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9日，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了2005年度风云人物。和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当选的不是任何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而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和英国摇滚乐歌手波诺。而他们入选《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各自事业上的辉煌成就，而是由于他们对慈善和公益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努力。比尔.盖茨的财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是，巨大的财富从来就没有成为他的负担。多年前盖茨就郑重宣布过，自己绝大部份财富都将回馈社会。他这样说也这样去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他的慈善之举赢来了举国的尊敬。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当今最受尊敬的人不是总统布什，不是歌星麦当娜，也不是体育明星乔丹，而是比尔.盖茨。

改革开放后，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富豪。但遗憾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够像盖茨那样被公众普遍看好。比较现实的情况是，中国诸多富豪们被百姓诅咒和痛恨。根据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富豪排行报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富豪们的致富速度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富豪们望尘莫及。在短短的一年之中，美国的前100名大富豪们的身价比起一年前少有增长超过50%的。但是中国的顶级富豪们在过去一年中身价增长超过60%的比比皆是，甚至有翻一番，翻二番、乃至翻七番的。根据笔者从2004和2005两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计算，在2005年一年中，中国名列前50的富豪们的财富比前一年平均增长了72%。根据福布斯的报告计算，中国2005年“十大首富”的财富比前一年平均增加了87%。这是中国富豪们的荣耀！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欢呼。然而，对于中国多数富豪们来说，这样的辉煌成就却未必会给他们带来尊敬，相反却有可能引起种种麻烦，甚至杀身之祸。中国的许多富豪们在自己的财富面前惶恐不安，惊慌失措。他们害怕什么呢？

2005年12月20号傍晚，一项密报惊动了中央政府：内蒙古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被四名绑匪绑架。绑匪向人质家人勒索500万现金。警方连夜调动3500名警察，第二天早上把人质从歹徒手中解救出来。2005年12月初，在号称“中国富人之都”的温州，人们争相谈论着一个谣传：“温州一个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因为遭暗杀威胁，公司董事——那些身价至少上千万的富豪们，正式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死亡协议’：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重伤致残的则是300万元！” 经媒体调查，该“死亡协议”确有其事。它缘起于一个叫“万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黄育增遭未遂暗杀一案。该案发生后，在温州平阳家具基地的60多家企业中引起了普遍恐慌。

如果你觉得这种富人恐慌仅限于温州一地，那你就错估形势了。据公安部刑事侦察局长何挺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宗，绑架對象主要是富裕的企业家、名人和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2005年7月4日，中国的民生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为富豪们设计的“民生企业家全家福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在京沪两地提供“绑架医疗救援服务。”中国的其它保险公司，如太平洋，美亚等也及时推出了面向全国的“富人险。”其业务内容甚至十分仔细规定了“富翁一旦被绑架撕票”后的赔偿办法。中国的富人们普遍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绝非空穴来风。下面这段文字引自“民生人寿保险”的网站：

“《中国工商》杂志曾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进入富人行列的民营企业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命安全’。除了健康以外，他们还担心种种不测风云。近年来，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断加强，但财富的拥有者更容易成为绑架目标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国内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层出不穷。2003年1月，山西民营企业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2003年2月，身价数千万的浙江温州乐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2004年12月‘中华第一兔老板’千万富豪何刚遇害……。”

没有人觉得这一切是危言耸听。富豪频频被抢劫绑架甚至被杀害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一大怪现象。虽然他们保镖成群，虽然他们可以不断刷新暴富的纪录，但是他们却无法用金钱买到自己的安全。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富豪们为杀手们所青睐呢？

人们普遍的答案是：仇富。

一、仇富现象种种

前面说到了中国富人被谋杀、绑架、勒索、抢劫的问题。其实，在俄国也偶有富人被杀的情况。只不过俄国富人被杀事件基本上是黑手党干的，纯属富人之间的恶斗。中国的富人之间如有过结，鲜有通过雇佣杀手来解决问题的。中国杀富人的歹徒，大多是“苦大仇深”、走投无路、背水一战的穷光蛋。人们普遍认为那是些仇杀。“仇富”这个字眼由此不胫而走。如果说中国的仇富仅限于那么几个挺而走险的歹徒，问题就十分简单了。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还没有人精确调查过到底有多少人仇富。不过舆论普遍认为仇富是国人的普遍心态。

国人仇富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情有独钟”型。这种形式的仇富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富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诱因多半是某种纠葛或直接利益冲突。比如说，某富人扣压拖欠民工的薪资，某富人殴打平民百姓，某富人造假药坑人，等等。

第二种仇富的模式是“打击一大片”型。这种仇富是针对中国所有的富人，表现在多数老百姓对富人的普遍反感。这种仇恨并没有特定对象，只有一个“富人皆坏”的综合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却可以随时随地浓缩到某个特定的富人的头上。如今中国出了任何事，只要一和某个富人牵扯上，一定会是骂声震天。许多人甚至在内幕尚未明了时便断定又是富人在做恶了。

这两种模式也有互动和互相影响。如果有许多件富人的丑闻披露出来，那么公众势必会对富人的整体印象越来越坏。这种整体印象反过来又会影响公众对特定事件的看法。比如说，很多城市的土地征用都有不法商人和官员勾结，损害土地被征用者的利益。这一类事情发生太多了，以至于任何一个城市为开发而征地，人们都认为背后一定有官商勾结，瓜分国土，侵犯百姓利益。

那么，人们的仇富心态通常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比较明显的是民众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示威抗议，或者官民冲突。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出现了大约70000起大规模群众事件。其中许多事件的背景是贫富对抗。例如，重庆市万州区某小富在大街上被一农民的扁担不小心碰了一下，小富抄起那根扁担毒打那农民，将其手脚打断，甚至连扁担都被打断了。小富狂喊：拿十万块钱买你的命！结果命没买成，倒是引来大批愤怒的群众，后来居然有十万群众与警方发生冲突。又如，安徽池州仁和私立医院老板的丰田轿车将某中学生撞伤，争执中车内的另外几个人对已受伤的中学生大打出手。车主对手下人叫道，打死一个也就30多万，上呀！同伙用刀子砍伤多人，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愤怒的人群将肇事小车及一辆警车砸坏、烧毁，火光冲天，围观者近2千人。这些都是明显的仇富事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现象看到人们的仇富心态。下面列举比较常见的几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恐怖行动。这就是前面说的谋杀、绑架、勒索。这里我想罗列几个人的名字：李海仓，周祖豹，何刚，刘启闽，蔡宽锡，葛君明，刘恩谦。这些都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富豪，如今却是穷人刀下的死鬼。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富豪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被杀害，但是其震撼作用比千万网民奋笔疾书还要强大许多倍。一个富豪倒下去，一万个富豪在发抖。这些富豪们生前拼死拼活地挣钱，死后围绕家产的处置往往又是一场激战。亲属们像苍蝇一样盯着他们的遗产。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里面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感到悲哀。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有人用手机拍下照片往网上送，就是没有人哭。如果他们是死在今年，说不定网上还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喝彩，而杀死他们的罪犯很有可能被网民们描绘成英雄。

第二种现象：幸灾乐祸。不久前，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被一越南青年枪杀。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一开始是群情激愤，要求缉拿凶手的呼声震天响。但是当死者的一些背景被披露出来后，国内的舆论就开始转向了。据说，两名留学生出手阔绰，拥有豪华跑车，整天出入娱乐场所，刚到加拿大时连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因此有许多网友断定：这两名留学生肯定是巨富子弟或地方官员的“衙内”，他们的钱来得不干净。很快，网上出现一片叫好声，居然还有网友说“感谢越南人为民除害”。一年前的赵燕案也与此案很相似。赵燕女士遭到美国警察袭击一事，本来引起了网民的普遍同情和对美国政府的愤慨。可是当网民们了解到赵燕的商务背景和“公款旅游”的性质后，舆论立即开始转向。有人甚至高呼“美国佬打得好！”这类不正常的情形，如今在国内正蔚然成风。当一个亿万富翁被绑架被谋杀时，当一个官员遭遇车祸不幸遇难时，公众中许多人竟然是高兴代替同情。这种心理状态出自于人们普遍的仇富情结：天天想看到富人倒霉，最爱听富人家的丑闻，整天盼望“打土壕，分田地”。

