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9日，美國《時代》雜誌公布了2005年度風雲人物。和往常不同的是，這一次當選的不是任何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而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夫婦和英國搖滾樂歌手波諾。而他們入選《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各自事業上的輝煌成就，而是由於他們對慈善和公益的執着追求和不懈的努力。比爾.蓋茨的財富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但是，巨大的財富從來就沒有成為他的負擔。多年前蓋茨就鄭重宣布過，自己絕大部份財富都將回饋社會。他這樣說也這樣去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他的慈善之舉贏來了舉國的尊敬。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當今最受尊敬的人不是總統布什，不是歌星麥當娜，也不是體育明星喬丹，而是比爾.蓋茨。

改革開放後，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富豪。但遺憾的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夠像蓋茨那樣被公眾普遍看好。比較現實的情況是，中國諸多富豪們被百姓詛咒和痛恨。根據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富豪排行報告，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富豪們的致富速度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富豪們望塵莫及。在短短的一年之中，美國的前100名大富豪們的身價比起一年前少有增長超過50%的。但是中國的頂級富豪們在過去一年中身價增長超過60%的比比皆是，甚至有翻一番，翻二番、乃至翻七番的。根據筆者從2004和2005兩年的胡潤富豪排行榜計算，在2005年一年中，中國名列前50的富豪們的財富比前一年平均增長了72%。根據福布斯的報告計算，中國2005年“十大首富”的財富比前一年平均增加了87%。這是中國富豪們的榮耀！他們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的成就歡呼。然而，對於中國多數富豪們來說，這樣的輝煌成就卻未必會給他們帶來尊敬，相反卻有可能引起種種麻煩，甚至殺身之禍。中國的許多富豪們在自己的財富面前惶恐不安，驚慌失措。他們害怕什麼呢？

2005年12月20號傍晚，一項密報驚動了中央政府：內蒙古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旭日干被四名綁匪綁架。綁匪向人質家人勒索500萬現金。警方連夜調動3500名警察，第二天早上把人質從歹徒手中解救出來。2005年12月初，在號稱“中國富人之都”的溫州，人們爭相談論着一個謠傳：“溫州一個投資公司的董事會，因為遭暗殺威脅，公司董事——那些身價至少上千萬的富豪們，正式通過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死亡協議’：誰被暗殺，公司補貼1000萬元，重傷致殘的則是300萬元！” 經媒體調查，該“死亡協議”確有其事。它緣起於一個叫“萬全投資公司”的副董事長黃育增遭未遂暗殺一案。該案發生後，在溫州平陽家具基地的60多家企業中引起了普遍恐慌。

如果你覺得這種富人恐慌僅限於溫州一地，那你就錯估形勢了。據公安部刑事偵察局長何挺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宗，綁架對象主要是富裕的企業家、名人和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2005年7月4日，中國的民生人壽保險公司推出了專為富豪們設計的“民生企業家全家福綜合意外傷害保險”，在京滬兩地提供“綁架醫療救援服務。”中國的其它保險公司，如太平洋，美亞等也及時推出了面向全國的“富人險。”其業務內容甚至十分仔細規定了“富翁一旦被綁架撕票”後的賠償辦法。中國的富人們普遍擔憂自己的生命安全，絕非空穴來風。下面這段文字引自“民生人壽保險”的網站：

“《中國工商》雜誌曾發表的一份調查顯示，進入富人行列的民營企業家最大的心願，就是‘生命安全’。除了健康以外，他們還擔心種種不測風雲。近年來，國家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不斷加強，但財富的擁有者更容易成為綁架目標卻是不爭的事實。事實上，近年來，針對國內富人階層的綁架、敲詐、勒索、搶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層出不窮。2003年1月，山西民營企業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被人槍殺於辦公室；2003年2月，身價數千萬的浙江溫州樂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人刺殺；2004年12月‘中華第一兔老闆’千萬富豪何剛遇害……。”

沒有人覺得這一切是危言聳聽。富豪頻頻被搶劫綁架甚至被殺害確實是當今中國社會一大怪現象。雖然他們保鏢成群，雖然他們可以不斷刷新暴富的紀錄，但是他們卻無法用金錢買到自己的安全。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中國的富豪們為殺手們所青睞呢？

人們普遍的答案是：仇富。

一、仇富現象種種

前面說到了中國富人被謀殺、綁架、勒索、搶劫的問題。其實，在俄國也偶有富人被殺的情況。只不過俄國富人被殺事件基本上是黑手黨干的，純屬富人之間的惡鬥。中國的富人之間如有過結，鮮有通過僱傭殺手來解決問題的。中國殺富人的歹徒，大多是“苦大仇深”、走投無路、背水一戰的窮光蛋。人們普遍認為那是些仇殺。“仇富”這個字眼由此不脛而走。如果說中國的仇富僅限於那麼幾個挺而走險的歹徒，問題就十分簡單了。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還沒有人精確調查過到底有多少人仇富。不過輿論普遍認為仇富是國人的普遍心態。

國人仇富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情有獨鍾”型。這種形式的仇富是針對某一具體的富人或某一具體事件，誘因多半是某種糾葛或直接利益衝突。比如說，某富人扣壓拖欠民工的薪資，某富人毆打平民百姓，某富人造假藥坑人，等等。

第二種仇富的模式是“打擊一大片”型。這種仇富是針對中國所有的富人，表現在多數老百姓對富人的普遍反感。這種仇恨並沒有特定對象，只有一個“富人皆壞”的綜合印象。但是這種印象卻可以隨時隨地濃縮到某個特定的富人的頭上。如今中國出了任何事，只要一和某個富人牽扯上，一定會是罵聲震天。許多人甚至在內幕尚未明了時便斷定又是富人在做惡了。

這兩種模式也有互動和互相影響。如果有許多件富人的醜聞披露出來，那麼公眾勢必會對富人的整體印象越來越壞。這種整體印象反過來又會影響公眾對特定事件的看法。比如說，很多城市的土地徵用都有不法商人和官員勾結，損害土地被徵用者的利益。這一類事情發生太多了，以至於任何一個城市為開發而徵地，人們都認為背後一定有官商勾結，瓜分國土，侵犯百姓利益。

那麼，人們的仇富心態通常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呢？比較明顯的是民眾針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示威抗議，或者官民衝突。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2004年中國出現了大約70000起大規模群眾事件。其中許多事件的背景是貧富對抗。例如，重慶市萬州區某小富在大街上被一農民的扁擔不小心碰了一下，小富抄起那根扁擔毒打那農民，將其手腳打斷，甚至連扁擔都被打斷了。小富狂喊：拿十萬塊錢買你的命！結果命沒買成，倒是引來大批憤怒的群眾，後來居然有十萬群眾與警方發生衝突。又如，安徽池州仁和私立醫院老闆的豐田轎車將某中學生撞傷，爭執中車內的另外幾個人對已受傷的中學生大打出手。車主對手下人叫道，打死一個也就30多萬，上呀！同夥用刀子砍傷多人，導致事態擴大，局面失控。憤怒的人群將肇事小車及一輛警車砸壞、燒毀，火光沖天，圍觀者近2千人。這些都是明顯的仇富事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其他現象看到人們的仇富心態。下面列舉比較常見的幾種現象：

第一種現象：恐怖行動。這就是前面說的謀殺、綁架、勒索。這裡我想羅列幾個人的名字：李海倉，周祖豹，何剛，劉啟閩，蔡寬錫，葛君明，劉恩謙。這些都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富豪，如今卻是窮人刀下的死鬼。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的結局卻是相同的。雖然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富豪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被殺害，但是其震撼作用比千萬網民奮筆疾書還要強大許多倍。一個富豪倒下去，一萬個富豪在發抖。這些富豪們生前拼死拼活地掙錢，死後圍繞家產的處置往往又是一場激戰。親屬們像蒼蠅一樣盯着他們的遺產。送葬的隊伍浩浩蕩蕩，裡面卻沒有幾個人真正感到悲哀。路旁看熱鬧的人群中不時有人用手機拍下照片往網上送，就是沒有人哭。如果他們是死在今年，說不定網上還會出現鋪天蓋地的喝彩，而殺死他們的罪犯很有可能被網民們描繪成英雄。

第二種現象：幸災樂禍。不久前，有兩名中國留學生在加拿大被一越南青年槍殺。消息傳來，輿論譁然。一開始是群情激憤，要求緝拿兇手的呼聲震天響。但是當死者的一些背景被披露出來後，國內的輿論就開始轉向了。據說，兩名留學生出手闊綽，擁有豪華跑車，整天出入娛樂場所，剛到加拿大時連起碼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沒有。因此有許多網友斷定：這兩名留學生肯定是巨富子弟或地方官員的“衙內”，他們的錢來得不乾淨。很快，網上出現一片叫好聲，居然還有網友說“感謝越南人為民除害”。一年前的趙燕案也與此案很相似。趙燕女士遭到美國警察襲擊一事，本來引起了網民的普遍同情和對美國政府的憤慨。可是當網民們了解到趙燕的商務背景和“公款旅遊”的性質後，輿論立即開始轉向。有人甚至高呼“美國佬打得好！”這類不正常的情形，如今在國內正蔚然成風。當一個億萬富翁被綁架被謀殺時，當一個官員遭遇車禍不幸遇難時，公眾中許多人竟然是高興代替同情。這種心理狀態出自於人們普遍的仇富情結：天天想看到富人倒霉，最愛聽富人家的醜聞，整天盼望“打土壕，分田地”。

