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赤祸初起

　　列宁祸首

　　1．列宁的流放生活

　　1896 年列宁因为鼓动罢工被捕。1897 年 2 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并要求将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小镇，那裡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活动，从容地和亲友话别。1897 年春，列宁到达流放地点苏申斯克，这裡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壹。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 8 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的苦役。列宁在信中说：“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在散步”，“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 年 5 月，列宁的未婚妻和丈母娘来到了他身边。那年 7 月，婚礼在教堂举行。克鲁普斯卡娅描绘道：“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裡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壹间乾淨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

　　他们每个星期给伊裡奇宰壹头羊，他每天吃羊肉壹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裡奇每週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裡，由村裡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裡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十月裡，壹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 13 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牆上妈妈贴的壹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2．1905 年革命与苏维埃

　　1905 年 1 月 16 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 1.2 万名工人为反对厂主开除 4 名工人举行罢工；其他工厂工人群起回应，几天内罢工人数达到 15 万人。

　　1 月 22 日，壹位名叫加彭的东正教神父(Father Gapon)领导 15 万群众到冬宫广场举行非暴力的示威；准备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其中提出言论出版自由、8 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人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

　　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游行计画向沙皇照会。可沙皇不但不理会人民的请求，埋伏的军警向工人们开枪，1000 多人死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沙皇当时不在圣彼德堡，也没有下令开枪。后来谋士要他公佈真相以重建威信，被他拒绝，他不愿他的军队与大臣受过。

　　血腥镇压激起罢工运动蓬勃发展。1～8 月，全国参加罢工人数达 80 万。在罢工斗争中创造了苏维埃这壹组织形式。苏维埃是俄文 COBET 的音译，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为了协调罢工行动而自发组织的工人市民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的全国性的群众革命组织。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1905 年列宁说：“苏维埃乃是为达成壹定目的的战斗组织。”

　　1905 年 6 月间 ，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的水兵自发举行起义，击毙反动军官，把军舰开往正在举行总罢工的奥德萨。8 月 5 日，沙皇同意成立国家杜马。10 月 26 日，圣彼德堡苏维埃诞生了，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居领导地位；全俄各行各业都开始罢工，参加罢工的有 2000 多个大工厂，200 多万工人。

　　沙皇被迫于 10 月 30 日颁佈《立宪宣言》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杜马，规定没有杜马的同意，任何法律无效；允诺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俄国因此第壹次出现多党制，以前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政党纷纷浮出水面，瞬间冒出来壹百多个政党。这个时期被高尔基称为“新闻界的黄金时代”。列宁说，从那以后“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不同的舞台上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摆脱了秘密状态，他们派代表出席国家杜马的工作，公开出版、发行党的机关报，这本身就是俄国民主化巨大的进步。列宁却从未考虑

　　过与其它政党在议会内真诚合作，而只是把议会当作工人阶级政党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讲坛。列宁在《12 月 17 日宣言》中说党应当有两手，“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应当有两套平行的“阴阳”机构，“阴机构”——密谋委员会，对当内外都保密；“阳机构”——无需保密，演戏给外界看而已！

　　由于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居强势地位，列宁遂同意与孟尔什维克联合。1906年 4 月 23 日，第 4 次统壹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是孟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 62 票，布尔什维克只有 46 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大都符合孟尔什维克的主张。此次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强调集中，孟尔什维克强调民主。孟尔什维克没有统壹的理论，他们大致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能夺取政权，在沙皇被推翻后，必须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时期！列宁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大会闭幕不久，列宁就发表《告全党书》批评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利用少数反对派的特权（他从不承认他的反对者有这些特权），把广大党员和地方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布派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无产者》报，把它当作彼得堡、莫斯科的党委的机关报，他们特别重视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工作！

　　1906 年 5 月 7 日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规定沙皇握有确定对外政策、宣战、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权，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律要经沙皇签署才能生效；其中第 87 条规定在“休会”期间沙皇政府有权不经杜马同意自行立法。这样，沙皇仍是至高的专制君主。

　　1906 年 7 月 8 日杜马为农民的利益讨论土地问题被解散；布派中央委员建议武装起义回击沙皇。中央委员会否决了这壹要求，主张进行非暴力斗争：拒绝纳税、不服兵役、不认购政府公债。于是，列宁就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到处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当中央委员会号召罢工游行示威反击沙皇解散杜马时，列宁却说：“和平示威会使无产阶级削弱得不到任何好处，会帮助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人们进行演习、逮捕和枪杀他们。”列宁通过《无产者》报煽动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鼓吹召开新的党代会。

　　1906 年 11 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新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来解决布派与孟派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否决了布派的激进要求，同意与立宪党人结成联盟。布派控制的个别地方委员会拒绝代表会议的决议，使彼得格勒党组织重新分裂为孟派和布派。

　　第二届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是正确的：第壹届杜马中只有 18 名社会民主党人，而第二届杜马有 65 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派获得 15 席。杜马中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讨论壹些建设性议案，都遭到布派的反对，布派猛宣传革命。

　　1907 年 4～5 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 5 次代表大会。虽然列宁派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占多数，但列宁不信任中央，他认为组织鬆散的中央委员会无从领导革命；在代表大会即将结束时，他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成立了非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

　　1907 年 6 月 3 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逮捕潮中，列宁于 12 月从芬兰逃往瑞典。依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杜马，左派只占 7%，社会民主党有 19 席，布派 4 席。1907 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数合在壹起共有 8.4 万人；后来革命退潮，党员人数锐减，到了 1910 年只剩下不足 1 万人；当时俄国的总人口是 1.5 亿。

　　在壹战爆发前，列宁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未来会有革命高潮的出现，曾悲观地预言：“我们这壹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发了”。等到战争爆发后，列宁主张“把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变成国内的革命战争”，即把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变成让俄国军队和平民调转枪口对准新生民主政权的国内战争。他要革命党人不遗馀力地破坏捣乱，导致国家打败仗而从中渔利，由此导致他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裂。布尔什维克党人因此在国内外被普遍视为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俄奸国贼，众叛亲离，声望跌到了最低点。

　　3．二月革命

　　1917 年 1～2 月通货膨胀恶化，各地出现粮食短缺，首都彼得格勒爆发示威及抢粮暴动。1 月 22 日，圣彼德堡工人纪念“流血星期日”12 周年时，举行大罢工，示威游行罢工波及全国，到处是“反对战争”、“打倒沙皇”的呼声。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裡麵包脱销，引起了壹些主妇的骚动，彼得堡纺织女工率先开始走上街头要求麵包，随后全城 50 家工厂约 13 万男女工人参加罢工和游行。第二天，罢工继续进行，示威者衝破员警的封锁线，进入市中心，抗议饥饿，要求麵包。参加的群众增加到 20 万，队伍中传出了“打倒战争！给我们麵包！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彼得堡军区司令按照事先拟就的防暴计画派出哥萨克骑兵，然而骑兵已经不愿使用暴力驱散群众。

　　3 月 10 日首都的所有工厂和企业全部陷于停顿，罢工人数达到 30 万人。在郊区，工人解除了员警的武装，几支军队被调出来镇压示威，双方发生了几起衝突，但士兵们多半不肯向工人开枪。哥萨克骑兵在镇压 1905 年革命时十分卖力，现在却支持示威者反对员警。

　　沙皇疑杜马参与了骚乱，于 11 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转入地下。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是壹批年龄较大的农民，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免役了，不满的情绪壹直在增长，所以当他们的长官下令让他们向闹事的民众开枪时，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向晚时分，禁卫军巴夫洛夫斯基团的第四连发生哗变，加入游行群众。在几处地方，军队向群众开枪。

　　3 月 12 日，又有壹部分卫戍部队的士兵们把武器弹药分给工人，员警从街头消失。武装暴动席捲全城。工人和革命士兵佔领了弹药库、兵工厂，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被释放的政治犯和工人、士兵壹起前往陶立特宫，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迅速执掌大权。晚 9点，罢工委员会领袖、工厂选出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陶立特宫举行集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大会选出了 11 名成员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占多数并担任主席。

　　13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从白俄罗斯大本营(最高统帅部)企图乘坐火车回到首都，挽回败局，但由于沿途地区的铁路工人罢工以及士兵起义，未能得逞。来挽救政府的前线部队的调运被铁路工人截住了。首都卫戍部队倒向了革命，团队也选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纳为苏维埃（后改称“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成员。

　　这时，苏维埃已成为唯壹事实上存在的政权了。苏维埃决定成立工人民兵，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并命令恢复民用铁路交通。群众攻佔了俄罗斯的巴士底狱——施利塞尔堡要塞，释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对著既成的革命事实，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组成壹个政府。3 月 14 日经过磋商，组成了壹个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劝说沙皇让位给皇储阿曆克塞。沙皇遂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而不要皇储阿曆克塞继位。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只向政府提出壹定的政治要求，并监督其实行，拒绝参加政府。当晚，苏维埃执委会把政权交给了临时政府。当晚，陶立特宫举行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壹次会议，决定建立苏维埃士兵部，壹切政治行动完全服从苏维埃。

　　3 月 15 日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中，11 名部长有 10 名是资产阶级和立宪党的代表，只有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以社会主义者身份入阁任司法部长。

　　3 月 15 日，沙皇签署了退位法令。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没有获悉详情以前，就公佈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壹个军官集会上宣称，沙皇将由他的独生子继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尔大公将担任摄政。参加集会的军官们提出抗议关于摄政的公告。在苏维埃裡，克伦斯基则已经谈到建立共和国，并因此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临时政府陷于分裂，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的部长们把他们的争议提交到米哈伊尔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马主席罗将柯和克伦斯基则劝他退位。大公决定引退。但临时政府却没有能力宣佈它本身是拥护帝制还是拥护共和，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召开壹次制宪会议时解决。

　　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从它们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对方视为实际的敌对者。苏维埃没有任何合法的资格来支持它所拥有的权力；它代表著实际上发动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临时政府拥有中上层阶级的支持，它的合法资格也颇成问题。临时政府代表最后壹届杜马，而这届杜马已经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据 1907 年 7 月 16 日的壹项选举法选举出来的，该选举法又是斯托雷平政变的壹个产物，因此，它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临时政府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能力行使实权。临时内阁宣佈了壹系列的共和政策——颁佈了无条件的国民自由权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所有年满 21岁的人，包括妇女都将有权投票选举制宪国会成员；废除宗教特权和任何社会特权……所有这壹切，立刻使战时的俄国变得比即使是处于和平时期的其它国家都要自由得多……他们甚至决定从现今地主们的手裡买回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们。

　　苏维埃不仅有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在彼得格勒还有驻防军的支持），而且能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能最有效地召集群众採取行动。任何壹个苏维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厂由全体工人群众、在营房由全体士兵选出的。作为代议机构，苏维埃的基础要比由普选产生的议会狭窄。它们是壹种典型的阶级组织，它的选举方式排斥了上、中层阶级的壹切代表。由于选举不是按区域而是按生产单位或军事单位进行的，苏维埃採取革命行动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代表们是立法者、执法者和人民委员，壹身数任，自成壹体。

　　3 月 15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佈了著名的第壹号命令，宣佈接纳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号召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接受苏维埃的政治指令，同时不要执行与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任何指示。这项命令特别提醒：士兵们守卫军火仓库、抵制可能由军官作出的解除部队武装的任何企图。第壹号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对军官，同时，也引起军官反对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和军官团壹心要消灭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壹心要消灭临时政府。

　　4．武装颠覆临时政府

　　革命胜利之快使列宁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当时托洛斯基在纽约、史达林在西伯利亚；他们皆对“二月革命“毫无贡献。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 24000 人，其中彼得格勒约有 2000 人，莫斯科 600 人。

　　尚未回国的列宁立即抛出了他的“四月提纲”：壹、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二字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二、无产阶级及农民夺取政权，不能使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三、不帮助和信任临时政府；四、壹切政权归苏维埃，因工人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壹的形式，并由之召集“宪法会议”。五、建立“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六、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无须诉诸宪法会议，壹切重要产业归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七、没收全国银行，建设全国统壹银行，直接归政府管理；八、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已经为孟什维克出卖，嗣后应改称共产党；九、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消灭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应该重新组织无产阶级国际，称为“共产国际”。在这个提纲裡，列宁反对临时政府为担负国际条约而继续对外战争，却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马上起来夺取政权，可见列宁“要和平是假，要政权为真”；在这个提纲裡，列宁公然地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政府当成了他的革命的物件，声明他们要建立的政权是壹个“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连“工农民主专政”

　　的提法都不容许，所以，列宁的提纲不过是在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名义之下，对于俄国民主革命和俄国共和政府的专制反扑和公然背叛罢了！

　　列宁的行为，无疑为德国带去了好消息。德国当时两面作战，希望列宁从后方搞垮俄国，让俄国把兵力从前线调开，于是便主动向列宁提供专列。列宁生怕被人民当成奸细，便想出了个自欺欺人的花样，把专列从外头封了起来。4 月 9日列宁壹行共 30 人乘坐德国的密封火车回国。壹路无事，4 月 16 日晚 11 时火车进了彼得堡的芬兰站，就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的总部——“舞女克舍辛斯卡娅宫”

　　发表演说 ，称：“保护祖国就等于保护壹个集团的资本家……我们不需要议会共和国，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我们除了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不需要任何政府”。列宁坚决的攻击了他回国前布派支持临时政府的策略，要求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17 日清晨，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联席会议上以个人名义把他的观点作壹报告，即《四月提纲》。在那壹天，没有壹个人赞同列宁的观点，有人斥之为托洛茨基主义。4 月 20 日四月提纲在《真理报》发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报纸相继转载。4 月 27 日彼得格勒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召开（5 月 5 日结束）。列宁在会上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为会议起草了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草案。“老布尔什维克派”们多半或是公开反对——认为监督临时政府就行了，工农民主专政还没开始呢，就来无产阶级革命？——或是默不作声，作壁上观。对此，列宁既加以无情批评：“没有政权就无法监督。用决议等等来监督，完全是胡说八道”。

　　5 月 7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彼得格勒开幕，5月 12 日结束。列宁的主张为布党所接受。列宁在代表会议上说：“苏维埃共和国是壹个没有员警、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然而，员警、常备军、有特权官僚正是苏联生存的三大支柱。

　　在 1917 年 6 月年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上(该大会有1090 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只有 105 名)，列宁就公开放言他的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

　　列宁充分利用临时政府许诺的自由，用德国人送来的 5 千万金马克，壹下子办了 40 多种刊物报纸。布尔什维克壹方面在前线向军队散发《士兵真理报》、《战壕真理报》作反战宣传，煽动士兵放下枪杆回家，遂造成俄军对德攻势于 7月 1 日惨败。

　　7 月 16 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 2 万多人的武装示威，他们甚至运来了 1 万多水兵游行，企图夺取政权。这造成衝突，而且抢劫商店，他们高喊“壹切权力归苏维埃”。旁观者认为：“壹切权力归苏维埃”恰恰是壹切权力归孟尔什唯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例如：在全俄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 700—800 名代表，而布尔什维克只有 100 多代表；第壹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总委员数 256 人，其中孟尔什维克104 人，社会革命党 99 人，布尔什维克 35 人（《苏共党史》俄文版第 3 卷第壹分册第 142 页）。游行者甚至包围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逮捕了两位议员和两位部长，直至宣佈解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使整个首都陷入混乱之中……法国反间机构手发现大量的德国马克转到布党手中，他们把证据提供给临时政府。

　　7 月 17 日，临时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联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进行镇压，双方死亡达 5 百人；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以煽动群众暴动和充当德国间谍罪，于 7 月 19 日下令逮捕列宁。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为列宁辩护，说政府是诽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列宁与季诺维也夫。列宁与季诺维也夫吓得化装后逃往芬兰。虽然临时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占了克舍辛斯卡娅的房子，发佈了逮捕列宁与季诺维也夫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但它没有取缔布尔什维克及其各级组织。结果，布尔什维克却大办新报刊，到处宣传说：临时政府危害自由，迫害“民主主义者”列宁。列宁迅速转变立场，要求放弃“壹切权力归苏维埃”，被布党中央所否定！

　　8 月 9 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其主要成员为立宪民主党人、孟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苏维埃决定对接任了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委以最高权力，要他负责重新组阁，并立即组织军队和严肃军纪，藉以捍卫共和国。克伦斯基决定与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和有产者团体等另行组织会议，以代替苏维埃的职能。

　　8 月 25 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壹次有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召集这次国务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会址特地选在莫斯科，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影响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强大。

　　布尔什维克派则于莫斯科组织并号召罢工以示抗议，甚至造成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场没有电灯照明。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都主张要有壹个被赋予全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但科尔尼洛夫认为军官团是这个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独裁者候选人。克伦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苏维埃的压力，但不论愿意与否，他却不得不依靠苏维埃的支持——他自己当时仍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伦斯基希望用军队作为壹支平衡力量来遏制苏维埃的要求，而科尔尼洛夫的目标则是要全部解散苏维埃。

　　由于克伦斯基反对左派，又对陆军总司令科尔尼诺夫将军怀有不满和戒心，于是大会各派歧见纷存，不了了之，形同流产。

　　9 月 3 日，里加被德国佔领了。科尔尼洛夫则利用里加的失陷作为反对的藉口。9 月 7 日，他命令强大的哥萨克支队进入彼得格勒，并公开收回他忠于政府的誓言。克伦斯基指斥总司令为叛逆，号召苏维埃出面抵制，又在“苏维埃”中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对抗反革命战争委员会”。于是，原来就有武装力量的布尔什维克，便立即要求政府释放7月暴动的被捕者，发放枪枝并成立赤卫军。

　　克伦斯基全部答应。他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发出呼吁，并鼓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家出来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接触。列宁当即指示布尔什维克立即组织赤卫军，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唆使铁路工人停运科尔尼诺夫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如此卓有成效，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不肯攻打彼得格勒。9 月 12 日，科尔尼诺夫的骑兵团司令又突然逮捕了科本人。

　　50 年后克伦斯基回忆说：“我发觉在处理科尔尼诺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拉维尔.科尔尼诺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柯尼洛夫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壹起锒铛入狱。 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的第壹天，他从彼得格勒监狱中逃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柯尼洛夫将军领导了壹支白卫军在俄国南部地区继续对红军作战。1918 年 4 月，红军发射的壹枚炮弹直接命中他的指挥所，当场身死。”

　　布尔什维克借机得以起死回生。9 月 17 日，在彼得堡的苏维埃选举中，布派得票 22 万张，占 33%，较 6 月前提高壹倍；当 9 月 18 日布尔什维克第壹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裡获得明显多数的时候，托洛茨基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可见临时政府之混帐），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这是他在 1905 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9 月 19 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又较 6 月前增加 36%……但在全俄 779 个都市已举行选举的 634 个都市中，布尔什维克得票仅有 2%到 7%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两都”的劳动者和不愿打外战的军队。

　　鉴于苏维埃日趋左倾，各派为护国拟另组机构来替代“社会主义国会——苏维埃”，遂决议选举各阶层代表组织“预备国会”，作为“宪法会议”未召集前行使国会职权的机关。

　　1917 年 9 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民主会议，并产生了“预备国会”，布尔什维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身在芬兰的列宁激烈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警告同志们不要成为“十足的议会迷”。正是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全力准备武装暴动。

　　9 月 26 日，在芬兰乡下的列宁已写信给布尔什维克中央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不但能够、而且应当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裡来”。次日，他又写信给布党中央，指示发动暴动的三个条件已经成熟，绝对不允许丧失机会。这就是列宁在九月所写下的著名的“两封信”。10 月 9 日，列宁公开发表“革命的任务”壹文，声称“要使苏维埃把国家政权完全单独掌握到自己的手裡”。10 月 12 日，列宁发表“危机成熟了”壹文，认为暴动胜利所需要的壹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备，要求他的党立即暴动。

　　10 月 20 日，预备国会开幕。由农民苏维埃主席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 344 人，中产阶级代表 153 人，布尔什维克代表 53 人。在国外的列宁全力反对该会的召开，命令布派代表扰乱会议，务使预备国会失败。托洛斯基受命在会上宣读预备好了的“退出会议宣言”，他高喊道：“资产阶级们！……虽然伪装成超政治的，但他们已经决定把阻挠宪法会议作为他们的目的了……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声明：我们与卖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宪法会议万岁！……”把自己打扮成“宪法会议”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宣佈单独退出会议，克伦斯基仍然在会上宣称：“政府将全力于最短时期内，促成召集宪法会议”。

　　10 月 16 日乔装的列宁从芬兰回到彼得堡后，21 日发表“局外人的建议”壹文，特别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动法则”的要点，主张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进攻彼得堡。他还特别地提出了壹个口号：“宁可全体牺牲，绝不放走敌人！”自然，这个敌人，就是所有志在维护和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人们，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会主义战友们”。

　　10 月 23 日，列宁发表了“暴动艺术”壹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的起义计画。列宁的亲密追随者和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起义。他们极力主张中央委员会等待政府已答应召集并将由激进派多数控制的国民议会。针对这些议论，列宁重申，等待召开国民议会毫无益处。列宁预言，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回应。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史达林、捷尔任斯基等十个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

　　10 月 22 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成立监管首都军队的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意了。10 月 25 日，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委会，共有 80 多名委员，其委员中有 53 名布尔什维克，21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 名无政府主义者，1 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后来是波德沃伊斯基。这是起义的司令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此壹无所知。

　　官方教科书说：俄国二月革命后建立了临时政府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拒绝人民退出世界大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民提出了这些要求。其实，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为了避免妨害收成而暂缓分配土地，主张在过年后把土地分给农民。

　　官方教科书忽视了“临时政府”的含义。当时临时政府的成员很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其最终目的和布尔什维克并无二致。

　　只是他们视临时政府为壹种暂时的权力委託，其合法性并不完整。临时政府不具有宣佈退出战争和重新分配全国土地的权力，临时政府是维持会，它的权力只限于在沙皇交出权力之后和全国大选之前的过渡。这届政府并不想为壹时的大众支援付出规则被破坏的代价。正是临时政府对规则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许会说这是天真)，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契机。

　　10 月 31 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起义是冒险，洩露了正在准备起义的机密。很多人都不相信，当时高尔基不相信俄国有如此权慾薰心、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当他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两个领导人)反对政变的声明后，立即要求列宁对关于政变的“谣传”进行闢谣，高尔基认为列宁是壹个失去了理智的狂热分子！

　　11 月 3 日首都卫戍部队完全承认苏维埃为唯壹的权力机关，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为直接指挥机关。11 月 4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用书面通知说：首都的执政者不是克伦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向所有的卫戍部队发出电话通知：“任何发给卫戍部队的命令，不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签字不能生效。”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首都市郊部队和重要的居民点指派了政委，政委是苏维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

　　列宁故意将 11 月 4 日安排为“首都苏维埃日”，目的是要以大型示威来造成社会混乱，以便“乱中夺权”。游行群众喊出了“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消灭战争”和“壹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乱局面开始形成——连克伦斯基最亲信的军队也因列宁的煽动而叛变了。

　　11 月 6 日晨，临时政府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

　　当此共和国性命悠关的之际，克伦斯基没有忘记“民主程序”，于 6 日召集“预备国会”以讨论处理方式。虽然他要求镇压列宁的暴动，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代表则发言说：“列宁暴动责任，在政府举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应当弹劾政府。”

　　孟什维克左派代表丹恩虽极力抨击布尔什维克，却又声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必运用武装来对付叛乱者。”……克伦斯基政府的“民主风范”使得这个共和政府，面对叛乱和颠覆，竟然“无所适从”。

　　与之相反，列宁告诫他的党徒：“认清这千钧壹髮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待，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壹切……”6 日凌晨，布尔什维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时首都各区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不断彙集到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6 日晚上，列宁主张立即发动起义。他连夜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

　　7 日凌晨，托洛茨基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军队佔领电话局、邮政局、国家银行、火车站、主要政府机关和军事据点。克伦斯基于凌晨逃往前线去调部队。

　　凌晨 2 点 35 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紧急会议。托洛斯基宣佈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手中。1918 年 11 月史达林曾指出：“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是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由列宁起草的、宣告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壹个档《告俄国公民书》中宣佈：“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列宁出现在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去掉了假髮，接受欢呼，庆祝他们敢于推翻——刚刚推翻了沙皇才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崭新的共和制度……大会通过《告工人、士兵、农民书》。7 日下午 9 时 40 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轰击冬宫。

　　7 日晚 10 点 40 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布派要求大会批准已发生的起义，社会革命党和孟派抗议布派的阴谋政变，立即退出了会议。8 日，大会成立第壹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共 13 名委员，其中有 9 名后来被官方镇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的武装夺权、解散预备国会和“独霸”苏维埃大会，立即引发了俄国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的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等 7 日晚退出苏维埃大会后立刻到市杜马大厦，在那裡组成了“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提出：急速组成临时政府，採取积极行动，以“扑灭布尔什维克”的暴动，镇压壹切反革命的计画……临时政府没有武装对抗的准备，手裡可供调动的只有壹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和女兵，对暴力夺权根本不知所措。逃出魔掌后的克伦斯基，立即与第三炮兵军团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哥萨克军队回攻彼得堡。至 11 月 11 日，距彼得堡仅有15 裡。彼得堡城内，在“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指挥下的军校士官生立即起义回应。列宁壹则命令赤卫军抵抗和镇压，二则利用工人组织铁路联合委员会不为克伦斯基运兵。由于哥萨克军队本无决战的信念，第三炮兵军团 11 月 14日战败退却，克伦斯基护国失败。在莫斯科，11 月 8 日，各党派即已组成“社会安全委员会”，次日向苏维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未获结果；10 日，几千军校学生及大学生出而佔领莫斯科的中心要地，双方经过整整壹个星期的血战，因列宁从彼得堡调重兵支援，并以大炮轰击，11 月 14 日，莫斯科落入列宁之手。

　　针对俄国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护国护法，列宁于 12 月 20 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员会”——被列宁称为“革命之白刃”的红色恐怖组织——“契卡”，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列宁说道：“假使在俄罗斯的壹亿人口中有壹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壹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他认为：“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

　　5．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是各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事。在俄国最早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所以，1903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将召开立宪会议列入自己的党纲。明确提出：“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宪会议手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是这件事壹直到二月革命之后，才有了希望。

　　1917 年 2 月革命胜利，临时政府马上宣佈筹备立宪会议，同时把壹切重大的改革问题(例如土地问题，8 小时工作制等)都留待立宪会议决定。1917 年 3 月2 日，临时政府曾宣佈要召开立宪会议，但拖延了选举的准备工作，6 月 14 日（27日）宣佈立宪会议定于 9 月 17 日（30 日）召开。8 月上旬临时政府决定将选举推迟至 11 月 12 日（25 日）。

　　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更重要的是，被苏共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盪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壹个比壹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 “快”的“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十月政变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给农民、儘快召开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这三项名义下发动和成功的。列宁多次说：“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

　　并说：“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壹个临时机构。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布尔什维克虽然提出过“壹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夺权的措施，他们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佈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 “把惟壹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即 1917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了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壹，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壹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人民委员会立即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 11-12 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 1918 年 1 月举行。对于这次选举，列宁是肯定的：“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来选举的。这种选举制是最完善的选举制。”这说明列宁对立宪会议的选举制是肯定和满意的。

　　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全俄铁”）是在 1917 年 7 月成立的，11 月 11 日全俄铁就政权问题发出紧急电报，说“国内不存在政权……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只依靠壹个党，不能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支持。必须建立新的政府……”为此目的，它以举行罢工、停止铁路运行作威胁。同日，全俄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各党派的 30 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壹个叫做“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定特别委员会”，以准备关于政权成员和关于中止国内战争的措施的建议。列宁主张现在不必同全俄铁对话而是需要把军队派往莫斯科。列宁强调：“谈判应当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主张通过和平纲领、保证在预定的时间内召开“宪法会议”。11月 15 日，加米涅夫竟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取消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代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列宁不但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而且用党纪来处分他们。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会。而人民委员会的 15 位委员中，就有11 人反对列宁用政治恐怖的手段来建立壹个残暴的独裁政府，列宁则辱駡他们是“逃兵和工贼”，开除了他们在苏维埃和党内的职务。因此，布党同全俄铁的谈判谈判失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全俄铁就立即宣佈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

　　列宁发动十月政变有壹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临时政府正在筹画召开立宪会议，为俄国制定壹部民主的新宪法；立宪会议壹旦召开，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占多数，新宪法壹旦通过，共党掌权的可能性就是零，因为除了在少数大城市有壹定支持者外，共党在农村根本没有支持者。仅以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卷中的几则注

　　释，就说明民心趋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程度。①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6 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 1090 名，绝大多数属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人，布尔什维克只有 105 名代表（864 页）。②全俄农民第壹次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5 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各省及军队选出农民代表 1115 名，社会革命党人 537 名，孟什维克 94 名，布尔什维克 9 名，人民社会党人 4 名，劳动派分子 6 名，无党派人士 136 名（14 名倾布），党派不详的 329 名（863 页）。③1917年 11 月 11-25 日（11 月 24—12 月 8 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于彼得格勒举行。代表 330 名，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95 名，布尔什维克 37 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 65 名。关于政权问题，通过要求成立“清壹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决议，以及平均地权的决议（896、897 页）。④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9-23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在 790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 303 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 名布尔什维克。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重新进行了表决。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大会。大会选出了由 250人组成的执委会，其中 108 人（布 20 人、左派社会革命党 81 人、其它 7 人）被选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夺权成功后，就认为“立宪会议只有统战的意义”，而当前的使命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立宪会议被秘密推迟到 1918 年 1 月 18 日召开，而选举日期不变。

　　立宪会议选举採取比例代表制，各党派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是“十月政变”前早已公佈了的。1917 年 11 月 25 日的选举以普选、均等、直接、无记名等为原则；无论男女，年满 20 就有选举权；这是俄国历史上最自由的壹次选举。

　　25-27 日，首都彼得格勒进行立宪会议选举。29 号公佈了最后选举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得票 42.4 万张，6 个席位；立宪民主党得票 24.7 万张，4 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得票 15.2 万张，2 个席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 1 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得票最多。美联社记者问列宁对选举结果有何看法时，列宁说：“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并认为立宪会议定会批准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措施的。“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在答覆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时说：“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是首都这个工业比较发达地区的情况，后来加上其他农业地区，情况就不同了。立宪会议选举共得 4450 万张票，布尔什维克党得 1060 万张，占23.82%，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共得 2630 万张，占 59.10%。以下四类党派合起来计算结果是：

　　布尔什维克党 902 万张，占 24.90%

　　社会革命党 2090 万张，占 57.71%

　　孟什维克党 170 万张，占 4.69%

　　立宪民主党及其它

　　地主资产阶级政党 460 万张，占 12.70%

　　合计 3622 万张，占 100%

　　这些数字说明布尔什维克只得到近 25%的选票。布尔什维克声称代表多数人统治，可在全俄立宪会议的 703 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获 412 名，布党只占168 名。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 39 名代表，拥护十月革命的总共才 207 名，不足全体代表的 1/3。

　　1917 年，在俄国的工人无产者只有 300 万人，占总人口不过 2%，连贫农、城市半无产者算上，也不过 10%左右。况且，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和军工厂工人反布尔什维克的情绪不亚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就曾力主成立“清壹色社会党人政府”，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得参加政府。后来又通过“全国政权应归立宪会议”的决议，起码说明党脱离本阶级的意志。再按照党员数量来看，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不足 2 万人（壹说2500 人），1917 年 4 月七大会议时发展到 8 万，8 月初发展到 24 万。当时孟什维克党的党员是 19.3 万，而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已达 100 万。而立宪会议的选举，社会革命党得到近 58%的选票，超过布尔什维克 132%。这多数人民的意愿岂能忽视。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壹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麽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佈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壹权力。

　　由于总的投票使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少数党。自然其它党必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即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布尔什维克自然是不接受的。列宁在1917 年 11 月 27 日作了回答：“至于立宪会议，有壹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这是“枪杆子出政权”的最早版本。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佈推迟会期。当天壹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 “壹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逮捕反革命内战首领”的法令，逮捕了壹些人民自由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同时决定立宪会议延至 1918 年 1 月 5 日开幕。

　　列宁迅速抛出了由他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此宣言在 1 月25日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称：“俄国为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立宪会议必须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法令”；并威胁说：“壹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动口号，任何人及任何机关企图攫取政权的尝试，苏维埃政权将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俄曆 12 月 23 日列宁宣佈在彼得格勒实行戒严，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公立 1918 年 1 月 18 日，立宪会议开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的“保卫宪法会议联盟”决定在陶德里宫前举行和平的游行庆祝。但当游行者向陶德里宫门前进时，立刻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枪击，因为担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绝不要吝惜子弹”，百馀参加游行的男女被打死，游行被驱散了。

　　当列宁得知支持立宪会议的群众被镇压，他才允许立宪会议开幕。陶德里宫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水兵，他们对进宫开会的代表，不是叫嚣“这个人应该挨上壹刀”，就是说“把子弹打进这个人的脑袋，并不是壹件坏事。”但是，代表们没有因为武装的威胁和死亡的恐惧而退缩。虽然会场外迴响著机关枪声，会场内佈满了粗野的士兵，多数代表不同意由列宁起草的、在《真理报》上刊登的、并要求立宪会议“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代表们以绝对多数否决了布尔什维克提案和全部政纲。列宁立即带著他的代表团扬长而去，这就是行动的信号。喝得醉熏熏的士兵们开始在会场内大叫大嚷，不断起哄打断代表的发言，更有人举枪向发言的代表瞄准。那些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对兵痞不屑壹顾，会议仍然按议程进行。到次日凌晨 4 时，当议长切尔诺夫宣佈就壹项议案表决时，壹个当兵的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拍壹下他的肩膀说：“喂，我奉命通知让所有的代表离开会场，士兵们已经累了！”当议长质问他从那裡得到的命令，并说代表们已经疲劳，但仍然要通过壹项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时；士兵们咆哮起来：“够了！够了！”随即更多的士兵蜂拥而入，在暴力和混乱中代表们被抓了起来，以后又让契卡把他们统统毙了。

　　当天，布尔什维克就宣佈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 月 20 日又宣佈用他们所控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立宪会议，成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列宁在新闻发佈会上说：“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早已准备好了苏维埃与宪法会议的衝突……壹切政权归苏维埃。谁要破坏，我们壹定打断他的脊樑骨！”他的嚣声未止，当日，两名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就被列宁的水兵杀死于议院。托洛斯基说：“在我们单纯地、公开地、粗暴地去解散宪法会议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形式的民主制度以壹个永远再不会复活的最后壹击”。就这样，布党敲响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丧钟。

　　对于上述行动，列宁用 1903 年普列汉诺夫的话作了解释：“所有的民主原则应该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革命胜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麽壹天，我们党会反对普选权，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壹个很好的议会，那麽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据此接著列宁说：“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壹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而不好的议会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因此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的苏维埃选举中获胜，自然也就给予以解散。列宁之所以专横霸道，是因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大胜。不仅在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分别获得 61%、67%、57.5%的选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卫戍部队，即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分别获得 79.2%、79.5%的选票。

　　易言之：枪杆子对于解散立宪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这自然引起其它党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人民的少数代表，赶走了人民的多数代表”，而且是“用射击驱赶的”。1 月 20 日，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壹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陶德里宫不让任何壹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佈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壹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 （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联合发表传单指出：“（俄曆）1905年 1 月 9 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 12 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壹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在这壹天激愤地写下了《1 月 9 日与 1 月 5 日》，发表在《新生活报》上，严厉谴责布党。他认为当天发生的惨案比 1905 年 1 月 9 日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在性质上要恶劣得多。

　　1905 年 1 月 22 日，当士兵服从著沙皇政府的命令，向—些没有防御而和平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时………知识份子们和工人们向士兵们走过去高喊：“妳们干什麽？……妳们知道妳们屠杀的是谁吗？他们都是妳们的兄弟：他们没有武器，他们对妳们没有恶意；他们现在是去请求沙皇注意他们的需要。他们不是去提什麽要求，而是向沙皇请愿！……想想看吧，妳们是在做些什腰，妳们这些傀儡们！”

　　但是士兵回答说：“我们奉有命令。”他们像机械壹样的开射起来……也许不是出于本心，但是他们还是射击了。

　　在 1918 年 1 月 18 日，没有武装的彼得堡的人民、工人们和店员们出来庆祝制宪会议开幕。这是将近壹世纪以来俄国人民所梦寐求之的。他们把制宪会议看作壹个能给俄国人民自由表现其意志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份子和数十万工人与农人，更为这个梦想而坐牢、而充军，甚至被绞死、被枪杀。为了这壹个神圣的日的，曾经血流成河。现在目的总算达到了，争取民主的人民也走出来欢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员”却命令开枪。我们不应当忘记，有些“人民政治委员”过去正向受苦的大众强调过为制宪会议而开争的必要性的。

　　真理报撒谎了！它把 1 月 18 日的游行示威说成是由资产阶级和银行家组织的……真理报是在说谎，因为它知道资产阶级没有理由来庆祝制宪会议的开幕。

　　在246个社会革命党人中和140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的这些人有什麽事情好做呢？

　　真理报知道，那些参加行列的是工厂的工人，而那些被枪杀的，也就是这些工人。

　　真理报虽可说谎，但是不名誉的事实总是存在若的。很可能的是，资产阶级会很高兴，因为他们看见士兵和赤卫军从工人手中把革命的旗帜夺走，从泥泞中拖过，然后焚毁掉。但资产阶级也很可能因这种景象而难过，因为在他们中间也有真正爱国爱民的诚实人士。其中有壹个名叫安特烈.爱维诺维契.辛格兰夫的人，后来被野蛮地杀害了。……正如同 1905 年 1 月 22 日壹样，在 1918 年 1 月 18 日的游行庆祝中，也有人向那些开桧的人问：”傀儡们！妳们在做什麽？这些都是妳们自己的同胞。妳们难道看不见那些赤色的旗帜吗？这裡没有壹面旗帜是对工人阶级，或是对妳们有敌意的。”

　　这壹次，正和 1905 年壹样，士兵回答说：“我们是奉命开枪的。……”我要请问人民的政治委员们，妳们当中也有诚实而又有理性的人，妳们是不是知道：

　　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妳们是不是明白此中道理呢？或者妳们会不会这样想：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俄国民主的毁灭，也必须由我们来干，决不许别人过问。

　　列宁取缔立宪会议没任何理由，之前布尔什维克为了参选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的宣传，还给士兵放假两个星期专门去宣传。但选举的结果不利，他就抛弃了宪政的外衣，用刺刀扼杀了民主。列宁解释说，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黑暗”的重返。

　　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壹。

　　在这之前列宁虽然对第二国际在壹战当中的态度不满，但因为第二国际本来就有各种派别，这种斗争多少年壹直在进行，大家都承认这个共同的国际组织的。

　　在取缔立宪会议以后，第二国际各派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这样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的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壹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乾脆宣佈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1919年她在德国监狱中留下了遗作《论俄国革命》，指出：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共产党人要保住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实行专横的统治。列宁在 1919 年致罗日科夫的壹封私人信件坦率的说法值得壹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著走，不情愿者命运拖著走。”

　　1918 年至 1919 年，针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布林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暴政，第二国际思想家考茨基（1854.10.16～1938.10.17）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本书。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壹书中批评苏维埃政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种做法是“毁灭了民主”，遣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专制政权”、是壹个“革命官僚督察的国家机器”。他认为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夺取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而俄国在经济上极其落后、无产阶级还只占极少数，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自称是代表工人，可工人在俄国人口中只占 1～2%；而在这少数的工人中，只有 5.3%属于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这个新政权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实行壹党专政。“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壹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他可以把壹切他看著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列宁立刻把考茨基污蔑为“叛徒”，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表示和第二国际决裂。

　　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壹书中对布尔什维克的罪恶本质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说：“布尔什维克正犯下了残酷、恐怖的罪行”，“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単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决定壹切的因素，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不懂得什麽是社会化政策，不明白消灭剥削不能靠简单地剥夺资产者的资产来完成，只能在社会经济按其自身规律的充分发展中来实现；它们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徵用富农粮食，走的是刼富济贫的侠盗式道路，而听任群众自由行动的结果，是把剥夺的过程从剥夺生产资料扩展到了剥夺消费资料，实际上完全是壹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独裁和专制的壹种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表现出来的革命黩武性质，使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枪毙－－是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这个名词下，把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和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都包括进去，加以枪毙或监禁”；“苏维埃政权面临经济破产施行的强迫劳动政策，不仅把原有的资产者都变成了新的奴隶阶级，而且把全国变成了壹个大监狱”。考茨基认为：俄国已“从工人苏维埃的独佔统治中产生了壹个新的官僚阶级。“布尔什维克壹开始就决心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壹切军事和官僚机构，以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最后终于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来同样的机构；他们成了把壹切控制权都抓在自已手裡的新官僚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新官僚阶级是比旧的统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氾滥的贪污腐化，正在使他们成为自已的掘墓人。”

　　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1919 年致罗日科夫的信中说：“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

　　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著走，不情愿者命运拖著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壹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壹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专政”与 “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乾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 “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衝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壹系列术语。“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壹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壹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继 “壹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 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柯洛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 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壹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壹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6．自由被彻底消灭1917 年十月政变后的星期二，高尔基在他办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写道：