第三种现象：恨屋及乌。这种仇富方式是痛恨富人群体钟爱的某种物品。比如说，拿某种豪华轿车出气。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人们熟悉的“宝马现象”。“宝马”（BMW）在美国和欧洲不过是诸多高档轿车之一，开“宝马”的很多是工薪族，中产阶级。由于美国不是一个贵族社会，谁开什么车子和地位没有绝对的关系。若干年前比尔.盖茨经常开的一部车是很经济的一款丰田车，那时候他的财产已过百亿美元。但在中国“宝马”则是富贵的象征。连警察都害怕开“宝马”的人。2003年底和2004年初，在中国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非典”，另一件是哈尔滨“宝马”撞人一案。按理说“非典”事关中国亿万老百姓的生命，应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才对。其实不然。人们对哈尔滨“宝马”撞人一案的关注远超过了对“非典”的关注，以至于当时人们最流行的问候语居然是“小心,别让宝马撞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从“宝马”案对富人的蔑视和仇视。继苏秀文案后，中国的富人开“宝马”车为非作歹的事件就一直不断。以下是从媒体上看到的部分案例：

2004年3月3日，北京一车号为京A99736的宝马车闯红灯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该车的女主人暴打前往采访的记者。2004年3月29日长沙黄娅妮驾宝马车撞伤7人，于7月26日再撞7人。2004年7月28日深圳宝安区龙华廷苑酒店附近一名叫林卫兵的男子驾一辆车牌号为粤B8V181的银灰色宝马车撞伤人后，继续把被撞人拖行百米，被撞人全身被撕裂面积多达20%。2004年9月25日，北京人民大学校园内有人驾宝马车撞伤一女生，该“宝马”车主拒绝道歉，反而对受伤者威胁。2004年10月13日，贵阳市一行人在黔灵西路被一辆贵A66××8的白色宝马无故压着左小腿，其家人在找驾驶人评理时竟遭到高压水枪“扫射”。2005年1月31日，在辽宁盘海高速公路感王收费站，一辆办丧事的牌照为辽CA0111的宝马车和一辆奔驰车上的10余人暴打收费站工作人员。2005年6月19日，有人驾驶牌照为沪DQ4749的蓝色宝马跑车，连续在上海贵州路天津路路口、新闸路乌镇路路口、新闸路成都路路口撞人撞车，扬长而去。2005年7月22日晚，宁波市江北区桃渡路在与槐树路口，一辆宝马轿车从背后撞翻一辆电动车，将车上一对中年男女撞成重伤后离去。2005年9月3日，西宁市城西区一环卫工人刘国喜开着洒水车不慎把水洒在了后面一辆车号为甘A33423的红色“宝马”车内，那辆“宝马”车主下车将工人刘国喜打得头破血流。2005年9月21日，在北京朝阳门桥西北角，一位宝马车女司机李某违法驾驶被交通警察勒令停车时，硬是把前来纠违的警察给“拱”倒，并且拒绝被带到当地派出所。2005年11日10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辆红色老款宝马轿车在闯红灯撞倒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后逃逸。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情如果发生在1949年前，一定会被写入1949年后的中小学教科书。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人民陪审团一定会保证那些“宝马”车主们在监狱内度过漫长的艰苦年月。而且无论他们入狱前有多少财富，他们出狱后一定是一贫如洗 – 他们的财富早就被对方的律师团给榨干了。但是在中国发生了如此众多的开宝马车撞死、撞伤人的恶性事件后，居然没有一个肇事者被严惩。中国的法律在宝马车主面前无效！下面是“中国青年报”的一段评论：

“‘宝马撞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因为在大众的内心深处，‘宝马车’的象征意义早已盖过了它原本的品牌意义。 在数量庞大但资源有限的公众心目中，宝马车首先代表着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人数不多，但手中掌握着整个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如金钱，权力；同时，由于这一社会阶层拥有着多数人无法掌握的稀缺资源，他们常常能够凌驾于普通公众之上，享受着某些不受一般社会规则约束的特权。于是，普通老百姓依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将宝马车看成这一阶层的‘形象代言人’。简言之，在广大公众眼中，宝马车从一个汽车品牌幻化成了特权阶层的标志，而‘宝马撞人’也从交通事故升华成为特权阶层侵犯普通公众基本人权的象征。 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信息极为有限的普通公众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评判，但是，他们的内心判断却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印证。公众将宝马与特权绑定，缘起于某些宝马的车主确实自以为拥有了特权。”

二、中国富豪们发家的秘密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仇富的起因，我们最好了解一下中国的富豪们是如何产生的。洪辉先生对这一过程作出了最精辟地论述。洪辉先生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靠做生意发财的富豪们统称为“新私有资本集团”，并划分为六大梯队。这个“新私有资本集团”囊括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富豪。中国富豪的六个梯队前赴后继、交互轮替地通过六种方式与途径，成功地积累了原始资本。

按照洪辉的说法，中国大陆的富豪的第一梯队产生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之间。其间产生的富豪多以城市个体户、待业青年和农村专业户等为主体（当然也有极少数专业人士--笔者注）。他们主要通过产品的“投机倒把”，在流通领域赚取贸易差价，并将私人的收入进行小规模投资（“倒爷”）。这批草创时期的私有资本属於城乡边缘人群，大都文化程度低，人文素质差，但敢想敢做，号称“胆商”。但其中也有少数文化程度高的专业人士。到八十年代末，以贸易投资（或投机）起家的商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百位首富中已经很难找到第一梯队的成员，因为小打小闹的时代已经结束（唯有几个有专业背景的坚持下来，大获成功--笔者注）。无论如何，这批第一梯队新富豪的历史价值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开了发财的风气之先，敢吃“文革”以后的第一个螃蟹，刺激了社会其它阶层的发财和投资冲动，测试并提升了社会大众对商人和富人的容忍程度；尤其是，这一梯队的富豪大都不与权贵结合，他们独闯天下。

富豪第二梯队的产生，是由１９８５年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提供了制度先机。价格双轨制的实质是价格歧视，实行同物不同价，价格面前人人不平等。这一梯队的富豪，也可称之为“价商”，通过价格差而暴富，其成员开始由一般民众向“下海”官员转变，由低文化向高文化过渡，而且也开始由民间商人向官商发展。这既为中国大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速度、扩大了规模，但也为这种积累打上了官商勾结的烙印，尤其是它开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恶例，既诱使资本贿赂权力，也刺激权力向资本渗透。这样，如果说第一梯队的原罪是来自于民间挑战现行的合法政策和官方控制，更具有民粹和草寇色彩的话，那么第二梯队的原罪则是来自于同权力的非法、不当勾结，获取垄断利润。也就是说，第一梯队的富豪们如果有任何原罪的话，则属于所谓的“黑色原罪”，具有黑道、隐蔽、地下、甚至暴力的性质，但却具有“梁山好汉”的气魄，而第二梯队的原罪应该属于“灰色原罪”，因为它开始得到了合法的权力保护，但又不能完全在阳光下从事交易，属于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灰色经济和灰色交易。所以，第二梯队的原罪感不如第一梯队来得强烈，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闯的是“黄灯”，而不是“红灯”。

