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进行的互助组、合作社

马克思教导其徒子徒孙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9页）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有计划的分配。共产主义的二祖师爷恩格斯也附合到：一旦我们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第三卷第323页）如果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极其荒谬的话！那么来源于这个理论的计划经济政策就是祸害中国人民的祸首，而毛泽东正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

毛泽东夺取政权后，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编制计划经济政策：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他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对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一切旧的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都将走向没落和灭亡”，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工业、银行、铁路、公路、航运、大商业和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基础，专政的共产党必须把地主、富农、私营工商业主的财产没收，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在初期可以采用赎卖的形式利用、限制改造工商业，当社会进入到一定的阶段，就可以用无产阶级的暴力手段进行“无偿没收”。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2页）

真的是不采用暴力吗？1950年6月14 日，毛泽东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提交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同年 6月30日正式公布施行。他用诱骗的方法把农民诓进“农业生产互助组”，对全国县、区、乡进行“合作社”分期规划。51年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大约只有 10%，而到了 55年就强制升到32%，年底升为63﹒3%。发展到190万5千个。

毛泽东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号召农民起来闹革命的！但是，夺取政权后，却“推完磨杀驴吃”，把土改中分给农民的 7 亿亩土地全部拿回，并把1 亿 1000 万农户祖上遗留下来的10 多亿亩私有土地也一并强制归公，前后用暴力夺走了农民将近 20 亿亩土地。实际上，农民根本不愿意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社这个大家庭。这个时期的全国相继发生了成千上万起进京上访、游行、示威事件。愤怒的农民甚至砸烂了县政府、县公安局，抗议中共的公有制吞并经济政策。但是，农民的抗议、示威活动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残暴镇压，被以向社会主义进攻、破坏进入共产主义的罪名批斗、关押和迫害致死。

从195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有计划地在城市中进行治理整顿。他领导的政府控制了原材料的供应、货源和产品销售，强迫生产和经营纳入专政计划垄断的轨道，割裂私营企业资本的自由流通，强制私营业主离开市场经济，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国家调控。通过工缴费和收购价格的核定，通过批零差价和手续费的核定，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还对于一些小企业，暂时还不能实行计划掌控的，就强制加工订货、垄断销售，实行间接的计划管控。这种统购统销，是以政府规定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销售，所包销的产品不准私企自行销售。1949年前，私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企中的工人占全国总数的54、6%，总产值是63、2%；私营商业户数是98%，商品销售额是 76%，零售额是85%。连毛泽东当时都说：“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第 99页）必须对它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造。他对工商业的改造是先通过狡黠的“公私合营”、“四马分肥”欺骗形式，然后收归国家统一支配，只允许私营业主取一定的定息，然后逼迫私营业主离开或投入监狱，最后把私营企业强制改变为公有制国营企业。

他改造工商业的恶劣实例就是“三反五反”。为什么要进行三反五反？1950年土地改革后，整个国家出现了经济恐慌，一时间社会物资紧缺，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个时候金日成又越过“三八线”挑起了朝鲜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国家刚刚经过国共两党“内战”的蹂躏，老百姓和一些政府旧有机关人员、私营业主、小工商户……，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动卷进对美战争的“漩涡”和“干预”国家经济。所以大部分人站在国家民族和自保自利的立场上，采取不合作主义对抗共产党。但是，毛泽东为了聚集战争物资和维持暴政机器的运转、支持溃不成军的金日成不被消灭，于 1952年初在政府机关（旧公务员）、私营企业和小工商户中，进行所谓抗拒接受社会主义经济领导，腐蚀革命干部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紧接着又进行了旨打击反对中共掌控经济“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他在完成 “三反五反”运动后，就把私营企业全部纳入专政体制垄断、控制之下， 进入“1953 年—— 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干预经济，导致了国家经济的混乱和生活必需品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政府开始实行计划配售制，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一收购和计划供应，并按照不同的地区、职业、工种、性别、年龄分别规定每个人一月或一年定量发给。凭票证供应肉、鱼、蛋、糖……等副食品，家俱、自行车、缝纫机……等物品也采取凭票按人配售。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计划配给，其货币供应量、工资总额的变动同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基本不相关，物价完全被冷冻和管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不是由市场自行决定，而是取决于中共政治局和其最高极权者。毛泽东不仅要对政治做出决定，也要对生产经济目标做出决定，这就形成生产目标为政治目标服务，而政治目标又往往表现为狂热地要求经济高速度增长，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经济衰退和饿死人。