　　“工人阶级不能不认清，列宁是在用他们的血来做试验，他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观其后果。……大家必须明白，列宁并不是壹个万能的魔术师，而是壹个居心叵测的骗子，他对于无产阶级的生命和荣誉丝毫不存顾惜之心。工人阶级不能允许那些冒险家和疯子，硬把那些造成不名誉的、愚蠢的和血腥罪行的责任，放到无产阶级身上，因为将来这些罪行不是由列宁而是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承担的。” 高尔基指出列宁所引发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兽性发洩。他给妻子写信说：“这裡不再是首都，而是粪坑。”连司法审判也滥用：列宁派暴民在街头上审判罪犯，壹名小偷的脸被打烂、眼睛被挖出之后，旁边壹群儿童却欢呼叫好。壹场释放出野蛮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会引来仇恨与邪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猛烈地摧毁敌人……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国家’作标榜，那简直是大错特错……无产阶级要的是国家，不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消灭敌人”——这就是说：用暴力夺取的政权，也只能用暴力来巩固；所谓自由人民的国家，对列宁而言，连做做样子都不屑壹顾……远在 1905 年 10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颁佈实施了君主立宪档，声称坚决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集社的自由，给予公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建立立法机构杜马。而列宁 10 月夺权后的次日，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先被查封，其它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亦同样遭遇了制裁。11 月 17 日，在“起义”大本营斯莫尔尼大楼讨论是否停止前几天刚颁佈的《暂停新闻自由条令》。此时，仅仅在军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员会”除了布尔什维克，只有左翼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列宁的人数也不少。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员 Larin 提议解除“政治恐怖”，恢复新闻自由，得到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布尔什维克成员的热烈赞成，而“列宁派”Avanessov 提议推迟讨论新闻自由，却遭到强烈否决。此时，列宁“力挽狂澜”，力陈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权力，以 34 对 24 票通过了列宁的提议。据此，左翼社会革命党宣佈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堡的实际军事指挥机关）和辞去“人民委员”的五个职位。

　　连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也反对列宁的提议，退出中央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这不仅是壹党专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开端，也是列宁个人独裁在党内的起源。

　　在第四次苏维埃大会上，当各社会主义党派发出“我们的报纸已经被封了”

　　的呼声时，列宁则回答说：“这是当然的事情，只可惜还未全部封闭吧！”

　　至 1918 年 5 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活报》在内。俄国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已争取到手的言论出版自由，终于被列宁扫荡磬尽。

　　普列汉诺夫在 1918 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裡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1913 年沙皇俄国大约出版了 2 万种图书，而 1920 年只出版了 3260 种，而且主要是共党的政治宣传品。

　　电影《列宁在 1918》上有高尔基劝列宁不要滥杀知识份子的情节。1918 年1 月 14 日所谓的列宁遇刺事件发生。而事情的实情是壹个捣蛋鬼或是个醉汉在列宁乘坐的轿车外面用铅笔刀抠划了几下。这下《真理报》则声称：“我们的壹颗人头要用妳们的壹百颗人头换。”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用讥讽的口吻说：“我并认为这壹声明是吹牛自夸，而且儘管我坚决不承认那些可以为大规模屠杀作的辩护，但是我想，在我国是会杀掉壹百万自由公民的。甚至还可能更多，为什麽不杀呢？……妳们的同志已经尝试过组织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群众性屠杀……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妳们摧毁了君主制度的外在形式，但它的灵魂妳们却不能消灭。”因为妳们“显然无力消灭自己圈子裡的流氓行为……逐壹杀害不同思想的人，这是历届俄国政府国内政策中已经验证的老方法……列宁又为什麽应当放弃这种简单的手段呢？”

　　1920 年高尔基在列宁 50 寿辰之际说：“我们忽然看见壹个人物，儘管他不是个胆小鬼，却让我浑身感到恐怖。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麽壹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列宁在 1920 年 12 月 10 日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

　　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 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著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鬆“专政”的阀门，还人民壹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

　　“（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1921 年初肃反委员会在全国逮捕了几千名孟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1921 年 4 月列宁在《论粮食税》壹文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当时布哈林有壹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壹个当权，另壹个入狱”。这些人被关在壹幢大楼裡，被老百姓叫做“社会主义大楼”。其中有很多人绝食，最后有十名领导人被驱逐出国。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原来，1921 年 4 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著 5 月份壹位有 15 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佈的“主要任务”，兑现这壹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

　　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壹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壹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

　　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壹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

　　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壹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壹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壹色社会主义者政府”。

　　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係正常化”的。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壹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1922 年对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布党 12 大代表会议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1922 年 6 月 8 日～7 月 25 日，共产党在俄罗斯的 30 个城市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 47 位领袖被起诉，15 人被处决，6 人处苦役。1922 年 8 月 1 日颁佈了《关于行政驱逐》令，1922 年苏维埃把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 160 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俄罗斯文化的精华）驱逐出境。到 1922 年底数十万人被驱逐，更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数知识份子完全没有接受布林什维主义，多达 200～250 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列宁在 1922 年还强调，俄共“是国内唯壹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1923 年列宁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 3000 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馀则被放逐到壹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

　　史达林时期，为了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 年被宣佈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 10375706 册、宣传画 223751份，有 55514 种外文报刊被销毁。从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 1980 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壹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裡。

　　普列汉诺夫评“十月政变”

　　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十分受列宁尊敬。普列汉诺夫 1856 年 12 月 11 日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壹小地主之家，1868～1873 年进沃罗涅什陆军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康士坦丁诺夫军官学校深造。1874 年 9 月考取彼得堡矿业学院。1875 年同民粹派秘密组织建立联繫。1876年 12 月 18 日他在彼得堡卡赞大教堂前组织俄国历史上第 1 次工人政治示威，发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演说，旋被矿业学院开除，以后就成了壹个职业革命家。1876年创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1878 年改称土地和自由社，任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编辑。1879 年 9 月另组土地平分社，在工农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曾三次被捕。1880 年初他受到沙皇政府重赏通缉，侨居国外 37 年。他在国外期间同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盖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联繫，以后又同恩格斯往来并以其为导师。1882 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 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国第壹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国际成立后他成为领导者之壹，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他是俄国第壹个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批判民粹主义，并写了《论壹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名著。而且是公认的学识渊博又最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

　　普列汉诺夫 1917 年 3 月 31 日夜间回到彼得堡，不久他就撰文批驳列宁的四月提纲，认为这个提纲臭名远扬。他说：“如果壹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末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我们有壹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裡反驳过列宁的提纲，他曾经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壹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由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具备就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反对搞垮临时政府。他认为临时政府已经给了人民壹定的政治权利，如引进陪审团的审讯制度，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答应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给劳工组织以罢工的权利等等，如果搞垮临时政府就等于取消了这些已经争得的自由权利（普列汉诺夫的家就几次被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搜查）。他写道：“我国工人阶级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事变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壹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的是——由壹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政权应该依靠国内壹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他还说：“推翻专制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质上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它们结合为壹，进行革命斗争时指望著这两件事将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发生，就会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期都推迟”。“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壹种政治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只是壹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1918 年 4 月 7～21 日普列汉诺夫在病危中口授了政治遗嘱，由密友列.格.

　　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他声明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该遗嘱在布党掌权期间不得发表；该遗嘱几经曲折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 1999 年 11 月 30 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独立报》用三版半发表了他的政治遗嘱，并用壹版半介绍遗嘱来历和专家对遗嘱的鉴定，共五版。这些文字全译载在中共中央马恩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研究》2000 年第 2 辑中。下麵是遗嘱的论点：

　　1）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谬性。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因如下：随著高效能的複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壹个样子。那个没有什麽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份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知识份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份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份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僕”变成壹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份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份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壹面，又有阶级的壹面。…（普遍的壹面）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准，因此是壹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份子正是这壹面的体现者 ，而这壹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壹是上述范畴阶级壹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壹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壹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壹范畴全人类壹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份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複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複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份子的水准，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随著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係，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

　　近来我有时甚至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

　　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壹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著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羡慕：

　　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的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麽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

　　2）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布林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 1903 年……布林什维主义并不是什麽全新的思潮。布林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

　　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林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林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裡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林什维主义有什麽新东西吗？只有壹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著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著更大的恶的幼芽壹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布林什维主义是打著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

　　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壹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裡，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的雇工，而农民将变成国家农奴。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著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人多数入党者甚至不瞭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壹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壹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壹块大壹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壹切，而所干下的壹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沦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壹个又壹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髮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壹大帮不干活、“扯著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壹隻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佈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

　　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我不止壹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话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准、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回馈作用 。第三，列宁宣佈社会主义生产关係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准，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衝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列宁的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 年 10 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 1%，因此，每壹个瞭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壹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壹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壹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壹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裡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麽民主可言呢？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麽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著封闭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

　　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壹阶段这壹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麽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壹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裡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壹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回应俄国的革命，这壹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麽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麽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壹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 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林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著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壹个军营，那裡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壹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3）布尔什维克在巩固政权的道路上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经济破坏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其掌权时间的长短全看他们究竟会裁在哪壹次危机上。布尔什维克可以通过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赶出政府、唆使觉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没收粮食行动等来度过饥荒危机。为了对付经济破坏危机，布尔什维克会发动大规模内战，并利用阶级恐怖和战时状态并将崩溃的责任推到阶级敌人和外部敌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机是布林尔什维克 1917 年为了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让步而理下的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列宁壹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著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壹最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佈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壹部分农民——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克服第三次危机后，布尔什维克还可维持许多年，到出现第四次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即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壹个专制政权——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布尔什维克最终必将垮台。这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壹进程。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史，因此他将带著与伪德米特裡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

　　4）列宁像变色龙，残酷无情。普列汉诺夫说：自己壹生最不可原谅的错误是説明列宁。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玛律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壹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採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切尔诺夫先生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係”开的玩笑不是没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

　　列宁…像变色龙壹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份子在壹起时是知识份子，同工人在壹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壹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複杂的，是始终如壹的又是前后不壹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著朝著壹个方向(篡改的方向)、壹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壹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壹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著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壹大错误。

　　列宁…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壹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壹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壹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为了把壹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壹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麽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著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著霍马飞跑壹样。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壹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壹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壹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壹点，他也不想懂得这壹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壹点：他作为“肩负”

　　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壹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崙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 1917 年 2 月前才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係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壹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壹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壹点。要是战争在 1917 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麽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壹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壹起，就是反对我们!”

　　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駡，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壹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壹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壹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壹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壹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壹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 “无产阶级的民主”。

　　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壹部分，而且远非是壹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列宁是 20 世纪的罗伯斯比尔。

　　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麽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壹次，我想那是 1895 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裡的的壹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

　　“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只是对乌裡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壹笑 。但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5）国家的伟大在于民主传统。普列汉诺夫说：由于缺乏民主(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裡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壹个人，而国家则是壹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正是这样的封建主，尤其在头几十年裡是如此。……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执政时间的长短。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壹回归之路就越痛苦。……壹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决定壹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准。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盪，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俄国迫切需要以优秀的民族传统、关于民主、政治自由权利、人道和社会公正的现代观念为基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俄国经济平稳地、正常地发展。

　　“十月政变”的灾难性后果

　　布尔什维克欺骗人民的口号是：“和平、麵包、土地”

　　和平？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在没有进行周密的谈判之前就让俄国军队解除武装，使得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侵佔了更多的领土。布党的血腥统治激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反抗，内战席捲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体现。那还是官方容许的正统读物。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壹度几乎推翻了布党的统治。壹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这在世界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例。

　　德国人怕布党垮了，还得两线作战，便慷慨给予大量的金钱。为推翻临时政府，德方给列宁 5 千万金马克；为巩固列宁的政府，德方又供给他 4 千万金马克。

　　例如：1917 年 11 月 23 日德方给列宁 1500 万马克搞宣传（192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文章说：“我 1917年底才知道：列宁的党在德国那裡至少拿了 5 千万金马克”。见：阿.阿夫托尔汉罗夫《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列宁对德国投桃报李。1918 年 3 月 3 日，布列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合约，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几乎整个乌克兰（后来这部份领土在德国战败后又给俄国人佔领了），赔款 60 亿马克。1921 年 3 月 18 日，由波兰支持的佛兰格尔将军举兵护国，攻势凌厉，列宁又与波兰签订“波苏和约”，同意将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

　　列宁说：“和约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我有决心、有义务签定屈辱几十倍以至壹百倍的和约……以便同大后方保持联繫并在那裡建立军队”。列宁屈辱地退出战争是为了让两伙帝国主义自相残杀、彼此削弱，从而为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成功创造条件。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当时寻找的唯壹支持。这就导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和处理国内的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计地到国外去策动革命。

　　正是列宁所创建的第三共产国际要对第壹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战乱负主要责任：义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十月革命把灾难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后有 15 个国家走上了这条通往毁灭之路，其中以和平温良著称的佛国柬埔寨发生的民族惨剧最触目惊心，那儿近半数人民进了万人塚。这就是列宁干出来的好事。

　　后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常把内战的责任诿之于反动派及外国帮凶。可早在1917 以前，布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壹项中心任务，说要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变为阶级之间的内战。

　　托洛茨基说：“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红色恐怖是壹种武器，专对于壹个命该灭亡而不愿意灭亡的阶级而用。”从 1826 到 1905 年 80 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 894 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壹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 和 1918 两年，有 1 百万人被列宁的共产党处决。十月政变使得俄国在内战中又多熬了 3 年，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十月政变后，红军往西赶白军的时候，打到壹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麽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于是，指挥官壹个电报给列宁，问：怎麽办？列宁回壹个电报，谁也想不到他这麽回的：“把妓女统统杀掉！”这个档案现在公开了。

　　1917年12月11日，立宪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被视为“人民的公敌”，强迫他们解散党组织，其党人之大部被逮捕和处决。12 月 30 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会革命党右派。

　　1918 年 6 月 22 日，曾大力支持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暗杀了共产党员伏罗达斯基。 6 月 27 日，列宁的共产党将立宪民主党和孟尔什维克左派宣佈为非法组织。7 月 6 日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之举，其本意是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7 月 7 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组织暴动，佔领莫斯科电讯大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列宁。当时正在参加全俄苏维埃第 5 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捕。7 月 11 日，社会革命党人在乌拉尔山区宣佈对德国宣战，并进攻莫斯科。为缓和德国的愤怒，列宁处决了 20 名社会革命党人。由于担心被囚禁在乌拉尔山区的沙皇壹家可能号召人民造反，列宁又下令枪杀沙皇全家，7 月 17 日命令被执行……8 月 30 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长乌裡茨基被壹个年轻的学生暗杀；同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谋杀沙皇官员而被囚禁和流放了 11 年的卡普兰，在莫斯科米骸�査晒こ�行刺列宁，她说：“我早就决心杀死列宁了。我认为他是出卖革命的奸细……”

　　这壹切为列宁对人民施行大屠杀制造了籍口。列宁说：“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壹切活动”（《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186 页）。1918 年 9 月 2 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向全党发出通电：“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必须立即逮捕起来。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需有轻微的反对活动或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麽最小的活动，便须进行大规模的枪决。……契卡和军事部门应特别努力搜索并逮捕壹切改名换姓的人，并不拘何种形式地枪决每壹个同白卫分子活动有勾结的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下令枪决了 500 名人质，这些遇害的人质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轻微嫌疑就从家裡被抓走的。

　　1918 年列宁命令史达林在察裡津搞集体大屠杀。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 1918年 6 月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徵集队”，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面对农村的暴动和要征服其它地区与民族，红军将白俄的近两百名将军及其家属包括儿童扣作人质，要这些白俄军官帮助红军打仗，如捣蛋反抗或打了败仗，就杀家属、儿童。当这些白俄将军官帮助红军取胜后，这些白俄军官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被秘密杀害。

　　埃萨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壹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壹度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 1918 年 2 月开会时的情况：列宁提出壹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 其中有壹条， 要求把壹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包括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的理由是：

　　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麽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乾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 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

　　‘好罢，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壹位被囚的俄国总主教曾于 1918 年指斥共产党说：“妳们曾使俄国人民的手沾染了他们兄弟的鲜血，妳们犹以未足；妳们肆无忌惮地挑拨人民从事公开的无耻劫掠，蒙蔽了他们的良心，并使他们不畏惧罪恶；但无论妳们用什麽名义来掩饰妳们的罪恶、谋杀、暴行和劫掠，罪恶终归是罪恶，终将受到上苍的惩罚。

　　是的，在妳们的统治下，我们将过著壹种长时期的恐怖生活，因为妳们已经将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毁灭，并代之以野兽般的统治……”

　　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高叫：“我要请求革命的宝剑，以消灭全部的反革命”。

　　从 1917 年到 1921 年，25 万人成了“契卡”的牺牲品。那血腥情景，连官方读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都有所描绘。书中角色朱赫来参加了行刑队，每天大批毙人毙到神经快要错乱的地步。

　　曾被苏共领导人称为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炮轰过冬宫的喀琅斯达德的水兵们感到了绝望。1921 年 3 月 1 日，26000 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琅施达德举行大会，壹个水兵呼喊道：“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壹群共产党。他们现在正戴著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 水兵们宣佈“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起义者们在被镇压前夕，曾向全世界发出呼吁：“12 天来，壹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著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壹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瞭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妳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有 2600 名共产党员参与了起义，有 900 人退党。他们不赞成壹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但列宁的答覆却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妳们几十年裡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列宁立即命令 6 万军队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

　　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带领大批军队开赴喀琅施塔得。其间因冰河开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战斗便溺水身亡。血腥镇压之下，被鲜血染红的15000名水兵的尸体，就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8 千人跑到芬兰，2 千人被判刑……事后，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佈的材料，海军中 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的党员宣佈中立。二战后史达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抓回来，关到集中营裡。近几年，俄国政府终于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平反并恢复了那段历史。史学界不再称之为“叛乱”。

　　麵包？有壹位苏联共产党的党内专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壹场大灾难。在俄国各地进行的政权拉锯战，中断了城乡物资流通管道，加剧了城市的饥荒；而採取生硬的办法瓜分地主、富农土地给农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贵族和富农们的抵制与反对，他们藏匿粮食、宰掉牲畜，加剧了饥荒。

　　列宁颁佈所谓的“馀粮徵集制法令”，他要把农民的粮食抢光，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据苏共官方统计，在 1918 年 6 月以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徵集队”，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从1918 年开始，俄罗斯发生饥荒；海外和民间救援团体壹成立便被取缔，而政府只能救援 1/10 的饥民，致使 520 万人活活饿死。当年主持这项救济工作的是美国人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俄国受惠者达 2500 万。

　　实行这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政策。在持续数年的粮荒中，俄共政权实行粮食配给制。1918 年 9 月 1 日，按阶级的配给制在各主要城市实行。四种不同颜色的麵包和食物配给证发给人口中的四个阶级，配给的数量按四、三、二、壹的比率分配。获得配量最少的第四类都是靠资本收入、房产、商业企业或者靠剥削别人的雇用劳动而生活的人，而且当供应量降得非常低的时侯(这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就完全得不到配给。为了得到粮食充饥活命，壹些前资产阶级分子把他们的珠宝乐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换取粮食，但这往往会被“契卡”突然捕获，被扣上种种反革命破坏罪名抓去做人质或者乾脆就地处决。于是，从前没有对无产阶级实行过阶级统治，现在也没有抗拒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俄国资产者整个阶级都被逼上了绝路。

　　共产党人取缔了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被迫转入地下，成了黑市。那时是把所有拥有馀粮或粮食、在黑市出售粮食的农民统统当作投机倒把的敌人，甚至把整个小生产者当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敌对阶级。不久，黑市经济就超过了国营的苏维埃经济。政府故意地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意在消灭人们的存款，结果这个目的达到了，但纸币氾滥成灾，及至 1923 年苏俄的物价较之 1917年的物价已涨了壹亿倍。

　　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各项生产指标壹落千丈。有壹位苏共专家描述1917-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壹场大灾难。1913 年帝俄时代的穀物年产量为 7820 万吨，而 1920 年苏俄耕地面积虽然只比战前减少7%，但穀物总产量却减少壹半，只有 4820 万吨。苏联公有化后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到 1953 年，全苏联粮食的生产总量为 8250 万吨，比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时代还少(据《炎黄春秋》2002 年 12 期第 61 页)。1920 年棉花产量仅为战前 6%，1920 年的重工业总产量仅及 1913 年工业总产量的 18%，煤炭产量跌到只合 1913 年产量的 27%，而钢铁产量只合 1913 年产量的 2.4%，日用品极端匮乏。

　　1921 年苏俄工业方面雇用员工的人数，尚不及 1918 年雇用人数的壹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仅及到第壹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 1/3。根据 1970 年代苏联学者计算，壹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俄国的经济增长是俄国有史以来最快的。

　　经济危机迅速转变为政治危机，1920 年年底到 1921 年春，各地普遍爆发农民起义，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部、伏尔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壹些城市发生工人骚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数千工人罢工，并号召红军战士参加他们的示威，反对经济状况恶化。彼得格勒也出现骚动。最后爆发了水兵起义，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度过难关。

　　土地？列宁要求对资本家、地主、富农和教会的财产实行强制性剥夺。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中把农民视为反动势力。列宁说，从马克思来说的话，“农民是反动的壹帮”。“我们起初使用壹切方法支持壹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援无产阶级去壹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4 版第 9 卷第 213 页)。

　　在布尔什维克国家，贫农拥有土地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就全盘集体化了；农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奴，没有土地、没有财产，完全依附于残酷的新地主——党。

　　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制，对人民实行奴隶式的强迫劳动。1918年 10 月 5 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列宁发明了集中营，把起来反抗布党统治、以罢工捍卫自己权益的工人阶级投入其中，强迫他们从事奴隶劳动。布党还解散了所有的工会，代之以御用工会。

　　世界上只有苏联式的“工人阶级的天堂”的工会只管发电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壹代领导班子裡只有壹个工人出身的成员，而且工人阶级在共党国家的实际地位，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共党国家从来没有过罢工的现象就足以说明这壹点。

　　1922 年，苏联政府在乌克兰等地区征粮时，还强行徵兵、禁止农产品市场交易。农民示威抗议，便遭机枪扫射，死伤无数。大约 4 万农民躲进了深山老林，这些避难者便成为“剿匪”的对象。10 万军人和员警别动队来围剿他们，抓到后，就地处决，施放毒气，无所不用其极。4 万农民被消灭了 3 万 9 千多，剩下的不足 1 千人被捉起来，关进了集中营。

　　俄国共产党的支部，深入到各地社会生活的每壹个部门。后来，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宁建党的办法组建义大利的法西斯党，他把这些党支部叫做“政权的毛细管组织”。不妨借这个名词来说明：党组织就像血管壹样，毛细血管遍佈全身，壹切社会团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团体，都不能逃脱共产党的控制。壹个以“人民的名义”来戕害人民的暴政，壹个比历代沙皇还要残暴千倍万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就这样血淋淋地在俄罗斯篡立起来……1926 年 1 月，徐志摩看到陈毅《纪念列宁》的油印稿后，在《晨报副刊》

　　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壹文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佈”，因为“我怕他”。他认为“共产革命”

　　是“盲从壹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壹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劝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壹件事实。”

　　当代俄国的学生课本书上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之前发生的“二月革命”还是叫“二月革命”）。即不承认它有什麽革命的进步意义了，它推翻了“2 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把社会又拉回到专制主义的政体中去。壹个民主制的“婴儿”被另壹个更大的专制所取代，人民整体生活水准不但没有提高，饱受新壹轮的苦难。1991 年，前苏联海军将领，齐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降下了红旗，庄严地升起“2 月革命”那象徵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肯定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列宁格勒这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人投票赞成改名为“彼得格勒”。历经 74 年岁月，人民还是抛弃了列宁，反而赞成彼得大帝。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评价列宁说：“他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1998 年 7 月 17 日，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杀 80周年之际，其遗骨的安葬仪式在圣彼德堡举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说道：

　　“整个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只是壹个令我们民族感到无比羞耻的历史”。

　　史达林罪魁

　　从史达林毒死列宁的夺权过程中，看到历代专制政变的血腥重演，而且变本加厉。列宁逝世前病重的几个月裡，作为总书记（相当于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三、四位的史达林将中央文件、决议都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下发，其影响力陡增。列宁去世前，曾选定托洛茨基为接班人，托洛茨基当时在党内的威望也是最高，列宁在遗嘱中评价托洛茨基是“最有能力的人”，而评价史达林则是“太粗暴”，建议撤掉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由于史达林对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列宁还宣佈与史达林“绝交”。但史达林联合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原俄共主席）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由加米涅夫建议史达林留任总书记职务，不宣读列宁的遗嘱。列宁去世，史达林也故意很晚才通知在外地的托洛茨基，使得他赶不回来参加葬礼，从而在葬礼上突显了史达林。此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又被驱逐出境，并在墨西哥被暗杀。打倒了托洛茨基后，史达林又联合布哈林（列宁称讚布哈林是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史达林奉行大俄罗斯主义，遭到乌克兰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于是，史达林致电邀请政治局委员们来莫斯科磋商，然后他下令枪毙了所有的乌克兰政治局委员。在 1950 年前后，史达林在东欧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抓“铁托分子”

　　的运动，共处决 234.5 万人。

　　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史达林秘闻》中这样总结史达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壹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1928 年 3 月 10 日，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区发生矿井爆炸。顿巴斯煤田在世 19 纪末开始工业化开採，主要资本和设备来自法国和比利时。十月革命后，由苏联收归国有，採煤技术和设备进口也随之断绝。到 1920 年代后期，设备早已老化，加上管理混乱，400 多座矿井，大小事故频繁。沙赫特矿区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史达林不从技术设备、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指导主管部门总结教训，反而将之作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典型，硬说是“资产阶级在工业战线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

　　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党有可能被毒坏，史达林派人事先与顿巴斯煤矿 53名工程师们商量好，有意让他们自我坦白，坦白承认自己是冒充的知识份子，其实是打入煤矿内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该组织是按照国际资本反苏维埃组织的指示进行破坏活动的。在这壹天方夜谭式的“事件”中，55 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53 名工程师中 22 人被处死刑。他们至死还不明白史达林其及布尔什维克为何出尔反尔，说好是演戏为何动真格？

　　正是壹党专政，让史达林为所欲为、壹手遮天。壹年后史达林下结论说：“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壹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接著，在全国的工矿企业开展抓“沙赫特分子”的清洗运动。壹份报刊竟宣称：“应该毫无条件地认为旧工程师中 90%-95%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绪的”。而实际上被捕的人中不仅有工程师，还有教授、作家和演员，他们都被逼供，受尽严刑拷打和各种折磨，被迫承认了自己的所谓“罪行”。当然，事实上几乎都是冤案。史达林迫害知识份子，无非是要封住他们的嘴，不许他们对史达林的专横政策有半点怀疑和不满。

　　1935 年仅基洛夫工厂就有 140 人被逮捕，后来又有 700 人被枪毙。在1937-1938 年间，几乎所有厂级、车间领导被逮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厂的技术人员几乎全被消灭。改用不懂生产的外行领导工厂，致使生产率下降了壹半。

　　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壹，列宁称他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1925 年接替季诺维也夫，主持共产国际工作；列宁死后，他提出了如何贯彻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壹整套设想和建议。1928 年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 1.7%。 从 1928 年开始，布哈林同史达林就是否坚持新经济政策发生激烈争论。1929 年，史达林将布哈林开除中央政治局，宣佈布哈林是“走资派”、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史达林恬不知耻地说：只有通过壹党专政、只有通过对全国 80%的人口——农民採取强制手段才能取得。“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採用强迫的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须的”（《史达林全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5-6 页）。

　　史达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敌后，从而得以于 1929 年开始强制性地推行农业集体化。集体化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反抗，仅在 1930 年初，捲入反抗暴动农民就达 70 万人。

　　1929 年 12 月史达林宣称：“富农们当然要抵抗，为了节省时间建设新农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来处理富农，乾脆把他们消灭掉，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联共党史》说：“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1930 年 1 月苏共通过《关于在普遍实行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史达林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壹些地区的镇压导致了红军部队的哗变。史达林逮捕、流放了 500万“富农”，财产被没收被驱逐到边远区的农民约 900 万人，许多人因反抗而被杀，更多人死于途中。

　　农民由于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例如仅在 1930 年 2-3 月间就屠宰大牲畜 1400 万头，杀了 1/3 的猪、1/4 的羊。结果，1933 年畜产品生产水准只占1913 年的 65%，牛从 6010 万头下降到 3350 万头，羊猪下降 2/3 以上，役畜首先是马也下降了 2/3。大批生产资料被毁，集体化过程中 2/3 的马匹、4/5 的牛、5/6 的猪和 85%的羊都失踪了。集体化运动使农业产量在 30 年代初期降低了 30%以上。

　　农业集体化使农民陷于社会最低层，那比 1861 年以前的农奴制还要苛酷。

　　因为：作为壹个农奴，他还可以当家作主，领有自己的穀物和牲畜。而这时集体农庄农民的境遇，却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壹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在1935 年，壹个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壹年，只能从集体农庄得到 247 个卢布的报酬，那只够买壹双靴子。

　　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 1932 年至 1933 年期间就有几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1933 年从城裡派出大批党员工作队下乡徵集粮食。工作队硬性规定每家必须缴纳多少粮食，不按规定数量纳粮，就地枪毙。农民有少数把活命粮食藏了起来，壹旦搜查出来壹点，就要把人枪毙。饥饿的人们在自己土地裡挖出壹个生土豆吃，也立刻被处死！

　　壹天，三名城裡来的共产党来到伏尔加格勒壹农家，搜出还可供全家人吃两天的大麦，又在壹个破木箱裡找到了壹公斤多散杂粮食，全都被拿走。农妇看著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伸手争夺。那女共党掏出手枪，雨点般地砸向农妇，打得鲜血直流。当时，三个共产党人坐下来写判决书并当场宣读：“布尔什维克法庭决定，抗拒交纳粮食，壹家人全部枪毙！”他们分别掏手枪时，农妇挣脱跑出屋外，大声喊叫：“共产党员要杀我们了，共产党员要杀我们全家了！”周围农民纷纷拿著铁铲铁叉跑过来把他们围住了。两名男共党胆怯了，说：我们晚上再来执行枪决。说著他们就退却逃走了。

　　随后，这家人知道要报复，遂逃到森林裡，以吃死去的人肉为生。据吃人者回忆，那时被枪杀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

　　被宣判了死刑的农家都躲藏到森林裡，寻找死人吃，是大家唯壹的出路。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在那两三年的期间，躲藏无产阶级专政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除了城裡派来的共产党员工作队，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党员，也趁火打劫。村庄裡壹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了……能对付活下来的，都是皮包著骨头的骷髅，刮大风壹定能够把人吹倒！

　　1932～1933 年期间苏共政权消灭了农村中最有劳动力的人口，乌克兰的丧生人数最多。在北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白俄罗斯、阿勒泰地区、黑龙江沿岸地区也有大批苏联农民被饿死。1930 年代哈萨克斯坦有 230 万人饿死，人口淨减少将近 1/3。据苏联官方统计，从 1929 年到 1937 年，饿死的人口达 1450万人（苏联《星火》週刊 1988 年 12 月 20 日），估计达 2000 万。史达林不许报导饥荒，反而向国外出口粮食。据统计，1930 年苏联出口了 4800 万普特粮食，1931 年出口了 5100 万普特。即使是饥荒最为严重的 1933 年也还出口了 1000 万普特粮食。史达林以这些粮食换取外汇，以便推进工业化进程，建造他的通天塔。

　　起初史达林不承认饥荒，后来承认了，但嫁祸于农业部长、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等，说他们故意捣毁了收割机，弄死了 3 万头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钉子，“以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二战中，史达林本人对邱吉尔承认：“壹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并称：“死壹个人是场生命的悲剧，死成千成万的人就只是壹个统计数字了。”

　　被称作“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在 1921～1923 年、1932～1933 年以及 1946～1947 年期间，曾发生过 3 次大饥荒。1932～1933 年乌克兰粮食歉收，史达林派出专员，动用员警和契卡等机构强制征粮，导致乌克兰伏尸遍野人相食，7 百万～1 千万人饿死，每天饿死 2.5 万人。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 3.2-3.8 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全国人口的 1/3。乌克兰学者说，在集体化运动中，农民的口粮、土豆等农副产品全被没收。但同苏联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乌克兰农民的牲畜、家禽等等也全被没收。

　　1988 年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判定史达林对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2003 年乌总统签署法令，将 11 月 25 日定为“饥荒纪念日”，并划拨经费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大饥荒纪念碑。约 30 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声明，纪念因苏联的错误而饿死的百姓。2005 年 11 月 26 日，近 4 万民众在基辅举行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受害者及其他政治压迫受害者的活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参加了该活动并发表了讲话。

　　他说，原苏联 1930 年代的大饥荒是反人类的罪行，乌克兰壹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壹天大约死亡二万五千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立陶宛议会通过的决议说，史达林政权对乌克兰犯下了民族灭绝罪。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也通过决议谴责共产政权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莫斯科当局说，“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苏联都壹样。那麽，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 5-6 千万人！外兴安岭的壹位七十多岁的俄罗斯妇女曾说：“那时候饥饿的人们，在地裡挖出来壹个生土豆，没等吞入口中，就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打死了！”

　　史达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壹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壹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没有文字记录，每壹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史达林是出于什麽心态要消灭这些盲人？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壹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壹些“富农”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史达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麽审查制度？

　　既不能把壹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麽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1932 年 8 月通过壹项由史达林起草的专门针对盗窃集体财产的法令，其中规定：“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毙。”该法被民间称为“五穗法”，饥民们可能仅仅因为偷了集体农庄的几棵麦穗就被枪毙，最轻也要判十年徒刑。在此项法令颁佈后的 16 个月内，有 12.5 万多农民被判刑，其中有 5400名是判处死刑。1932 年秋，当几十万个受饥饿折磨无家可归的儿童挤满许多火车站和大城市时，史达林曾下了壹道密令：凡在抢劫粮仓时或者在扒窃列车时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壹律秘密枪毙。到 1933 年 1 月 1 日，该法令刚刚被执行了不到 4 个月，就有高达 55000 人根据新法令被判罪，其中 2000 人被枪决。

　　1932 年以莫斯科市委书记留金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试图求助于全体党员，改变史达林专权的局面。他们被揭露后，招致党内壹轮又壹轮的清洗。史达林的威望却明显地跌落。

　　1932 年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壹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史达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 50 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林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史达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史达林同志的健康乾杯！”此时，坐在史达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史达林的健康干了 114.7 万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史达林伸出手，握著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妳，尼基夫洛夫，谢谢妳。我确实厌烦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 4 位就有壹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

　　1934 年 2 月苏共召开 17 大，都在议论让基洛夫担任联共总书记，让史达林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类职务。列宁格勒书记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雷动，而史达林出现在主席台时几乎没有掌声；随后选举中央委员也是基洛夫得票最多，史达林得到的反对票，大大地多于基洛夫。

　　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壹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史达林，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中被迫害致死。

　　1934 年 12 月 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会议室主持州委会议。18 时左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进入会议室，走到基洛夫身边说：克里姆林宫来了直线电话。基洛夫从座椅上站起来准备去接电话，刚刚跨出会议室的门，预先潜入、守候在会议室门外走廊上的凶手尼古拉耶夫用手枪抵著基洛夫的后脑射出罪恶的子弹。暗杀现场竟佈满了内务部人员，凶手被当场抓获。

　　1934 年 12 月 1 日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决议说：“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壹昼夜交给被告。(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5)极刑判决被宣佈后立即执行。当时很多共党的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史达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能保护他们自己了。史达林指挥内务部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人民敌人，是阴谋集团的成员。限期十天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

　　依据此决议，开始了审判。

　　当时史达林的壹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斯基就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宣称，大家应该记住史达林同志的话，在壹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壹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壹边；“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才不惜以壹切手段逼取口供。”

　　暗杀发生后，凡与暗杀相关的嫌疑人，以及有可能瞭解内情的人，都先后神秘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罪证。史达林枪毙了 102 位知情者。史达林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逻辑，认定是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成的地下恐怖组织“列宁格勒总部”所为，著魔般地开始了持续４年的大肃反运动，共处决和迫害致死 1200 万人。

　　因基洛夫壹案列宁格勒州有 3200 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 30 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髮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楞楞的。她不管碰到什麽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 19 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姦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雪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 20 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著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姦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

　　史达林在 1935 年颁佈法律规定，12 岁以上（含 12 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史达林的法律是为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佈有关法律，可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麽罪就认什麽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5 年 6 月 23～7 月 21 日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了苏联。他看到：

　　高尔基被安排在像宫殿壹样的别墅裡，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每天都有亲朋食客数十人，在这裡“不知不觉过著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还要为谋取麵包和住房而努力，路边的壹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鬱的目光，有壹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著她的拳头”（这就是“道路以目”）。其实，史达林想要高尔基给自己写壹些讚美诗，令克格勃送给他很多礼物。但高尔基死活不理，在小本子上写下史达林种种不是。高尔基死后，克格勃的人看到了高尔基那个小本子，无奈地说道：“狼总是狼，再怎麽圈养也要跑回到大森林裡去。”史达林向罗曼罗兰谈到有关基洛夫被杀后的大规模镇压：“我们已经得悉，犯罪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后，还打算对其它领导人实施凶残的计画，为了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仅仅是为了预防，就可以将无罪的人处以死刑。史达林对罗曼罗兰解释惩处 12 岁以上儿童的法律：“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 12 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罗曼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极为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裡，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

　　1936 年至 1938 年，苏联许多大城市 10～20 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史达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麽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1937 年史达林、叶若夫下令：将全国所有父母被枪决后的青少年全部枪毙。

　　为消灭肃反的知情者，仅 1937 年史达林就枪决了 3 千名执行肃反任务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分局的全部领导人被枪毙。在那时，仅莫斯科壹城每日至少杀人 1 千。据已公开的档案，1938 年 8 月 20 日壹天，史达林批准枪决的“人民敌人”及其家属 735 人。12 月 12 日创记录地达到 3167 人！1956 年苏共准备召开第 20 次党代会时，苏共曾下令内政部统计史达林在大清洗中的杀人数目。

　　统计数字指明，仅 1937 年至 1938 年壹年中，史达林本人就签署了 681,692 人的处决令。后来，壹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公佈了前苏联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共纪录有 1,345,796 个俄罗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文革中杀人的“成就”要比史达林大得多。

　　从 1936～1939 年至少有 5 百万人被关在监牢及集中营；其中 50 万高级干部被枪决。俄共最早的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去世和史达林本人之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初期共产党中央委员 71 人，有 50 人被清算。凡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有壹次，中央全会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史达林居然忘记了招呼大家座下。过了许久，终于有壹个人率先坐了下来，众人得救了。可这位曾经的工人革命家由于在这个荒诞事件中不合作，不久就被捕了。

　　在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员警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壹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史达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閒谈时，为天上壹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

　　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壹旁笑听争论的史达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壹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壹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史达林秘书的电话，这位元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壹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壹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壹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壹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裡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壹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 60 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视窗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 5 点钟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史达林的别墅挂电话：

　　“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布哈林 1934 年至 1937 年任《真理报》主编，1937 年他被指控充当外国间谍而被捕。1938 年 2 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审讯。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派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布哈林为保护妻子安娜.拉林娜和年幼的儿子，违心地承认了所指控的罪行。

　　但他又同审问他的法官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对具体的事情又巧妙地加以否认，这为以后他的亲属要求为他平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的口供的情况下，法官乌尔利希判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所有被告死刑。在处决前夕，布哈林怀著相信真理的信念，写了壹封致未来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在信中，布哈林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辩白，呼吁未来壹代党的领导人，“驱散滔天罪恶的乌云”，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诵下来。当时，他的妻子才 23 岁，他确信他妻子能活到他平反昭雪的那壹天。他跪在他妻子的脚下，含著眼泪，请求她宽恕他，请求她把儿子培养成壹名布尔什维克，请求她为他以后平反昭雪竭尽全力，请求她不要忘了他遗书中的每壹句话。他坚定地对妻子说：

　　“妳还年轻，妳活得到那壹天，妳起誓，妳要记住我信中的每句话。”布哈林的妻子起了誓，他才从地上起来，拥吻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不要抱怨，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壹天会恢复。”他相信，他的遗书会被搜查。因此，他待妻子把遗书的内容壹字不漏地背出来后，他把遗书毁了。1938 年 3 月14 日或 15 日夜，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枪决。布哈林年仅 50 岁。

　　1956 年苏共 20 大前夕，赫鲁雪夫曾问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请告诉我，在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提起公诉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真实的事实依据？”鲁坚科回答：“从司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任何依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提交审讯。

　　因为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壹些肉体上和精神上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些逼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壹个人送交审讯的合法依据的。”可在赫鲁晓林、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由于他们坚持史达林的价值观，始终拒绝为布哈林平反。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终于决定撤销当年军事法庭对布哈林的判决。

　　2 月 5 日，苏共政治局宣佈恢复布哈林的名誉。5 月 10 日，苏联科学院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的称号。6 月 21 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

　　赫鲁雪夫秘密报告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有 98 人，即 70%。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 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壹半以上，达 1108 人。

　　先后担任各部人民委员（部长）的几乎全部被枪毙。1941 年在明斯克附近壹次就枪决了 10 万多人。为平息民愤，史达林将副手雅哥达、叶若夫先后以“毫无根据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处决。

　　1937 年 5 月，史达林家乡格鲁吉亚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有644 名。会议刚结束，便有 625 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枪决，仅 19 人倖免于难。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红军元帅 5 人中的 3 人，上将 4 人中的 3 人，中将 12 人全部处死；以及所有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 5 万重要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仅 1937、1938 年两年共枪决红军指挥员 3.5 万人。战争爆发时，只剩下 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