第三種現象：恨屋及烏。這種仇富方式是痛恨富人群體鍾愛的某種物品。比如說，拿某種豪華轎車出氣。這裡最典型的就是人們熟悉的“寶馬現象”。“寶馬”（BMW）在美國和歐洲不過是諸多高檔轎車之一，開“寶馬”的很多是工薪族，中產階級。由於美國不是一個貴族社會，誰開什麼車子和地位沒有絕對的關係。若干年前比爾.蓋茨經常開的一部車是很經濟的一款豐田車，那時候他的財產已過百億美元。但在中國“寶馬”則是富貴的象徵。連警察都害怕開“寶馬”的人。2003年底和2004年初，在中國同時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非典”，另一件是哈爾濱“寶馬”撞人一案。按理說“非典”事關中國億萬老百姓的生命，應該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才對。其實不然。人們對哈爾濱“寶馬”撞人一案的關注遠超過了對“非典”的關注，以至於當時人們最流行的問候語居然是“小心,別讓寶馬撞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從“寶馬”案對富人的蔑視和仇視。繼蘇秀文案後，中國的富人開“寶馬”車為非作歹的事件就一直不斷。以下是從媒體上看到的部分案例：

2004年3月3日，北京一車號為京A99736的寶馬車闖紅燈違章駕駛導致交通事故，該車的女主人暴打前往採訪的記者。2004年3月29日長沙黃婭妮駕寶馬車撞傷7人，於7月26日再撞7人。2004年7月28日深圳寶安區龍華廷苑酒店附近一名叫林衛兵的男子駕一輛車牌號為粵B8V181的銀灰色寶馬車撞傷人後，繼續把被撞人拖行百米，被撞人全身被撕裂面積多達20%。2004年9月25日，北京人民大學校園內有人駕寶馬車撞傷一女生，該“寶馬”車主拒絕道歉，反而對受傷者威脅。2004年10月13日，貴陽市一行人在黔靈西路被一輛貴A66××8的白色寶馬無故壓着左小腿，其家人在找駕駛人評理時竟遭到高壓水槍“掃射”。2005年1月31日，在遼寧盤海高速公路感王收費站，一輛辦喪事的牌照為遼CA0111的寶馬車和一輛奔馳車上的10餘人暴打收費站工作人員。2005年6月19日，有人駕駛牌照為滬DQ4749的藍色寶馬跑車，連續在上海貴州路天津路路口、新閘路烏鎮路路口、新閘路成都路路口撞人撞車，揚長而去。2005年7月22日晚，寧波市江北區桃渡路在與槐樹路口，一輛寶馬轎車從背後撞翻一輛電動車，將車上一對中年男女撞成重傷後離去。2005年9月3日，西寧市城西區一環衛工人劉國喜開着灑水車不慎把水灑在了後面一輛車號為甘A33423的紅色“寶馬”車內，那輛“寶馬”車主下車將工人劉國喜打得頭破血流。2005年9月21日，在北京朝陽門橋西北角，一位寶馬車女司機李某違法駕駛被交通警察勒令停車時，硬是把前來糾違的警察給“拱”倒，並且拒絕被帶到當地派出所。2005年11日10日晚，在北京市朝陽區，一輛紅色老款寶馬轎車在闖紅燈撞倒一名騎摩托車的男子後逃逸。

這些觸目驚心的事情如果發生在1949年前，一定會被寫入1949年後的中小學教科書。這些事情如果發生在美國，人民陪審團一定會保證那些“寶馬”車主們在監獄內度過漫長的艱苦年月。而且無論他們入獄前有多少財富，他們出獄後一定是一貧如洗 – 他們的財富早就被對方的律師團給榨幹了。但是在中國發生了如此眾多的開寶馬車撞死、撞傷人的惡性事件後，居然沒有一個肇事者被嚴懲。中國的法律在寶馬車主面前無效！下面是“中國青年報”的一段評論：

“‘寶馬撞人’已經不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因為在大眾的內心深處，‘寶馬車’的象徵意義早已蓋過了它原本的品牌意義。 在數量龐大但資源有限的公眾心目中，寶馬車首先代表着一個與他們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人數不多，但手中掌握着整個社會中最為稀缺的資源，如金錢，權力；同時，由於這一社會階層擁有着多數人無法掌握的稀缺資源，他們常常能夠凌駕於普通公眾之上，享受着某些不受一般社會規則約束的特權。於是，普通老百姓依據自己有限的想像力，將寶馬車看成這一階層的‘形象代言人’。簡言之，在廣大公眾眼中，寶馬車從一個汽車品牌幻化成了特權階層的標誌，而‘寶馬撞人’也從交通事故升華成為特權階層侵犯普通公眾基本人權的象徵。 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信息極為有限的普通公眾未必能夠得出正確的評判，但是，他們的內心判斷卻總能在現實中找到印證。公眾將寶馬與特權綁定，緣起於某些寶馬的車主確實自以為擁有了特權。”

二、中國富豪們發家的秘密

為了幫助我們了解中國人仇富的起因，我們最好了解一下中國的富豪們是如何產生的。洪輝先生對這一過程作出了最精闢地論述。洪輝先生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靠做生意發財的富豪們統稱為“新私有資本集團”，並劃分為六大梯隊。這個“新私有資本集團”囊括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多數富豪。中國富豪的六個梯隊前赴後繼、交互輪替地通過六種方式與途徑，成功地積累了原始資本。

按照洪輝的說法，中國大陸的富豪的第一梯隊產生於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之間。其間產生的富豪多以城市個體戶、待業青年和農村專業戶等為主體（當然也有極少數專業人士--筆者注）。他們主要通過產品的“投機倒把”，在流通領域賺取貿易差價，並將私人的收入進行小規模投資（“倒爺”）。這批草創時期的私有資本屬於城鄉邊緣人群，大都文化程度低，人文素質差，但敢想敢做，號稱“膽商”。但其中也有少數文化程度高的專業人士。到八十年代末，以貿易投資（或投機）起家的商販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目前百位首富中已經很難找到第一梯隊的成員，因為小打小鬧的時代已經結束（唯有幾個有專業背景的堅持下來，大獲成功--筆者注）。無論如何，這批第一梯隊新富豪的歷史價值值得肯定，因為他們開了發財的風氣之先，敢吃“文革”以後的第一個螃蟹，刺激了社會其它階層的發財和投資衝動，測試並提升了社會大眾對商人和富人的容忍程度；尤其是，這一梯隊的富豪大都不與權貴結合，他們獨闖天下。

富豪第二梯隊的產生，是由１９８５年開始的價格雙軌制提供了制度先機。價格雙軌制的實質是價格歧視，實行同物不同價，價格面前人人不平等。這一梯隊的富豪，也可稱之為“價商”，通過價格差而暴富，其成員開始由一般民眾向“下海”官員轉變，由低文化向高文化過渡，而且也開始由民間商人向官商發展。這既為中國大陸資本的原始積累加快了速度、擴大了規模，但也為這種積累打上了官商勾結的烙印，尤其是它開了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惡例，既誘使資本賄賂權力，也刺激權力向資本滲透。這樣，如果說第一梯隊的原罪是來自於民間挑戰現行的合法政策和官方控制，更具有民粹和草寇色彩的話，那麼第二梯隊的原罪則是來自於同權力的非法、不當勾結，獲取壟斷利潤。也就是說，第一梯隊的富豪們如果有任何原罪的話，則屬於所謂的“黑色原罪”，具有黑道、隱蔽、地下、甚至暴力的性質，但卻具有“梁山好漢”的氣魄，而第二梯隊的原罪應該屬於“灰色原罪”，因為它開始得到了合法的權力保護，但又不能完全在陽光下從事交易，屬於介於黑色和白色之間的灰色經濟和灰色交易。所以，第二梯隊的原罪感不如第一梯隊來得強烈，因為在他們心目中，他們闖的是“黃燈”，而不是“紅燈”。

第三梯隊出現在八十年代末的土地投機集團之中。土地投機的定義是為了賣而買，旨在賺取土地差價。中國的土地投機起始於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２年經濟開發區熱潮，當時土地由公到私的轉移不是通過公平、公開的招標，而是沒有規則的行政劃撥。這樣，土地投機成為中國富豪致富的最重要手段。根據《福布斯》近幾年公布的中國大陸富豪，很高一個比例的富豪們從事地產生意。作為對比，《富布斯全球五百富豪榜》中，只有僅僅６％左右的人從事房地產生意。

