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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是怎麼煉成的?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12月19日15:42: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冼岩來稿:戈爾巴喬夫是怎麼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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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12月19日 01:18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上個世紀末,前蘇聯與中國面臨着相似的處境與難題,兩國領導人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擇,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為什麼會作出不同選擇?時至今日眾說紛紜,中外政、學兩界給出了多種解釋。一種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其原因必定是複雜的。但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可以將問題簡化的視角。從鄧小平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言行看,他與戈爾巴喬夫一樣,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有許多認同,並不準備抗拒所謂“世界潮流”。鄧是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在他看來,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如果抓不到老鼠,再漂亮的貓也沒用。鄧小平之所以作出與戈爾巴喬夫截然不同的抉擇,是因為他對形勢作出了與戈爾巴喬夫截然不同的判斷。

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成為戈爾巴喬夫,是因為在當時情境下他相信自己能夠帶領蘇聯成功轉型;鄧小平之所以成為鄧小平,是因為他知道轉型之路風險莫測,改革只能漸進,不能劇變。造成兩人不同判斷的原因很複雜,既有蘇中兩國、戈鄧兩人處境不完全相同這樣的客觀原因,也有兩人政治經驗、思維方式有別這樣的主觀因素。由於中國改革初步成功的示範效應,由於蘇聯國內民意對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熱烈呼應,更由於西方主流社會對戈爾巴喬夫改革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歡迎、給予了極大讚譽、甚至暗示了種種許諾,戈爾巴喬夫的理智一時被淹沒在這種“歷史潮流”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改革是在鄧小平改革的示範壓力下啟動的,改革一旦啟動,就難以停下腳步。面對保守派的抵制與反對,戈爾巴喬夫不象鄧小平那樣擁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可以憑個人力量壓制不同聲音,他只能越來越倚重激進派,從而使改革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政治家個人的理想抱負與建樹意識。在戈爾巴喬夫履任之初,蘇聯已落在中國後面,戈爾巴喬夫很可能希望是自己而不是他的中國鄰居成為第一個因走出決定性一步而名垂青史的人;而鄧小平更多考慮的,只是如何抓到更多老鼠,如何能夠在中國持續發展、穩步復興的事業上有所建樹。正是這兩種不同的政治抱負,微妙地影響了兩人的政治視角。

後來的歷史進程證明戈爾巴喬夫錯了,對的是鄧小平,客觀冷靜再一次戰勝了熱情洋溢。蘇聯劇變不但導致戈爾巴喬夫個人被蘇聯人民拋棄,而且演變出為戈爾巴喬夫始料不及的國家分裂、經濟崩潰、社會失序等局面;時至今日,戈爾巴喬夫本人也多次表示悔不當初。而鄧小平選擇的道路卻使中國一直保持了平穩發展,期間中國雖遭西方列強因意識形態理由而發動的全面圍堵,卻堅韌頑強地保持了發展與漸進;時至今日,中國的實力與發展勢頭已使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國感到威脅。雖然今日中國同樣還要面對新的問題與危機,但鄧小平已可含笑九泉。

如果說當年的鄧小平沒有帶領中國完成政治轉型的信心,那麼經歷了八九風波、目睹了蘇東劇變與“顏色革命”後相對弱勢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更難擁有這種自信,這就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停滯不前的原因。戈爾巴喬夫個人的嘗試雖以失敗告終,但它也展示了普遍人性中與權威體制中一些難以改變的成份:建功立業、名垂青史對處在顛峰的政治家是最大誘惑,執政集團的利益傾向不足以阻止執政核心的這種個人追求;因為在這種體制力量內部,實行的也是集權制,而不是民主制。

筆者毫不懷疑,如果有人或有某種方案能夠消除執政者的疑惑,使他們相信政治轉型不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只會使中國走向輝煌,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很快就會在中國出現。遺憾的是,主張政治轉型的中國知識分子除王力雄先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並積極作出認真探索外,其他人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他們根本不知道阻礙他們理想實現的關鍵障礙究竟在哪裡。他們既不知道阻止執政者啟動政治改革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也不知道中國政治轉型的風險究竟將來自何方。他們的全部努力只是試圖使人們相信兩點:一,如果中國不轉型,將來不得了;二,政治轉型的條件早就熟爛了,轉型沒有風險或風險易於迴避--雖然他們從來就不願意直面風險,更沒有提出過可真正迴避風險的現實可行方案。

