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計划進行的互助組、合作社

馬克思教導其徒子徒孫說：“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9頁）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進行有計劃的分配。共產主義的二祖師爺恩格斯也附合到：一旦我們占有了生產資料，“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第三卷第323頁）如果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極其荒謬的話！那麼來源於這個理論的計劃經濟政策就是禍害中國人民的禍首，而毛澤東正是這個政策的制定者。

毛澤東奪取政權後，依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編制計劃經濟政策：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1953——195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 年；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1980年。他規劃的第一步，就是對中國農村進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是不可阻擋的，一切舊的經濟制度和思想體系都將走向沒落和滅亡”，事關國計民生的農業、工業、銀行、鐵路、公路、航運、大商業和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是資產階級統治的物質基礎，專政的共產黨必須把地主、富農、私營工商業主的財產沒收，變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在初期可以採用贖賣的形式利用、限制改造工商業，當社會進入到一定的階段，就可以用無產階級的暴力手段進行“無償沒收”。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說：“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我們絕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採用暴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12頁）

真的是不採用暴力嗎？1950年6月14 日，毛澤東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2次會議提交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同年 6月30日正式公布施行。他用誘騙的方法把農民誆進“農業生產互助組”，對全國縣、區、鄉進行“合作社”分期規劃。51年自願加入合作社的農戶大約只有 10%，而到了 55年就強制升到32%，年底升為63﹒3%。發展到190萬5千個。

毛澤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號召農民起來鬧革命的！但是，奪取政權後，卻“推完磨殺驢吃”，把土改中分給農民的 7 億畝土地全部拿回，並把1 億 1000 萬農戶祖上遺留下來的10 多億畝私有土地也一併強制歸公，前後用暴力奪走了農民將近 20 億畝土地。實際上，農民根本不願意進入所謂的社會主義互助組、合作社這個大家庭。這個時期的全國相繼發生了成千上萬起進京上訪、遊行、示威事件。憤怒的農民甚至砸爛了縣政府、縣公安局，抗議中共的公有制吞併經濟政策。但是，農民的抗議、示威活動都遭到了毛澤東的殘暴鎮壓，被以向社會主義進攻、破壞進入共產主義的罪名批鬥、關押和迫害致死。

從1953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就開始有計劃地在城市中進行治理整頓。他領導的政府控制了原材料的供應、貨源和產品銷售，強迫生產和經營納入專政計劃壟斷的軌道，割裂私營企業資本的自由流通，強制私營業主離開市場經濟，依附於計劃經濟的國家調控。通過工繳費和收購價格的核定，通過批零差價和手續費的核定，限制了私營企業的發展，還對於一些小企業，暫時還不能實行計劃掌控的，就強制加工訂貨、壟斷銷售，實行間接的計劃管控。這種統購統銷，是以政府規定由國營商業部門統一收購銷售，所包銷的產品不准私企自行銷售。1949年前，私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私企中的工人占全國總數的54、6%，總產值是63、2%；私營商業戶數是98%，商品銷售額是 76%，零售額是85%。連毛澤東當時都說：“占有大約三百八十萬工人店員的私營工商業，是國家的一項大財富，在國計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七卷第 99頁）必須對它進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改造。他對工商業的改造是先通過狡黠的“公私合營”、“四馬分肥”欺騙形式，然後收歸國家統一支配，只允許私營業主取一定的定息，然後逼迫私營業主離開或投入監獄，最後把私營企業強制改變為公有制國營企業。

