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萬維讀者為首頁 廣告服務 聯繫我們 關於萬維
簡體 繁體 手機版
首頁 新聞 視頻 博客 論壇 分類廣告 購物
版主:納川
萬維讀者網 > 天下論壇 > 帖子
中國抗戰 - 劍橋中華民國史 上
送交者: wizard 2005年11月09日22:25:3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1 戰爭爆發

戰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開始的。按照庚子協定,從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華北的北平和天津間屯駐了軍隊。而在那個和煦的夏夜,一中隊日本軍隊在距北平15公里的盧溝橋(馬哥孛羅橋)附近舉行野戰演習,那裡是控制所有與中國南方交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稱,他們遭到中國士兵射擊。①緊急點名發現,他們的一名士兵失蹤了。於是,他們要求進入附近中國人駐防的宛平城搜尋。中國人拒絕後,他們妄圖猛攻這座城鎮,未能得逞。這就是戰爭的最初衝突。

日本終究必須對這場戰爭承擔責任,這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從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起,特別是從1931年攫取滿洲起,他們侵略中國的記錄是聲名狼藉的。然而,在盧溝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仍然是有爭議的。通常中國人爭辯說,日本人蓄意挑起戰端。據稱日本的目標是將華北從南京政府的管轄下分離出去;通過奪取對盧溝橋——宛平地區的控制,他們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從而迫使二十九軍軍長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將軍變成一個順從的傀儡。再則——接下去的論據是——日本人眼看中國人日益團結,打算趁國民黨人變得強大前建立起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

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類似的事件,占領了橫跨北平至天津鐵路的豐臺。同年晚些時候,他們曾枉費心機地試圖購買宛平附近約1000英畝土地以建造兵營和機場。1937年春,日本的軍事指揮官們也曾擔心宋哲元正進一步受南京影響,從而威脅他們在華北的地位。還有,事變前一個星期里,北平曾處於一種緊張狀態之中,謠傳日本人即將進攻;日本野戰演習在盧溝橋這樣敏感的地點持續了一周。這是異乎尋常,而且擾亂人心的;親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製造騷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國人,據認為失蹤的士兵已經返回,顯然他從未受到中國人的扣押或刁難。①

但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盧溝橋發生事端。1937年,東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着重發展工業的政策,作為加強其軍事力量基礎的手段;而參謀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戰軍司令官避免發生可能惹起“國際糾紛”的事件。當然,華北的日軍軍官是以不買他們東京上司的賬著稱的。不過,7月7日皇軍在華北的規模和部署說明,野戰軍司令官們並未對事變作過準備。他們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約為這一規模的 10倍),而且大多數顯然是在不準備應付盧溝橋衝突的地方從事演習。因此,日本軍隊僅約135人捲入了起初的戰鬥。②[ ]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盧溝橋戰端,事變本來無須導致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因為7月19日宋哲元簽署了一項從宛平撤軍的協議,並在其他方面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東京的決策者們發生了較大的原則性爭論,這些爭論把兩個國家推入全面戰爭。國民政府認為,任何僅由北平地方當局決定的解決辦法,都會支持日本提出華北脫離其管轄範圍的要求。因此,它堅持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它還把幾個(2—4個)師從華中推進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對華北日軍形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國民黨權力排除出華北的原則作為其政策的基礎。在中國人顯示力量面前,他們決心不向後退。因此,他們開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強他們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與宋哲元的軍隊再次衝突。三天以後,華北的日本司令長官宣布了“一場對採取行動損害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進行的膺懲戰”。①四天之內,數以千計的中國守軍陣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個平津地區。當時雙方政府的政策都變得強硬起來。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於7月27日聲稱,他決心取得“中日關係的根本解決”。②而蔣介石也於7月30日聲明:“現在我們唯有領導全國民眾,舉國一致,鬥爭到底”。③[ ]