二、计划“大跃进”中的冤魂

1958 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办人民公社， 8 月中共就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年底强制农民进入“人民公社”。此时后政府就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平均主义 '共产风'）无偿调拨、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和剥夺个人财富。1959 年 4 月，中共提出经济指标：计划钢产量要达到1800 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1 万500 亿斤，6 月 30 日，钢计划指标降为1300 万吨。 1960 年1 月，中共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再一次提出 3年和 8年的规划设想：定年度钢产量为 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同年 5月，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做出《关于 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 2200 万吨。中共中央政府为了实现毛泽东这个战争魔鬼、经济疯子的“大跃进”狂想，要求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完成计划指标。各省、市、地区为了确保超额完成下达的指标，就弄虚作假，经济指标逐级加码和谎报，投资规模迅速层层扩大化，闹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荒唐可笑的国际玩笑。无冕之王的御用记者也加入到这场全民大撒谎之中，人民日报还报导了“中国正在以宇宙飞行的速度奔腾前进”。（《人民日报》 1958、 8、 6） 毛泽东把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经济大跃进的一个明确目标，狂热地说：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再加上 8 年时间赶上美国，中国将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间内把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远远甩到后面，到那时，我国乡村中将是许许多多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梦想将会实现。中共二当家刘少奇也在八次二中会议上说：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目标，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好准备，“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成，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日报》1958 、 5 、27 ）

1961年毛泽东又主持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国家经济又进行了一番计划调整，重新对人民公社的管理、分配，副业以及公有制性质、共产主义方向等等，都作了明文规定。就这样，亿万农民被分编为504万个生产队，田地、耕牛、家俱、粮食及个人财产，都无一遗漏地收归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 1961 年 1月，中共又进行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 1800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 4500亿斤；5 月把钢产量调低为1100万吨。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国家经济进行强制干预和计划掌控，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小农经济，结果导致了地方政府把亩产量吹牛“放卫星”到一百多倍，以至中央极权政府订出了超大征收的数字，把农民的活命口粮都剥夺了，造成上千万的人饿死！

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政策下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58——61年这三年当中，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年总产量下降为15、6%，减少到只有2870亿斤，仅一个“风阳县“就死亡了60245人，占到农村总人口的17、7%，其中大庙公社黄庄，全县有240户，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庄占到了27个。1958 年，有520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95万8 千多人；1959年，有 1155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 万多人； 1960 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17 万多人；1961 年，全国各地区有751万 8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 万8千多人。三年之中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达到3700万人。据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统计：58——60年之中，“大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 “备忘录》一文中，根据国际公认的方法计算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另据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 2000年第3期着文：“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

老一辈亲身经历饿饭和穿越炼狱的一代人没有忘记 那几年的惨状和恐怖。但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却宣称：“在1959年的自然灾害过后， 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把大量饿死人的责任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所造成？！

实际上，中国人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错误的计划经济政策”！“对外援助”1“偿还朝鲜战争的外债”！和“搞二弹一星”！！！

从历史上的气象纪录来看：自然天灾是在所难免，几乎年年都有，但那三年灾害与历年的灾害比较起来，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大的灾害年！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大量饿死人的天灾，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况且中国的灾害大多是时间性、地区性的，基本上是在丰年、平年、歉年之中轮流更替，也就是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一省、数省遭灾，绝不会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大死亡！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60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