他改造工商業的惡劣實例就是“三反五反”。為什麼要進行三反五反？1950年土地改革後，整個國家出現了經濟恐慌，一時間社會物資緊缺，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個時候金日成又越過“三八線”挑起了朝鮮戰爭。對於中國人來說，由於國家剛剛經過國共兩黨“內戰”的蹂躪，老百姓和一些政府舊有機關人員、私營業主、小工商戶……，強烈反對毛澤東主動卷進對美戰爭的“漩渦”和“干預”國家經濟。所以大部分人站在國家民族和自保自利的立場上，採取不合作主義對抗共產黨。但是，毛澤東為了聚集戰爭物資和維持暴政機器的運轉、支持潰不成軍的金日成不被消滅，於 1952年初在政府機關（舊公務員）、私營企業和小工商戶中，進行所謂抗拒接受社會主義經濟領導，腐蝕革命幹部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活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緊接着又進行了旨打擊反對中共掌控經濟“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他在完成 “三反五反”運動後，就把私營企業全部納入專政體制壟斷、控制之下， 進入“1953 年—— 1957 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規模干預經濟，導致了國家經濟的混亂和生活必需品出現了嚴重的短缺。政府開始實行計劃配售制，糧食、棉花、油料實行統一收購和計劃供應，並按照不同的地區、職業、工種、性別、年齡分別規定每個人一月或一年定量發給。憑票證供應肉、魚、蛋、糖……等副食品，家俱、自行車、縫紉機……等物品也採取憑票按人配售。這個時期，人們的生活完全依賴於政府的計劃配給，其貨幣供應量、工資總額的變動同物價總水平的變動基本不相關，物價完全被冷凍和管制。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不是由市場自行決定，而是取決於中共政治局和其最高極權者。毛澤東不僅要對政治做出決定，也要對生產經濟目標做出決定，這就形成生產目標為政治目標服務，而政治目標又往往表現為狂熱地要求經濟高速度增長，而高速度的經濟增長所付出的代價是經濟衰退和餓死人。

二、計劃“大躍進”中的冤魂

1958 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了辦人民公社， 8 月中共就做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到年底強制農民進入“人民公社”。此時後政府就十分方便地通過“一平二調”（平均主義 '共產風'）無償調撥、占有國家的一切資源和剝奪個人財富。1959 年 4 月，中共提出經濟指標：計劃鋼產量要達到1800 萬噸、糧食產量要達到1 萬500 億斤，6 月 30 日，鋼計劃指標降為1300 萬噸。 1960 年1 月，中共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會議，再一次提出 3年和 8年的規劃設想：定年度鋼產量為 1840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同年 5月，計劃、經濟、基本建設三個委員會做出《關於 1960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計劃第二本帳的安排報告》，把鋼產量提升到 2200 萬噸。中共中央政府為了實現毛澤東這個戰爭魔鬼、經濟瘋子的“大躍進”狂想，要求各級部門和地方政府必須完成計劃指標。各省、市、地區為了確保超額完成下達的指標，就弄虛作假，經濟指標逐級加碼和謊報，投資規模迅速層層擴大化，鬧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畝產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荒唐可笑的國際玩笑。無冕之王的御用記者也加入到這場全民大撒謊之中，人民日報還報導了“中國正在以宇宙飛行的速度奔騰前進”。（《人民日報》 1958、 8、 6） 毛澤東把迅速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經濟大躍進的一個明確目標，狂熱地說：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再加上 8 年時間趕上美國，中國將在一個很短的歷史時間內把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遠遠甩到後面，到那時，我國鄉村中將是許許多多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前人的“烏托邦”夢想將會實現。中共二當家劉少奇也在八次二中會議上說：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目標，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是向共產主義過渡作好準備，“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成，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日報》1958 、 5 、27 ）

1961年毛澤東又主持制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對國家經濟又進行了一番計劃調整，重新對人民公社的管理、分配，副業以及公有制性質、共產主義方向等等，都作了明文規定。就這樣，億萬農民被分編為504萬個生產隊，田地、耕牛、家俱、糧食及個人財產，都無一遺漏地收歸人民公社這個大家庭。 1961 年 1月，中共又進行所謂“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規定年度鋼產量為 1800萬噸、糧食實際產量為 4500億斤；5 月把鋼產量調低為1100萬噸。

正是由於毛澤東對國家經濟進行強制干預和計劃掌控，破壞了中國幾千年來自然形成的小農經濟，結果導致了地方政府把畝產量吹牛“放衛星”到一百多倍，以至中央極權政府訂出了超大徵收的數字，把農民的活命口糧都剝奪了，造成上千萬的人餓死！

