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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鎔基總理的“教育產業化”政策之下,大學由於處在就業前的最後一個培訓階段,因此受到人們的格外追捧,許多父母把畢生積蓄投入子女教育,冀望子女能夠在畢業後找到一份好點的工作。在學校方面,則是充分利用這一心理進行大規模擴招,把教育壟斷變成儘可能多的現金收入,在這一點上,政府、學校和個人似乎達成了一致。從擴招的後果上看,政府實現了GDP數字的增長,學校撈進了大把的金錢,學生家長被榨幹了積蓄之後面臨的仍然是子女就業無望。
目前中國存在的大學生就業困難,主要有四大原因:
第一是中國最近二十多年的盲目開放,結果使得中國經濟全盤進入國際分工體系(2004年進出口額超過GDP比重的70%),主要的產業被固定在國際分工的底層,因此中國即便是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但是新增加的勞動就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就業需要,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同時毫無勞動保障和福利的崗位,這些崗位主要是“農民工”充任。這是改革開放後,農民工數量急劇增加的原因。由於中國的技術開發和創新產業,實質上已經被放棄了,因此高端就業崗位越來越少,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崗位都嚴重不足,在相對比例上,中國在製造業的生產線上的就業崗位占據絕大多數,而歐美日則是剛剛好反過來,高端就業崗位多有利於大學生就業。
換言之,由於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處於國際分工的底部,使得中國就業上呈現“白領需求不足”的狀況,這是中國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這一問題的存在,使得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崗位與擴招之後的龐大畢業生數量之間,形成巨大的落差,變成一個結構性的困難而長期無法解決,以後會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而且還將因此降低大學生的談判地位,引發其他嚴重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特別是文科教育質量極為低下。這倒不是說中國大學的文科生智商不行,學習計劃完成得不好,這個教育質量說到底與學生本人的努力狀況無關,根本原因是教學內容的“全盤西化”,幾乎不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現實,學生經過大學數年的學習之後,對於現實社會的狀況仍然是十分隔膜,這也嚴重不利於學生的就業。說到底,如果大學生不能夠比未經大學教育的人士,更能勝任工作,顯然就無法在就業競爭中間勝出。大學擴招過程中間,教師的知識結構仍然是非常陳舊,而且許多教師完全沒有服務學生就業和社會需要的認識,一些人甚至把課堂作為發泄自身狹隘感受的講台,把授課內容政治化空洞化,結果使得學生也常常被傳染了偏激的、與社會無法協調的“孤憤”情緒,結果使得大學生在融入社會時還背負着老師傳遞過來的“人為障礙”,無法正確看待社會和他人,難於協調和合作,這也是教育系統的一個嚴重問題。因為老師最終是在與社會非常不同的校園裡混飯吃,還吃得開,學生被輸灌了這些東西到社會上之後,常常因此變得更加“吃不開”了。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急劇擴招帶來需求關係的變化,因此在擇業方面大學生的談判地位急劇下降,這不僅表現在收入水平的下降,還表現在就業單位因此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要求,拒絕承擔大學生就業後的“在崗培訓”費用。隨便拿一份報紙去看招聘廣告,常常發現就業單位要求“數年工作經驗”這樣的要求,這是極端不合理的。實際上,一個理工科畢業的大學生,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畢業後的工作崗位經過一定時間的繼續學習,才能完成這一轉變。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大學生通常是畢業後進入國有企業,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再跳槽去私營企業或者三資企業,現在國有企業已經非常少了,不能夠承擔大學生畢業之後的培訓基地,因此這一要求的達到只能是大學生個人和家庭承擔。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把“在崗培訓”如果轉移到學校裡面去完成的話,在時間和金錢上都將是非常不經濟的,比在工廠完成要浪費更多。由於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大學生談判地位的下降,使得一些用人單位拒絕承擔“在崗培訓”費用,並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這也嚴重妨礙了大學生的就業。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與整個社會環境的變換有關。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大學生就業的單位通常是國有機構,這些單位的分配模式一般是:當前只給很低的現金收入,同時在福利方面往往是“對個人包幹”的。因此在一個人年輕和工作的最初幾年,單位需要付出的“工資成本”通常很低,這樣單位一般傾向於願意承擔“在崗培訓”費用,也樂於接納新的大學生就業;而現在的分配體制完全不同,基本上要求按照個人的當期工作貢獻,大部分以現金收入方式兌現,同時單位完全不承擔養老、住房等主要福利。這樣一來,就把個人的收入內涵完全改變了,要求以個人的現金收入積累來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這樣把個人的現金收入要求就急劇地拉高(因為低收入滿足不了個人基本的衣食住行要求,特別是在住房產業化之後,最低收入底線在急劇攀升),從而使得大學生在成為一個合格的員工之前,就無法接受低收入,這與單位對員工貢獻的預期難於吻合,雙方難於達成一致的僱傭條件,即便是一些大學生勉強接受了低工資就業機會,由於低工資難以滿足他的基本生存需要,也往往不能對他形成足夠的工作激勵,使他安心工作並逐步積累經驗,以利於他們的成長最終實現與企業的要求一致起來,結果必然帶來就業的多次選擇和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戒備心理。
換言之,今天的分配上完全短期化,福利安排的個人化和市場化,缺乏保障個人基本福利的整體利益安排和長期激勵,嚴重不利於大學生就業早期的穩定性,使得就業單位和大學生個人之間的選擇順序無法吻合,造成嚴重的矛盾,大學生本人對最低工資收入的預期受個人化和市場化的福利解決需要規定,而企業對工作貢獻的高要求(例如只對市場銷售骨幹和技術骨幹提供較高的薪水)與大學生早期的能力成長不一致,結果使得大學生對雇主、雇主對大學生都存在着嚴重的不滿,特別是工作關係難於穩定的現實,使得雙方無法就薪資條件達成合理的安排,結果造成大量的重新選擇和“摩擦性失業”。大學生受困於最低工資強加的限制,無法長期安心接受一個“無法解決衣食住行”的低工資工作,加重了他們的痛苦,也延長了他們自身的成長時間和技術積累過程,這個問題在市場化的大環境下是難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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