上述第一點是廢話,第二點近乎謊言。世界史演變至今,沒有哪個象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如此條件下能夠平穩實現政治轉型,他們憑什麼給中國打包票?條件最相似、最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轉型,當時在那兒發生了國家分裂、經濟倒退五十年、貨幣貶值六萬倍、社會嚴重失序的悲劇。今日中國在某些方面確實強於當年蘇聯(例如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但硬性約束也更多,迴旋的餘地更小。例如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稀缺,社會矛盾積澱深厚。在這種具體約束條件下,政治轉型導致“天下大亂”的可能性更大;一旦亂,中國很可能過不了這個坎。當年俄羅斯是依靠豐富的人均資源與深厚的人均經濟積累挺過來的,今日中國沒有這種家底。一旦發生社會動盪,最可能的後果是大多數人喪失基本生存保障,難民遍地,哀鴻遍野。

執着於“民主即行”的知識分子大都有一種幻覺,以為自己能夠在舊權威解體的真空時期為社會帶來理性,第一次擁有了政治選擇權利的民眾會跟隨自己理性的聲音。但是,已有太多例子(包括八九運動)證偽了這一幻覺。向下開放政治參與的社會轉型有其自身規律:由於長期被壓抑欲望的集中釋放,由於社會遠不具備滿足這些欲望的物資條件,運動極易趨向激進,此時只有激進者才能贏得群眾。這種“淘汰溫和”定律導致運動中人人爭先,唯恐落後於潮流,這是人的本性使然。知識分子要想不被潮流拋棄,也只能追隨潮流,競相激進,否則將無人問津--這種趨勢特徵,在今日稍微開放的網絡輿論中也已現端倪:受到最多追捧與應和的,往往是激進的聲音,不管是極左還是極右。知識分子的理性連他們自己都說服不了,知識分子群體本身就存在多種聲音,他們彼此也吵得難解難分,誰也不服誰。既然如此,他們憑什麼自信到時候民眾只會聽你的,不聽別人的?

知識分子的眼高手低固然天真浪漫,但也不能將沒有提供可行方案的責任完全歸之於彼。形勢比人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或許在中國當前這種條件下,根本就沒有可能設計出真正能夠迴避風險的轉型方案。政治轉型的啟動,有賴於客觀條件的變化。政治決策主要服從於客觀情勢的指引,主觀設計的作用範圍有其難以逾越的邊界。

只要沒有把握迴避風險,執政者就不可能主動啟動政治改革。他們只會在樂觀時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在悲觀時想着與其“找死”、不如“等死”。只有在兩種情勢下,中國社會的政治參與才有可能實質性開放:一,形勢好轉,各種硬性約束條件得到改善,或者出現了新的有利條件,使執政者相信自己能夠帶領社會平穩轉型,就象當年台灣的蔣經國;二,形勢嚴重惡化,不轉型眼前就捱不過,形勢逼迫執政者不得不啟動轉型,就象晚清政府。在第一種情況下,政治轉型代表了全社會的良性預期;在第二種情況下,轉型只是執政者應一時之急、爭取渡過難關的手段。

當下中國與上述兩種情境都距之尚遠,知識分子對政治進程的期盼與努力註定只能是鏡花水月。處今日之境,信仰憲政民主的知識分子應該努力保持溫和理性,爭取與政府實現良性互動。在條件不成熟時,將“民主化”的旗幟束之高閣。在目前條件下高倡民主化,註定不能被執政者接受,只會迫使他們作出反向應對,越來越向後收縮,同時加劇社會關係的緊張化,加劇社會結構的剛性化。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使中國離民主化的前景越來越遠,離憲政民主支持者的願望越來越遠,離上述第二種情境越來越近,這應該不是憲政民主支持者們的初衷。在民主理念之上,還有民族的復興、民眾的福利。知識分子應該在行動上致力於使中國社會的演進趨向於上述第一種而不是第二種情境,在思想上分別為未來的兩種可能性進行理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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