毛澤東的計劃經濟政策下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58——61年這三年當中，全國糧食大規模減產，年總產量下降為15、6%，減少到只有2870億斤，僅一個“風陽縣“就死亡了60245人，占到農村總人口的17、7%，其中大廟公社黃莊，全縣有240戶，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莊占到了27個。1958 年，有520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95萬8 千多人；1959年，有 1155 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 萬多人； 1960 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17 萬多人；1961 年，全國各地區有751萬 8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 萬8千多人。三年之中餓死和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達到3700萬人。據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統計：58——60年之中，“大約有2000萬到3000萬人由於缺乏營養而喪生。”（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第353頁）學者金輝《“三年自然災害 “備忘錄》一文中，根據國際公認的方法計算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災難中，中國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另據中共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蓋隆在《炎黃春秋》雜誌第 2000年第3期着文：“大躍進”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人之巨。

老一輩親身經歷餓飯和穿越煉獄的一代人沒有忘記 那幾年的慘狀和恐怖。但是，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卻宣稱：“在1959年的自然災害過後， 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把大量餓死人的責任歸罪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所造成？！

實際上，中國人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錯誤的計劃經濟政策”！“對外援助”1“償還朝鮮戰爭的外債”！和“搞二彈一星”！！！

從歷史上的氣象紀錄來看：自然天災是在所難免，幾乎年年都有，但那三年災害與歷年的災害比較起來，根本算不上是什麼大的災害年！根本沒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國大量餓死人的天災，更不要說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了！況且中國的災害大多是時間性、地區性的，基本上是在豐年、平年、歉年之中輪流更替，也就是說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一省、數省遭災，絕不會造成全國性的大饑荒、大死亡！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縣王五房村的一位老農對縣委派去的工作組說：“舊社會再不好，這麼大個國家，也不可能全國水洗了一樣的挨餓，總會有個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飯吃。這可好，60年一到，全國都一樣，無處躲藏，許多人干瞪着眼睛餓死……”；

拿“對外援助”來說。毛澤東在十五個省幾千萬人已經沒有飯吃，已處於餓死、病死的慘狀下，還在向社會主義“小兄弟”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給了印度????地區200億美元、阿爾巴尼亞50萬盧布後；於1960年1月借給古巴6000萬美金，且說明無償援助“不必歸還”；1961年1月又給了阿爾巴尼亞500萬盧布（十年後與“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決裂），條件就是要求霍查站在中國一邊，反對與美國搞緩和、準備進行政治改革的赫魯曉夫。如果把毛澤東援助國外的錢，用於救濟民眾，還會死那麼多人嗎；

拿“糧食出口”來說： 1959年 毛澤東出口了470 萬頓糧食；1960 年出口了糧食265萬噸，兩年共出口735萬噸糧食。這735萬噸糧食如果不出口，那又能使多少人不至於被餓死！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1500萬噸，出口卻增加了 223萬噸，比1957年多了一倍以上，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可以說，那出口的糧食是從全國人民的口中搶出來！掏出來的！僅那增加出口的223萬噸糧食就夠四千萬人吃大半年，足以渡過所謂的災害難關！然而， 政府竟然發出這樣一個檔：“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 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 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糧食就這樣被毛澤東用於他的解放事業、世界革命去了！中國當時是窮國中唯一向外提供援助的，援外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所援助的是那些生活水平遠遠高於我們生活水平的匈牙利……等國家，而且援助它們只是影響其生活水平的高低，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生與死”的大問題；

蘇修“逼債”與“朝鮮戰爭”（韓戰）：1950年中共剛剛結束與國民黨的國內大戰！國家百廢待新，正需要財力進行經濟重建，但是，金日成在史達林的唆使和毛澤東的支持下於6月25日越過“三八線”挑起了朝鮮戰爭。10月8日，毛澤東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組織軍隊赴朝參戰，19日首批26萬中華兒女被迫渡過鴨綠江入朝參戰，自此進入了所謂的“抗美援朝”耗財、耗生命的慘烈戰爭之中。這場戰爭！幾乎耗盡了本就奄奄一息的國家經濟，使97萬華夏兒女 永久埋葬在異國他鄉！也使中國人民從此背上了巨大的戰爭債務！