　　更荒唐的是对共产国际活动家的迫害，被害者中有些人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牺牲了，而留在本国监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大部分都活了下来。当然，史达林在陷害这些无辜者的时候大都使用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其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历史上的酷刑的总和。

　　史达林对每壹个“政敌”的家庭都是採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著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壹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著全都被枪毙。图哈切夫斯基的壹家总计倒下了 10 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母亲和壹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壹个妹妹在集中营裡蹲了 18 年，1955 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奥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壹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 5 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 120 个……史达林残忍无比，他的妻子忍受不了他对同僚的暴虐而举枪自杀，他的儿子也因父亲的残忍而扑向电网自杀。是什麽深仇大恨需要让每壹个“前战友”家破人亡？史达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最后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託管”。这些孩子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妳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裡上了吊。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壹段话：“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妳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麽样的国家，甚麽是苏维埃政权……”

　　赫鲁雪夫与第壹个妻子生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雪夫在战争爆发后当上了壹名飞行员，在壹次战斗中，列昂尼德驾驶的歼击机失踪了，原来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史达林得知后，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完成了这壹任务。他们将列昂尼德押回莫斯科，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赫鲁雪夫曾多次请求史达林从宽处理，史达林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实行枪决。

　　史达林曾调集装甲部队屠杀车臣人上百万，对高加索各族人民、克裡木鞑坦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及加尔梅克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二战后史达林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犹太人全部杀光。1947 年乌克兰还发生大饥荒，苏联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时候，用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组成人牆进行活体试验。防化服装不管用，许多士兵当场毙命（核辐射后遗症多啦）。若没苏联相关档案的解密，这壹历史血腥外界从何得知？

　　从 1947 年起，史达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潮”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运动，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将壹批与史达林观点不甚相同或比较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学者、理论工作者打下去，不准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对其中壹些人採取了镇压措施。类似 30 年代的政治清洗再度展开。

　　1949 年秋，苏联保安机关在史达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壹批高级干部，其中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壹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等。经秘密审讯，于 1950 年 9 月，以“叛国罪”将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判处死刑。由于这壹案件所涉及的物件大多在列宁格勒工作，所以被称作“列宁格勒案件”。

　　1952 年，史达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根据他的设想，苏联将在 20～30 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无商品货币的按需分配，经济指标全面超过美国。

　　史达林晚年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战争中断的党代表大会制度直到 1952 年才接续上（相隔了 13 年），从战争结束至史达林逝世的 8年间，中央全会也只开过两次（1947 年和 1952 年）。由于权力机制的运行完全依赖个人意志，因此，随著史达林晚年身体的逐渐衰弱和思维方式的日趋偏执，他对苏联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加深。

　　在史达林统治的 1920～1953 年，苏联被整死的人约 2500 万（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 1/3 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这些数位不包括由于 1932～1933 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也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麦德维杰夫感慨地说：“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没有对自己的同胞进行如此规模的镇压，也没有消灭掉这麽大数量人的生命。”但毛泽东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史达林搞肃反是“正确”的，只是“错判了壹些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

　　的错误。这种高论实在让人惊讶！

　　壹个苏共党员 1994 年在《自由思想》壹书中写道：“史达林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专政，难道社会主义道路要用千百万人的尸骨来铺垫？难道人类要用头颅作酒杯，才能饮下文明的美酒”？凡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壹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现象；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

　　如果有人不禁要问：为什麽竟有这样壹个政府，视万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残暴地蹂躏其本国的人民呢？因为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都只著眼于未来，认为人应当如何如何，而把当前的人视为赘疣。这壹观点，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马克思有壹次就写道：“当前这壹代的人，就像是壹群由摩西率领著在荒野中流浪的犹太人壹样。他们不仅是要征服壹片新世界来定居，他们也壹定要死去，空出位置来让那些适合于这片新世界的人来居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叫他们的信徒去搞集体屠杀，然而他们都乐于为了尚未出生的下壹代而牺牲当前这些正活著的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也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没

　　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壹点多麽痛苦，但是我们将近 70 年都走了壹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苏联在二战中的丑恶表演

　　苏联是二战发起国，史达林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1772、1793 和 1795 年沙俄和德国曾三次瓜分波兰。波兰亡国，波兰就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多年。

　　1918 年 11 月 11 日波兰恢复独立，成立共和国。波兰政府力图恢复 1772 年的俄波边界线，为此，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就发动了对苏俄的战争，史称苏波战争。

　　1920 年 4 月，波军进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广大地区，苏俄红军进行反击，但最后被波军击败。1921 年 3 月 18 日，波兰与苏俄在里加正式签订《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划定了波兰东部边界（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划归波兰），这时波俄边界线约在寇松线以东 150 英里处。根据该条约，波兰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壹部分，苏俄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大片领土。

　　从 1938 年 10 月起，希特勒向波兰提出波兰走廊的问题，并向波兰发出战争威胁。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外长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了壹份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由史达林和裡宾特洛甫签字。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迅速侵佔波兰大部分领土，波兰军民英勇抗战。9 月 17日，苏联领导人史达林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命令 60 万苏军向波兰发动进攻。9 月 18 日，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会师。波兰阵亡 6.63万人、伤 13.37 万人、被德军俘 42 万人、被苏军俘 23.25 万人；最终，波兰政府流亡伦敦。在华沙，有 25 万居民死于非命。1939 年居住在波兰边界靠俄方壹侧的几十万波兰人，只有妇女和儿童被迁到哈萨克定居，男人们则被斩尽杀绝。

　　1.5 万名波兰军官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苏联，关入劳改营。战俘有通信权利，起初还能写信。但 1940 年以后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询问，但均未得到答覆。

　　1943 年 4 月 13 日，德国第壹个向全世界宣佈：德军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壹座万人塚，裡面葬有４千波兰军官的尸体。纳粹说，苏军用德军武器枪杀了这些军官，企图以此掩盖罪行并嫁祸于柏林。苏联当即否定，并壹口咬定是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苏方提出德军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驳回。纽伦堡国际法庭并未做出谁是卡廷惨案凶手的判决。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提起，但始终未做出结论。

　　苏联多次断然否定是他们干的，把罪责推给德国法西斯，但西方和波兰对此壹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 1940 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国人佔领，德国人如何能在苏联控制区进行大规模屠杀？直至 1990 年 4 月 13 日，塔斯社在雅鲁泽尔斯基访苏之际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 1.5 万名波兰军官被屠杀是“史达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壹”。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把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难者名单亲手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说：“近期新发现的材料，间接地、却无可置疑地证明，半个世纪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牺牲的数千名波兰公民是贝利亚及其手下人干的。波兰军官的坟墓——旁边苏联人的坟墓出自同壹只凶残的手。”这是苏联当局推卸责任时惯用的手法。史达林大清洗时很多党政军要人受到“贝利亚壹伙人的迫害”，同史达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所形成的社会体制无关，同其他领导人无关，而贝利亚已得到应有的惩治，没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兰人对苏共总书记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并未说出全部真情。卡廷惨案并非贝利亚擅自干的，是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贝利亚充其量是执行者。对卡廷事件瞭解得更多壹些的波兰人甚至知道不是贝利亚干的。1940 年 3 月 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同意内务部的建议：处决波军战俘。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史达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1992 年 10 月 14 日，叶利钦总统的特使向波兰总统瓦文萨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两包“绝密档案”(影本)，总共20 个档，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共中央政治局 1940 年 3 月 5 日关于枪决 14700 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 11000 名波兰公民的决定。波方立即将其中几个重要文件予以公佈。

　　1939 年 11 月～1940 年 3 月，欧洲大战烽火正浓，强大的苏联发动了侵略弱小芬兰的非正义战争。1939 年 10 月苏联以维护西北边境安全为由，要求芬兰转让芬兰湾诸岛屿和雷巴奇半岛部分领土，租让汉科半岛军事基地并将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后移。作为补偿，苏联将卡累利阿地区两倍于上述地区的领土转让给芬兰。芬兰政府从其安全和中立地位考虑，表示难以接受苏方要求。11 月 9 日，双方谈判破裂。28 日，苏联以芬军在边境地区“挑衅”为由，单方面废除两国互不侵犯条约，并于次日宣佈断交。30 日对芬兰宣战：苏军以 20 个师(45 万人)、2000 辆战车和 1000 馀架作战飞机从四个方向对芬兰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在 3 天内“解放”芬兰，并且当晚就在芬兰建立起了傀儡政府。当时芬兰全国人口只有370 万人，国防军总数只有 3.3 万人。芬兰陆军的装备，也只停留在壹次大战的水准上。芬兰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苏联高层骄傲地认为芬兰会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壹样不堪壹击，乖乖地归顺于苏联强大的襁褓之中。然而，芬军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战、阵地战和消耗性围歼战，苏军损失惨重。据赫鲁雪夫的回忆录透露，自 1939 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 13 日和约签订，短短三个半月内，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上百万人，被俘 55000 人。在这场以弱抗强的战争中，芬兰狙击手有著非常卓著的战果。百发百中是狙击手们追求的境界。据统计，二战时平均每杀死壹名士兵需要 2.5 万发子弹。越战时平均每杀死壹名士兵需 20 万发子弹，然而同时期的壹名狙击手却平均只需 1.3 发。这是壹个多麽悬殊的数字对比！芬兰狙击手中最厉害的当数SimoHayha。SimoHayha是芬兰也是世界最高猎杀记录 505 次的保持者。以 SimoHayha 为首的滑雪部队使用的是从帝俄时期沿用下来的步枪，却能在 700 米外狙杀苏军，在苏军士兵中造成极大的恐惧，称他们为“白色死神”。1940 年 3 月 13 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芬兰第三大城市维堡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并把汉科港租给苏 30 年。芬兰虽割让了 1/10 的领土（4 万平方公里），但通过战争避免了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壹起被併入苏联的命运，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和独立。芬兰只有 2.5 万人阵亡，4.3万人受伤，被俘 1 千人。

　　1941年6月部署在苏德边境的苏联军事力量的规模和品质都远远超过德国：

　　军队数量，苏军是德军的 1.6 倍；军事装备的对比：坦克，苏联是德国 4 倍，其中有壹半坦克的品质与德国最先进的坦克相当；大炮，苏联 6 万门，德国 4.3 万门；战机，苏联 1.9 万架，其中起码有将近 4 千架战斗机的性能与当时德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机 M－109 不相上下，而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战机只有 1830 架，其中先进战机 M－109 只有 500 架。

　　史达林之所以调集重兵于苏德边境，决不是因为他预见到希特勒随时可能东进，而是因为他有趁火打劫的盘算。按照史达林的原来估计，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线速胜，更大的可能陷于西线泥潭而无力自拔。壹旦希特勒陷入西线泥潭，苏联就可以借机大举出兵，将希特勒的东欧变成史达林的东欧，然后再寻找机会佔领西欧。

　　基于这样的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国并开始进攻英国后，史达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会在没有打败英国之前就挥师东进。为此，1941 年 3 月，苏联最高统率部制定了西线扩张战略计画，明确决定“6 月 12 日开始进攻”德国，但由于准备不够，只得推迟；5 月 15 日，通过了 7 月开始进攻的计画。

　　1941 年 5 月初，史达林严格约束国内报纸发出惹恼德国的消息。6 月 14 日，在德国发动进攻前壹周，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还向全世界播发了壹则政府的声明，斥责苏德之间的对抗是谣言，是反苏反德的宣传伎俩。在 6 月 21 晚 9 点半，离德国发动进攻 6 小时，莫洛托夫召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对德军侦察机频繁侵入苏境表示温和的抗议后，竟低声下气地央告舒伦堡说，如果能告诉他造成苏德关係紧张的原因，他将非常感激。舒伦堡无可奉告，却在几小时之后，向他通告了德国政府的长篇声明：苏联“威胁”德国安全，德军已开始採取“反制”措施。莫洛托夫惊得目瞪口呆。史达林万万没有想到，在德英战争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希特勒会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突然发动侵苏战争。所以，在苏德战争开始时，毫无心理准备的史达林显得手足无措，足足隐居了壹周后才在苏联媒体发表讲话，进行全国战争动员。

　　苏联坐视壹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壹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 1941 年6 月 22 日进攻苏联，邱吉尔当晚就发表支持苏联抵抗的广播讲话。德军“闪电战”第壹天，就摧毁苏联飞机 1200 架。德国猛攻苏联三周后，苏联将近 30 个师实际上已不存在，约有 70 个师损失了 50%以上的人员，大约 3500 架飞机，壹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库被击毁。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援助，把美国援助英国的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调拨给了苏联。

　　1941 年苏联自己生产的高品质航空油只能满足其需求的 4%，从 1941 年 8 月－1945 年 9 月，苏联生产航空汽油所用的高辛烷燃料几乎全来自美英的援助。

　　西方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航空油是苏联自己生产的四倍，提供石油260 万吨。

　　在公路运输方面汽车，美国提供给苏联的汽车 409500 辆，是苏联战时总产量的 1.5 倍；提供的摩托车是苏联总产量的 1.2 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汽车的吨位大、性能优，所起作用就更大。美国还提供给苏联的汽车外胎共 5,606,000 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车的轮胎。英国也提供了 103500 吨橡胶。美英向苏联累计提供了运输车辆 42.7 万辆，摩托车 3.5 万辆。苏联的军用车辆有 2/3 来自美国的援助。

　　在铁路方面，租借法案也大大帮助了苏联战时的铁路运输能力。盟国提供了相当于 62 万多的铁轨，占苏联铁轨总产量的 56.5%，即苏联战时铁路上的壹半铁轨是由美提供的。美英两国提供的蒸气机车是苏联总产量的 2.4 倍、电气机车是 11 倍，车厢是 10.2 倍。

　　美国为苏联提供的有色金属为：优质铜 387,600 吨，占苏联总产量的 82%；优质铝美国提供 256,400 吨，英国提供 35,400 吨，加拿大提供 36,300 吨，三国相加共 328,100 吨，是苏联全部铝产量的 1.25 倍。这些优质铝，被苏联用于航空业和生产坦克发动机。

　　美国提供坦克 7057 辆和高射炮 7944 门，英国和加拿大 5480 辆，坦克和装甲车共计 1.3 万辆，占苏联总产量的 24%。德国士兵在回忆中证明苏军拥有大量的美制谢尔曼坦克，某些苏军坦克师甚至以谢尔曼坦克为主力！

　　美英提供了电话线 95 万多英里，海底电缆 2100 英里，无线电台 5899 台，雷达 348 部。

　　美国提供 15481 架飞机，英国 3384 架，总计 18，865 架，其中战斗机 17000架，占苏联总产量的 30%。1941-1942 年使用的大部分先进战斗机来自美英的援助。

　　美国提供给苏联生产枪炮的特种机床和工业设备：金属切削机床 38100 台，价值 6.07 亿美元。儘管苏联自己生产的工业设备超过美国提供的 2.5 倍，但美国提供的全是苏联无法生产的性能优异且造价昂贵的设备。

　　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粮食450万吨；糖672400美吨（相当于苏联的610000吨），占苏联总产量的 41.8%；肉罐头 732595 美吨（相当于苏联的 664600 吨），占苏联生产的肉罐头总量的 17%；西方盟国提供的各类罐头占苏联总产量的 108%。没

　　有美英的粮食，苏联在战争的第壹年就会饿死；没有美英的被服，苏联的冬装情况也不会比德国好到哪裡去。

　　朱可夫在谈到租借法案时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壹方获得援助这壹因素。……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麽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

　　1963 年苏联安全部门监听并录下了朱可夫的如下谈话：“现在大家都说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质，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

　　西方盟国提供了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物资。正如索科洛夫所说：“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不仅不可能赢得卫国战争，而且甚至无法抵挡德国的入侵，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也不能保障战争所用的燃料和弹药”。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英、苏、中提供武器援助总额达 470 亿。而它自己对德、日作战消耗的巨大的经费更达 2940 亿美元。

　　毛泽东在 1949 年的《别了，司徒雷登》壹文中公然宣称：“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消灭了法西斯国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扯谎，无非是想借抬高苏联来贬低美国。“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至少是最大的笑话之壹。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反法西斯？瓜分波兰、侵略芬兰、强佔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是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前夕把德国共产党员送去给希特勒屠杀，以维护苏德友谊；想联合德国壹起对付英国也是反法西斯？

　　甚至在第三帝国进攻苏联之后，史达林还在幻想和希特勒议和——根据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的回忆，史达林甚至想通过他转告希特勒，苏联愿意割让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诸国的广阔土地，签定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条约。

　　直到 1944 年史达林还在自言自语“如果我们和德国人联合起来，世界就是我们的了”。苏联这个“反法西斯主力”先是和法西斯勾搭不清，然后被迫和法西斯德国交战，直到 1945 年 7 月还和法西斯日本保持“互不侵犯条约”。等到两颗原子弹爆炸、日本大势已去，8 月 9 日，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当天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8 月 10 日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

　　1943 年下半年，德国在东线的兵力只有 280 万人，在西线留守的兵力倒有244万，如果这 244万人全部参与东线战争，不知道苏军能坚持多久？1943年底，希特勒签署了壹道命令，决定今后的武器装备都优先供应西线，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德国的战略是更重西线，更害怕美英登陆。1944 年，德国 65%的空军都部署在西线，苏联才勉强夺取了东线的制空权；在诺曼地登陆之前，德国就有 42%的陆军师部署在西线，诺曼地登陆后就更多了。如果没有美英的牵制，如果没有第二战场，可以想像苏联的下场如何。

　　真正摧毁德国战斗意志的，不是苏联在东线取得的几个“重大胜利”，而是美英对德国实行的昼夜不停的战略轰炸，它不仅炸塌了德国人的士气，也炸瘫了德国的军事工业。是美英派出的游击队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使它无法生产原子弹；是美英摧毁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萨尔工业区，使德国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转；是美英迫使德国的盟友义大利退出战争，在轴心国链条上打开了壹个缺口。

　　苏联空军从来没有足够实力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苏联海军根本不可能封锁任何壹个德国港口，所有这些经济战、士气战的任务都是由美英完成的。

　　直到 1944 年 12 月希特勒仍把美英视为头号敌人，他把德国最后的装甲精锐部队都投入西线的阿登反击战，在东线则消极防御。德国最后组成的壹个集团军群也是用来对付美英的，东线兵力到最后已经寥寥无几。凡是东线和西线同时遇到危机，德国总是优先支持西线，这样苏联仍付出了艰巨代价才赢得胜利。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美英对苏联的援助，没有美英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和经济封锁，没

　　有美英开闢的第二战场，德国的坦克将把苏联碾成粉碎。

　　刘亚洲将军说：“美国人有著壹贯珍惜生命的传统，而且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人员伤亡最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与了除苏德战场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在决定性战役中起主导作用，但人员伤亡只有 30 万，占总伤亡人数的千分之三，……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

　　二战期间苏德的死亡总数为：苏联 4344.8 万人，德国 595 万人，前者是后者的 9 倍。其中苏德战争期间两国的人员损失数字对比如下：苏联死亡人数为2640 万人，被俘人数为 630 万人，而德国死亡人数 260 万人，被俘人数 95 万，前者分别是后者 10 倍和 2.4 倍。

　　苏军的损失大大超过德国，就在于苏联搞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就是逼人送死。

　　史达林下令把监狱裡关的重刑犯人（10～25 年徒刑）全部放出来担任残忍的送死队，把他们送到最危险回不来的地方去打仗送死。史达林发佈的命令中最常见的壹句话是：“不惜壹切代价”！当时苏军中将C.A.加里宁曾任某方面军司令，战后被判处 25 年徒刑，是因他在日记中提到：最高统率“不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战争期间，许多红军士兵解决不了性饥渴的问题。部队唯壹的女性就是护士或者医生，但除了当官的，士兵如果与护士发生关係或强姦护士是要枪毙的。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战场上寻找机会。壹位女护士刚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牺牲者衣裤，轮流姦淫体温尚存的尸体……苏军为了向史达林开脱自己对布达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他们先前向史达林解释说布达佩斯守军共有180000人），抓了50000多名平民作为“战俘”充数（苏军让匈牙利平民将缴获的德国军大衣披在身上，于是这些平民就成了“德国法西斯战俘”，而真正被俘的德国军人大部分在被俘后立刻被就地枪决），其中有13000 多人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在整个布达佩斯战役期间，平民（包括犹太人）的总共伤亡损失数字高达 76000 人左右！

　　苏联红军在破城之后也对平民实施了残酷的“报复性”暴行：抢劫、殴打、强姦、蓄意枪杀时有发生。他们还对各境外使团和人士进行了大规模驱逐，1945年 5 月 24 曰由大约 60 名瑞士驻布达佩斯领事馆人员起草的调查报告说：“在布达佩斯被围期间以及随后悲惨的曰子裡，俄国军队肆意的掠夺了整个城市，他们几乎闯进了每壹处居民住所——不管主人是个富翁还是个穷人，拿走壹切他们想要的东西，尤其是食物、衣物和贵重物品，商店均被数次洗劫，拿不走的傢俱或是类似艺术品的大件物品就任意销毁，在大部分情况下，房屋在掠夺壹空后被付之壹炬……俄军甚至还有专门猎取贵重物品的小分队，他们使用磁性地雷探测仪和经过训练的军犬来搜索金子，银子和其它金属物……强姦成为对匈牙利平民最为残酷的暴行，其规模极为广泛——从 10 岁至 70 岁的女性几乎都不能逃脱，不少女性以自杀来摆脱灾难……甚至在纪律禁令被颁佈之后，俄国士兵还会不时四处巡视有女人居住的房屋，然后在晚间对她们施暴，并且殴打任何反抗的人……许多俄国士兵还身患各种疾病，再加上城内药品已经完全绝迹，都加深了被害者的痛苦……甚至有部分在红军或军警部队中服役的俄国妇女也犯下强姦罪行，那些没有顺从她们意愿的匈牙利男子遭到了她们的殴打……截止到现在（1945 年 3月底），在布达佩斯地区共有约 5000 名匈牙利妇女由于强暴行为致死或自杀……布达佩斯城内从 2 岁至 70 岁的所有德意志族人被全部运往苏联，他们的下场不详……”

　　壹位当时年仅 20 岁的匈牙利女孩安多尔.塔巴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邻居，壹位怀有 5 个月身孕的老师，在光天化曰下被 5 个俄国士兵轮奸。这个不幸的女人最后切断了她的动脉……想保护他们自己妻子的丈夫们，被俄国人象狗壹样打死。在他们眼裡，我们是‘资产阶级’，因为我们有舒适的公寓、衣服和浴室，他们甚至喝光了我们的漱口剂，他们盖上马桶盖在上面排便。那时候已经完全断水，我们只有融化积雪来止渴……2 月 12 曰，在德国人突围的曰子，我们不得不留在房子裡，2 天后我们才能离开房子出来走动。德国人赤条条的尸体佈满街道，俄国人从尸体上剥掉了壹切可用的东西，坦克和卡车毫不减速的从这些尸体上面压过。我们得走很长壹段路去找水，我们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所惊讶……在壹条街上 1 个大约 2 米高的蒙古人抓住了我，并且把我拖到壹边。我想他肯定要杀了我，果然，他从背上取下他的枪，但是并没有向我开枪，而是枪托砸我的头。

　　我摔倒在地上，但是并没有晕过去。我开始大喊自己所认识的其他苏军士兵的名字——他们在我家门口架了壹门高射炮。他们马上赶来，把那个蒙古人赶走，甚至还向他开了枪，之后他们把我护送回家。我的半边脸佈满鲜血，1 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头骨也碎了。我的母亲曾经鼓起勇气去附近的苏联红军指挥部投诉，但什麽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之后再也没有见到那个蒙古人……”

　　苏军在路过南斯拉夫北部时曾强姦当地妇女千余人，其中奸杀 121 起。而史达林面对南共产党方面的抗议，却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为了解放妳们南斯拉夫，命都不要了，跟妳们的妇女们亲热壹下就不行吗?”苏联红军由普鲁士打到柏林，壹路姦淫抢掠，估计有 200 万名妇女被奸，有些更被轮奸。柏林几十万女性居民几被淫遍，有 13 万妇女遇害，其中有 1 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这些遭强姦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中，有 11000 人怀了孕；连集中营裡放出来的苏军女战俘也被姦淫；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当年她只有 12 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姦。某镇妇女被淫后，集体演出“女孩投江”的惨剧来。苏军在中国东北也犯下了抢劫和强姦的累累罪行，以至于东北人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

　　1945 年德国军人投降美英的，很快就回家了、工作了、发财了；而被苏军俘虏的几十万德国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后来活著回去的只有几千人，大多冻饿累死了……史达林驱使苏联劳改营裡的囚犯上前线作战，战后又把倖存者投入黑牢，哪怕是立下累累战功者也不宽恕；把盟军解放并送回来的全部被俘苏军官兵和苏联间谍（例如著名的“红色乐队”领导人）统统投入监牢……二战后，波兰 2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罗马尼亚 5 万 2 千平方公里的领土、斯洛伐克 1 万 3 千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被併入了苏联。

　　1948 年 2 月底，苏联突然中断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3 月中旬又宣佈撤走全部驻南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对此单方面行动感到不解的南共中央就此致信联共（布）中央，要求解释原因。3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发出由史达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回信，指责南共领导人有“反苏”情绪，散佈“反苏”言论，诋毁苏军名誉，还指责南共的国内政策不贯彻阶级斗争原则，助长资本主义因素，并说南共的壹些领导人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

　　6 月下旬，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组织对南共领导的集体批判。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情报局通过决议，指责南共已蜕化成“富农党”，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

　　7 月下旬，南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坚决拒绝情报局的指控，并表达了对党的路线的肯定和对党中央领导的信任。

　　1949 年，在苏联策动下，追随苏联的东欧各国先后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係，苏联等国还在与南接壤地区部署重兵，对南进行军事威胁。11 月，情报局会议通过决议，攻击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还鼓动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

　　史达林立即在苏东发起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东欧各国共产党惨遭清洗，有 237.5 万人被处决。其中，波兰党员从 140 万减为 110 万，捷共从200 万减为 140 万，匈共从 120 万减为 85 万，保共从 50 万减为 30 万，罗共从100 万减为 60 万。

　　赤祸东延

　　俄罗斯祸中华

　　1689 年 9 月 7 日在俄寇兵威下，订下尼布楚条约，两国国界是“西起基尔比西河沿外兴安岭经乌都斯加入海”，我们鲜卑和蒙古同胞牧猎之乡，820 多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被俄帝夺去了，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 25 万平方公里国土，于条约签订后丧失了。

　　1727 年 10 月贝加尔湖之南约 10 万平方公里国土，被签订恰克图条约而丧失。

　　1790 年，约 10 万平方公里的库叶岛，被俄帝暗中吞併。库页岛上的住民是鲜卑族中的赫哲人，他们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时人们就叫他们为“苦夷”，把岛子叫做“苦夷岛”，后来才音变为“库页岛”。据圣武记，在 1616 年满清就曾派兵四百到岛上巡边，因无外力威胁而撤回。俄帝自十八世纪便偷偷派远征队（由兵和囚犯组成）袭上库岛北端，杀散了赫哲同胞，修起营舍并开採煤矿，打下了侵佔全岛的基础。1789 年赫哲人被逼回了大陆。

　　1840 年原为我属邦哈萨克，被俄帝侵并，该邦面积约 100 万平方公里。

　　1840 年原为我属邦布鲁特，约 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帝併吞。

　　1858 年 5 月 28 日(咸丰 8 年)，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面积约 46 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俄帝侵佔，并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加以承认。

　　1860 年 11 月 14 日(咸丰 10 年)，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 43万平方公里国土为俄帝侵佔，事后逼清廷订北京条约加以承认。

　　1864 年(同治 3 年)后，自沙渍达巴哈起，至葱岭止约 43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俄帝逼清廷订立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加以承认。

　　1868 年(同治 7 年)，约 100 平方公里面积之我属邦布哈尔汗国，被俄帝侵并。

　　1876 年原为我属邦浩罕国，约 35 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俄帝吞併。

　　1881 年(光绪 7 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尔达止，约 2 万平方公里国土，俄帝逼清廷订立伊犁条约而丧失。

　　1883 年(光绪 9 年)，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 2 万平方公里土地，于俄帝逼订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而丧失。

　　1895 年新疆省极西地区帕米尔高原约 1 万馀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帝与英国瓜分。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亲俄派是李鸿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俄国打著“援华反日”的旗号拉拢李鸿章。1896 年乘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千方百计把李鸿章“圈”到俄国，然后使用金钱贿赂等卑鄙无耻的手段，迫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这个所谓的筑路权，实际上是允许俄国以修路名义佔领中东路两侧。俄国乘机在铁路沿线（铁路 1903 年建成，全长 4607 裡）驻军队，设员警，对附近的採伐、矿山各专案徵税等，俨然“国中之国”。俄国能轻易地经由铁路控制东北、渗透华北。

　　1898 年(光绪 24 年)，俄帝强租旅顺大连，该两港口面积约三千八百平方公里。

　　海兰泡又名黄河屯，位于精奇裡江（结雅河）与黑龙江交汇处，本为中国领土。1858 年订的《瑷珲条约》，俄人攫得黑龙江以北土地，此地被俄国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但条约规定原居住之中国人仍准安居乐业。1900 年，中国人仍占全城居民之大半。当沙皇下令入侵犯中国后，阿莫尔军区司令即公开号召俄军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俄境之中国人。沙俄进行了三次大屠杀，被杀者在六、七千人以上，会游水过江倖免于难者不足百人。

　　江东六十四屯，面积约八千多平方公里，位于精奇裡河以南，黑龙江东岸，与黑龙江城（瑷珲城，今黑河市爱辉乡）隔江相对，是中国人早已垦出的沃土，曾有六十四个村屯。据《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规定，此地虽划归俄国，但中国人有永久居留权，清政府对此地有收税、行政管理的管辖权。那裡的住民是不肯附俄的山东义民，并规定“俄罗斯人不得侵犯”。1900 年 7 月 24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亲率17万大军将江东六十四屯围住，把16万多居民奸的奸、杀的杀了；最后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龙江边，用子弹逼入江中，壹壹射杀或溺毙，偌大的黑龙江竟壹时为之染红！

　　沙俄于 1900 年 8 月 1 日渡黑龙江，攻佔黑河屯（今黑河市），将屯中未及逃走之居民全部杀戮，全城付之壹炬。五日，在激战中夺下瑷珲城，中国军民全部遇难，侵略者放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瑷珲城，变成了壹片灰烬和瓦砾场。史载，老毛子此时对中国人杀红了眼，在尼布楚、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屠杀“中国居民不下二十余万，瑷珲失后，杀戮尤惨”。

　　八国联军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合约》。在这份条约中，俄国从中国敲诈最大的壹笔赔款，近总赔款的 1/3，本息达 3 万万两白银，比任何其它国家勒索的都多。各国在从中国敲诈壹笔后，都陆续从中国撤军。惟独俄罗斯的 17 万军队继续霸佔中国东北不撤，并在东北搜刮抢掠，作恶多端。招来日本与俄国 1905 在中国领土上大打恶战，给中国造成无限破坏和损失。俄罗斯惨败，吐出南满地区，退到北满；日本佔据南满。但俄国仍然加紧在北满从事侵略，并进而把魔爪伸进外蒙古；直到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之前，俄国对外蒙古的疯狂侵略都壹直没有停止过。

　　俄帝侵佔我国领土，至 1945 年止，共有 588 万 3 千 8 百平方公里，占我全国陆地面积 1/3。俄国人就靠著那麽几千个哥萨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佔据了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俄国在欧洲的扩张是政府行为，而在亚洲早期的扩张多半是民间行为。对北亚的征服，俄国的民间力量出了大力。对外扩张，已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壹个重要特徵。

　　蒋经国说：“俄人用武力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自满清入关以后，就开始了；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伊宁事件为止，不知若干次。因为，军事的侵略，是公开的劫掠，众目睽睽，没有人不知道是强盗行为；只要稍微涉猎中、俄关係历史的人，都会明白，用不著详细加以解说。我们统计，自壹六四四年起，到大陆沦陷为止，俄国掠夺我们边疆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外蒙古在内，共有六百五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壹；而与我们现有领土壹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壹半的土地被俄国佔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

　　苏共生下中共

　　列宁写于 1916 年上半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尚是农奴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因此就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的对外侵略不是帝国主义行为，即将成立的苏俄是“社会主义”，自然也不是帝国主义。因此，苏联的对外“输出革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解放全人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壹个用意，就是把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求解放的斗争目标，壹股脑都引向他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1918 年 11 月，史达林在《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1920 年，列宁在《巴库宣言》中说：

　　“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壹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列宁把征服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樑。

　　1918 年 7 月 4 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说：“苏俄政府将撤销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在中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的各种赔款中的对俄国赔款部分交还中国。”

　　1919 年 7 月 25 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 21 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苏俄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说：“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壹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建成哪样的国，採取哪样的政体，壹任人民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以及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它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给中国，不收报酬，劳农政府抛弃庚子赔款以及租借地等。”这壹宣告壹直到 1920年 3 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

　　1920 年 9 月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宣言说：“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佔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

　　这些报告和宣言，虽是虚晃壹招，但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反响。壹部分人认为苏俄确与沙俄不同。壹些人遂对苏俄仰望、羡慕、讚美不已。史达林掌权后，先是否认“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加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有很多人也被牵连。

　　1917 年 2 月俄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建立了苏维埃式的政权，即哈尔滨兵工会。

　　俄文就是哈尔滨苏维埃，其领导人是纽金和斯拉文。列宁为此签署了电报“以工农政府名义命令夺取政权并派员赴满洲里、绥芬河、哈巴罗夫斯克海关”。十月革命后，俄国人沿中东铁路建立军事和经济势力，还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童子军等共产週边组织。这个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苏俄政权，后来被吉林督军孟恩远调兵强行解散。

　　1919 年 3 月 2～6 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壹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它被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组织，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统壹的领导，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苏联通过把从战场抓来的战俘培训为共产主义后，再把他们遣送回国，以便传播列宁主义。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现在公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1919 年 6 月，华裔俄共党员杨明斋参加在海参威的俄共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1920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集所谓“中国工人第三届代表大会”，苏俄人民委员加里宁、齐采林出席并祝贺，公开地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会与苏俄密切地同盟”。

　　1920 年 6 月 25 日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为俄共领导华侨中俄共党员的中央机构，以便用华侨中的俄共党员向中国渗透。1920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7日，由列宁主持，举行共产国际二大。选荷兰人马林、印度人罗易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和委员。

　　1920 年 3 月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的工作。维经斯基由旅俄华侨杨明斋的介绍与陈独秀李大钊结识，提出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俄共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 10 万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壹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旋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策动并资助成立“马克斯主义研究会”；8 月，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设临时中央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裡二号。发起者七人：陈独秀、戴季陶（当即脱离）、沉玄卢（后脱离）、陈望道（当即脱离）、李汉俊（后脱离）、施存统、俞秀松。会中通过了党纲，并推陈独秀任书记，并推定杨明斋在上海组设俄文学校召收青年，选派赴苏俄东方大学学习。

　　1921 年 1 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有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还设有情报部。旋又设立东方大学和劳工大学，专门培植远东共产党干部。

　　1921 年 6 月，张太雷抵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壹个支部。第三国际特派马林于民国十年春来华，并拨款给“中共”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马林资助指导下举行于上海。马林给“壹大”每位代表 150 元现大洋。先发 100 元，临回去时，再发 50 元。当时壹小职员每月工资 15 元，就可维持四口之家壹个月的生活。当时的 150 元现大洋，可以供应壹个学生吃 50 个月的伙食。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壹张选票，就用 5千元大洋。俄国人仅只用 150 元，就赢得了“壹大”代表。俄国人这小小的投资，是最划算的“生意”。

　　马林从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中共，直至 1922 年 3 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画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壹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这表明中共在建党之初就服从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自中共成立后，壹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壹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资讯、不断指挥。

　　“壹大”决定了政纲并推定陈独秀、周佛海为正副委员长，决定所有壹切档自即日起不书中华民国年号，只书西曆；并规定每月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壹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邪教从开张的第壹天起就在骗人！壹大党章只有俄文本，没有中文本！那是俄国主子编出来，令中国奴才遵照执行。假如今天也有几个洋奴在壹外国特务操纵下成立壹个党，这党绝对服从外国党的指令，靠洋主子的资助活命，目的是推翻当局；定被当作卖国贼枪毙！

　　中共“壹大”宣称：要让蒙古、新疆、西藏自治，要将它们划入“某个民主联邦”。就是说，中共建党之初，就要将中国的蒙、藏、疆等奉送给苏联！

　　壹群中国人，参加洋鬼子策划的汉奸卖国贼组织——共产国际远东办事处中国支部，它的纲领规定了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内容。古往今来的汉奸们还不曾如此明目张胆过。

　　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壹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没参加。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壹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壹职，要找壹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1989 年 11 月 21 日世界日报）。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壹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 2 百元路费”。

　　据 1992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所编的《中国工会史》，当时产业工人不过两、三百万人，仅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左右。包惠僧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没有直接关係。在“壹大”的代表中，壹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据中共创党人之壹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

　　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壹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馀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壹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壹万二千元，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

　　中国共产党由 1921 年 10 月到 1922 年 6 月，从共产国际收到 16655 元。1922年 9 月召开的二大宣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陈独秀在 1923 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壹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 20 余万大洋；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 2 万元左右。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指：

　　1923 年头 8 个月）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壹万五千，其中有壹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壹卷 p47、p168，中共中央出版社 1989年)。没有苏联给钱，中共不仅不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

　　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 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 年 12 月，莫斯科，绝密）。项目：支持《嚮导》週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壹百金卢布；总计每月壹千金卢布，总计每年壹万二千金卢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裡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 年 7 月 26 日，上海）……5 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镑，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工受难的中国工人——壹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 4--6 月的预算——壹千五百美元；召开代表大会——壹千美元。所有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秀同志信知，7-9 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1923 年鲍罗廷到广州，带来了苏俄的卢布和军火，促成共产党找到了合法发展的地盘。国民党北伐的 7 个军是用苏联支援的 12 万条枪和每个月 30 万银元武装的。

　　1924 年，中共实得苏联提供日常活动经费约 36000 元。1925 年每月平均约领 3300 元；1925 年 1 月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全部党员 994 人。1925年中共领袖李大钊又在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公然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联在外蒙古驻兵。1926 年，每月得到的活动经费己超过 1 万元。1927 年，每月仅日常活动费就达 3 万元以上；另外，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 3 万元；党校开办费 5 万元，每月开支 1.5 万元；12 月为广州起义和善后用款近 10 万元。这些费用都是莫斯科供给。

　　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建立。当时廖仲凯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共产国际强行派壹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周恩来带著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后，年纪轻轻便担任了黄埔军校军法处长，后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壹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为此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乱，埋下了重重危机。

　　此外，中共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抽调黄埔军校中共党员为骨干，建成了壹个两千人的独立团，获苏联装备最精良武器，任命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它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是后来张发奎等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共产党积极发展，逐步取得壹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某些军团的兵力，急不可待的要自立为王。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是“取得革命的领导权”。1927 年 3月 24 日，在北伐军刚刚攻佔南京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中共产党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又指使共产党身份的士兵发动南京事变，劫杀外国人，企图挑起列强反对中国的北伐。

　　1927 年 4 月，共产国际迅速指挥中共，开展武装斗争。要中共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展开农民革命。1927 年 7～9 月，当毛搞湖南农运和秋收起义时，获得苏联经费 6 万元，占 1927 年中共获得“特别费”的 1/4。秋收起义是“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反革命行为”。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大会上，高度评价并发行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乃中共受此殊荣第壹人。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 1923 年到 1927 年的 5 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 122 次会，作出过 738 个决议，平均下来壹年是 147.6 个会议，也即平均两天半壹个。这麽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麽时候派什麽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

　　意什麽等，都有指示。共产国际代表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莫斯科却发来由史达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

　　1927 年 8 月 1 日,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中共发动南昌武装暴动。

　　7 月下旬，政府军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进驻江西，共产党密派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混进南昌。他们鼓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十壹军第二十师师长叶挺，还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等人，于 1927 年 7 月 31 日深夜暴动。

　　这就是“八壹”起义。8 月 4 日国民革命军包围了暴动军。5 日暴动军突围到江西南部，于 9 月抵达广东汕头，后在潮汕被国军击溃。叶挺、贺龙余部由朱德率领向滇军范石曾部投降；后来朱德再叛滇军，搞了广东起义后，跑到广南壹带流浪。南昌起义时贺龙还不是党员，他打响武装起义的第壹枪。起义失败后，贺龙隻身回到老家（湘西桑植）重又拉起壹支队伍，这便是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为“革命”，几十年后却被毛泽东生生折磨致死，临死前连喝壹口水都不可得！在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中共发动了壹百多次武装暴动。

　　自南昌暴动后，中共就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最残酷的武装斗争，大打“内战”。

　　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内战”，根本不是中国人内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战争，而是由俄国人指挥的，并且是由俄国人供应经费和武器，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壹场战争。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中国的“内战”，是不准确的。俄国人挑动、支持壹部分中国人替俄国人去打中国人。这才是实质。俄国人自己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928 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全部党员 3 万人，大会发表莫斯科宣言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分离权和自决权，中国是无法统壹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有 12 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係。

　　中共从壹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

　　1945 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共独自制订的。连党章要到“七大”才能独立自主制订，这是哪个国家的党？何止是照搬外国，根本是唯命是从，成了外国势力的基层组织。在中国成立的共产党，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是苏共的“儿子党”。

