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清潑在毛主席身上的污水之二，到底誰讓中國人有飯吃

 

    有些人說，毛澤東時代沒有飯吃，“改革開放”讓人民有了飯吃，下面我們用事實來說明，到底是誰讓中國有了飯吃？是誰奠定了今天13億中國人有飯吃的基礎！

    中國5000年，政府從來沒有讓人民吃飽過飯。但是毛澤東時代，在中國5000年靠天吃飯的歷史上，建立了星羅棋布遍布全國的86000各水庫，至今，北京人吃的水用的水，包括南水北調的水，都是使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水庫裡面的水。毛澤東的水庫建設，使中國農業歷史，第一次實現了水利化。人們記得都江堰，記得鄭國渠，但是中國人更應該記得的是毛澤東的86000個水庫。

    我們在回想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糧食生產是怎樣的？我們可以回想。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主席讓中國人在28年間由4億人增加到了7億，並且保證7億人都有飯吃。除了因為某些人倡導和推動的浮誇風、自然災害造成的大饑荒，其餘年間，人民都有保持溫飽的糧食。

    改革開放以後，在毛澤東奠定的農業發展基礎上，停止了重工業積累和國防工業發展，全力發展了輕工業和副業，又通過強制性計劃生育降低人口出生，同時大規模出賣礦產，破壞環境，中國人的生活似乎“好”了，但是，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到底是誰讓生活好了，是什麼原因讓生活好了？中國人的生活，還能夠繼續按此好下去麼？

    我們看看下面的文章。

選編自網絡文章（2013年6月14日）

    長期以來，人們在認識上普遍存在着一個誤區，只知道現在能過上溫飽無憂的日子，完全歸功於改革開放的偉大功績，受益於農業、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提高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但卻忘記了去追問，如今，全中國人都在吃的品質優異、口感香潤的“北大荒”大米，究竟是怎麼得來的，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2001年2月19日，當袁隆平院士站在國家最高領獎台上的時候，有誰把“雜交水稻”的研究成果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陳永貴副總理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關心聯繫起來呢？又有誰把“雜交水稻”的研究、栽種過程與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支持、幫助聯繫起來起呢？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或許，這樣的效果正符合那些心理陰暗小人弄權作祟的需要；或許，是由於人的感性認識，只注意事物表象的緣故吧！

　　一般來講，人們在通常情況下，最喜歡看到的是鮮花和掌聲，而往往會忽略在鮮花和掌聲背後的過程，它是否與二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聯繫？

　　就好比一群人坐在參天大樹下乘涼，只知道津津樂道地讚美枝繁葉茂大樹帶給他們的涼爽和愜意，而意念中卻完全忽略了栽種這棵大樹的人一樣。

　　為了釐清“北大荒”和“雜交水稻”的由來，究竟與現在生活質量的改善提高，每個人都能吃上飽飯之間到底有沒有一定的聯繫？還是讓我們一起穿越時光隧道，讓歷史將我們帶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崢嶸歲月吧！

    1、翻開新中國建設歷史篇章，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為了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以超凡的勇氣作出“百萬大軍”開發“北大荒”的重要戰略抉擇：

　　從1952年2月開始，毛澤東主席發布《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批准人民解放軍的31個師轉為建設師（其中參加農業生產建設的有15個師），到1958年1月，先後有14萬人民解放軍的幹部、戰士、集體轉業去開發、建設“北大荒”；從1959年到1969年的10年間，又有山東等地的20萬支邊青年，5萬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和54萬城市知識青年，響應黨中央“紮根邊疆，支援北大荒開發、建設”的偉大號召，加入到“北大荒”開發建設的行列之中。

　　開發建設“北大荒”，既充分體現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遠見卓識，體現了老一代共產黨人艱苦奮鬥的精神，又為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今天，當我們為“北大荒”這塊5.6萬平方公里富饒、遼闊、神奇的士地喝彩的時候；當我們為年生產糧食近400億斤，可解決1億多人溫飽而感到由衷自豪的時候，有誰會想起當年為開發“北大荒”而忍飢受凍、英勇獻身的英雄們…？

　　2、與其說“北大荒”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毋寧說“雜交水稻”的橫空出世是這座豐碑史上享譽全球的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

　　從1960年7月，袁隆平院士在早稻試驗田裡發現第一株與眾不同的水稻植株開始，到1970年李必湖教授（當時是袁隆平院士的助手）在海南島發現的另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後被命名為“野敗”），再到1966年袁隆平院士發表在中國科學院主辦的《科學通報》(1966年2月第4期)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論文為突破，標誌着雜交水稻的研究在理論上已趨於成熟。或許正是由於這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論文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不僅得到了國家科委九局領導的充分肯定，而且也引起了時任國家科委黨委書記聶榮臻元帥的高度重視。