1950——1953年毛澤東向蘇聯購買武器的費用是77﹒5億元（這只是目前披露的數字，實際上更大）。為償還朝鮮戰爭的費用，國家和人民二十年間都沒有緩過氣來；

拿“兩彈一星”來說：這是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不顧國家經濟基礎能否承受得了，一心要搞兩彈一星！他不惜撥出巨額款項去進行原子彈、氫彈和衛星的研製，其所花費的錢如果用來買糧食，足可以讓飢餓中的3700萬人免於死亡、至少死亡率也不會那麼高！但是，為了他的共產主義事業、為了解放還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受苦受難的無產階級兄弟，竟置中國人民的生死於不顧，讓人民付出了極大的死亡代價，去搞他的兩彈一星！為搞兩彈一星，中國死亡的人數比一、二戰死亡的總合還要多，比美國投下原子彈所死亡的人數還多出一百多倍；

大規模餓死人的最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干預政策”：中共副總理的李先念無意中透露說：“大躍進……國民收入損失了1200億元”，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245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浪費掉了。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若用它賣糧食，取其三分之一也能夠救很多人的命。

毛澤東把以上的事實推說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的逼債， 成功地用謊言和暴力掩蓋了計劃經濟政策……造成的災難，從而轉移了人民的憤恕！
三、大革命下的計劃經濟政策

61 年過後，毛澤東仍然強調：社會主義的中國要高速度地發展生產，以建立強大的物質基礎，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才能以更大的規模去擴大社會主義的再生產，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並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1962——1963年對經濟的干預到了不可復加的地步，連農民自留地栽種的“蔥”、“蒜”都被當作資產主義尾巴給割掉了。城市裡的一切私下生產和擁有一小點財產都會被沒收和遭受到批鬥。這個時期全國農業人口人均年收入包括 60%的實物折價為70元人民幣，實際收入僅有28元，平均每天才有9分錢。盛產糧食的安徽，67%的農民每天僅收入6分錢，25%的人只有4分錢，人們只有逃出村子，四處乞討度日。

1964——1965年毛澤東為了與所謂“帝、修、反”爭時間、搶速度，把發展軍工企業、武器生產放在國家經濟中的首位，要求加速大、小三線建設。這種寧可要“大炮，也不要黃油“的擴軍備戰，為以後的珍寶島衝突埋下了導火線。

1966 年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文化大革命內鬥開始，中國人民遭受了一次政治、經濟雙重性的人禍災難。特別是在1967年——1968兩年，社會上出現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個時期的國家經濟受到了嚴重破壞，造成了人們實際生活生平的下降，工農業生產在這兩年中分別降低了9 ﹒6%和4﹒2%。

1969年混亂局面趨於好轉，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略有回升，分別達到1853億元和642億元，比上一年增長34、2%和1、1%。其中一些產品的增長幅度也較大，如鋼產量比上年增長33、5%，原煤增長33%，發電量增長23、3%。但是，毛澤東和他的御用經濟學家卻將這次創傷性恢復，看成是計劃經濟政策的成功，是“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划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43頁）整個中共內部大唱“形勢一片大好”的讚歌、叫嚷着“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正在到來”。我們知道，69年的經濟增長明顯帶有創傷性恢復性質，即使經濟有了一點增長，但也只相當於66年的水平，而且恢復也極為有限。