8月7日,蔣介石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正式決定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抗戰。④於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爭議的一次風險。他決定把戰爭的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南京的戰略家們認為,比起華北的開闊地帶來,上海更適宜於與日本作戰,因為該市的阻塞地區將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後勤能力方面的優勢。對上海日租界⑤的攻擊,也會把日本的注意力從北方轉移過來,使那裡的中國人有可能加強他們的防禦,特別是關鍵省份山西的防禦。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報償。中國輿論可能會像1932年一樣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採取堅定立場的話。再則,在靠近大的外國人社區的地方打仗,也會引起西方列強的關注和同情——還可能進行干涉。①雖然親國民黨的著述家們依然宣揚蔣的冒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遠遠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料。

蔣介石於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個精銳師——以德國武器裝備,並由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和他的德國參謀充當顧問——占領大上海界域以內(但在外國人地區以外)的陣地。該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區內(包括公共租界的楊樹浦區和虹口區,以及這個中國城市的北虹口區一個1.5英里長半英里寬的凸角,見圖8)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倉促增援。但是,當8月13日作戰開始的時候(關於哪一方先射擊,至今仍無定論),中國軍隊約有8萬,日本軍隊只有1.2萬。德國訓練的中國軍隊,有一個星期幾乎把日本人趕進黃浦江。然而,後來日本的增援部隊在該市北面長江岸邊登陸;戰線擴展了;中國軍隊失去了他們起初的優勢。[ ]

戰鬥是毀滅性的。停泊在附近長江和黃浦江中的日本戰艦上的炮,猛擊直射射程內的中國陣地。南京政府決心不撤退,投入更多軍隊。在三個月的作戰中,大約27 萬中國軍隊——整整60%的國民黨防衛力量和蔣介石現代化陸軍的核心——或死或傷。②日本人的傷亡超過4萬。不計其數的成千上萬平民也遭屠殺。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該市大部地區遭到毀壞。

11月初,日本的一支兩棲部隊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灣登陸,一周內這支軍隊威脅該市守軍後方。中國軍隊向南京撤退。但是,他們的撤退如此慌亂,竟未在滬寧鐵路上無錫附近模仿德國興登堡防線精心構築的混凝土防禦工事前停住。南京於1937年12月12—13日淪於日本人之手。其後,日本的攻勢放慢了。同時,他們的軍隊干出了這場戰爭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2000名①中國人被殘忍地殺害,其中許多人被活埋或者澆上火油燒死。約有兩萬婦女被強姦。②中日戰爭已經開始了。[ ]

蔣介石曾經長期力圖避免敵對行動。自從 1927年國民黨人執掌政權以來,儘管日本曾多次進行干涉和侵略,他卻始終奉行一種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強大的外國侵略者,中國是太弱了,並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認日本侵占東北四省(滿洲),締結消除國民黨在華北影響的停戰協定,並屈服於日本的壓力,鎮壓反日的學生運動。然而,從1935年晚些時候開始,反日情緒已經變得如此強烈,致使國民政府覺得對日反應非強硬不可。於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逐步開始了戰爭的準備。他大概口頭許諾過他將抵抗外來侵略,換取了西安獲釋。因此,1937年2月他撤換了據說親日的外交部長張群,而且他開始與他長期的敵人——共產黨人談判和解。因此,當戰事在盧溝橋爆發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抗擊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舉國一致,異口同聲都支持他,在整個一代人中達到了空前的統一。

蔣介石的戰略基於“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他銳敏地感到他的軍隊劣於日本,甚至在戰前他即已構想了撤至中國西南偏遠內地的戰略。1935年8月他對一次政治幹部集會說,“我們本部十八個省份哪怕丟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①蔣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然處於前現代、前工業階段這樣一種認識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戰能夠持續下去,不管有多少個城市和工廠淪於敵手。萬一入侵的軍隊竟然前進到中國幾乎無邊無際的內地,他們勢必要被截斷補給來源而精疲力竭。偶爾如在上海,他並不堅持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然而這個戰略畢竟如他所預期的那樣,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當容易地占領了中國北方和東部的都市中心,並沿主要公路和鐵路線持續攻擊,迅速推進。但這些交通幹線並不穿過華西的山嶽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國人就隱蔽在後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

