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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與毛文龍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8月06日10:30:0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明末的遼東戰場,努爾哈赤的後金(清)軍以叫咄咄逼人之勢,攻城略地,成為明
朝的心腹之患。在此風雲激湯之際,堪稱中流砥柱者,大概非袁崇煥莫屬。

在他之前,兵部侍郎楊鎬出任遼東經略,不但沒有收復火地,反而遭到空前慘敗
。繼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以固守為上策,穩定了局勢,但是被卷進了無謂的內
耗中,遭誣陷而罷官。取代他的袁應泰不懂軍事卻義固執己見,導致遼東戰略重
鎮瀋陽與遼陽的相繼淪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同時任命王
化貞為遼東巡撫,互相掣肘,終於導致“經撫不和”,釀成廣寧慘敗。由於王化
貞有“閹黨”背景,熊廷弼就成了替罪羊,落得個斬首後義傳首九邊的悲慘下場
。繼任遼東經略孫承宗頗想有所作為,不意遭到“閹黨”攻擊,被迫辭官歸鄉。
新任遼東三經略高第態度消極,撤退山海關外守軍,努爾哈赤親率主力進犯寧遠
(今遼寧興城),鎮守寧遠孤城的袁崇煥打了一個人勝仗,聲名人震。袁崇煥,字
元素,號自如,萬曆四十七年進十,天啟六年山任遼東巡撫,鎮守寧遠。在孤立
無援的情況—卜,拒絕努爾哈赤的誘降,刺血為——書激勵十兵,指揮唐通判用
紅夷人炮擊中努爾哈赤的黃龍幕帳,迫使努爾哈赤退兵。寧遠之戰使袁崇煥嶄露
頭角,也使屢戰屢敗的遼東戰局出現了轉機,連清朝人編纂的《明史》也不得不
承認這一點:“我人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努爾哈赤自從二十五歲征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次寧遠城—卜敗北,
忿恨而歸,不久就病死於瀋陽。之後袁崇煥又在錦州、寧遠再次挫敗皇太極,天
啟皇帝欣喜若狂,在諭旨中稱:十年積弱,一旦挫其狂鋒。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這樣一位扭車專十年積弱,力挫敵人狂鋒的大將,竟然遭到專擅朝政的魏忠賢的
忌恨,唆使黨羽上疏彈劾,迫使他辭官而去。

崇禎皇帝即位以後,為了扭轉遼東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煥,任命他為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純如請求皇上重用袁崇煥,他對袁
的評價獨具隻眼,概括為十個字:“不怕死,不愛錢”和“曾經打過”。這種品
格,在當時的朝廷人臣和封疆人吏中十分難得,要在遼東力挽狂瀾,非袁莫屬。
崇禎皇帝接受這一建議,提升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師薊遼兼
登萊天津軍務,把遼東軍政全權委託給他。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皇帝在平台召見廷臣與袁崇煥,討論遼東事宜,希望
袁崇煥能夠提出令人振奮的平遼方略。袁崇煥對於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
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
聽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不僅皇帝高興,連在一旁的內閣輔臣們也莫不歡欣鼓舞,
以為袁崇煥肝膽識力實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然而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卻顯得
相當冷靜,趁皇上暫退便殿稍憩之機,當面向袁崇煥請教“五年復遼”的方略。
不料袁崇煥並沒有滔滔不絕地陳述,而是若無其事地吐出四個字:聊慰上意!”許
譽卿聽了人吃一驚,悄聲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極,你豈可浪對?到時按期責功,怎
麼辦?

袁崇煥自知失言,待御前會議繼續逆行時,急忙對“五年復遼”之說加以解稈,
提出許多前提條件,諸如錢糧與武器必須悉心籌措,用人必須得心應手,件件落
實才行。皇帝馬上交代戶部、戶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辦。接着袁崇煥義
提出言官輿論問題:以臣之制服遼東而有餘,調和朝廷眾口則不足,忌功妒能之
人雖不致於掣臣之肘,亦足以亂臣之心。皇帝聽得注,不由得站了起來,問答道
: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煥再也沒有什麼條仆可提了,皇帝督促
他立即出關,並賜給尚方寶劍,囑咐他: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

崇禎皇帝刻意營求中興之治,為了恢復遼東,對袁崇煥寄予厚望,兒乎言聽計從
。袁崇煥看透了皇上這種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復遼的方略“聊慰
上意”,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按照當時的形勢及力量對比,“五年復遼”
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學者所說:袁崇煥五年復遼的
豪言壯語,如同夢囈。事實上,明與後金力量對比,早在萬曆末年薩爾滸之役後
,即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明朝控阻後金兇猛攻擊已屬不易,更遑論收復失地(王吳
:《崇禎帝與袁崇煥之死》,載《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