　　中共“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 60 万元以上。1928 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 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壹项，就要求 1 百万；1929 年每月仅活动费约 4 万元；1930年，党活动费每月约 5 万元；全年济难费 11.4 万元；全年团费 7 万元等；1931年，每月美金 1.5 万元，中国元五六万元(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联书店 1999 年，香港)。

　　陈独秀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误会”。他认为当时中国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

　　他认为十月革命“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 年 9 月 8 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壹大”的代表周佛海 1941 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壹样。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中共之初》430 页）。

　　1923 年 8 月，蒋中正到莫斯科经过四个月的考察之后，回国时便秘密向总理报告：第壹、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壹定要危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敌人”。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壹书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

　　1926 年以章太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就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1926 年 5 月 6 日《申报》），章太炎说：“现在的共党，我们可以直称它俄党，借著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壹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党”（1925 年《醒狮週报》

　　第 58 号）。

　　1927 年 4 月 6 日，张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苏俄大使馆；发现了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说：“我们的人帮助南方军队北伐，但却不能让南方军队佔领全国；我们的目的，是要用这壹个军事行动，来牵制其它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来打苏联”。这就是苏联“同情”中国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决”的铁证！

　　中共的发展史，就是壹部做俄国人工具，为俄国人服务的奴才史。中共是苏俄扶植成立的侵华工具；是大量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政党；是壹个毁国害民的党。它谋财害命，占山为王；清除异己，血洗域疆；滥杀无辜，鸡犬不鸣；私相授受，坐地分赃。

　　英国人用鸦片进行侵华，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执仗，用飞机大炮侵华，遭到中国人的抵抗。俄国人从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中国人从思想上被俘虏。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鸦片，可比英国的真鸦片要高明无数倍啊！

　　反智主义的兴起

　　反智论或者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按余英时的说法，是壹种反对理性智慧和知识份子的态度和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共产党国家反对知识份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承认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说什麽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说地租、利息是剥削收入。这样，地主、资本家与店员、知识份子就成了寄生虫和半寄生虫，属于被消灭被打击之列；知识份子就难逃厄运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权必然是反智主义政权。它用统壹的思想、统壹的意志、统壹的步伐来笼罩壹个国家。知识份子是最有怀疑精神的人，必定被共产党人视为敌人。

　　1919 年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谈到：俄国知识份子只不过是“壹些微不足道的人，是壹些自命不凡的资本走狗。实际上他们绝不是什麽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5 版第 51 卷第 48 页)。1919 年下半年中国的《平民教育》上发表了署名为“德”的文章说，“念书人是什麽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穀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看看那些大睁著眼不识字底的可怜底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

　　1920 年“五壹节”，陈独秀对码头工人演说道，“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贵重！”他呼吁人们抛弃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文革就是这麽干！可见，马克思的经济学及共产主义理论是文革的根源。

　　中共“壹大”会议讨论中，刘仁静表示：知识份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壹般应拒绝其入党；他认为既然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因而也要和整个知识份子划清界限。 壹年后，中共“二大”决议中，仍然把知识份子排斥在党的工作范围和群众基础之外，宣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我们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壹个大的‘群众党’。

　　更有甚者，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将知识份子列入绅商剥削阶级，主张消灭知识份子以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壹个平面上， 那其它阶级问题，不待解决就自然解决了。”

　　1925 年 10 月中央规定劳动者三个月、知识份子六个月的入党候补期。

　　1925 年 12 月《革命》半月刊发表了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把知识份子分为三类 ：壹类是“反动知识阶级”，包括壹部分留学生和壹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壹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类是多数高等知识份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律师等都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第三类是“小知识份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从中可以看出，知识层次越高的人，毛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识层次最低的“小知识份子”，充其量也只是“朋友”而已。该文发表后，致使 1926 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恐慌，纷纷著文质疑批驳。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农民杀害的。1928 年中共“六大”以后，党从组织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推行领导干部工农化，将知识份子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从根本上质疑知识份子干部的忠诚度。

　　1928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壹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为清洗物件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据记载，清洗物件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份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份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係不好的，就儘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佈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到了 1930 年代“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与知识份子，则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边区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壹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份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壹个知识份子怎麽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 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 团”给杀掉。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妳胸前插上壹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份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壹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 年第 1 期）。

　　1930 年代，张国焘在川陝根据地实行愚民政策。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

　　“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份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壹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份子的倾向。他甚至提出：“知识份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当时，红四方面军仇视与乱杀知识份子的情形最为严重。只要妳胸前插上壹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份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带上壹个眼镜，那就更糟。其后果是，1937 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四方面军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装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洗。

　　壹位逃出湘鄂西肃反大屠杀的“改组派”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倖”。这种工农干部仇视知识份子干部的现象，在壹些偏远的根据地，壹直延续到 40 年代末。1949 年底，在海南的琼崖根据地举发过壹宗“特务案”。投奔根据地的林云之向上级建议：“队伍中不要说粗话髒话，要组织学文化学理论，要搞读书运动，以提高全体队伍的文化理论素质”。

　　但这壹建议被某些领导视为“看不起革命队伍、骄傲自大、打击领导”。于是，林云之被指斥为所谓的“特务头子”，共有 31 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后全部被杀。此案中还有 95 人被捕，216 人受牵连。

　　聂荣臻 1982 年底同《红旗》杂志负责人的谈道：“红军时期，医务人员、搞无线电通讯的，差不多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这些事工农干部不会，只能用他们。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了根据地、野战军、边区政府，需要建医院、办工业、建兵工厂、修造军械、还有无线电通讯联络、还要办报纸和广播电台等，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参加革命队伍。但有阻力，知识份子受到歧视。所以1939 年党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中共需要的知识份子主要是技术知识份子，是作为工具的实用的知识份子，而不是独立知识份子。

　　恐怖的中华苏维埃

　　滥杀无辜的土地“革命”

　　1924-1927共产党屠杀的国民党的追星族远远超过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的追星族。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号召抓住可能的机会，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发动佃农、半自耕农和雇农，共同组织农民协会，用农会这种形式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这年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说：农民阶级只有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才能解除困苦与压迫，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1926－1927 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河北、陝西建立农会，1927年 3 月，全国性质农民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至 1927年 6 月，全国大小农会组织已有 21458 个，入会会员达 9153093 人。

　　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暴动始于 1925 年冬，1926 年达到高潮，湖南农会号称有 618 万人。当北伐于 1926 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壹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姦人家的小姐、儿媳妇；牆壁上到处刷写著“杀尽土豪劣绅及壹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龚楚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

　　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国民革命 35 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将其折磨致死。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不能倖免。李立三是湘东醴陵人，其父是个读书人，为人壹向诚实。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回乡居住，讵料农会竟将他杀害了。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农民暴动，不允许任何人讲壹个“不”字，湖南壹个大知识份子，只因为写了壹首讽刺农会的打油诗，即被农会公审，就地枪决，当时的农村壹片红色恐怖。毛泽东却认为这样的恐怖“好的很”。

　　1927 年 2 月 12 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壹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1927 年 3 月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壹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毛这些话，在以后多次被做为指导方针。

　　在 1920 年代的溆浦农民运动中，镇压陈壬龄（俗称陈老二）是农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标志性事件。陈壬龄时任溆浦县团防局长，此人被认为“心性狠毒”、“横行城乡”。全县被他杀害的无辜群众达“200 多人”。1923 年的壹天，陈壬龄为避土匪抢劫，将家裡的财物装入 18 个铁桶，密封后沉入屋前的水塘裡。待土匪抢劫风声平息后，陈回家车干水塘，发现少了壹桶，就诬指在附近卖油粑粑的陈三伢所盗，将其抓来，为逼其供认，竟施用惨无人道的“剥皮抽筋”酷刑。

　　当时，先将陈三伢上衣脱光，在木板上钉上两排粗针，抽打陈三伢的背部，把肉皮打得稀烂；乘鲜血尚未凝结，用细麻线从肩部壹直密密麻麻摆到臀部，然后涂上石灰粉，使石灰与鲜血、皮肉凝结在壹起，成为血痂；过壹二天再来抽动麻线，就如万箭穿心，疼痛难忍。陈三伢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上吊自尽。后来发现盗窃者乃其壹抽大烟成癖的侄子所为。陈壬龄被认为是全县反动势力的靠山和总头目，是农民运动的“拦路虎”。中共溆浦县委为了将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推向高潮，秘密决定除掉陈壬龄。

　　1927 年 2 月 26 日（农曆正月 25 日），县委在县城寺坪召开庆祝国民党溆浦县党部成立的万人群众大会，大会由县委书记刘绩成主持。陈壬龄被抓获后押到会场台下时，群情激昂。“嫉恶如仇”的向五九操起广播筒大喊壹声：“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全声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出手枪对准陈老二就是壹枪，击中陈的腿部，士兵们连複几枪，“结束了陈老二的狗命”。随即，与陈老二有“深仇大恨”的群众，纷纷跑到附近人家借来刀子，“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灵，有的割壹块肉拿去下酒；有个士兵壹刺刀挖出陈的眼珠子，猛然用脚踏破，眼液四溅。有人问他对陈老二为什麽如此痛恨？他愤然答道：‘我家被他弄死 3 个人，我是为了报仇才来当兵的。’不过壹袋烟功夫，陈老二隻剩下壹副骨架子。”在陈老二被镇压处死的当天下午，县委在县城和各区张贴佈告，宣佈陈的“十大罪状”。为保证农民运动向前发展，1927 年 3 月，遵照上级指示，成立溆浦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全县开展了壹场“镇压土豪劣绅的伟大斗争”。在短短壹、二个月内，全县受到惩治的土豪劣绅达 616 人，其中镇压的11 人，游斗的 44 人，坐牢的 33 人。

　　1927 年 4 月 12 日，国共两党正式分裂。5 月 21 日，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5 月 24 日溆浦则发生了“敬日事变”。包括中共溆浦县委书记刘绩成在内的 19 人被溆浦驻军陈汉章杀害，尸体被丢入溆水河中。1928 年 5 月19 日，中共溆浦县委遵照省委“暴动就是成绩”的指示精神，发动了舒溶溪农民暴动，舒溶溪小学校长龙明汉被“凌迟处死”。

　　1927 年中共五大会议上，毛反对大会把“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定为地主的标准，他嫌这壹标准的打倒物件太少。“秋收起义”时，毛在起义纲领中加上“除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1927 年 8 月 18 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提出“杀尽土豪劣绅”、烧毁其村庄。李慎之提到，“秋收起义后，红军在湘南有过‘烧，烧，烧！烧尽壹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壹切土豪劣绅’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1927～1929 年间，毛的部队“杀尽土豪劣绅”全家，连三岁的小孩都不放过。1927年底黄安暴动，农民进行“烧杀地主比赛”。

　　1927 年 11 月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该档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壹切反革命派，应当採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左”

　　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李维汉，1986：190）。

　　1924 年就开始搞农运的大王彭湃在 1927 年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乾乾淨淨，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染红每壹个人的衣裳！”他废除了壹切债务(穷人间的债务也壹同废除)，烧毁壹切契约，铲去壹切田茔。彭湃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麽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麽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光”。他效法张献忠发佈“七杀令”，下达每壹个苏维埃代表杀 20 个人的指标。彭湃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壹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成了可怕的屠场。1929 年 8 月 24 日，彭湃到上海两区新路 12 号 2 楼开会，被叛徒白鑫向敌人告密而被捕，牺牲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白鑫的表弟是在彭湃乱杀中被处决的，白鑫是报杀弟之仇）。

　　在广东，那些领导农运的政治家们也亲手写下这样的文字：“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佈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如万不得已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地民众，搬迁壹空，俟敌人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附近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敌人到来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凡暴动胜利所得地方……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份子者，应即儘量焚烧之”

　　（见《1927—1945 年国共斗争史料汇辑》第二集，第 196 、198 、202 页，存萃学社编集，大东图书公司印行）。在这样的条文中，革命已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

　　1928 年 1 月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提出以“杀人、放火、抢物”为暴动原则和革命目标，提出“鼓励自由杀人”和“奖励焚烧房屋”。

　　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1920 年代红军是流寇，它的给养主要来自“打土豪”。红军每打到壹个地方，不管该处地主是否抵抗，壹律格杀勿论。然后把浮财和粮食壹没收；带不走的粮食和土地给贫雇农壹分，它就开拔了。国军壹来，还有那些分得了土地和粮食的贫雇农好果子吃吗？于是这些贫雇农只好背井离乡去投红军。挑动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红军不但有了给养，也有了兵源。

　　朱德军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1928 年 3 月，国军会攻湘南；中共湘南特委提出“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两侧 5 裡内民房”的口号。省巡视员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 30 裡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后，群众强烈反对。特委壹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两侧各 5 裡，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压力，强令推行。许多干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旁焚烧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风传，造成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

　　中共郴县县委想说服群众收拾家什搬迁至县城五裡外，烧掉房子，群众多数对此不能忍受。3 月 12 日，县委通知在郴州城裡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打算说服群众执行焚烧决定，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这壹天，到会者格外多，平日空旷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于十时开始。县委书记夏明震讲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攻不得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台下立即叫喊：“烧房子就不行！”“烧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壹个人冲上台，壹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乱的人群刀枪棍棒齐上，县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多人被杀。全场顿时形成壹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当场死伤 2 百多人。

　　接著，人们壹路呼啸而去，见红带子就杀，见商店就抢，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驻地。

　　当天下午群众听说“城裡的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郴州方圆 50 裡的民房”，于是数千农民包围了已经搬迁到城外东塔岑的中共县委机关，抢劫壹空。

　　时任县委秘书长的曾志逃到朱德处求救，朱德即派陈毅率壹营军队伙同赤卫队壹起攻打已被“反叛民众”佔据的彬州，血战数日，共党人员死伤千余，彬州县委共党干部几乎被杀尽，民众死伤多达两千。

　　永兴、耒阳的农民也起来反对共产党……共军迅速地进行血腥镇压。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记载湖北阳新县仅 1928 年 7 月至 1929 年 4 月半年间就杀死地主、富农 3170 人，1928 年元月中共游击队袭击刘家祠堂，杀死地主刘慧臣壹家五口。地主黄香谷六十寿辰时被中共杀死，抢走银元 8 百元；大冶县地主黄晓阶嫁女儿，中共手枪队打死黄晓阶并抢走嫁妆。种种暗杀、沉塘沉江、烧人住宅的暴虐行为书不胜书。这样的屠杀抢夺就连共党内部壹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觉不安，陈独秀曾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经国民党统治而和平发展来取消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行动。他因“右倾”错误而被开除出党。

　　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 年第 5 期记载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凡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壹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聂荣臻回忆录》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壹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

　　1930 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佈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著铜币、银币，壹担壹担送到红军司令部”（《彭德怀自述》），黄石港乃鄂东壹小镇，哪来的帝国主义？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 3 万块。

　　1931 年 8 月，中共鄂南苏区特委目前工作计画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发动贫农、中农起来驱逐反动家属。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可见整个苏区对地主、富农的屠杀、流放是有指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

　　1932 年 4 月间，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乘江西衰娜妮赣剧团在廿八都水星庙做戏壹个月的机会，派暗探来侦察驻镇民团和自卫队人数、武器、行动规律，同时也摸清了当地富户情况。

　　6 月 28 日，红军广丰独立团由团长周良瑞、政委吴光丕亲自率领，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还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袭廿八都，红军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这壹仗除了枪枝弹药，红军还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中午时分，红军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统统当作“财神”绑架走，有些人被赎回去了，有些人则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财两失。“杀害人质”不是恐怖分子的发明，而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发明。跟著红军来的广丰游民，手上緾著红布，也跟著抢，连箩筐也抢。

　　同年 9 月 5 日，红军广丰独立团和闽北独立团又带著赤卫队、花枪连第二次攻打廿八都。这次除打死守军三十多人外，再绑架士兵、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从此萧条、冷落。1933 年慕名而来的郁达夫便目睹了这个“鸡鸣三省”古镇的壹派衰败景象。《衢州文史资料》对此亦有记载：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联合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杨益丰、隆兴源南货店和杨元亨、金同顺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号店堂，全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柜檯东倒西歪，箩筐队忙著装货待用。有几个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1949 年以后，这个至今也不过三千馀人的古老小镇，竟有 86 户被划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枪决，人数在三十、四十之间，不可谓不骇人听闻。

　　2．毛泽东杀 AB 团、肃反

　　最早积极回应共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经农民不多，流氓痞子不少。1928年毛在《井冈山的斗争》壹文中说：“红军的成分，壹部是工人、农民，壹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佣军队来的”。王明在《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地帮助农民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党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係的问题。我们应鑽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

　　共党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区乡两级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宣称“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大爷、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可见红军的构成从壹开始就掺杂著土匪、帮会成份，带入了吸大烟、充光棍等恶习。

　　中共以工人阶级斗争理论领导农民暴动，1929 年中共中央调查的赣南各县党员人数清楚地表明，在其党内工人只占 10%左右，农民占 70%，专制知识份子等其它阶层占 20%。即便如此，中共也顽固地认为工人阶级有凌驾其它阶级的种种特权，以此从精神上控制农民。

　　1928 年 6、7 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

　　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送到井冈山。

　　当年收容了毛泽东秋收起义残部的井冈山山大王王佐(文盲)、袁文才，是毛的救命恩人；可毛泽东刚刚站稳脚跟，就根据六大“决议”，于 1930 年 2 月 24日拂晓，在永新县城用计杀害了袁文才等人、王佐逃跑时淹死于河中。当时红五军有壹千多人，王佐有五百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袁、王部队没有打壹枪。

　　从这个形势看，袁文才、王佐也不是“反水”。袁、王被杀后，袁文才部连长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各带几十人逃回井冈山。3 月初，两部联合通电反共，分别被编为宁冈、遂川两县靖卫团。从此，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沦为白区壹直到 1949 年。1979 年后，王佐、袁文才平反昭雪。

　　1930 年 2 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著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託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

　　中共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中共遂于 1930 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

　　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

　　在瑞金苏区最早发动清查 AB 团运动的是毛泽东。1930 年代肃反目地就是肃清党内的“AB 团分子”。“AB 团”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 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以段锡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 1927 年 1 月，其目地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成立后三个月，就被 1927 年 4 月 2 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大暴动所摧垮。此后，江西儘管还存在著个别的残馀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廖承志在 1938 年曾问壹个已转变立场投身革命的原 AB 团头目王礼锡：“AB 团到底有多少人？”王实告之：真正的 AB 团仅七、八个积极活动分子。

　　1928 年 1 月 24 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壹幅对联：“想当年，妳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1929 年，共产国际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毛比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壹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分”，要求将他们从党内“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壹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1929 年下半年始，赣西南党组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壹切土地”的主张。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 年 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併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 併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 1 月，毛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 1930 年 2 月 6-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等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壹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 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以毛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毛列举了主要两项：①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走上托、陈取消路线，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取消派与 AB 团同为反革命”。②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党的领袖”，“党的领袖”是指由毛任命的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毛的连襟）。

　　由毛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宣佈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是 1927 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领导职务。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毛宣佈，机会主义领导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壹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1930 年代初，史达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史达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可见，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于国内的历史经验与与他自己的体会。

　　1930 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 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1930 年 2 月 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壹号》，正式宣佈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壹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

　　1930 年“二.七”会议后，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在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壹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 团”的宣传攻势。

　　6 月 25 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 AB 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壹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控制。刘士奇在不到壹个月的时间裡，就杀害了几千“地主富农”、“AB 团”分子。1930 年7、8 月间，“肃 AB 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

　　1930 年 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壹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 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壹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赣西南特委任书记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这壹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赣西南特委在 1930 年 9 月 24 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 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 AB 团》档中宣佈：“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 AB 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 AB 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 AB 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紧急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採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 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 AB 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赣西南特委厉行“肃 AB 团”，到了 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 1 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地坚决地开除出党”），消灭了 1 千多“AB 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 1/4 被打成“AB 团”，也大多被杀。

　　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壹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採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壹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壹危机”，决定进行壹场以“打 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壹番根本改造”。 毛在《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指示：“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戳。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毛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 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将所有的反对势力壹概镇压下去。毛作出了壹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壹方面军（红壹、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 AB 团”运动。

　　1930 年 10 月，毛率红壹方面军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壹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

　　在不到壹个月的时间内，在 4 万多红军中肃出 4400 馀名“AB 团”份子，占军队总人数的 1/10，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

　　红壹方面军内部的“打 AB 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 团”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壹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壹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壹起无所不谈”。

　　何笃才认为，毛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壹个人能超过毛。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壹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壹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明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萧克上将回忆打AB团的情况时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妳们师裡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宣传队队长和壹宣传员。就凭壹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他们不承认，壹打，壹审，他俩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了几十个，到月底，共抓了壹、二百人。”“我们师杀了六十个人，十几天后，决定再杀壹批，有六十多人。”

　　李聚奎上将在《李聚奎回忆录》中说：“那时打 AB 团的做法，完全採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壹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自供是 AB 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然后指著伫列裡的人，逐个向他提问：‘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壹点头，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特别是在同壹个地区来的人中，只要抓出壹个，往往就牵连壹大片。如我们团在吉安扩编了壹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因为都是壹块来的，互相认识，所以在这个连抓出来壹个吉安兵后，就‘供认’出半个连的人是 AB 团。”

　　参加了湘南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欧阳毅中将，在《我在打“AB 团”中的经历》壹文中说：“肃反扩大化使红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蒙冤丧命……1930年……部队的肃反委员会动不动就给人扣顶‘AB 团’的大帽子，三天两头抓人杀人，弄得人心慌慌，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 团’抓到连队来了，壹些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农民，大字都不识壹个，壹夜之间也成了‘AB’”，被抓去杀了。……我亲眼看见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

　　他咬牙切齿，拿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好同志。”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率领的红壹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麽对壹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1930 年 10 月底，江西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 “肃 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杀人处决权。

　　1930 年 10 月，红壹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档中发现了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样，将李文林与“AB 团”联繫在壹起就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由此，毛认定李文林是“AB 团”首领。

　　1930 年底 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著壹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繫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 1930 年 12 月 3 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 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1930 年 12 月３日，总前委书记毛给江西省行委的信中说，已有人供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等（是反刘士奇的）“AB 团分子”，而且明确指示总前委：

　　“特派李韶九（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同志率兵壹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 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

　　李韶九携著毛泽东指示信于 12 月 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 月 7 日下午，时任红壹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率红 12 军壹连官兵，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包围了省行委机关后，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 20 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捆绑逮捕。夜间，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毒刑逼供。受刑的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与李韶九辩理，以自己过去的斗争历史来证明自己不会去搞 AB 团时，李韶九则说：“我不与妳讲理，我只有七项刑罚，第壹项就是这打地雷公烧香火……无论如何，妳要承认是 AB 团，说出妳们的组织，否则给妳壹个不生不死。”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12 月 8 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被捕人员全都被迫承认了自己是“AB 团分子”。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 1982 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壹歎。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在 12 月 7～12 日 6 天时间内，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共抓捕“AB团分子”120 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了 40 馀名。大部份的省行委领导人被肃成“AB 团骨干”。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 1930 年 12 月 12 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12 月 9 日李韶九带壹排人押著谢汉昌前往东固，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壹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 25 名 AB 团犯人，匆匆杀了，然后上路。从富田赶到红二十军驻地吉安县东固镇，向红 20 军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的指示信，并著手在红 20 军内搜抓“AB 团分子”。红 20 军 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以为是因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壹到军部即被当作 AB 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韶九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 AB 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 20 军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刘敌将这天的遭遇告诉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

　　12 月 12 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之后，又听说红 20 军政委曾炳春等也被打成“AB 团分子”；不知确否，壹营营长张兴便前去军部探询。不料，张兴壹问此事，李韶九、刘铁超便将张扣留。刘敌获知张兴被拘，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将红 20 军军部包围，捆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被李韶九关押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可惜李韶九被捉后逃脱。由于担心李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 174 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 12 军壹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等 70 馀人。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

　　被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 12 日当夜召开了省行委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 AB 团，有严重错误且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负责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会上，还以省行委名义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写了壹封信，表示对他们的拥护。

　　12 月 13 日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士兵大会，由刘敌主持，段良弼等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李韶九等人滥捕滥抓刑讯拷打所谓 AB 团分子的情形，有人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然而，毛的保卫局在朱德总司令部大肃AB 团，五个副官杀了三个；毛可以叫某个受刑的人咬朱德。至于彭德怀，连苏军情报局都风闻传言，“彭可能跟 AB 团有关係”。所以，朱、彭不仅帮不了事变者；而且为洗刷嫌疑，只会更加卖力地支持毛！

　　此时，平日喜欢毛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模仿毛字体，伪造了壹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在那信中，让人以为是毛泽东指示古柏去搜集朱、彭、黄的 AB团证椐，妄图以此挑拔毛与朱德等人的关係。这封冠以“黄陂支部抄录”的假信，被作为省行委信的附件，壹起分别送给了朱、彭等人。但朱、彭、黄三人识破了那封假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壹个拥护毛的宣言。之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到总前委请毛到红三军团讲了话。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又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毛东珠和总前委。红 20 军领袖们的这个失败的离间计，也是他们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壹。

　　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就停止了反毛宣传。当天，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又召开了会议，决定撤销刘铁超的军长壹职，并以原 172 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同时率红 20 军自行离开富田，前往吉安县永阳以图自保。

　　15 日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 ：壹、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佈，听侯中央妥为解决”。

　　二、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报告此事变经过。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刘敌也给中央写了壹份长达 4000 多字的申诉报告，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三、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壹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因敌阻隔，未能成行。四、送黄金 200 斤到中央。五、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 12 军 1 连的全部官兵。

　　富田事变的爆发，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 AB 团。毛说：“AB 团取消派为什麽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首先集中力量，打倒壹个，然后再打倒壹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AB 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12 月 20 日，毛泽东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壹封信》，他说：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壹时受屈；总有洗冤的壹天，为什麽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麽可以呢？”

　　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 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隻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受屈，就壹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 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 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 AB 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 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徵，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 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 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壹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1930 年 12 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壹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佈告：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口裡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1931 年 1 月 5 日段良弼先带著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壹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

　　“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段良弼在等侯中央裁决时，大概发觉情况有变，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壹个人便悄悄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1931 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壹上任，立刻感到清查 AB 团运动过火了，不相信红军中会有这麽多 AB 团。因此，他对清查 AB团的运动採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项英对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随即在 1931 年 1 月 16 日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壹种反革命的行动”、“客观上是与 AB 团取消派等的联合壹致的反动行为”；但“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 AB 团取消派”，还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 AB 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

　　项英又通知红 20 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20 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项英在中央局会议之后对红 20 军领袖们的检讨感到满意。

　　1 月 17 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佈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委替代其职权。当时，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随后红 20 军到永新壹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并期待中央的最后决定。当时，红 20 军没有壹人投敌，而是开闢了新的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并积极准备攻打白军佔领下的吉安。

　　3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率部包围省行委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这壹点用不著再争论，应通知苏区无条件地在总前委领导下来作斗争，并要中共中央起草壹指示信立即发下去。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于 1931 年 3 月 28 日作出了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便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提出——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 AB 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原红壹方面军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并责成苏区中央局“严厉的消灭AB 团与壹切反革命的组织”。至此，关于“富田事变”性质的争论就结束了。

　　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 月 17 日任弼时壹行 3 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销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4 月 18 日，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向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他们壹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壹网打尽。接著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审判中这人没有壹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 AB 团。会后，“罪魁祸首”刘敌被当即处决了。以后把其馀 20 多人都枪毙了。

　　红 20 军移防指战员完全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坚持对敌斗争，并配合广西来的邓小平率领下的红 7 军打了几个大胜仗。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

　　红 20 军于 1931 年 7 月风尘辗转到达江西于都县平头寨，吃罢早饭，20 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壹个连壹个捆绑起来，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 20 军，并下令周围预先埋伏的士兵开枪打击，700 多人全部击毙。军长被拴马上拖死（为节省子弹），或者用大刀、梭标、木棒、乱石处死以节省子弹（《中国共产党党史全编》）。仅有两人倖免于难。红 20 军政委曾炳春，富田事变时在家裡养病，富田事变后奉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令，仍任红 20 军政委，并于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侯补中央委员（曾未与会）。1931 年 7 月被捕，1932 年 5 月 30 日被作为 AB 团“要犯”处决，年仅 30 岁。李文林于 1932 年 5 月被中共枪决。

　　此后就开始大规模肃反。在严刑逼供过程中，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等等；连烧阴户、割奶房之类的酷刑也用来对付昔日的战友；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 120 种之多……。

　　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 团取消派”越打越多。

　　肃反机关则公开的说，宁肯杀错壹百，不肯放过壹个；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赣西南地区的干部 90%被打成 AB 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 1890 人。

　　1915 年出生的胡耀邦，14 岁跟共产党闹革命，反 AB 团时他不过 17 岁。只因被人告发：他和比他大壹岁的谭启龙壹起对大抓大杀自己同志表示过不满，加上他的壹个老师被当作AB团而遭杀害，他本人又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份子”。

　　所以，他和谭就被省委政治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列入 AB 团成员的名单，并立即逮捕。恰巧在湘赣区视察的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对他们有些瞭解，于是就要求把他们带回中央苏区“审查”，从而救了他们壹命。

　　这次遭遇，几十年后仍令胡耀邦心有馀悸。在他去世前的几天，还对去医院探望他的冯文彬说：“当年如果没有妳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 ；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傅连璋在瑞金的时代就壹直负责中央高官的保健，毛泽东当年在江西害了恶性疟疾，全靠傅连璋救了命。可是，傅连璋壹家 5 口人都被当成 AB 团打死了。

　　49 后，傅当了卫生部长，1966 年文化大革命时，72 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我挽救过妳生命……希望妳现在也能救我壹命。”毛原想救他，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它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1968 年 3月 14 日秘密逮捕傅，并立即投入秦城监狱。15 天后傅被整死于狱中。傅到死还在要求见“毛主席”，在迷惑与悲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当时陈毅对杀 AB 团表示怀疑，释放了多名 AB 团分子。他就受到了怀疑。后来，在壹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壹些金子交陈毅保管。

　　陈毅想到，毛泽东同志这样信任我，我就不怕任何李韶九了。李韶九冷笑说：“过不久，我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陈毅闻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马、好枪，谁敢来！”话虽这麽说，终究不得不警惕。

　　壹天，陈毅被召去开会。他感觉此行可能壹去不复返，临行时特意对年轻的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六点钟我还没回来，妳就快走，到妳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会派人把妳接回来的。”萧菊英噙著泪，目送丈夫带著好枪、骑著好马远去。

　　会上陈毅没有被抓，当他轻鬆地踏上归途时，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

　　他只好与警卫员徒步绕道而归。晚上八时，他终于匆匆赶回。他在漆黑的夜幕找寻妻子的身影，在凄冷的晚风中呼唤妻子的名字。他没有想到深爱著他的妻子见爱人六时未归，以为他已被打为 AB 团，竟跳井徇情。

　　陈毅悲痛欲绝，搂著爱妻冰冷的尸体痛哭不已。埋葬妻子当天的夜晚，在空荡荡的房中，陈毅触景生情，摸去脸上的泪水，挥笔愤书，吟诗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

　　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正当送葬归来夜，泉台幽幽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者高。

　　艰难困苦几人负，失友中年泪更滔。

　　1931 年春节前夕，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 12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大会。大会结束前，第100 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伸出右臂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众人齐呼。结果导致了大肃反，损失极其惨重。在 1931 年 3 月2 日召开的闽西第壹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壹株明确宣佈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壹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究竟有多少人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确切的记载。1980 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壹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 6352 人(见于 1986 年 5 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1930 年毛泽东在苏区首开杀戒，十万红军将士成了冤鬼。据披露，在瑞金，万人坑就有十几处（见李忠道《毛酋秘闻》1976 年 6 月版）。仅中央苏区就杀了“AB 团”7 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200 人、“改组派”2 万多人。

　　1989 年 2 月由戴向青执笔的《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长达万馀字的第二稿完成，经过富田事变事件覆核小组在京成员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后，于1989 年春夏之交上报中央。随后，中央又派由中组部组成的覆核小组来江西，又壹次进行实地调查，可谓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组部覆核小组，苦苦地等待著，但却始终没有回音。

　　1991 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部书，对肃 AB 团与富田事变作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裡，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周恩来屠杀顾顺章亲友

　　1931 年 4 月，顾顺章乘中共秘密设置的祥泰木行货轮，护送当时中央负责人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到武汉。顾在武汉停留期间被捕，捕后称须见蒋介石后才能供出情报。去去见蒋介石前，先去极密电报。可当时中共的钱壮飞已潜入国民党的组织部调查科，为机要人员，当时该科负责人徐恩曽不在，钱阅电文后，立即派人告李克农，并以最快速度通知周恩来，周安排中共连夜撤离。第二天 4月 28 日国民党既展开大规模逮捕，结果是扑了个空。

　　身为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对此极为愤恨，经精心策划后在同年 5 月，与康生(赵容)率红队洪扬生、李龙章、王竹友等五人，在壹个漆黑的夜裡，残忍地杀掉了顾顺章壹家老少；包括顾妻、岳父母、小舅、小姑和保母。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农妇，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顾的家人完全无辜，被杀前还在乐呵呵地替共党工作呢！

　　周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1927 年“四壹二”事变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他逃出了虎口。那天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斯也被周杀死活埋。这壹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 30-40 人。在行刑过程中，康生的表现比周更坚决、冷酷。

　　对这次屠杀案的揭露，是因当时参与红队王竹友被捕后招了，他带人到顾家后院挖出许多具尸体。这事在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哄动了整个上海。顾说这是“残酷兽行，灭绝人性”，与封建王朝都慎用的满门抄斩没什麽区别。

　　杀人狂夏曦

　　夏曦，生于 1901 年，死于 1936 年。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壹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壹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 年 5 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前，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拟定了“包括加强工农武装和组织工农义勇队反攻长沙为内容的紧急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事变。”然而，就在这时，夏曦知道事变将要发生，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没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离开长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这也种下了后来夏曦杀害柳的原因。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 3 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1931 年 3 月 15 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 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 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 3 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 11 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5 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杀害。

　　5 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壹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 3 军改编为 5 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6 月 24 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 3 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壹切职务。

　　夏曦的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壹口。在 1932 年 1 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湘鄂西苏区第壹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 1932 年 4 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 3 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著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 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壹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壹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 3 军。红 8 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 8 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说他是改组派，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 3 军参谋长兼红 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 7 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接著，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 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複杂，壹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壹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 27 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他搞过“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 3 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 3 军参谋长兼第 7 师师长孙德清，红6 军创始人之壹、红 8 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 20 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红 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

　　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根据潘家辰之妻庄晓东的回忆，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著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壹死。万涛被捕以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活活打死。

　　曾任红 3 军前委书记兼红 3 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壹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

　　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裡，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

　　这时，柳还蒙在鼓裡，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壹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裡，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妳反映个屁，他们都是壹伙的。结果，事情壹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 3 军裡“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壹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壹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

　　壹半枪决，另壹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洪湖到现在还壹坑壹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壹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 1934 年 9 月 15 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壹次反“改组派”

　　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馀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洪湖杀了 3 万 7 千多自己人。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壹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壹万多人。现在活著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 年 8 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壹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裡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 7 师师长王壹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 3 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 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物件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壹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壹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

　　有丝毫证据，仅凭壹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 241 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妳在国民党裡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妳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妳给我写声明书，民国 12 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妳拿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 10 万块钱。……妳杀了这麽多人，是什麽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 9 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 3 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壹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乾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壹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壹支妳要不要？妳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著它了。”由于贺龙在红 3 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 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 3 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 3 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壹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 1933 年 2 月红 3 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佈“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 7 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 3 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 3 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3 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 7 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 1933 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是 1933 年 3 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壹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 1925 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 6 军政委、军长，新 6 军军长，红 9 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壹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壹、红 9 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裡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像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中共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 236 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 1933 年 5、6 月间，壹直进行到 1934 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 3 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 年 12 月 29 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壹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壹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 7 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 8 师 22 团团长贺炳炎（1955 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壹个所谓的“改组派”壹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

　　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穀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穀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薑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薑琦可以说在红 3 军中是夏曦壹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壹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薑琦逮捕。薑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 3 军由此除去壹大害。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 4 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 千人，杀得只剩下 5 个党员（李锐的资料）。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 3 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中共统治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血腥、最野蛮的壹页。在中共上台前，其对所谓“苏区”和“解放区”的统治，更是黑暗中之最黑暗者。中共苏区的肃反不但先于史达林的大清洗发生，而且和后者呈现了令人惊讶的相似，特别是湘鄂西苏区肃反更是如此。夏曦堪称中国的小史达林，用大屠杀打断了红二方面军脊樑，使之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这和史达林后来发动的大清洗非常相似。

　　史达林本人就是在德国入侵前夕几乎杀光了红军军官，使得红军元气大伤，才先后在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早期大败的。中共苏区竟会在不同地域大致同时发生与6、7 年后史达林的大清洗惊人雷同的平行现象，这壹事实就足可证明那是无产阶级壹党专政的必然历程，不可以用领袖的个人素质来解释的。

　　张国涛大肃反

　　张国涛 1931 年 4 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1931年 9 月初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在南下（曾的意见）还是北返（张国涛的意见）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壹些主要领导就在鸡鸣河开会，写了壹份申明书，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壹直打到中央。张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就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

　　1931 年 9 月 13 日，陈昌浩借政治保卫局 8 月在后方医院中破获的“AB 团事件”，根据张国焘“必然有壹个反革命大组织”在根据地的想法，到红四军接替曾中生政治委员壹职，并立即开始肃反。在陈昌浩到前，政治保卫局已在后方逮捕了红28团团长潘皈佛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用刑讯逼供和诱出壹套许继慎、熊受暄等人“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准备投降蒋介石”的口供。陈昌浩到达后，立即逮捕十师参谋主任柯元等 20 馀人，随后逮捕许继慎、周维炯等干部。张国焘由新集来到白雀园亲自主持“大肃反”，用严刑逼供成招，几乎把参加黄麻、商南、六安霍山起义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统加所谓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罪名杀害了。红 30 团壹个团，被杀的班以上干部就有 500多人。

　　1931 年十月初的壹天，壹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张国焘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两百多人全部抓起来，末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枪打死。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子弹，指示：“以后要节约每壹颗了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採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1931 年 10 月许继慎在光山新集，被马活活拖死的，血肉模糊，年仅 30 岁，许继慎正在怀孕的的妻子王望春也被杀；另壹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写到：“在这次肃反，被捕者约六百人……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人，其中判死刑约 30 人，判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仅1931 年的 9～11 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张国涛手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 1/10，达到 2500 多人（陈昌浩回忆录）。和湘鄂西发生的情况壹样，杀到后来就完全丧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物件，不管是谁，只要扣上“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帽子，随之而来的就是逮捕处决，到最后竟然连战士发牢骚讲怪话都成了死罪。连战士的枪口沾点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杀勿论！

　　在肃反中，政治保卫局人员不择手段，搞“指名逼供”，硬说某人反动，苦打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死去活来，手足俱废，最后就乾脆枪决了事。他们对主犯、从犯不加区分，主犯杀头，从犯枪毙，不仅如此，连“反动”

　　者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遭残杀。例如，在馀笃三被捕之时，为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就逮捕了他的夫人程训宣，程训宣最后成了“改组派”死于酷刑，被整肃掉的“改组派”几乎没有人明白这三个字的确切意义。徐向前其回忆录中说，1931 年冬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杀了五千馀人，比红四方面军死于战场的总和还要多，而当时红四方面军还不到三万人。1932 年 1 月，保卫局到黄安仙居捕人，引起该区干群的反抗，将保卫局的人撵走，并呼喊；“打倒刽子手张国焘！”爆发了所谓“仙居区事件”。这壹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受到镇压，杀 200 人。以后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1932 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仅在红 25 军壹个军就被杀害 6000人，红 25 军原有 12000 人，43 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 6000 人。张国涛当时在会上宣称：“就是有 1 万、2 万也不奇怪，……”。

　　1950 年代初，在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当年肃反被杀的数千具尸骨。壹位原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杀壹百多人，壹人壹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壹个坑。”张国焘走后，中央代表沉泽民竟然还在继续肃反，杀了红 27 军军长刘士奇、红 25 军副军长兼 73 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 6 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 28 军政委江求顺等壹大批红军指战员。其中这刘士奇本是毛的连襟，曾在赣西南特委任上首创“抓 AB 团”，害死了无数无辜生 灵，引发了富田事变，最后自己却成了反革命被杀。

　　1933 年 6 月后，张国涛又在川北根据地开展大屠杀。壹个县就有杀人的权力，随意杀人；有的乡开公审大会就杀了，壹个县壹杀就是几千。“解放”后，在原川陝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大约 5 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就是张国焘杀的。

　　1934 年 9 月的壹天，张思德的父亲张行品又准备把打土豪收缴的财物上交乡苏维埃，村苏维埃主席胡南台要拿走壹些烟土，张行品不许，两人为此大吵壹架。胡南台遂向县政治保卫局诬告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其实，张、范两人并非富农，也是穷苦人。朱德总司令的弟弟朱云阶当时是仪陇县大风乡河坝村苏维埃主席，也是因被人诬告为包庇富人、敌我不分而遭杀害。县政治保卫局也不调查，随即让胡南台通知张行品到巴中开会。张行品壹到达目的地就被捆了起来，严刑拷打，张行品拒不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再三申辩也无济于事。几天后，他在巴中顶山被杀害，时年 57 岁。

　　徐向前说：“张国焘在根据地的政策很‘左’。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壹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雕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强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