所以，第三梯隊的“地商”，遠遠比前述的“膽商”和“價商”發財得更快、聚財得更多、權貴的色彩更濃。由於得到土地的難度比得到批文、倒彩電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利潤要豐厚的多，所以權力與資本結合的難度也要大的多，但一旦結合成功，其牢固的強度也要大的多。另外，“地商”比“價商”需要涉及的領域要寬廣的多，他們不僅要涉及地產業，更要熟悉金融業、建築業、廣告業、保險業，並由此需要與相關的各政府部門進行尋租。這樣，新私有資本集團第三梯隊的出現，促使中國大陸的權力資本經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第四梯隊誕生的機緣，是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所謂“私有化”主要是國有企業通過個人承包／租賃等方式組建演化為私營企業的過程。新私有資本集團成為私營企業家主要存在三種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通過自己在八十年代末的辭職，自己“造船”下海，白手起家；其次，是在九十年代初，通過股份制改造，經理人員拿大股，員工持小股，於是就產生了一批“借船”下海的富豪；到了１９９８年後，中國出現了“第二次改制”的浪潮，就是把員工所持的股份，全部收回，集中由經營者控制，資本與勞動截然分離，員工成為名副其實的打工仔，經理成為地地道道的資本家，加上許多企業乘着“抓大放小”的東風，將大批國有企業一次性拍賣，例如山東諸城，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樣，新一代的私有資本集團既不需要自己造船下海，也不需要借船下海，而是直接占有現成的“船”下海，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銷售渠道等優勢資源一成不變，而原有企業的負債和冗員等負面資產則可以徹底甩掉。

中國五百位富豪中有不少位屬於直接得益於企業轉制，包括李海倉（已死）、張雷、繆雙大、張宏偉、韓召善、周福仁等。尤其沈文榮，他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將江蘇沙鋼集團從一個國有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這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先化大公為小公（將企業由全民所有變為全體職工所有），再將小公化為私有。由此表明，公有企業的財產經營權在中國大陸的土壤上，可以被用來進行資本增值，並逐步演化為私有企業。

第四梯隊的出現改變了新私有資本集團從事商業投資和土地投機的傳統形象，開始將私有資本提升到產業資本的領域，促使越來越多的私有資本為了長治久安的戰略考慮，開始將資本從商業貿易和房地產向工業領域傾斜。這既增加了私有資本的實力和規模，增加了私有資本抗擊市場風險的能力，但也使私有資本集團的原罪色彩更加鮮明，因為在改制的過程中，眾多的職工下崗和失業，如果說“膽商”、“價商”、“地商”的經營後果是將餅做大、並沒有直接將大批弱勢集團推向絕境的話，那麼這第四梯隊的“產商”則直接傷害了數以億計的職工，出現了你死我活
的“零和”結局，導致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倒閉，並由此導致社會矛盾空前尖銳。
也就是說，在企業改制之前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全社會的各階層尚能利益均沾
，儘管分配的比例不甚公平，但進入改制階段，尤其是世紀末以來的“二次改制”
，已經出現了贏家通吃、輸家皆失的零和局面。由此不僅導致窮人更加仇恨富人，
更重要的是，富人也日益感受到內心的恐懼和生命財產的威脅，惶惶不可終日，原
罪感日益強烈。

第五梯隊與金融的市場化密切相關。１９９０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
批百萬富翁和千萬富翁。經過１９９０年的股市狂潮後，許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萬、千萬富翁的事實，極大地推動了假股份制改造為名瓜分國有資產的高潮，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時，就送給當地政府官員“權力股”，從中得到政府的廉價地和廉價物資。

這批第五梯隊的富豪們，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
作人員，他們往往近水樓台先得月，很容易獲得穩賺不賠的原始股；其次是擁有公
司上市資格生殺大權的審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這批“股商”累積財富的過程
更富有戲劇性，一夜暴富後一夜破產的現象比比皆是。除了股市發財之外，這批第
五梯隊的富豪們大都利用銀行“借錢下蛋”。中國大陸房地產企業在進行開發時，
普遍存在自有資金不足問題，必須靠向他人與銀行借貸啟動事業，一旦銀行貸款到
位，往往抽逃自有資金，因此銀行貸款就成為滾動開發的第一桶金。資料顯示，１
９９２年中國大陸商品房投資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一倍，其中三分之一是銀行貸款。

第五梯隊所贏得的暴利是中國大陸改革以來最空前的，這也是金融業的暴利性
質所決定。但暴利往往與風險成正相關關係，利潤越高，風險越大。但中國大陸的
特色是由於私有資本與權力的密切結合，造成國有銀行消化了大量的呆賬，在相當
程度上減緩了投資金融的風險，由此就刺激了更多的私有資本投向金融領域和權貴
關係。不過，由於政府在理論上和法規上是禁止私有資本介入金融業，於是私有資
本的尋租成本增加，政治風險加大，但尋租的收益也隨之提高。

第六梯隊是以高科技為“淘金”對象，他們屬於“智商”。包括郭廣昌、左宗申、處聖達、吳鷹、劉虹、宋如華、何然、王文京和黃宏生等。這第六梯隊的富豪們往往利用富有創意的投資理念來吸引風險投資，然後逐漸上市。他們是股票文化的收益者，他們的財富儘管也不是很“陽光”，但他們靠智慧和信息賺錢的特殊性質，在中國大陸固有的文化基因中，似乎少了一些負面的原罪形象。在１９９８年，這一梯隊所繳納的稅金占同期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稅金的２•２５倍，由此體現了這一梯隊的基本素質和社會責任。而且，由於政府的政策是鼓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以，政府更多的是主動請求這一梯隊參與投資，包括大規模地邀請“海歸”投資高科技產業，由此導致企業尋租的衝動和需求減少，政府控制行政審批的資源削弱。這樣，不同與私人收入資本化和公有企業私營化，第六梯隊是屬於人力資本企業化的代表，憑藉的不是力氣和資金，而是智慧與管理，為中國大陸私有資本集團的未來奠定了一個新的制高點，而由於知識與技術的市場化門檻較高，所以以高科技為特徵的“智商”們，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充滿後勁，並在未來產生更多財富。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過去25年中相當數量的富豪們的致富過程有明顯的權貴性，犯罪性，和投機性。

三、國人仇富心態的來龍去脈

中國的仇富問題早就引起社會和專家們的關注。人們最關切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會有仇富現象？筆者綜合各家學說，歸納為以下五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中國人仇富並不是因為富人太富，而是因為窮人太窮，窮人太多，富人太少（林毅夫）。這派觀點認為，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窮人占絕大多數的社會，沒有中產階級。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為數不多的富有者自然就被大多數窮人嫉妒。讓富人多繳稅是不對的。

第二種觀點：腐敗導致仇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大多數的富人得以致富並不是因為自己的學識、辛勞、和才幹，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如何巧妙地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利用政府官員無處不在的腐敗。他們的財富不是靠走正路得來的，而是靠歪門邪道巧取豪奪來的。他們掙的是黑心錢。這就造成社會財富的分配處於一種不合理的狀態，導致人民仇恨富人。所謂“仇富”更確切地說是仇腐、仇不公。

第三種觀點：中國百姓仇富是因為富人仇窮，富人為富不仁。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所謂的五千年文明史實際上是五千年人吃人的歷史。在我們中國這種文化中，人一富便壞。中國的富人們永遠是一幫貪得無厭、沒有修養、不懂得回饋社會的吸血鬼。中國一切有錢有權的人都是狼心狗肺，他們可以在大火中心安理得地從哭叫着的孩子們的身體上踏過去，他們可以為了多掙幾個錢而讓成百上千的工人在礦難中死去，他們可以為了選擇哪家飯館吃飯而煩惱卻不願意支付民工們辛苦一年的血汗錢。這種觀點認為，西方國家的富人有宗教信仰和公德，他們拿出大筆的財富回饋社會，賑濟和幫助窮人。西方的富人不欺壓窮人。所以那裡沒有仇富現象。但中國的富人沒有回饋社會的概念和傳統，沒有宗教信仰，只認錢，他們真的欺壓窮人。這種觀點還認為中國的富人永遠不會容忍人民普遍富裕起來。他們需要廉價的勞動力以獲得最大利潤。所以，中國人仇富根源在於富仇窮。這種觀點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

第四種觀點：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包含傳統的仇富心理。人窮慣了， 一見到有人發財就眼紅。這種觀點認為，人家西方的哲學是：你要是比我強那麼我就要設法趕上超過你，而我們中國人的哲學卻是：你要是比我強我就要把你拉回來和我一樣落後。這樣的小肚雞腸必然導致窮人憎恨富人。所以，仇富是中國老百姓的劣根性表現之一。中國的老百姓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平衡自己的心理，不要見什麼都眼紅。