不像蔣介石,日本人沒有事先想好的戰略,甚至沒有要在中國追求的目標。1934—1936年,外務相廣田弘毅系統地提出了日本對華三項總的要求:(1)鎮壓反日活動;(2)事實上承認滿洲國,並建立滿洲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親善關係;(3)中、日間在剷除共產主義方面合作。但是,廣田三原則的確切含義從來不是清晰的。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決策者們關於他們的下一着棋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主要代表軍隊參謀本部的一種意見,反對在中國本部擴張。這幫人爭辯說,日本的戰爭潛力仍是有限的,而當前中國人越來越民族主義化並日趨統一,他們的反抗比前幾年難對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數領導人——文職的和軍方的——並不了解正在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潮流的重要性。他們記得1931—1932年他們曾輕而易舉地占領滿洲,對中國軍隊極度輕蔑。這些主戰派是如此樂觀,以致他們竟宣稱三個月內就能獲勝。①

在戰爭早期的幾個月裡,日本擴張主義者們對中國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這在1937年11月5日東京政府提議以類似廣田三原則的條款來解決中國“事變” 時,變得更為明顯。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蔣政府也不同意進行談判。那時上海已經陷落,國民黨軍隊正向南京敗退,完全潰不成軍。這些輕易的勝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東京政府不再願意在其11月建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取而代之的,是它於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認滿洲國;華北和內蒙非軍事化,償付賠款,以及——最為不祥的——在華北建立一個“特殊的政治機構”,它將促進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共榮”。蔣政府對這些要求不予答覆,於是東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決心“消滅”國民政府。②[ ]

無論這時還是後來的戰爭期間,日本擴張主義者在和平條件中也從未打算在中國本部承擔直接的行政管理責任。但是,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們確實提議實際征服中國,特別是北方五省,以滿足日本的政治願望和經濟需要。在1937—1938年中國熱情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下,這些都是蔣所不能接受的條件,即使他願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後,中國的抵抗並未像日本擴張主義者們曾經自鳴得意地預期的那樣瓦解。相反,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到了重慶,同時蔣介石宣布“焦土”政策,從武漢指揮抗戰。

於是日本人以武漢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然而他們首先竭力奪取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主要鐵路的控制權,以聯結他們分散的部隊。這一點他們最終成功了,雖然像在上海一樣,他們偶爾遇到英勇的指揮得極好的抵抗部隊。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軍隊集結在江蘇北部交通樞紐徐州時,李宗仁將軍的部隊把進攻者誘入四周有城牆的台兒莊包圍圈。李的軍隊使日軍遭受慘重傷亡——中國人宣稱有三萬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軍殘部撤退。這是中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如同過去屢屢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人不去追擊被打敗了的敵人,因而他們的勝利是短暫的。徐州於5月19日陷落。華北和南京地區的日本指揮官們,現在可以在即將來臨的武漢戰役中協同他們的行動了。①[ ]

日本人 1938年 6月初在開封遭到另一次顯著的挫折。當他們沿隴海鐵路西進時,中國人突然炸開了黃河的提壩。衝出河道的黃河漫過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繼而穿越河南平原,進入安徽省,從那裡在山東半島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這項戰略卓越地發揮了作用。侵略者暫時被遏止住了,武漢戰役被延長了大約三個月。但是,改變黃河河道的決定曾遭到嚴厲的批評。確實,國民黨人多年否認他們曾有意決堤。因為洪水對中國老百姓的損害甚至超過對日本人的損害。大約四五千個村莊和 11個大城鎮盡成澤國。據說有二百多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甚至七年以後,在一些村莊裡所能看到的,只是從幾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來的廟宇弧形屋頂,和光禿禿樹木頂端的枝椏。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兒莊和在黃河上表現出來的決心,在戰爭初期國民黨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許多中國指揮官猶豫而膽怯。②他們多數享有地方自主權已經很長久了,不會僅僅為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權力的風險。例如,省主席韓復榘可恥地把山東省丟棄給日本人,雖然他與大多數人不同,因違抗蔣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價。他於1938年1月被處決。[ ]

雖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漢的曠日持久的戰役中蒙受了重大損失,但他們在大炮、坦克和飛機方面的優勢,使他們終於能在1938年10月25日奪取這座城市。僅僅四天以前,他們實際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廣州。日本戰略家們確實認為,中國人現在要投降了。