　　张国焘的“左”还表现在他对川陝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打击迫害。张国焘对川陝党的同志不信任。当时活跃在川东地区的是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于1933 年 10 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奉命改编为红 33 军。但是会合不久，张国焘就在 33 军内部大搞肃反和清洗。王维舟回忆说：“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 33 军的两个师长蒋群林、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清溪乡三弯崖，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虹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又将排级干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张国焘在不过两三年时间，就把川陝苏区搞得民穷财尽。儘管取得了壹些胜利，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当张国焘决定放弃通南巴苏区时，他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当时的红 4 军政委王建安回忆：“突围时我在后边掩护，烧了不少房子。因张国焘说壹方面军有 30 万人，与壹方面军会合就是胜利，要把房子都烧掉。敌人来了让他们没地方住，睡不好，赶不上我们。我担任后卫，烧了壹些，不忍心，又留了壹些。”原四方面军干部柯常青悔恨地说：“过岷江我负责烧的茂州，过江后把桥撤掉，红军家属、孩子、地方干部都隔在江对岸，我的爱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张国涛张国涛不仅杀害了红四军的第壹任军长邝继勳（用绳子勒死），其他高层领导人曾中生、馀笃三等凡不满张国涛的人都被杀害。曾中生因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不敢公开杀，是在长征的途中的 1935 年 9 月在张国焘的住房裡用绳子勒死的。红四方面军的大屠杀主要是张的责任。张是党的元老（周恩来曾亲口对他说：“这个党是妳建立起来的”），还是党内唯壹得过列宁勳章的人。

　　中共宣传的蒋介石大杀共产党人和群众也只 5 万人而已。事实上，国民党是不乱杀人的，国民党只杀共产党人，但并不株连；而且国民党也给共产党人投降的机会。

　　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指示：“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起‘政治保卫处’的专门组织”。1931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此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具有特种部队的性质，即在苏维埃境内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壹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秘密工作是保卫局工作的主要原则”，“在侦察和监视反革命派别活动或嫌疑分子时，则是绝对秘密的”。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地方省县两级设分局，县以下设特派员；军队方面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苏区军事委员会及军团、军两级也设立分局，军以下设特派员。分局长、特派员的任免处分权，统归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实行垂直领导，各分局和特派员在政治上受当地各级政府或红军中政委指导，工作则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政府或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红军时期，中共除了以党委（政委有监督、撤换同级军官的特权，军官的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没有效力，政委通过政治部）领导军队外，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监军系统，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的人员，名义上属于各级政治部，实际上受中央政治保卫局直接指挥；而且军队长官的警卫员也属于中央政治保卫局派遣，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若长官有异常行动，警卫员可以紧急制裁。邓华说，第七军长李明瑞企图逃亡，被身边的警卫员枪杀。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中央是党员选举出来的，若由中央设置保卫局监视党员，那不是中央专制党员了吗？党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合则留，不合则去，哪裡有什麽叛党之说？只有黑社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才怕其成员揭露。而且党章规定：对党员的最高制裁就是开除党籍，无权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若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说明党已经变质。可惜，张国焘醒悟过迟。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之旅中，每个毛孔都流淌著鲜血。它从壹造反起便以反民主和反自由为旨归。中共自始至终都是壹个暴虐的独裁党，不曾有过与“五四”精神息息相通的时期，也不曾有过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时期。但愿今天的中国人早日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常识。

　　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 年 11 月 7 日即苏俄的国庆日，中共在苏俄的旨意下，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认俄为祖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根据史达林内定，毛当了主席。

　　这个傀儡政权是继“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后的第三个傀儡政权。这个政权从名称到制度全部执行苏俄的壹套，并按照苏俄的指示行事。它的中央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在宣言中继续提“武装保卫苏联”，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起来实行民族自决并成立独立国家。

　　俄国人所以要“援助”中国革命，目的“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张国焘：《序》)。共产党人为了向国民党夺权，便甘当苏俄走狗，当年苏俄代表李 X 就是江西苏区的太上皇，“他的壹句话，几乎就是壹纸命令。”

　　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壹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壹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许可权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壹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 17 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著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沉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 60 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壹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史达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日本人看到苏俄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在 1932 年 2 月跟进成立“满洲国”。中共现时常叫嚷：“不许分裂祖国”，“不承认两个中国”。

　　实际上搞“两个中国”、分裂祖国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自己。中共实在是制造“国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壹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髮，把头上的银髮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壹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粮食也是壹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

　　粮给政府。1933 年 3 月，毛泽东发佈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裡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患、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画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

　　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1933 年，周恩来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大搞“查田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都在被消灭之列。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共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裡。“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

　　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

　　因反对此政策而被“开除党籍壹年”的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壹批又壹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在未杀前，用各种酷刑，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淨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长汀县壹位替龚楚治过病的老中医曾因交不出壹大笔“捐款”而向他求救，他说了情后那医生仍被杀掉了。瑞金县有户读书人家，家中只有十多亩田，由两个读过书的儿子耕种，是自耕农，算不上地主。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250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120元，并将女人家的全部首饰，缴去赎人。

　　但金钱缴了，老人被吊死，两个儿子也杀掉。杀了男的，仍然逼妇女缴五百光洋，否则大人孩子壹起抓。这壹家老小六口人向龚楚磕头求救、流泪。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无能为力。

　　龚楚看到的苏维埃运动，就是把旧的地主恶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恶霸；贫苦的农民更贫苦，而且壹批批的往军队裡送，绝大多数都成了寃魂白骨。这种 “革命”，除了将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将极少数无产者变成新的统治者外，有什麽意义呢？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

　　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246块7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监狱的人逃走了，看守监狱的人要杀头”。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壹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裡，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麽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人，加上大量青壮年男子派到外地，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负担的43%，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壹年多裡，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 1931-1935 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 15 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 50 多万，占总人口的 20%。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 70 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 70 万基本上属于共党所杀。

　　中共每“解放”壹个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还把那些丈夫还健在的地主富农的老婆、儿媳和未婚女儿强迫分给了贫下中农。

　　“红区”（共党佔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佔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壹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壹条 30 多裡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1931年 5 月 12 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馀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粮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馀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馀圆……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壹个坑裡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麽办法？”

　　据当时上海《申报》报导，仅鄂、豫、皖边区，23 县的人民遭到的祸害计有：

　　屠杀人数 1,563,500 人；

　　流亡人数 1,183,530 人；

　　烧毁房屋 2,433,343 间；

　　牲畜损失 2,725,075 头；

　　财产损失 1,330,423,500 元。

　　1928～1932 年，江西全省 61 个县人民受到共产党祸害：

　　屠杀人数 431,750 人；

　　流亡人数 1,688,532 人；

　　烧毁房屋 349,743 间；

　　财产损失 442,529,110 元

　　（参见《中共匪党真面目》第 183 页，另参见大陆学者贝聿所著《中国左祸》壹书）。这是俄罗斯最愿意看到的，他们通过中共很好地达到了屠杀中国人的目的。

　　1927 年到 1936 年第壹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 2 千多万下降到 1 千多万，而由毛泽东掀起的肃反运动几年间就屠杀了 10 万红军和无数受牵连的百姓，其祸之烈，可见壹斑。

　　苏维埃政府在辖区内外实行屠杀掠夺政策，推行激进的土地制度和商贸垄断经营，将广大农民捆绑在其集体农庄强制劳动，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反对。

　　中共盲目提出反对壹切帝国主义口号，“焚毁教堂、寺庙，撤毁铁路、电线”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是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再次重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

　　中共反对完全符合国情民意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确主张和不懈努力视若无睹，诋毁“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据鲁讯先生的《铲共大观》记载，当年长沙杀共产党时，万人争睹，欢呼雀跃，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7．长征时期的乱杀无辜

　　1934 年当红军离开江西准备长征时，中共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裡，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壹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长征途中，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他们大都被抬著走。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妳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壹个病号，壹个彩号，抬著走。”毛泽东设计的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麽？我看书，看了不少书。”

　　对抬担架的人来说就是地狱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抬担架者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壹座山，洒下壹路血与汗。”

　　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令人气愤的事。壹位长征老战士在 60 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裡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壹个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领导没有壹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壹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在 1935 的 7 月间，就歼敌 5000 馀人、缴枪 3200 余支，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 6 县，使陝甘边和陝北两块根据地连成壹片，约 20 多个县域。当时的国民党报纸说：“陝北刘志丹赤匪部己佔领 6 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多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

　　当时陝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正月裡来是新年，陝北出了个刘志丹”。1935 年徐海东、程子华的红 25 军在陝南作战时，把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团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声称自己认识刘志丹，也给杀了。徐海东说，白军认识红军裡的人，那红军裡那些人也壹定是反革命，还带了壹个活口，到陝北来指认。陝北党委命令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勳、刘景范都抓了起来。逮捕令误送到刘志丹手裡，他满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来，也可以调兵自卫，但他没有反抗，主动投案。监狱裡，刘志丹戴著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壹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倖存者习仲勳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壹个监狱裡，“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这次肃反，杀了六、七百人，把知识份子几乎杀光了。

　　逃到陝北的中央红军只剩下近 4 千人，中央红军到达后，11 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肃反使刘志丹们大受损害，他依然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壹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监控刘。刘志丹没有怨言，公开表态支持毛。

　　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4月13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第二天，从后面飞来壹个子弹把刘打死了，年仅32岁。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壹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另壹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壹个人。这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

　　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画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这是毛的阴谋，不消灭刘志丹，毛在陝北的地位就不稳固。刘的追悼会上许多人失声痛哭，哭倒在地者无数。毛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当时宣传说，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阎锡山的阻击。这宣传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光彩，同时也是给假手消灭地方武装的壹种掩饰。如真抗日，为什麽事先不跟阎锡山沟通，阎不至于拒绝吧！

　　刘志丹在陝北的左右手也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3月，杨森死于5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陝北几个月内，当地的3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东方红，太阳升，陝北出了个刘志丹”的歌曲害死了刘志丹。

　　遵义会议后，毛不肯进川跟张国焘会师。他怕会师后，张国焘因资历老会理所当然地当上党领袖。为了躲避跟张国焘会师，毛带上中央红军绕了壹个大圈，多走了 4 个月，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的 4 万红军拖到不到 1 万。跟张国焘会师后，因为红四方面军比他强，毛又尽力地破坏红四方面军。1936 年的 10 月 10 日，红军壹、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经共产国际和史达林同意，1936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佈《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 21800 馀人，先期于 1936 年 10月 24 日至 30 日渡过黄河，先北进壹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去接受苏联的武装。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是从，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壹会儿要求“东进”，壹会儿要求“西进”，壹会儿又要求“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对于像毛这样的“游击战”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当时有 4 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

　　到 1937 年 4 月西路军被消灭得只剩 400 多人。当这些残兵逃到陝北苏区的时，毛安排高岗缴了他们武器，再把他们壹批批壹批批骗到山沟裡，把这些四方面军残兵都活埋了。

　　1937 年初，延安演唐僧取经的戏。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人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边只隔壹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壹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此时，刘少奇拔地而起。他对张国焘厉声道：

　　“妳住嘴！”满场大员，无壹人拔刀相助，连毛本人都未拔刀，奴才刘少奇就挺身而出了。刘少奇不愧为壹条好狗啊。紧接著，毛泽东发动批判张国焘的运动，卫兵们甚至殴打张国焘，致使张国焘被迫出逃。随后，张被开除出党后，毛要张的旧部把张批臭。忠实于张的官兵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 200 馀人。

　　苏俄侵华 中共武装保卫苏联

　　1848 年《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按照这种理论，工人阶级只要没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祖国就与他们无关。正是这壹理论的影响，中共诞生之初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那壹时期，壹事当前考虑的首先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利益而不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

　　早在中共当政之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评论说：“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壹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壹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1957年 8 月 22 日《人民 日报》）。

　　苏俄夺权不久，就以剿白俄兵为名，把军队开进中国的外蒙古。1921 年 7月苏军侵佔外蒙古，打败白俄军，佔领库伦。苏军在赤塔狂杀中国侨民。扶植由苏共训练的波多任国务总理，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 月，又把这个政府改为“蒙古独立国”。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极力反对，并拒绝与之发生外交关係。苏联这时也和孙中山接触。孙中山与越飞签订了壹个联合宣言，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军可以暂驻外蒙。

　　中共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外蒙问题应依“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係的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抑或乾脆独立出去。中共的这壹看法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

　　1936 年中共发表社论，反对民国政府收复外蒙。社论如下：“国民党的报纸说：日本佔领满洲，英国佔领西藏，苏联佔领外蒙；苏联必须将外蒙归还南京政府。帝国主义佔领满洲、西藏及中国其它广大领土，这是事实。但是外蒙呢？

　　外蒙的群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人民共和国，外蒙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有友谊关係，那是极自然的事情，国民党要求苏联归还蒙古，真是无耻之极。”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壹文中早就承认蒙古国了。

　　1945 年 10 月外蒙古举行所谓公民投票(苏军亦参加投票)。国民政府未承认其“独立”。

　　蒋介石退到台湾后，对史达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中华民国仍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1951 年，共产党的中央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恬不知耻的说：外蒙独立是受到“某正义国家的帮助”，外蒙人民比中国人“幸福”，因为更早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但不能说它分裂国家，反倒应该为之欢呼祝贺。

　　1921 年 9 月苏联出兵侵佔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组织“土文革命党”。1926年 11 月，在苏俄导演下，成立“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与苏联订立密约，由俄国人控制军事、政治和外交。1944 年正式侵并唐努乌梁海地区，总面积约 17 万平方公里。

　　1917 年 7 月 25 日，苏俄政府《第壹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这就是后来被中共不断宣传的“苏中友谊的开端”。

　　然而，这壹冠冕堂皇的声明从来都没有兑现过，而中共的喉舌却没有将此壹变化告诉过它的愚民。

　　历史的事实是：史达林掌权后收回了列宁的承诺，声称“为中东路不至于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维埃政权之手”。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 1925 年起，苏联却独吞了全部赢利。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在张作霖拒绝妥协的情况下，苏联于 1926 年 8 月命令军事情报局採取暗杀行动。1928 年 7 月 4 日，张作霖乘专列从北京返回渖阳，当行驶到渖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专列车厢突然发生爆炸。

　　令苏联感到意外的是，日本为排除苏联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影响力，主动承担了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详见《青年参考》2003 年 9 月 4 日《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

　　接著主政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多次同苏联交涉未果。1929 年 5 月 27 日，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竟是苏联指挥中共叛乱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裡面开会的 39 名中共党员。7 月 10 日，我国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人局长职务，并解除苏籍共产党份子高级职员 59 人的职务，搜查俄人用作间谍活动的职工联合会、国营贸易局等机构；并根据 1919、1920 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壹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佈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从而打击了苏俄深入中国的侵略势力。

　　1929 年 8 月，苏联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且宣佈与中国断交，并借此对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俄在远东原驻 3 万人的军队，为入侵中国，又在西伯利亚召 10 万人入伍，还从俄内地派来 7 千的秘密员警。8 月 11 日，苏俄大军在东自绥芬河西到满州裡的中国沿边重要城镇和地区的全面侵犯。中国政府命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

　　当中国军队为反抗苏联侵略浴血苦战之际，中共却奉史达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他们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李立三、恽代英等头目，更公开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中共还发表了《中央通告第 41 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 42 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 49 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民族利益，推行卖国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壹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党的宣言通电，主张壹致对外。匪党创始人陈独秀良知尚未泯灭，儘管他已被罢免，他于 1929 年 7 月 28 日致函中央，称中共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于 8 月3 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进而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份子。

　　这期间，史达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29 年 9 月 26 日，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史达林的这个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达林全集第十卷裡。

　　1929 年 10 月 26 日，史达林命令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 年 11 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1929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六十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中共党史专家却对此明白说道，“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壹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路战争的需要”。

　　共酋李立三建议：为了儘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蒙古应立即调兵打中国，而且苏联应该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几十万华工，让他们打回中国；李立三号召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起义。为此，取消了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而成立了准备进行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而蒙古共党则宣佈，与中共的中华苏维埃结成联邦，并派出军队进攻中国北方地区。此时，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 3 千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

　　9 月 19 日，俄军炮毁我吉林绥滨城。同时，在三江口、同江、富锦、桦川、满洲里、扎兰诺尔、密山、绥芬河等地都进行激烈的战斗。11 月 17 日，苏俄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猛袭扎兰诺尔。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 17 旅 7000 余官兵在激战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等全部阵亡。美、英、法等国见中国军队败北，立即出面调，以致中国政府于 12 月 22 日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承认恢复衝突之前的屈辱状态。 。

　　1929 年以前黑瞎子岛上（350 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 450 平方公里）驻有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张学良所部三艘军舰全被苏海军击沉，佔领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壹侧的黑瞎子岛等三个岛屿，并将岛上的居民用绳索绑到轮船上送回南岸。

　　目前，不但俄人在该岛建有壹万多间别墅，还建有从俄国城市伯力（俄称哈巴罗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该岛的浮桥。

　　1929 年史达林对中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壹个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苏联剥夺了中国在图们江上的航行权，封闭了中国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十来年，中国为获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费了很大的劲儿，但难以成功。由于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中国在地缘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与外界的运输不得不依赖运力已达极限的铁路和遥远的大连港和营口港，这对两省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中共壹边打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旗帜，壹边却拿著侵略者的资助；它听命于侵略者，在侵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时刻，公开宣佈武装保卫侵略国，并以武装暴动进攻本国政府，配合侵略者的军事战略。1929 年的那壹场遍及南中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就因此而爆发。中国人与俄国人壹起杀害中国人，这就是中共的“革命”。

　　与日本勾结假“抗日” 屠杀真抗日

　　1.中共诱发西安事变

　　1931 年日本人看到苏俄侵略中国，悍然发动“九壹八”事变，日本关东军19000 人，东北军 19 万人不战而退，关东军 3 天佔领渖阳，壹周控制辽宁，3 个月控制东北三省。日本人侵佔东北后，苏俄的加拉罕告诉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说苏俄无意干涉东三省事件。苏俄的表示，不是它不想侵华，而是它的侵华热点已转移。

　　9 月 20 日，共产国际立即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壹次全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命令中共继续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立即发动全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包括发动工人罢工和学生示威游行。当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后，就立即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 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日本企图侵略苏联，毁灭我们工人阶级的祖国，中国共产党要团结起来，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继续武装保卫苏联”，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壹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创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制造两个中国。

　　1932 年 1 月 28 日，就在第壹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壹人壹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污蔑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不是国民党领导的，而是反动军阀为了升官发财和投降帝国主义。当时中共最盼挑起中日战争，以便让俄国人趁机侵华。所以，当时中共的“抗日”叫嚣，完全不是为中华民族著想，不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纯是为俄国人的侵华服务。

　　1933 年，“新疆王”盛世才依靠苏联的力量独霸新疆，允许苏联在新疆驻兵，和苏联签订同盟条约，规定出让壹系列国家主权如驻军、开矿、修路、免税等，三次企图使新疆作为壹个加盟共和国附庸于苏联。盛世才为了表现出对共党的忠诚，不惜将西路军残部约 5 百人，从马步芳围捕中救出，接至新疆。盛世才为中共捐送大批物资，如军火、通讯器材、医药、纸张、皮大衣、马靴等。当时中共以滕代远、毛泽民为首的壹批干部在新疆充当苏联和盛世才之间联络，帮助苏联实行这壹分裂祖国的计画。中共恨不得将中国的西北、东北全都在苏联的帮助下从国民政府中分裂出去。盛世才扣押、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派赴新疆的工作人员。侥倖的是蒋介石乘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无力东顾之际，说服盛和苏联断绝来往，杀害、赶走了中共人员，后把盛调到中央，实现了新疆和祖国真正的统壹。但苏联和并没有死心，仍然策动少数民族进行分裂活动，1944 年在边境地区策动成立东土尔其斯坦。

　　由于德、意、日勾结，苏联受到德、日夹击的威胁，异常恐惧。苏联想方设法摆脱自己的困境。苏俄採取的策略是，不断鼓励日本向中国南部扩张；同时指示中共宣扬“抗日”。1935 年史达林为缓和来自日本的压力，单方面把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根本没与中国商量。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在各国要建立“人民统壹战线”，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

　　的斗争。中共代表陈绍禹（王明）在会上强调，中共应建立“抗日民族统壹战线”。

　　8 月 1 日，陈绍禹以中共中央及中国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壹战线”。这是后来毛泽东叫嚷“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由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特别指示中共宣扬“抗日”，完全是壹箭双雕。壹是中国抗日，就可牢牢牵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会去威胁苏俄。二是，中国抗日，中共就可免去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当时中共正处在大逃亡时期。

　　中国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时抗日，这是中国的内政。这需要中国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和决定的事情，根本无需他国进行干涉和鼓励。

　　中共为了求生存，向驻守在陝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壹宣言。同年 12 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1936 年 4 月，作为壹方军阀的杨虎城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终与中共结盟。此后，中共往返西安、进入内地的路条均由杨的 17 路军提供。

　　张学良是壹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掌父亲权力后，生活更是放荡，对政事并不专心。张学良尤其好色，和张作霖有妻妾 6 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沉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姦，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当了和尚。1928 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其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蝴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提出抗议，结果张乾脆出 10 万元将蝴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

　　张氏父子在东北抽税收捐，私人财产积至天文数字，且挥金如土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却在东北有事之秋，身为边防军司令张学良的竟可耻的称病躲进医院。

　　张学良“九壹八”后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壹壹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駡为“娇妾重于国土”。豪游欧州 8 个月中，每月耗费 40 万元，而当时中央军每个师壹月的经费仅 10 万元。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管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壹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 12 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 65 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张学良周围有多名中共党员，他们掌管了张壹切秘密，终于改变了他的是非观。张学良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密使赴日，以出卖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1934 年，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后，就密谋联苏反蒋。张不惜重金，将何健追捕中的毛的二个儿子，秘密送往苏联，以讨取毛的欢心；并杀掉特务行动队队长。张学良暗地裡加入了共产党，并把蒋介石 40 万元大洋赠给了共产党。

　　张学良接济中共金钱、枪枝、弹药、军工器材、医药、军粮，……直至高官享受的金龙铁筒香烟三十筒，仅军需帐目就达 67 万元之巨。

　　为了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于 1936 年 10 月和 12 月两次来到西安，佈置剿共计画。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队的 67 名战士全部被杀，连张学良私人银行的行长也被杨虎城的部下枪杀了，惨杀蒋公的侄孙蒋孝先，加上週边军警殉难达到4百多人。

　　大势宣传的“四壹二大屠杀”只杀 100 馀人。张准备对蒋採取“最后手段”——杀，仍受到蒋的优待，以致能活到 101 岁的高龄。张的弟弟张学思效忠毛泽东，但毛仍未能手下留情，张学思惨死于毛的秦城监狱中。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史达林的电报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

　　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全国各界壹片抗议和谴责之声。胡适当时指出：捉蒋时，绥远抗战已经开始，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壹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知识界异口同声谴责张学良，包括中共后来极力表彰的闻壹多也骂张是毫无民族责任感的混蛋。他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妳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妳们妄加伤害！” 当时只有延安的壹些“知识份子”对张的行为喜在心裡。

　　史达林听到事变消息，立即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杀蒋。史达林让蒋介石见周恩来，蒋介石坚持不见。史达林带话来说，同意放他儿子，他才见了周。在周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 ，壹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从而最终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这就是停战换儿子的交易。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壹触即发的内战顿时消弭于无形。此时，西北军内部分裂，两派意见对峙。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按张学良 1937 年 1 月 1 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壹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少壮派，则坚决主张中央先放张学良回陝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

　　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纵兵烧杀掳掠，西安商户十室九空，且枪杀西安边业银行经理王德俊等。此时孙铭九等亟欲乘少帅不在陝之机而篡夺东北军的领导权，而土匪出身的杨虎城企图制造兵变借机兼併东北军驻陝部队。于是便有孙铭九命令手枪连连长于方俊 2 月 2 日闯入 67 军军长王以哲家中枪杀王将军的暴行。2月 2 日上午，孙铭九杀害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后，亲赴城门楼上把蒋斌拖出小屋。蒋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怒斥孙铭九发动暴乱。孙铭九闻言恼羞成怒，疯狂地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他满口牙齿，又向他胸膛近距离开枪。更令人髮指的是，当蒋斌尚在弥留之际，孙就灭绝人性地下令将他活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牆脚下。当日何柱国因闻风及时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与蒋斌军阶最高，均为陆军中将。

　　“二○二”兵变时，孙铭九率部抢劫军需处，掳走了壹麻袋钞票。王以哲等死难后，消息传到渭南前线，106 师师长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致电警告杨虎城，声言如不逮捕叛乱分子，则前方的东北军将回师西安平乱。杨虎城见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发佈命令通缉孙铭九等首恶分子，挽救西北军分崩离析的局面。

　　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凶见大势已去，遂连夜逃离西安，由周恩来安排，跑到云阳彭德怀驻防区寻求庇护。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所谓“三剑客”全都投降日伪、沦为不齿于国人的大汉奸。孙铭九官至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另壹名少壮派、亲自赴临潼捉蒋的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投敌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1941 年被日本特务毒死；即如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竟在日寇败象毕露的 1943 年 6 月，投降日伪，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铭九等人躲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包庇汉奸孙铭九等人，是败德败行。

　　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壹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2. 挑起日本打中国

　　2005 年 7 月 3 日北京电视台的《社会透视》播放了“七七事变”专辑，惊爆了不少内幕。当时，驻扎在北京的中国守军为 29 军，原属冯玉祥（冯的夫人李德全是共产党的老卧底，后曾担任中共卫生部部长）系人马。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或者与共党有密切的人员，如吉星文(吉星文是吉鸿昌的侄子，吉鸿昌因与柯庆施领著上万大军攻打国民政府控制的北平被枪毙了)、张克侠（1929入中共，时任 29 军副参谋长）、何基沣等（张、何两公 1948 年在淮海战役时期率部起义）。北京台记者採访了张克侠将军之子，他说：1929 年，张将军就已入党，他直接受党中央领导，不发展横向关係；当时刘少奇指示张克侠要“主动进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不久，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爆发了，事变裡死的第壹个军官就是中共地下党。……芦沟桥事件，那是中共为了执行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命令干出来的。据日本人调查，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派出特工在芦沟桥开枪，这才引起日寇全面入侵。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驻屯军8400 人，宋哲元部的 29 军有 10 万人。8400 人，这是查遍了这段历史所有的记录所採取的最高的数字。29 军的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还在唱；可当年的中国 10 人砍壹个日军，竟然没有抵抗到壹个月！

　　对史达林来说，日本迅速佔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他迅速起用了壹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 1925 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壹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裡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

　　1937 年 8 月 9 日，经张治中壹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壹人，然后给壹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像。日本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 12 日清晨佔领上海，定于 13 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张 14 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在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壹齐进攻。同壹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

　　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15 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

　　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壹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19 日继续进攻。22 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 180 个师中最精锐的 73 个被投进战场，40 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 1930 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 4 万人。

　　壹旦中日全面开战，史达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壹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壹千来架飞机。还派了壹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在往后的四年裡，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e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以便鱼翁得利。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史达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繫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壹样继续使用他。

　　1949 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其实就是共党叛乱所致, 若无共党兴起，1928 年后全国立刻由军政进入训政，3、5 年后就可进入宪政，日本岂敢觊觎中华？

　　3.假抗日，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毛在 1923 年就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军从北边打进来不可。

　　长征就是为了到北边去靠近苏联，接受援助。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36 年 4 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要求废止反蒋口号、搞统壹战线。

　　并对毛组织援款，此可谓雪中送炭。毛感激不尽说要“饮水思源”。1936 年 9月，莫斯科拟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把500-600吨军用物资运到中蒙边境交中共；10 月莫斯科又策划把 1 千吨军用物资运到新疆哈密交给中共；中共因西路军的覆灭而未能领到这些物资，但 11 月至 1937 年 1 月，也收到了至少 180 万美元的钜款。1938 年，中共虽然每月从国民政府那裡领取 50 万中国元(折合 16 万美元)军饷，仍要向共产国际索取 30 万美元款项和壹批印刷机械等。1940 年，根据周恩来的申请，季米特洛夫建议史达林向中共拨款 35 万美元。1941-1944 年仍不断有临时拨款。

　　1937 年 8 月 22 日在洛川县南 90 裡的壹个村庄召开了壹次为期四天、仅有22 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总书记张闻天的《形势报告》

　　把蒋介石如何仇视共党指斥壹通；最后建议说，中共应该学列宁在第壹次世界大战时的“壹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具体到中国麽，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毛泽东支持张闻天，强调壹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衝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扩充八路军。

　　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託。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1937 年 9 月 21 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山西太原。

　　毛生怕朱、彭报国心切，从延安发去壹封《从远处大处著想》的反复告诫的电报：

　　嘱咐彭德怀等人不要打日军，尤其不要打正面战，而应以创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壮大自己为第壹要务。

　　1937 年华北军分会 9 月 23 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 9 月 24 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佈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複电。

　　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日寇主力 22000 人时，9 月 25 日林彪因羞愧而怀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 115 师袭击了日寇的壹支补给部队——板垣师团第 21 旅团，中共部队在此只打了壹天，共军以优势兵力攻击日军数百人的辎重队，日军才伤亡 2 百多人，缴获了 15000 件军大衣！115 师首战平型关和毛避免与日军作战的“游击”方针大相迳庭。大陆许多官修抗战史，提到平型关战役，似乎就只有林彪的壹天伏击战，至于那场苦战 8 天，投入近 16万国军，官兵伤亡近 4 万人（伤 25242 人，亡 14151 人；其中军官阵亡 941 人）的真正的平型关战役，往往壹笔带过，甚至全盘抹煞。甚至为了凸显中共的战绩，还不惜对那些顽强奋战平型关的英雄部队大泼髒水。这实在叫人不能不佩服其厚黑功夫之深，也令人不能不为那些用鲜血染红平型关的抗日英雄们鸣不平。毛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壹方向》的指示。

　　1937 年 10 月在山西北面，国民党军队发动忻口战役，中国方面投入 13 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 2 万馀人，后增加到 5 万馀人。战役从 10 月 13 日开始，战斗持续了 23 天。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日军伤亡 3.6 万馀人，中国军队伤亡 10 万人左右。

　　1937 年 8 月 20 日中俄在南京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

　　“倘缔约国之壹方受壹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衝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

　　1938 年 5 月，毛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论持久战》，直言抗日战争拖得越久，对共产党越有利。若实现了对日作仗的速战速决，国民党掉过枪口就要消灭共产党。同志们决不应当忘记，日军作为我们的敌人是暂时的，国军作为我们的敌人是长久的。正是有了日本人的大规模入侵，爆发全民抗战，我党我军才获得新生的机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加上张学良、杨虎城，救了我党我军的命。

　　什麽叫爱国？爱国必须先爱党。共产党都不存在了，妳还爱什麽国？爱那个围剿我们、屠杀我们的中华民国？现在总的形势，是三个国家，日、蒋、我，新三国。

　　同志们要多长个心眼，明白壹个道理，让日本人佔领土地越多、越广，于我越有利，就是最爱国。因为日本佔领的地方，我们可以等他撤退时去接管、去抢佔！

　　相反地，蒋介石佔领土地越多，国统区越大，我党我军就越被动，妳去夺它，就叫打内仗……。毛的这些高论，在后来公开发行的各种版本的《论持久战》中，被删除乾淨，因为实在不可见人。

　　1939 年 8 月苏德条约签订，促使希特勒发动欧洲战争；舆论壹片譁然，各国共产党员纷纷退党。全世界只有毛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壹致》为之辩护。

　　史达林喜出望外，将此文大量印发。这时，苏联驻中国上海领事馆领事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密切往来。苏联领事对日本人表示，如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府，苏联将于适当时间给予承认。当时，苏联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由日本佔据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而中国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的大西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 199 页）。

　　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壹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却盼望苏日瓜分中国。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

　　这些利益就是指中共的利益。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採取佔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占区和维希政府区时，毛在 11 月 1 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裡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1939 年 12 月 21 日史达林 60 大寿，毛在延安为其集会庆贺，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讲话。他后来说，此文是真情流露。他颠倒黑白地说：

　　“没有壹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只有史达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1940 年彭德怀决定搞百团大战，大战计画的电报于 7 月 22 号送到了延安。

　　毛把电报压下，不回电。8 月 8 号，彭德怀下令打百团大战，作战数月，大小战斗 1800 馀次，歼灭日军 1 千，伪军 4 千。被抗击的日军，居然没有壹个甲级师团。日寇的甲级师团全都部署在与国民党作战的第壹线。日军无不讽刺地认为：

　　“就战斗力而言，八路军是壹支土匪武装。”

　　毛反对这两场对日作战，公开指责暴露我军军事机密，为了阻止林彪抗战，把他送到苏联，不许回国。用特务监视彭德怀，让他不得抗战(见“彭德怀回忆录”)。

　　1959 年卢山会议上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之间的壹段精彩对话。林：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壹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壹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林：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毛：三个师只有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年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彭：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壹仗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共军仅有的两场打日本人的战役，原来都打错了。毛泽东不叫打，但任弼时和彭德怀不听指挥，擅自打了，所以要批、要斗。彭老最后给斗死在窗户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裡。任弼时运气好，没挨斗， 因他死得早，逃脱了。

　　4.背后捅刀子、假手灭项英

　　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説明阎建立抗日组织。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还命令共军与日军保持壹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军上，对共军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接触，壹心在江南扩大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壹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王明当时在延安写的律诗前四句，题为《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很明显，诗中意指皖南事变项英被杀，乃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项英 1922 年 4 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是中共三届至六届中委，六届中央常委，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史达林特别器重他，单独接见，亲赠钢笔、手枪，手枪柄上刻著俄文，意为：项英同志存念，约.维.史达林，1928年 6 月 23 日莫斯科。项回国后壹度是毛的上级，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王明。1931 年项英制止毛乱打 AB 团，毛诬陷他是 AB 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红军主力长征后，项留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至抗战爆发后，1937年 10 月开始，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总部有 1 千工作人员、8 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黄山之侧。37 年 11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正式独揽大权，但项英不买他的帐，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与毛针锋相对：毛主向北，向敌后发展；项主向南，向国统区发展。这就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线。毛项斗争第壹回合是40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四、五两支队归中原局刘少奇指挥，项英所部削减了 2/3。第二回合是同年 5 月 5 日，毛瞒著项英，命令八路军黄克诚等部队“配合新四军各部在壹年之内，在扬子江以北”的华中地区，建立统壹的根据地，“整个行动归刘少奇指挥”。项英获悉后怨愤难平，当即于五月份三次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公开撤职。但遭拒绝并获安抚，项更决心向南自行另辟新局面。

　　共产党信奉的列宁的“让祖国在战争中失败”，布尔什维克正是在俄政府忙于第壹次世界大战的时机从背后捅刀子，然后窃据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如法炮制，在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背后捅刀子，使得国民革命军腹背受敌。新四军是专门用来搞磨擦的，有个好听的名堂：叫“打击顽固派”。“顽固派”者即打日本的中国政府军---国军也。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裡的郭建光们，打的也不过是胡传魁，是伪军，哪有壹个日本鬼子？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壹枪，促使史达林同意打全面内战。

　　1940 年 7 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置之不理。

　　1940 年 8 月间徐向前攻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10 月 5～15 日，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泰兴以东黄桥附近全歼国民党台儿庄抗日英雄韩德勤第 89 军和独立第六旅（翁达独立旅）15000 多人。当时《大公报》报导：“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 7 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複于10 月 4 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 6 旅 16 团韩团长遇害；5 日又攻击 89 军，计画去该军 33 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5 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在黄桥战役后新四军攻击韩部的曹甸战役中，日寇配合共军，共歼灭 8 千抗日武装。

　　蒋介石壹声不吭，怕事情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 10 月 19 日重申，新四军必须在壹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以使两军儘量脱离接触，减少摩擦。10月 19 日重庆军委会何应钦总长、白崇禧副总长电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及十八集团军各部，接电壹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对此，毛以朱彭叶项名义複电拒绝，但答应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至江北，实际乘机削去项的兵权。毛想激怒蒋介石，促蒋採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就是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强烈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毛报告说他的计画是，出 15 万精兵抄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壹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壹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史达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11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儘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妳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壹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妳，妳必须全力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新四军北渡长江，是毛与国军均无异议的。军部行军具体路线问题，叶挺与顾祝同本已商定可走习惯线：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东行，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竹箦桥--水西，然后经苏南敌佔区北渡长江至苏北。顾祝同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撤。12 月 3 日有后方人员千余人和物资壹千三百担经此线到达苏北（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三，台湾版，1993，145 页）。双方商定的另壹条（路线）是从云岭出发北上，经戴家汇-孙村-荻港，然后渡江至无为。12 月 8 日有部分干部和眷属（包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线撤离，平安过江。12 月 9 日上官云相的有关电报中亦记述，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278 页）。12 月 10 日蒋緻密电给顾祝同称：“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于是，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成为唯壹合法路线。

　　12 月 26 日国军情报仍然记载：“新四军军部人员及主要档，由泾县云岭陆续向繁昌县北移”，还报告（繁昌以南的）南陵附近驻有傅秋涛部的壹个团。“在事变发生以后，新四军军部和主力被歼灭，只有两千馀人突围，这两千馀人主要就是傅秋涛率领的壹个团，这个团走的是规定路线，在江北无为集结”（《中共壮大之谜》，279 页）。可见，事前国军并无蓄意歼灭叶项所部新四军的打算，否则傅秋涛部千余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北撤。另外的二千馀人也不可能于事变前‘平安过江’。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29 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12 月 30 日，毛致电叶项表示同意周恩来意见，不顾蒋在皖南渡江的命令，决定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于 1941 年 1 月 3 日複电叶项称：

　　“妳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这壹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 1 月 3 日发电给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项英知道后，在 4 日给蒋介石发电报通知他已经改变路线。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裡，原因在毛。

　　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繫，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裡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顾祝同指挥的七万多人的大军，已经把军部团团包围，只留下往北的壹条路。

　　1 月 4 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 1 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在安徽泾县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6 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慌张的项英发了壹封又壹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毫无动静。到了 9 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毛才回电说他什麽情况也不知道。1 月 6～9 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 4 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裡，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麽不设法恢复联繫，在这重要的时刻？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借蒋介石之手，除掉项英这个心腹大患。

　　在收到刘少奇 1 月 9 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壹动不动。10 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 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

　　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壹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妳处。”11 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佈。迟至 12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 13 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壹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就在 13 日这壹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壹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史达林出兵相挺，他将壹败涂地。

　　项英的女儿说：在事变前 13 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繫，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党中央发出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的决定。儘管这个决定最终没获七大通过，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作为新四军领导人之壹，父亲“负有责任”，但不应该是“全部责任”。

　　解放后父亲从许多历史纪录中消失了，显然有失公允。

　　项英及其警卫人员突围成功，跟他壹起的还有其副官刘厚总，以及参谋长周子昆等干部战士六七十人。不料因身带黄金而被刘厚总谋财害命。周子昆同时遇害。

　　1 月 15 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壹头冷水。潘当时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壹封又壹封歇斯底里的电报”。

　　毛说蒋介石的计画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史达林大为不快。1 月 21 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史达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史达林称叶为“壹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史达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2 月 13 日，史达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

　　妳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妳应该尽壹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

　　妳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壹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 1 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千馀人。3 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壹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佈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壹向不肯公佈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共党吞併山西新军、河北民军等抗日武装，以反顽为名攻击各路友军时，可厉害呢。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

　　5．毛泽东——汉奸卖国贼

　　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有限的援助，以不得罪日本、不把苏联捲入中日战争为前提。无论国民政府如何恳求，苏联坚拒对日出兵。另壹方面，史达林为讨好日本人，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 10 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 20 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危险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佔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城市，华侨壹个也不准居留。至少有 30 万华侨、华工被全部剥夺了财产流放，其中 20 多万人被折腾死。1940 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经请示史达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1941 年 4 月 13 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当时除法西斯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壹个国家承认“满洲国”。关于《日苏中立条约》，明明是苏联急切要求，日本迟迟不肯。毛却说：“苏联是否愿意订立……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衝突。”在《苏日中立友好条约》中，苏联把自己摆在了侵略国的地位。对正处于抗战最艰苦岁月的中国来说，这是令人寒心的叛卖。此条约壹签，日本立即挥师南进，放心地向中国扩大进攻，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进攻中实行的。史达林对中国的掠夺与伤害是最凶残的，并不亚于日本天皇！苏联不但出卖了中国，而且还要瓜分中国的神圣领土（想想俄罗斯-苏联与德国多次瓜分波兰吧）。从此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

　　这个臭名昭著的中立条约和宣言向全世界壹公佈，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当然这也引起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壹片欢呼。汪伪政权的报纸在刊发这壹消息时，专门用套红大字出版，还配以史达林与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却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週刊》发表了《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壹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义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壹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壹“统壹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民间反应最强烈的是为抗日救国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震惊之馀他们立即做出决定：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以示抗议。“救国会”的负责人、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沉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王因主张抗日曾被蒋介石投入监狱）相约出席。座谈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意见，公推王造时起草《致史达林大元帅的信》。信中要求史达林做出说明：“1）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2）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 1924 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壹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的规定发生抵触？3）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信中对苏联进行了批评，最后还向史达林致以革命敬礼。署名者为：沉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鬍子婴等。签字日期为 1941 年 4 月 17 日。该信交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公开发表，国内外媒体无不称讚其爱国精神。由于造公执笔书写了这封信，从此他成了中国知识份子中的壹个“反苏”的代表人物。“反苏”就意味著“反共”。从此以后，王造时就成了毛先生反感的人，因为他是“反苏”的罪魁祸首。

