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在本人前些时候写的一篇《从王朔到李敖————流氓心态初析》（该文附后供大家参照阅读）一文中入木三分地把李敖的那种曾有些才气但江郎才尽、晚节不保的老流氓的嘴脸揭露了以后，我认为李敖已经再也不值得一评了。没承想李敖又发挥了一把“余热”，跑到北京上演了一出妙不可言的滑稽戏，我认为如果不对此捎上一笔，绝对是大家饭后茶余找笑料寻开心的损失。有鉴于此，特破例洒点儿笔墨将李敖在北京的滑稽表演勾画他几下，让大家乐一乐。

话说李敖这个因为看到中共的块儿头比台湾的泛蓝、泛绿阵营中的任何一派都大，而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由台独背景浓厚、政治色彩绿得不能再绿的人物变成狂热鼓吹由中共来统一台湾的急先锋，认了中共这个主子，并公开宣称自己“既不是‘泛蓝’，也不是‘泛绿’，而是‘泛红’（中共的代言人）”的活宝到了北京“朝圣”，中共对这个听话且卖力的奴才恩宠有加，无论李敖走到哪里都是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押阵，中央警卫局的几十个保镖前簇后拥，风头十足，好不气派，就差走红地毯、听二十一响礼炮了。知情的人知道这是一个文痞奴才的私人旅游，不知情的人还会以为这是哪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党代表团来访呢。

说起来，古今中外得到主子宠幸的流氓兼奴才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恃宠而骄，骄到极致就是全然忘了自己奴才的身份，竟以为自己可以与主子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主子之上。于是乎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小小不然地顶撞一下主子，以为主子看在自己忠心耿耿报效犬马之劳的份儿上能够法外开恩，放自己一马。但不幸的是，不管奴才怎麽异想天开，在地位名份上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在这一点上主子是绝不糊涂的。所以奴才恃宠而骄的结果历来是轻则被主子往屁股上踢一脚，重则脑袋搬家也是有的。

李敖这个被主子宠幸得忘乎所以的奴才照样逃不脱上述客观规律的摆布。李敖临到北京前，头脑还是清醒的，在对新闻媒体谈到北京之行时还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言必称“是向党中央报到”。虽然是一副低三下四的龌龊象而令人不齿，倒还符合唯主子之命是从的奴才身份。但李敖到了北京受到主子国宾级待遇的恩宠之后，就有些头脑发昏，原本夹着的尾巴就不由得翘了起来，自作聪明地以为通过在演讲中小小不然地贬损一下不得人心的主子既可以赢得廉价的声誉又可以避免主子的惩罚，于是李敖在北京大学以“言论自由”为主题的演讲中确实不痛不痒地奚落了中共两句。哪知这一下可闯了大祸，不但中共主子立马把李敖假模假式地鼓吹的言论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下令大陆媒体一律不许转载报导李敖在北大的演讲，而且李敖的二主子人称“大陆中央电视台香港分台”的凤凰卫视也奉命全面封杀李敖在北大的演讲。甚至李敖本人也受到了警告，连夜在下榻的宾馆接受主子的“爱党爱国主旋律”再教育的申斥，着着实实被主子连踢带打暴揍了一顿。

凡是恃宠而骄的奴才不仅有全然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自觉不自觉地小小不然地顶撞一下主子的毛病，更有因为冒犯主子而被主子痛打后立即头脑清醒完全恢复奴颜卑膝常态的看家本事。就像李敖这个被主子宠幸得忘乎所以的奴才逃不脱恃宠而骄的客观规律的摆布一样，李敖这个因为冒犯主子而被主子暴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的奴才也同样逃不脱被主子痛打后立即头脑清醒完全恢复奴颜卑膝常态的客观规律的摆布。两天以后出现在清华大学讲台上的李敖同两天前在北大讲台上的李敖判若两人————李敖除了低声下气地对在北大演讲中开罪中共道歉外，更是一口一个“我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只谈学术，不谈政治”。更令人捧腹大笑的是，李敖即使如此神情猥琐地向主子摇尾乞怜，还是担心主子不会原谅自己的冒犯，在演讲过程中竟不由自主地时不时地现场通过台下的二主子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向大主子中共请示：“我这麽说安全吧？”“我这麽说安定吧？” 奴才作到这个份儿上，算是作到家了！

