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僚貪污腐化與內生經濟增長 |
| 送交者: 雷鼎鳴 2005年11月02日19:59:1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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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貪污腐化與內生經濟增長 [轉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簡報1999年第13期(總第093期)”] ------------------------------------
在國外的許多人思想已經明顯落後國內的步伐(包括我自己),某些臆想者的無端指責與事實明顯不符。
1999年4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座研究員雷鼎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致福軒作了題為“官僚貪污腐化與內生經濟增長”的報告。雷教授把貪污腐化視作一種對個人有利,但卻損耗社會資源的投資活動,並對它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對經濟增長率及生產水平的影響做出分析,解釋了兩個重要現象:(一)為什麼某些貪污盛行的政府會十分熱心打擊貪污?(二)為什麼一些指令性計劃經濟體系雖然效率偏低,但經濟增長率卻比西方國家還要高? 官僚腐化存在於所有的社會,存在於經濟發展的所有階段,存在於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然而,國際上一些對腐化的測度指標顯示,其發生呈現出相當的多樣性。這樣的多樣性及其與經濟增長、發展的聯繫是雷教授報告的主題。 雷教授首先假定任何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賦予官僚機構以一定的資源分配職責。由於這些資源的影子價格高於自由市場上的價格,經濟中必然存在以各種各樣的隱性支付手段或者行賄來填補這一價格差距的動機。利用這種機會去獲取租金的行為即雷教授意義上的“腐化”。這樣,不論政府干預存在的理由是什麼,官僚腐化總是政府干預經濟過程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由於腐化行為只是從行賄者到官僚的轉移支付,它本身並不一定會帶來淨社會成本。而且,行賄可能會減少政府干預帶給社會的純粹損失,因為作為一種資源重新配置的手段,它可以把稀缺的資源導向使用效率較高因而可以出價較高的行賄者(“投標者”)。然而,由於只有官僚才有通過腐化獲取經濟租金的可能,社會中的個人就會有動機為了這種特權而去競爭作官僚,此即經濟學文獻中所謂的“尋租”現象。雷教授引申其為對政治“資本”的“投資”。政治資本主要是決定成為官僚的能力而很少或者說不會對真實生產有什麼貢獻。可是,對政治資本的投資卻需要耗費經濟中本來可以用於投入生產或是投資於生產性人力資本的資源,這種損失是在雷教授的分析中腐化所產生的社會成本的來源。 雷教授在一個經濟增長的框架中討論問題,而人力資本投資在近期的文獻中較普遍地被採用作經濟增長的動力,因此,經濟增長勢必涉及政治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平衡。雷教授正是要通過兩個內生增長模型來分析這兩種資本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模型一是分析的起始點,提供了一個無分工情況下的分析框架,並說明了多均衡解存在的可能性。模型二是模型一的發展,它允許專業化分工的存在,對官僚腐化和經濟增長在不同官僚結構下的相互關係提供了比較滿意的解釋。 一、同質人口 此時經濟中的個人是完全一樣的:每個人都是一對生產者和官僚的結合。人力資本是唯一的生產性資本。雷教授具體設定了人力資本、政治資本演化的函數形式(投資品的生產函數)以及消費的分配函數。具體地,此分配函數依賴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和個人相對於社會平均水平的政治資本存量。這樣,在給定的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的初始水平下,代表性的個人將求解一個(無限期的)跨期規劃問題,以決定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的投資函數。模型的解至少有如下的兩點值得注意。1、由於政治資本投資具有負的外部性(任何個人的消費隨他人政治資本存量的上升而下降),社會中的政治資本投資超過社會最優水平。此外,由於所有個人是同質的,均衡的結果是每個人的政治資本存量都是一樣的。2、象多數動態模型一樣,模型的解不是唯一的。在特定的模型參數下,政治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的相互作用會產生三種均衡解(人力資本投資因而人均收入水平依次降低,政治資本投資因而腐化水平依次升高):穩定的可持續增長均衡、不穩定的發展均衡和穩定的貧困陷阱。這裡的核心區別是經濟中的初始人力資本存量和初始政治資本存量的相對值。當這一比值高於一定的臨界值時,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會遞增,而投入到政治資本積累上的資源同時會下降。
二、異質人口 內在地看,所有的個人仍然都是同質的,但由於初始政治資本的差距,少數人成為官僚,其餘的多數人成為生產者。政治資本的差距還被要求足夠地大,以至於生產者和官僚的身份轉化在模型里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此時經濟中的生產者和官僚是專業化分工的依照官僚結構的運作方式,模型又可劃分為兩種類型。 其一、競爭結構(“競爭的腐化”)。這是一種分權形式的官僚結構,所有(同質的)官僚競爭相對的個人權力。在均衡狀態,由於兩種類型的個人可能都投資於政治資本或者只有官僚單獨投資於政治資本,模型可能存在的均衡解擴大到六個。其中,完全專業化分工的均衡(官僚專業化於政治資本的積累、生產者專業化於生產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所能達到的人均產出的增長率是最高的。 其二、壟斷結構(“有組織的腐化”)。這是一種集權形式的官僚結構,官僚們的經濟決策受到一個理性的強有力的中央權威的控制。此時經濟可能允許存在的均衡解只有類似於模型一的三種狀態:可持續增長均衡、不穩定的發展均衡和穩定的貧困陷阱。但是,嚴格的經濟分析表明,不論經濟的初始狀態是什麼,只要生產技術和人們的偏好與經濟增長的要求相一致,在壟斷官僚結構下,經濟所能達到的唯一均衡是可持續增長均衡。而且,這一穩定均衡與競爭結構下的完全專業化分工的均衡是完全一樣的,只是此時官僚對政治資本的投資水平還要低一些。進一步地,此時官僚可以把少“浪費”在政治資本投資上的資源(時間)投入生產性的工作,從而提高社會總產出。 兩種官僚結構下不同均衡背後的經濟邏輯來自於異質經濟中官僚和生產者之間和官僚內部存在的兩種外部性。在分權體制下,獨立決策的官僚缺乏考慮自己的政治資本投資對其他官僚和生產者的影響的激勵。中央權威的存在,一方面可以降低為了與生產者區分開來的對政治資本投資的平均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內部化官僚之間純粹競爭的外部性,從而減少對政治資本的過度投資。 利用模擬分析方法,雷教授對模型受參數變化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一個值得一提的結果是,一般地,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越高,經濟中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會越低。此外,雷教授還利用各國經濟發展的數據對其模型進行了計量檢驗,其結果支持了他的假說。 三、模型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幾點解釋 1、集權體制下穩定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可能會達到、甚至超過成功的民主體制,因為後者的“競爭腐化”比前者的“有組織腐化”消耗更多的資源。 2、在成功的集權體制下,經濟中經常會發生反腐敗的運動(其意在於降低對非生產性的政治資本的投資)。但是,當中央權威下降時,社會中的官僚腐化現象會加重(部分回歸到對政治資本投資過度的競爭性腐化狀態)。 3、由於官僚腐化和經濟增長都是模型內生的,它們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而只是在受到更深層次的外生因素影響下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相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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