　　隨着“雜交水稻”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在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華國鋒、陳永貴副總理等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過問下，在湖南省委、省政府領導的全力支持中，雜交水稻的實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實質進展。1973年10月，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平均畝產量超過650公斤（註：650公斤畝產量，是指1974年，湖南省試種20多畝後的產量。），充分顯示出雜交水稻的增產優勢。1976年，中央財政拿出150萬元專款支持“雜交水稻”在全國推廣大面積栽種。

　　至此，“雜交水稻”的研究過程，雖經歷了長達15個春秋的風風雨雨，但終於在袁隆平院士及其專家團隊（湖南省農科院雜交水稻研究專家組）的不懈努力下，橫空出世。並以平均每畝增產200多公斤的優勢，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東方魔稻”的奇蹟，一舉成為享譽全球的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

　　“北大荒”和“雜交水稻”兩大項目取得的輝煌成就，既成功地解決了近3.5億人口溫飽無憂的問題，也給改開時代留下了兩張彌足珍貴的商品糧生產名片。

三、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輝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任何個人或團體要想抹殺這段歷史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1、一位叫莫里斯?邁斯納的美國人，曾這樣公開評價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2、建國30周年前夕，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發表了《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 “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

　　展儘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

　　3、根據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一、第二研究室主任，陳東林教授以《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為題發表在《真理的追求》上一文，先後有中宣部《社科動態》、香港《星島日報》、甚至德國《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ＴＥ》也予以轉載。陳教授在這篇文章中指出：
　　從總體上看，“文革”時期國民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統計數字，在年均增長率上，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工農業總產值為７.１％，社會總產值為６．８％，國民收入為４．９％；在階段發展指標上，１９７６年與１９６６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了９９％，翻了一倍。
　　請注意！陳東林教授並非是什麼毛派或左翼人物，他只是憑着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應有的良知與正義感，實事求是地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
　　4、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資料顯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經濟總量用GDP折算為179.56億美元；到1978年時，中國經濟的總量按GDP折算為2683億美元，實際增長了“14.94倍”；而改開28年中，即1979年～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在原來2683億美元的基礎上實際增長為28125億美元（註：在28125億中還未扣除外國企業在中國創造的GDP在內），再加上10663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總計增長為“14.46倍”。同樣的28年時間，通過兩組數據進行比較後，孰快孰慢在人們心中已一目了然，又何來“經濟崩潰”之說？

    需要更進一步說明的是，新中國建設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抗美援朝”、“中印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西沙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等一系列對外戰爭背景條件下取得的；而改開中所取得的成就，卻是在和平環境下發展起來的，是在新中國奠定下較好的科技、工業、農業、教育等基礎上取得的。

　　“兩個28年”，雖然在時間上長度是相同的，但由於新中國和改開時代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不同，工業、農業、科技、教育等基礎發展水平不同，因此，從客觀上講，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條件與改革開放時代經濟建設的條件相比，其困難程度遠非一般可比，如果作一個形象比喻的話，無疑有一種天壤之別。

　　四、墨寫的謊言掩蔽不了“太陽的光輝”，反毛勢力精心炮製的毛時代“經濟崩潰論”謊言，在覺醒的人民面前已一文不值，成為一個歷史的笑柄。

　　常言道：“謊言與欺騙只能得逞於一時，而不能得逞於一世。”“蘸着權勢的墨水書寫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了歷史的真像”。無論資改利益集團和文化漢奸勢力，動用什麼樣的力量，使用怎樣光鮮的語言，但萬變不離其宗，最終掩蓋不了其污衊、詆毀、隱瞞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成就背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為復辟資本主義而作輿論上的造勢。

　　然而，可悲的是，自以為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等資源優勢，又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幕後支持，就可以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的私有化者、文化漢奸精英作夢也沒有想到的是，要想在中華大地這塊革命熱土上，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人民心中抹掉，簡直要比登天還難……！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將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殘酷壓迫下解救出來的；是毛澤東和新中國給了他們做人的尊嚴。昔日受剝削、受壓迫的佃農、僱工、奴隸成了國家的主人，新社會的管理者；昔日成為地主、惡霸、達官顯貴、地痞流氓欺壓、蹂躪的婦女姐妹，成了受人尊敬的“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建設者、巾幗英豪；昔日懷着一顆科學強國、教育救國之心的知識分子，以斬新的面貌成為國家、社會的棟梁之才；昔日成為軍閥、官僚搶奪地盤工具的士兵，成為了保衛祖國“最可愛的人”！

　　作為歷史的創造者，他們（她們）難道願意俯首帖耳接受資改派、文化漢奸精英的任意擺布，從自己的手上讓奴役自己的敵人輕意奪走做人的尊嚴嗎？奪走屬於自己曾經擁有的幸福嗎？不，堅決不！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