第五種觀點：貧富不均造成仇富。中國的基尼係數1978年僅為0.18，2000年升至0.4，而據2005年6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4，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數據為0.454，南開大學的研究成果已超過0.5。另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統計，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而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擴大至0.458。總之，中國是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早已超出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進入了嚴重分配不公平區間。某專家認為：即便沒有腐敗，經濟發展也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樊綱），這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如此勢必造成一些窮人對富人不滿。

上述這些觀點是否有道理，讀者見仁見智，但其中有的觀點明顯牽強附會。如果窮人太多，富人太少會造成仇富的話，那麼比中國更窮，比中國有更多窮人的一些國家，比如印度就會有更強烈的仇富現象了。其實不然。在印度確實有人仇富，但遠沒有中國這樣普遍和強烈。如果說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包含傳統的仇富心理，那麼台灣香港的中國人為什麼就不那麼仇富呢？

仔細分析一下，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國的仇富情結實際上並不是針對所有富人的。那些艱苦創業，靠着自己頑強和勤奮的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富豪們被人們尊敬。像傑克縫紉機公司老闆阮積祥，當年隻身一人從浙江跑到東北大興安嶺補鞋，每天挑着擔子奔波於各大林場，冒着掉進沼澤和落入虎口的危險；像“小肥羊帝國”的締造者張鋼， 1985 年扔掉鋼鐵公司的鐵飯碗，站到自由市場上天天吆喝賣衣服。在他們積攢下的每一個銅板中，都滲透着自己的血汗。中國的富豪如果符合以下五類特徵中的至少一類，就不大會招惹仇恨：

第一類：陽光富豪。這就是阮積祥、張鋼，還有前面一節提到的“第六梯隊”和“第一梯隊”中的多數富豪們。相對說來他們中名聲狼藉的人不多。他們大都是靠自己的膽識、學識、能力、管理經驗、辛勞起家的富人。他們沒有掙多少“髒”錢，所以並不被人忌恨。

第二類：慈善富豪。這些富豪守法並將財富大筆回饋社會，如李嘉誠、霍英東、胡潤慈善榜上的十大慈善富豪，等等

第三類：洋富豪。這包括大多數歐美各國來華投資或經商的富人以及高級管理人員。一般來說，這些人具有較好的教養和素質。其實他們也偷稅漏稅，但是由於他們很少親自幹壞事，所以沒怎麼惹人恨。

第四類：親民富豪。這些富豪對員工和善，不經常吹鬍子瞪眼打罵員工，不剋扣、拖延員工薪水，提供安全、潔淨的工作環境。這樣的富豪在高科技產業和IT行業中多一些。但在製造業和採礦業中不多。在“煤老闆”中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

第五類：體育富豪。這些人雖富猶榮。和演藝明星不一樣，運動員除了靠辛勤和汗水沒有任何捷徑。他們要勝過國外的同行就只有比他們更累更努力。而且運動員超負荷的體力透支往往落下一身病。他們致富從來就不會招惹嫉恨。

筆者姑且把上述五類富豪稱為“紅五類”富豪。

張朝陽、丁磊、陳天橋這一類的知識管理型企業家是陽光富豪的典範。他們以全新的姿態發展中國民營經濟，採用國外的先進管理方法和最新理念，跟進西方最新的發展，打造中國的新經濟。劉永好、劉永行兄弟是自己砸掉鐵飯碗，“第一梯隊”下海的知識富豪。他們一路走過來，闖過激流險灘，保持清醒的頭腦和親民的本色，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腳踏實地發展民營經濟，堪稱民族精英，富豪楷模。柳傳志對發展中國信息工業功不可沒。他率領的“聯想”硬是用中國自己的IT品牌和產品與“洋貨”一決雌雄，並且把戰場擴展到競爭對手的大本營里去，敢於啃硬骨頭打硬仗，大功告成後急流勇退。

遺憾的是，屬於上面紅五類的富豪並不多。事實上，中國諸多的富豪至少屬於以下黑五類之中的某一類：

第一類就是政府官員富豪。政府官員一富必貪。因為按他們的合法收入他們是成不了富翁的。為了拉近當官的同普通老百姓的距離，中國如今比較流行的說法的是“公務員。”上至國家主席，下至鄉計劃生育主任，凡是靠納稅人養活的，均可算為“公務員。” 中國的公務員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養尊處優的一群。打從盤古開天地，中國就沒有人怠慢過國家公務員。 唯有意外的就是從1966年到1976年的非正常時期，公務員們被毛澤東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折磨地膽戰心驚，顏面喪盡，甚至有家破人亡的。這批被整肅的公務員中亦包括筆者已故的雙親大人。其實，公務員們過着養尊處優的日子，雖然在當今西方國家不大合乎情理，但是在中國卻是自古到今天經地義的事情。這可以說是中國國情頭一條。任何人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完全不懂得中國。某位業已退位的公務員說的很明確：公務員花人民的錢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般來說，如今一位公務員如果僅僅是花點人民的小錢去一日三餐吃些山珍海味什麼的，每年去國外旅遊個五六次的，然後把家裡裝修的和宮殿一樣豪華，把銀行里存款數目儘量控制在七位數之內，再順便包個把二奶三奶之類的，據說這樣的就算是清廉的公務員了。雖然在1976年前這樣的公務員是一定要被槍斃的，但在今天卻未必不可以被評上現代焦裕祿。手腳麻利一點的公務員，會不動聲色地把一大筆人民的錢轉移到自己海外的帳戶上去，然後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學，在國外買好大房子，一旦時機成熟，便和夫人或者情人比翼雙飛，到海外享盡天倫之樂。在美國的舊金山、紐約、洛杉磯，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到處可以見到這樣的出手闊綽的中國前公務員的身影。公務員如果膽子再大一些，找個開發商一起做筆土地買賣，把那些窮光蛋的房子統統給扒了，讓他們滾蛋，這位公務員一夜間就可爆富。雖說這樣做對拉動GDP，改造舊城區有立竿見影之效，但因為這樣做很得罪人，所以頗受爭議。機靈一點的公務員會把事情做的不那麼露骨。比如說，把一座價值3億的國營工廠估價3百萬賣給自己的一個親戚朋友之類的，然後拿更高數目的一筆佣金。工廠一旦出手，讓那位新老闆去當惡人。總結一下，凡是和中國富豪第二、第三、第四梯隊合夥分贓並大沾其光的公務員，都被人恨。

第二類招人恨的就是權貴富豪。也就是靠勾結政府官員獲取特殊經商資源，事成後給政府官員回扣。上面所說的第二、第三、第四梯隊的富豪們多半有這方面的問題。不過，這是非法行徑，要冒一定風險。最近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奸商們終於明白了中國自古以來權和錢的微妙關係。於是他們積極申請去黨校學習，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擔任政府公職。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安全地把權和錢玩弄於掌中，風險大大降低。

第三類招人切齒痛恨的富豪就是那些對員工竭盡剝削壓榨之能事，開血汗工廠、污染工廠，缺乏安全設施的礦井，殘酷虐待員工，讓員工無休無止地延長工時而不負任何報酬，剋扣員工血汗錢，拖欠工資，“周扒皮”之類的黑心老闆。

第四類就是官商、憑家族勢力爆富的八旗子弟。這些富豪口碑極差，基本上是靠
着自己名門望族的背景和渠道而獲得特殊的發財之道。這些人沒有獨立謀生的本事，就只好靠爹媽還有“叔叔阿姨”們的關係網生存。一群敗類，豬！

第五類就是那些飛揚跋扈，視草民如糞土的富豪。他們發了財就肆無忌憚地受用，嫖娼、包“二奶”、豪賭、鬥富，花巨款登巨幅廣告選美招處女、花重金吃人乳宴、黃金宴、女體宴、開處、甚至奸侮幼女、虐童……。他們一擲千金，毫不吝嗇，對慈善事業卻一毛不拔。

英國小子胡潤在中國搞了個“胡潤富豪榜”把很多富人搞得心驚肉跳，然後他又別出心裁搞了個“富豪慈善榜”，把中國的眾多富豪們損的恨不得鑽地縫。不過他再大膽也不至於大膽到開一個“中國惡霸富豪榜”的地步。筆者建議有興趣的海外華人不妨試試。