國民黨政府某些成員確實對戰爭可怕的破壞感到嫌惡。例如,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導致的1938年11月的長沙大火等災禍,就是明證。此外,在英國和法國為了與希特勒和平相處,於慕尼黑獻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靠外國干涉反對日本的希望也於1938年9月受挫。只有蘇俄向中國提供援助。有人認為,它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延長戰爭,從而削弱國民政府。因此,有人爭辯說,戰爭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利用國民黨剿共戰役中斷的喘息機會來擴張地盤。

政府中對抗日政策抱有疑慮的人的首要發言人是汪精衛。作為國民黨的副總裁,他名義上是國動的第二號領袖人物。汪雖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國民黨內有相當多的追隨者,但他在蔣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權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許是受過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對不能改變那強加於中國人民的抵抗戰略的絕望這雙重動機的驅使,他於1938年12月18日從重慶逃跑了。後來,在日本人的實際支配下,他於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維新國民政府①來和重慶政府對抗。②[ ]

在蔣介石方面,他並不顯得垂頭喪氣。他樂觀地宣稱,放棄武漢“標誌着我們的鬥爭從防禦到進攻的轉折點”。③儘管這似乎是虛張聲勢,但連日本人也承認,由於未能在武漢把國民黨軍隊打垮,他們已失去速勝的機會。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撤退到有利於日本軍隊前進的現代交通幹線之外的崎嶇山區。日本高級指揮部預料勝利的時間已經不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了。④

#2

中國的戰爭動員

儘管日本反覆挑釁,蔣介石還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戰爭推遲了好幾年,他認為他必須首先鎮壓共產黨人,並提高軍隊的素質。但是,到1937年7月,國民黨中國依然可悲地沒有準備好戰爭。因此,在以後的兩年裡,他們倉皇失措地將國家置於戰時體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蔣曾特別注重武裝力量的現代化。一個德國顧問團——其中最著名的是漢斯•馮•賽克特和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開始訓練新式的軍官團。為中央軍的精選部隊進口了主要由德國製造的大量武器和裝備。建立了空軍的核心,並籌劃用德國建造的潛艇、巡洋艦和魚雷艇裝備海軍。①[ ]

馮•塞克特將軍曾特別向蔣強調,高度發達的國防工業對維持一支現代化軍隊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就這種工業基礎的明顯的重要性而論,實際成就是太少了。直到 1935年,為了發展重工業,才建立國家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於1936年開始一項發展工業的三年計劃,但直到戰爭開始後資金仍嚴重不足。②因此, 1937年國家的國防工業仍停留在草創階段,而軍隊仍繼續大量依賴外國的武器和裝備來源。中國的兵工廠的確生產了大量的步槍和機槍,但幾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載重汽車、石油和無線電設備仍然不得不進口。大約30萬軍隊已經接受了德式訓練,但其中只有8萬全部用德國武器裝備。大約170萬國民黨軍隊的其餘部分,以歐洲和日本的標準看,訓練很差,裝備窳劣,而且分屬於無數實際上各自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國也已開始為預期的與日抗爭進行動員,但是進展同樣很慢,令人憂慮。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第3章《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後,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開始談判第二次統一戰線。蔣介石同周恩來於次年頭六個月會談了五次,然而到 7月戰爭爆發時仍未達成協議。①[ ]

1937年春,蔣介石還曾採取不尋常的步驟,邀請全國400多位頭面人物到旅遊勝地廬山出席談話會,共商國是。被邀出席會議的不僅有國民黨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黨派(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和學術及職業團體的傑出非黨人士胡適、傅斯年和張伯苓)。談話會實際上是直到戰鬥已經開始的7月16日才召開的。儘管政府早在戰前就試圖這樣做,以便與不斷高漲的抗日情緒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繼續監禁如陳獨秀等政治犯,並對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的民眾領袖即所謂“七君子”起訴。

不過,戰事一開始,戰爭準備就加快了步伐。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終於結成。政府的領導結構全部更新。同時,絕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眾和物資開始向中國西部內地省份大規模遷移。因此,國民黨統治的結構和環境都改變了,雖然它的基本特徵——一種依恃武力的獨裁統治——依然沒有變更。