第三梯队出现在八十年代末的土地投机集团之中。土地投机的定义是为了卖而买，旨在赚取土地差价。中国的土地投机起始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２年经济开发区热潮，当时土地由公到私的转移不是通过公平、公开的招标，而是没有规则的行政划拨。这样，土地投机成为中国富豪致富的最重要手段。根据《福布斯》近几年公布的中国大陆富豪，很高一个比例的富豪们从事地产生意。作为对比，《富布斯全球五百富豪榜》中，只有仅仅６％左右的人从事房地产生意。

所以，第三梯队的“地商”，远远比前述的“胆商”和“价商”发财得更快、聚财得更多、权贵的色彩更浓。由于得到土地的难度比得到批文、倒彩电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利润要丰厚的多，所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难度也要大的多，但一旦结合成功，其牢固的强度也要大的多。另外，“地商”比“价商”需要涉及的领域要宽广的多，他们不仅要涉及地产业，更要熟悉金融业、建筑业、广告业、保险业，并由此需要与相关的各政府部门进行寻租。这样，新私有资本集团第三梯队的出现，促使中国大陆的权力资本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第四梯队诞生的机缘，是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所谓“私有化”主要是国有企业通过个人承包／租赁等方式组建演化为私营企业的过程。新私有资本集团成为私营企业家主要存在三种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通过自己在八十年代末的辞职，自己“造船”下海，白手起家；其次，是在九十年代初，通过股份制改造，经理人员拿大股，员工持小股，於是就产生了一批“借船”下海的富豪；到了１９９８年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改制”的浪潮，就是把员工所持的股份，全部收回，集中由经营者控制，资本与劳动截然分离，员工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工仔，经理成为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加上许多企业乘着“抓大放小”的东风，将大批国有企业一次性拍卖，例如山东诸城，在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样，新一代的私有资本集团既不需要自己造船下海，也不需要借船下海，而是直接占有现成的“船”下海，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优势资源一成不变，而原有企业的负债和冗员等负面资产则可以彻底甩掉。

中国五百位富豪中有不少位属于直接得益于企业转制，包括李海仓（已死）、张雷、缪双大、张宏伟、韩召善、周福仁等。尤其沈文荣，他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将江苏沙钢集团从一个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化大公为小公（将企业由全民所有变为全体职工所有），再将小公化为私有。由此表明，公有企业的财产经营权在中国大陆的土壤上，可以被用来进行资本增值，并逐步演化为私有企业。

第四梯队的出现改变了新私有资本集团从事商业投资和土地投机的传统形象，开始将私有资本提升到产业资本的领域，促使越来越多的私有资本为了长治久安的战略考虑，开始将资本从商业贸易和房地产向工业领域倾斜。这既增加了私有资本的实力和规模，增加了私有资本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但也使私有资本集团的原罪色彩更加鲜明，因为在改制的过程中，众多的职工下岗和失业，如果说“胆商”、“价商”、“地商”的经营后果是将饼做大、并没有直接将大批弱势集团推向绝境的话，那么这第四梯队的“产商”则直接伤害了数以亿计的职工，出现了你死我活
的“零和”结局，导致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倒闭，并由此导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也就是说，在企业改制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全社会的各阶层尚能利益均沾
，尽管分配的比例不甚公平，但进入改制阶段，尤其是世纪末以来的“二次改制”
，已经出现了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零和局面。由此不仅导致穷人更加仇恨富人，
更重要的是，富人也日益感受到内心的恐惧和生命财产的威胁，惶惶不可终日，原
罪感日益强烈。

第五梯队与金融的市场化密切相关。１９９０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
批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经过１９９０年的股市狂潮后，许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万、千万富翁的事实，极大地推动了假股份制改造为名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时，就送给当地政府官员“权力股”，从中得到政府的廉价地和廉价物资。

这批第五梯队的富豪们，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
作人员，他们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容易获得稳赚不赔的原始股；其次是拥有公
司上市资格生杀大权的审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这批“股商”累积财富的过程
更富有戏剧性，一夜暴富后一夜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除了股市发财之外，这批第
五梯队的富豪们大都利用银行“借钱下蛋”。中国大陆房地产企业在进行开发时，
普遍存在自有资金不足问题，必须靠向他人与银行借贷启动事业，一旦银行贷款到
位，往往抽逃自有资金，因此银行贷款就成为滚动开发的第一桶金。资料显示，１
９９２年中国大陆商品房投资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一倍，其中三分之一是银行贷款。

第五梯队所赢得的暴利是中国大陆改革以来最空前的，这也是金融业的暴利性
质所决定。但暴利往往与风险成正相关关系，利润越高，风险越大。但中国大陆的
特色是由于私有资本与权力的密切结合，造成国有银行消化了大量的呆账，在相当
程度上减缓了投资金融的风险，由此就刺激了更多的私有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和权贵
关系。不过，由于政府在理论上和法规上是禁止私有资本介入金融业，于是私有资
本的寻租成本增加，政治风险加大，但寻租的收益也随之提高。

第六梯队是以高科技为“淘金”对象，他们属於“智商”。包括郭广昌、左宗申、处圣达、吴鹰、刘虹、宋如华、何然、王文京和黄宏生等。这第六梯队的富豪们往往利用富有创意的投资理念来吸引风险投资，然后逐渐上市。他们是股票文化的收益者，他们的财富尽管也不是很“阳光”，但他们靠智慧和信息赚钱的特殊性质，在中国大陆固有的文化基因中，似乎少了一些负面的原罪形象。在１９９８年，这一梯队所缴纳的税金占同期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税金的２•２５倍，由此体现了这一梯队的基本素质和社会责任。而且，由于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以，政府更多的是主动请求这一梯队参与投资，包括大规模地邀请“海归”投资高科技产业，由此导致企业寻租的冲动和需求减少，政府控制行政审批的资源削弱。这样，不同与私人收入资本化和公有企业私营化，第六梯队是属于人力资本企业化的代表，凭借的不是力气和资金，而是智慧与管理，为中国大陆私有资本集团的未来奠定了一个新的制高点，而由于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门槛较高，所以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智商”们，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满后劲，并在未来产生更多财富。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过去25年中相当数量的富豪们的致富过程有明显的权贵性，犯罪性，和投机性。

三、国人仇富心态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仇富问题早就引起社会和专家们的关注。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有仇富现象？笔者综合各家学说，归纳为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人仇富并不是因为富人太富，而是因为穷人太穷，穷人太多，富人太少（林毅夫）。这派观点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穷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为数不多的富有者自然就被大多数穷人嫉妒。让富人多缴税是不对的。

第二种观点：腐败导致仇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大多数的富人得以致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学识、辛劳、和才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巧妙地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利用政府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他们的财富不是靠走正路得来的，而是靠歪门邪道巧取豪夺来的。他们挣的是黑心钱。这就造成社会财富的分配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状态，导致人民仇恨富人。所谓“仇富”更确切地说是仇腐、仇不公。

第三种观点：中国百姓仇富是因为富人仇穷，富人为富不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是五千年人吃人的历史。在我们中国这种文化中，人一富便坏。中国的富人们永远是一帮贪得无厌、没有修养、不懂得回馈社会的吸血鬼。中国一切有钱有权的人都是狼心狗肺，他们可以在大火中心安理得地从哭叫着的孩子们的身体上踏过去，他们可以为了多挣几个钱而让成百上千的工人在矿难中死去，他们可以为了选择哪家饭馆吃饭而烦恼却不愿意支付民工们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富人有宗教信仰和公德，他们拿出大笔的财富回馈社会，赈济和帮助穷人。西方的富人不欺压穷人。所以那里没有仇富现象。但中国的富人没有回馈社会的概念和传统，没有宗教信仰，只认钱，他们真的欺压穷人。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的富人永远不会容忍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他们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以获得最大利润。所以，中国人仇富根源在于富仇穷。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

