仁哪，给荣毅仁妻子挂上破鞋，把臭鸡蛋和红颜色倒在人家头上。” 我问：“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呢？” 小赵秘书说：“我不敢说反对。由你自己去决定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好了，我和张到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就结了婚。 结了婚，一开始还不错，没有过两三天，我发现张简直是个流氓，她那坏脾气，流氓的行为呀，都暴露出来了。 她原来丈夫开的银行让共产党给抄了，跟我结婚以后，非得让我给他要回来，我还真的给他要回来三万块钱，他爹妈陪嫁的房子被没收了，也让我出面去要回来，我不愿意了，说：“你爹妈为你陪嫁房子时，你又不是跟我结婚，我不要，再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多了。能办的事情我就办，不能办的事情我不办。”她就不给我做饭吃。 我是这样想的，我结了婚，就是错了，也要原谅她，她看我对她是宽容的态度，就越来越过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有２０００元，人家送来，她全收了，但是她还说不够，我也没有钱花。后来我又发现，海外的朋友们给我祝寿寄了一些美元，她都给我收了，我连信都看不到。 蒋纬国来信，说你过９０岁大寿，我寄了１０００块美金，你收到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啊，还有我的一些部下给我祝寿的赠礼，她都没收了。我就装作不晓得。 这样的日子呢，过了好多年啦。邻居说：“每天你的老伴不到９点不起来，她也不做早饭给你吃，我看见你自己买点油条在那里吃。”吃完饭，她把我关在房子里（我有四间房子，她住在楼上），我要到政协上班，也出不去，我就打电话给邻居，要邻居找她下楼来开门，我还有事要上班。她跑到楼前骂那些邻居：“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管我家的事呢？我还没有睡好，你们来吵什么？干嘛要我给他开门？”邻居们很气愤，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怪呀。” ２０００年７月，她要我向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说：“你给我的２０００元钱不够用。我没有职业，我还要医药费，你的儿子都有钱，在美国当教授的儿子一个月就有一万多美金，他一个月拿个千把块钱也应该呀，你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也有钱啊，你跟他要钱！”我说：“我一生没有伸手要过钱，我一生也不向自己的儿子要钱。” 我说：“我左右的这些邻居，他们的收入还不到２０００块钱，他们的人口还比我们多，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呢？你这个毛病不对。从下个月起，工资我自己来管，不归你管了。” 政协送工资来，我就自己签字，收了这个钱。我说：“我每个月拿１０００块给你。吃饭的钱我管。”一个月下来，两人个人吃饭四五百块钱都用不完，我就告诉她：“你没有道理，你跟我将近２０年了，你把我们的钱搞到哪里去了？国外朋友送给我祝寿的钱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过去的开销给我看看。” 她说：“我在你家里，你每个月起码要给我１０００元劳务费。” 我说：“你也要吃饭，我也要吃饭，怎么叫劳务费呢？” 她说：“我伺候你呀？我凭什么来伺候你呀？”一天到晚找我吵，她把我住的房子防盗门安一道锁，胡同门安一道锁，住的房子安一道锁，三道锁，钥匙都她拿着，把我关在家里，就这样，搞得越来越坏，越来越坏。 我没有办法，就召集我的四代子孙开家庭会议。这个会议一开，我那些子孙把她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了，说这个妈妈坏极了。我就总结了，说：“这个家庭会议开得很好，要定一个办法。办法是我跟她分开，分开住，考验一个时期，看她能不能变好，假如她不能改变，还是那个坏态度，我就跟她离婚。”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我说：“在家庭会议上，大家都赞成我的决定，我们两个人分开，我每个月顶多给你６００块钱就够了，人家外边下岗的人是两三百块钱，我给６００块钱顶多了。”我问邻居每月挣多少钱，人家说是４００块钱。后来我还加１００块，每月给她７００块钱。分开以后，她一点都没改变，搞得我一点人格都没有了。 我要恢复过去人格上的自由，就对她说：“你也没有办法改正，我要起诉解决了。” 法院里经过调查，判决我们离婚，她不服，又告我，法院维持原判。她没有生活费，要我给她三万块钱，我怕三万块钱太少点，又拿出两万块钱，给了她五万块钱，政协分配给我的房子，我也让她住着，这才解除了婚约。 我的儿子买了房子，安排我住在这套新房子里，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