為了在政治上動員全國,政府試圖同時加強蔣介石中央集權的獨裁權力,並擴大其民眾支持的基礎。早在1937年8月,蔣被授予新的廣泛權力。難於控制的、曾負責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指導的黨的機構——中央政治委員會被國防最高會議(1939年1月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所代替。蔣主持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政府機構。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軍事委員會也由蔣主持;它不僅控制軍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職能。現在,按照軍事委員會新修改的組織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肩負全部國防責任,擁有對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權,並指導全國民眾。”①蔣介石根據這項授權在委員會內建立了八個部門,負責指導政策、重工業、輕工業和商業、國際關係、民防以及作戰。行政院和國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們的職責大量被軍事委員會接管。②[ ]

然而,在五個月裡,戰時狀態的管理陷於一片混亂。軍事委員會的司法權是如此廣泛,其行政權是如此複雜並難於控制,而它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猶如一團亂麻。結果民事管理的責任,至少在形式上又還給政府和黨的相應機構。而軍事委員會再度單純負責指導戰爭的軍事方面。儘管作了這種調整,軍事委員會在整個戰爭期間仍然是政府的實際中心。蔣介石在各個時期還擔任了其他高級職務。例如,他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即政府總理),國民參政會議長和國民黨的總裁。但是,他更喜歡通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室③行使他的職權。

因此,在軍事委員會內,他設立了參事室(由王世傑指導),它廣泛地關注經濟問題、財政問題和政府管理問題。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參事室講話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權威性。還有侍從室,可理解為委員長的私人秘書處。這個機構配備過像陳果夫和陳布雷這樣有影響的要人,它決定誰晉見蔣,什麼情報上報給他,並就所有官職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議。軍事委員會還包含一個保密檢查室和一個軍事調查統計局,後者是一個由戴笠將軍指揮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組織。結果,軍事委員會處於一種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個戰爭期間凌駕於國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實上擁有無限的權威。①[ ]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的個人領導權也是得到公認的。他追求黨的總理職務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黨改組後,孫逸仙曾通過這個職務對國民黨活動行使獨裁的控制權。然而,孫逝世後,那個頭銜永久為他保留着,而國民黨至少自此以後在形式上實行一種委員會體制。蔣介石希冀恢復原領導原則,認為他應當得到這份尊榮;認為孫逝世後缺少一位獨一無二的領袖,已經造成黨的嚴重分裂和不穩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廣東和廣西聚集於胡漢民周圍的黨內的強大派別,曾經對蔣的不斷增長的權力心懷妒忌。但在1938年3月於武漢舉行的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上,他終於被授予總裁的頭銜(在中文裡,措詞是總裁,不是總理,一種並無不同的差異)。他對黨的控制實際上已經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歡欣地說:“余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吾黨動搖已十有五載,至今日方得穩定。”②隨着 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蔣也擔任了主席的職務。因此,在戰爭期間,黨、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最高職務都集於他一身。[ ]

甚至當蔣鞏固他的獨裁時,他也力圖擴大他的政治基礎。1938年初在武漢,民族團結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熱情激盪着,並且絕未再現。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倡議設立國民參政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參政會是準備為民眾參預國民政府事務提供講台的一個類似議會的機構。起初,它由從各方面遴選出來的200人組成,企圖保證非國民黨員的賢達參與政事。結果小黨派和共產黨得到大約50個席位;無黨派人士得到70席;國民黨員擁有的席位不超過80席。新的參議會是這樣一個明顯具有代表性並有能力的機構,在戰爭的頭一年間它反映了民族團結的情緒。①

然而,參政會不是一個羽毛豐滿的議會,因為它的權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評,但是不能實施它的決議。它的權力僅僅是諮詢性的。但直到大約1939年,參政會充滿了合作氣氛,它是一個有影響的政府機構。

三民主義青年團則是一個迥然不同的組織,它企圖謀求全國青年的支持。當時所有非國民黨的青年團體概行取締(通過簡便的拒絕它們所需要的政府登記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勵群集於蔣介石領導之下。不過,組建青年團還有第二個目的,即恢復國民黨的生機。蔣介石1938年依舊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他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他宣稱:[ ]

多數的黨員,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鬆懈,興趣淡泊,工作懶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於爭權利,斗私見……於是黨員幾乎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民眾不但對黨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

