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娘家”通產省,我是有名的“親華派”。因為過於熱衷中國的入世問題等,曾多次有人暗地裡說我是“外經貿部的奸細”。用美國人的說法,可能稱得上是典型的“China apologist”(中國的辯護者)。有時我也想說:“嗨、請等一下,不要那麼簡單地就給我‘扣帽子’”。其實,我對中國的某些方面也是很討厭的。
比如,我對中國人在正式場合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缺乏自主性的“個人”特別討厭。他們那種只要領導一聲令下或者輿論稍有偏向,就趕緊採取投其所好、明哲保身的態度,尤其令人難以忍受。因此,我對在這方面表現得格外突出的“中國政府”也喜歡不起來。另外,對中國社會比比皆是的缺乏公德、相互之間缺乏信賴的現象,還有隻顧自己不顧他人的社會風潮,我也不喜歡。
不過,在討厭的同時,我覺得這些都是“因為中國人在近150年遭受的苦難太多所至”。僅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間,中國曾經歷了多少次肅清風暴的襲擊啊!──在談到中國人的保身第一心理和相互缺乏信賴的現象時,不能不考慮這些因素。就在25年前,中國還有人被摯友告密、有的甚至被自己的親人出賣,而成為社會暴力制裁的對象,以至喪失性命。面對這些飽受人間辛酸的中國人,去責難他們明哲保身的懦怯、指責他們相互缺乏信賴,不是顯得我們有些過於“少爺作風”了嗎?
有一次,我在東京和人聊天時談到了這些。結果對方深感吃驚,說我“你可真是喜歡中國啊!”┄┄是啊!畢竟我是個“親華派”嘛。通過在中國生活,並且會點漢語後,我對中國人更有好感了。他們一般都性格爽朗,胸襟開闊。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那是剛開始在北京生活時,有一次我和夫人一起騎自行車在市內觀光,我們對一座好像有些來歷的磚造建築物產生了興趣。在建築物的大門口,正好有一位好像是那個“單位”的人路過,於是我們問他“我們想看看這座建築,可以進去嗎?”那個人顯得有些驚訝的樣子,問道“你們是哪個國家的?”
“我們是日本人”
“┄┄你們知道這座建築是幹嘛的嗎?”
“這┄┄”
“┄┄二戰時這可是日本憲兵隊總部噢!”
看到我們驚訝得一時無言以對,那人卻笑着說“沒關係!請進!”
那個人似乎是那個單位的領導,路過的人們都向他打招呼。其中也有人問他“這倆人是誰呀?”“啊,是兩個日本人。他們不知道這房子是幹嘛用的,想進來看看。”
“哦,是嗎?哈哈哈!”
以集團或政治形式出現的中國人對日本人所抱有的那種反感以及猜疑可謂根深蒂固,以至於常讓人感到近於絕望。但是以個人形式出現的中國人,即和我們面對面的一個個中國人,卻不表現出這一面,他們顯得好奇心旺盛。
還有一次個人經歷。我想,或許這次經歷是我成為“親華派”的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吧。
4~5年前,那時為參加中國入世談判,我經常出差到日內瓦。有一次,中方就即將公布的“汽車產業政策”進行說明。出席會議的西方國家代表接連不斷地向中國代表提問,諸如“為什麼國家要確定重要產業、對生產目標和國產化目標進行指導?”等等。
“中國正以市場經濟為目標,加快改革步伐。但是,遺憾的是,現狀中的市場還很幼稚,還不能很好地按照市場機制進行供需調整。如果國家不參與,對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之處不作彌補的話,那麼經濟將陷入混亂,這是中國的實際情況。”
回答問題的是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產業政策科科長,一位頗具學者風度的人物。他的英語口語流暢,後來一打聽,才知道他以前曾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留學。
但是,在他進行說明的時候,我清晰地目睹了提問的美國、EU等國家的代表臉上所顯露出的那種蔑視、嘲笑的神情。這些代表當然是市場原理的信奉者(因為他們都是WTO領域的人物),所以他們決不會肯定以國家為主導的產業政策。但在他們那副或心不在焉或故作驚訝的表情背後,掩藏着這樣的蔑視心態:“看看!中國人也想搞市場經濟,正在為此而努力呢!”
我從直覺上感到日本人過去也曾多次經歷過這種蔑視。即使拼命地說明也得不到歐美人的理解,這種無法使對方理解自己的悲哀,或許是亞洲人所共有的吧……。我從心底里對那位科長產生了共鳴(他至今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當時,那位科長是就中國的“重複建設”(各地不顧預算和市場需求、盲目地進行設備投資,結果引起嚴重的設備過剩)問題進行說明。儘管目前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基本知識”。可當時(95年),在國內還只是剛剛敲起警鐘而已。
且不說“國家產業政策”是不是解決該問題的正確方案,我個人認為,只要還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那麼,即便費盡唇舌宣傳“政企分離”,其本質也不會得到改變,也就無法告別“重複建設”。
但是,日本在過去又是怎樣走過來的呢?俄羅斯對IMF以及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唯命是從,在社會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接受市場原理時,就實施冒進的“市場化”改革,那麼俄羅斯的今天又怎樣了呢?面對不成熟、落後的中國社會,中國的官員和經濟學家正在進行積極探索,至少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有意去嘲笑他們。
說到底,我那中國情結的根底里,隱藏着一種同是亞洲人的共鳴,亞洲人總是被歐美人蔑視而難以得到平等對待。我說這些,或許下次又會有人認為我是“馬哈蒂爾的奸細”了。
但是,看到遭受金融危機襲擊、受害於投機資本的歐美國家去年的慘澹景象,許多日本人不是想出了“歐美和亞洲”這一觀點嗎?歐美人看到日本經濟崛起時,總認為“有些奇怪!是不是遊戲規則中有什麼缺陷?”,而後像是要出出多年的悶氣似地批評“日本人反正不懂市場經濟,不會改革”。看到這些時,我不由自主地有一種異樣的感受。
儘管這樣,也不能像馬哈蒂爾那樣譴責歐美人是種族歧視主義者。亞洲受輕視的原因不光在人種問題。我認為即使在局部爭論中能夠以人種差異進行反駁,但亞洲人缺乏形成思想基礎的綜合性體系,這是其不及歐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受輕視的原因也存在於我們自身。
重要的是,熱中於狹隘的亞洲主義而拒絕和歐美人交往,是決不會有進步的。即便有語言障礙、即便要嘗到被輕視的痛苦感覺,也應該勇敢地和歐美人打交道。否則,這個問題將永遠得不到解決。
說到這裡,我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和日本能不能進一步加深共鳴,加強團結合作呢?97和98年,江澤民主席連續兩年和美國聯合起來冷落日本,今年(99年)卻因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而遭到“報應”。這從曾經遭受冷落而一時難以消除心中不快的許多日本人的角度看,大概是屬於“活該”。但這種心理除了能讓日本人感受一時的“爽快”外,毫無意義。
“光是互相貶低和互相輕視能行嗎?”難道我們沒有必要進行反省嗎?中國一部分(儘管是極少數派)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也正在認真地思考着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