第四种观点：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包含传统的仇富心理。人穷惯了， 一见到有人发财就眼红。这种观点认为，人家西方的哲学是：你要是比我强那么我就要设法赶上超过你，而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却是：你要是比我强我就要把你拉回来和我一样落后。这样的小肚鸡肠必然导致穷人憎恨富人。所以，仇富是中国老百姓的劣根性表现之一。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平衡自己的心理，不要见什么都眼红。

第五种观点：贫富不均造成仇富。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仅为0.18，2000年升至0.4，而据2005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为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已超过0.5。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统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而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总之，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早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进入了严重分配不公平区间。某专家认为：即便没有腐败，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樊纲），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如此势必造成一些穷人对富人不满。

上述这些观点是否有道理，读者见仁见智，但其中有的观点明显牵强附会。如果穷人太多，富人太少会造成仇富的话，那么比中国更穷，比中国有更多穷人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就会有更强烈的仇富现象了。其实不然。在印度确实有人仇富，但远没有中国这样普遍和强烈。如果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包含传统的仇富心理，那么台湾香港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那么仇富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仇富情结实际上并不是针对所有富人的。那些艰苦创业，靠着自己顽强和勤奋的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富豪们被人们尊敬。像杰克缝纫机公司老板阮积祥，当年只身一人从浙江跑到东北大兴安岭补鞋，每天挑着担子奔波于各大林场，冒着掉进沼泽和落入虎口的危险；像“小肥羊帝国”的缔造者张钢， 1985 年扔掉钢铁公司的铁饭碗，站到自由市场上天天吆喝卖衣服。在他们积攒下的每一个铜板中，都渗透着自己的血汗。中国的富豪如果符合以下五类特征中的至少一类，就不大会招惹仇恨：

第一类：阳光富豪。这就是阮积祥、张钢，还有前面一节提到的“第六梯队”和“第一梯队”中的多数富豪们。相对说来他们中名声狼藉的人不多。他们大都是靠自己的胆识、学识、能力、管理经验、辛劳起家的富人。他们没有挣多少“脏”钱，所以并不被人忌恨。

第二类：慈善富豪。这些富豪守法并将财富大笔回馈社会，如李嘉诚、霍英东、胡润慈善榜上的十大慈善富豪，等等

第三类：洋富豪。这包括大多数欧美各国来华投资或经商的富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一般来说，这些人具有较好的教养和素质。其实他们也偷税漏税，但是由于他们很少亲自干坏事，所以没怎么惹人恨。

第四类：亲民富豪。这些富豪对员工和善，不经常吹胡子瞪眼打骂员工，不克扣、拖延员工薪水，提供安全、洁净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富豪在高科技产业和IT行业中多一些。但在制造业和采矿业中不多。在“煤老板”中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

第五类：体育富豪。这些人虽富犹荣。和演艺明星不一样，运动员除了靠辛勤和汗水没有任何捷径。他们要胜过国外的同行就只有比他们更累更努力。而且运动员超负荷的体力透支往往落下一身病。他们致富从来就不会招惹嫉恨。

笔者姑且把上述五类富豪称为“红五类”富豪。

张朝阳、丁磊、陈天桥这一类的知识管理型企业家是阳光富豪的典范。他们以全新的姿态发展中国民营经济，采用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和最新理念，跟进西方最新的发展，打造中国的新经济。刘永好、刘永行兄弟是自己砸掉铁饭碗，“第一梯队”下海的知识富豪。他们一路走过来，闯过激流险滩，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亲民的本色，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脚踏实地发展民营经济，堪称民族精英，富豪楷模。柳传志对发展中国信息工业功不可没。他率领的“联想”硬是用中国自己的IT品牌和产品与“洋货”一决雌雄，并且把战场扩展到竞争对手的大本营里去，敢于啃硬骨头打硬仗，大功告成后急流勇退。

遗憾的是，属于上面红五类的富豪并不多。事实上，中国诸多的富豪至少属于以下黑五类之中的某一类：

第一类就是政府官员富豪。政府官员一富必贪。因为按他们的合法收入他们是成不了富翁的。为了拉近当官的同普通老百姓的距离，中国如今比较流行的说法的是“公务员。”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乡计划生育主任，凡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均可算为“公务员。” 中国的公务员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养尊处优的一群。打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就没有人怠慢过国家公务员。 唯有意外的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非正常时期，公务员们被毛泽东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折磨地胆战心惊，颜面丧尽，甚至有家破人亡的。这批被整肃的公务员中亦包括笔者已故的双亲大人。其实，公务员们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虽然在当今西方国家不大合乎情理，但是在中国却是自古到今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中国国情头一条。任何人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完全不懂得中国。某位业已退位的公务员说的很明确：公务员花人民的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般来说，如今一位公务员如果仅仅是花点人民的小钱去一日三餐吃些山珍海味什么的，每年去国外旅游个五六次的，然后把家里装修的和宫殿一样豪华，把银行里存款数目尽量控制在七位数之内，再顺便包个把二奶三奶之类的，据说这样的就算是清廉的公务员了。虽然在1976年前这样的公务员是一定要被枪毙的，但在今天却未必不可以被评上现代焦裕禄。手脚麻利一点的公务员，会不动声色地把一大笔人民的钱转移到自己海外的帐户上去，然后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在国外买好大房子，一旦时机成熟，便和夫人或者情人比翼双飞，到海外享尽天伦之乐。在美国的旧金山、纽约、洛杉矶，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出手阔绰的中国前公务员的身影。公务员如果胆子再大一些，找个开发商一起做笔土地买卖，把那些穷光蛋的房子统统给扒了，让他们滚蛋，这位公务员一夜间就可爆富。虽说这样做对拉动GDP，改造旧城区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因为这样做很得罪人，所以颇受争议。机灵一点的公务员会把事情做的不那么露骨。比如说，把一座价值3亿的国营工厂估价3百万卖给自己的一个亲戚朋友之类的，然后拿更高数目的一笔佣金。工厂一旦出手，让那位新老板去当恶人。总结一下，凡是和中国富豪第二、第三、第四梯队合伙分赃并大沾其光的公务员，都被人恨。

第二类招人恨的就是权贵富豪。也就是靠勾结政府官员获取特殊经商资源，事成后给政府官员回扣。上面所说的第二、第三、第四梯队的富豪们多半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这是非法行径，要冒一定风险。最近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奸商们终于明白了中国自古以来权和钱的微妙关系。于是他们积极申请去党校学习，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担任政府公职。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安全地把权和钱玩弄于掌中，风险大大降低。

第三类招人切齿痛恨的富豪就是那些对员工竭尽剥削压榨之能事，开血汗工厂、污染工厂，缺乏安全设施的矿井，残酷虐待员工，让员工无休无止地延长工时而不负任何报酬，克扣员工血汗钱，拖欠工资，“周扒皮”之类的黑心老板。

第四类就是官商、凭家族势力爆富的八旗子弟。这些富豪口碑极差，基本上是靠
着自己名门望族的背景和渠道而获得特殊的发财之道。这些人没有独立谋生的本事，就只好靠爹妈还有“叔叔阿姨”们的关系网生存。一群败类，猪！

第五类就是那些飞扬跋扈，视草民如粪土的富豪。他们发了财就肆无忌惮地受用，嫖娼、包“二奶”、豪赌、斗富，花巨款登巨幅广告选美招处女、花重金吃人乳宴、黄金宴、女体宴、开处、甚至奸侮幼女、虐童……。他们一掷千金，毫不吝啬，对慈善事业却一毛不拔。

英国小子胡润在中国搞了个“胡润富豪榜”把很多富人搞得心惊肉跳，然后他又别出心裁搞了个“富豪慈善榜”，把中国的众多富豪们损的恨不得钻地缝。不过他再大胆也不至于大胆到开一个“中国恶霸富豪榜”的地步。笔者建议有兴趣的海外华人不妨试试。