這種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釀成了袁崇煥日後的悲劇。清初的歷史學家張岱在為袁
崇煥作傳時,把他的性格弱點與悲劇遭遇聯繫起來:“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
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
不知其着魅着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話說得似乎有點刻薄
,但切中了要害,頗堪同味。

一年後,監察御史毛羽健冷靜地回顧此事時,評論道:袁崇煥對陛下說“五年復
遼”,臣心壯之,且服之。竊以為督師之語並非他平日那樣胸有成竹,而是目無
全牛。恐怕是迫於陛下一時之顧問,只得猝然以對。事實確實如此,在御前會議
兩天后,袁崇煥向皇帝遞交了一份奏疏,詳細陳述他的平遼方略,可以概括為兩
句話:一句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一句是守為止著,戰為奇著,款為
旁著。這一戰略方針強凋的重點是,同守、征戰、和議三手同時並用,而以同守
為主,輔之以征戰、和議,不求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求長遠的成功。很明顯,他
主張在遼東打一場持久戰,這與他前天許下的“五年復遼”的諾言是格格不入的
。袁崇煥陷入了自己製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無法自拔。

深知袁崇煥在君前“浪對”底細的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在袁崇煥上疏兩天后也上
疏皇上,要求以法治邊臣,顯然是有所指的。他說:可以拔除向來積弊病根,鼓
舞今日更新風氣的,只有法律。他援引遼東戰場上楊鎬、熊廷弼、王化貞喪師的
先例,指出近來用人過濫,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請皇上重申法律,明示邊臣
,今後如敵軍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殺傷人口隱匿不如實上報,在外的
巡按御史可據實揭發,在內的科臣可參駁彈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猶豫地批示
同意,給袁崇煥預示了一個不祥之兆。

袁崇煥犯的另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是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並且再一次誇下海口
: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尚方(劍)以謝爾。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也說:臣五年不
能平奴,求皇上以誅文龍者誅臣。但是恢復遼東的軍事行動尚未開始,先自同室
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無異於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如果不能實現五年復遼的承
諾,那麼只有一死以謝皇上(參看《毛文龍的功過是非》)。

明末的遼東戰場,努爾哈赤的後金(清)軍以叫咄咄逼人之勢,攻城略地,成為明
朝的心腹之患。在此風雲激湯之際,堪稱中流砥柱者,大概非袁崇煥莫屬。

在他之前,兵部侍郎楊鎬出任遼東經略,不但沒有收復火地,反而遭到空前慘敗
。繼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以固守為上策,穩定了局勢,但是被卷進了無謂的內
耗中,遭誣陷而罷官。取代他的袁應泰不懂軍事卻義固執己見,導致遼東戰略重
鎮瀋陽與遼陽的相繼淪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同時任命王
化貞為遼東巡撫,互相掣肘,終於導致“經撫不和”,釀成廣寧慘敗。由於王化
貞有“閹黨”背景,熊廷弼就成了替罪羊,落得個斬首後義傳首九邊的悲慘下場
。繼任遼東經略孫承宗頗想有所作為,不意遭到“閹黨”攻擊,被迫辭官歸鄉。
新任遼東三經略高第態度消極,撤退山海關外守軍,努爾哈赤親率主力進犯寧遠
(今遼寧興城),鎮守寧遠孤城的袁崇煥打了一個人勝仗,聲名人震。袁崇煥,字
元素,號自如,萬曆四十七年進十,天啟六年山任遼東巡撫,鎮守寧遠。在孤立
無援的情況—卜,拒絕努爾哈赤的誘降,刺血為——書激勵十兵,指揮唐通判用
紅夷人炮擊中努爾哈赤的黃龍幕帳,迫使努爾哈赤退兵。寧遠之戰使袁崇煥嶄露
頭角,也使屢戰屢敗的遼東戰局出現了轉機,連清朝人編纂的《明史》也不得不
承認這一點:“我人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努爾哈赤自從二十五歲征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次寧遠城—卜敗北,
忿恨而歸,不久就病死於瀋陽。之後袁崇煥又在錦州、寧遠再次挫敗皇太極,天
啟皇帝欣喜若狂,在諭旨中稱:十年積弱,一旦挫其狂鋒。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這樣一位扭車專十年積弱,力挫敵人狂鋒的大將,竟然遭到專擅朝政的魏忠賢的
忌恨,唆使黨羽上疏彈劾,迫使他辭官而去。