　　1949 年建国以后，除了已过世的邹韬奋和李公朴，七君子中的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时在上海家中失业。

　　到 1950 年秋天，才有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聘请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1957 年王造时因“历史上的反苏劣迹”，终于在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就被打成为中国的大右派。王造时的女儿王海容，195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在毕业的时候，也被株连成右派。造时家裡两个休学在家的儿子，受此强刺激而神经分裂，都变成了神经病。从此，只有两个右派养活和照顾著两个神经病。1966年，王海容患恶性乳房肿瘤，父亲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逮捕。两个神经病因衣食无著，于1969年先后去世！王海容因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1973 年 3 月病逝。1971 年 8 月 5 日，大右派王造时在上海监狱中被迫害而死，身边竟无壹个子女送终。壹代法学宗师，因抗日救国而闻名天下的名门望族，从地球上永远而且彻底消失！

　　中国抗日期间，日本人对中国大后方狂轰乱炸，唯独就没炸延安。日本人进攻湖北、湖南、广西，唯独就不打陝西。由于苏日密谋瓜分侵华范围，中共在延安受到保护。

　　《中共壮大之谜》壹书说：中共1939年10月曾派出超级间谍潘汉年作为“中共大使”潜赴上海，潘通过特殊关係，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特头子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壹次次躲过了日军的扫荡。

　　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家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汉年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秘密联繫。

　　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说：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壹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壹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佔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壹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

　　潘汉年的联络人之壹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壹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职；后因50 年代肃反收监，82 年被中共平反。

　　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繫，并领取活动经费，第壹次就获得了壹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

　　请潘吃饭。此后，潘汉年给日本特务头子岩井每半个月提供壹次中国情报，领取每月 2000 大洋的日特津贴，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岩井的花名册。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与中共、列强的关係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岩井给了潘汉年壹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繫。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壹度还在岩井公馆裡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繫，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日本侵佔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裡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壹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壹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

　　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裡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潘汉年的情报致使国军抗日屡遭大败。国府忍无可忍，两次发动所谓“反共高潮”，却被日军及时地抄了后路，不得不放弃对奸党奸军的进攻。

　　1941 年 4 月史达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繫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毛 1925 年在广州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精卫为“恩师”。

　　1939 年 10 月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络，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潘汉年直到 1942 年 9 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壹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对汪先生的致意。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1943～1944 年，中共透过日军特务机关，将国民政府军部署和作战计画密告日军，希图引诱日军攻打政府军，并深入华西地区，以便与日军壹起夹击四川和贵州。这就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与日本人站在壹起，共同攻打中国政府军。

　　对于这些肮髒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壹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壹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曾庆红的老子叫曾山，抗日战争中在苏北担任了壹个很重要的任务：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主要事情是：让日本人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

　　1967 年 9 月造反派把这个档案冲出来了，就说他是个大汉奸，开大会斗他。

　　曾山立刻打电话向周恩来求救。周知道这是高级机密，当场手书四点指示: 壹、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周当场手书四条发下去，把曾山给救出来。这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曾山传》裡就有。这是为了保住党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机密。

　　据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 Vladimirov）日记指出：“延安与日敌南京派遣军总部有协定，‘互不开火’”（中共文化学院编：

　　中国近代史，P172－173，华岗出版社，1977 年 9 月版）。

　　另外，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壹书披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延安获批准。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

　　1945 年 6 月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壹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壹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这壹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发现的秘密。他指责道：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衝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採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为了壹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择手段。

　　延安不仅与日寇暗通款曲，其腐败程度也大大超过重庆。作为名义上的基督徒，蒋介石的生活相当简朴；而毛以窑洞为伪装，过著奢华的生活。在 1943 年2 月 7 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泽东的壹次宴请：“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丰富。有沙拉、捲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夹起壹块海参，站著就吃。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这是抗战最艰苦阶段毛的真实生活情景。

　　张思德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陝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壹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麽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根据地统壹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壹律称之为“特品”

　　或“特种物资”。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延安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 2/3 左右。

　　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穫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陝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 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佔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佔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6.谁在抗日？

　　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画。可见说国民党“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都是诬陷不实之词了。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消极抗日，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国民党军队曾发动大型会战 22 次，大型战斗 7 次，小型战斗 2万 8 千 9 百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达 321 万 1419 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毁机 2468 架。海军舰艇几乎打光。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就有 2百位之多。自 1929 年至 1933 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 2 万 5 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 1 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蒋介石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蹟，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

　　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壹次长沙会战，歼敌 3.3 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 4.8 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 5.6 万人。

　　1944 年惨烈之衡阳保卫战，60 万八路军见死不救，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此时的八路军拥有 60 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壹。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裡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1944 年，日军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壹号作战”。

　　日军在攻佔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 68师团（佐久间为人）与 6 师团（岩永汪），沿著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 68 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 6 月 26 日半夜，攻佔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的传令嘉奖。

　　6 月 28 日，日军壹攻衡阳城。日军第 68 师团在南面，第 116 师团在西面，同时向衡阳城发起急攻，意在壹举拿下该城。第 10 军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将军守卫衡阳城。

　　7 月 2 日下午，日军的炮火哑了，衝锋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军飞机还在接连不断地轰炸、扫射和施放毒气。午夜时，横山勇经请示（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同意，下今停止攻城。日军企图以奇袭和强袭手，闪电式攻取衡阳却遭到失败。

　　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 20 军，以及日本本土的 47 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 7 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

　　7 月 11 日，清晨，日军二攻衡阳城。此时第十军全靠壹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援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援，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援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

　　由于衡阳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7 月 16 日，日军向衡阳发动第 2 次总攻再度挫败时。1944 年 7 月 18 日，东条终于被迫辞职下台。

　　横山勇认为日军两个甲种精锐师团，四五万兵力，还配有那麽强大的炮兵部队和轰炸机战队，竟然攻不下个衡阳孤城。况且城内仅有中国军壹个军，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都不及日军壹个师团。8 月 2 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壹波的攻势。8 月 6 日。第 58 师团终于从北门攻进城去，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冲进城来的壹股日军距方先觉的军部仅壹、二百米远。参谋长孙鸣玉带领特务营和军部科室人员，在军部附近同敌人厮杀。军部与各师的联繫彻底中断，到处都在展开巷战，传令兵也无法出去联络。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络。军部还有壹部电话与重庆相通。方先觉将军含著眼泪，哽咽著口诉电文：“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

　　生等只有壹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于（6 日）”。

　　孙立人在缅甸打日本，壹个新壹军就干掉 3 万多日军。薛岳在万家陵打得日军“对著十月的月亮放声大哭”，彻底打废 106 师团。

　　巴黎屈服了，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重庆还在战斗。

　　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从 1938 年 2 月 18 日到 1943 年 8 月 23 日，日本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 5 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1939 年 5 月 4 日，日军飞机疯狂轰炸重庆，市内发生大火，市民死亡 4400 多人，受伤 3100 多人，房屋被炸毁 1200 馀栋，无家可归者达 20 万人。1941 年 6 月 5 日——日本空袭重庆，数万重庆市民在防空洞内发生混乱，导致互相挤撞踩踏，2500 多人死亡，史称重庆大隧道惨案。据统计，空袭重庆共 218 次，出动飞机 9513 架次，投弹21593 枚，炸死市民 11889 人、伤 14100 人，炸毁房屋 17608 幢，有 30 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

　　据大陆 1994 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 129 名。其中，只有 3 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八年抗战，共消灭日伪军 128 万人，其中国民党消灭 120 万，共产党消灭共 8 万多人。国民党阵亡少将以上军衔的将领200 来位，共产党阵亡的够得上将军的只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壹人。战前战后国民党军队都是 430 万，毛的“壹分应付、两分打顽、七分发展”的战略部署使共军由抗战初期的二万多猛增到国共内战时的四百万多。

　　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说明问题。所谓“中国共产党抗击了 90%以上日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完全是胡说八道，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愚弄，是对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的极大侮辱。

　　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壹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麽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牆角；在五十年代，毛可以向苏联“老大哥”壹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在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和四面楚歌的处境。毛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佔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 1961/1/2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周恩来曾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五十年才能成功。” 他所说的革命，自然是共产革命；而他所说的五十年后，则已是工人阶级祖国——苏联崩溃的时候了。如是，中国的共产革命，还有成功的那壹天吗？

　　毛宽容了日本国免去了战争赔偿，不仅把 3500 万军民的伤亡、5000 亿美元的财物损失，就此壹笔勾销，还把战败日军、军人眷属、日本侨民，统统安全送回日本。这是为了孤立美国，结成反美的全球统壹战线，消灭资本主义头子，从而在全球搞共产主义！

　　1972 年 9 月中共与日本签定的[中日友好条约]裡，中共置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于不顾，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权。理由是这笔钱会转嫁到日本人民身上，真是体贴入微。它不仅使国家损失几千亿美元，而且还导致了现今的民间组织向日本索赔的难度。

　　中国的情况正如蒋介石所说：“中国如亡于日本，我们还可作亡国奴，如亡于共产党，我们连亡国奴都做不成。”如果中国亡于日本，且不说今天的日本成了世界第壹，“支那省”的“皇民”们也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且可以避免苏式的共产主义灾难。

　　延安整风

　　个人崇拜的兴起

　　1937 年 11 月 29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係支配了党的意识形态。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是会议的主角。王明在会议上提出了壹个 16 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适当时机召开党的“七大”。并决定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筹备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壹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决定要搞掉王明。此后毛与王明派的斗争日趋激烈。

　　1938 年 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9 月 14 日—27 日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9 月 14 日，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即《国际指示报告》：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王稼祥说，1938 年 7 月他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对他及任弼时说：“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事后张闻天提出总书记职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以为不可，也没交会议讨论。9 月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在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王稼祥传达的这壹口信，在 1938 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壹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

　　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壹文中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託，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麽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

　　六届六中全会后，毛的领袖地位已确定。毛对王明说，他要象孙中山壹样有自己的主义。毛说：“不搞壹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著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

　　1940年中共党内打破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

　　的宣传就日益普遍。在这些宣传中，以后人们常用的“领袖”、“导师”、“舵手”等称呼和“壹贯正确”以及其它夸功掩过的阿谀之词不断出现，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蔚然成风。

　　1940 年在延安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担任校长，该校规定了“泽东日”，从此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而且不断升温。王明 1940 年 5月 3 日在“泽东青年干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讲演。此稿经毛看过后刊登在《新中华报》上，文中除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

　　外，还给毛加上了“伟大的理论家”的头衔。

　　当时，还创作了由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

　　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 长在人民的旗下, 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同年由胡乔木作词、李焕之谱曲的另壹首歌《青春曲》则唱道：“可爱的青春发著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师给我们掌舵，指挥著我们去衝破险恶的风波”。

　　1940 年 7 月，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的军事理论》壹文，其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壹、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12 月 25 日，王若飞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壹文，开始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从 1940 年 12 月 29 日开始，周恩来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这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书记处”的前面。

　　1941 年 3 月延安文痞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壹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史达林的思想, “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壹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壹文，此后张如心就被调任毛泽东的个人秘书。

　　1942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又连载了张如心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壹步谈到“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1942 年 6 月 30 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纪念七壹干部大会上称讚说：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壹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1942 年 7 月 1 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著文论及“毛泽东主义”。

　　1941 年年 5 月 7 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的指示》中讲到：“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 就必须努力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关于皖南事变的高级干部会议。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冈山上就已有现在他的壹套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轮廓”。

　　延安整风的目的及其非法性

　　1940 年 3 月，王明把他在 1931 年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壹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作为延安各学校学习党建和党史的参考材料。毛大为恼火。

　　1941 年初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等国际派的项英阵亡，苏联留学生在党内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与此同时，苏联无暇顾及中共内部事务。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留学生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机成熟，便立即发动壹场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1941 年 3 月，毛出版主要由他在 1930～1933 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彙集成的《农村调查》书。毛在这本书序中指出：“壹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王明派的。

　　1941 年 5 月 19 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壹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著解决中国革命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壹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壹概没有兴趣，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

　　“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壹种表现”。

　　毛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然而，毛的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这使毛泽东进壹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壹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1941 年 6 月后，毛借鉴史达林主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经验，主编出版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档》、《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以及《两条路线》等三部党史文献；文献的主要观点是，只有毛泽东本人始终代表党的正确路线。

　　1941 年 9 月 10～10 月 22 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苏维埃”时期的路线问题；史称“九月会议”。

　　毛泽东在第壹天会上作了主报告，首先对王明路线发起总攻。他指出：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裡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我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它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立三路线和后来的所谓“国际路线”（当时还不便于提“王明路线”）都是主观主义，只不过壹土壹洋。

　　这个“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它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结果更悲惨。毛指责说：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著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著宗派主义，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学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他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十六条办法，提出在延安开壹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理清思想，把犯了错误的同志健全地保留下来。

　　9 月 10 日，张闻天带头检讨。他指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的，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上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壹，应当承认错误”，“过去国际把我们壹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从 1942年 1 月起，他主动去陝北神府、绥德、米脂等地农村搞调查，调查了将近壹年半左右。毛后来多次讚扬：“张闻天这个人是从来不争权的”。

　　与会者对毛都作了高度评价。王稼祥 9 月 11 日检讨说：“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在会议上大力推崇毛泽东。他检讨自己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指挥打仗的事。 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也做了壹次比壹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说深刻检讨之后，感到“轻鬆愉快”，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些发言，言必称“毛主席”的，又对毛泽东热烈颂扬。

　　惟壹不认错的还是王明。他说 1932 到 1935 年的路线是四中全会同意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应该由博古负责，他当时已去了苏联，与他没关係。他讲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在世的与不在世的 20 多人的“错误”，还抓住李维汉的“轻鬆愉快”大做文章，惟独不说自己。他仍然坚持自己在抗战中的观点，要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妥协。最后他表示要同中央论争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毛准备好了壹个发言提纲，想在大会上与王明直接交锋。10月 12 日会议前的几分钟，王明打来电话，声称头痛，不能到会。会期改到 10 天后，王明又送来病假条，表示再次不能到会。毛准备发言总攻王明路线的大纲，不久便成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初文本。

　　根据 9 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

　　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壹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壹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 1941 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1941 年底，延安 300 名高级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全国各根据地、办事处接到中央通知后，也开始筹备。周恩来在重庆参加会议，接电后，便成立了他亲自任组长、董必武任副组长的 25 人重庆高级学习组。 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毛指出，1942 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就是在 1942 年开展大整风。

　　延安整风并非“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壹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延安整风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马克思曾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壹切”。由于马、恩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恩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延安“马列学院”在 1940 年前后就改变了讲授内容，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而是以讲《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参考资料。

　　延安的学校大多从 1940 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

　　毛泽东选定的《整风文献》，没有壹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列宁的只有几段语录，史达林的却有六篇；其馀除了刘少奇等人外，大部份都是毛泽东自己的私货。这些东西算得上马克思主义吗？邓小平在 1984 年告诉大家：“什麽叫社会主义，什麽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什麽叫马克思主义”也搞不清楚的邓小平，却在 1981 年主持泡制了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裡面却肯定的说，延安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真是颠三倒四，自打嘴巴。胡乔木承认延安整风后，“党的理论水准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

　　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学习苏联，整风宗旨就是要建设壹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壹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毛泽东在秘密举行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连续两天讲史达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2 条。“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史达林的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代表），还有“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1943 年 12 月 1 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学习《反对统壹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就完全是摘录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论述和语录。说 “现在共产国际虽己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示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中共中央档选集》14 卷，p143)。

　　1944 年 1 月 2 日，毛致电莫斯科：“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史达林同志和苏联”。1945 年七大会议上，毛至少有 9 次大讲苏俄和史达林，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史达林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马、恩、列、斯，三个死了，壹个活著，就是史达林，他是我们的先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壹个人，都是史达林的学生”。 经过整风，对史达林的崇拜更加狂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信念更深入人心。

　　中共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因此这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皇权主义传统和国际影响下制造出个人崇拜。延安整风是建国后历次运动的预演，它是壹场非法的专制运动。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党原则和党章来看，“延安整风”是不合法的。因为“整风运动”之发动起于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而这壹报告并未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 3～4 年的大事，理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壹次）讨论决定，起码也应经中央全会通过；何况当时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举行党代会或中央全会批准“整风”运动之实施，可谓易如反掌，然而当时的党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

　　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与“整风”相关的壹些重大问题显然未经过它们讨论；有些事即使经过了政治局或书记处，也只是走个形式，仅用其名义而已。《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上壹再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党中央），进行“整风”是必要的的云云。显然，整个“整风运动”的部署、变化，如学档、写笔记、查历史、搞“抢救”等，无壹不跟著毛泽东走。

　　其次，原先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的会期壹拖再拖，以致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长达 3 到 5 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代表参加“整风”

　　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党章党规，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论过去 10 年内战的问题”之指示，也违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有关决定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当时中共中央的解释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壹全党的认识。”也就是说，“七大”何时开、如何开、谁能参加，不决定于中央全会或大会筹委会，而是毛个人说了算，他认为要什麽时候开就只能什麽时候开；若代表们的“认识”未“统壹”到毛满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开。

　　再次，党内高层出现了壹系列违背党规和党纪的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设立了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总学委会”（同 66 年的“文革小组”），并在其下设立垂直系统，于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例如，彭真当时连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都不具备，却被任命为全党高干“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主管，他还取代政治局委员陈云而成了中组部长，甚至负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并列席政治局、书记处等所有中央会议。原先在中央无任何地位的高岗，突然成了西北局书记，与彭真壹样成为“总学委”成员和“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列席各种中央会议，人称“西北王”。

　　延安整风的“群众运动”的思想统制模式

　　中共实行的延安整风分三个阶段，历时近三年。第壹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引蛇出洞的大民主。在这壹阶段，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壹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地向党和领导提意见。第二阶段思想斗争、审干以及肃反抢救运动。第三阶段是党作出决议，毛绝对权威的确立。

　　“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初是思想清洗，其对象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1942年 1 月 26 日，毛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壹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壹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 月 1 日，毛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 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正式在全党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任务主要是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整风文献》，强调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必须理论联繫实际，做到学用统壹和自觉的检查反省。每个党员干部都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写思想自传的基础上，对个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要端正立场和分析动机，不能再有什麽个人的独立思想与自主意识。同时让每个人都详详细细地交代个人的历史，以便党组织发现“阶级异己分子”，也有助于党组织掌握干部的壹切隐私。此外，各个单位也要全面地检查工作，做出总结。

　　1942 年 4 月 3 日，中宣部发佈了整风期间第壹个“四三决定”，要求延安开始进入整风学习阶段，学习中央规定的 22 个档，并且详细规定了学习步骤和方法：各机关、学校“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档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併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以后的整风档学习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这壹规定执行的。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自己的壁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

　　谢觉哉当时写了壹篇文章，题为《由讨论到反省》，《解放日报》把它作为代社论发表，正好表徵了反省阶段的到来。《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刊发过社论。

　　该社论要求参加整风的同志“壹定要反省自己”，因为反省是人们掌握档精神的必要条件，只有经过这壹阶段，才能彻底清除自我灵魂深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和自由主义的习气，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才能实行档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达到整风的目的。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上说：“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壹下”。

　　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写反省笔记。陈伯达在他自我反省的文章说：马列主义本来并不是什麽神秘的东西，只要人们乐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有“得道”的可能，因为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这话的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壹样具有高尚之德的圣人。要真做到这点，按儒家的说法，就要“克己”、“无我”、“无欲”、“无私”。于是，在这壹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儒家在延安整风中复活了。

　　延安整风所谓的反对主观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为了根除个体人格之本心，而让人把“唯壹正确和高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本心，这样，人也就成了壹个社会性的躯壳。毛壹面反对教条主义，壹面又宣扬教条主义。例如，毛批评宗派主义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

　　有。…所以，壹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他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好象“根据”只能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央文件中去找；于是，凡在这些著作和档中没有讲过的事，就都是错的，不可以做。至于马恩列斯的话又有什麽根据？中央文件又是根据什麽形成？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会出错？那是绝对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问。在这方面党是不允许党员和民众採取“实事求是”态度的。

　　党文化击垮自由民主文化

　　毛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党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意味著以马列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著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张闻天曾建议加上“民主的”，被毛否定了。毛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党文化”，它的纲领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在整风第壹阶段大民主中，党员各抒己见，把对领导的不满壹壹发洩出来。这就为运动第二阶段批判对立面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为打击王明，发动群众对干部提意见。1942 年初，青委的壁报《轻骑队》和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壹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内容包括弃旧娶新、生活待遇上实行等级制度等。

　　在延安，从 1937 年开始每个单位都逐步形成大、中、小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壹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穿著也等级。

　　壹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

　　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壹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人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

　　职位低壹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壹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壹般干部，要麽不敢生孩子，要麽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麽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壹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裡唯壹的壹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患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著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江青要吃的阿胶，是从山东买到后，经香港、重庆绕了壹个大圈送到延安……延安盛传著壹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

　　王实味为享受“中灶”待遇的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1942 年 3 月 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连载了《野百合花》，放言直谏毛泽东等不要“间接助长黑暗”或者“直接制造黑暗”。据康生说，中央研究院 95%的人赞成《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摘录：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壹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壹个朋友。 ……李芬同志是北大 1926 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 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壹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著旧中国是怎样壹具血腥、丑恶、肮髒、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裡便壹直燃烧著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壹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著三套密密缝在壹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壹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迴圈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壹想吧，每壹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

　　新年假期中，壹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裡，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著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著：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壹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麽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壹下。可是，壹次老魔抓了他壹隻小鸡，妳看他多麽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壹下。我壹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壹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妳。他只能给妳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妳感觉他对妳有什麽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是呀，壹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壹点爱，别人自然也壹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著。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裡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裡到底缺少什麽呢？镜子裡看吧。

　　……

　　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著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髒，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壹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裡，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

　　底本质，合理地（注意：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

　　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麽”，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

　　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壹点。

　　……

　　1938 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儘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壹次，听听壹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壹定有很大的好处。

　　……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壹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毛有过“炸平庐山”之说）。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壹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麽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壹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妳批评他，他说妳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 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麽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裡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

　　壹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壹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壹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壹、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壹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馀地。关于壹，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惫的驱体支撑著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壹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壹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

　　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壹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麵汤，青年学生壹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壹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毛看到《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要求报社深刻检查。3月 31 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对王实味进行了不点名但却严厉的批评。

　　1942 年 3 月初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院领导罗迈（李维汉）提出：检查要同时著重领导作风和群众的个人思想两个方面；院长、秘书和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壁报文章要署名等。王实味带头反对这些意见，主张整风应该著重整领导人，全部委员都应由选举产生，壁报文章可以匿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罗迈的意见被大会以 84 票对 28 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3 月 23日，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连发三文，指名批评罗迈。王实味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他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妳的骨头有毛病没有？妳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妳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妳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瞭解，软骨病本身就是壹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的壁报被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历史学家范文澜邀请王震看了当时轰动延安城的王实味的文章，王震阅后极为不满：“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妳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范文澜感愧不已：“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壹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王震立即向毛报告。贺龙说：“丁玲，妳是我老乡啊，妳怎麽写出这样的文章（指《三八节有感》？跳舞有什麽妨碍？值得这样挖苦？”毛立刻作出反应：“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壹眼就看出了问题。”

　　4 月初的壹个晚上毛又让警卫打著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当即指出：

　　“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紧跟著，《解放日报》上就出现了壹些批评王实味的文章。很快，政治局开了会。毛说：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康生在会上彙报说，国民党特务称讚《轻骑队》；有中共领导人趁机表示，特务分子正利用党内的整风进行活动，故意夸大缺点错误，反对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鼓动不坚定的党员反党。

　　1942 年 4 月 7 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中要审查干部，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毛下达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王实味只是个别较严重的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思想斗争的对立面，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200 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5 月 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这篇讲话，标志著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作为有中国特徵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1）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从属”和“服务”的提法，取消了文艺对政治的批判功能、对现实的批判功能。

　　这样，政治家就可以对文艺家指手划脚、横加干涉。

　　2）毛泽东以为知识份子和工农兵不是平等关係，而是低于工农兵。毛说：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还是工人农民，儘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乾淨。”

　　毛泽东说“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壹点。”知识份子最无知识，这话经过康生在整风会议上的反复渲染，成了延安最流行的警语之壹。毛泽东对知识份子最不满、最讨厌的，正是知识份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即他们所怀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毛泽东喜欢的，还是农民追随者的驯服、盲从和愚忠。而知识份子却因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欢批评，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壹个为什麽”，不肯盲从，不肯老老实实地当驯服工具。

　　毛给知识份子插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籤，说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的壹切思想就无不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小资产阶级属于非无产阶级，而壹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知识份子不能相信自己，而要相信无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而要依靠党。他们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来消灭自己的启蒙思想，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独立，贬低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转变过来，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阵营中得到新生。这种炼狱的磨炼要多久呢？毛当时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毛选》3 卷 857 页）；后来证明这远远不够，要改造壹辈子。

　　延安整风远离“五四”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知识份子的传统。按领导层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就複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容易听指挥。据鲁煤回忆：“当时在解放区，知识份子无壹例外的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天生是被改造的物件”。

　　3）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裡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麽超阶级的人性。”毛的话自相矛盾。“带阶级性的人性”意味著阶级性是人性的壹部分，这就预设定人性有超出阶级性的部分。因此，不能既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又否认“超阶级性的人性”。

　　毛不承认共同的人性，阶级不同就什麽都不壹样；也不承认人的个性，好像同属于无产阶级就就都是壹样的，同属于资产阶级也都是壹样的，把人的个性也否认掉了。毛在否定抽象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人性”包括“大公无私”“最有远见”

　　等等，壹切革命美德无不具备。后来就出现了样板戏中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的无产阶级，不是现实的无产阶级。

　　毛在延安时期给红十字会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给人道主义加上了“革命的”的限制词。有两个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欢人道主义：第壹，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枪杆子裡面出政权”是不相容的；第二，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主义是不可分的。

　　1942 年 7 月周扬批判王实味说：“解放个性是五四新文学的壹个主题，起了反封建的巨大作用，但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

　　4）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毛泽东说：

　　“妳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妳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妳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妳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壹。”这是毛泽东禁止批评共产党阴暗面的藉口。太阳都有黑子，难道人和组织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就不能批评？

　　5）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壹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份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5 月底，研究院对王实味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他同託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繫，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其实，王实味过去和託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 1941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从 6 月 1 日到 11 日，连续召开了 10 次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 位同志（潘芳、成全、王裡、宗铮）也壹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指王实味为这个集团的头目，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

　　6 月，中共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毛直接抓整风审干。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 1 万多人，共分成 5 大分区，1 千多个整风小组。

　　1942 年 6 月 19 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指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託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託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随后，康生又亲自组织批斗大会，发表了近 3 万字的讲话。10 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10 月 31 日，王实味的问题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託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2 年底王实味被捕。

　　在被逮捕几个月后，王实味被带出来见壹些中外记者。他完全变了壹个人，反复地说，“我有罪，我是个託派，我攻击毛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壹千次。

　　但毛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瞭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如果毛让他去杀人的话，他壹定会去拚命地杀人，共党就这样把壹个好端端的知识份子，改造成这个样子。壹个记者这样描写：“壹个脸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著，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駡自己。”另壹个记者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壹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

　　萧军由于不同意对王实味的处理，最后竟不让萧军吃饭。王实味在监禁期间，曾多次诉说自己“不是託派，不是特务。”但由于是毛、康壹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贼喊捉贼疯狂迫害

　　延安整风时毛採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对待不同思想。毛诡辩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至于用来对付敌人却是“完全必要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採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如果我们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他们的奸计”。可见，毛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丝毫也不妨碍他採用高压手段对付他想打击的人，只要给对手戴上壹顶“敌人”的帽子就可以了。所谓的“治病救人”是有条件的：妳必须“不固执错误”，即主动承认有组织上认定的所谓“错误”；如果妳觉得自己没有错，要为自己辩护，那就属于“不可救药”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妳就不适用了；而壹旦把妳视为“敌人”，妳就更不能申辩了，只有“坦白交代、争取宽大”。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则建立起来的处理手法既用于党内，也用到了司法体系当中，所以中共统治下，是没有任何人权保障的。

　　毛泽东本是壹个流氓头子，自然会重用壹群流氓。他们具有跟性欲衝动壹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延安时期，中共已丧失了壹个现代政党的所有特点，而完全沦为血雨腥风的水泊梁山。弗拉基米洛夫写道：“人人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玩弄‘忠于毛’的壹套而爬上去了。作这类事情，专业知识、贡献和经验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对此大肆叫嚷，同时诽谤自己的同志。党的原则为个人鑽营、毫不掩饰的献媚和自我贬损所取代。”这些“坏蛋”中就有刘少奇和彭真等人。

　　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令人髮指。对犯人採取特殊的著装与蓄髮制度。1937 年 10 月 27 日，陝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通知云：“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壹律剃光”。1939 年这种制度曾经在壹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著“壹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戴著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壹年零七个月）。北京大学女学生陶凯孙及其已入了中国藉的朝鲜人丈夫金文哲，他们全力为中共搞地下工作，儿子壹出生便送给了人。抗战后不久，二人到达延安，1938 年春壹併失踪，随之被康生宣佈为敌人，秘密处决，死时仅 27、28 岁。直到 1982 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属的申诉，複查后宣佈“这是壹起冤案”。

　　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 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壹女护士长带到壹间大厅，发现壹个大槽内用福马林浸泡著壹具年约 30 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壹概不知道”。师哲、陈鬱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雷震远神父在《内在的敌人》中说：“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藉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1940 年 5、6、7 月，在博野有 360 人被杀，在定县有 1700 人被杀，在安平死 1200 人，在深县死 2000 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们被屠杀的原因是共产党恐怕这些地方的人民会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三个月裡，不仅是这几个地方举行大屠杀，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安国而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确的数位记录。更有多少人在别处被杀，我不晓得。

　　壹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其老师领著去观看 13 个青年学生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壹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著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壹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壹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壹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壹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著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刽子手连续挥动了十三次钢刀，砍下了十三颗人头。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以前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我恐惧地看见他们（中共的士兵）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壹个洞，接著用双脚或壹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壹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壹串，拿回去吃掉。“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駡著他们，壹面集合列队返校。”此后，孩子们常被迫去看杀人。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不够刺激时，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壹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壹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壹位共产党发明了壹个可怕的刑罚。有壹天他在壹个城裡閒逛，在壹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著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裡注水煮沸。审判壹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裡，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壹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著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壹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壹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1940 年，日本人对哈尔滨地下党进行大逮捕，壹举消灭。倖存的左翼青年，费尽艰辛到达山东省德州地区抗日根据地。“肃托”中被疑为託派，两度隔离审查，都未能证实，便各自恢复工作了。忽然发生日寇进攻，必须转移了。大批干部途中将多次经过日伪军碉堡。这些受审者心怀怨恨，到那时只要喊上壹声，不就全完了吗？于是决定处决两对夫妇。男的枪毙，女的活埋。当壹男壹女两个婴孩也被扔进土坑时，旁观者中忽有壹农村女性动了恻隐之心，提出抗议：“那孩子们有什麽罪，怎能活埋！”于是两条生命便由此得救。后来那男孩长大成人，经养父嘱告，长期奔走，才洗雪了父母的冤情。

　　延安的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陝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在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1940 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壹倍。1941 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壹番。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壹点。

　　1941 年 6 月 3 日下午，陝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大风暴雨；壹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壹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壹位农民饲养的壹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麽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壹儆百。毛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壹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壹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不久，在陝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壹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壹边悲痛，壹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陝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毛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彙报》中，知道了这事。他说：“妳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

　　在会客室裡，经过聊天，毛泽东瞭解到：伍兰花的家裡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裡裡外外全靠丈夫支撑著。1935 年中央红军来了后，她家裡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裡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裡的顶樑柱就没有了。

　　毛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麽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免，该减的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那壹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从农民骂共产党的例子看，共党是搞以言治罪的，是不给人民反对自由的，连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可随便捕人。只因毛当时还算“开明”，死的悲剧未马上降临农民身上。但四个月后，10 月 15 日，毛的政府宣佈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徵收，甚至还添上壹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1943 年 3 月 25 日，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Vladimirov）日记记载：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壹跳。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王明的老婆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药。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壹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彙报了这个情况。江青解释说：“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后来开了壹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呆了两个星期。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主席毛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当时王明要求到苏联看病，被毛泽东拒绝，毛怕王明到苏联后戳穿他与王稼祥的所演的双簧戏。

　　1947 年 9 月 21 日，红色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由康生主持批斗；9月 26 日，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鼻子被铁环穿起来由他的儿子牛荫冠牵著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

　　“贼喊捉贼”和“做贼心虚”这两个成语，含有深刻的哲理。壹个贼人，定把周围的人都当作贼；因为他的东西是偷来的，他害怕别人也来偷。壹个靠搞鸡鸣狗盗而窃取政权的流氓团伙，自然对间谍特务之类特别敏感，终于患上了“间谍特务恐惧症”。

　　1942 年底逮捕王实味后，毛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份子集中的单位。他说：

　　“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

　　1942 年 12 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康生振振有词地罗列了“张克勤是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的几点理由：“第壹，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著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克勤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张克勤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怪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张克勤被捕时，才 19 岁。审讯人员採用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的办法连续不断审问张克勤。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时候，连审讯人员也觉得困了，蜡烛也要用完了，便打电话请示社会部的负责人，回话是：已是关键时刻，妳们怎能休息呢，我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让总务处给妳们送壹箱去。张克勤实在支持不下了，被迫交待：他是国民党特务，甘肃地下党是打著红旗反红旗，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是国民党特务组织。

　　张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也派代表参加了。张克勤在讲台上，泣不成声地说：“我是壹个罪人！”接著痛哭流涕地向大会介绍自己如何加入甘肃假共产党，怎样受国民党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

　　甘肃地下党组织在审干壹开始就成为重点。靠近陝甘宁边区的陇东在审干中首当其衝。所有地下党员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审查。他们被迫承认是特务，并在严刑拷打之下，乱供壹气。1943 年 3 月，中共甘肃省工委领导孙作宾、李铁乾等在延安、陇东的近 40 名甘肃地下党员全部被捕，押往延安，壹些地下党员的家属和二三岁的小孩也随大人被关押。

　　萧煌时任陝北延川县办事处主任，壹天被押到边区银行，进行审问，要他承认是“日本特务”。根据是：萧煌的妈妈是日本人；他本人是从后方来的，很複

　　杂；到延安后活动积极；所在办事处短缺 3000 元款项，被怀疑是用作特务经费。

　　萧煌后来回忆说，为了让他承认是“日本特务”，“对我软硬兼施进行逼供，不认帐，就要杀我的头。”

　　河南地下党也被康生打成了“红旗党”。原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维帧被审查。紧接著，中共通知在任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和壹批党员干部到延安接受审查。随后二人又被开除党籍。在审干中，河南省委上到书记，下至壹般干部，凡与河南地下党有关係的同志，甚至从河南来的党外干部、家属以及 13 岁的孩子都未逃脱被当作“红旗党”挨批的厄运。他们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叛徒”。王志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恢复党籍。郭晓棠的党籍拖到 1950 年才恢复，直到 1956 年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

　　时，郭晓棠成为河南省第壹个被点名批判的人，在残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1943 年 4 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的杜征远，刚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壹天深夜，壹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打开了门。壹声喝斥：妳被捕了！杜征远不知所措，被迫跟这些人走。第二天，就对他进行审讯。他说“我从没参加过特务组织！”审讯人员冷笑说：“连河南省委都有问题，妳是交通科长，是掌握党内情况的重要人物，能没有问题？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共产党”。

　　杜征远抵不过，只好认了。

　　四川省委工委书记邹凤平，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党忠诚，在与敌人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他还有胃病和肺病，1940 年中央将他从四川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开始了，四川党被打成“红旗党”，他这个原四川省工委书记也“在劫难逃”，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加上妻子也揭发他是“特务”并离开了他，使他愤而自杀。

　　当时把甘、陝、川、豫、浙、鄂等 20 几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

　　甚至怀疑所有这些党的地下党员都是“特务”，而进行严刑逼供。

　　彭真 1943 年 1 月 4 日他结合中央党校破获 “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经验，他直接负责的中央党校就是重灾区。邹凤平（四川工委书记）、危拱之（叶剑英夫人）、曾淡如（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等壹大批人，或自杀或疯癫，都毁在他的手上。

　　曾志在回忆录中有如下壹段描述，“壹做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遍体血渍，有人咬他的胳膊，肉被咬掉了壹块。有壹次用绳索吊他两手两脚各壹指壹趾，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壹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用脚死命踢她。另壹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流血，月经来了，但仍被打被斗，结果裤子都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壹大片。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壹个个小视窗透出胡麻小灯如萤火虫般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的，只有壹阵阵的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牆，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慄。”

　　有壹些场面让人肉麻不堪。如：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大革命时留苏，参加长征，后来当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壹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后她半疯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裡当著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壹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壹团。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壹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裡，然后往门外壹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1943 年４月 1 日，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抓人，壹夜就逮捕了 260 多人。

　　４月 3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佈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说：“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壹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43 年 4 月 9～12 日延安分别召开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 2 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作报告，号召 “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镇压，不愿坦白的人是在走壹条自我毁灭的死路。胸佩大红花的张克勤站在台上痛哭流涕地讲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如何被挽救的经历及感受，使与会者大受感动与鼓舞。随后，康生大谈延安还有许许多多的“张克勤”，号召这些“张克勤”起来悔过自新。

　　1943 年 4 月 19 日后，延安掀起了“坦白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及促进各单位的“坦白运动”，康生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胸挂大红花，先后到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巡迴“坦白运动”报告，试图带出新的典型。于是，各单位、各系统又掀起了“坦白运动”高潮，延安行政学院有壹个班的壹个小组的成员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买来红枣、花生，开庆祝大会，邀请其它还没“坦白”的小组参加。“坦白”的学员壹起畅谈“坦白”的思想过程，动员、启发尚未“坦白”的学员。有的单位领导为本单位没人“坦白”而坐立不安。

　　凡是在抢救运动中主动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壹概给以奖励和表彰。表彰方法有戴大红花的，有吃番茄挂麵、鸡蛋挂麵或红枣稀饭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

　　故而壹些人尤其是年龄较小的，为了享受壹番难得的佳餚，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国民党派来延安搞破坏的特务。有人被怀疑为特务，如果此人不承认或不配合组织的诱供，则将永世不得翻身，并且还要经受壹番非人的折磨，而壹旦承认了，则有可能再次受到组织的青睐，从轻发落。在此种情况下，被组织怀疑的知识份子也只好违心编造情节把自己说成是壹大特务。

　　杨述曾被内定为特务，他死活不承认，害得“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在上级领导的壹再督促下，韦君宜答应去劝说丈夫杨述坦白。韦君宜写道：

　　我见了他，只说得壹句：“形势非叫妳坦白不可，妳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大哭。他们由人见人爱的人变成了人见人唾的鬼。这叫他们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泪流满面呢？他们之所以放声大哭，乃因他们作为正直的知识份子，却不得不昧著良心最终走上说谎的人生旅途，诚如韦君宜后来所言：“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壹切，但没想到要牺牲自己的良心。”这种被迫的牺牲，当时往往被看作是具有党性的表现，是忠于革命事业和对党负责的表现。

　　王世英是位与刘少奇关係不错的高级干部，有壹次跟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好像学了壹些坏东西，自己不愿说的必得去说，不愿做的必得去做，因而感觉没有以前在白区干秘密工作时那样纯洁。刘少奇却说：妳这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因为“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所谓“吹牛拍马”，其实就是讲假话、就是撒谎，而其被许可的标杆乃是符合党的利益。延安时期的知识份子开始昧著良心走上说假话的路途，开始养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

　　散文家吴伯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渐走向说谎的典型之壹。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他担任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不幸被打成“国民党 CC 特务”，受尽了委屈。1944 年 3 月，这壹消息传到国统区，据说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听到了这消息，不久后也就特别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上发言，以示闢谣。随即又把发言稿整理刊发在《解放日报》

　　上。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边区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产党是行仁施义的政党，现在我很健康愉快地生活著。在那严酷的统制下，为了生存必须说谎。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审干”运动又发展成“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没有搞出什麽“特务”，受到康生严厉批评。

　　后来採用逼供信的办法，在两个单位的壹百几十人中，被逼承认是“特务”的占70%左右(温济泽：《征鸿片羽集》776 页)。仅《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 95%。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壹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东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在抢救中，受到极大精神打击，先是在解放日报社挨整，继之在中央党校三部遭批斗，终于导致“在长达壹年半的时间，白朗糊裡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壹句话”。在《解放日报》社印刷厂壹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壹个大学同学因“託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 年 4月，在边区第壹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 1943 年 4 月至 1944年 6 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

　　当李锐在 1943 年 4 月 1 日被延安保安处逮捕后，与他同床共枕三年的范元甄很快在党的启示下，相信李锐“的壹切都是为了麻痹”她，所以和他划清界线了。范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除了因为认识到他是敌人，壹切都是欺骗之外，整风是有莫大关係的”(《父母昨日书》p348)。夫妻关係成了敌我关係。“他拖了我三年，给了我许多潜移默化的坏东西，这固然是不幸。三年后的今天，竟得以觧脱，倒也是件大幸”。

　　可是，这个满口“进步”、“革命”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抢救对象。在除了恐怖还是恐怖的气氛中，她只好“壹下写了二三万字的反省笔记”；承认“我的思想还是国民党的天然同盟者”。组织上派邓力群去抢救她。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壹起了。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范元甄起身穿好衣服，说声“对不起”就走了。有壹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裡出来，对胡说：