四、重新认识国人仇富的原因

通过对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历史的回顾，笔者认为国人仇富还有更深一层的背景：
1．我们周围存在仇富现象，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幸生在中国，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法治社会。一个人治的社会，总是有许多的无奈。中国现在很热门的清宫片很能引起百姓的共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看到那些中国古代的种种很恶劣的事情如今正在重演，成为现实。其实，中国并没有仇富的文化传统，倒是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几千年老百姓仇官的传统。从秦始皇到满清帝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改朝换代，中国社会本身并没有发生更新。大体上说，每一个新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开始，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皇帝能够得心应手地统治国家。随后就出现各级官僚贪污腐败。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治，对于官员腐败束手无策。皇帝穷于应付，拿不出根治腐败的办法，只好任其泛滥。这种慢性失控的局面导致各级官僚的腐败加剧，对百姓的剥夺搜刮愈演愈烈。当农作物歉收导致大饥荒、或某地方官吏与百姓产生重大冲突时，或者外族入侵时，百姓的忍耐冲破临界点，爆发农民小规模反抗运动，并迅速扩大为反政府的大规模暴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看到了重蹈封建社会农民运动覆辙的潜在危机，因此他想方设法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力图用公有制来均贫富，阻止中国走回老路。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各种政治运动让“官不聊生”，以防止中共官员堕落成鱼肉百姓的旧式封建官僚。虽然毛泽东敢说敢做，下手也很重，但国家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的所有措施无论多激烈毕竟还是“体制内”的措施，改变不了基本事态。文革结束后，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亡党亡国”是最大的威胁。曾经有过那么几年，党内外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更迫切的压力是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当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时，亡党亡国的危机似乎没有那么紧迫了。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被一派欢呼声给淹没了。在“先富起来”的狂热中，很多矛盾被掩盖。政府官员们很快就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利用手中的权利走上了官员发财致富之路。于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这些曾经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用来批评旧时代封建王朝的词语，现在已经越来越适合于描述当今的社会了。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官和富基本上是一回事。很少有富人和官场毫无瓜葛的。无官不富，无富不官。人要致富，一定要打通“官”节。那么，官员们又如何满足奸商们的要求呢？很简单，把他们手中掌握的那部分人民的资源或财产送给他们就是了。这样，必然会导致百姓不满。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权只要和钱一结合，就会若出大麻烦。问题在于，我们中国偏偏有这么一个糟糕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权钱勾结毕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那是非法。如今已渐渐走向合法化。富豪和官员的界线正在模糊。富豪们已经不满足与官员们相互勾结。他们通过入党、任人民代表、做官等途径参政议政，参与政府管理和运作，避免被追究“原罪”，也更好地直接利用职权发财。当明天老百姓恍然大悟原来官商本是一家人时，仇富就会立即转变为仇官。仇富不过是仇官的前奏曲。事实上，今天已经有一大批仇官的百姓了。
2．如果我们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理论来分析，就可以对仇富的来源有更加清楚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也很先进呢？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的GDP曾占世界总GDP的32%，在当时不可谓不发达。即使美国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份额。美国的GDP曾经一度占世界份额的25%。可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社会先进吗？二次大战前的纳粹德国的生产力在当时也是高度发达。德国有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公路网， 人均GDP是世界最高的。 可是我们有谁会说他们的社会也是最先进的？为什么呢？这里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在16世纪和17世纪，尽管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比起其它国家是相对来说发达不少，但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却在日益没落。那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旧文化，没有前途的旧社会。所以，生产力曾十分发达的中国在后来两百年中迅速衰弱。纳粹德国的文化是法西斯文化，把人当作可以标签高低贵贱的动物，是历史大倒退，所以纳粹德国根本就无法长久。由此看来，当我们评价生产力时，要和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否则就只有“两个代表”而不是“三个代表”了。长久以来，中国富豪们被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一个误区。精确地说，中国的富豪中，只有为数不多的那些“红五类”中的大部分富豪们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他们在扩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制造中产阶级，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向全面小康的方向发展，造福全社会。其余的富豪们（尤其是山西的“煤老板”们）代表的是腐朽的落后文化。他们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并不能给社会带来进步，只能带来更多的贫穷和对立，扩大两极分化，给社会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他们是落后生产力和落后文化的代表。老百姓仇富就是仇这些人。这些人该仇。老百姓仇富是对落后生产力和落后文化的一种鄙视和批判。仇富有理！
3．人们存在仇富心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没有善待穷人，而过分强调善待富人了。全社会的屁股都坐歪了。即使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也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说具体一点，就是政府完全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方案，在少数人“先富起来”后及时地让大批庶民百姓后富起来。经济体制改革确实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也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甜头。这些尝到甜头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如果改革的种利益得失是由社会各阶层和各行各业共同分担，那也没甚么。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基本上是“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机构和个人，再加上垄断企业和所谓的精英阶层，甚至包括了许多曾在1989年参加过游行的那些读书人。无权无势的农民和工人永远是利益丢失者。无论怎么大刀阔斧地改革，农民工人总是越来越可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绝对没有错。问题是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使多数人“后富起来”的既定方针和计划。政府一厢情愿地指望着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带动其他人都富起来，靠他们扩大就业机会来制造亿万个富人，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哪知“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却是十足的小肚鸡肠。他们自己富了，却千方百计地不准别人也富起来。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们通过制造失业、拼命压低员工工资、取消员工福利、不提供员工退休保障、不支付加班费、操纵股市等办法来保证他们自己获取最大财富，同时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中产阶级。一旦暴利到手，立即巧立名目将资金转移海外，或者穷奢极欲地挥霍掉，而不是将利润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进行再投资。政府满心希望他们可以把中国带入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使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而现实却是：今天在许多私营企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们也开始沦落为高学历低收入的打工仔。所谓“白领”和“中产阶级”离他们的梦越来越远。人们反而羡慕起政府和公立机构的职位了。真正有幸当上“白领”的几个凤毛麟角，他们基本上是准备好了在40岁前劳累死。很多人对“后富起来”已经没有奢望了。

4．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仇富，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胡言乱语。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对于中国的发展一言九鼎，连政府官员也对他们言听计从的知名经济学家们。中国的决策层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一直被那么少数几个马屁经济学家蒙骗，那些边缘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正确意见却被忽略。这就出了问题。我说中国政府应该立即让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住嘴回家抱孩子：第一，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以人为本”，他们以数字为本，只看数字不看人。而这些数字里他们最看重的一个就是GDP。在过去十几年里，GDP主导了各地区的一切发展。为了GDP人们不择手段，制造虚假的繁荣，甚至对奸商们的种种劣行视而不见，这一切为百姓仇富制造了心理基础。第二，中国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加入了权贵队伍，堕落为特权阶层中的一个特殊部落。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许多经济学家们丧失了其独立、客观、公正的学者地位，沦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和代言人。他们的时间不是花在调查研究上和做学问上，而是花在出场费数万元的大小“报告会”上和以自己的名义开办的公司里。富豪们高薪聘请他们当“顾问”，做“咨询”，他们自然投桃报李，利用他们的学术身份和政治头衔为富豪们开脱罪责，摇旗呐喊，反对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第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有不少是在西方有过那么短短几年囫囵吞枣经验的欧美派。他们在没有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的情况下把原始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特定条件，所以他们的观点经常是谬误百出。比如说，对于中国近几年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反对政府通过高额累进税、法定最低工资等方法来减少贫富差别。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根据美国某某知名专家的意见，贫富差别在经济发展时应该是呈倒U型的曲线。到了一定的时期，高峰过去，贫富差别就可以调节下来。这个时期也就是普遍就业的时期。所以现在万万不能对富人们轻举妄动。如果在中国实行法定最低工资保障，那么雇主将通过少雇用工人的办法来减少就业机会，以继续保证产品的低成本。如果实行个人收入税高额累进来降低贫富差别，那么富人们将减少投资。提高工人工资势必提高产品成本，削弱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些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科书生搬硬套来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在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们大多有宗教信仰的“紧箍咒”套在头上，不愿把事情做得太绝，怕死后下地狱，所以即使没有法律约束，他们中许多人对于开“血汗工厂”还是有顾忌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力量强大无比。工会手中的选票可以让政治家们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中国没有这些社会约束力量。富豪们普遍认准了提高工人待遇不可能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所以，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和政府的介入，中国的富豪们将把血汗工厂永远开下去。尤其在制造业、加工业和采矿业，没有法律的干涉，工人们将永远是奴隶。事实上，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通过法律和政府干涉来保障工人的利益和限制富翁们的不公平行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转型并不是说就一定非要有一个血腥过程。提高工人待遇在很多情况下是利大于弊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老板亨利.福特为了稳定工人队伍，用签订一年雇佣合同、参加文化学习、举止文明等条件把工人的工资翻一倍。结果不但没有影响公司的业绩和竞争力，反而大大提高了产量和生产率，稳定了质量，催生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他的做法很快被各大公司效仿。这也造就了美国最早一批中产阶级，为美国的经济由此成为内需型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从此迈向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社会。这就是“以人为本”带来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不可能像新加坡、香港、韩国那样长久保持外需型经济。只有发展内需型经济才可以长久稳定地发展经济。可是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都在贫困线上徘徊，如何发展内需型经济？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确实需要一个残酷和血腥的过程，那个过程也已经结束了。现在难道不该提高工人待遇，还民工们一点公正吗？

