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周，是中國近代禍害的根源, 而遠非走資派刻意美化的所謂人民好總理，對中國的禍害超過歷代奸臣。
【一代影帝】
   雖然溫家寶號稱影帝，但是不是第一個影帝。
   第一個影帝應該是周恩來。
   在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已經在學校表演暫露頭角，能言善辯，能歌善舞，演啥像啥。據傳周當時表演扭秧歌，比女孩子扭得更好看, 客串演話劇的女主角也演得比女人更像女人。試想一下，一個連女人的演得比女人還像女人的人，還有什麼話說不出，什麼角色演不了？
   這些才能如果用在正道，如後來用在外交場合，應對自如，逢凶化吉。但是，如果用在內鬥，就是佛面獸心，害死很多人。
【紅軍時期錯誤多】
   周在紅軍時代即犯下嚴重錯誤。毛周一直不和，井岡山時期周聯合王明搞毛澤東，差點要害死毛澤東。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因為失去毛澤東而大敗，被迫放棄江西逃竄(長征的真正起因)。雖然後來為了活命不得不重新起用毛澤東，但是心胸狹隘的周一直表面恭順而內心不服，只是戰爭時期怕搞走毛會打敗仗而已。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官媒都說是李德的責任。事實上，當時指揮紅軍的是周恩來和李德。周恩來才是真正的軍事指揮員，李德只是蘇聯顧問，而且李德也沒有公開反對游擊戰，只是周和李都沒有理解游擊戰的真諦，以為前線幾個班幾個排在運動就是游擊戰，自己穩坐指揮部睡大覺，遇到強敵就不知道怎麼辦，違背毛澤東16字方針，直到從10萬大軍打剩2萬殘兵才想起來要突圍逃跑，與毛澤東指揮延安反圍剿的整個中央機關大轉移的宏大手筆比，根本無法比。反圍剿的實際軍事行動是周恩來拍板的。官媒為了美化周，而隱去了周的一些污點，栽贓李德王明。
   此外，黨史一直不公開的紅軍AB團失蹤事件，事發時間也是周恩來掌權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已經失勢無權被打入冷宮，幾乎無人敢靠近毛，還差點被周恩來當傷員留下來送給蔣介石處死。處決AB團全程都是周掌握生殺大權。也只有毫無人性心狠手辣的周恩來才幹得出這樣的事情。
   即使後來遵義會議，也是周恩來走投無路後親自出面讓步，毛才有機會復出。周在第五次反圍剿戰敗期間，一直操縱着紅軍的軍事和人事實權。
   有些反毛人士說毛有情報才能打贏。但是，紅軍第一台電台還是毛朱指揮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才從張輝瓚部隊繳獲的。所以，第一次反圍剿繳獲電台前，毛是完全無情報支持的。
   第2、第3次反圍剿，雖然有少量情報幫助，但是由於情報部門剛成立，破譯的電報數量還是很少很零碎，更多的是靠朱毛的戰鬥想象力去想象。
   相反，到第5次反圍剿前，情報部門已經比較完善，經驗也更加豐富，同時周恩來布下的間諜網頁更加完善。據官媒報道，第五次反圍剿前後周恩來得到的國軍情報很多，光截獲和破譯的電報就上萬份，但是周恩來畢竟不是打仗的料，再多的情報也是白搭。第四次反圍剿雖然毛已經被打倒，但是長期和毛合作的朱德還在，所以還僥倖打勝仗，但排擠毛後小勝使得周獨霸紅軍的欲望更強，所以第5次反圍剿時候，周連朱德都趕走了，獨自指揮。結果紅軍完敗，責任全在周恩來。
【白區工作貢獻大】
   周恩來也不是一無是處。周恩來雖然不反國民黨，但是是堅定的反蔣人士。他領導的中央情報特務部門確實在打敗蔣介石的建國過程有功，截獲和破譯了很多蔣介石情報，派出很多間諜潛伏在蔣介石眼皮底下，也策劃了很多虎口拔牙的鋤奸行動，大大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所以，如果1949年周恩來死了，絕對是一個千古流芳的英雄，如同汪精衛如果早年刺殺蔣時候早死或者蔣介石北伐時候陣亡也是英雄烈士一樣。可惜建國後，周恩來從英雄成為奸臣。
   官媒稱，很多臥底間諜還是周單線聯繫。就算說，除了周本人知道，連毛和周的部下另一個特務頭子康生都不知道，這個也造成中共朝野很多人對周敢怒不敢言。一直都今天，國安系統還有很多周的親信遍布海內外，所以大陸官員敢罵毛而不敢罵周，因為怕身邊的人就是周的臥底。
   但是，長期白區工作，也形成了周恩來性格的殺人不眨眼的冷酷無情的本性。這一點，跟殺人魔王戴笠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當時周與中統軍統鬥法，誰善良誰先死，周能勝出也證明周比戴笠更兇殘。
   紅軍AB團事件，殺叛徒顧順章一門後連在場一位周恩來曾經的救命恩人也一同殺掉(怕走漏風聲)，殺林彪滿門（僅林豆豆1人倖免遇難），文革劉少奇被打倒後殺劉少奇（怕劉供出自己，用完就殺）等等，都證明了周的內心早已冷酷如冰。這種性格用在對敵鬥爭是好事，但是用在建國後的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禽獸不如了。
【建國後罪惡深】
《1. 害死高崗奪內政大權》
   建國後，毛重用在抗美援朝搞後援功勞巨大的高崗，等於讓周在經濟上靠邊站。雖然高崗搞經濟確實是奇才，不但抗美援朝後方穩定，抗美援朝結束後新中國經濟繼續蓬勃發展，建設成功顯著，國泰民安，共產黨深得民心，當時是毛和高崗主政。
   周不甘心失敗，五馬進京後聯合劉鄧造謠陷害高崗。五馬中，當時曾經是高崗老部下和老搭檔的林彪和習仲勛都不表態，當牆頭草，毛澤東在身邊無人支持的情況下，導致高崗被周劉鄧囚禁。周就是以特務頭子的身份要挾毛，因為毛身邊的警衛員除了很正直的武當派武林高手李銀橋不是周的黨羽，其他都是周的臥底，毛派的心腹都不在北京城內，無法與周劉鄧的御林軍抗衡，只能對周劉鄧暫時忍讓。
   但是心狠手辣的周劉鄧殘酷逼死高崗，造謠說是高崗自殺，令局勢逆轉，導致很多牆頭草都以為毛必敗而轉立場投靠周劉鄧，令毛更加孤立無援，只能戰略上退卻，表面順從周劉鄧的高崗自殺的結論。
   這也是政治腦殘的高崗遺孀埋怨毛的原因，但是當時毛這麼孤立的時候，誰敢表態支持毛？連毛精心培育的愛將林彪當時都含糊其辭的中立不敢得罪周。當時作為高崗的老搭檔和老部下，東北派的林彪和陝西派習仲勛都不表態也責任重大，換了你是毛，你當時也沒有辦法，毛想出面也孤掌難鳴，更何況當時周劉鄧搞高崗時，身為高崗老部下的習仲勛都不表態支持高崗，毛此時真不知道習仲勛心裡想什麼。後來60年代康生傳字條整習仲勛，毛高聲公開讀出說明是康生要整習，只能看看在場有沒有人肯出面保他，毛讀出字條表態不是他要搞習，也依然無人敢保習，可見習的陝西派在高崗死後早已土崩瓦解。習仲勛臨死前說遺憾無法為高崗平反，根源首先就是害死高崗的周恩來和鄧小平一直在中國掌權，但早知如此，當初習仲勛為何不勇敢出來保高崗？到後來陝西派倒台了，習自己一個也成不了氣候。
   不過林彪雖然不表態支持毛和高崗，但是因高崗事件對鄧有了看法，認清鄧是一個陰險殘暴道德敗壞的無賴，因此，後來鄧幾次拉攏林彪合夥奪權，林彪寧可四野中立都堅決都不入鄧伙，這就是鄧說"林彪不死，天理難容"的起因之一。林彪是好人，就是被周鄧害死和抹黑的，但林彪也太謹慎怕事，在不能確保毛的地位穩固的時候，寧可中立也不敢勇敢出來挺毛與周鄧鬥爭。
   周歷史上搞特務出身，能把間諜派到蔣介石身邊，把臥底安插在毛身邊更加易如反掌。這就是毛一直對周不滿，卻不敢動周的根源。
   但是，自從高崗死後，周劉鄧加緊篡黨奪權逼走毛，毛勢孤力弱。加上毛想效仿美國華盛頓功成隱退讓中國進入民主社會的做法，在新中國憲法頒布後，確立了憲法總綱是搞社會主義後，56年八大後就主動辭去一線職位，退居二線，精力放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和國防上，內政只在社會主義總路線上把關，具體事務全部交給周劉鄧把持。這就是史官說毛建國後的最大錯誤。如果毛不退休讓劉鄧上，就不會有大躍進大浮誇餓死人。
《2. 大躍進周劉鄧親信所在省份餓死數百萬人》
  從此，周劉鄧挾天子而令諸侯，封鎖媒體，號令天下。同時，周劉鄧剛上台，為了顯示自己比高崗能幹，大搞浮誇虛報數字，以為數字上超越高崗就能證明周劉鄧比高崗強，搞死高崗就是正當的。正是這種過於操之過急想超越高崗的變態心理，造成了周劉鄧在一線掌權搞大躍進時期餓死很多人的悲劇，全國人民怨聲載道，剷除周太監的呼聲很高。
  大躍進期間，周劉鄧幾個親信把持的省份，搞浮誇風都出現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而揭發浮誇風的毛派官員，全部被劉鄧鎮壓暴打和入獄，包括第一個向周恩來舉報河南吳芝圃亂搞浮誇風的著名的毛派人物清官張欽禮，全身多條肋骨被惡意打斷，可惜他不知道周恩來其實跟劉鄧和吳芝圃是一夥的。
   正是看到周劉鄧的禍國殃民和肆無忌憚，本來懦弱謹慎的林彪從原先的牆頭草開始清醒，革命先烈的初心和湘江戰死的4萬烈士英靈促使他良心發現，最終在文革勇敢的表態支持毛復出，扭轉了毛在槍桿子的徹底弱勢。
   但是當時真正擁毛的人軍頭還不多，很多人對周的暗殺和迫害心有餘悸，都是牆頭草，象習的老爸習仲勛就是典型的牆頭草，無信仰無立場無道德標準，只顧看風使舵自保，最後還是因為擁周立場不夠堅定而被周的老部下、臥底，同為特務頭子的康生搞倒。
   毛在會上大聲讀出康生要害習仲勛的字條，表明是康生要害習仲勛，毛無此意思。但是台下官員，大部分是周的死黨和臥底，即使不是周的人，也怕了周，竟然無人發言與周對抗。毛因此看出了習因為立場不穩而在中央無人支持，也不敢為無立場的牆頭草習而貿然冒和周翻臉造成大規模內戰的風險，遺憾的默許了康生發起的迫害習仲勛行動。
   在當時的場合，換了你是毛，你也沒有辦法。除非你能調動周控制的特務，否則你剛下批周的文件，周的臥底汪東興就政變救周了。正是這個原因，從鄧小平上台開始，包括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無一例外都是一上台先把中央警衛局長換上自己人，不要原來的人，就是吸取毛當時過於善良而被周控制的經驗。這點，所有中共的人其實都知道，也都這樣做了，但是都不敢說出來（明顯的口心不一）。
《3. 周指示黨羽劉鄧，四清搞暴力，反右搞反右擴大化》
    毛澤東發現，他退居二線，劉鄧主持一線後，劉鄧提拔的官員都普遍暴露出不斷增強欺壓人民的官僚作風和走資傾向，所以希望利用反右和四清清理官僚主義，糾正一下大方向。毛當時只是希望教育劉鄧改正錯誤，做個好官，還認為劉鄧方向走偏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希望想當年星火燎原文章教育一下林彪就能改正，這是毛的當時一大過於仁慈的誤判。
    但是，周劉鄧則明顯感受到反右和四清是針對他們的官僚主義作風，為了保護自己，卻故意念歪經，趁機打擊毛派的人。為了確保打擊對象是毛派的人，周利用職權，任命自己的走資派死黨劉少奇鄧小平為反右總指揮，擔任反右運動的最高領導決策人職務，賊喊抓賊，公開與毛作對。周劉鄧公開對抗毛對反右人數封頂的指示，獨斷專橫搞反右擴大化，導致無數冤案。很多被毛表揚過的人，因為有反官僚和民主思想，都被鄧整死。
    在周的背後撐腰下，劉鄧總指揮死硬保護劉鄧死黨，大家敢於發言批評劉鄧官僚主義的人。57年反右的著名右派標杆人物林希翎就是劉少奇親自點名要公安部抓捕的，直到鄧80年代上台後依然命令堅決不得平反。凡是響應毛的號召批評劉鄧官僚作風的人，一律被劉鄧總指揮點名抓捕，並嫁禍於毛。
 