各位看官，也许你们读到这里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但你们笑岔了气可不能怪我，李敖这个集文痞流氓无赖奴才于一身的老活宝就是这麽逗乐，你又有什麽办法呢？呵呵

附：笔者旧作《从王朔到李敖————流氓心态初析》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是：（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由于现在无业游民已有“氓流”这个专用称呼，而不务正业的人则已有“二流子”这个专用称呼，所以“流氓”一词现在可以简化为专指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方式为非作歹的人。

但据我观察，流氓除了具有上述属性之外，往往还具有既矛盾又怪诞的强烈的个性与同样强烈的奴性并行不悖的奇特的双重人格。对流氓的这种奇特的双重人格的最传神的描述当属人称“痞子作家”的王朔在其作品中对一个流氓（也许在这个流氓形象中就有他自己的影子）的刻画了----一个流氓极其嚣张地站在街头对路人吼道：“我是流氓我怕谁？！” 当他看到另一个块儿头比自己大的流氓走过来时，马上就向后者奴颜卑膝地点头哈腰，然后躲到那个块儿头比自己大的流氓身后对路人大吼：“我们是流氓我们怕谁？！”

若我们不为名人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名气远比王朔大的当今炙手可热的刚刚以末席低票侥悻当选台湾立法委员的“超级痞子作家”李敖的人格颇有流氓的味道。

说起来李敖早年的人生还算是可圈可点的----强烈的个性使他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极为反感，他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的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李敖觉得这还不解气，最后竟投入台独组织的怀抱，甚至直接参与了协助当时被国民党政府监视居住的台独领导人彭明敏偷渡出境的活动，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作为台独份子逮捕而坐了几年大牢。这段经历虽谈不上光荣，但其发展轨迹还算符合他的特立独行的强烈的个性而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就是这样一个台独背景浓厚、政治色彩绿得不能再绿的人物竟能因为看到中共的块儿头比台湾的泛蓝、泛绿阵营中的任何一派都大，而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认了中共这个主子，变成狂热鼓吹由中共来统一台湾的急先锋----不但忙不迭地主动跑到中共设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卫视”，当了专门用生殖器不离嘴的脏话咒骂台湾泛蓝、泛绿阵营，而用肉麻得不能再肉麻的阿臾奉承之词对中共进行吹捧的所谓“李敖有话说”专栏主持人，而且还恬不知耻地公开宣称自己“既不是‘泛蓝’，也不是‘泛绿’，而是‘泛红’（中共的代言人）”。以李敖这样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中共远比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更独裁更专制，不会不知道由中共来统一台湾对台湾人民意味着什麽，但他就是有本事像王朔作品中的那个流氓一样在一秒钟之内由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强烈个性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奴颜卑膝、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奴才兼皮条客，这不是躲在中共身后向世人大吼：“我们是流氓我们怕谁？！” 的流氓又是什麽？！

平心而论，政治本来就不是什麽理想的纯之又纯的圣洁之物，人们在政治舞台上混久了难免像在江湖上混久了一样身不由己地沾染点儿流氓气，这本不足为奇。一些历史伟人在这方面也不能免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有意识地流露点儿流氓气是任何政治活动的必要的手段。君不见叱诧风云的拿破仑的名言“统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知道什麽时候作狮子，什麽时候作狐狸”和与此异曲同工的毛泽东的名言“我的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这里的“狐气”、“猴气”实际上就是流氓气。但拿破仑和毛泽东所以是伟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有意识地流露出的一点儿流氓气，而是他们在大部份时间大部份场合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狮子气、老虎气这样的王者之气使然。而李敖之流所以堕落为流氓，是因为他们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场合下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的全都是流氓气。

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同样道理，堕落为流氓容易，流氓改邪归正就太难了，而老流氓改邪归正就更难了。不幸的是，李敖正是这样一个晚节不保由才子堕落为流氓的老流氓。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