5．当一个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时，并不一定就会引起人民普遍仇富。只有当一个贫富不均的国家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许多庶民百姓绝望，感到走投无路时，仇富才会盛行。南非和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高，拉美国家的腐败也是够可以的。但在那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普遍的仇富思潮，原因是穷苦人总有一线出路。香港的基尼系数也很高。但是香港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一系列法律和措施保护最低收入阶层。南非的黑人虽然穷的叮当响，但是他们已经在“打土豪分田地”了，很多白人庄园主的土地在被分给穷苦的黑人。墨西哥贫富悬殊也很大，但农民至少可以偷渡到美国去找一份黑工。摘一个小时的棉花、草莓或芥兰可以挣三四美元。哥仑比亚的穷苦农民至少可以种鸦片卖给毒贩子。中国的农民在自己村庄里要受乡、村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种地得来的一点收入连缴苛捐杂税都不够。他们跑到大城市做民工更是鸡狗不如。每天要在恶劣的环境里辛劳十几个小时。得来的一点血汗钱还要被包工头层层盘剥。辛辛苦苦做一年，有的时候年终大老板脚底抹油 – 溜了。民工们连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搞不好还要碰上矿井塌陷，一命呜呼。要不就是化工厂里苯中毒，得上个白血病什么的，没钱治病，等死。要是上访，半路上就会被一邦流氓地痞给打个半死，或者被便衣跟踪，不到地方就给抓回来。就是走到了信访办公室，人家材料一收，石沉大海。好不容易中央来了个新的红头文件，空欢喜一阵子，结果还是一切照旧。半大的女儿没钱上学，跑到城里打工。第三天就被老板“破处”。告状无门，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几个月后女儿寄回家一笔钱，总算有点钱糊口了。女儿说是给某宾馆做服务生。做了两年回来，学会了抽烟，染上了毒瘾，还弄一身的性病，一辈子不能生育了。原来女儿是去做“鸡”。地里好不容易有了点收成，拉一车大葱去城里卖。孩子他妈楞是被“宝马”撞死。去找警察报案，警察一见“宝马”就吓得屁滚尿流。倒是人家车主特大方，一开口两万块钱就搞定。一个农妇的命就值两万块钱。回到家房子被人家给扒了。原来土地已被征用。这下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屋檐都没有了……。而当富豪们看到穷光蛋们这般惨景时，大子儿也不出一个，照样开着宝马去喝他们的人头马，吃他们的满汉全席，睡他们的三奶四奶五奶六奶，然后坐飞机去澳门豪赌。这样的境况在几亿农民中不断重复。在这种工人农民穷苦市民普遍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人们想不仇富都难。

中国老百姓仇富的原因很多。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地谈仇富的原因，我们可以用16个字字概括，这就是“错在富豪，责在官员，根在社会，仇富有理。” 如果我们深究其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就会发现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仇富不过是许多百无聊赖的烦恼之中的一个。

五、仇富有害

上面一节说的是“仇富有理”，那么这一节我要说的是“仇富有害。”一个社会仇富的心态越是普遍，那么发生社会大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大。换句话说，仇富有理离造反有理只有一步之遥。虽然中国老百姓的忍耐性极强，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可以无限制地忍耐下去。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4年中国发生了大约70000起大规模群众骚乱事件。这些事件如同火山爆发前的微震。一旦最终总爆发，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将化为灰烬，台湾将乘乱独立出去，西藏将再次陷于纷乱，新疆将出现战乱，日本将独霸亚洲，中华民族将再次面临灭顶之灾。

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社会大动荡就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这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当初国民党执政者继承国父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维护国共合作，采用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有利于缓和国内矛盾的主张和措施，推行“三五减租”，分田分地给穷苦农民，实现国父所说的“耕者有其田”，惩治土豪劣绅，那么中国就不会有一场激烈的革命。中国会少死几千万人，后来的土改镇反也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台湾问题就不会存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一直到今天，个别当年的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孙元良）还对于共产党当初在自己的管区减租减息的措施不可思议。当年蒋夫人宋美龄去美国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中国抗日，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问蒋夫人如何对付中国煤矿工人罢工的事情。蒋夫人把手指往脖子上比画了一下，意思是要杀头。罗斯福总统夫妇大吃一惊。

国民党如果能够在抗战胜利后保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立即在全国实行他们后来在台湾实行的国父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那么内战就打不起来。中国也将走向一条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台湾的许多历史学者至今还认为国民党败走大陆是因为共产党在抗战八年中养精蓄锐，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元气大伤，不堪一击。实际上，国民党当年痛失大陆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百姓仇富和仇官的问题。那个时候农民普遍没有土地，工人普遍饥寒交迫。没有那千百万满腔仇恨的农民去洒热血，解放军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蒋委员长的八百万雄师。

仇富现象将严重影响中国迈向和谐、小康社会。它是制造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祸源，它是导致中国社会日后出现大规模暴乱的诱因，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六、治疗百姓仇富心态的灵丹妙药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百姓普遍仇富的问题呢？其实灵丹妙药早就预备好了：只要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大力贯彻中国政府制定的“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不要空喊口号，仇富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乃至民风民俗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以人为本”的转变。“以人为本”将面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严峻挑战。如果不对我们这个社会动一些手术，任何“以人为本”的路线都将以“以官为本”、“以钱为本”而告终。仇富、仇官、仇腐将使中国社会无法和谐。

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注意到，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避免百姓把仇富情绪上升为仇官思潮，避免局势从“仇富有理”演化为“造反有理”，避免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 稳住大局，防止社会出现大动荡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要稳住大局，绝对不能使用高压水枪、催泪弹、橡皮子弹、防暴警察、便衣警察，更不能开杀戒。那样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笔者认为，最现实、成本最低的做法就是：给官员们上手铐，给富豪们上紧骨咒，给穷人出路。这些都是体制内的措施，不必等待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可以实施。