《4. 文革中罪惡累累》
   由於周劉鄧把持內政大權，封殺媒體報道民情，百姓在水深火熱中卻無渠道反映，如同今天鄧上台後的河蟹禁言。甚至連毛澤東，當年最著名的大V寫批評劉鄧的文章，都被劉鄧死黨彭真命令全部媒體不准發表。
   毛終於忍無可忍，看清了周劉鄧的嘴臉，寫出了大字報貼到北京大學，拉開了文革的序幕。（可惜今天老百姓再無此權利了）
   文革中，毛倡導“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因為當時連互聯網發明者美國都尚未有公開的互聯網），正是讓官員行動暴露於陽光下的人類社會最先進的文明，希望百姓敢於曝光劉鄧官僚主義欺壓人民的醜行。
   隨着大字報的開展，劉鄧的黨羽們在反右和四清中的暴行逐步曝光，觸動了周恩來急求自保。
   周恩來親自發起組建東糾、西糾聯動暴力集團，打着紅衛兵的旗號（總司令孔丹的母親就是周恩來的機要秘書）殘酷濫用私刑鎮壓學生，殺人如麻，害死北師大女校長和老舍等支持毛的名人。這些暴力集團的骨幹全部清一色由周恩來死黨親信的走資派子女組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走資派的親子女和後來推高房價掠奪民眾的資本大鱷地產任大炮等，無一個是毛派的人的子女。這些人，穿上紅衛兵的服裝，挑起武鬥，屠殺紅衛兵，栽贓紅衛兵。
   後來終於民憤巨大而被中央取締。但是，殺人暴徒們卻由於周恩來親自出面保護而免死，全部獲得輕判。在鄧80年代上台後，這些殺人暴徒竟然被平反放出來，連其骨幹之一陳小魯臨死前都最後道歉證明其所在的東糾西糾聯動暴力組織罪孽深重不該被平反。
   韋國清在廣西，也是受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動用軍隊對學生大規模屠殺，據傳死亡人數過10萬。
   陳再道在武漢被曝光玩弄無數女性後，惱羞成怒，在武漢公開造反想謀殺毛，被林彪閃電擒拿後，就是周出面保護而免於被追究(林彪一死，陳再道馬上被周保護而復出)。可見，周的權力是何等巨大，而且周保護的都無一個是好人，而周害死的多數是好人，除了一些想殺人滅口，如周害死劉少奇是想滅口，怕劉少奇供出自己的醜行。
   文革中每一件駭人聽聞的慘案的幕後製造者，都有周恩來、葉劍英和走資派子女的身影，但是鄧上台後，卻把自己幹過的壞事都推給毛，又怕醜行敗露，就禁止研究文革，燒毀中央檔案館的很多檔案，試圖篡改歷史，掩蓋罪行，導致20世紀80年代日本也修改教科書，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入中國，公開諷刺鄧小平的篡改歷史不見的人的行徑。
   看看文革被整的人，凡是周要保的人，例如死黨人渣鄧小平，誰也動不了，即使毛親自發文要整鄧，周都能保住鄧。而周要整的人，包括毛的心腹高崗、彭德懷、林彪、王力、戚本禹等，毛都保不了，也無人聽毛的話。因為毛在明，周在暗，正所謂明槍好躲，暗箭難防。周害死人不用理由，只需排遣特務暗中殺人，不留痕跡。而毛整人都要公開發文，寫明理由去批。劉少奇死是因為周怕劉供出他而要滅口劉，反而是毛澤東公開發文想保住劉的命，但是周還是用特務在暗中害死了劉。
   事實上，文革被害死的人，全部都有周的身影。歷史真相披露林彪就是周設計害死，先斬後奏，毛在失去兵權的情況下明知是周殺林而無可奈何。周毒計殺林彪是為了斬斷毛的左右手和篡奪軍權，為鄧復出掃平障礙。
《5. 周為奪權監聽毛澤東談話》  
   60年代, 周的死黨楊尚昆在毛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裡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
   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後，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涼。
   康一民（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麼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干的，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
   康一民是紅小鬼出身，口無遮攔。回到秘書室後，戚本禹跟田家英說了這事。田家英說，你別去摻乎啊，這次他們機要室可要出大事了。
   後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想想也知道，如果你康一民把周恩來供出來，周恩來控制的間諜不會暗殺你嗎？）。
   在1964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後，毛澤東就下令把楊尚崑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1965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崑調去廣東省委當了書記處書記。
  可見，在周的專權年代，劉鄧是如何肆無忌憚，毛是多麼有心無力。那些號稱周恩來違心做壞事的說法可以休也。周恩來不是違心做壞事，而是故意對抗毛指示而幹了大量的壞事。如果按照毛指示做，中國就不會餓死人，文革就不會有暴行，成千上萬的擁毛紅衛兵就不會被走資派嫡系部隊開槍殺死。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違背毛澤東三灣改編後苦心建立的軍民魚水情，只有周恩來和他的死黨鄧小平、葉劍英、韋國清、陳再道等走資派嫡系部隊才幹得出。鄧小平後來還在89-6*4槍殺百姓。
《6. 周布置臥底隨身想暗殺毛》
   周為了控制毛，趕走了對毛忠心耿耿的武當派高手李銀橋。為了保護李銀橋不被周暗殺，毛也只好忍痛跟李銀橋道別，臨別的話暗示了不是毛讓其走，而是有人要李銀橋走。而誰能逼毛要李銀橋走？除了掌管御林軍的周恩來，誰有這麼大能耐？
   逼走李銀橋後，在田家英出事後，周指示臥底汪東興殺死了田家英，從此汪東興當上大內主管。準備隨時暗殺毛澤東奪權。
   但是，九大把林彪寫入黨章做接班人，即使毛死了也是林彪合法掌權，所以才沒有讓汪東興過早暴露，但是也導致了周恩來為扶持鄧付出而必殺林彪的悲劇。
   後來，執行周恩來命令趕林彪一家上飛機的就是這個臥底汪東興，毛死後抓捕四人幫的也是這個周的臥底汪東興。
   汪東興一直以為自己是周的老資歷臥底而得益，卻還是被鄧上台後一腳踢開。鄧想，你做周的臥底資歷再老也是紅軍時代，也沒有我在法國勤工儉學就已經攀上周早吧？
《7.周日理萬機攔截下面文件，防止毛知道其醜行》