四、重新認識國人仇富的原因

通過對大量事實和數據的分析，以及對歷史的回顧，筆者認為國人仇富還有更深一層的背景：
1．我們周圍存在仇富現象，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幸生在中國，而是因為中國還沒有進入一個法治社會。一個人治的社會，總是有許多的無奈。中國現在很熱門的清宮片很能引起百姓的共鳴。為什麼呢，因為人們看到那些中國古代的種種很惡劣的事情如今正在重演，成為現實。其實，中國並沒有仇富的文化傳統，倒是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和幾千年老百姓仇官的傳統。從秦始皇到滿清帝國，儘管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次改朝換代，中國社會本身並沒有發生更新。大體上說，每一個新的中國封建王朝的一開始，都有一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皇帝能夠得心應手地統治國家。隨後就出現各級官僚貪污腐敗。封建社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人治，對於官員腐敗束手無策。皇帝窮於應付，拿不出根治腐敗的辦法，只好任其泛濫。這種慢性失控的局面導致各級官僚的腐敗加劇，對百姓的剝奪搜刮愈演愈烈。當農作物歉收導致大饑荒、或某地方官吏與百姓產生重大衝突時，或者外族入侵時，百姓的忍耐衝破臨界點，爆發農民小規模反抗運動，並迅速擴大為反政府的大規模暴動，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新的一輪循環又開始。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看到了重蹈封建社會農民運動覆轍的潛在危機，因此他想方設法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力圖用公有制來均貧富，阻止中國走回老路。同時他也試圖通過各種政治運動讓“官不聊生”，以防止中共官員墮落成魚肉百姓的舊式封建官僚。雖然毛澤東敢說敢做，下手也很重，但國家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的所有措施無論多激烈畢竟還是“體制內”的措施，改變不了基本事態。文革結束後，政府面臨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亡黨亡國”是最大的威脅。曾經有過那麼幾年，黨內外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但是更迫切的壓力是讓人民有飯吃有衣穿。當中國的經濟開始起飛，經濟體制改革初見成效時，亡黨亡國的危機似乎沒有那麼緊迫了。於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被一派歡呼聲給淹沒了。在“先富起來”的狂熱中，很多矛盾被掩蓋。政府官員們很快就適應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利用手中的權利走上了官員發財致富之路。於是，貪污腐敗、魚肉百姓、……，這些曾經在我們的教科書中用來批評舊時代封建王朝的詞語，現在已經越來越適合於描述當今的社會了。
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官和富基本上是一回事。很少有富人和官場毫無瓜葛的。無官不富，無富不官。人要致富，一定要打通“官”節。那麼，官員們又如何滿足奸商們的要求呢？很簡單，把他們手中掌握的那部分人民的資源或財產送給他們就是了。這樣，必然會導致百姓不滿。實際上，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權只要和錢一結合，就會若出大麻煩。問題在於，我們中國偏偏有這麼一個糟糕的傳統。改革開放初期，權錢勾結畢竟帶有很大的冒險性，因為那是非法。如今已漸漸走向合法化。富豪和官員的界線正在模糊。富豪們已經不滿足與官員們相互勾結。他們通過入黨、任人民代表、做官等途徑參政議政，參與政府管理和運作，避免被追究“原罪”，也更好地直接利用職權發財。當明天老百姓恍然大悟原來官商本是一家人時，仇富就會立即轉變為仇官。仇富不過是仇官的前奏曲。事實上，今天已經有一大批仇官的百姓了。
2．如果我們拿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理論來分析，就可以對仇富的來源有更加清楚的認識。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的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的關係。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是否就意味着社會也很先進呢？在很多情況下是這樣的。但是，也不完全是這樣。 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的GDP曾占世界總GDP的32%，在當時不可謂不發達。即使美國也從來沒有達到過這個份額。美國的GDP曾經一度占世界份額的25%。可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社會先進嗎？二次大戰前的納粹德國的生產力在當時也是高度發達。德國有當時世界最發達的公路網， 人均GDP是世界最高的。 可是我們有誰會說他們的社會也是最先進的？為什麼呢？這裡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在16世紀和17世紀，儘管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比起其它國家是相對來說發達不少，但是中國的封建文化卻在日益沒落。那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舊文化，沒有前途的舊社會。所以，生產力曾十分發達的中國在後來兩百年中迅速衰弱。納粹德國的文化是法西斯文化，把人當作可以標籤高低貴賤的動物，是歷史大倒退，所以納粹德國根本就無法長久。由此看來，當我們評價生產力時，要和文化背景聯繫起來。否則就只有“兩個代表”而不是“三個代表”了。長久以來，中國富豪們被看作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是一個誤區。精確地說，中國的富豪中，只有為數不多的那些“紅五類”中的大部分富豪們可以代表先進生產力。他們在擴大生產力的同時也在製造中產階級，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推動中國社會向全面小康的方向發展，造福全社會。其餘的富豪們（尤其是山西的“煤老闆”們）代表的是腐朽的落後文化。他們發展生產力的做法並不能給社會帶來進步，只能帶來更多的貧窮和對立，擴大兩極分化，給社會帶來更多不穩定的因素。所以，他們是落後生產力和落後文化的代表。老百姓仇富就是仇這些人。這些人該仇。老百姓仇富是對落後生產力和落後文化的一種鄙視和批判。仇富有理！
3．人們存在仇富心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沒有善待窮人，而過分強調善待富人了。全社會的屁股都坐歪了。即使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府也完全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儘量避免矛盾激化。說具體一點，就是政府完全可以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方案，在少數人“先富起來”後及時地讓大批庶民百姓後富起來。經濟體制改革確實要觸及一些人的利益，也會給另外一些人帶來甜頭。這些嘗到甜頭的也就是我們說的“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如果改革的種利益得失是由社會各階層和各行各業共同分擔，那也沒甚麼。但問題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受益者基本上是“公務員”，與政府官員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機構和個人，再加上壟斷企業和所謂的精英階層，甚至包括了許多曾在1989年參加過遊行的那些讀書人。無權無勢的農民和工人永遠是利益丟失者。無論怎麼大刀闊斧地改革，農民工人總是越來越可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絕對沒有錯。問題是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使多數人“後富起來”的既定方針和計劃。政府一廂情願地指望着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能夠帶動其他人都富起來，靠他們擴大就業機會來製造億萬個富人，穩定“安定團結”的局面。哪知“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卻是十足的小肚雞腸。他們自己富了，卻千方百計地不准別人也富起來。很多先富起來的人們通過製造失業、拼命壓低員工工資、取消員工福利、不提供員工退休保障、不支付加班費、操縱股市等辦法來保證他們自己獲取最大財富，同時製造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不是中產階級。一旦暴利到手，立即巧立名目將資金轉移海外，或者窮奢極欲地揮霍掉，而不是將利潤轉化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進行再投資。政府滿心希望他們可以把中國帶入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使中國進入小康社會。而現實卻是：今天在許多私營企業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們也開始淪落為高學歷低收入的打工仔。所謂“白領”和“中產階級”離他們的夢越來越遠。人們反而羨慕起政府和公立機構的職位了。真正有幸當上“白領”的幾個鳳毛麟角，他們基本上是準備好了在40歲前勞累死。很多人對“後富起來”已經沒有奢望了。

4．中國之所以有這麼多的人仇富，還有一個原因是那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胡言亂語。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是指那些對於中國的發展一言九鼎，連政府官員也對他們言聽計從的知名經濟學家們。中國的決策層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一直被那麼少數幾個馬屁經濟學家矇騙，那些邊緣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的正確意見卻被忽略。這就出了問題。我說中國政府應該立即讓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住嘴回家抱孩子：第一，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反對“以人為本”，他們以數字為本，只看數字不看人。而這些數字裡他們最看重的一個就是GDP。在過去十幾年裡，GDP主導了各地區的一切發展。為了GDP人們不擇手段，製造虛假的繁榮，甚至對奸商們的種種劣行視而不見，這一切為百姓仇富製造了心理基礎。第二，中國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大都加入了權貴隊伍，墮落為特權階層中的一個特殊部落。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許多經濟學家們喪失了其獨立、客觀、公正的學者地位，淪為某些利益團體的工具和代言人。他們的時間不是花在調查研究上和做學問上，而是花在出場費數萬元的大小“報告會”上和以自己的名義開辦的公司里。富豪們高薪聘請他們當“顧問”，做“諮詢”，他們自然投桃報李，利用他們的學術身份和政治頭銜為富豪們開脫罪責，搖旗吶喊，反對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第三，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有不少是在西方有過那麼短短幾年囫圇吞棗經驗的歐美派。他們在沒有徹底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的情況下把原始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國，忽略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屬性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特定條件，所以他們的觀點經常是謬誤百出。比如說，對於中國近幾年出現的貧富懸殊問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反對政府通過高額累進稅、法定最低工資等方法來減少貧富差別。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根據美國某某知名專家的意見，貧富差別在經濟發展時應該是呈倒U型的曲線。到了一定的時期，高峰過去，貧富差別就可以調節下來。這個時期也就是普遍就業的時期。所以現在萬萬不能對富人們輕舉妄動。如果在中國實行法定最低工資保障，那麼雇主將通過少雇用工人的辦法來減少就業機會，以繼續保證產品的低成本。如果實行個人收入稅高額累進來降低貧富差別，那麼富人們將減少投資。提高工人工資勢必提高產品成本，削弱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這些都是從資本主義國家的教科書生搬硬套來的。但是他們忘記了在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們大多有宗教信仰的“緊箍咒”套在頭上，不願把事情做得太絕，怕死後下地獄，所以即使沒有法律約束，他們中許多人對於開“血汗工廠”還是有顧忌的。而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力量強大無比。工會手中的選票可以讓政治家們為他們的利益奔走呼號。中國沒有這些社會約束力量。富豪們普遍認準了提高工人待遇不可能帶來任何經濟利益。所以，如果沒有法律約束和政府的介入，中國的富豪們將把血汗工廠永遠開下去。尤其在製造業、加工業和採礦業，沒有法律的干涉，工人們將永遠是奴隸。事實上，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就通過法律和政府干涉來保障工人的利益和限制富翁們的不公平行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經濟轉型並不是說就一定非要有一個血腥過程。提高工人待遇在很多情況下是利大於弊的。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老闆亨利.福特為了穩定工人隊伍，用簽訂一年僱傭合同、參加文化學習、舉止文明等條件把工人的工資翻一倍。結果不但沒有影響公司的業績和競爭力，反而大大提高了產量和生產率，穩定了質量，催生了世界上第一條生產流水線。他的做法很快被各大公司效仿。這也造就了美國最早一批中產階級，為美國的經濟由此成為內需型經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美國從此邁向以中產階級為主流的社會。這就是“以人為本”帶來的經濟效益。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不可能像新加坡、香港、韓國那樣長久保持外需型經濟。只有發展內需型經濟才可以長久穩定地發展經濟。可是如果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都在貧困線上徘徊，如何發展內需型經濟？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確實需要一個殘酷和血腥的過程，那個過程也已經結束了。現在難道不該提高工人待遇，還民工們一點公正嗎？