首先说“给官员们戴手铐”。为什么要给官员们戴手铐呢？就是要管住他们。管好了官员们，那就可以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和提供公平的商机，使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提供平等的致富的机会，这样仇富就失去了理论支柱。我想提请诸位注意：中国各地已经出现慢性失控的局面。地方官员坐大，抗拒中央政府，我行我素的格局已经形成。各地方官员倚仗管区内的的经济资源，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的官员倚仗“中央有后台”，对中央政府的一切指令阳奉阴违。在这种慢性失控的情况下，腐败蔓延，就连一个小小的副市长的贪污受贿案都要中纪委亲自出马，否则办不出任何东西。如今中央政府要撤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官员，必须作交易谈条件，保证那位官员今后的仕途。中央政府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往往要下几十个红头文件，结果下面还是顶住。怎么办？办法多得很。如果能设法管住当官的，老百姓的仇富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也了却了百姓仇官的后顾之忧。比如：

1． 中央政府要立即抓住地方官员们的辫子。这样，就可以对任何阳奉阴违的官员们随时治罪。怎么抓辫子呢？办法很多。比如说，建立全国干部个人财产数据库。全国所有处级以上干部每年要填写申报“个人财产清单”，同时也详细列明所有直系亲属的财产情况，送中纪委备案。中纪委不用一一核查，只须随机抽查即可。一旦查出任何虚报、瞒报，立即撤职法办。

2． 建立廉政责任制。对于任何由中纪委查处的贪官污吏，一定要追查上级的责任。当初是谁提拔重用那些贪官污吏的，谁就要受惩处。如果是“党委集体研究批准”的，那么集体受惩处。如果一个省委书记被查出腐败，该处分谁呢？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织部。这样一来，每一个当官的都必须管好下属。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大案小案都由中纪委直接插手了。如果是由地方纪委把案子查清处理了，那么就不必连累上司。这样一来可以调动各地方纪委的积极性。中纪委也可以抽出精力来复审下面的案子，确保公平办案。

3．堵住贪官污吏的财路。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办护照要省一级纪委审批核查。如果有任何人违反规定，严惩不怠。中国公民出国除了要出具护照，还要出具身份证。取消所有银行匿名帐户，彻底实行实名存款。所有超过5000元的买卖一定要通过银行转帐。杜绝现金交易。这样一来，要查官员们的帐就易如反掌，也易于对个人和私营企业偷漏税进行监督。中国政府还可以和美国政府交涉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城市设立反腐工作组，就和FBI在北京设立反恐办公室一样。如果贪官逃到美国，反腐工作组可以直接和美国政府交涉，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4．政府考核官员政绩一定要看“政”绩，还要看社会指标， 不能光看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中，既要看GDP，也要看各个收入层次的比例。如果一个城市GDP增长很快，但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却很慢，有很多人失业，那么那里的党政干部也要被撤职。如果一个地区频频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或大规模上访，那就要撤换那里的主管官员。对于贪官污吏横行的重灾区，例如山西和安徽，干脆来个一锅端 – 全部局以上的干部都由外省调去，一直到情况改善为止。

5．改“上访”为“下访”，积极主动地解决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所有上访问题中，基层农村的问题占了一大半。那么就有必要在基层农村广泛实行“打土豪。”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早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烂光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琢磨出了一套结党营私，损公肥私，鱼肉百姓，欺压农民，强奸下放女知青的秘诀。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他们整个就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恶霸。把他们全部都杀了也不会有一起冤案。怎么解决这批恶霸呢？当然不能杀。杀人还是人治。乡镇干部直选是最好的办法，是民主法制的实践。可是那在许多村庄行不通，上级组织干涉是普遍的现象。对民选出的村干部的认可也是大问题。除非来一次全面政治体制改革，乡镇干部直选很难真正实现。不过，即使在体制内也有一些办法。这就是送大学生们去每一个村子作社会调查，听农民诉苦。大学生们不必向基层干部们报告查出的问题。查出的问题直接报告省一级政府。然后省政府可以责成各县依法处理。然后又由另外一批大学生去核实。这个办法就是“下访。” 看起来和毛泽东搞的“工作组”很像。实际上是一回事。美国的大学生也做社会调查。有很多法院裁定的案子，就是那些学法律的大学生们在重新调查了案件后给推翻的。

还有很多的办法给官员们戴上手铐，让他们老实一点。我可以继续写下去，写上两百条，可以有更狠的办法。如果能把官员们整得死去活来，让他们痛不欲生，他们就会乖很多。这是中国从古到今的官场明规则。不过，对官员再狠也狠不过文化大革命。即使那样残酷，文革中的官员们还不是照样腐败？所以，还要想些不那么痛苦的、人道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体制外的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利分散，用温和的民主的手段而不是残酷斗争的手段来监督官员，置政权于人民直接监督之下，用法治来代替人治，用制度反腐，由检察院法院而不是中纪委来办案。关于这个，专家们已有很多的论述，本文就不详述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共产党内的高官们，想一想蔡和森、李大钊、向警予、夏明翰、方志敏，还有那几百万“革命烈士”都是为什么死的。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你们把中国的农民工人搞得这样惨，他们会怎样骂你们。

那么，为什么要“给富豪们上紧骨咒”呢？因为中国的富豪们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这些年来，他们被宠坏了，惯坏了，捧坏了。什么民营企业家，私企老总，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跟1949年前的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任何不同的话，那就是今天的资本家们更懂得如何巴结权势，利用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而发财，他们更像古代的权贵商贾。这些钱迷心窍的资本家们除了小肚鸡肠，就是目光短浅，再就是心狠手毒。其实，做资本家也没有什么不好。比尔.盖茨不就是全世界最富的资本家吗？只要做合格像样的资本家，就不会有人骂你们，更不会有人仇恨你们。多年来，笔者一直在美国为资本家卖力，却从来没有产生对他们的一丝憎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我是实在不坏，他们实在是合格像样的资本家。那么，如何去做“合格像样的资本家”呢？很简单，给中国的资本家们的头上套上美国的资本家们头上戴的一样的紧箍咒，事情就好办了。比如说：

1． 中国政府要立即想方设法改变劫贫济富的局面。实行高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群体要像日本那样征收高达50%的所得税。立即立法保障最低时薪。对高价值私有财产如房屋汽车游艇等征收一年一度的财产税，开征高额遗产税。对于低价值房产免征财产税。立法制裁一切作假帐的企业和个人。

2． 对于所有有原罪的资本家一定要追究原罪，决不能姑息迁就。查出违法事实后先给他们一顶黑帽子戴上，让他们明白他们的罪过后，如果不是特别恶劣的走私、严重污染、玩忽人命等，都要酌情予以宽限，。比如说，对于他们的非法所得，要让他们退赃，但是要给合理的宽限。对于所有行贿的资本家，要和那些受贿的官员们一样惩处。

3． 由于中国社会距离实现民主法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那么让资本家参政议政的时机就远未成熟。要立即停止让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和参加政府运作的做法，以防止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合并。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要让他们退出 。已经在政府中任官员的，或者交出手中的企业继续当官，或者辞去官职继续当资本家。就像美国副总统钱尼那样。不能让任何一个资本家成为政府决策者。这样做不是对私营经济的歧视，而是国际反腐惯例。

4． 既然允许资本家的合法存在，那么就要让相应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存在。要立法鼓励私营企业成立独立的工会，像美国一样立法保障工人和工会的权利。既然私营企业可以成立共产党支部，就没有理由不准那里的工人成立工会。要立法保护工会的罢工权，恢复公营机构中的工会组织，加强工会的职能。邓小平并不是第一个允许资本家的合法存在的共产党领袖。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还在和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人就已经准备好了和国民党一起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那个社会实际上就是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那时极力提倡工厂的工人组织工会，甚至派了大量的地下党协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