    周不但布置臥底當毛的警衛，控制媒體禁止毛了解民情，還日理萬機的審核全國各地報上來的文件，只要對周不利的全部扣押不讓毛看，包括大躍進餓死數百萬人的報告，下面送京的報告十萬火急，而周卻全部扣押不讓毛看，不讓中央知道，直到彭德懷鬧事才被中央知道，所以彭德懷在文革被周恩來親自命令王大賓去四川抓彭德懷入獄，順便打壓一野戰將，為二野鄧小人控制軍隊做準備。被走資派美化為日理萬機，沒有休息審閱文件的周，其實就是大躍進期間怕下面的舉報被毛知道而審閱扣押所有對周劉鄧不利的舉報。如果不是彭德懷大鬧，中央和毛都不知道周主政下，周鄧嫡系控制的5個省（餓死人的省全部都是周鄧的人執政，毛派的人執政的省都沒有餓死人）都大規模餓死人的慘案(當時沒有互聯網，全靠下面官員的文件反應，而所有如實反映餓死人的文件都被周扣押)。
    民間一直都有周恩來扣押文件欺騙中央的傳說，而反毛的羅宇回憶錄也證實了這個民間傳說。
    【羅瑞卿將軍有個逆子羅宇，叛逃去美國，也寫書曝光了周恩來扣押文件不讓毛看的細節。這證明民間傳說不是無中生有的，這個事情若果在古代就是欺君滅九族的大罪，周居然敢這樣做，居心叵測。
周扣留很多文件不讓毛知道，還可以從反毛的羅宇回憶錄證實: "父親當公安部長的十年，父親寫報告，都是：“中央，主席”。有一次，毛澤東批評父親，說：“你為什麼不報告工作？”父親說：“報告了。”毛澤東說：“在哪兒？拿報告來看。”周恩來馬上接上，說：“羅部長的報告在我那兒，是我沒送主席，我馬上送。”周恩來給父親解了圍，這件事父親跟我說過，但誰也不明白，為什麼報告上明明寫着“中央，主席”，周恩來卻沒送毛澤東。"】
《8.周太監大搞禁慾》
   另外，一個不得不提的小插曲是，56年後到76年，中國大陸基本上是禁慾，至少大家不敢公開談性，不敢亂搞男女關係。文藝作品甚至不敢出現男女親近的鏡頭。
    這個就是周搞的。整個中共，只有周是偽君子，不談性，其他都是有正常情慾的人，毛的語錄中從來沒有禁性的言論。因為周是太監無子，最怕人談性，所以全國都禁止談性，怕得罪而二遭陷害。而眾所周知高崗是比較風流的，周劉鄧害死高崗的其中一條罪名是亂搞男女關係，其他官員都怕周以同樣手法迫害，都慎言性，導致民間也不敢談性。
   周一直是新中國各種災難的禍根，周禍害中國20年，中國就20年都不敢談性，而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蘇聯，電影中都是有女兵裸鏡的，可見性是人類共有的，不屬於資本主義。
   中國禁性禍根在周。後來中國逐步放開性，不是因為四人幫倒台，而是因為周死了(碰巧周死和四人幫倒台都是1976年，加上鄧派官方控制媒體造謠和暴力鎮壓不同觀點，令很多史學家失去正常思維或不敢說真相)。
   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中國全國媒體開始禁談性的時候，四人幫還沒有掌權，所以禁慾不關四人幫的事。
《9. 周指示葉劍英搞海外伏兵3000》
    葉劍英在海外布置伏兵3000，目的是奪權。他們就是周的海外五毛和臥底，平時在海外各種媒體當五毛，造謠污衊毛，美化周劉鄧這些禽獸。誰敢說周劉鄧不好，他們就如瘋狗般攻擊，造謠污衊。據法輪功網報道，在前幾年的倒薄行動中，這隻海外伏兵依然非常活躍。
    我曾經到過香港，見到某條街很多所謂中共內幕的書兜售，都是反毛反共居多。我曾經問一個香港朋友，你們香港人這麼恨毛和共嗎？如果60年代不是大陸免費供水給你們，你們早完蛋了。這個香港人說：“我地根本無人關心你地大陸的政治，為兩餐都忙不過來。果D書聽講都是你地大陸的人，好像是葉劍英的人寫的，都是想奪權而編造的，香港人根本不知道你地之間的事。香港果D反中的，都是有人出錢贊助後違背良心當上班的，無人贊助的都唔會有人亂講野”。
【10.結論】
    如果周恩來在1950年死了，周可能是功大於過的偉人。但是周建國後的所為而遺臭萬年，足以號稱千古奸臣。與周相比，那些十常侍、嚴嵩、魏忠賢，都是小巫見大巫。
    如果毛是封建暴君，以周在建國後的罪行足夠滅九族N次了。毛對周寬容教育，希望周從善改邪歸正，也證明了毛是千古難遇的開明領導。可惜毛是錯判了周，把敵我矛盾錯判為人民內部矛盾。
    毛因為周在建國有過大功而念舊開恩，也因為周的特務系統神出鬼沒而有所顧忌，一直對周仁慈，也造成了周肆無忌憚，目中無人，危害無窮。
    中國的災難結束真正於1976年1月周恩來死後，跟四人幫無關。但是，因為周恩來死後，百姓正準備歡樂的時候，4月清明時節，鄧小平和胡耀邦刻意策劃天安門事變，不讓中國人安寧。之後河北省的鄧派餘孽為了貶低毛遠新的海城地震預測功勞，明明唐山地震遭遇預兆而故意不報，造成唐山地震過10萬人慘死，舉國哀悼（故意瞞報唐山地震的人在鄧小平上台後因為栽贓四人幫有功而升官發財，而在海城大地震正確為民決策轉移，保住全城百姓無一死亡的偉人毛遠新被打斷雙腳判刑入獄）。之後8月份朱德逝世，9月份毛逝世，接二連三的國家災難事件突然發生，百姓還沒有反應過來，10月份四人幫又被汪東興政變抓捕。所以很多人誤判四人幫倒台中國才好轉，其實是天大的冤枉。讓周恩來這個真暴徒逃過了人民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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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一直為國民黨服務，是潛伏在共產黨的內奸, 多次擅自放走蔣介石。
國民黨元老很多都反蔣，因為蔣介石無論是資歷、才能和人品，都是少有的最差的，國民黨元老普遍對其不滿。當年蔣介石只是孫中山身邊一個普通衛士，因為善於鑽營，勤王有功，騙取了孫中山的信任而扶搖直上。國民黨內部，一直都反蔣，但是這些人反蔣也反共。由於蔣介石暴力打擊反蔣人士，導致部分國民黨人轉而加入共產黨。這些人之中，既有真正覺悟而加入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也有是像周恩來和一些走資派這樣的，只是潛伏在共產黨，利用共產黨的力量反蔣，一旦反蔣成功就想恢復國民黨。
西安事變，周恩來放走蔣介石，就是怕過早暴露自己身份。因為如果蔣介石當場死了，反蔣就馬上完成。這時候，周恩來就要完成當初承諾把共產黨改編為國民黨。在當時的形勢下，共產黨深得民心，如果這樣做無異於讓周恩來自殺，所以周恩來極力以荒誕的理由去遊說各方釋放蔣介石。
後來，解放軍占領廣州後，在蔣介石飛機逃往台灣時，由於未知道白雲機場已經落入解放軍控制，蔣介石泄露航程要飛過白雲機場上空，本來洪學智想把蔣介石座機打下來，葉劍英反對，說要請示中央。結果請示了幾天都無回音，為什麼無回音？就是因為周恩來反對殺蔣。因為，當時共產黨聲望極高，在此情況殺將後，接任的肯定是反將的其他國民黨元老，這樣周恩來工作就不好做了，如果為共黨盡力，會惹怒這些知道根底的國民黨元老曝光周恩來的臥底身份，如果不努力工作，又怕被毛識破而將他踢走。