5．當一個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不均時，並不一定就會引起人民普遍仇富。只有當一個貧富不均的國家缺乏強大的中產階級，許多庶民百姓絕望，感到走投無路時，仇富才會盛行。南非和拉美國家的基尼係數比中國還要高，拉美國家的腐敗也是夠可以的。但在那些國家並沒有出現普遍的仇富思潮，原因是窮苦人總有一線出路。香港的基尼係數也很高。但是香港有強大的中產階級和一系列法律和措施保護最低收入階層。南非的黑人雖然窮的叮噹響，但是他們已經在“打土豪分田地”了，很多白人莊園主的土地在被分給窮苦的黑人。墨西哥貧富懸殊也很大，但農民至少可以偷渡到美國去找一份黑工。摘一個小時的棉花、草莓或芥蘭可以掙三四美元。哥侖比亞的窮苦農民至少可以種鴉片賣給毒販子。中國的農民在自己村莊裡要受鄉、村苛捐雜稅的層層盤剝，種地得來的一點收入連繳苛捐雜稅都不夠。他們跑到大城市做民工更是雞狗不如。每天要在惡劣的環境裡辛勞十幾個小時。得來的一點血汗錢還要被包工頭層層盤剝。辛辛苦苦做一年，有的時候年終大老闆腳底抹油 – 溜了。民工們連回家的車票錢都沒有。搞不好還要碰上礦井塌陷，一命嗚呼。要不就是化工廠里苯中毒，得上個白血病什麼的，沒錢治病，等死。要是上訪，半路上就會被一邦流氓地痞給打個半死，或者被便衣跟蹤，不到地方就給抓回來。就是走到了信訪辦公室，人家材料一收，石沉大海。好不容易中央來了個新的紅頭文件，空歡喜一陣子，結果還是一切照舊。半大的女兒沒錢上學，跑到城裡打工。第三天就被老闆“破處”。告狀無門，只好打掉牙齒往肚裡咽。幾個月後女兒寄回家一筆錢，總算有點錢糊口了。女兒說是給某賓館做服務生。做了兩年回來，學會了抽煙，染上了毒癮，還弄一身的性病，一輩子不能生育了。原來女兒是去做“雞”。地里好不容易有了點收成，拉一車大蔥去城裡賣。孩子他媽楞是被“寶馬”撞死。去找警察報案，警察一見“寶馬”就嚇得屁滾尿流。倒是人家車主特大方，一開口兩萬塊錢就搞定。一個農婦的命就值兩萬塊錢。回到家房子被人家給扒了。原來土地已被徵用。這下子連個遮風擋雨的屋檐都沒有了……。而當富豪們看到窮光蛋們這般慘景時，大子兒也不出一個，照樣開着寶馬去喝他們的人頭馬，吃他們的滿漢全席，睡他們的三奶四奶五奶六奶，然後坐飛機去澳門豪賭。這樣的境況在幾億農民中不斷重複。在這種工人農民窮苦市民普遍看不到出路的情況下，人們想不仇富都難。

中國老百姓仇富的原因很多。如果我們就事論事地談仇富的原因，我們可以用16個字字概括，這就是“錯在富豪，責在官員，根在社會，仇富有理。” 如果我們深究其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就會發現在一個“人治”的社會裡，仇富不過是許多百無聊賴的煩惱之中的一個。

五、仇富有害

上面一節說的是“仇富有理”，那麼這一節我要說的是“仇富有害。”一個社會仇富的心態越是普遍，那麼發生社會大動盪的可能性就越大。換句話說，仇富有理離造反有理只有一步之遙。雖然中國老百姓的忍耐性極強，但是這不等於說他們可以無限制地忍耐下去。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2004年中國發生了大約70000起大規模群眾騷亂事件。這些事件如同火山爆發前的微震。一旦最終總爆發，將產生不可估量的破壞：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切成果將化為灰燼，台灣將乘亂獨立出去，西藏將再次陷於紛亂，新疆將出現戰亂，日本將獨霸亞洲，中華民族將再次面臨滅頂之災。

中國歷史上最近的一次社會大動盪就發生在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這就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當初國民黨執政者繼承國父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維護國共合作，採用共產黨提出的一系列有利於緩和國內矛盾的主張和措施，推行“三五減租”，分田分地給窮苦農民，實現國父所說的“耕者有其田”，懲治土豪劣紳，那麼中國就不會有一場激烈的革命。中國會少死幾千萬人，後來的土改鎮反也就不可能出現，今天的台灣問題就不會存在。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為保衛中華民族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一直到今天，個別當年的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孫元良）還對於共產黨當初在自己的管區減租減息的措施不可思議。當年蔣夫人宋美齡去美國遊說美國國會支持中國抗日，羅斯福總統的夫人問蔣夫人如何對付中國煤礦工人罷工的事情。蔣夫人把手指往脖子上比畫了一下，意思是要殺頭。羅斯福總統夫婦大吃一驚。

國民黨如果能夠在抗戰勝利後保持國共合作的局面，立即在全國實行他們後來在台灣實行的國父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那麼內戰就打不起來。中國也將走向一條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基本上就可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在台灣的許多歷史學者至今還認為國民黨敗走大陸是因為共產黨在抗戰八年中養精蓄銳，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勝利後元氣大傷，不堪一擊。實際上，國民黨當年痛失大陸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解決好百姓仇富和仇官的問題。那個時候農民普遍沒有土地，工人普遍饑寒交迫。沒有那千百萬滿腔仇恨的農民去灑熱血，解放軍無論如何也打不過蔣委員長的八百萬雄師。

仇富現象將嚴重影響中國邁向和諧、小康社會。它是製造中國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禍源，它是導致中國社會日後出現大規模暴亂的誘因，是中華民族的死敵。

六、治療百姓仇富心態的靈丹妙藥

那麼，如何解決中國百姓普遍仇富的問題呢？其實靈丹妙藥早就預備好了：只要各級政府和各行各業大力貫徹中國政府制定的“以人為本”和“建設和諧社會”的方針，不要空喊口號，仇富這個問題就不難解決。問題在於，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乃至民風民俗都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以人為本”的轉變。“以人為本”將面臨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嚴峻挑戰。如果不對我們這個社會動一些手術，任何“以人為本”的路線都將以“以官為本”、“以錢為本”而告終。仇富、仇官、仇腐將使中國社會無法和諧。

中國的決策者們應該注意到，擺在他們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如何避免百姓把仇富情緒上升為仇官思潮，避免局勢從“仇富有理”演化為“造反有理”，避免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 穩住大局，防止社會出現大動盪是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要穩住大局，絕對不能使用高壓水槍、催淚彈、橡皮子彈、防暴警察、便衣警察，更不能開殺戒。那樣只能使問題更加嚴重。筆者認為，最現實、成本最低的做法就是：給官員們上手銬，給富豪們上緊骨咒，給窮人出路。這些都是體制內的措施，不必等待政治體制改革，現在就可以實施。

