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來稿:憲政愛國主義和抗日必須壓倒一切──憲政愛國主義之三
你能說,參加抗日遊行的,一腔怒火僅僅是針對日本的,而沒有因內政腐爛而淤積的怨氣無處化解,在抗日的旗幟下,走進了遊行了隊伍?這次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二者的化合作用驅動。
歷次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對外一致抗爭的內部,包裹着對國內政治的審判,五四如此,一二·九如此,這次也是如此。梁啓超認為:“‘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在遊行隊伍中,一張張高亢興奮臉上的皺紋里,寫着對貧困的焦慮,對壓迫和剝削的恐懼,對政治自由像在沙漠中獲得一滴水那樣的貪婪。有的人可能在這種遊行禁忌打破的高潮中,暫時拋開了這些煩惱,但是回家看到妻兒馬上後又被這些包圍;有的人或許快樂並憂愁恐懼着。
心頭總是千斤重負,生活總是黑色令人窒息的,叫遊行的人如何理性,克制?像玩具人一樣,光走完一段他們天天都在的路,還是抗着標語,這時候他們有自由意志嗎?是他們作為人在遊行,還作為機器人在遊行?是的,他們不可遏止地打砸了日資商店,打砸了日貨,打破了在華日本人的頭皮,但是究竟什麼才是那種不可遏止的力量讓他們惡膽從邊生。只譴責他們不夠理性,不去譴責那隻黑手,推搡他們去干的黑手?
抗日是一種宏大敘事,下面潛流無數。你知道他們為什麼去遊行?在愛國的同時是因為他們下崗了,他們房子被拆遷了,他們沒錢上醫院,他們沒錢供孩子讀大學,他們被有權力有靠山的人欺凌,他們的工資很低而且說不出抗議的理由。同時他們知道,遊行是為了祖國的強大,為被屠殺的祖先伸張正義,為被侮辱的情感救贖,他們於是摁住了心頭的苦惱,收起了心中的恐懼,抗日的旗幟下,走進了遊行了隊伍。這時候,還是“不要問祖國為你幹了什麼,只問你為祖國幹了什麼,”不會令人失聲痛哭、嚎啕不已?這時候,不要譴責民族主義不理性,沒有任何理由宣布遊行示威是違法的。
有什麼理由可以橫生指責,你不知道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遊戲示威是長什麼模樣的。憲法規定的遊行示威權利,從來是一個禁臠,捂得嚴嚴實實的,聞都聞不到氣息,更別說碰。第一次遊行出點亂子有什麼奇怪的。如果那一天遊行示威成了蘿蔔青菜,不咸不淡的,他們就會站出來對過激行為說不。例如香港每年大遊行,哪有這種事情。沒有受過教育,你拿什麼高標準來衡量着?
這時候,拿什麼社會穩定和發展經濟來嚇人。社會穩定了十六年了,為什麼貧富分化越來越厲害,少數人把寶馬車當自行車用,大多數人買一個自行車都要丟。發展經濟作大了蛋糕,大多數人為什麼錢包一也沒鼓起來,反而癟下去,到處他們都要花錢,住院小孩上學買房三大件,一生如果有儲蓄辦了一件別想第二件。這時候的社會穩定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家的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家的發展經濟。與他們毫無關係,或者關係不大。要說後果,馬克思老早已經說過,他們失去的只有鎖鏈。遊行隊伍中的腳步,洪亮而且整齊,不僅是對日本的示威,而且是對官僚權貴資本主義的示威。
在抗日民族主義運動中要社會穩定也行,要就經濟發展也行,應該讓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成為全民族的,尤其是官僚和權貴資本主義家以外人的。這時候,就必須講憲政愛國主義,必須講政治體制改革。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改變目前貧富分化的局面,才能遏止官僚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才能夠把抗日民族主義運動中的非理性因素祛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