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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打造天平,還是餵養“尺蠖”
送交者: 秦暉 2006年01月10日22:23:5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改革--打造天平,還是餵養“尺蠖”

  2005年中國改革進程中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關於“醫療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引發的大討論了。這場討論很快從衛生領域擴展到教育、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部門,引起了關於“公共品供給危機”的擔憂。許多人把問題歸咎於所謂“過分市場化”的錯誤,並把糾正這種錯誤與所謂“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立場聯繫起來。



這表明:對20多年改革的反思如今的確到了一個重要歷史關頭。這種反思與200多年的人類現代化歷程、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傳統密切相關。

  歷史上的“權大責小”之弊

  應當說,公共服務不足並不是僅有幾十年歷史的“新自由主義”、甚至也不是有了200年歷史的所謂“自由主義小政府理論”出現後才有的現象。在歷史上這個問題與統治權力不受制約的現象一起,曾經長期存在。

  秦以來對中國傳統制度起過深遠影響的法家,在這兩個方面都有系統的論證。他們一方面鼓吹無限大的皇權,一方面主張無限小的“皇責”。法家“反福利主義”立場之極端是歷史上罕有的,他們認為“貧弱者,非侈即惰也”,救濟他們就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但在堅決反對扶貧濟弱的同時,法家卻也同樣強烈反對對窮人“自由放任”,而是主張“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即用強權抓他們做奴隸。在這些主張影響下,我國古代曾長期盛行權力意義上的“大政府”與責任意義上的“小政府”。一方面“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統治權力可謂無所不在;而另一方面,“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統治責任幾於渺無可尋。有人認為這就叫“國權不下縣”,說明那時人民十分自由。這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是“國責不下縣”(何止“不下縣”,連縣以上的通都“鬧市”,服務責任不也“無人問”嗎?),怎麼是“國權”不下縣呢?何止下了縣,這不是甚至下到了“深山更深處”嗎?

  最近我國實行農村稅費改革,一些人立即出現強烈反應,說過去是“民怕官”,而現在是“官不管民”,農村要“失控”了。然而要知道,如今的稅費改革免除的只是身份性的“農業稅”(實際上是“農民稅”,即不管種不種地、收入多少,只要是“農民”身份就都要交的稅),並沒有免除農民的公民義務,包括經濟上的義務:農民如果有高收入,也與城裡人一樣要交所得稅;如果辦企業,也要交各種增值稅、流轉稅等營業稅種;如果購物,物價中也含有消費稅;國家需要,農民還要服兵役等等。假如實際上他好像沒交什麼,那不過是他收入達不到所得稅起征點,也沒辦企業而已。同樣情況的城裡人不也沒交什麼嗎?而且一向如此,怎麼他們就沒有“失控”問題?可見如今許多人的“官管民”概念仍然是傳統法家式的“以權取民”。只要“任是深山更深處”的農民都無法“避征徭”,他就認為“政府職能”正常,如果“征徭”沒了,“政府職能”便不知何在了。 然而在過去(但願真的已經“過去”)那個“民怕官”的時代,鄉村公共服務方面的“小政府”不是一直存在嗎?“缺醫少教無保障”的狀態,不正是在鄉村機構迅速膨脹、農民負擔不堪忍受、權力意義上的“大政府”難以制約的條件下形成的嗎?

  在權責對應的憲政體制下生活慣了人們以為,不搞“福利國家”的地方,那一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則一定是因為自由過分。於是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都應當向中國學習。與此相反,魏特夫格爾則認為,中國傳統的法家帝王都是不入家門的大禹,他們只為承擔治水責任而弄權。然而我國的史學家已經成功地駁斥了這種“治水社會”論,證明那些帝王是“不治水,照樣專制”的。顯然,那些西方人無法理解這些現象。但這很難說是由於“文化”不同,因為哪怕同是西方人,乃至同是美國人,在憲政前後他們的“問題背景”也已經大有區別,由此導致“問題意識”也常常難以溝通。對於憲政時代以前西方人面臨的問題,今天他們的後輩也不是那麼好理解的。前幾年,一批美國學者為傑弗遜到底是主張“大政府”還是主張“小政府”展開激烈爭論,有人因為傑弗遜強調政府的責任而宣稱他是“福利國家”的思想先驅,又有人因為傑弗遜強調限制政府權力而把他說成“自由放任”論的祖師。然而,當年英王派來的殖民當局既濫用權力又不負責任,北美人民面對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們會嫌當局權力太小而主張擴權的“大政府”嗎?他們會嫌當局責任太大而主張卸責的“小政府”嗎?今天這種“福利國家vs自由放任”的爭論,與當年的傑弗遜有什麼關係?而傑弗遜主張“好政府”應當權力受制約而責任可追問,不是很順理成章嗎?