5． 政府官员们要立即甩掉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去听听社会学家和别的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要紧紧盯住“建立和谐社会”这一个目标，对于一切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行为都要通过法律加以抵制。“按经济规律办事”绝对没有错，但是还不够，还要按社会规律办事。如果只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比尔.盖茨就不该把他那么多的钱拿出来给非洲儿童们治病，而是要去投资投资再投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不该搞环保。搞环保永远是只赔不赚。按照经济规律判断，中国珠江三角州一带经济区就不可能出现“民工荒”，可是“民工荒”确实出现了，大出经济学家们的意料。民工们宁愿在家喝稀饭也不愿意去替那些丧尽天良的老板们卖命。

6． 各地政府要大张旗鼓地办几个持强凌弱的案子，杀杀那些恶霸富豪们的威风，让他们懂得这世界上还有“法律”两个字。

最后，我来谈“给穷人出路”的问题。“给穷人出路”就是全社会都来善待穷人，营造一个关心穷人、帮助穷人的良好局面。大道理不用说。说点实际的。你就是把穷人当马来骑，当狗来使唤，当牛来做工，你也希望你有匹好马，有条好狗，有头好牛。这样它们就会很努力地为你效力。可是，你能既让马儿快快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吗？不能，绝对不可能。美国的资本家就普遍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所以他们对我这个“当牛做马”的就不敢怠慢一点。稍有怠慢，我轻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重则状纸一张，把他们告上法庭。我告他们是不要钱的，因为有政府的公平就业委员会为我撑腰，还有一大堆“不赢不要钱”的律师。但是资本家却要出钱请律师辩护。所以多数资本家掐指一算，律师费这么贵，还可能面临天文数字的惩罚性的赔偿，与其如此，还不如对员工们多多开恩。你当他们真是好人？其实，说白了，资本家们善待穷人就是善待自己。如果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就有钱去买更多的资本家的产品，资本家们岂不是可以赚他们更多的钱？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中国的资本家们也许还要二十年才能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那么，无论如何，先做点是人都能做的好事吧：

1．各地要从富豪们缴的税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解决穷人的就医、孩子入学、和就业培训的问题。在每一个县把一个现有的公立医院改造为专为穷人开设的非盈利医院。穷人治病只要缴象征性的一点钱，实在紧急的病人，不收钱。这样做也帮了富人。下一次再有人骂富人为富不仁，那富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指着那穷人医院说：瞧，那医院就是花我的钱办的。对于穷人孩子入学也照此办理，拿富人的税收来解决贫穷孩子的就学问题。建立就业培训指导中心是当务之急。

2．在全国开展各种献爱心募捐活动，为穷人的各项福利募集款项。比如说，在各地的各大公司和公立机构开展一年一度的募捐竞赛。募捐结果由媒体公开报道，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3．逢年过节，全社会要首先想到穷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人们用来形容1949年以前的那个旧社会的。如今恐怕比那更惨的情况都有。各大公司和机构要在传统节日期间发动员工捐赠资金食品衣物给穷人。在各城市要设立一些面对穷人的免费的服务中心，提供热汤热饭热床铺，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熬过难关。

上面说的这些措施不是奖励懒惰，而是尽人道之责。在美国早就是普遍之举。

中国的资本家们要对社会、对国家、对历史负起责任。你们要搞清楚你们究竟算哪根葱。你么并不制造任何财富，你们不过是运气比别人好一些，成为财富的管理者。 财富是社会的。财富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是西方社会的普遍共识。财富回馈社会是多数富人的实践。我并不奢望中国的资本家们都要像比尔.盖茨或李嘉诚那样慷慨解囊。我的期望很低：只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够比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大头目阿尔.克鹏（Al Capone）做得好一点。阿尔.克鹏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黑帮首领。1929年股市大崩盘后，美国进入大萧条，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无家可归，饥寒交困，也许是他动了侧隐之心，也许是他想改进人们对他的恶劣印象，总而言之，他在芝加哥街头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免费厨房 (“Free Soup Kitchen”)，为穷人一日三餐提供免费餐食。他每天准时去那里亲自给穷人盛饭盛汤，同他们寒喧打诨。不久他又开了个免费旅馆给无家可归的穷人居住。他还向穷人发放衣物。这些善举消耗了他的大量财富。要知道他的钱都是违法所得，甚至是在枪林弹雨中打到手的。有一次，在他的地盘发生了一起小孩失踪的案件。警方并没有怀疑是他干的。但是阿尔.克鹏越想越不对劲。他连夜审讯自己的党徒，发现确实不是自己的手下干的。他还是不甘心。于是他命令所有的打手们出动，四处查找线索。很快他们就有了线索，并报告给警方，案子很快就破了。美国的牛奶容器上都印有过期日，以防止人们喝了过期牛奶而生病。但是早年间美国并不这样做。阿尔.克鹏一生中干过许多非法勾当，但从没有染指过奶业。但是在三十年代初，他却向芝加哥市政府提议，为了保证全市中小学儿童的健康，政府应该强制规定所有的牛奶供应商在奶瓶上清楚地标明保鲜失效期。他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人理睬。于是他就花钱造势，甚至买通议员，最后他的提议得到批准。不管黑手党头目阿尔.克鹏做这些好事的用心何在，他毕竟做了。 我们中国的富豪们能比他做得更好吗？

春节又快到了。又有多少民工们在流血流汗一年后，拿不到应得的血汗钱，在寒风中颤抖，无处可去。 中国之大，中国的富人之多，但是有哪一位富人能够发点善心，为那些有家不能归的民工们买几张火车票，让他们和亲人团聚？ 有哪一位老板能够买几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那些饥寒交迫的民工们手中，说一声辛苦了，道一声新年好？有哪一位大款能够把自己家小孩不要再看一眼的衣服和玩具包起来，送到一个民工手中，对他说：老乡，这些虽是旧的，却没怎么用过，丢了可惜，拿回去给小孩子用吧？ 有哪位富婆能去一家发廊、歌厅或夜总会，随便找几位风尘女子，对她们说：小妹妹们，做你们这一行也真不容易，总该有个休息吧。今晚你们就不要接客了。你们的工钱我给了。你们来做一次我的贵客，我带你们去吃顿大餐？有哪一位精英能够开着宝马去当地随便一所大学（小心别撞人！），找几个没钱回家过年的贫困大学生，对他们说：俺也是穷学生过来的，你们若不嫌弃，到俺家吃个年夜饭吧，管饱。

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你做起，从你们这些富豪们做起，从现在做起。我挑战全中国的富豪们：你们能不能花几个小钱，把2006年的春节变成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贫富和谐的春节？我就不信中国之大，普天之下，就找不到几个良心还没有泯灭的富豪。美国的黑手党老大能够做的善事，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富豪能够做到？如果中国的富人们的品行和政治嗅觉还不如美国的一个黑手党老大，如果用辛勤的双手为我们造出一切的农民工人永远不能被社会所尊重，如果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就换来了这么一个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那么我们要改革开放做什么？ 还不如回到当年去！毛泽东也许是对的！

今天是1月7日，刚好是笔者来到美国整19年。十九年前笔者来美求学，在飞机上恰好坐在名人靳羽西的前面。飞机一升空，笔者就迫不及待地掏出笔记本请她题字。她问：写什么呢？刚好耳机里传来歌曲“明天会更好”，我说那就请写“明天会更好”吧。她欣然题字。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做什么，无论境况好坏，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满心希望着明天会更好。十九年来，中国确实有很多人在一天天好起来，实现了它们的梦。可是，也有很多人不那么幸运。他们也在努力劳作，流血流汗，风雨兼程，但是幸运之神暂时还没有光顾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们正在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在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他们已经失去了任何梦。可是，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就失去了基石，我们所有人的梦最终都要落空。

为了避免我们的民族出现一场大灾难，为了使富豪们更安全，也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明天都会更好，请全社会都来善待我们的农民，善待我们的工人，善待我们的民工们，善待天下所有的穷人吧！

解滨 2006年1月7日于堪萨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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