　　“小范在这裡”。胡心领神会，什麽也没说就走了。

　　1944 年 6 月，李锐放出来后，当晚范元甄就对他说：她和邓力群真诚相爱了，她从心裡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李锐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李锐大病壹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与范元甄同居了壹个星期。为此，组织上壹个月内开了五次批判会。

　　范元甄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重婚。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这份结论认为范、邓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杨尚昆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公然与党对抗。这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壹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

　　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得到什麽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经过群众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壹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壹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这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麽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范元甄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壹点。这人壹贯以革命的名义，行壹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盗女娼。庐山会议李锐被打倒后，李锐和范元甄又壹次离婚了。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 80%的知识份子上台‘坦白’，成了特务，结果无壹例真实”。象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党员，当时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壹年多。

　　据胡绩伟《青春岁月》回忆，他所在的边区群众报社，算是搞得比较文明的，可气氛也很紧张。“每天开斗争大会时，总支书记壹上场，就把手枪摆在桌子上作为威慑力量”，还动不动把人吊在房梁上。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份子中，没

　　有被当特务斗争的，只有两人。

　　抢救期间，已经併入延安大学的“鲁艺”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紧张了。当时，鲁艺共 300 馀人，却有 267 人被打成特务，比例之高，骇人听闻。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叛徒，并且抓捕过周扬，但事后由于过分恐惧而与其三个孩子壹同自焚。

　　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壹位被审的青年，发疯般冲出关押室，大呼“冤枉啊──”纵身跳下悬崖，凄厉的声音回荡在山沟，也久久萦荡在彦涵的心裡。

　　各单位按照康生报告的精神大开“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分子。壹时间，特务如麻。被“抢救”的知识份子占总数的 90%以上。抗大总校 1052 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 人，占总人数的 57.2%。在干训队 496 人中，“嫌疑分子”竟达 373 人，其比例为 75.2%。西北公学 500 多人，只 20 人没有被“抢救”。绥德师范“抢救”的人员达 230 人，占全校师生的 73%。

　　陝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该司令部所辖的中共唯壹 1 个炮兵团，因八路军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壹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炮团干部文化素质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 2 百名知识份子。在“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份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区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

　　陝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共有三、四百人，被“抢救”的达百馀人。军委三局电讯学校 200 多人，挖出 170 个“特务”。中央秘书处 60 余人，挖出了十几个“特务”。延安警卫团壹个团被抓的“特务”占全团人员的80%以上，延属各县抓“特务”达 2463 人，其中壹 个县，在 13 天内就挖出了壹个 200 多人的特务组织。“抢救运动”中抓出那麽多的“特务”，特别是在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下发之后，“特务”越来越多。

　　据胡乔木说，在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中，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 多人。从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延安和陝甘宁边区清理出的“特务”多达 1 万 5 千多人。

　　毛“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壹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妳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麽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壹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麽，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壹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妳既然没什麽见不得人的，为什麽不能向党彙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壹切私有制。行政学院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 1943 年8 月 8 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壹个 2500 人的党校己挖出 250 个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了壹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杨奎松：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壹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都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壹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

　　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刘少奇是 1943 年 4 月 28 日成立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在肃反上直接领导康生、彭真、高岗等人，是延安整风的第二号刽子手。据刘少奇 1949年在天津的壹次讲话中说，当时延安审干中採用了恐吓和刑讯的办法，仅延安壹地自杀而死的就达 50～60 人。

　　杨尚昆回忆说：有壹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会上，和柯庆施壹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人起来揭他说：“妳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妳政治上有依靠”！“妳还背著照相机，妳是地下党员，凭什麽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麽也不承认。大家就喊口号，轰了壹个下午，从下午 3 点钟壹直开到 7 点钟，什麽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壹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杨尚昆把情况向毛泽东说了。毛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薄壹波说：有壹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壹起到了延安，她在壹个深沟的窑洞居住。有壹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麽回事。”我于是向深沟裡走去，壹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著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甚麽？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

　　的知识份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抢救”的！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壹的解脱。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壹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樑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壹斑：“要壹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壹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壹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妳们！

　　当时中共甚至把“壹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 1945 年 3 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壹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 1935 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份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

　　东的外来知识份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份子未被“抢救”）。直“抢”得所有外来知识份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当时，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毛不但将其“留中不发”，而且对蒋南翔组织批判。

　　1943 年 9 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当时党校共 2～3 百人，其中 70 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子，有日特、国特、阎特，30 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 60-70%。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 99%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壹个“特务学校”的绰号！教师、学生有好几串，十五六岁的女孩还成了专职的“特务女性”，最后扩展到小学，许多小学生是也成了“小特务”，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见韦君宜《思痛录》）。

　　1943 年春夏；延安的“抢救”经验传到淮北，不久就发生了“淮中案件”

　　和“泗阳案件”两起严重的肃特假案。

　　1943 年 8 月，淮北中学壹女生因偷窃别人 50 元边币行为被抓后，为推卸错误，捏造受壹“特嫌”女生指使所为。在校领导的压力下，偷钱女生编造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结果校领导对全校师生实行了刑讯逼供，将壹个 220 人的中学中的 42 人打成“特务”。此案上报边区公安局，情况不仅未被澄清，边区公安局採用逼供信的方式，将“特务”又增加到 56 人，使全校 1/2 的教职员工都成了“特务”。此案于 1944 年 7 月 17 日予以平反。

　　泗阳案件发生在 1943 年 10 月-1944 年 2 月，泗阳不到 10 万人口，短短五个月裡，全县逼出 1400 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 150 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队连排班干部。1944 年 2 月，案件进壹步扩大，泗阳县委筹画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 1944 年3 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继续审查）。

　　1943 年底，中共中央鉴于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被打成“特务”、各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乃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结果大部份人被平反。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 年 6 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壹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壹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份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壹致的。不管妳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壹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斯诺夫人海伦说，1937 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7 年后，没人再敢这麽说了。

　　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是机器人，壹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后，毛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他在 1945 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但他好像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毛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这仅仅是口头道歉而已，毛始终不承认所谓的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是冤案。1945年毛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壹起，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 党要统壹思想才能前进。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 年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壁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师哲回忆说：1944 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陝甘宁边区四名嫌犯，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壹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和澳洲谋生的，他们落入康生手中，壹直被关押。1947 年 3 月，胡宗南进犯延安，王实味从中央社会部转押晋绥根据地。并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壹批犯人押到后方永坪壹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昧壹起处决；王实味在山西省兴县蔡家窑，被晋绥公安总局处决，时年 41 岁；处决后把全部尸体都塞进壹口枯井裡。

　　抗战胜利后江青坐飞机去了两次重庆，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带行李。第二次，不知买的是啥东西，花了几百万法币，硬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中央特会科即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科的简称，是专门管理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的工资、稿费及其他收支）。特会科科长见款项数目太大，不敢做主，找师哲审批。师哲说：“款项太大，等搞清楚再说！”这下捅了马蜂窝，江青找师哲大吵大闹，说这笔钱由她个人负担。师哲亦不示弱，坚持要搞清楚买的什麽，为什麽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后来师哲大怒，掀翻桌子，拂袖而去。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要说明的是，江青与师哲大吵，毛泽东就在隔壁窑洞安坐，后来坐不住，就在师哲门前走来走去。但毛没有就此发表了什麽重要指示。文革中师哲被关入秦城，吃了不少苦头。

　　1962 年毛信口胡言：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91 年，在温济泽等人的推动下，王实味才获昭雪。公安部于 1992 年 2 月 7 日，正式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託派问题的複

　　查决定》。《决定》说：“经複查王实味同志 1930 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託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託派观点，帮助翻译过託派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託派组织壹事反反复複。在複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参加託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为反革命託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对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伊索寓言说：狮子和驴子以及狐狸商量好壹起联合去打猎，他们捕获了许多野兽，狮子命令驴子把猎物分壹分。驴子平均分成三份，请狮子自己挑选，狮子勃然大怒，猛扑过去把驴子吃了。狮子又命令狐狸来分。狐狸把所有的猎物都堆在壹起，仅留壹点点给他自己，然后请狮子来拿。狮子问他，是谁教他这样分的，狐狸回答说：“是驴子的不幸。”王实味就是那驴子，毛泽东是那狮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就是那狐狸。

　　延安整风，作家成了“政治化了的人”，成了驯服的工具，叫怎麽说就怎麽说，叫怎麽写就怎麽写。从此，知识份子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进入了全面冬眠阶段。

　　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的建立

　　个人崇拜所要求的壹个重要条件就是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刚在延安创办时还保留了普通媒体的壹些特点，人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资讯，而且还可看到壹些不同意见的争鸣。1942 年 4 月 10 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曾登壹条“党校壹学生失恋自杀”的消息，受到了毛的批评。

　　随后决定《解放日报》改版。

　　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师承的都是列宁史达林的新闻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史达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 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官方党史学壹再重複毛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后的壹个多月，1943 年 9月 21、22 日的《解放日报》还连续刊登了“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导。当时并没听说毛看了此类的消息后发脾气或拍桌子，反倒是绥德地委组织的宣讲团被邀请到延安给壹些机关学校作报告。

　　“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延安的其它报刊基本上都停刊了，连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壁报也都消失了。因为先前党中央发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实际上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随意发言属于挨批的“自由主义”或“小广播”。这谈不上党接受舆论监督，相反却是由党直接掌管和监督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壹切新闻报导。按当时的规定，报纸的通讯员由党委设置，有关各地的消息报导原则上也必须经当地党委同意。延安唯壹的出版社“解放社”不仅不再印行各种期刊和壹般书籍，而且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和材料。从此，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壹律”。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徵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它有五个核心原则：

　　1）“党性第壹”的原则。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壹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导，中共的报纸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壹辈子”。为此，党报“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举凡壹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捨，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壹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导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

　　2）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陆定壹等提出壹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强调新闻“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壹等引用了列宁的“两种真实性”观点：即“本质真实性”

　　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儘管它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是真实的；而“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导，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

　　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佈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壹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壹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 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壹段期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壹部份在报上发表，壹部份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后来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壹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

　　的指导思想在于进壹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也有左、中、右之区别。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准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佈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至于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普通党员比普通百姓多知道些资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

　　毛搞“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这种做法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在农业上叫“提倡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叫“开展赵占魁运动”。

　　吴满有是延安红人，因连年开荒、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30 日报导了他的事蹟，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著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的概念；边区政府主要领导林伯渠、李鼎铭等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创造更多的吴满有！”文艺家更是热情澎湃，诗人艾青壹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鬱，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

　　吴成为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多次参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党提干。

　　1943 年 2 月 24 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覆信：我也向妳提出两条：第壹，就是不仅妳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妳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妳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壹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妳壹定是赞成的。

　　此信壹出，朱德电令全军回应，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壹生产大竞赛。“壹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

　　这封信有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领导的回应，有对军队的颂扬。其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40 年代陝北壹个农民写的，是不是记者捉刀？以典型带动全社会，通过典型之口说出组织者、领导者想说的话，是“抓典型”、“树榜样”的目的之壹。壹些普普通通的人壹夜之间闻名全国，不是他的命运好，而是“上面”需要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中国版。70 年代北京市小学生黄帅也“写“过壹封影响全国的信。1947 年胡宗南佔领延安后，吴满有当了叛徒。

　　舆论控制必须辅之以严格的保密制度。因为个人崇拜的后面必然隐藏著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资讯壹旦暴露，个人崇拜也就坍塌了。史达林在苏联被崇拜得胜过神仙，他死的时候莫斯科简直是哭声震天，向他的遗体告别而拥挤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他专制暴虐、杀人如麻的真相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急转直下，等到赫鲁雪夫把史达林的尸体搬出列宁墓埋葬别处时，在人民当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动。

　　个人崇拜，必须对许多问题严格保密、设置禁区。“延安整风”中叫得最响的是“实事求是”，但那时却对苏区的反“AB 团”和“富田事变”，对长征结束后西路军的被歼等历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伪造历史。这种口头大讲“实事求是”、实践中并不实事求是的传统，倒是壹直继承了下来。“延安整风”中就搞壹些并不实事求是（如“无限上纲”）的批判和斗争，建国后哪些重大举措又是实事求是的？

　　神化毛泽东

　　“延安整风”中形成个人崇拜的壹个标志就是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神化，进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属于封建蒙昧主义的欢呼歌颂，如喊万岁、唱《东方红》之类，而且还不断升温，变成壹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

　　1．戴毛像章、唱《东方红》

　　个人崇拜的每壹步骤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 1943 年。这壹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著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壹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壹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壹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壹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壹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1937 年前，当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时，俄国那位有名的小说家阿莱克舍.托尔斯泰写过如下壹首传诵壹时的诗：妳，各民族光明的太阳，我们这时代的不落的太阳，妳比太阳更伟大，因为太阳没有智慧……另外还有壹位较不出名的请人，写过壹首更妙的诗如下：我们从史大林那裡获得太阳，我们从史大林那裡获得繁荣的生活：纵然是风雪遍地的北极苔原上的好生活，我们也是跟他，跟智者史大林，──壹起创造的。

　　这些诗，曾被托洛茨基称之为“猪猡叫”的，不是也充塞于中共的报刊吗？

　　那首最出名的的“东方红”，难道不是“猪猡叫”中调换壹个名字吗？

　　《东方红》是“延安整风”期间由农民唱出来的，被发现后经文人修词定谱，由党组织广为传播，被定为壹些会议和广播电台必须有的开始曲。往往以《东方红》开场，最后以《国际歌》终场，先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唱“从来就没

　　有什麽救世主”。这种自相矛盾实在滑稽。这样的歌曲从“延安整风”起在中华大地上却盛行了几十年，竟无人敢质疑。以后又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等。

　　1954 年 4、5 月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率文工团访问苏联，节目单开头是《史达林颂》和《东方红》。由于苏联当时已公开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因此苏方提出不能再唱《史达林颂》。于是，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便要求《东方红》也壹起不唱了，否则就不礼貌。张闻天向陈毅提出不唱《东方红》；陈毅却坚持要唱，声称节目单是总理审定的。结果张大使只好直接请示国内，最后得到中宣部和总政的联名複电（据说请示过中央）：同意使馆意见。可见，文工团出国演出时唱不唱《东方红》，不但中国唯壹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员说了不算，连外交部也无权决定，可见问题之大。

　　经过“延安整风”，党内的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新老干部中，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崇拜毛泽东和“听毛主席的话”的驯服工具。从壹件小事就可看出来：“延安整风”前，批评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往往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下来就数他了；但“延安整风”后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史达林下面还有个毛泽东。

　　2．山呼“万岁”

　　在封建专制时代，“万岁”是皇帝的专称。推翻专制王朝后，“万岁”可用于对党派与事业的欢呼，如“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毛早年崇拜陈独秀时写过“我祝陈君万岁”，也有人对谄媚对象用过“万岁”（如康生对王明）。

　　1943 年“延安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壹个喊的。那时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延安地区六分之壹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彭真振臂壹呼“万岁”，各机关学校自然群起仿效。从此，在中共领导的地方，“万岁”壹词就只能属于毛泽东壹人了，情形与称呼皇帝壹样。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在壹些地区也被“万岁”了壹阵，但很快就纠正了。在个别地方还有地方领导人也偶然被喊了“万岁”，壹旦发现，就被视为“事故”，当事人会受到批评和处分（调离）。李锐说：1950 年颁佈的“五壹节口号”，最后壹个“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建国后仍然坚持这壹意见，这或许是毛特别痛恨他们的原因之壹。到了后来，在中国绝对不能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连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过。“文革”初期，王震揭批陈漫远的罪过之壹就是陈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万岁”，而王震则是经常喊这壹口号。

　　有壹次，外国人到中国来喊“周恩来万岁”，马上被官方制止，周恩来吓出壹身冷汗。因为，外国人不瞭解中国。西方的“万岁”是个普通语，人人皆可用。

　　万岁翻译为英语就是：Long live，英语的意思就是长久的活著，没有万、千、百的等级制涵义。俄罗斯语的万岁叫“乌拉”，就可喊普通人“乌拉”。中国的万岁是个特定语，不能随便用。

　　3．个人崇拜的高峰——毛泽东思想

　　1943 年“七壹”前后中共掀起了宣传毛泽东的高潮。7 月 6 日发表的刘少奇文章，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提法。8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第壹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捉刀人其实是毛。毛到王家，叫王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 22 周年；“妳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覆：

　　“写得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中共人人必须“学习”的文章。

　　在每天的会上，壹个简单公式被反复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著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之役成了“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1943 年 8 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时就说：“没有比这三年来的事变再明白的了。过去壹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底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 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著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壹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1943 年，延安出了本小册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作者是早巳被国民党枪毙的中共劳工领袖邓中夏。1930 年原文完全没有提到毛。可是现在的新版裡塞进去这麽壹句话：“1922 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

　　1944 年 5 月 21～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这壹时期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宗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奠定了毛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并用毛泽东思想重写了党史。

　　延安整风后期，党内奉给毛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多。什麽“伟大领袖”、“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以及 “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等。毛对所有这些极端的“封号”都是经过他壹再审阅和定稿的，从来没听说过他对此有什麽自谦的表示。由此可明白，“文革”中毛泽东对斯诺说喊“四个伟大”讨嫌，并不象官方史学所渲染的是毛泽东的谦虚，而是毛要消除喊“四个伟大”的林彪的影响。

　　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壹致。

　　经过 3 年多的“整风”和开了近 1 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党员的自我空间日益缩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党对毛的认同达到了空前统壹，在这种情况下才召开了“七大”。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壹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由毛直接操持，会议的任务只是把毛的地位和思想确定下来。

　　因此，会议的发言内容（都是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的）主要就是对毛的歌颂，此外则是许多人的检讨。这些歌颂和检讨大部分有极大的夸张和作假，不少说法已超出尊敬爱戴的范围，明显地是宣扬个人崇拜或带有阿谀奉承之意。而毛泽东对这些却欣然接受，让大家把壹切好事都挂在他的帐上。

　　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中许多地方说的都是过头话，如“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麽残酷性、複杂性、长期性”，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论和实践。张闻天提到毛泽东时说：“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根本讲不通的。

　　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提出，毛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是中共自封的说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之外从来就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承认过这壹点。

　　周恩来的发言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 3 个历史时期……。”此话完全违背了史实，因为在周恩来讲的这 3 个时期裡，多数时间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朱德也在会上说：“我党和中国人民在壹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究越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24 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这都是明显的夸大之词。

　　彭德怀在“七大”发言中也用了不少个人崇拜的语言。他说：“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说明，下了不少定义。对活人冠以“主义”或“思想”之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不曾有过，是中共开了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在世时坚决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这壹名称。正象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他讨厌声望，追求声望的行径更使他愤怒”。

　　马克思在回答壹位德国党员的问题时也曾明确表示：“我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对各国所发来的颂扬，我觉得烦恼，绝不回答，纵有回答，也许只是斥责。”同样，列宁在世时也未自称“列宁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称为“布林什维主义”。毛泽东就说过：“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

　　史达林是国际共运中大搞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但他并不提“史达林主义”或“史达林思想”，而是以列宁的学生自居。他说过：“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壹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朝鲜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点思想遗产和声望的，但也没有提“金日成主义”或思想，而是发明了壹个“主体思想”。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等大搞个人崇拜，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义或思想连在壹起。

　　除中国外，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之后。根据胡志明的为人，在世时他是不会允许人们有此称谓的。“延安整风”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背离国际共运传统、又超越国际共运阵营各国接受水准的空前之举，结果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什麽是“毛泽东思想”呢？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壹”；但这是极其空洞的。唯壹的解释是：毛泽东的壹切思想都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壹；那意谓著：毛泽东的所言所行，都代表了这种“统壹”；凡违反毛泽东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与毛泽东不同的，便是犯了错误。这个标准不但用以概述过去，而且用以拘索未来。如此，这规定实际上是授与毛泽东个人以“永不错误”的特权，给了他以“绝对真理”的荣光，以此树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无上的个人崇拜。

　　除了会上这些颂扬崇拜的言词外，“七大”前后还刮起了壹阵向毛泽东敬献锦旗之风，这些锦旗把中央大礼堂挂得密密麻麻。

　　七大是壹次检讨的大会、颂扬的大会、推行个人崇拜的大会和为后来开类似会议立下范式的大会。会上既没有也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或争论，各种报告和所有发言都是早准备好并经过统壹审查的，会前就已发到与会者手中，开会时只是台上念、台下看。

　　联共“第十七大”于 1934 年 1 月举行，也是壹个歌颂的大会，许多人检讨的大会，大搞个人崇拜的大会和史达林走向权力顶峰的大会。它之所以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主要是因为史达林已战胜了所有的党内反对派，完全定于壹尊，而且这时苏联也宣佈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壹些建设上的成就。这次大会的基调是庆祝胜利，大力歌颂史达林，再就是让壹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作检讨。这次会上对史达林的赞词和“封号”就倾盆而来，什麽“伟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钢铁般的”，不壹而足。这些讚誉不仅来自史达林的拥护者，也来自他以前的反对者。

　　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与旧党章的壹个重要区别是，增加了壹个说明党的定义、作用和地位的“导言”；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与过去党章显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壹个很长的“总纲”。这种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赤祸滔天

　　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卖国

　　美军攻佔冲绳岛，虽然消灭了十多万日军，却牺牲了数万美军士兵的生命！

　　这把美国人吓懵了，照这样推算下来，攻佔全部日本列岛，至少要消耗美军壹百万以上的生命。美国总统和军方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好积极谋求减少士兵牺牲的方法。于是他们就主动与史达林进行了紧急磋商，要求苏俄儘快废除与日本的《互不侵犯条约》，儘快出兵协助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攻佔。于是，史达林向美国人开出了他的价码——美国必须承认历史上被沙俄非法侵佔的中国北部领土的“合法性”，方能助战云云。1945 年 2 月的雅尔达会议，史达林与罗斯福、邱吉尔达成了《雅尔达密约》。雅尔达会议中国未参加，关于蒙古、库叶群岛前途维持不变，及维持当时的未独立状态，会议决定，该会议的所有结果都须由中国同意，美国会后立刻把结果秘密通知中国。重庆政府立即声明：拒绝承认雅尔达会议结果，拒绝苏联出兵东三省。因为苏军出兵东三省将影响中国收回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库页岛。此时的日军已秘密和重庆政府谈判，向中国投降，而中共把秘密情报报告苏联，协助苏联佔领中国东北。

　　《雅尔达密约》之后，等于把美军在太平洋血战夺来的胜利果实的壹大半，白白奉送给了苏俄；不但没有减少美军士兵的牺牲，反而在未来的日子裡，使美国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史达林拿到“雅尔达密约”的全部好处之后，却在美军血战日本列岛的全过程中，始终默不作声，也不作任何反应。当 8 月 6 日广岛挨了原子弹后，8 月 8 日苏联急忙宣佈加入波茨坦公告，旋即于 9 日出兵。貌似强大的关东军，因其主力早已调往南亚等其它战场（例如：自 1945 年 1 月 6 日开始的美日在菲律宾的决战，日军山下奉文大将率领的 30 万大军，绝大多数是从东北调去的；至 9 月 2 日山下奉文投降才结束，被击毙日军达 59.2 万，是日军所有战例中阵亡人数最多，所谓苏军 8 月 30 日歼灭东宁堡日军为“二战最后壹战”并非历史真实），乃至苏军进军东北作战时，伤亡还不如喝醉酒驾车伤亡大。日本 70 万关东军向苏联投降，史达林报日俄战争之仇，将 70 万人活埋。并从中国进兵至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并顺便攻佔了日本北方的四个小岛屿……假如没有雅尔达密约的签订，那麽就没有苏俄出兵佔领中国东三省，就没有中共暴力篡夺中华民国的政权，也就没有金家小朝廷；假如没有中共政权和金家小朝廷的存在，那麽也就没有韩战的爆发，也就没有嗣后的越战的爆发……苏军在我东北大规模强姦中国妇女；东北城乡妇女都递了光头，抹黑了脸，充当男人，苏俄士兵仍不放过，挨个检验。连中共高官、曾协助贺龙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卢冬生将军也被抢劫的苏军士兵杀死，中共称他“因公殉职”。苏联还到处建立“解放碑”、“胜利碑”。长春最好的壹条大街命名为“史达林大街”。

　　苏联再次佔领我旅顺军港并非法侵吞我中东铁路，把中国东北全部工矿机械设备壹扫光，拆工厂、拆铁路、拆机器、抢市民的钱包和手錶，抢走的机器设备共价值 9 亿多美元。毛 1949 年底到苏联求来 3 亿美元贷款，还不到苏军在东北抢掠去的 30%。鞍钢的设备，都拆掉运苏联了！1949 年夏，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呈送给史达林的报告中竟然写著：“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刘少奇奴颜婢膝将东北财富拱手送给俄国主子与慈禧太后的“宁予友邦、不予家奴” 如出壹辙，唯壹的差别只是：慈禧太后的“友邦”包括有西方列强；而中共惟有苏联壹家。

　　后来苏把淘汰下来的火车头外表喷壹层漆，甚至把 19 世纪已不能用的火车头用别的火车头牵引著送到中国，仅 2 千个火车头就赚走了中共国几十个亿人民币。东北人有壹个说法：日本人将东北变成工业基地，苏联人将东北变回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1945 年 8 月 10 日夜至 8 月 11 日下午的 18 小时内，毛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

　　正是在毛的命令下，8 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中共除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 3 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壹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 8 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 8 月 12 日自河北、山西壹带急驰而来的 3万中共军队所攻陷。9 月 11 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 3 千馀人。

　　从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到 10 月 5 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在重庆“谈判”的40 天，中共军队壹共抢佔了三百座县城。为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 1945 年 10 月壹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 17 次，津浦路被破坏 18 次，胶济路被破坏 10次；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可见，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挑起了内战。

　　毛泽东在在重庆谈判前后，命令共军从各解放区抽调 10 余万主力部队从海陆两路急赴东北。9 月初，第壹批共军已到达东北第壹大城渖阳以及本溪；至 11月，已有 11 万人抵达东北。国民党也有几十万精锐部队，实力上要远远超过中共，在当时的条件下，消灭中共非常容易，为什麽没有消灭呢？这裡有壹个障碍就是前苏联军队。

　　苏联红军禁止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1945 年 10 月 28 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到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不允许中国军队在大连、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允诺”

　　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杜聿明于11月7日率领壹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佔领的秦皇岛登陆。因此再度迁延时日，难以儘快佔据战略要点，形成钳形攻势。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 13 和第 52 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共军的阻击。石觉的 13军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强大，逼迫林彪部队壹路后退，很快攻佔锦州；次年三月佔领渖阳，随后四面开花，佔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市。

　　共军则佔领北部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这样，形成南北对峙态势。

　　1946 年 4 月林彪已拥有 30 万人，并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 10 万军队死守。

　　国军参战的 7 个军，5 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壹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此时，国军在东北共 28 万。双方大战从 1846 年 4 月 18 日打到 5 月 18 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猛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10 万林彪守军大败溃逃。国军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 10 万林彪守军又溃败。5月 19 日佔领四平。国军估计此役林彪军队伤亡 4 万人。

　　前来四平督战的白崇禧将军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壹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壹军锋芒所向如秋风扫落叶，至5 月 30 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壹百里的双城。林彪做好了思想准备，壹旦哈尔滨失守，就到辽南的山区打游击。6 月 1 日，他给毛的电报说“准备放弃哈尔滨。”第二天，东北局也给毛同样无可奈何的电报：“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辰兄”即苏军）。毛这时两次恳求史达林出兵干涉，来个“联合行动”，或把中国置于苏联的军事“保护”下。史达林婉言拒绝，怕出兵引起国际反应。但他允许中共军队退入苏联境内。6 月 3 日，毛万不得已，电告东北局和林彪：“同意妳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採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而且是“作长期打算”。这意味著：10 个月来，共产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

　　四平大胜、长春攻克，苏俄冷脸变春风，向国民政府频示友好。5 月 6 日，史达林邀请蒋介石访苏；长春攻克，又向国民政府表示不会支援中共。整个局面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

　　白崇禧在 5 月 30 日随蒋介石飞抵长春，建议壹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残馀；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此时，马歇尔威胁说，如果蒋介石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他运军队去东北了。5 月 31 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係到他本人的荣誉：“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中共]”。措辞如此强硬严厉，患得患失的蒋介石不得不屈服，于 6 月 6 日（实际于 6 月 2 日已发出命令）正式向东北部队发出停战令，要求“停止攻击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壹机会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孙立人新壹军气势如虹，得到停战令，大为吃惊，力争不果，只得勒马城下，口中猎物，就此放弃。此后，国军再未跨过松花江。毛共因此绝处逢生。

　　6 月 21 日，蒋氏应周恩来请求，竟再次宣佈停战令延长 8 日，至 6 月 30 日。

　　共产党在战场上佔便宜时，绝不谈判；壹败涂地时，则乞灵于谈判桌。在东北的中共官兵，从林彪到老将，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算。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进来装备中共。此时，马歇尔又再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 4 个月，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蒋介石被马歇尔逼得焦头烂额时，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严厉警告。七月中旬，两名反蒋知识份子闻壹多、李公朴在国民党地区被枪杀。美国民意测验立刻显示，只有13%的人赞成继续援蒋，50%的人要求“不介入”。8 月 10 日，杜鲁门写信给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提到这两桩暗杀，说美国人民对这样的事“深恶痛绝”，威胁说如果和谈没有进展，他只好“重新考虑”美国对蒋政权的态度。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在东北的停火继续了下去。陈立夫不赞成蒋的做法，要蒋“像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用。”国军壹举获胜的良机壹去不返。蒋氏后来在《苏俄在中国》壹书中检讨说：“从此东北国军，士气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壹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总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如果没有马歇尔的“调停”，当年中共在东北必败无疑；得不到东北，中共割据政权就处于国民政府力量的重重包围和夹击之中，很难长期生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有重新鑽山当土匪、或者到莫斯科做寓公的命。马歇尔的“调停”，在最危机的关头挽救了中共，林彪因蒋停战而获得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 1946年底其军队达 36 万。陈诚下令解散东北 30 万伪军，后来这支大军被林彪收去，林彪在北满建立了横壹千公里、纵五百公里，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毛把这块地盘比作舒适的“沙发”，背靠苏联，两臂有北朝鲜、外蒙作依託。国军被封闭在几个城市裡，苏军伪装成共军来消灭国军，然后转给中共 57 个战略据点。

　　共军接收 80 万关东军的全部装备，其中步枪 70 万支，机枪 1.2～1.4 万挺，各种炮约 4 千门，坦克 600 辆，汽车 2 千多辆，飞机 8 百馀架，炮艇若干，弹药库679 座；接受了 1/3 美二战时曾援助苏联的 103 亿吨军用物资；45～47 年初，苏军还提供步枪 30 多万支；48 前后，苏俄还提供过了苏制和捷克制的武装；中共靠苏援枪械组建了 210 个步兵师。

　　老蒋打内战的军火完全是抗战时老美送来的：美国通过美援，为国民党壹共才武装了 45 个步兵师。蒋在 1944 年撵走美军队头面人物史迪威后，就和美国有关大员结下了梁子，再加上美国国务院壹帮苏联特务暗中使坏，美军在 1945 年10 月在昆明焚毁大量本来属于国军的军用物资(包括坦克重炮和炮弹)，1946 年7 月全面断绝对华军事援助，直到 1948 年 5 月美国国会严厉追究杜鲁门政府的亲共倾向，杜鲁门才勉强同意给国民政府 5 千万美元军事援助，第壹批军火在1948 年 11 月运抵天津塘沽，但这壹切都已太晚了。

　　掌握拥有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西北地方的剿总胡宗南，他的贴身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直接受周恩来指挥，胡宗南部队行动在其属下军长级将官还不知情况下，熊已把情报送到延安。1947 年 3 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其计画中共早已知道，所以胡扑了空。华中剿总白崇禧的贴身副官谢长庚也是中共地下党，白的军队行动中共早已知道。

　　1948 年 5 月至 10 月，中共进攻长春，採取的是“围城困死”战术。中共军队除在长春城外拉起几道封锁线，严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外。当时的长春有人口 60 万，国民党部队 5 万多，为了更长久地固守，当局下令放民出城；而共军却严禁城内百姓外出。不过有壹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壹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共军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进了 7 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壹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麴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壹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著少许食品的人，壹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壹命。另外则是共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壹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壹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壹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壹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壹字壹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壹团参谋长。他说：“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妳去看看。进去壹看，锅裡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长春围困前有居民约 60 万，经过五个月的无情围困，至中共“解放”该城时，城中只剩下了 17 万人，减去逃走的，饿死了 30 多万人，实堪和“南京大屠杀”媲美了！就连当时壹些被迫执行围城命令的士兵都问：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

　　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裡说饿死了 15 万；因这壹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裡披露太多的实情，所以他所说的 15 万是缩小了的数字。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 20-30 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係，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较好，报导比较客观，日本人所说的数值是比较准的。

　　1948 年 7 月至次年 4 月，60 万中共军队对山西太原发动了 7 次总攻击。太原国民党守军 15 万馀人全部牺牲，但共军亦损失 35 万馀人。战事十分惨烈，史称太原保卫战。据说，当共军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楼时，代省主席梁敦厚与省妇女会理事长阎慧卿服毒自杀。此后，自杀殉难者共计 500 人。这就是太原五百完人的事件，该事件震惊中外。

　　邓小平的格杀勿论。1947 年 10 月 13 日，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山区尚立足未稳，在刘邓司令部所在的鄂东黄岗总路嘴发生了壹起“抢劫案”。直属警卫团三连副连长赵桂良用步枪挑著壹卷花布和壹捆粉条，掖下夹著壹卷白纸和几枝毛笔，走出店主已经逃逸的店铺，正好被邓小平看见。事后查明，赵桂良是壹个战功卓著、爱兵如子、捨身保护首长、自己屡次受伤的好干部。他拿这些东西，都不是为了自己：花布是为了给连裡的小战士做棉衣的；粉条是给刘伯承补养身体的，因为他听说刘司令员最爱吃粉条；白纸和毛笔是给连队出壁报用的……壹个连队干部在无主的店铺中拿了壹些并不很值钱的东西，应该算不上什麽大事。但邓小平却勃然大怒，厉声吼叫，“什麽，这叫拿？这叫抢！我们事先已打过招呼，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要枪毙！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还叫什麽人民军队，怎麽能在大别山站住脚！”不但政委邓小平坚决要枪毙赵桂良，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张际春副政委，都众口壹词地要格杀勿论。邓小平对保卫科长张之轩说：“妳通知部队，下午就召开公判大会。另外，要派壹些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壮著胆子为赵桂良说情；连队的小战士痛哭流涕地要求自己代替副连长死；回到山下的店铺老闆哭喊著要首长刀下留人；农民老大娘跪在地上代赵桂良求饶；公判大会台下的乡亲也齐声附和。面对如此响亮的民意呼声，赵桂良还是不能免去壹死。他所得到的唯壹优待就是：部队将通知他老家太行山区左权县年近 70 的老母，他是战死在疆场的。

　　林肯的刀下留人。1863 年，美国南北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美国总统林肯正在白宫办公室裡处理堆积如山的档。门被轻轻推开，壹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惶恐不安地站在门口。林肯诧异地问她有什麽事情。小女孩激动地说：“我的哥哥班尼就要被枪毙了。请总统先生救救他。他只是在站岗的时候打了壹下瞌睡。”林肯回答：“哨兵的职责非常重要。稍壹疏忽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于非命啊！”小女孩急得语无伦次，拿出了哥哥写给爸爸的绝命书。林肯接过了那封叠得满是皱纹的信，认真阅读起来。

　　“爸爸，妳读到这封信时，我可能以已经死去。我因为耽误了重大任务，被判处死刑。因为违犯了军纪，所以我没有丝毫怨恨，不过，在父亲面前，我得把情形说清楚。那个吉美很可怜。他才十六岁，比我还小两岁。当我们壹起来当兵的时候，他妈妈曾经託付我，要我多多照顾他。这次他害了病，我看他的样子实在受不住，便把他的背囊和枪支接了过来，替他背著。这样我们在行军中才没有掉队。那天晚上，轮到吉美站岗。他正在生病，怎麽能站岗呢？我自己背著两个人的背包、枪支和弹药，经过二十五公里的急行军，到傍晚到达阵地时，累得像棉花壹样，差壹点就要倒下！可是，我还是代替吉美去站岗了。“看到这裡，林肯总统全明白了。他忍住眼泪，继续读下去。他读到班尼想尽办法不让自己睡著，但还是无法站胜疲劳。他读到班尼劝爸爸不要怨恨队长，因为军法如山，队长也救不了他。他读到班尼劝爸爸不要怨恨吉美，因为吉美还是壹个孩子，又正在生病。吉美向团长请求，愿意代他死。吉美还说：“如果班尼真被枪毙了，我也不会活下去。”在信的结尾，班尼这麽写道：“我决不害怕死！

　　但是我却不愿意吉美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死去。我们两人最好都能够在战场上英勇的战死。现在，我只对这壹点感到遗憾。”

　　热泪从林肯总统眼裡哗哗地流出来，他却顾不上把它擦掉。他把满是皱纹的信放回信封，默不作声地提笔写了几行字，交给身边的办事员：“请立即用特快电报发出去。”他又转向那个素昧平生的小姑娘：“放心好了，妳的哥哥不会死的。班尼是真正的勇士。这样可爱的孩子，总统怎能不救他。美国就要靠这些人的力量来挽救国家的命运啊！”

　　谁也无法否认，站岗时睡著比在没有店主的店铺中拿壹些并不值钱的小东西在性质上严重多了。它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是怎麽估量也不过分的。然而，林肯总统却在没有受到任何民意压力的情况下，仅仅凭著自己的良心就赦免了这个“真正的勇士”，并且在把他由壹等兵提升为班长。邓小平壹伙在受到了强大的民意压力的情况下，却仍然壹意孤行，枪杀了壹个出于好心而犯了小错的忠心耿耿的“革命”战士。多麽强烈的对比啊！为什麽会这样？

　　首先，林肯能够明确的界定无意过失和蓄意犯罪的差别。在壹个忠勇的战士的无意过失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他不但愿意原谅他，而且从内心深处由衷地敬仰他。邓小平却是把斗争哲学奉为圭臬的共产党人。他们只知道目的，不考虑动机。凡是有害于其最终目的的人和事，无论其动机是多麽无私、多麽高尚，都在他们的剪除之列。

　　其次，林肯对自己解放黑奴、统壹祖国的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念。他相信对个别例外事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处理不会影响正义事业的整体进程。而邓小平壹伙却对自己所从事的勾当始终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躲在敌后不打鬼子，在抗战胜利后却发动内战夺取政权是不得民心的。他们只好以死板、僵硬地态度来执行他们争取民心的壹切方针政策，唯恐稍有差池就会丧失人民的拥护。

　　第三，林肯深信自己的政府是人民拥护的合法政府。他有魄力行使他认为正确的行政权力，丝毫也不担心偶然的失误就会失去民心。邓小平壹伙却深知自己的权力是没有基础的。人民盼望的是在合法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和平安逸的生活。

　　他们的到来迫使人民躲进了山裡。他们抓住赵桂良在没有店主的店铺中拿壹些并不值钱的小东西这件小事，把人民从山上请下来，大张旗鼓地举行公判大会，向人民表白自己是对人民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以获得在人民心目中的道义上的合法性，以“在大别山站住脚”！在本质上，这是壹种卑鄙的权术。

　　1948 年 8 月底，邓小平在大别山地区指挥杀掉 2 千多名土匪俘虏。地点为大别山宋埠，背景为刘邓大军受毛泽东之命挺进中原，壹路经受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0 万大军只剩下 5 万人之际。这两千多名土匪俘虏便充当了邓小平发洩情绪的替罪羊。

　　2008 年 7 月 11 日《多维时报》刊登了洪朝辉的文章《熊式辉〈海桑集〉的史学价值》说到：《海桑集》首次披露苏联军队介入国共内战很深。…据林彪部队的俘虏供称，指挥中共炮兵射击者，多为苏联人。这样，苏军除了在新疆杀害了三千中国守军及家属外，还直接在东北参战。《中国国内战争》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号召解放区人民展开对国民党的斗争。它向苏联政府求助。我国政府尽壹切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援，其第壹个步骤是将苏联军队 1945 年击溃关东军之后缴获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后来又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转交了壹部分苏联武器（据《解放军报》，苏联军援总值近 9 亿美元，是国军得到美国“有效军援”2.5 亿的三倍多）。在满洲里，苏联指挥人员协助创建了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基地。在这裡，依靠苏联军队的战斗经验，在苏联顾问和教官们帮助下，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壹支顽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它能够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作战任务。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1946-1950 年，苏联军人、苏联专家在中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期间，共有 936 人牺牲或因伤病而死。其中包括：军官 155 人，军士 216 人，士兵 521 人，文职专家 44 人。

　　三大战役是前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完成的战争，三大战役之所以胜利的原因就是前苏联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国军被击败。或许有人会问，在内战时并没有穿苏联军装的苏军呀？

　　试问壹下，在朝鲜战场妳见到有苏联军队吗？可是他们也参战了，穿的是中国的共军服。这下就明白了，为什麽东北野战军所向披靡，为什麽后来的四野会被镇压，为什麽林彪是军事天才，很遗憾，伟大的林彪仅仅是壹个傀儡而已。真实的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是那位没有公开的前苏联军事将领。