因為，反蔣旗號是周恩來得以在共黨和國民黨兩邊如魚得水的重要原因，一旦蔣過早死了，就必然得罪其中一邊。

另外，國民黨多次逮捕共產黨領導，周恩來都神秘缺席。例如在共黨某次會議抓捕澎湃的時候，原計劃周恩來要出席的，但是周神奇的像有預感的找理由不去而躲過，類似的案例很多。還有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也是周恩來提前知道消息的，還故意讓飛機繼續起飛自己卻不去。說是周恩來搞情報很厲害，但是如果不是國民黨一些元老故意關照，也許再高明的情報人員也不容易潛伏這麼深，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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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詩級的臥底，周恩來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清黨，史稱“四一二事件”，大抓大殺共產黨人。4月11日晚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師師長斯烈誘捕了周恩來和顧順章，斯烈邀請周、顧二人到師部商談接管上海事宜，因斯烈之弟斯勵是周的學生及中共黨員，周便放心前往，在12日清晨周、顧被釋放。
    關於這一段，周恩來1957年回憶說，四一二凌晨,羅亦農得知周恩來被扣的消息後,立刻要原來同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保持聯絡的共產黨員黃澄鏡找趙舒營救。
羅亦農和趙舒已經早死，後來黃澄鏡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們到了寶山路天主教堂第二師司令部。我看到周總指揮雙眼怒視斯烈，抗議他們的反動行為。這時，房間裡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聽到周總指揮義正辭嚴地對着斯烈譴責道，‘你還是總理的信徒呢。你們公然叛變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你們這樣是得不到好下場的’。斯烈在周總指揮憤怒的訓斥下，不得不低頭說，‘我也是奉命的’。經過趙舒同斯烈個別談話，斯烈開始改變主意，向周總指揮表明是誤會，表示道歉。周總指揮根本不理睬，轉頭同我們一起坐上汽車，衝過重重關口，回到了北四川路東四卡子橋附近羅亦農同志辦公所在地。”。這種電視劇的畫面，你信嗎？我反正是不信的。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由斯烈家族後人提供。斯家兄弟三人，老大斯烈，老二斯楚善，老三斯勵。斯楚善的孫子說，四·一二時，北伐軍26軍是占領上海後的警備部隊之一，（26軍副軍長兼二師師長斯烈是上海吳淞警備副司令），在大搜捕時，抓住了周恩來等好幾個人。斯烈夫人李氏常講述給我們聽，當時周恩來被抓住關在天主教堂，也不是特地去抓周恩來的，是部隊在搜捕時抓來了很多人，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抓住的人里有周恩來，斯勵（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少將黨代表）在接到周恩來被捕的密報後馬上趕去找大哥斯烈，斯烈多次聽小弟斯勵說起過周恩來這個人，認為得和周談一談，也想見一見周（目的是想讓周以後搞共產黨就自己去搞搞好了，別再帶着自己胞弟斯勵一起折騰），但在斯烈和周談了一席話後，（斯烈後來說：“此人前途不可限量，將來成就遠在我輩之上”），斯烈在見到周恩來後，覺得弟弟跟着此人也就放心了。馬上派出一個隊的兵讓弟弟斯勵將周等送出安全區。斯烈長子斯雄跟我講的是：周恩來被捕後，地下黨讓斯仲英娘娘送信給斯勵，斯勵得知周恩來被捕後，馬上去找了大哥斯烈，營救了周恩來。
  以上兩個版本，那一個是謊言？為什麼要撒謊？為什麼斯烈和周恩來談話後，會認為周恩來會前途無量？他們談了些什麼？斯烈難道會認為共產黨會前途無量？不可能！莫非他知道其中的秘密，周恩來另外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斯烈難道會不向上級匯報而私放共黨頭目嗎？
  幾個小時之後，當天中午一點，斯烈指揮軍隊，對共黨工人糾察隊用機槍掃射，他怎麼會釋放共黨在上海的頭頭呢？更不可思議的是，斯烈並沒有受到蔣介石處分。
斯烈在中共建政後任浙江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杭州市救濟事業委員會副會長。斯烈反共可謂血債纍纍，怎會得到如此優待呢？中共鎮反時，很多無血債的辛亥元老、國軍將領都被槍斃了，奇了怪了，報恩還是被抓住了把柄？還是另有目的？
作為上海共黨頭目的周恩來被誘捕，而又毫髮無損、全身而退，真是奇蹟中的奇蹟，而後被捕的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被槍斃了。同時被捕的顧順章，後來公開變節。誘捕及釋放周恩來、顧順章，蔣介石、白崇禧肯定知情，釋放之後為什麼還要在上海到處張貼通輯令呢？擺明是演戲，演給誰看？看官請留意，蔣介石對每一個與周恩來熟悉的共產黨員都是急沖沖地殺死。羅亦農被捕後僅僅6天就被殺，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二天就槍斃了。先不下結論，看看周先生往後的腳印吧。
 
 
  一.武漢三個月 周公妙手 中共痛失四萬軍
 
一九二七四月，周恩來與汪精衞同到了武漢。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漢召開常委會議，任命二十九歲的周恩來為軍事部部長，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書記。當時武漢政府的軍事領袖是唐生智，而共產黨的軍事勢力，亦頗不小。共產黨可以完全支配的軍隊有，第二方面軍本有第四軍第十一軍第三十軍三軍，賀龍的二十軍，第十一軍的二十四師葉挺部，總指揮部的警衛團，此外如第四軍的三十五團，三十六團，七十三團；第十一軍的七十七團，三十團等五團，也完全是共產黨的。在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有一萬多枝槍，至於雜牌部隊，如湖北省政府的兩個警備團，學兵團，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以及唐生智部下的一部分，朱培德的第九軍（朱德是副軍長），陳嘉佑的教導師一部分，魯滌平的第二軍一部分。總計在武漢政府的主力軍中，共產黨可以支配的軍隊，至少有三分之一。
周恩來對上媚，對下驕，有“閻羅王”的尊稱。龔楚將軍說他，比他稍為低級的同志，他即擺出其領導人物的架子，頤指氣使！七月中旬，惲代英主張武漢分校學生藉打野操之名，全副武裝出發，一去即不復返，周恩來反對，結果此一萬四千餘枝槍，全被唐生智部繳下。湖北省政府的警備隊，共計兩團，共產黨完全可以支配，亦被唐生部繳械，而四個共黨營長，亦全被驅逐。張發奎此時暗中積極進行反共準備，而周百分百信任他，張發奎總指揮部的警衛團被解散，團長盧德銘被暗殺。張發奎部十一軍二十六師七十七團，共黨許繼慎任團長，全部繳械。張部第四軍十二師繆培南部之三十五團，完全消滅。
共產黨在武漢的實力，本有五、六萬枝槍，除賀龍葉挺不足二萬人之殘部外，其餘全被唐生智張發奎部消滅，周恩來作為共產黨最高軍事長官看似無能到極，實則是極妙之高手，殺人於無形，這段歷史，至今鮮有人知道。接着，周恩來等又策劃在南昌搞暴動，預計兵力三萬八千人。第四軍第十師第三十團范孟聲一個團，及該師內各級軍官有五十個左右的黨員所能領導的部隊，總計約有四千人。第十一軍廿四師葉挺部四個團，及師直屬隊約一萬一千人。第十一軍廿五師七十三團周士第全團約二干五百人。第二十軍賀龍部五個團約一萬二千人。湖北警備團約二干人。第三軍教導團朱德部約一千人。廣東農軍六百人第二方面軍內有共產黨員的部隊約可動員五千人。
 
二. 周公一言 南昌暴動成飛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產黨在南昌發起兵變，兵力大約二萬五千人，聚集了一大批一流的軍政頂尖人才，如周恩來、劉伯承、朱德、賀龍、葉挺、聶榮臻、林彪、粟裕等等，是當時當地最大的武裝力量，但很奇怪的是，這支神軍，很快就全軍覆沒了。失敗的原因，龔楚將軍（時任營長，警衛首長進退）總結：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貽誤戎機？怎麼貽誤戎機？
    七月三十日早晨，張國燾到達南昌後，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舉行會議，說共產國際和它在漢口的代理人對南昌暴動的看法，懷疑能否成功，共產國際電令顯然是要阻止這一暴動，加侖將軍主張與張發奎將軍一同回師廣州的建議是值得重視，與會者特別是周恩來一致強烈反對張國燾的意見。事後回顧，如果當時執行這一策略，中共有機會和平合法地占領廣州，籌備二次北伐，是上策。第一次北伐，由廣州打倒上海歷時九個月。
    前敵總指揮賀龍及一部份同志，主張集中兵力攻樟樹鎮、吉安，消滅朱培德軍，再向湘東前進，與毛澤東、余灑度（湖南工農武裝領導人）會合，占領湖南為根據地。這個策略的最終走向，一是占領湘南殺向廣東二次北伐，二是上井崗山，在湘、贛、閩地區和國軍周旋，是中策。
    但最終確定的是周恩來提出的下策，否定賀龍走大路的建議，走小路長途跋涉占據廣東東江、潮州，伺機進取廣州。為什麼周恩來能一錘定音？因為他說了一句話，在廣東海陸豐，到那兒有蘇聯軍艦接應我們，給我們運送武器。
  
   “我們還想着在潮汕有蘇聯兵艦接應，最後終於到了潮汕。哪裡有什麼蘇聯兵艦？什麼也沒有，根本沒有那回事”。此話出自毛澤東的表弟、周恩來的學生文強中將的回憶錄，和他一同盼望的還有朱德、徐特立、陳賡、惲代英、周逸群、張國燾等，周恩來為什麼要撒謊呢？
  
還有一些怪事，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多數委員，都對蔡廷鍇有些不放心，主張應派得力的人員去控制第十師。獨周恩來認為不應對蔡廷鍇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為參謀團的委員，第十一軍副軍長，兼左翼總指揮，並且命令他單獨循進賢一路南下，行進到進賢的第十師蔡廷鍇叛變，拖着隊伍向東跑了。
 
龔楚將軍回憶，在瑞金療傷時，惲代英、賀昌等常來看我，有一天，他們告訴我：廿二日廿四師及二十軍在會昌以南擊潰黃紹雄師，戰鬥激烈，黃師現已潰不成軍，向廣東潯鄔方面退卻，我軍已停止追擊，準備調回瑞金集中，擬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東江。我說：我們為什麼不趁此時機乘勝追擊，經潯鄔、平遠入梅縣、興寧進占惠陽，相機乘廣州空虛，進攻廣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粵，予敵有充份時問與空間調集兵力，選擇戰場來迎擊我們，豈不是坐失良機，費時失事嗎？他們笑道：你的意見已有人提過了，但周恩來極力反對。汕頭兵敗，周恩來坐船逃往香港。看官注意，周恩來在往後的日子多次使用長途跋涉這一招，令共軍幾致覆亡。
   