首先說“給官員們戴手銬”。為什麼要給官員們戴手銬呢？就是要管住他們。管好了官員們，那就可以營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和提供公平的商機，使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提供平等的致富的機會，這樣仇富就失去了理論支柱。我想提請諸位注意：中國各地已經出現慢性失控的局面。地方官員坐大，抗拒中央政府，我行我素的格局已經形成。各地方官員倚仗管區內的的經濟資源，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有的官員倚仗“中央有後台”，對中央政府的一切指令陽奉陰違。在這種慢性失控的情況下，腐敗蔓延，就連一個小小的副市長的貪污受賄案都要中紀委親自出馬，否則辦不出任何東西。如今中央政府要撤掉一個很糟糕的地方官員，必須作交易談條件，保證那位官員今後的仕途。中央政府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往往要下幾十個紅頭文件，結果下面還是頂住。怎麼辦？辦法多得很。如果能設法管住當官的，老百姓的仇富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也了卻了百姓仇官的後顧之憂。比如：

1． 中央政府要立即抓住地方官員們的辮子。這樣，就可以對任何陽奉陰違的官員們隨時治罪。怎麼抓辮子呢？辦法很多。比如說，建立全國幹部個人財產數據庫。全國所有處級以上幹部每年要填寫申報“個人財產清單”，同時也詳細列明所有直系親屬的財產情況，送中紀委備案。中紀委不用一一核查，只須隨機抽查即可。一旦查出任何虛報、瞞報，立即撤職法辦。

2． 建立廉政責任制。對於任何由中紀委查處的貪官污吏，一定要追查上級的責任。當初是誰提拔重用那些貪官污吏的，誰就要受懲處。如果是“黨委集體研究批准”的，那麼集體受懲處。如果一個省委書記被查出腐敗，該處分誰呢？中央組織部和省委組織部。這樣一來，每一個當官的都必須管好下屬。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大案小案都由中紀委直接插手了。如果是由地方紀委把案子查清處理了，那麼就不必連累上司。這樣一來可以調動各地方紀委的積極性。中紀委也可以抽出精力來覆審下面的案子，確保公平辦案。

3．堵住貪官污吏的財路。所有科級以上的幹部辦護照要省一級紀委審批核查。如果有任何人違反規定，嚴懲不怠。中國公民出國除了要出具護照，還要出具身份證。取消所有銀行匿名帳戶，徹底實行實名存款。所有超過5000元的買賣一定要通過銀行轉帳。杜絕現金交易。這樣一來，要查官員們的帳就易如反掌，也易於對個人和私營企業偷漏稅進行監督。中國政府還可以和美國政府交涉在美國的紐約、舊金山等城市設立反腐工作組，就和FBI在北京設立反恐辦公室一樣。如果貪官逃到美國，反腐工作組可以直接和美國政府交涉，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4．政府考核官員政績一定要看“政”績，還要看社會指標， 不能光看經濟指標。在經濟指標中，既要看GDP，也要看各個收入層次的比例。如果一個城市GDP增長很快，但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卻很慢，有很多人失業，那麼那裡的黨政幹部也要被撤職。如果一個地區頻頻出現大規模群體事件，或大規模上訪，那就要撤換那裡的主管官員。對於貪官污吏橫行的重災區，例如山西和安徽，乾脆來個一鍋端 – 全部局以上的幹部都由外省調去，一直到情況改善為止。

5．改“上訪”為“下訪”，積極主動地解決老百姓普遍關心的問題。中國的所有上訪問題中，基層農村的問題占了一大半。那麼就有必要在基層農村廣泛實行“打土豪。”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早在毛澤東還活着的時候就已經爛光了。那個時候他們就已經琢磨出了一套結黨營私，損公肥私，魚肉百姓，欺壓農民，強姦下放女知青的秘訣。現在更是無法無天。他們整個就是一群十惡不赦的惡霸。把他們全部都殺了也不會有一起冤案。怎麼解決這批惡霸呢？當然不能殺。殺人還是人治。鄉鎮幹部直選是最好的辦法，是民主法制的實踐。可是那在許多村莊行不通，上級組織干涉是普遍的現象。對民選出的村幹部的認可也是大問題。除非來一次全面政治體制改革，鄉鎮幹部直選很難真正實現。不過，即使在體制內也有一些辦法。這就是送大學生們去每一個村子作社會調查，聽農民訴苦。大學生們不必向基層幹部們報告查出的問題。查出的問題直接報告省一級政府。然後省政府可以責成各縣依法處理。然後又由另外一批大學生去核實。這個辦法就是“下訪。” 看起來和毛澤東搞的“工作組”很像。實際上是一回事。美國的大學生也做社會調查。有很多法院裁定的案子，就是那些學法律的大學生們在重新調查了案件後給推翻的。

還有很多的辦法給官員們戴上手銬，讓他們老實一點。我可以繼續寫下去，寫上兩百條，可以有更狠的辦法。如果能把官員們整得死去活來，讓他們痛不欲生，他們就會乖很多。這是中國從古到今的官場明規則。不過，對官員再狠也狠不過文化大革命。即使那樣殘酷，文革中的官員們還不是照樣腐敗？所以，還要想些不那麼痛苦的、人道的、兩全其美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體制外的政治體制改革：把權利分散，用溫和的民主的手段而不是殘酷鬥爭的手段來監督官員，置政權於人民直接監督之下，用法治來代替人治，用制度反腐，由檢察院法院而不是中紀委來辦案。關於這個，專家們已有很多的論述，本文就不詳述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共產黨內的高官們，想一想蔡和森、李大釗、向警予、夏明翰、方志敏，還有那幾百萬“革命烈士”都是為什麼死的。如果他們地下有知你們把中國的農民工人搞得這樣慘，他們會怎樣罵你們。

那麼，為什麼要“給富豪們上緊骨咒”呢？因為中國的富豪們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這些年來，他們被寵壞了，慣壞了，捧壞了。什麼民營企業家，私企老總，資本家就是資本家，跟1949年前的資本家實在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說有任何不同的話，那就是今天的資本家們更懂得如何巴結權勢，利用權力和資本的結合而發財，他們更像古代的權貴商賈。這些錢迷心竅的資本家們除了小肚雞腸，就是目光短淺，再就是心狠手毒。其實，做資本家也沒有什麼不好。比爾.蓋茨不就是全世界最富的資本家嗎？只要做合格像樣的資本家，就不會有人罵你們，更不會有人仇恨你們。多年來，筆者一直在美國為資本家賣力，卻從來沒有產生對他們的一絲憎恨。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對我是實在不壞，他們實在是合格像樣的資本家。那麼，如何去做“合格像樣的資本家”呢？很簡單，給中國的資本家們的頭上套上美國的資本家們頭上戴的一樣的緊箍咒，事情就好辦了。比如說：

1． 中國政府要立即想方設法改變劫貧濟富的局面。實行高額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對於高收入群體要像日本那樣徵收高達50%的所得稅。立即立法保障最低時薪。對高價值私有財產如房屋汽車遊艇等徵收一年一度的財產稅，開徵高額遺產稅。對於低價值房產免徵財產稅。立法制裁一切作假帳的企業和個人。

2． 對於所有有原罪的資本家一定要追究原罪，決不能姑息遷就。查出違法事實後先給他們一頂黑帽子戴上，讓他們明白他們的罪過後，如果不是特別惡劣的走私、嚴重污染、玩忽人命等，都要酌情予以寬限，。比如說，對於他們的非法所得，要讓他們退贓，但是要給合理的寬限。對於所有行賄的資本家，要和那些受賄的官員們一樣懲處。

3． 由於中國社會距離實現民主法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那麼讓資本家參政議政的時機就遠未成熟。要立即停止讓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和參加政府運作的做法，以防止權力和財富的進一步合併。已經加入共產黨的，要讓他們退出 。已經在政府中任官員的，或者交出手中的企業繼續當官，或者辭去官職繼續當資本家。就像美國副總統錢尼那樣。不能讓任何一個資本家成為政府決策者。這樣做不是對私營經濟的歧視，而是國際反腐慣例。

4． 既然允許資本家的合法存在，那麼就要讓相應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存在。要立法鼓勵私營企業成立獨立的工會，像美國一樣立法保障工人和工會的權利。既然私營企業可以成立共產黨支部，就沒有理由不准那裡的工人成立工會。要立法保護工會的罷工權，恢復公營機構中的工會組織，加強工會的職能。鄧小平並不是第一個允許資本家的合法存在的共產黨領袖。事實上，在二戰結束後，還在和國民黨談判的共產黨人就已經準備好了和國民黨一起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那個社會實際上就是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那時極力提倡工廠的工人組織工會，甚至派了大量的地下黨協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組織。