毛澤東於 1970年2月到3月召開計劃會議，出台了《1970年和第10年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這個“草案”規定第四個五年計劃要強制改變中國經濟布局、迅速作好擴軍備戰的準備，全國要以“臨戰的姿態，躍進的步伐，跨進20世紀70年代，初步建成比較完善的戰時工業體系”。該計劃到1975年，國民生產總值要達到3800——4000億元，糧食產量要達到6000——6500億斤，鋼產量3500——4000萬噸，5年內工業總產值將平均每年增長14%左右，糧食產量平均增長5、5%，鋼產量要增長16%。他用“打戰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集中建設大三線地區，把工廠遷移到大山裡面去。 1972——1975年基本建成了一個部門齊全的重工業和農業戰略大後方。（這個浪費全國資源的錯誤決策，後來被鄧小平糾正、從八十——九十年代不得不重新搬遷出大山）緊接着又建立了“小而全”的計劃控制網路體系，把全國劃分為西南、西北、中原、華南、華東、華北、東北、山東、閩贛、新疆10個經濟協作區，工業布局本着“大分散、小集中，又搞大城市”的原則進行。

毛澤東在66年就提出 “虛君共和”，已把控制大中型企業的權力下放給了各省市，以發揮所謂的“中央和地方”積極性。70年他頭腦冒進之風又一次高漲起來，重新收回地方掌控經濟的權力，一時間全國基建規模投資迅速膨脹， 躍進口號滿天飛，計劃一再被突破。什麼： 5年內鋼產量翻番；煤炭行業大干三年，扭轉北煤南運，力爭1975年煤炭產量躍居世界第一；電力行業發電量翻一番，發電能力超過英、德，每一個區縣都要通電；輕工產值要達到1300億元、產量翻一番；軍事武器上要在“四五”計劃的前三年趕上美國和蘇聯，後兩年超過美蘇。

1971年，為了實現以上的目標，中共政府掀起了大會戰浪潮，計劃一再被突破，農業投資的比例下降促使勞動力銳減，農業生產的速度落後於工業增長的速度。糧食產量比上年減少了200億斤，整個投資超過了社會資源的供給能力，加劇了全國糧食又一次緊張和物資短缺。但毛澤東說：“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76頁）必須加強中央對經濟的管制。掌控所產生的後果就是城市急劇增加了大量農民和民工，城市處於不堪重負之中。為了減緩城市壓力，中共政府1973年計劃不讓農民進城。新投產的企業所需工人，除由家居城市的退伍軍人和大、中專畢業生補充外，應屆初中畢業生（紅衛兵）全部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同時還強迫疏散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到農村安家落戶，製造了許許多多的人間“孳債”。後知青和疏散下放的居民慢慢回流城市。

如上所述，對於毛澤東1970年初開始的又一次經濟冒進，中共已有所察覺，並相應採取了一些調整措施，但收效不大。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負責主持中共經濟日常工作。在同年1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他針對“三個突破”的問題，首先，控制壓縮建設規模。1972年預算基建投資計劃僅為265億元，比上年實際投資下降6 ﹒3%；計劃施工的大中型專案1168個，比上年減少524個；1973年，計劃施工的大中型專案比1972年減少280個。毛澤東的冒進之風得到了一些控制。

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制訂《關于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通知》（即“經濟工作十條”）。通知從10個方面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計劃經濟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控制措施進行了具體的規定。這個檔特別強調在中央統一下，加強對經濟的集中管理，使之轉入計劃控制的正規化。周恩來政府將4 ﹒4%的增長率調整為7%，經過兩年的計劃調整，工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的增長，。

周恩來1973年底的經濟整頓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這種計劃性的調控增長只能是暫時的！因為，計劃經濟政策不可能靈敏地反映出真實的市場價格信號。實際上，它已經人為地破壞了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於自然生產力、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所引起的不平衡，對社會主義生產（特別是農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難免會出現預期計劃被局部地打破，湧現新的不平衡。這種新的不平衡，不可能長期計劃調整得那麼好！

1974 年初，毛澤東在全國挑起“批林批孔”運動，大部分企業處於停產狀態，國家經濟再一次受到破壞，生活用品極度短缺，經濟再度陷入混亂、失控之中。到了 1975年經濟形勢再度急劇惡化，出現大混亂的局面。1976年中國經濟已是處於崩潰的邊緣！“四五”民主運動終結了計劃經濟政策。

2006-1-12 於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