三.周公回上海 中共大遭殃
   
南昌暴動完成了將共產黨部隊聚而殲之。11月上旬，周恩來回到了上海，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年底，周恩來親自創建情報保衛組織“中央特科”。這就是現代中國第一個“特務”組織。作為共產國際的秘密代表和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在負責軍事工作的同時，也緊抓情報保衛工作。在中共的語言中，軍隊稱“槍桿子”，保衛部門稱“刀把子”，周恩來一手抓槍，一手抓刀！
 
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一科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四科是電訊科。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特委，特委是決策機構，由三人組成，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據公開資料，三人當中只有周一個人似乎沒有叛變。
1928年7月，向忠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近三年時間，中共六大蘇區發展得如火如荼、形勢一片大好，可見向忠發是個有能力的領導人。反觀周恩來主管的白區地下黨，卻慘遭滅頂之災，這期間發生了一些怪事，資料有限，略說一些。
白鑫案，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軍委在上海滬西區新可路經遠里12號軍委機關召開會議，周恩來原本是要前來主持這次會議的，由於臨時處理一樁緊急事件而未能參加。4點左右租界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密探的五輛紅皮鋼甲囚車，就呼嘯着闖進了經遠里。參加會議的五位中共負責人和軍委秘書白鑫夫婦全部被捕。應該是內鬼泄密，後來，白鑫被釋放，周恩來一口咬定白鑫是叛徒，證據來自國民黨雙面特工楊登瀛的情報。周恩來派人把白鑫槍殺了，如果白鑫是叛徒，為什麼國民黨不將他保護起來呢？第一嫌疑人應該是缺席的周恩來。
黃第洪，黃埔一期生，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1930年4月受派遣從蘇聯回到上海，與周恩來單線聯繫，不久即被周派人殺掉，說他給蔣介石寫投降信，證據來自國民黨雙面特工楊登瀛。很多被周殺掉的所謂叛徒，都有投降信，而且都落到楊登瀛手裡，太離奇了。顧順章也有一封投降信放在他老婆身上，太鬼扯了。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的前身）上海負責人楊登瀛臨死前他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恩來是知道我的……”他和周恩來配合得天衣無縫。
在陳家巷91號埋屍五具，黃第洪、朱完白夫婦、鄒志淑、王盤，後四人共產黨都認為不是叛徒，周恩來甚至說鄒志淑是國民黨殺的，鬼扯！斯勵，周恩來的救命恩人，黃埔三期生，1922年加入中共，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少將黨代表，中共特科成員。並不是在顧順章滅門案中打麻將被殺，而是在滅門案後80天被誘騙殺害，7月24日下午三時特科去閘北斯家,引誘他至武定路修德坊6號樓下,四時左右動手勒斃斯勵,深夜埋屍地下，為什麼要殺斯勵這個資深而又有實力的黨員？只有一種解釋，他的存在對某些內奸是一種威脅（例如康生等）。愛棠村等四個地方，埋有四十多具屍體，除顧妻家九具外，其他都是共黨成員，還有多少地下黨被周恩來冤殺？
    顧順章案，顧順章1931年4月24日被蔡孟堅捕獲，蔡孟堅回憶錄說，顧順章被捕，驕傲不吐實，以致周恩來及龍潭三傑逃脫，筆者認為基本上不可信。顧順章是技術高超的特工，在街頭被認出這種低技術含量的事情根本不會發生，應是故意被捕，所以事前已有劇本，根本無需向蔡孟堅這種低級別特工說太多東西，要走的自然會走，要抓的一個也跑不掉。那為什麼要故意被捕呢？奧妙在這裡，顧被捕後一下子，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地下組織被大量破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
    那誰掌握各地的地下黨的情況呢？周恩來，如果顧不被捕，而各地地下黨又被破獲，那周恩來就暴露了。現在好了，把賬全都算在顧的頭上。但顧順章畢竟不可能掌握各地的地下黨的情況，周恩來難免還是要被懷疑，於是，“顧順章滅門案”大戲上演了，這齣轉移視線的大戲非常非常成功，到今天人們還只會關注“顧順章滅門案”，而不會去關注那些被抓獲的白區地下黨。周恩來送還了顧的女兒，陳賡和顧徹夜長談，並無暗殺顧順章，說明了什麼？周恩來親自帶人去殺一些不相干的女人丶老頭丶老太婆，意欲何為？就是用人血去遮蓋自己。
   
向忠發，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在他任內，中共蘇區發展蓬勃，毛澤東對他的評價是，路線正確，以後也很少批評他。顧順章叛變後，通過跟蹤向的情婦幾乎捉住向忠發，向迅速轉移住處，1931年6月22日上午9點多，向忠發在法租界內被捕，拘押到巡捕房。
   
關於他的被捕情況，有幾個說法，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說法，是在靜安寺英商的“探勒”汽車行叫出租車時被捕。鄧穎超說法，他離開小老婆住的“德華”旅館等汽車時被叛徒發現，當即被捕。中統頭目徐恩曾說法，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前兩種說法地點不同，後一種說法地點不詳。
 
那向忠發被捕前住在那裡呢？在周恩來、鄧穎超家，所以知道向忠發住處的只有周氏夫婦。但周氏夫婦將向被捕的責任推到向忠發身上，說他慾火焚身，不顧安全與情婦廝混以致被捕，且立即叛變。黃慕蘭在咖啡廳，打聽到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馬上通知新任特科負責人潘漢年，周恩來得知消息馬上轉移（諜戰神劇？）。當夜在樓外蹲守監視的特科人員匯報說，黑暗中發現一個外形像向忠發的人帶着特務到原住所，用鑰匙打開房門做了搜查。（徐焰：《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叛徒：向忠發》）。1988年2月，鄧穎超向身邊工作人員說，當天，我和恩來同志先後冒險回到原來的住處，看到原定的警報信號還在，就先後進屋。恩來此時已知道向忠發叛變，我們約定好以後再見面的接頭地方，就匆匆分開。後來得知，向忠發雖然知道我們的住處，也有一把開門的鑰匙，但他說不清具體的地址，故敵人當天只去了陳琮英和張越霞等人的住地，第二天上午才找到我們的住地進行搜查。我們已經離開，敵人沒有得手。向忠發在你們家住了幾天，會不清楚地址？這種謊話也太沒水平了吧。事實是向住在周家，周恩來很安全，向被抓了。
 
上午九點向忠發被抓，下午四點陳琮英、楊秀貞在“德華”旅館被抓，次日凌晨一點，張紀恩夫婦、周秀清、蘇彩在戈登路1141號恆吉里被抓，然後向忠發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26個小時內被槍斃。上述六人，除張紀恩以窩藏罪被關三年外，其餘全部釋放，這說明向忠發及顧順章都沒有供出這六人，或者國民黨心中有數。
 
陳琮英在1980年《黨史研究》第4期上說：“我親眼見到向忠發向敵人卑躬屈膝出賣我們的人，逮捕我們的人，我就是向忠發被出賣而被捕的”。那為什麼國民黨很快就放了你呢？你老公任弼時也是抓了很快釋放。人家總書記被槍斃了是叛徒，你兩夫妻就不是叛徒？張紀恩《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及其他》:向忠發未說破我們的身份,只說我們是雇來做事的。因此,敵人始終沒有拿到證據,最後把我們多數人都釋放，張紀恩還說，當時國民黨軍法處的審問者，給他看了一張向忠發坐電椅受刑的照片。向忠發是個可以自切手指的人，毅力出眾，立即叛變之說不成立。敵人沒有給向忠發留時間去指認陳琮英、張越霞、張紀恩、關向應、余昌生、喬生發等人。誰教她說謊的？周恩來、鄧穎超、陳琮英一齊往向忠發頭上扣屎盆子，居心何在？向忠發被捕前計劃營救的關向應、余昌生丶發電廠工人領袖喬生發，沒有暴露，全部獲釋，向忠發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有供出一個黨員嗎？一個也沒有！有這樣的叛徒嗎？向忠發是個忠貞的共產黨！
 
不到26個小時，蔣介石就親令槍殺向忠發，為什麼？向忠發作為共黨一把手，既有情報價值，更有政治宣傳價值，一槍斃了，省米飯嗎？非也，殺人滅口，為了保護一個人，這個人今後還有大用，是戰略武器，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包括滅口顧順章。楊秀貞是周恩來安排給向忠發的女人，二十四歲年青貌美，多年來所有文章，都說她是妓女，其實她應該是個特工，向對她應該是動了真心，她收了8000元（相當於今日千萬元以上），是集服務和監視於一身。張紀恩也曾查過楊秀貞的下落，至今下落不明，也許被滅口了。周恩來是個人事安排大師，龍潭三子從訓練班到身居中統機密要職，不到兩年，除了默契安排之外，還有其他解釋嗎？後來在蘇區，周恩來還物色一位叫蕭月華的女同志送給李德為臨時太太。
 
向忠發被捕後，王明代理總書記。10月由於王明怕死，躲在蘇聯遙控博古指揮，24歲的博古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說，他當時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員，負責黨中央的工作，不合組織原則。他還提出自己太年輕，不懂軍事，又不熟悉國情，擔此重任不合適。但周恩來他們說，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產國際同意就行。1927至1935年，周恩來一直位居軍事負責人，表面上是老二的地位，實際上他是笫一實權人，周恩來才是1935年前中共實際掌舵者，王明與博古都不是實際掌舵者。1930年，周恩來簽發了“肅反令”，一時間，不論白區和紅區都掀起了一場屠殺自己同志的腥風血雨。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去蘇區。
 