拿“对外援助”来说。毛泽东在十五个省几千万人已经没有饭吃，已处于饿死、病死的惨状下，还在向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给了印度????地区200亿美元、阿尔巴尼亚50万卢布后；于1960年1月借给古巴6000万美金，且说明无偿援助“不必归还”；1961年1月又给了阿尔巴尼亚500万卢布（十年后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决裂），条件就是要求霍查站在中国一边，反对与美国搞缓和、准备进行政治改革的赫鲁晓夫。如果把毛泽东援助国外的钱，用于救济民众，还会死那么多人吗；

拿“粮食出口”来说： 1959年 毛泽东出口了470 万顿粮食；1960 年出口了粮食265万吨，两年共出口735万吨粮食。这735万吨粮食如果不出口，那又能使多少人不至于被饿死！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1500万吨，出口却增加了 223万吨，比1957年多了一倍以上，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可以说，那出口的粮食是从全国人民的口中抢出来！掏出来的！仅那增加出口的223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大半年，足以渡过所谓的灾害难关！然而， 政府竟然发出这样一个档：“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 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 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粮食就这样被毛泽东用于他的解放事业、世界革命去了！中国当时是穷国中唯一向外提供援助的，援外额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所援助的是那些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生活水平的匈牙利……等国家，而且援助它们只是影响其生活水平的高低，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生与死”的大问题；

苏修“逼债”与“朝鲜战争”（韩战）：1950年中共刚刚结束与国民党的国内大战！国家百废待新，正需要财力进行经济重建，但是，金日成在史达林的唆使和毛泽东的支持下于6月25日越过“三八线”挑起了朝鲜战争。10月8日，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军队赴朝参战，19日首批26万中华儿女被迫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自此进入了所谓的“抗美援朝”耗财、耗生命的惨烈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几乎耗尽了本就奄奄一息的国家经济，使97万华夏儿女 永久埋葬在异国他乡！也使中国人民从此背上了巨大的战争债务！

1950——1953年毛泽东向苏联购买武器的费用是77﹒5亿元（这只是目前披露的数字，实际上更大）。为偿还朝鲜战争的费用，国家和人民二十年间都没有缓过气来；

拿“两弹一星”来说：这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国家经济基础能否承受得了，一心要搞两弹一星！他不惜拨出巨额款项去进行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研制，其所花费的钱如果用来买粮食，足可以让饥饿中的3700万人免于死亡、至少死亡率也不会那么高！但是，为了他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解放还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兄弟，竟置中国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让人民付出了极大的死亡代价，去搞他的两弹一星！为搞两弹一星，中国死亡的人数比一、二战死亡的总合还要多，比美国投下原子弹所死亡的人数还多出一百多倍；

大规模饿死人的最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干预政策”：中共副总理的李先念无意中透露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245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浪费掉了。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若用它卖粮食，取其三分之一也能够救很多人的命。

毛泽东把以上的事实推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的逼债， 成功地用谎言和暴力掩盖了计划经济政策……造成的灾难，从而转移了人民的愤恕！
三、大革命下的计划经济政策

61 年过后，毛泽东仍然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高速度地发展生产，以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以更大的规模去扩大社会主义的再生产，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1962——1963年对经济的干预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连农民自留地栽种的“葱”、“蒜”都被当作资产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城市里的一切私下生产和拥有一小点财产都会被没收和遭受到批斗。这个时期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包括 60%的实物折价为70元人民币，实际收入仅有28元，平均每天才有9分钱。盛产粮食的安徽，67%的农民每天仅收入6分钱，25%的人只有4分钱，人们只有逃出村子，四处乞讨度日。

1964——1965年毛泽东为了与所谓“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把发展军工企业、武器生产放在国家经济中的首位，要求加速大、小三线建设。这种宁可要“大炮，也不要黄油“的扩军备战，为以后的珍宝岛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1966 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文化大革命内斗开始，中国人民遭受了一次政治、经济双重性的人祸灾难。特别是在1967年——1968两年，社会上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人们实际生活生平的下降，工农业生产在这两年中分别降低了9 ﹒6%和4﹒2%。