  權責對應是共同底線

  美國新政時代的名記者李普曼有名言曰:“最好的政府是限制人民最少的政府,但同樣正確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服務於人民最多的政府。”當然,這兩個“最好”經常是矛盾的:權力太小的政府固然可能很少限制人民,但它也難以對人民承擔太多公共服務責任。“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行不通的。於是產生了憲政民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統治權力需要被統治者授予。而後者授予這種權力的惟一目的就是讓前者為後者負責,提供後者要求的公共服務。因此這種體制下的權力與責任是天然對應的。我要求你負更大的責任,就應當授予你更大的權力。而如果我希望限制你的權力,當然就不能指望你對我承擔過大的責任。由於被統治者的利益訴求與價值偏好遠非一致,在“授權-問責”問題上也就有了不同意見:西方的右派害怕權力太大會侵犯公民自由,於是強調限制權力。他們雖然並不主張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但是你既然捨不得多授權,自然也沒法要求政府多負責。反之,西方所謂的左派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福利和保障,於是強調問責於政府。他們其實也未必喜歡無限制的權力,但既然要求其負更大的責任,授予其的權力也就不能不大一些。

  但是這兩撥人哪怕是吵翻了天,有個規則(或曰底線)卻是雙方共守的:這就是權責必須對應。左派要求責大權亦大,右派主張權小責亦小,既然權責反正是對應的,人們就可以把前一種主張稱為“大政府”(而沒有必要區分究竟是大權力政府,還是大責任政府),而把後一種主張稱為“小政府”(也沒必要區分小權力政府或小責任政府)。

  然而在中國傳統中,這種保證權責對應的機制通常是缺失的,於是所謂“大政府”與“小政府”的爭論,在缺少權責對應的前提下就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假問題。因為這樣的傳統中很容易形成權大責小的官府: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於是其民既無福利,也無自由。試看當年的“暴秦”:強國弱民,利出一孔,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其權誰謂不大?而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根本聞所未聞,其責孰曰不小?後之君子,熟讀憲政下西人所著書,遂以西人之所爭為己之問題。誤以卸責為讓權,竟指弄權為盡責。苟無福利,則謂自由已得。苦無福利,則怪自由太多。官家惟事征斂而一切公共服務責任委之民間,竟謂之“國權不下縣”的自治美景;官家編制保甲桎梏其民而不顧其死活,居然為“民族國家建構”之宏偉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強調“小政府”還是“大政府”都會形成積弊。傳統上,我國的專制朝廷的確基本上是“國責不下縣”的。而1949年後中國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在履行現代國家責任、提供多種公共服務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由於種種原因,法家傳統下權大責小之弊並沒有根本改變,因此統治責任的擴展總是落後於權力的強化。相對於當時“國權”的極度擴張和由此產生的弊端而言,中國國民,尤其是占國民絕大多數的農民,那時享受的公共服務水平還是很低的。正因為如此,中國改革之初,尤其是農村改革之初,農民們擺脫人民公社體制束縛的迫切願望遠大於他們對失去體制保障的擔心,這與一些東歐國家高保障體制下農民不願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今天為了突出公共服務危機,有人往往喜歡誇大改革前的公共福利水平,一講就是文革時的合作醫療如何好,而改革以後如何糟。這些話不是沒有道理,但如果迴避以下幾個因素,就未免片面:首先,鄉村醫療方面的民間互助傳統並非始於計劃經濟時代,歷史時期我國雖因法家“反福利”主張的影響官府很少提供服務,但族緣、地緣、宗教等民間小共同體的公益職能包括醫療互助仍有一定發展。民國時期除傳統的民間互助公益外,國外傳來的近代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也有相當成就,儘管兵荒馬亂時一切都無從談起,但在一般相對和平時期公共衛生的發展並不慢。今人都知道我國改革前的農村合作醫療曾得到過聯合國有關部門的推崇,而人們也應該知道的是:民國時期的農村公共衛生發展當時也曾得到國聯等國際機構的讚揚,近年來一些學者(如復旦大學的侯楊方教授)對此多有研究;其次,整個計劃經濟時代鄉村合作醫療也就是文革後期有過幾年運動式發展,此前的大多數年月正如毛澤東所說,農村“缺醫少藥”,衛生部近乎“城市老爺部”,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應當說並不快;再次,即便是文革後期的鄉村合作醫療,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已隨大包幹的推行而解體,但很長一個時期人們並未明顯感到鄉村醫療的惡化,這也從反面說明,此前的醫療機製成效不宜估計過高。其實,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在改革以前也一直存在,而今天人們痛心疾首的鄉村醫療與教育等公共服務的危機恰恰是在追求“大政府”、強調財政集權的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才迅速惡化的。