四. 周公駕到  蘇區完蛋
 
    1930年紅七軍在廣西百色地區建立根據地，由於沒有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極左做法，政治經濟軍事形勢都一片大好。鄧小平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應該和這一段經歷有關，而毛澤東由蘇區時期及至建政後都是極左的。十一月周恩來一紙調令，放棄根據地將紅七軍調上江西，轉戰千里，二萬五千人只剩下六千人。然後肅反，將李明瑞軍長及大批官兵大殺一通。當時龔楚將軍反對這一決定，建議用一個師駐守根據地，兩個師占領兵力薄弱的貴州，兩地呼應共同發展，分散江西蘇區的壓力。但鄧小平否決了這一建議。如果當時實施了這一建議，那麼經過四年，和張國燾軍南北夾攻，一定可以拿下雲、貴、川三地，紅軍就不用西竄長征了。
    紅軍肅反異常慘烈，紅區白區一齊進行，賀龍的紅二軍，五萬殺剩四千，紅二十軍被殺光，估計被屠殺的紅軍有十幾萬，而且為省子彈，基本不用槍，用大刀、梭鏢、棍棒、石頭砸腦袋，酷刑種類達120多種，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江西有二十四萬肅反被殺的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參與肅反的幹將，很多來自國民黨，李韶九、康生丶任弼時、夏曦從國民黨監獄釋放，李克農、胡底、錢壯飛跟周恩來從國民黨那邊過來。這種發神經的大殺自己人，可能會沒有蔣介石的謀略嗎？毛澤東、張國燾等雖然有利用肅反清除己，達到控制軍隊的目的，但如果沒有中央指令，誰敢亂殺？中央是誰，軍委主席周恩來。
中央一到蘇區，毛澤東就失去權力靠邊站了。到第五次反圍剿時，已形成最高權力的三人組，博古、李德、周恩來。24歲的博古只是王明的傳聲筒，並沒有那麼高的權限，是周恩來故意把他捧高，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只是蘇聯軍方情報機構一個交通員，即是一個快遞小哥，根本不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是周恩來把他捧成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1939年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審查，結論是李德沒錯，是中共自己擺烏龍，將快遞小哥捧成了至高無無上的軍事領袖，這個活寶三人組，採用陣地戰、碉堡戰加短促突擊戰法，使紅軍敗得一榻糊塗，不得不西竄長征。中央紅軍由出發時八萬多人到陝北不足六千人，就這樣，周恩來用他英俊的儀表、高超的演技，幾乎絞殺了中共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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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
【公孫明按：周恩來是中共軍特兩方的頭子，權大勢大，於文革時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劉是死於周手裡的。中共黨內高官之死如高饒林彪等之死於周亦有千頭萬緒的關係。此文描述周與文革專案組的種切，是一篇很好的反思文字。】
http://www.cnd.org/CR/ZK09/cr542.gb.html
·司馬清揚寫 公孫明節錄·
在文革中發生過許多令人髮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僅僅停留在各種群眾組織舉行的規模宏大的批鬥大會，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比起現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專案組（亦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或中央專案小組）所實施的法西斯行為，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參見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1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康生的發言證實專案組的手段比學生的高明多了。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２００２年版；中央專案組的法西斯行為還可以參閱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中央專案組不僅令人談虎色變，而且其具體的操作更是罕為人知，中央專案組的結構和作為迄今難於見諸公開出版物。楊成武的回憶揭開冰山一角，領導楊成武搞專案的是周恩來〔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載《縱橫》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實際上，整個中央專案組的實際領導者就是周恩來，連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員。整個專案組的材料最後審批以及在報告於毛澤東之前都要經過周恩來之手，至於材料的真假不是關鍵問題。無論早期的彭德懷專案還是文革期間的的劉少奇、賀龍，林彪等專案，都是依據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
    ◇　中央專案組的發端與演變
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不同，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意見可以在媒體上顯著報道，而同樣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成立的中央專案組卻是秘密的，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媒體上。但是，在它存在的１３年時間裡，它行使的權力不僅遠遠大於一度存在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也遠遠大於中央的公、檢、法機構。它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列寧的“契卡”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
〔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　載　《china  quarterly》　Ｎｏ．１４５　（March  1996)  p87-111;2:歐陽龍門翻譯稿，節選自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１６章中央專案組部分〕
中央專案組發端於專案審查委員會。而專案審查委員會來源於文革之初成立的一個處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臨時機構。在劉少奇主持的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２０號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成立對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和田（家英）的審查小組（王力稱之為四個人談話委員會），羅瑞卿由軍委處理，同時決定由周恩來總負責並且直接擔任專案委員會下的彭真專案組的組長。中央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和軍委的審查工作都是由周恩來做統一布置，例如召開專案會議等等。（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第５９４頁、７２６－７３４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成立的中央專案組，其下屬中最大的組正是負責調查他自己。先是於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來調查他的妻子，毛澤東又在１９６７年３月底授權專案組的調查主要集中在劉少奇本人。
其他各個小組的情況是：陳伯達負責陸定一專案，康生負責楊尚昆專案，安子文負責田家英專案。陳伯達主管陸定一，後來轉給陶鑄繼而是謝富治接手。〔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７頁；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５８－４５９頁〕；田家英自殺後，在這個臨時小組基礎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實際是向毛澤東負責），下設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主任是鄧小平。〔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ly》，Ｎｏ．145May  996,p90;2:macfarquhar,  roderick《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82.上述兩位作者都認為，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鄧小平交班於康生，但是都認為，在整個文革期間（除周恩來病重期間和去世之後）
負責中央專案組的是周恩來，並且由周恩來直接對毛澤東負責。隨着文革的深入，此專案機構不僅對所謂的“四大家族”——彭羅陸楊調查〔周恩來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周恩來文革講話匯編》。在這次講話中，周恩來第一次把彭羅陸楊比喻成“四大家族”〕，而且對其他的眾多人員做調查。隨着鬥爭的深入開展，專案委員會更名為中央專案組，而且制度化，變成一個半永久性的機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１４頁〕揪出、批鬥、逮捕、關押都是由中央專案組作出決定。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起，中央專案組的成員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相差無幾〔１：王力自述其被排除在外，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第７３０頁；２：自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９日起，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和中央碰頭會。（《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第１３０頁。前後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主要原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汪東興、謝富治；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間，毛澤東同意葉群、肖華、楊成武列席與會；隨着文革深入，黃永勝、吳法憲亦與會；其間成員也不斷遭到清洗；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６卷　第６１頁；３：無論是早期的中央碰頭會還是後來的中央文革碰頭會都是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並決定會議議程，見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２１頁；《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中多次記載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情況；４：中央文革小組會議開始是由陳伯達主持並召集，但是因為陳伯達和江青的矛盾，導致陳伯達不再主持會議改由周恩來主持。見《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第８２頁。筆者根據種種不同材料，推斷此情況發生在１９６６年９月期間〕。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不是一個組織，雖然名義上都是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人員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實際上都是直接對毛澤東個人負責。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是公開的，而中央專案組是秘密的，而後者直接掌握超過國家公檢法的權力，負責決定整人、揪斗、隔離、逮捕等等，超越於黨章和憲法，凌駕於黨組織和政法機構之上。（筆者註：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不具備公檢法的權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關押某人的權力。這充分體現了某種體制特色。例如周恩來在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就可以當場宣布逮捕財政部的某副部長。至於此時的周恩來是以何種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起源、發展至結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間，中央專案組織同國務院一樣成為常設組織，但是更有權力。中央專案組的具體工作是由謝富治和汪東興負責，但是康生、江青覺得需要加強專案組骨幹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決定從部隊調人進入專案組工作，於是大量軍隊人員被調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後專案組工作人員多達數千人，其中一度有７８９位來自解放軍的官員，１２６位解放軍軍官擔任專案委員會下屬的專案小組正副組長一職〔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４８頁〕。
    在１９６７年的秋天，專案委員會極度擴張，調查的案子數量大大增加，由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負責的“羅瑞卿專案組”就已經分成了至少三個小組，處理所有與羅有牽連的案子。毛澤東和周恩來下令專案委員會分成兩個辦公室，就是後來俗稱的“一辦”和“二辦”。“一辦”由汪東興負責（即任主任），下屬多個專案組：例如彭真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安子文專案組、胡耀邦專案組、李維漢專案組等，以及後來成立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專案組、陶鑄專案組等，此專案組主要負責對中央國家機關的負責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政負責人的專案審查。“二辦”和中央軍委掛鈎，由楊成武負責，楊成武倒台後由黃永勝負責，主要負責軍隊內部系統的高級將領的專案審查。〔張嵩山《與狼共舞的日子／一個專案組組長的懺悔（上）》，《雨花》１９９４年０６期。從張嵩山之文可以看出楊成武在主管“二辦”時是非常兇狠與嚴酷的。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楊成武倒台後，根據黃克誠的回憶，由黃永勝接班主管“二辦”之後被審查人員的日子則好過多了。見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版第２８０－２８２頁〕例如彭德懷專案、羅瑞卿專案以及後來成立的賀龍專案等。〔１：Zhang  songshan《“on  the‘he  longcase  group’”》　in  schoenhals,  mike  《Ｍａｏ’s  great inquisition: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Ａｒｍｏｎｋ。　ny  sharpe  1996  p24-42;2:有關賀龍的一位老部下的被打倒以及被中央專案組調查的描述，見“王尚榮將軍”編寫組《王尚榮將軍》，當代中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２３－５３９頁；３：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第１版第６９７－７０３頁；４：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5: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
專案組“二辦”》，《縱橫》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以賀龍專案組為例，稱其為主案組，下面設１７個分案組，計有：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樣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樣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續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等。〔張嵩山《與狼共舞的日子／一個專案組組長的懺悔（上）》〕