蔣介石希望青年團能使國民黨運動充滿新的理想主義。他說:“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里的新血輪。”③

國民黨中國幾次戰時動員行動中,最富戲劇性的是居民、政府、學校和工廠從沿海地區向內地遷移。在戰前,中國國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業中心,是華北以及華中和華南沿海和沿江地區的城市——而恰恰是這些地區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躪。在那些地方以外,是遼闊的內地省份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陝西、西康和甘肅。①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來變化甚微,然而國民黨人卻在這裡建造他們的戰時根據地。

預料到與日本的這場爭鬥將是一場消耗戰,國民政府在盧溝橋事變後立即把關鍵性的工業企業遷往內地。軍事工業,如飛機裝配廠,特別是南京、武漢、廣東和山西的兵工廠,構成了1937年8月開始的重要的工業內遷的主體。私營實業家們也受到催促,把他們的工廠遷離日本人的進軍路線。8月10日,上海戰事爆發前三天,政府撥款給國家資源委員會,以幫助私人工廠從該市轉移出來。戰火迅速趕上這些準備工作。146家工廠重15000噸的設備,隨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彈火紛飛下從上海遷移出來的。在戰爭的這個早期階段,大多數內遷工廠的目地是武漢。但是,在許多機器還來不及拆箱和工廠恢復生產前,武漢自身也危在旦夕了。於是,向內地的遷徙再度開始。一些工廠橫越洞庭湖,船運到廣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廠則經鐵路運往陝西的西安和寶雞。許多設備放在木船上,拉縴溯長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過狹窄而陡峭的峽谷曲折迴旋,這裡船隻時常由幾百個拼命用力而汗流浹背的縴夫拖曳逆流前進。總共有623家私營工廠搬遷到未被占領的地區(其中大約3/4最終恢復生產)。武漢兩家大型然而陳舊的鋼鐵廠,包括漢陽鋼廠,是這次轉運的主要部分(37000噸)。另外,還有119家紡織廠重32000噸的機器,以及320家機器製造廠重約19000噸的機器。隨同這些工廠遷移的有42000名技術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財政資助來的。①[ ]

國民黨人曾把這次工業內遷,描述為中國人民英勇獻身的證據。雖然成就是顯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誇大了。遷移機器的總數共約120000噸,相對於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適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當兵工廠搬遷時,不僅機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家眷都裝船運送,而且工人們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門和窗戶都搬遷了。兵工廠的工人們為了有限的運輸工具互相進行激烈的爭奪,有時甚至互相射擊。②私人實業家們受到來自政府保證賺錢的誘惑。他們得到保證,在5—7年的時間內獲得5—10%的利潤,並獲准低息貸款和自擇廠址。③未得到這種有吸引力的許諾的大部分私人實業家,寧願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適,而不願接受內地的艱苦和不安定。中國金融家們同樣不理會政府要求把他們的投資轉移到內地的呼籲。億萬元的法幣閒置於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國。於是,有些中國人表現了一種愛國獻身和民族團結的模範精神;但大多數實業家和金融家覺得,中國的抗戰事業與他們個人很少或者沒有關係,並且對政府的戰爭公債很少信任。他們不願讓愛國主義使他們的商業本能變得遲鈍。①[ ]

大學也加入了向內地的遷移。由於它們曾經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策源地,日本軍隊對它們進行了特別的報復。1937年7月29日,日本飛機轟炸了天津南開大學。翌日,日本的大炮轟毀了殘存的校園。最後,他們用煤油縱火焚燒廢墟,以徹底毀滅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華大學先被日本搶劫者有計劃地掠奪一空,然後它的建築物被改成皇軍的一座座兵營、醫院、酒吧、妓院和馬廄。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的大學都屢遭轟炸。②

學生們和教授們成為涌往內地的難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後期,原來的大學、學院和職業學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領區,其餘足足有52所教育機構已遷入內地,還有25所避入外國租界或香港。參加西行隊伍的那些人,有時不得不走上兩三千英里才找到一個戰時避難所。例如,中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清華、北大和南開起先避難到湖南長沙,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所聯合大學。③但是,到1938年2月,學生們和全體教員不得不再次遷移,這次是去雲南的省會昆明。一批乘火車和輪船取道廣州和河內。第二批由257名學生和11位教授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達新校址。[ ]