崇禎皇帝即位以後,為了扭轉遼東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煥,任命他為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純如請求皇上重用袁崇煥,他對袁
的評價獨具隻眼,概括為十個字:“不怕死,不愛錢”和“曾經打過”。這種品
格,在當時的朝廷人臣和封疆人吏中十分難得,要在遼東力挽狂瀾,非袁莫屬。
崇禎皇帝接受這一建議,提升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師薊遼兼
登萊天津軍務,把遼東軍政全權委託給他。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皇帝在平台召見廷臣與袁崇煥,討論遼東事宜,希望
袁崇煥能夠提出令人振奮的平遼方略。袁崇煥對於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
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
聽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不僅皇帝高興,連在一旁的內閣輔臣們也莫不歡欣鼓舞,
以為袁崇煥肝膽識力實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然而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卻顯得
相當冷靜,趁皇上暫退便殿稍憩之機,當面向袁崇煥請教“五年復遼”的方略。
不料袁崇煥並沒有滔滔不絕地陳述,而是若無其事地吐出四個字:聊慰上意!”許
譽卿聽了人吃一驚,悄聲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極,你豈可浪對?到時按期責功,怎
麼辦?

袁崇煥自知失言,待御前會議繼續逆行時,急忙對“五年復遼”之說加以解稈,
提出許多前提條件,諸如錢糧與武器必須悉心籌措,用人必須得心應手,件件落
實才行。皇帝馬上交代戶部、戶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辦。接着袁崇煥義
提出言官輿論問題:以臣之制服遼東而有餘,調和朝廷眾口則不足,忌功妒能之
人雖不致於掣臣之肘,亦足以亂臣之心。皇帝聽得注,不由得站了起來,問答道
: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煥再也沒有什麼條仆可提了,皇帝督促
他立即出關,並賜給尚方寶劍,囑咐他: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

崇禎皇帝刻意營求中興之治,為了恢復遼東,對袁崇煥寄予厚望,兒乎言聽計從
。袁崇煥看透了皇上這種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復遼的方略“聊慰
上意”,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按照當時的形勢及力量對比,“五年復遼”
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學者所說:袁崇煥五年復遼的
豪言壯語,如同夢囈。事實上,明與後金力量對比,早在萬曆末年薩爾滸之役後
,即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明朝控阻後金兇猛攻擊已屬不易,更遑論收復失地(王吳
:《崇禎帝與袁崇煥之死》,載《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

這種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釀成了袁崇煥日後的悲劇。清初的歷史學家張岱在為袁
崇煥作傳時,把他的性格弱點與悲劇遭遇聯繫起來:“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
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
不知其着魅着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話說得似乎有點刻薄
,但切中了要害,頗堪同味。

一年後,監察御史毛羽健冷靜地回顧此事時,評論道:袁崇煥對陛下說“五年復
遼”,臣心壯之,且服之。竊以為督師之語並非他平日那樣胸有成竹,而是目無
全牛。恐怕是迫於陛下一時之顧問,只得猝然以對。事實確實如此,在御前會議
兩天后,袁崇煥向皇帝遞交了一份奏疏,詳細陳述他的平遼方略,可以概括為兩
句話:一句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一句是守為止著,戰為奇著,款為
旁著。這一戰略方針強凋的重點是,同守、征戰、和議三手同時並用,而以同守
為主,輔之以征戰、和議,不求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求長遠的成功。很明顯,他
主張在遼東打一場持久戰,這與他前天許下的“五年復遼”的諾言是格格不入的
。袁崇煥陷入了自己製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無法自拔。

深知袁崇煥在君前“浪對”底細的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在袁崇煥上疏兩天后也上
疏皇上,要求以法治邊臣,顯然是有所指的。他說:可以拔除向來積弊病根,鼓
舞今日更新風氣的,只有法律。他援引遼東戰場上楊鎬、熊廷弼、王化貞喪師的
先例,指出近來用人過濫,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請皇上重申法律,明示邊臣
,今後如敵軍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殺傷人口隱匿不如實上報,在外的
巡按御史可據實揭發,在內的科臣可參駁彈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猶豫地批示
同意,給袁崇煥預示了一個不祥之兆。