    １９６８年，“三辦”成立，主要負責公檢法系統領導幹部的專案，三辦的主任是謝富治。但是“三辦”開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卻是調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５日，周恩來接見全國全軍衛生工作會議代表時講：“‘五·一六’問題，你們各單位革委會、大聯委自己搞清楚。社會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專案三辦負責查處，他們讓你們查就查，要防止擴大化。”《周恩來文革講話匯編》〕“三辦”後來也處理許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專案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國（馬列主義）共產黨案”，涉案的一個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在拷打下招認存在一個由朱德領導的中共的秘密“影子”，與國民黨、與蘇共、與蒙古共產黨有聯繫。〔金春明、黃裕沖、常惠民《“文革”時期怪事怪語》　求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１１３－１１５頁〕還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蘇枚的“謀殺案”（法醫的證據認為是自殺），此案導致９９人遭迫害，其中９人入獄，２３人被軟禁，３人被逼瘋，２人死於審訊者之手。〔凌雲《康生為何製造“蘇枚謀殺案”》載祝春林《歷史瞬間》１，群眾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５－９６頁〕
    文革期間，為中央專案組服務，成為許多黨、政、軍機關的重點任務。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專案組下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中央敵偽檔案清查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１８個城市由常設的分支專門就嫌疑人的政治歷史提供信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接管清查敵偽檔案的指示。１９６７．１０．０８．中發［６７］３１２號〕１９６８年８月，謝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檔案，為此解放軍抽調了７００多人，花了１８個月的時間才完成這項工作。〔仲侃《康生評傳》，紅旗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２３頁〕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慮撤銷中央專案組，就像九大以後撤銷中央文革小組一樣，〔仲侃《康生評傳》第４２３、４１５頁〕　但是到了１９６９年，中央專案組變得太有用處而無法輕易撤銷。１９７０年，它又負責“審查”陳伯達的專案，一年後又有了林彪專案。１９７５年，中央曾經設想儘快結束專案，中央專案一辦、三辦和“五·一六”專案組隨即撤銷。〔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等〕但是最終撤銷中央專案組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這一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後一項任務是為毛以後的領導人處理“四人幫”專案。〔歐陽龍門翻譯稿，節選自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１６章
中央專案組部分〕
    ◇　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的實際負責人
    周恩來雖然不是中央專案組的正式成員，〔曾經擔任“二辦”主任的楊成武引用周恩來自己的話說：周恩來為整個中央專案組的組長。見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縱橫》２０００年第１期；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則認為周恩來不是中央專案組的正式成員，但是筆者認為不可否認的是，周是中央專案組的最高負責人。見　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145  May1996  p90〕但卻主持其工作會議，參與其所有的立案調查活動，給予指示，批閱下面調查小組所提出的報告，並報告毛澤東。但是對外界來說，周恩來同中央專案組的關係並不明朗。〔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在１９９５年５月
份對王力的採訪，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145  May  1996;2:周恩來對於下屬專案小組的報告批示，可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２００２年版《周恩來對賀龍專案組請示報告的批示》〕。但是在很多回憶錄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絲馬跡。李銳曾經這樣回憶：１９６７年８月間，北京專案組的幾個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恩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５－３１６頁〕曾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憶說：專案組的人員告訴他，武光專案組是在周恩來和康生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第１４７頁〕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鄧小平受到批判，無法繼續工作，鄧小平把工作移交給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中引述戚本禹的話表明，專案組的會議是周恩來主持的。實際上，此專案委員會及以後的中央專案組，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其日常工作並直接向毛澤東負責。〔１：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2:毛澤東對於專案組的批示可見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中央專案組關於鄧小平材料的報告及毛澤東批示；３：關於林彪的作用和態度，林彪只是毛澤東劃圈我劃圈，參見於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４：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第７３０頁〕實際上，決定成立什麼專案組、由誰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均是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准。〔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　下冊第６９７－６９８頁〕  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一張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深切關注。傳單批評了毛澤東、林彪等，唯一對周恩來提出了表揚。周恩來接到此傳單後立即轉交給毛澤東。１０月１０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傳單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決定由周恩來負責組織破案。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並指定陳伯達負責，謝富治和吳法憲參加。〔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第７０２－７０３頁〕由於中央專案組的極度擴張，從部隊抽調了一大批人員充實到專案組工作。所有的抽調人員在北京集合後，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開會，說明任務的重要性，並布置工作。周恩來每隔半個月就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一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第６９８頁〕
    為了配合中央專案組的工作，１９６７年春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幹部專案組，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下屬一個專案審查辦公室，由謝富治任主任，汪東興、戚本禹、嚴佑民、肖孟任副主任。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則由嚴、肖二人負責。〔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
    對於中央專案組的工作，周恩來規定甚嚴。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寫上“已閱”、“請周總理批示”，簽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發出。在中央專案組內部，對有關專案的材料，不論是下屬各組上報的，還是中央專案小組成員及其辦公室轉來的，都要及時傳遞。至於怎麼傳送及傳送範圍，都有嚴格規定，不允許個人擅自處理、扣壓。〔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
    對於調查工作中需要查閱檔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來最後決定是否可以。當事人回憶：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我呈送了上任後的第一份報告：
永勝、法憲、葉群、作鵬同志：
    為全面審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的歷史，需向中組部借閱鄧的檔案。是否可以，請批示！
    黃永勝閱後劃了個圈，在報告的天頭批：“呈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陳、江、康等均劃圈同意。五天后報告從周恩來辦公室批轉回來，右下角幾行飽滿的鋼筆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處，過幾天后再辦。周恩來。六月二十三日。”〔張嵩山《與狼共舞的日子／一個專案組組長的懺悔（上）》〕由此可以斷定，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關於黃永勝對彭德懷專案的報告是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的說法是正確的。〔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第６９９－７００頁〕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夕，高達８８位中央委員因為“叛徒”或者“特務”等罪被中央專案組立案調查。〔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Ｎｏ．145  May  1996  p91-92;2:李可、郝生章譯《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　第２４８頁〕每個專案組下設很多分組，這些小組曾經一度調查過１２６２位主要案犯和數目不詳的相關案犯。〔程敏編《黨內大奸》，北京，團結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頁〕把這些罪行統統都扣在康生的頭上是不公正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４日，為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周恩來專門召開中央專案組會議。賀龍在這次會議上被定性為“歷史上搞叛變”、“現行中搞政變”的人物，許光達則是“反革命政變的黑幹將”。對於所有中央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的定性都是在這次會議上最後敲定。〔張嵩山《與狼共舞的日子／一個專案組組長的懺悔（上）》〕對於周恩來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會上專門提出表揚：“專案的問題除文革的幾個同志以外，總理也是參加了的，也是領導的，是他們這些同志，專案小組的全體同志的努力，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第１４頁〕
    在“九一三”之後，中央專案組重組，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３號發出通知，成立由周恩來負責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專案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６頁〕而受到林彪事件牽連的眾多人員鋃鐺入獄，並無實質性的犯罪行為，當然這都是周恩來主持的“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的“傑作”和“功勞”。
    根據毛澤東決定儘快結束專案審查的意見，１９７５年２月底至３月初，臥病在床的周恩來兩次約紀登奎、吳德、華國鋒談話，儘快結束專案審查。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被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１：《“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８頁；２：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９７頁；３：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增訂本》，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３８４頁〕許多官方文章對於周恩來在文革後期解放了許多被專案組審查的老幹部一事津津樂道，也有的拿出對周恩來有利的隻言片語作為證據，例如《周恩來年譜》記錄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就專案組工作指示：要謹慎，要有證據，要有人證物證。然而這種證據所能證明的只是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的地位。後期的幹部解放即使是周恩來的功勞，那麼周恩來也應當為專案組的倒行逆施負責！審查所謂“林彪集團”的專案審查是由周恩來總負責，同樣，審查劉少奇等革命元勛的工作也是由周恩來負責的。
    在整個文革時期，整個專案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層）調查過大約２００萬個各級幹部。〔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　《the  china  quartely》　Ｎｏ．145 May  1996  p109〕僅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即占總人數的７５％左右。在審查中，濫用專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受牽連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繫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１億人。〔１：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二版）》，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８－１８９頁；２：有資料談到：國家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占當時幹部總數的１．５％，其中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省長以上高級幹部立案審查的高達７５％。郭德宏、湯應武主編《中共黨史高層人物評傳》上冊，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第４７８頁。涉及面如此之廣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來授權群眾組織可以自己成立專案組。詳見下述〕