  而這也正是因為權責對應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如果說在“國權”極度擴張的計劃經濟時代“國責”的相應發展明顯滯後,那麼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後,“國責”的退出速度又會遠遠快於“國權”受限的程度。其結果,就是在所謂“放權讓利”的口號下出現了放棄責任易、約束權力難的現象。“放權”變成了“棄責”,甚至發展成一面放棄公共服務責任,一面卻利用權力設租索貢“與民爭利”。“放權讓利”就這樣變成了“棄責爭利”。應當擺脫的體制束縛遲遲不能擺脫,而舊體制下本來水平就不算高的公共服務與保障功能,卻很快趨於瓦解。市場環境中部門權力基於“經濟人”心理,逐漸成為自我服務的利益集團,在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棄責爭利”更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形成目前的公共服務危機。

  打造“天平”,還是餵養“尺蠖”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進行限制權力、規範用權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只是再次走上“大政府”之路,那前景無非是又一次重複十多年前的“分稅制效應”。如前所述,分稅制本身體現的就是財政中央集權的思路,以“徵收權力上斂、服務責任下卸”為原則。當初推動這種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需要集中財權搞公共福利。可是財權集中後,大城市的公共設施與官員工資倒是上升很快,但縣鄉村基層財政卻日益惡化,這一方面導致基層政權向農民施權,農民負擔越來越重,另一方面國家基本放棄了鄉村公共服務責任,縣以下的醫療、教育系統危機都嚴重惡化了。

  歷史證明,有責無權的“最好政府”不可能存在。而權責均大的、或權責均小的政府各有利弊,很難絕對地說何者更好。我們所能斷定的,是有權無責的政府絕不可取。一般來講,憲政條件下往往出現“自由放任”小政府與“福利國家”大政府的往復運動,前者有利於通過競爭改進效率,促進投資增加就業,但難免貧富分化。後者有利於擴大公益增進平等,扶貧濟弱提供保障,但難免損害效率。兩者就像一個“天平”,在搖擺中實現功能互補,筆者謂之“天平效應”。

  但在權責嚴重不對應的條件下,“大小政府”的往復常常缺少公正的“支點”,而變成無論“收”還是“放”都只偏向一方,就好像那以一伸一縮的方式向一個方向行走的“尺蠖”:政府變“大”時權大責未必大,至少擴權遠快於擴責;而政府變“小”時責小權未必小,至少棄責遠快於限權。權勢者在任何運作方式的變更中都體現出“選擇性適應”功能,導致權責不對應狀況在一次次變更中不斷“循環放大”:在“抓”的時候“集權不集責”,在“放”的時候又“放責不放權”。結果是權力部門的公共服務責任越來越弱,而壟斷資源自我服務的“部門權力”卻越來越大。

  最近有人說:中國當前“私人物品”領域問題已經不大,嚴重的主要是公共服務危機。但我以為後說固然精闢,前說則嫌簡單。實際上“尺蠖效應”不僅影響着公共服務,也嚴重影響了生產“私人物品”的市場體制。去年的“郎顧之爭”,今年以顧雛軍被捕而告一段落,但實際上問題遠未解決。這是因為:在我國侵犯公共財產和侵犯私有財產的原因根本就是一個,即那既可以強行化公為私、也可以強行化私為公的無限權力。以產權改革為名竊占公共資產與以“公共利益”為名強劫私有資產在這種機制中完全可以同時並行、並不矛盾。於是“尺蠖效應”又表現為:政策收緊時首先束縛的是老百姓,政策放開時首先放縱的是權勢者。一收就把百姓的財產收進了官庫,一放再把官庫的東西弄進了權勢者私囊。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改革遇到這種“效應”,自然是進退維谷。

  顧雛軍事件與“醫改失敗”告訴我們:當今的中國,決定改革成敗的與其說是“收”還是“放”,“向左”還是“向右”,“市場導向”還是“政府導向”,不如說首先是“尺蠖”之伸縮還是“天平”的調整。在適合市場化的領域約束權力不要“與民爭利”,而在公共服務領域履行責任不要把它推卸給“市場”,這兩者都有賴於改革。而這種改革的方向,就是通過限權問責而打造“天平”。從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考慮,這種改革可以循序漸進:哪怕“限權”與“問責”都不能一步到位,但重要的是在這兩個方向上都不能倒退:我們再也不能通過擴權卸責來餵養“尺蠖”了。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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