1969年混乱局面趋于好转，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略有回升，分别达到1853亿元和64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4、2%和1、1%。其中一些产品的增长幅度也较大，如钢产量比上年增长33、5%，原煤增长33%，发电量增长23、3%。但是，毛泽东和他的御用经济学家却将这次创伤性恢复，看成是计划经济政策的成功，是“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3页）整个中共内部大唱“形势一片大好”的赞歌、叫嚷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到来”。我们知道，69年的经济增长明显带有创伤性恢复性质，即使经济有了一点增长，但也只相当于66年的水平，而且恢复也极为有限。

毛泽东于 1970年2月到3月召开计划会议，出台了《1970年和第10年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这个“草案”规定第四个五年计划要强制改变中国经济布局、迅速作好扩军备战的准备，全国要以“临战的姿态，跃进的步伐，跨进20世纪70年代，初步建成比较完善的战时工业体系”。该计划到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3800——4000亿元，粮食产量要达到6000——6500亿斤，钢产量3500——4000万吨，5年内工业总产值将平均每年增长14%左右，粮食产量平均增长5、5%，钢产量要增长16%。他用“打战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集中建设大三线地区，把工厂迁移到大山里面去。 1972——1975年基本建成了一个部门齐全的重工业和农业战略大后方。（这个浪费全国资源的错误决策，后来被邓小平纠正、从八十——九十年代不得不重新搬迁出大山）紧接着又建立了“小而全”的计划控制网路体系，把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10个经济协作区，工业布局本着“大分散、小集中，又搞大城市”的原则进行。

毛泽东在66年就提出 “虚君共和”，已把控制大中型企业的权力下放给了各省市，以发挥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积极性。70年他头脑冒进之风又一次高涨起来，重新收回地方掌控经济的权力，一时间全国基建规模投资迅速膨胀， 跃进口号满天飞，计划一再被突破。什么： 5年内钢产量翻番；煤炭行业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力争1975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电力行业发电量翻一番，发电能力超过英、德，每一个区县都要通电；轻工产值要达到1300亿元、产量翻一番；军事武器上要在“四五”计划的前三年赶上美国和苏联，后两年超过美苏。

1971年，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中共政府掀起了大会战浪潮，计划一再被突破，农业投资的比例下降促使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的速度落后于工业增长的速度。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了200亿斤，整个投资超过了社会资源的供给能力，加剧了全国粮食又一次紧张和物资短缺。但毛泽东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6页）必须加强中央对经济的管制。掌控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城市急剧增加了大量农民和民工，城市处于不堪重负之中。为了减缓城市压力，中共政府1973年计划不让农民进城。新投产的企业所需工人，除由家居城市的退伍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补充外，应届初中毕业生（红卫兵）全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同时还强迫疏散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制造了许许多多的人间“孳债”。后知青和疏散下放的居民慢慢回流城市。

如上所述，对于毛泽东1970年初开始的又一次经济冒进，中共已有所察觉，并相应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但收效不大。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经济日常工作。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他针对“三个突破”的问题，首先，控制压缩建设规模。1972年预算基建投资计划仅为265亿元，比上年实际投资下降6 ﹒3%；计划施工的大中型专案1168个，比上年减少524个；1973年，计划施工的大中型专案比1972年减少280个。毛泽东的冒进之风得到了一些控制。

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订《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通知》（即“经济工作十条”）。通知从10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控制措施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这个档特别强调在中央统一下，加强对经济的集中管理，使之转入计划控制的正规化。周恩来政府将4 ﹒4%的增长率调整为7%，经过两年的计划调整，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

周恩来1973年底的经济整顿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计划性的调控增长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计划经济政策不可能灵敏地反映出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实际上，它已经人为地破坏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不平衡，对社会主义生产（特别是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难免会出现预期计划被局部地打破，涌现新的不平衡。这种新的不平衡，不可能长期计划调整得那么好！

1974 年初，毛泽东在全国挑起“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国家经济再一次受到破坏，生活用品极度短缺，经济再度陷入混乱、失控之中。到了 1975年经济形势再度急剧恶化，出现大混乱的局面。1976年中国经济已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四五”民主运动终结了计划经济政策。

2006-1-12 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