袁崇煥犯的另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是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並且再一次誇下海口
: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尚方(劍)以謝爾。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也說:臣五年不
能平奴,求皇上以誅文龍者誅臣。但是恢復遼東的軍事行動尚未開始,先自同室
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無異於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如果不能實現五年復遼的承
諾,那麼只有一死以謝皇上(參看《毛文龍的功過是非》)。

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清)軍大舉南下解除了後顧之憂,很快導致兵臨京都城
下的“己巳之變”。 崇禎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極率滿洲兵與蒙古兵約
十萬之眾,避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一線的重兵,繞道遼西,選擇明朝邊防薄弱
環節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邊隘:大安口、龍並關、馬蘭峪,乘虛而
入,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有效的阻擊,就抵達長城南面的軍事重鎮遵化城下。遵化
縣城距北京不過二三百里,滿洲鐵騎不日即可威脅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
布戒嚴。

長城以南的遵化至薊州一線,屬於薊遼總理劉策的防區,關內防守疏虞,劉策負
有直接責任是無可置疑的。袁崇煥的重點是治兵關外,但他畢竟負有督師薊遼的
重任,從廣義上講,整個順天府都住薊州鎮的防務轄區之內,他當然是責無旁貸
的。於是立即派遣總兵趙率教前往救援。趙率教是由薊鎮總兵凋任山海關總兵的
,雖然熟悉薊鎮情況,但創促應戰,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激戰中陣亡,全軍
覆沒,形勢頓趨嚴峻。

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煥親自率領副總兵張弘謨、參將張存仁、游擊於永綬、張外
嘉、曹文詔等,進關增援。次日又凋參將鄭一麟、王承胤、游擊劉應國及總兵祖
大壽接應。他隨即部署:以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鎮守山海關,參將楊春鎮守
永平,游擊滿庫鎮守建昌,參將鄒宗武鎮守豐潤,游擊蔡裕鎮守玉田,昌平總兵
尤世威還鎮,守護皇陵,宣府總兵侯世祿鎮守三河,保定總兵曹鳴雷與遼東總兵
祖人壽鎮守薊州,袁崇煥自己居中應援。臨危受命的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孫
承宗,是老資格的軍事家,對袁崇煥過分收縮於京都外圍的消極防禦部署,有不
同看法,他贊同防守薊州、順義、三河一線,而不贊同退守昌平、通州一線。

這是一個錯着。另一個錯着是,當他偵察得知敵兵已經越過薊州向西進發時,居
然率兵跟躡。理應搶前阻擊,而非跟躡。於是乎,敵兵接連攻陷京城東面屏障玉
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袁崇煥一錯再錯,十一月十五日趕到河西務,不顧
將領反對,率部前往北京,於次日晚抵達廣渠門外。這一決策,鑄成大錯。本來
應該把來犯之敵阻擋在薊州至通州一線,展開決戰,以確保京城安全。現在捨棄
上策,先是跟躡,後義退保京城,無異於縱敵深入,把戰火引到京城外圍。此舉
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貴的極度不滿,紛紛向朝廷告狀:袁崇煥名為入援
,卻聽任敵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貴園亭莊舍被敵騎蹂躪
殆盡。

朝廷上下這種不信任氣氛,被後金(消)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後,
巧施離間計,散布謠言說與袁崇煥有密約在先,故意引滿洲鐵騎進入內地。這一
密謀頗類似《三國演義》中的蔣干盜書,伎倆並不高明,策劃者是後金章京範文
程。據《東華錄》與《清史稿》的記載,皇太極在廣渠門戰敗後,囑咐副將高鴻
中與參將鮑承先,故意在俘虜的明朝太監楊某面前低聲耳語:“今日撤兵,乃上
(按:指皇太極)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
撫(按:指袁崇煥)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楊太監佯臥竊聽,默記在心。第二
天皇太極故意把楊太監放歸,情報就傳到崇禎皇帝那裡。皇太極的這一招,在“
都人競謂崇煥召敵”的氣氛中,是極易奏效的。文震孟在他的《文文肅公日記》
中,隱約流露了些許端倪:“(十一月)十八日,聞袁督師至城下。義雲是奴酋奸
細偽為袁者,憂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洶洶而已。”趙吉士《寄園寄所寄》
所說更為具體:“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兵部尚書特地招
募名叫沈文學的人進入袁營探聽虛實,沈對袁說:“天子新踐祚,即不次擢公,
可謂公知己,同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
哉?……且公枉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贖,稍不盡節,天下爭臠公,
可不畏歟!”這段話透露了兩個信息,其一是當時朝廷上下“疑其有外心”;其二
是將來的下場很可能是“天下爭臠公”。不幸而被他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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