5． 政府官員們要立即甩掉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去聽聽社會學家和別的經濟學家們的意見。要緊緊盯住“建立和諧社會”這一個目標，對於一切不利於建設和諧社會的行為都要通過法律加以抵制。“按經濟規律辦事”絕對沒有錯，但是還不夠，還要按社會規律辦事。如果只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比爾.蓋茨就不該把他那麼多的錢拿出來給非洲兒童們治病，而是要去投資投資再投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就不該搞環保。搞環保永遠是只賠不賺。按照經濟規律判斷，中國珠江三角州一帶經濟區就不可能出現“民工荒”，可是“民工荒”確實出現了，大出經濟學家們的意料。民工們寧願在家喝稀飯也不願意去替那些喪盡天良的老闆們賣命。

6． 各地政府要大張旗鼓地辦幾個持強凌弱的案子，殺殺那些惡霸富豪們的威風，讓他們懂得這世界上還有“法律”兩個字。

最後，我來談“給窮人出路”的問題。“給窮人出路”就是全社會都來善待窮人，營造一個關心窮人、幫助窮人的良好局面。大道理不用說。說點實際的。你就是把窮人當馬來騎，當狗來使喚，當牛來做工，你也希望你有匹好馬，有條好狗，有頭好牛。這樣它們就會很努力地為你效力。可是，你能既讓馬兒快快跑，又讓馬兒不吃草嗎？不能，絕對不可能。美國的資本家就普遍懂得這個淺顯的道理。所以他們對我這個“當牛做馬”的就不敢怠慢一點。稍有怠慢，我輕則“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重則狀紙一張，把他們告上法庭。我告他們是不要錢的，因為有政府的公平就業委員會為我撐腰，還有一大堆“不贏不要錢”的律師。但是資本家卻要出錢請律師辯護。所以多數資本家掐指一算，律師費這麼貴，還可能面臨天文數字的懲罰性的賠償，與其如此，還不如對員工們多多開恩。你當他們真是好人？其實，說白了，資本家們善待窮人就是善待自己。如果窮人都過上好日子，就有錢去買更多的資本家的產品，資本家們豈不是可以賺他們更多的錢？這不是兩全其美嗎？中國的資本家們也許還要二十年才能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那麼，無論如何，先做點是人都能做的好事吧：

1．各地要從富豪們繳的稅中拿出一部分錢來解決窮人的就醫、孩子入學、和就業培訓的問題。在每一個縣把一個現有的公立醫院改造為專為窮人開設的非盈利醫院。窮人治病只要繳象徵性的一點錢，實在緊急的病人，不收錢。這樣做也幫了富人。下一次再有人罵富人為富不仁，那富人可以理直氣壯地指着那窮人醫院說：瞧，那醫院就是花我的錢辦的。對於窮人孩子入學也照此辦理，拿富人的稅收來解決貧窮孩子的就學問題。建立就業培訓指導中心是當務之急。

2．在全國開展各種獻愛心募捐活動，為窮人的各項福利募集款項。比如說，在各地的各大公司和公立機構開展一年一度的募捐競賽。募捐結果由媒體公開報道，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3．逢年過節，全社會要首先想到窮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人們用來形容1949年以前的那個舊社會的。如今恐怕比那更慘的情況都有。各大公司和機構要在傳統節日期間發動員工捐贈資金食品衣物給窮人。在各城市要設立一些面對窮人的免費的服務中心，提供熱湯熱飯熱床鋪，幫助那些無家可歸的窮人熬過難關。

上面說的這些措施不是獎勵懶惰，而是盡人道之責。在美國早就是普遍之舉。

中國的資本家們要對社會、對國家、對歷史負起責任。你們要搞清楚你們究竟算哪根蔥。你麼並不製造任何財富，你們不過是運氣比別人好一些，成為財富的管理者。 財富是社會的。財富取之於民，還之於民是西方社會的普遍共識。財富回饋社會是多數富人的實踐。我並不奢望中國的資本家們都要像比爾.蓋茨或李嘉誠那樣慷慨解囊。我的期望很低：只希望中國的富豪們能夠比美國最臭名昭著的黑手黨大頭目阿爾.克鵬（Al Capone）做得好一點。阿爾.克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黑幫首領。1929年股市大崩盤後，美國進入大蕭條，他看到成千上萬的工人無家可歸，饑寒交困，也許是他動了側隱之心，也許是他想改進人們對他的惡劣印象，總而言之，他在芝加哥街頭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免費廚房 (“Free Soup Kitchen”)，為窮人一日三餐提供免費餐食。他每天準時去那裡親自給窮人盛飯盛湯，同他們寒喧打諢。不久他又開了個免費旅館給無家可歸的窮人居住。他還向窮人發放衣物。這些善舉消耗了他的大量財富。要知道他的錢都是違法所得，甚至是在槍林彈雨中打到手的。有一次，在他的地盤發生了一起小孩失蹤的案件。警方並沒有懷疑是他幹的。但是阿爾.克鵬越想越不對勁。他連夜審訊自己的黨徒，發現確實不是自己的手下干的。他還是不甘心。於是他命令所有的打手們出動，四處查找線索。很快他們就有了線索，並報告給警方，案子很快就破了。美國的牛奶容器上都印有過期日，以防止人們喝了過期牛奶而生病。但是早年間美國並不這樣做。阿爾.克鵬一生中幹過許多非法勾當，但從沒有染指過奶業。但是在三十年代初，他卻向芝加哥市政府提議，為了保證全市中小學兒童的健康，政府應該強制規定所有的牛奶供應商在奶瓶上清楚地標明保鮮失效期。他的提議一開始並沒有人理睬。於是他就花錢造勢，甚至買通議員，最後他的提議得到批准。不管黑手黨頭目阿爾.克鵬做這些好事的用心何在，他畢竟做了。 我們中國的富豪們能比他做得更好嗎？

春節又快到了。又有多少民工們在流血流汗一年後，拿不到應得的血汗錢，在寒風中顫抖，無處可去。 中國之大，中國的富人之多，但是有哪一位富人能夠發點善心，為那些有家不能歸的民工們買幾張火車票，讓他們和親人團聚？ 有哪一位老闆能夠買幾碗熱氣騰騰的餃子，端到那些饑寒交迫的民工們手中，說一聲辛苦了，道一聲新年好？有哪一位大款能夠把自己家小孩不要再看一眼的衣服和玩具包起來，送到一個民工手中，對他說：老鄉，這些雖是舊的，卻沒怎麼用過，丟了可惜，拿回去給小孩子用吧？ 有哪位富婆能去一家髮廊、歌廳或夜總會，隨便找幾位風塵女子，對她們說：小妹妹們，做你們這一行也真不容易，總該有個休息吧。今晚你們就不要接客了。你們的工錢我給了。你們來做一次我的貴客，我帶你們去吃頓大餐？有哪一位精英能夠開着寶馬去當地隨便一所大學（小心別撞人！），找幾個沒錢回家過年的貧困大學生，對他們說：俺也是窮學生過來的，你們若不嫌棄，到俺家吃個年夜飯吧，管飽。

建設和諧社會，就要從你做起，從你們這些富豪們做起，從現在做起。我挑戰全中國的富豪們：你們能不能花幾個小錢，把2006年的春節變成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貧富和諧的春節？我就不信中國之大，普天之下，就找不到幾個良心還沒有泯滅的富豪。美國的黑手黨老大能夠做的善事，有沒有一個中國的富豪能夠做到？如果中國的富人們的品行和政治嗅覺還不如美國的一個黑手黨老大，如果用辛勤的雙手為我們造出一切的農民工人永遠不能被社會所尊重，如果改革開放了這麼多年就換來了這麼一個只認錢不認人的社會，那麼我們要改革開放做什麼？ 還不如回到當年去！毛澤東也許是對的！

今天是1月7日，剛好是筆者來到美國整19年。十九年前筆者來美求學，在飛機上恰好坐在名人靳羽西的前面。飛機一升空，筆者就迫不及待地掏出筆記本請她題字。她問：寫什麼呢？剛好耳機里傳來歌曲“明天會更好”，我說那就請寫“明天會更好”吧。她欣然題字。那個時候，所有的中國人，無論做什麼，無論境況好壞，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滿心希望着明天會更好。十九年來，中國確實有很多人在一天天好起來，實現了它們的夢。可是，也有很多人不那麼幸運。他們也在努力勞作，流血流汗，風雨兼程，但是幸運之神暫時還沒有光顧他們。這些不幸的人們正在被社會所拋棄。他們在苟延殘喘，奄奄一息。他們已經失去了任何夢。可是，沒有他們，我們的社會就失去了基石，我們所有人的夢最終都要落空。

為了避免我們的民族出現一場大災難，為了使富豪們更安全，也為了我們所有人的明天都會更好，請全社會都來善待我們的農民，善待我們的工人，善待我們的民工們，善待天下所有的窮人吧！

解濱 2006年1月7日於堪薩斯城。

（筆者對本文保留一切權利和責任。如欲轉載請聯繫筆者 bxieus@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