    長期以來，周恩來被認為是“大樹參天護英華”，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極力打倒老幹部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現在的材料表明，中央專案組是對黨政幹部進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機關。整個專案組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領導和參與了“解放”一部分老幹部的工作，當然也參與了所謂“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動”。不可否認，康生和江青有私慾的一面，但是周恩來對“五一六”的窮追不捨，不也是私慾嗎？更主要的方面則是，康生、江青、周恩來等人實際上是一個共同戰鬥的團體，都在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為毛本人或者為毛的路線）工作，要對中央專案組所犯下的包括審訊、調查、逮捕和實施眾多法西斯行為共同承擔責任。所有提交給毛澤東的要求立案調查的人員名單，都是在周恩來主持的專案組會議上預先討論通過，也包含了周恩來對於眾多專案組所提交報告的評語以及專案組所討論通過的結論，這些評語和結論無一不是令人髮指、怵目驚心。如果將周恩來在毛澤東指示下所保護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領導下的整個中央專案組所迫害的老幹部對比，周恩來的保護無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實際上，任何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群眾組織提出批鬥，都必須由周恩來批准。周恩來對譚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護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後，不少群眾組織提出“炮轟譚震林。”首先是３月１４日，周恩來的聯絡員董楓在財貿聯絡委員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譚震林的問題同志們認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５頁〕５月份，農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鬥譚震林。６月１３日，周恩來批示可以批鬥譚震林。〔周恩來接見農林口革命造反派時的指示　１９６７．０６．１３　周總理明確指示：把譚震林揪到北京農業大學去批鬥，並指定他的聯絡員具體負責，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召開批鬥大會。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２００２年版〕蒯大富被採訪時就陳述當年他們提出批鬥王光美後，先後請示戚本禹、江青、周恩來的過程，最後由周恩來通知他，中央批准這次批鬥，並用周的專車送王光美到清華接受批鬥。〔丁東《追隨毛澤東的“反革命”——重訪原首都高校“紅衛兵”領袖》，華夏文摘增刊第５１９期，２００６年８月８日出版〕
    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誣陷薄一波是叛徒。不過，在薄一波因長期“監護”身體衰弱、危及生命時，周恩來指示將他送進醫院保護起來，救了他一命。以至後來薄一波說，如果沒有周的關懷，他也許早已被迫害死了。〔《新華月報》一九七九年一月號第６５頁〕知情人講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將帥能否入醫院治療，甚至是否可以開刀，都要經周親自批示。知情人亦講述了陳毅在治療上的失誤應由周恩來負責。可以說，相對於薄一波的幸運，周恩來製造了更多的不幸。
    ◇　紅衛兵、造反派是周恩來抓叛徒的“鐵拳頭”
    在調查的過程中，周恩來直接授權於紅衛兵可以進行調查取證，為其所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服務。〔聶元梓《聶元梓口述自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３頁〕除此之外，周恩來對於紅衛兵的行動給以高度評價，例如周恩來對於學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幫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據就大為讚賞。〔周恩來對瞿秋白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而紅衛兵也在報紙上舉出證據來表明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支持，並多次向周恩來致謝。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說：“（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總理、謝副總理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你們把材料交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我們是如何揪出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１９６７。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知情人講述南開大學紅衛兵組織“八一八”還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得到指導，周恩來則寫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點。
    全國到處掀起的“揪叛徒”之風很難說與周恩來的這種鼓動和支持沒有關係。由群眾組織任意推倒中共組織對在白區工作過、被捕過的幹部作出的正確結論，重新審查，甚至刑訊逼供。而對於這種“揪叛徒”之風，現在都歸到康生一個人頭上。〔胡學常《南開大學紅衛兵與“六十一人案”》，《百年潮》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專門寫了一小節來描述“周總理關於‘揪叛徒’的批示”。聶元梓說：“還有，我們參與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現在是只說，北大揪叛徒是因為康生寫了條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實呢，康生的條子我不知道（筆者註：此說法與聶元梓在同一書另一處所寫的有矛盾），我們是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有限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２３２頁〕
    對此，周恩來的態度不是一般的欣賞。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一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財貿系統代表的講話。１９６７．０３．２１。載《中央首長講話（３）》，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１９６７年４月〕
    在第一次揪彭未果之後，周恩來則直接指示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１：戴維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筆者在同戴維堤先生見面時曾經當面詢問過此事；２：宋永毅《朱成昭：一個紅衛兵運動史上不應當忘卻的名字》，見華夏文摘增刊第３６３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出版；朱成昭在其與宋永毅的談話中，明確表示是周恩來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懷揪回來，這和其原來發在浴火鳳凰網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３：筆者註：關於揪彭德懷一事的說法另見閻長貴《史觀與史料——〈“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記憶》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４：筆者曾經就此事同閻長貴老師多次探討，特表示感謝〕
    在外交部，周恩來指示：要結合批判劉少奇，把外交部幹部的歷史問題查清。根據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成立了一個紅色尖兵四連（簡稱“紅四連”），專門負責抓叛徒。幹部司的審幹處配合了此項工作，把其掌握的幹部材料提供給“紅四連”開展抓叛徒的運動。１９６７年９月，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漢夫就被當作叛徒被拘捕審查。〔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８頁〕
    ◇　專案組的證據與周恩來的指導
專案組的調查取證和定性是根據當時的需求，特別是可以隨意更改。例如蔣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對劉少奇的工作，而周恩來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號談蔣南翔問題的時候又明確表示蔣南翔在文革前是極力吹捧劉少奇。〔周恩來談清華大學蔣南翔問題談話摘錄，《周恩來文革講話匯編》〕周恩來在“七二○”事件之後為了表示對王力的特殊照顧和歡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專機盤旋以待周恩來專機先行降落，然後在機場組織歡迎王力的儀式，一如迎接英雄凱旋，但是後來周恩來卻表示王力是國民黨，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頭子的罪名。〔１：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０３－１０１０頁；２：周恩來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講話記錄稿，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中央專案組報告給毛澤東的材料是經過剪輯和精心選編的，作為負責向毛澤東匯報專案工作的周恩來無疑是非常清楚這些材料的不真實性。〔黃錚《劉少奇專案組始末》，選自《中共黨史重大事件敘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２６３－２６４頁〕周恩來對下面專案組如何搜集證據和如何審訊應是知之甚詳的，因為每天專案組都把他們如何搜集證據等做成《動態情況反映》簡報報給周恩來等領導人。〔吳林泉　彭飛《草嵐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６頁〕面對如此眾多有疑點而且是通過嚴刑拷打得來的供詞和證據，是不可以作為法律上的證據的，但是周恩來對此熟視無睹。例如在《劉少奇專案組》中，面對如此破綻百出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罪證材料，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如此為周恩來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夥有意製造偽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５３－１９５４頁〕周恩來的判斷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陳伯達專案組給出的有關陳伯達罪行材料的證明，當時僅為一個普通工人的陳曉農（陳伯達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經不起推敲的，何況周恩來了！〔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４－４１頁〕
    高默波對此質疑評論道：“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各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劉是在‘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下被開除出黨的。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個時候，問題不那麼簡單。劉少奇專案組花了很多時間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劉少奇的證據。作為所有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劉少奇調查的結論得先通過周恩來的批准才能送報毛澤東作最後首肯。據王年一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高默波採訪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否該偏正一點兒？》，楊建利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１９９７年版〕
    周恩來還把成立專案權下放給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奪權興起之後，周恩來曾經這樣說：“黑材料要集中起來，搞個目錄，以後集中燒毀。處理材料問題還沒有一個好的典型，為黑材料爭論不休，費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奪權以後，可以找幾個人成立專案處理，處理材料是極其複雜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來，中央決定嘛！現在奪權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這裡邊去，否則就成了文牘主義了，只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價值的材料才拿出來。不鑽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轉移了。毛主席過去受打擊，現在事情都清楚，至於過去，誰說了什麼話，誰搞了什麼材料，主席才不管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紙隻字中，妨礙了大方向。雖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幾個人搞專案，不要都陷在這裡，檔案不可沒有，不可太多。”〔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話。１９６７．０１．２７。《周恩來文革講話匯編》〕此舉為各造反派成立專案審查、迫害對立面提供了依據。
    周恩來在談及衛生部孫正專案的時候，指出：（１）孫正專案組的報告，要罪狀定實，不定實就不行，不落實就不行。罪狀的落實主要是看情節，例如叫嚷“無產階級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這句話就可以斗他。２）定案，要說得准，很清楚。要穩准狠。劉少奇不過只抓了他三件大事。〔周恩來接見衛生部領導同志的講話。１９７０．１２．２８。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周恩來所說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內奸”、“工賊”這三頂帽子。
單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夠給劉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夠滿足毛澤東徹底打倒劉少奇的願望，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同時周恩來也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得不另行謀策並最終提供了證據。依靠這些證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題名“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６８〕１５２號、中發〔６８〕１５５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周恩來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間以摧毀“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來說：“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的發言。１９６９．０４．１４。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官方強調的周恩來內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強調的他是為了服從大局。這些說法都無法為周恩來洗脫罪名。事實上，周恩來從來沒有做過違背他內心的事情，周的所作所為很多都是違背毛澤東指示的。毛要反走資，保護紅衛兵反對官僚反對特權，要求官員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偏要保護走資派，保護官僚特權，指揮走資派控制的嫡系軍隊葉劍英韋國清陳再道等禽獸出兵鎮壓毛的紅衛兵，反對毛的為人民服務指示。建國之初毛要提拔善於搞經濟的高崗搞經濟，周聯合劉鄧造謠害死高崗。毛沒有命令周在自己房間安裝竊聽器，而周卻在毛的房間安裝竊聽器。大躍進後期鄧心腹所在的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甘肅大規模餓死人後，周恩來違抗中央指示扣押各地文件不傳達給中央，連羅瑞卿指明要上報中央和主席的文件都扣押不報毛（羅瑞卿的兒子羅宇回憶錄曝光），周恩來一直陽奉陰違的違抗中央和毛的指示而犯下滔天大罪，周狗們如何歪曲事實解釋他是違心的？
    可見，凡是美化周的周狗，都是反人類的。為什麼改開後很多中國人出國後令全球人憎恨而引發反中？因為周狗們跟周一樣是無人性的，不但在中國大陸為害中國老百姓，出國也會為害地球，為害所有國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