戰爭使教育機構蒙受重大損失。17所學校被迫關閉;成千上萬青年輟學。當然,有的學生待在家裡,但其餘學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國民黨軍隊或共產黨的游擊隊,或者參加軍隊的文娛或護理隊。對於那些繼續學習的人來說,流亡大學的條件往往是極差的,課本、圖書資料和科學儀器設備均嚴重短缺。教授們往往丟失了他們的講稿和其他參考資料。學生們和教授們都覺得生活條件嚴酷。廟宇、祠堂或籬笆牆的棚屋變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條箱當課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揚至少部分地一度彌補了物資的匱乏。學生們感到,只要他們繼續學習,就是對他們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視。政府當局也認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梁,他們為戰後國家重建作準備比在軍中服務能更好為國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襲和其他不便外,教育體制繼續照常運轉。再則,因為實際上所有學生都受政府貸金資助,並免予應徵入伍,大學註冊人數從1936年42000名學生增長到1944年的79000名。
[ ]
幾百萬難民的湧入,深深地影響中國西部的省份。①直到當時,內地省份是與世隔絕的,它們僅僅從沿海地區接觸到近代化的影響。相比之下,許多難民來自富有閱歷的中等和上流階級,習慣於財富、權力和現代舒適生活。他們常常屈尊俯就那些習慣古怪、語言難懂的比較土氣的本地人。他們也怨恨當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視性的價格和租金。另一方面,當地居民怨恨下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來者確實試圖壟斷政府的主要職能,攫取對金融貿易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權。政府機關和工廠中令人歆羨的工作拒絕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認為他們懶惰和笨拙。幾年過去後,語言上的差異不再阻礙本地人與難民之間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來愈尋常,而且價格上的雙重標準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對工作和社會地位上的歧視的不滿,直到戰爭結束還沒有完全消除。②


#3 1939—1945年的惡化:軍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和廣州失陷後,戰爭的特徵和國民黨區域的狀況起了深刻的變化。戰事漸次進入一種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③日本攻擊珍珠港後,國民黨領導人預料西方盟國能夠打敗日本,無需中國作進一步的犧牲。畢竟他們已經單獨與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們對與日本人作戰,不如對遏制共產黨人那麼專心致志。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和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後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發現,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轉的軍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惡化過程。這種惡化,到1945年使它處於虛弱和萎靡不振的狀態。[ ]

國民黨人於1938年10月在武漢戰敗後並未屈服。這時,日本的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抵抗能力估計錯了,皇軍假如進入內地繼續追擊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會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們採取了一種新戰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確保對中國的控制。首先,他們鞏固自1937年7月以來所占領的地區的控制。當時他們在華北和華中僅有效地控制大約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鐵路和公路沿線地區。他們需要消滅許多小股的抵抗力量,並利用占領區的生產能力為本國經濟服務。①

其次,日本人決心拖垮國民黨人,直到他們因“內部分裂”而崩潰。②因而,他們在加緊對國民黨區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了一場破壞性的空中戰爭。1939年春,他們奪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斷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鐵路。11月,他們以一支兩棲部隊在廣東西部的北海登陸,並挺進100英里攻取廣西省會南寧。這是對國民黨人的一次摧毀性的打擊,因為它切斷了通向河內的新鐵路線,而中國人當時正通過這條鐵路線取得足占他們極為需要的進口物資的1/3。其後,1940年 9月,日本人占領了法屬印度????北部,封閉了河內與昆明間的重要鐵路線。此後,國民黨人依靠新開闢的勉強可以通行的滇緬路、香港(日本人於1941年12 月占領)的空運和通往俄國的漫長的隊商卡車路,從外部世界取得供給(見圖)。[ ]

日本人不加區別地空襲軍事的和居民的目標。與破壞軍事設施和工廠相比,他們的目的更重在使民眾在精神上垮掉。實際上在國民黨區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襲。然而,重慶遭受空襲最為嚴重。1939—1941年轟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毀壞,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僅1939年5月大轟炸的頭兩天,就有4400人死於非命。①

但是,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襲,亦非封鎖所能摧毀。確實,重慶民眾不屈不撓的意志,在轟炸持續期間一直是堅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時候轟炸停止後才有所衰退。封鎖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為國民黨人在1939年7月已經使從日本占領區運來多數貨物的交易合法化,後來又對這種交易積極促進。日本人無法停止這種貿易。他們不可能在中國占領區與未占領區間二千多英裡邊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監視。許多日本人也在這種貿易中主動勾結。因此,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國輸入品中,相當大而又無法確定的一部分是通過這種所謂走私交易進來的。②[ ]

1940年7月,日本內閣的一場重大爭論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日本領導人發覺,除非他們獲得東南亞的豐富自然資源,在中國取勝將依然無望,而且他們確信西方列強全神貫注於歐洲的戰爭,他們商定把帝國擴張的範圍擴大到中國戰場以外去。他們希望——雖然不是確信——通過外交途徑,他們能夠在南方達到他們的目標。這一決定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對華戰爭的特徵,也導致了在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內進攻珍珠港。③

在中國方面,戰略和政治上的考慮已經使國民黨領導人相信要打一場消耗戰。蔣介石宣稱,日本人在中國遼闊的地域推進,把他們的人力資源和裝備攤得太開了。 “我們的敵人打的時間越長,它陷入的困難也就越多;我們打得越久,我們就更堅強,更有決心。”①像日本人一樣,蔣也希望避免決戰,因為他預料西方盟國最終會被拖入反對日本的鬥爭。開始,他只期待盟國的物質援助和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這個消息在重慶受到興高采烈的歡迎)後,他期待英國,特別期待擁有巨大技術資源的美國,會承擔打敗日本的主要責任。到1943年,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E.高思評論說:“中國人使自己相信,他們太疲憊,過於精疲力竭;裝備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無需再如此努力的時候;而且他們可以保持他們所有的抗日的東西,坐下來歇口氣,並把注意力集中於規劃中國戰後的政治和經濟問題。”②[ ]

把國民黨的注意力從日本人那裡引開的主要政治問題,是與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增長的磨擦。1941年1月新四軍事變③(見第12章)後,統一戰線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有影響的國民黨領袖們——最著名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和黨務工作者陳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發動一場根絕赤禍的運動。蔣介石頂住了這些壓力,主要是因為他害怕盟國將停止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如果它公開捲入內戰的話。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調動他的許多最精銳的部隊——不同的時候在15萬至50 萬人之間——去封鎖共產黨人在西北的根據地。④

雖然國民黨人與日本人雙方從1938年後期起都甘願打一場消耗戰,但這並不意味着戰鬥已全面減少。日本人偶爾也發動一場攻勢以達到有限目標。例如, 1940年6月,他們攫取了重要的長江口岸宜昌,以阻斷華中糧倉各省與重慶之間的貨物流通,以及取得一個更靠近國民黨地區的空軍基地。1942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將軍轟炸東京後,日本人以10萬軍隊攻入浙江和江西,搗毀可能在將來用以對其本土島嶼進行轟炸的空軍基地。他們也定期向國民黨戰線發起進攻,相比之下,他們較少占領新的土地,而較多蹂躪農村,掠奪或毀壞新近的收穫,阻止國民黨人積聚具有潛在危險的精選的部隊,或者在實戰中訓練新兵。①在所謂相持的這幾年內遭受的傷亡——特別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國人承認死亡人數1940年為34萬,1941年為14.5萬,1942年為8.8萬,1943年為4.3萬。②但是從1939年到1944年初,戰線並無重大變動。敵對雙方之間的戰略平衡,在將近六年中變化甚微。[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
回國機票$360起 | 商務艙省$200 |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出爐:海航獲五星
海外華人福利!在線看陳建斌《三叉戟》熱血歸回 豪情築夢 高清免費看 無地區限制
一周點擊熱帖 更多>>
一周回復熱帖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2004: 中國應摒棄過時僵化的外交政策
2004: 九一一慘劇背後的陰謀
2003: 中國人不需要這樣討回自尊
2003: 愛國的學問
2002: 回國南下記-安源路礦
2002: 二十世紀的漢奸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