　　A、辽沉战役。潜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身边的少将军需署长汪维恒是中共秘密党员。1948 年 5-6 月，汪维恒到河北、东北视察，回南京后，立即把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党。两个月后辽沉战役打响，消灭锦州的主力部队实际上是苏联的精锐炮兵和装甲部队，甚至还有空军，共军仅仅是在战后收拾国民党残馀军队和打扫战场。长春，渖阳，葫芦岛等战役很不幸都是苏联的炮兵和精锐部队指挥消灭的。

　　辽沉战役的先锋部队依然按惯例是普通老百姓打头阵，就是几十岁的老人、妇女、儿童，这是中共的人民战争艺术。国府驻在东北的 47 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

　　1947 年东北人口高达近 5300 万人，1949 年东北人口下降到只有 3400 多万人。下降的原因是军队屠杀或人民逃亡，死了大约是两千万。所谓的东北剿匪，实际上是防止发生叛乱，在东北的镇压屠杀和迫害壹直到 1953 年才逐步停顿下来。

　　B、平津战役。林彪的四野到东北时只有 10 万人，离开东北时就有 120 万军队；其中伪满洲国的 40 万伪军和 10 万苏联调教过的日军都进入了四野。如果没

　　有这 1 百多万军队参战，平津战役共军未必能胜。事实上，在平津战役之前，共军队根本打不过傅作义，应当说老是吃傅作义的的亏。可是四野壹参战，战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傅作义就支援不住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傅作义拥 25 万精兵却不战而降，是由于他女儿傅冬菊、部下邓宝珊向他下了说词。傅冬菊是中共党员，邓宝珊 1921 年起就和中共保持秘密联繫。

　　C、淮海战役。国民党中将何基沣是地下党，总司令部参谋部郭汝槐中将也是地下党，司令部调动部队命令都由他向下发。在国军联勤总部任中将视察员的张权，原是中共特务。当淮海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他在沙文汉指挥下，以联勤总部检查团团长的名义飞往徐州、济南、南京视察，不露声色地窃取了国民党参谋总部的作战地图。不久，这张烫著 “绝密”火漆印记的作战地图便挂到了共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作战室裡。像这样详尽军事设置情况，连他们高级军官也没几个知道。再加上南京总司令部作战副部长刘斐也是地下党(中共为了影响，49 年后也未暴露其身份而混在民主人士中)。总司令部九个机要电话员七个是地下党，并在此建立了党支部。国军部队中低壹级司令部也混有中共特务。

　　苏联装甲、炮兵、步兵、海军部队和被胁迫的百万妇幼残弱成为战争的主旋律，国民党军队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下溃败。淮海战役，国军又被消灭 60 万，比南京大屠杀更残忍。

　　1948 年底，国民党丢失北半中国已成定局，这时候美国如果全力支援国民党，派出舰队协防长江、派地面部队阻断共军继续南犯，毛将不敢、也没有能力“解放全中国”，史达林因为不愿中共强大，支援中国“划江而治”，苏联决不会同美国发生衝突，但是在这个紧急关头，美国却全面终止对华援助、完全抛弃了国民党，甚至频频向中共摇橄榄枝。

　　阻挡“解放军”渡江最重要的军事设施江阴炮台未放壹炮，相反转头向国民党军队开了炮，因为作战前中共特务已渗入。作战时中共已接收了炮台。

　　但混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共特务，作战时为“解放军”俘获，而不少因为无法证明他是地下党而被枪决了。这样战争胜利的功劳就属毛泽东的“英勇的”作战部队了。这些地上党员，他们中大部分成了“革命成功”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家属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厦门海外 1 万米处有壹个岛，叫金门，朱熹曾经在那裡讲学。1949 年 10 月24 日打金门古宁头战役，结果竟是 2 万登岛部队全军覆灭。古宁头战役抓了 4000多人送来台湾，“教育”壹段时间后通通送回，壹个也没杀。可是他们回去后，被老毛杀得差不多了。

　　徐焰 1992 年在《第壹次较量》中列举了国共两军的弹药消耗数量：共军在3 年的内战中总共消耗各种弹药约 7 万吨，国军略少；特别是三大战役，共军消耗弹药达到 2 万馀吨，这时国党军消耗弹药明显不如共军；蒋军的装备只相当于30 年代的美军，步兵武器除 M3 衝锋枪和 M1 卡宾枪外基本都是美军 30 年代中期的制式装备，轻机枪基本都是 ZB26 系列，勃郎宁自动步枪非常少，至于火炮就更别提了；和日军的 4 单位制师团对比都有差距。

　　1949 年 2 月周恩来向米高扬明确提出，要求苏俄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产炸弹的错弟尔、钢材、汽油、近三千辆汽车以及其它生产武器的必要设备，并派壹些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当米高扬表示苏联要从大连撤军时，毛泽东表示 “中国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人的，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

　　从 1947 年起，毛多次要求赴苏朝圣。在 1948 年 6 月铁托反目之后，史达林开始怀疑毛会是“东方的铁托”。但毛却是痴情壹片，决心投靠史达林的。他要求参加共党情报局，史达林不准。1948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务必就壹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闆亲自彙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壹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

　　毛泽东毫不掩饰地将史达林称为“大老闆”，而自己心甘情愿地充当壹个“小伙计”，这是壹个狂妄的独裁者向另壹个更强大更狂妄的独裁者的献媚。于是，史达林派遣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米高扬在给史达林的报告中说：“毛总是说，他们，中共委员会等著我党中央委员会给予指示。我回答他说，我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干涉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毛依然坚持，声称他还是等待我党中央的指示，因为他们的经验还很少，他还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袖和理论家的地位与作用，说他不过是史达林的学生，他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什麽了不起，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并未做什麽新的贡献等等。”壹方是故作矜持，壹方是死心塌地。毛泽东对“儿皇帝”身份的嚮往，比起那个向辽国称臣的后晋皇帝石敬塘来，简直就是壹模壹样的。

　　毛泽东最有求于史达林的是帮助他建立壹流的军事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军事大国，为他扩张势力范围作后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对米高扬壹再表示对史达林的忠诚；猫在联络员科瓦廖夫面前“跳起来，高举双手，连呼三声：

　　“史达林万岁！”

　　毛还採取了壹个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都未採取，连史达林本人也没有指望的极端行动：同西方不建立外交关係。毛告诉科瓦廖夫：“我们巴不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从中国壹去不复返。”为让史达林放心，1949 年 6 月 30 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宣佈要“壹边倒”；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是史达林提出并要求各国共产党予以执行的。

　　1949 年 6 月 28～8 月 14 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与苏联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7 月 4日在克里姆林宫，刘少奇呈送给史达林的请示报告中解释了“壹边倒”的含义：

　　“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壹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7 月 11 日，史达林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会见刘少奇。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除史达林外，还有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苏联国防部第壹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史达林称讚刘少奇递交的报告写得“清晰、明瞭”。史达林接受不了中共的提法，他说：“壹个国家的党服从另壹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两个党必须对它们的人民负责，在壹些问题上进行协商，相互帮助，并在出现困难时紧密团结，这才是正确的”。翌日，刘将此答覆报告毛。14 日毛回电：“关于两党关係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壹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壹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佈。因此，请妳们和史达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妳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没有壹个大国如此卑躬曲节向壹个外国表示臣服的。

　　1949 年 7 月 18 日刘少奇致电毛，传达了史达林的指示：“妳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瞭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妳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妳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

　　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妳们的，妳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史达林是不想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毛也心领神会，立即执行了史达林的命令。

　　8 月 14 日起壹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8 月 18 日毛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断交，基本上是壹个与世隔绝的国家。1949 年后的中国又开始像 1840 前的中国壹样自大。名义上叫新中国，其实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翻版和複制而也。

　　毛泽东并不是壹个军事天才，他唯壹的才能就是在中共内部的斗争中击败异己，并被史达林扶持成为前苏联在中国的代言人。毛泽东是苏联的儿皇帝，奉苏联的年号，把“民国三十八年”改成“1949 年”，宣佈成立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的卫星国。

　　共产党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又选择了皇帝的内院中南海作政府所在地，并把象徵皇权专制的天安门搬上了国徽，这是其独裁本质的流露。国旗为五星红旗：

　　那颗高高在上的大星（党星）告示人们，这个暴力集团是凌驾于壹切之上的。五星红旗铺天盖地满面红向人展示的是暴力流血——格杀勿论。这面国旗表现了中共的壹党独尊、壹党独大、壹党专政，丝毫没有表现平等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没

　　有表现人民最大的民主思想。它把自己放在国旗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真是无耻之极！五星红旗表现的是党大民小、人轻官重。五星红旗展现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农民造反心态和帝王意识。这面旗只代表共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五星红旗是壹个谬误，高举著它就必然走入壹个荒谬的时代－－毛泽东时代。

　　四颗小星（奴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环绕著，给人的印象是：卑躬屈膝、俯首称臣。“四小星”代表四个不平等的阶级，有悖于公民的政治权利壹律平等的原理。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强调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利用小资产阶级，斗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把壹国公民政治上分为三、六、九等。共产党壹直在教育中国人民，它是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人民是在它的下面。在西方国家，壹个政党只表示有那麽壹群人有著相同的理念，组成壹个组织。根本不存在哪个组织比另壹个组织优秀的问题。美国哪个政党敢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优秀团体？说明中共壹直在歧视广大的中国人民；同时，它也在选举方面歧视中国人民，它壹直试图教育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可能进行民主选举，只有共产党才能搞党内装模作样的选举。

　　1949 年中共建国时，牆上挂马、恩、列、斯的像挂得高高的；而毛的像则挂得很低，以示低人壹等，全国各地高挂的史达林像比毛像还大。

　　与西方割断关係是毛泽东给史达林准备的见面礼。壹上台，毛就急于去见大老闆。1949 年 10 月底，周恩来上门告诉苏联大使，毛希望在史达林 12 月 21 日七十大寿时，到莫斯科去给史达林祝寿。史达林点了头。史达林宣称他是全苏人民“伟大的父亲”，郭沫若讚美史达林是中国人的父亲。1949 年他为史达林 70寿辰做诗壹首：

　　史达林元帅 我向妳高呼万岁

　　我向妳高呼万岁

　　我向妳高呼万岁

　　史达林元帅，

　　妳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妳的 70 寿辰，

　　我向妳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妳面前只是梦呓

　　妳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妳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原子弹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儿戏，

　　不朽的马克思和妳同在，

　　妳和马克思壹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妳同在，

　　妳和恩格斯壹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妳同在，

　　妳和列宁壹样永远地不朽了！

　　毛 12 月 6 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壹生中第壹次出国旅行。 首次见面是毛到莫斯科的当天。毛向史达林再次重申他“壹边倒”的政策，说：“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都在积极地争取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急于建交。”

　　在和史达林会谈时，毛请求主子出兵，化装成中共军队，参与“解放台湾”，并对苏联空军参与“解放”西藏之役表示感谢。

　　1950 年 2 月 14 日毛签下了卖国条约。苏联的 3 亿美元贷款都用于中国的军事。史达林给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这些都隐藏在秘密附加协定和合同裡。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港让给苏联）和新疆的工商活动只许苏联参与。当时中国可开採的矿产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毛实际上是把中国主要矿产开採权都让给了苏联。毛自己把这两个地区叫做“殖民地”。史达林死后，赫鲁雪夫(NikitaKhrushchev)承认这些协定对中国不公正，主动废除了它们。

　　在史达林的坚持下，中国不仅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付以极优厚的报酬，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极优裕的生活条件，还付钱给这些人在苏联的工作单位，作为对它们“损失”的赔偿。这些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如果犯了罪壹律由苏方处理。长期以来，中共指责“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最重要壹点，就是“治外法权”。

　　毛如今偷偷把它请了回来。

　　1945 年与 1950 年中国与苏联两次签定了中苏友好条约。两个条约不同点主要有：

　　关于外蒙古：苏联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国地位；苏联必须在 1950 年内撤走在外蒙古境内的所有驻军。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对蒙古的驻军，但其驻军不能用来反对苏联。苏联强烈要求 25 年以内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

　　中华民国政府声明对外蒙古有不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 1950 年 10 月 10日恢复对外蒙古驻军，用于保护领土完整，不用于反对苏联，在同壹时间实行蒙古高度自治。中华民国政府同意 100 年以内让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公民表决的先决条件是 1911 年被苏联用武力驱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迁回原地，参于投票。中国政府认为，公民表决是决定自治，不是决定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取消国民政府关于外蒙的不平等条约并愿意根据联合国民族居住权原则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领土还给外蒙。

　　有关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江北六十四屯等：苏联同意无条件撤走苏联驻东三省所有武装力量。同意中国政府恢复原殖民地大连主权。苏联承认中国对海参威的主权，苏联同意在 50 年以内撤走苏联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武装力量。中国政府将在 1995 年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主权，对苏联免税。双方同意就符拉迪沃斯托克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苏联承认江北六十四屯为中国领土。苏联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中国声明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为了中苏友好，图门江对苏联开放。

　　清政府割让给沙俄的外兴安岭到库页岛的 100 万平方公里和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岛，国民政府都壹直未予承认。宋子文由于没收回库页群岛而拒绝签字，由外长王世杰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符拉迪沃斯托克（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辖的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江北六十四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承认清政府关于大连的协议，承认苏联在大连地区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苏联在新疆、东北、内蒙驻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 1945 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代表 1850 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

　　1949 年新疆国民党当局通电宣佈起义。毛泽东请求史达林用飞机空运中共军队。苏联运输机自 1949 年 11 月 4 日开始空运，共运 1033 架次，官兵 12446人，武器装备 125734 吨。加上从 10 月开始车运的部队，在年底前，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已进抵新疆各主要城市。

　　1950 年 3 月 13 日，苏军由巴季茨基中将率领的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这支防空部队共有战机 120 架、雷达12 部、探照灯 72 部。

　　1950 年 6 月 19 日，解放军第壹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 4 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进驻徐州、上海机场，并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换装带飞训练。10月巴季茨基部队奉调回国，其武器装备作价移交中国，共 119 架。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在 1950 年 8 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后採用同样办法，将这支部队的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总共 138 架飞机。同年 10 到 12 月，又有 13 个苏联航空兵师分别到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并负责训练中国空军部队。这些苏联空军部队直到 1951 年 7月才开始陆续回国，中国空军当时有偿接收了其中 12 个师的装备。

　　1952 年 3 月 28 日，毛竟然致电史达林，请求“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 年底不撤出旅顺口。”同年 8 月，毛根据史达林指示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与史达林商谈这壹卖国计画。9 月 15 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方请求苏方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使得本来能在该年年底收回的旅顺港，无限期沦为苏联的军事基地。1953 年联大通过决议，遣责俄国强佔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共壹身声不吭。中共领导人是汉奸、卖国贼。

　　毛泽东完全服从苏联的壹切指示，从外交到内政、从军事到民生、从机构设置到等级制度，无不以史达林马首是瞻，甚至连出版自己的选集，也要请史达林派专家来指导，建政后更实行 “壹边倒”政策。毛又通过密约，私自授予苏联专家治外法权，使之成为超越于中国法律之上的高等种族。中国在苏联顾问的全面指导下很快建立了与苏联完全壹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金融、工业、农业等等体系，成了苏联的翻版。

　　1953 年，共产党实行第壹个“五年计划”。这个计画，从内容到名称都是苏联模式。共党的计画就是剥夺人民的壹切：土地、房屋、财产、自由和人格独立。共产党充当了全国的总奴隶主。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没有，壹切归党所有。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人民除了能勉强维持生命便壹无所有。维持性命的最低生活资料，是通过定量配给的票证取得的。是不是中国生产的东西不足以养活中国人呢？？不是。物资是有的，但不给中国人，都被毛敬塘进贡给苏联“老大哥”了。

　　1956 年底,共产党基本实现了全国工业奴隶化和农业奴隶化。

　　共产中国成了苏联的僕从国，成了苏联的大后方，物资、人力，源源不断输入苏联──这就是共产党建国后实行票证制度定量配给的原因之壹（另壹个原因是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穷凶极恶剥夺人民的坏种）。可以说，没有共产中国这个殖民地，就没有苏联的超级大国。

　　在内政上，亲苏、崇苏、恐苏成了国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号召响彻云天，“反苏”成了划“右派”的壹条主要标准。毛在中央会议上宣佈：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端，中方要“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他废弃了民族的自尊，把国人贬作三等国民，竟然厚著脸皮自称是“第三世界”，好壹个“来自延安的无赖作风”！

　　越南战争期间，毛泽东为了支援越共打美国，擅自将北部湾中的我白龙尾岛赠与越南。

　　江泽民在 1999 年年底与俄国签订了《中俄边界新约》，正式承认了中俄之间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了被占的中国领土；而俄中能源谈判却壹再破裂。1981年死了 154 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壹笔划给了越南。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与越南重新划定了北部湾的海域边界，分界线由原来的较为靠近越南海岸线移至距海南岛中线的位置，使中国渔民的捞捕面积由以前的 12.8 万平方公里缩减 8 万多平方公里。胡锦涛为了换取北极熊的石油，不惜把大黑瞎子岛 2/3 的主权又出卖给俄罗斯了，剩下的 1/3 共同开发。2005 年中方买单邀请俄方来中国沿海搞联合军演，然后买俄的武器。北京邪教政权的卖国成就，堪称“史无前例”，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壹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万世唾駡的秦桧，超过了儿皇帝石敬塘……总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壹切卖国贼的总和！

　　1949 年后中国割让领土壹览表（不完全统计） 面积单位：平方公里边界位置 年代 割让地 割让面积 割让形式 经手人官方立场缅 甸 1960 江心坡 ７万 签约 周恩来

　　中缅友好

　　印 度 1962 麦克马洪线南 ９万 默认 周恩来

　　中印友好

　　俄 国 1950 江东 64 屯 7 万 赠予 周恩来

　　中苏友好

　　阿富汗 1963 帕米尔 不详 签约 陈 毅

　　抗印制苏

　　巴基斯坦 1963 喀什米尔 ２千 签约 陈 毅

　　睦邻抗印

　　越 南 1970 北部湾 小岛 秘授 周恩来

　　援越抗美

　　日 本 1978 钓鱼岛 岛屿 口头承认 邓小平

　　共同开发

　　荒唐的抗美援朝

　　1．史达林挑战西方

　　史达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宣称：“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另壹场战争不可避免。第壹次世界大战把壹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我们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结束它”。史达林随即撕毁了在雅尔达的承诺，他下令杀害了大批东欧各国民主派领导人，以及看不顺眼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东欧扶植起代理人政权。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尔针对史达林的演讲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邱吉尔这个演说被称为冷战的开始。随著“马歇尔计画”的实施，西欧各国从战后的饥饿与混乱中恢复过来；捷克斯洛伐已经建立了民选多党政府，1948 年 2 月苏军却帮助捷共发动政变，推翻了合法政府。又指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共党国家出动“志愿军”帮助希腊、伊朗和土耳其的游击队夺权，只是由于英、美干涉未能如愿。苏联在奥地利的夺权活动也因美、英、法佔领军的强硬态度未能成功。

　　1994 年，壹位名叫苏多柏拉托夫的前苏联克格勃将军在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中说，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前特意引发“柏林危机，是史达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壹个重大战略计画，他们想以此调虎离山，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意力。

　　美、英、法佔领的西柏林同苏联控制的东柏林，成为光明与黑暗、自由和奴役交锋最为激烈的桥头堡。1948 年 6 月 24 日，史达林下令不让壹个鸡蛋、壹枚马铃薯溜入西柏林，切断其所有的水陆交通和货运；苏联突然关闭了从汉诺威至柏林高速公路上、位于佔领区边界的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检查站，并切断了美、英管辖的西柏林地区所有的水陆交通，使依赖西方世界的物质支援才得以维持的西柏林变成了壹块死地。同时，苏联驻扎在东德的 30 多万军队摆出了强烈的战争姿态。美、英等国对此反应强烈，立即向西德紧急调动兵力，准备全面迎战。壹时间，整个欧洲再度陷入危机，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壹触即发。

　　6 月 26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驻欧空军投入所有能使用的飞机实施空中补给，搭建壹条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美国空军最高指挥部当即从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加勒比海等地调集了大批运输机执行代号“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同日，美国空军第 1 批 C－47 型运输机满载著生活必需品飞抵西柏林，壹场被视为世界航空史上空前壮举的大规模空运行动——“柏林空运”由此揭开了序幕。苏联慑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实力，没有敢拦截空运。

　　于是，壹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中运输走廊出现了！美发扬大公无私精神，拼命空运必需品，几十人因劳累过度而以身殉职。在长达十几月的空运中，美付出了巨大代价。美的飞行员用自己的钱买圣诞礼品给德国孩子，还自作降落伞把小礼品空降。当时的西柏林尚未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根本不具备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但居住在这裡的 250 万德国人每天至少要消耗 4500吨物资才能维持生存。因此，美、英两国面临著空前艰巨的运输任务，包括粮食、布匹、药品、煤炭，甚至某些机器设备在内的所有物资都需要空运到西柏林。英国为了不让西柏林人饿肚子，大幅削减本国供给，甚至低于战时的水准。

　　1948 年 10 月 15 日，美、英两国建立联合空中补给工作小组，由美国空军中将威廉.特纳负责统壹指挥，进行大规模空运。特纳中将被誉为“美国空运之父”，他曾在二战期间指挥了举世瞩目的“驼峰空运”行动，从印度向中国昆明空运了大量战略物资，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起初，特纳中将手头仅有来自美、英、法三国的军用运输机，每天只能空运 750 吨物资，还远远不能满足西柏林居民的需要。当瞭解到西柏林居民面临的艰难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柏林空运视作人道救援。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纷纷派出运输机和机组人员参与柏林空运。西方盟国为了捍卫西柏林人民的自由与生存，每天向西柏林人民空运大量食品与其他人道主义急需品，构成了人类航空史上空前壮观而感人的景象。从西德法兰克福机场到西柏林的空中，有 5 层飞行路线，同时并用。每层飞行路线之间的距离，只有 500 英尺。在运输高峰期，西柏林上空昼夜 24 小时，飞机声轰鸣不断，平均每壹分钟，就有壹架飞机降落。随著投入空运的飞机、新建的机场以及运输强度的不断增加，柏林空运每天的空运量不断地相应增加，1500 吨、2000 吨、4000 吨、5000 吨……直到 1949 年 4 月 16 日这天，西柏林上空异常繁忙，联合空中补给工作小组指挥下的所有运输机倾巢出动。当天的空运量毅然突破了 12840 吨，创下了柏林空运中的壹天最高空运量纪录。比封锁前的地面快递运输量还要大。史达林的封锁计画彻底失败，东德居民逃往西德的人数与日俱增。由于美国施行反封锁，东德重工业企业因缺少煤和钢等原料的供应而纷纷倒闭。苏联被迫恢复了对西柏林的电力供应，放回了扣押在苏占区的 4000 节车厢。1949 年 5 月 5 日，苏、美、英、法四国达成协议，宣佈自 5 月 12 日起取消对柏林实施的封锁和反封锁。

　　至封锁终于解除之时，美国与英国的飞机总计已向西柏林人民空投了 150 多万吨重的物资！以美国为主的盟军总共出动飞机 27.7 万架次（其中美军出动189963 架次），空运物资 230 万吨；12 次坠机事件使得 39 名英国人、31 名美国人和 8 名德国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试想，壹座大城市所需的所有物资，完全靠它上空滚动著的壹条黑压压的空中补给线来维繫，而且，这种状况持续壹年之久！人类历史上还有什麽比这更动人更壮观的奇迹吗？

　　史达林咄咄逼人的西进态势和对柏林的封锁，不仅催生了北约，还使得原本保持中立的挪威、丹麦和冰岛也都加入了北约。这种影响甚至壹直延续到了今天：

　　北约成员国从最初的 12 个扩大到目前的 26 个，而华约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壹方想饿死几百万人，另壹方则不计代价地拼命救援，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谁是人权战士，谁又是千夫所指。

　　1949 年 5 月，毛泽东已经席捲了中国，史达林面对民主国家不可摧毁的维护自由的意志，终于解除了西柏林的地面封锁。柏林危机的解决为宪政民主国家注入了对抗共产制度的信心。与此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把西方国家绑在壹起，共同维护世界安全。

　　1949 年 9 月，苏联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至少提前几年被打破了。

　　就在此时，中国“革命”取得了奇迹般进展，美国佬灰溜溜地撤走了。莫洛托夫回忆道：史达林站在刚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前说：看看我们得到了些什麽，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了。波罗的海沿岸现在重归我们所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都集中了。西边壹切正常。看看东边，“千岛群岛归我们了，萨哈林岛也全属于我们了，这有多好，旅顺港是我们的！”他接著用烟斗在中国壹带划了壹圈，“中国、蒙古——壹切正常。”再接下去，他说：“但是我完全不满意这裡的边界。”然后说出了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利比亚……。

　　1948 年 1 月，印度代表梅农率联合国委员会赴韩，安排统壹选举事务。苏联禁止在北朝鲜进行选举，不允许联合国人员入境。造成韩国国土分裂的正是史达林及其豢养的金日成！

　　金日成的壹切都是史达林给的；朝鲜人民军也是苏联组建的；装备由苏联提供，人员由苏联调教。韩战爆发前，原驻北韩的苏军和驻南韩的美军都已撤走。

　　北韩的金日成在 1949 年 3 月到莫斯科请求史达林支持他统壹朝鲜，未获史达林同意。金日成不死心，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史达林表示解放南韩的决心。

　　1949 年 3 月 5 日金日成访苏时向史达林提出进攻韩国的计画。史达林对金日成的实力没信心，没有贸然同意。但他给了金日成两亿卢布贷款并同意人民军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学军事。1949 年 6 月苏联又给金日成军用飞机 100 架，T-34坦克 87 辆，装甲车 57 辆，大炮 230 门，枪 10000 多枝。49 年 9 月 3 日，金日成向苏联请示，要求先攻佔瓮津半岛及开城地区。23 日布林加宁与葛罗米柯複

　　电，传达史达林的指示：“在当前形势下人民军对朝鲜南方开始全面进攻是不恰当的和不合时宜的。”

　　毛 1949 年底到莫斯科时，史达林就把金日成的计画告诉了毛。1947 年，东北有大批的朝鲜军队支援中共，中共当然要回报。同史达林会谈中，毛提到过金日成想进攻南韩，中共已按史达林的要求将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69200 人，占朝鲜人民军总数 148680 人的 46.5%]连同武器装备交给金日成；不过现在还不是北方进攻南方的时机，史达林也表示同意。

　　1950 年 1 月 22～30 日，史达林与毛敲定中苏条约，中国的“壹边倒”已成现实。1 月 30 日史达林回电：“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採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情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麽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此后苏联便全力推动金日成开战。

　　2 月 4 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史蒂科夫会谈，用 9 吨黄金、40 吨白银及 15000吨有色金属矿石换取 1.38 亿卢布军火，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 1951 年的贷款提前用于 1950 年。2 月下旬苏联任命瓦西裡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直接组织进攻的准备工作。3 月 9 日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 1.3 亿卢布军事、技术、物资援助。18 日史达林答覆完全满足其要求”。朝鲜人民军到开战时已有十个步兵师，两个半满员师，壹个装甲旅；有 150 辆 T-34 坦克；大量重火炮；180 架高性能作战飞机。

　　1950 年 3 月金日成带领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史达林考虑到让朝中两国在朝鲜的土地上同美国拼，对苏联最有利，就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画。他说：“如果妳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持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但苏联不能出面。万壹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

　　苏联的底线是决不同美国打，否则将冒失去东欧的风险。中、美壹旦打起来，可以牵制甚至削弱美国，苏联就可在欧洲成强势；再者，中美壹打就彻底断了中国打美国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靠苏联。在木已成舟时“抬举”毛，让金必与毛讨论，使毛的虚荣心得些满足。同时他还必须得到中国在美国万壹介入时能顶上去的承诺，才允许金日成开战。

　　儘管美国总统杜鲁们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的声明中已明确说不打算干涉中国解放台湾；苏联不帮助中国打台湾，却支持朝鲜解放南方，而美韩已于 1 月 26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肯定要履行条约的。史达林显然不想中国解放台湾后更加强大，让金日成打南韩，既使金强大起来可制约中国，又能在美国头上动土，居心险恶。中国绝不应该赞同这个计画。但毛壹心“壹边倒”，只能同意史达林的意见。

　　5 月 13 日金日成来北京，当晚就见毛泽东，转述了史达林“最终应由北京平壤领导人共同解决”的指示。当晚 11 点半，周恩来召见苏联驻京大使罗申，说毛泽东希望得到史达林的解释。第 2 天早晨五点半，莫斯科以史达林名义回电毛泽东，确认了金日成的说法。

　　5 月 15 日毛与金会谈，毛不讳言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朝鲜解放南方。但既然史达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意见。毛强调：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出兵。金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几乎不可能。毛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作不了它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壹定打过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奎松在 1997 年第 1 期《百年潮》上透露：朝鲜南侵计画是苏联制订的，并征得中共同意。结果引起朝方的抗议。幸亏当时胡乔木良心末泯，批示曰：“朝鲜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如今尽人皆知。《百年潮》文章只是壹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说穿了皇帝的新衣，不必大惊小怪。”壹场危机才得以化解。

　　另壹个以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取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徐泽荣，就没有如此幸运，他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名被判 13 年徒刑。

　　2．朝鲜战争的历程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发起攻击，战争正式爆发，数小时后便控制了开城。金日成的进攻採取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史达林进攻芬兰时的做法，捏造了壹个南方全面进攻的谎言。这谎言立即被中国大加宣传，直到 2000 年印刷的关于朝战的权威著作，依然重複著这谎言。有的作者明知此谎言说不过去了，便以含糊的“朝鲜内战爆发”略过去。

　　朝战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在艾奇逊的要求下召开，并以 9:0 通过决议，要求北朝鲜军立即撤至“三八线”。苏联代表没有出席。

　　6 月 27 日，人民军攻克汉城，并以凌厉攻势向南推进。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立即建议召开了安理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耐人寻味的是，苏联代表依旧不出席。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下的壹次员警行动”的合法地位。杜鲁门下令美国空、海军介入朝鲜战争，美国海军第 7 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苏联在此时完全瞭解联合国的动态，却躲起来。许多人弄不清何故。其实很简单，如参会，不行使否决权必遭朝、中以及东欧各国恼火，对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及其领导地位不利；行使的话，又暴露自己与此战有牵连，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躲起来最好！

　　面对世界的强烈反应，苏联副外长公开声明，苏联“对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奉行传统的不干涉原则”。苏联这样做无非是壹边做婊子壹边立牌坊，企图摆脱干係。

　　但暗地裡是另外壹套：7 月 1 日史达林致电史蒂科夫，要求转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同时他也小心谨慎，下令召回前线的军事顾问，派遣到前线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壹律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派往。他下令：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又对赫鲁雪夫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这事是金日成自己干的。”

　　史达林督促中国儘快出兵。7 月 2 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电告史达林：周恩来与他会谈时说：“中国的三个军共 12 万人已经集结在渖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周恩来此答覆说明中国早就调兵了。如果朝鲜开战后中共才开始调动，12 万部队是不可能在五天内就集结到渖阳的。

　　史达林马上回电罗申：“我们认为，集中九个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连志愿军这种形式也是史达林给安排好的。中方 7 月 7 日即决定：壹旦参战就“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织”。

　　7 月 7 日英国向苏联提议，希望苏联向北朝鲜施加影响，促使其退回三八线。

　　史达林马上电告中朝两国：“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不能接受的”。7 月8 日，史达林指示罗申：“请转告毛，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儘快派出代表，已便有可能建立联繫并迅速解决问题”。9 日夜，中国外交官奉命紧急进入朝鲜。7 月 13 日史达林电告罗申转毛：“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 9 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壹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 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到 8 月 2 日，中共在东北边境已屯聚了 50 万兵力。”

　　6 月 30 日杜鲁门批准麦克亚瑟调两个师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首次介入。但这些少爷兵从日本的妓院开到朝鲜战场，根本不能阻挡人民军。

　　不到两个月，北韩就控制了南韩 90%以上的地区和 92%的人口。7 月 29 日联合国军地面战术司令沃克下死命令：“不坚守毋宁死”，终于守住了釜山壹块最后阵地。战势成胶著状态，北朝鲜军队损失已达 40%。于是，马立克 8 月 1 日回到安理会，4 日提议就地停火。

　　在马立克提案尚未表决时，8 月 28 日，史达林致电金日成：“苏共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会很快地被赶出朝鲜”。“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他的盟友现在和将来都会支援他。我们可以补充提供攻击机和歼击机给朝鲜空军。”金日成感激涕零：“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感谢”于是下令：不惜壹切代价发动最猛烈的攻势，把敌人赶下海去！可见，史达林的停火提案是何等虚伪。壹项自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事业，全靠谎言、阴谋来施行。

　　9 月 15 日，麦克亚瑟在仁川登陆，突然在北朝鲜军的后方开战。金日成的进攻彻底失败了。麦克亚瑟错失了战机。他不是马上切断半岛，而是全力进攻汉城等城市，使北朝鲜军三万余人平安撤到北方。

　　9 月 27 日史达林主持苏共政治局开会，认定金日成已无力扭转战局，请中国人到朝鲜是必要的。电告金向中国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28 日金开会讨论史达林的提议，壹致同意求援，但企望苏联援助。10 月 1 日凌晨史达林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请苏联出兵，“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壹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十分钟之后史达林发电报催促中国出兵。明明是他叫金日成向中国求援的，却谎称“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

　　1950 年 9 月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节节取胜之时，华盛顿当局曾下达壹连串命令，不准轰炸鸭绿江大桥、不准轰炸北韩境内向东北和西伯利亚输电的壹切发电站。

　　10 月 2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毛在会上说：“妳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麽说，心裡也难过”。

　　4 日彭德怀到京，表示如“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毛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壹些、快壹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壹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答，解决得好，空军能掩护我们，可同美军较量壹下。毛极高兴。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彭的支持，气氛改变。决定：壹方面成立志愿军，作好参战准备。

　　同日苏共政治局开了壹天会，确定：不惜壹切代价，哪怕放弃北朝鲜也要避免直接与美国发生衝突。会后，史达林立即致电毛，称：美国现在没有打大仗的准备，日本也没有能力帮美国打仗；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调停，从而无法将朝鲜作为他的军事基地；美国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还将拒绝单独缔结对日和约。

　　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壹场认真的较量，再壹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麽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万壹美国向中国宣战，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壹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麽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壹个现成的桥头堡。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史达林 10 月 5 日来电进壹步说明用“志愿军”的理由：如果以中国军队的名义出兵，万壹打不过，美军就有藉口进犯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就必须出兵。他依旧不能回避同美国打仗。如果不出兵，又将在全世界面前名声扫地！老谋深算的史达林，在此电中还详细说明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的理由，促使毛坚定了出兵决心！

　　在中共的报导中还编了壹个 10 月份毛採纳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把原定的“支援军”改成“志愿军”的故事。事实上，10 月 24 日周恩来才在全国政协第壹次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上向民主党派通报出兵朝鲜的决定。10 月 2 日毛就电告史达林“中国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壹部分军队到朝鲜”了，这个故事不过是欺骗中国老百姓的宣传手段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壹大谎言。完全正规军嘛，正规军有“志愿”与“不志愿”之分吗？

　　7 日毛亲自答覆史达林，同意他的观点并确认出兵且增至九个师。同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统壹韩国的决议，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8 日毛髮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著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史达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髮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毛想让林彪对史达林说出兵的困难，以便从史达林那裡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周、林于 10 日到达史达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壹夜，直到黎明五点钟。史达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他知道不管多少都非买不可。史达林曾许诺派“壹个空军师，124 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史达林也不鬆口。最后，史达林打电报给毛说：中国不必出兵。用毛后来的话，史达林说：“算了吧！”史达林这是在将毛的军，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马上就不争了，说：

　　“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13 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图传达透澈，双管齐下，通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壹定出兵。14 日毛决定 19 日出兵。为证明他是史达林的忠实儿子，毛硬是下令共军在没有空军掩护下跨过鸭绿江。10月 19 日在彭德怀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56 个正规师 26 万人源源不绝地入朝参战，偷袭联合国军，出兵壹个多月就打到“三八线”了。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只到东北而不进入朝鲜！

　　从志愿军入朝后发动的五大战役来看，第壹、二战役获胜，到二次战役结束，共军共歼敌 51000 人，其中联合国军近三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全部领土。

　　美方立即要求停火。1950 年 11 月 30 日，安理会以 9 票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撤军并保证中国的利益。苏联立即使用否决权否决了该议案。苏联使用否决权意味著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许中国退出朝战，而且不屑徵求中国的意见。此时美方的提议与 3 年后双方签定的停战协议基本上并无不同，而中方却因为毛泽东的壹意孤行多付出了 90 万人伤亡的代价。

　　1950 年 12 月 6 日克复平壤。当时中共军伤亡惨重，仅九兵团就减员四万。

　　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后勤损失严重，几达 40%。汽车也严重损失，补给困难。

　　当时有第三国呼吁停火谈判，彭德怀便致电毛泽东，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待充分准备后来春再战。却遭到苏驻朝大使强烈反对，为此彭德怀和苏大使、金日成吵了壹天壹夜。

　　12 月 13 日毛接到史达林指示后电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2 月 31 日，中国军队进行第三战役，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并打到 37 度线附近。联合国再次呼吁停火，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方案，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共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东西，对中共十分有利。而且该战役后，志愿军伤亡已近 10 万，粮弹补给更加困难，彭德怀因此主张停火。但毛泽东慑于苏联的态度，不敢接受停火。经史达林批准，1951 年 1月 17 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五项方案。

　　儘管壹下子把军力从原来的 20 多万增加到 135 万，毛并没有只以恢复北朝鲜为目的，他于 1951 年 1 月 19 日批示道：“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採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彭再发动第四次战役，结果惨败，损兵5 万多，又被逼回三八线北。

　　第五次战役在史达林直接干预下失败得更惨。老毛企图用国内战争中的人海战术解决问题。在国内援军王近山兵团、杨得志兵团赶到朝鲜后，纠集 60 万大军企图与联合国军 30 万人决战。毛企望在朝鲜歼灭美军壹个甚至六个整师，结果连壹个美军整营都没能全歼。中国 60 万军人血流成河，中共的第三兵团 60 军的 180 师全军覆没，1 万 7 千人被俘，占整个战争被俘志愿军的 80%以上。五次战役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结束，志愿军元气大伤，根本无力再战，经中共请求，史达林才最终批准谈判。

　　1951 年 1 月 30 日，联合国大会第壹委员会以 44 票赞成、7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个决议到现在仍然有效。5 月 18 日，联合国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两项决议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谴责。韩国人声称中国军队在韩国屠杀了上百万韩国人。因此，韩国人壹直要求中国道歉。

　　中国军队壹入朝，毛马上向史达林要军事工业。他派海军司令去莫斯科谈海军建设问题。跟著去的是谈判建立航空工业的代表团。在航空业方面，莫斯科签了协议，帮中国建工厂，先修理、维修飞机，再在三到五年内过渡到制造，届时年产 3600 架歼击机。轰炸机的制造也在讨论之中。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有大约 3 千架飞机，包括先进的米格机。1951 年 5 月，毛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到苏联去索要中国在朝使用的各种兵器弹药的制造蓝图，要求苏联説明建设军事工业。代表团提出买 60 个师的武器装备，对此史达林满口答应。但建兵工厂就不壹样了。徐向前说：壹连数月，“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答覆，我著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徐发电报问毛怎麽办，毛覆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最后，苏联只同意转让几种兵工技术资料，其他的壹概不谈。

　　金日成急于结束战争。1951 年 6 月 3 日，他秘密到中国，建议同意联合国早已提出的停战谈判。毛不想停战，史达林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对军事工业的要求；但他不反对临时停火。志愿军这时正吃败仗，急需喘口气。毛派高岗同金日成壹道去见史达林，既谈临时停火，也催帮助建设军工。史达林谈完后打电报给毛，避而不提军工，只说了句让毛开心的话，把金日成视为毛的部下：“今天见到了您在东北和朝鲜的代表。”史达林同意临时停火。

　　1951 年 7 月 10 日交战回到谈判桌时，中共优势已失。停战谈判在停火线附近的板门店延续了两年。几个月内，大多数问题都很快解决了，毛和史达林扭住壹个问题不放：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联合国军手上有两万中国战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不愿意回到共产党治下的大陆去。美国坚持自愿遗返，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谈判代表：“壹个也不能放！”这壹句冷酷的话使朝鲜战争多打了壹年半，中国多死了几十万人，朝鲜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壹心想接受美国的条件，劝毛说没必要去争那几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国民党。金的话没用。 在此期间，双方战斗仍在继续，入朝的中共军队还得到了苏联重型武器的支持。

　　1952 年美国轰炸非常厉害，北朝鲜人大约 1/3 的成年男子死亡。金日成 7月 14 日给毛髮电，哀求停战；毛回电拒绝，说这不是软弱动摇吗？毛接著说死人有好处：“锻练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人命算什麽，中国多得是。在 33 个月的援朝战争中，自愿军採用轮换制人数达 300 多万。志愿军从最初入朝的 30 万，增到后来的 77 万。战争越打越艰难只有靠人数硬扛了。

　　毛的参战让史达林可以藐视美国了，该史达林给他回报了。1952 年 8 月，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史达林。周恩来开口就向史达林要求援建 147 个专案，“都为军事需要服务”。这中间有生产战斗机的、舰艇的，坦克的，周要求“壹家工厂壹年出产壹千辆轻型坦克，另壹家四、五年内出产中型坦克。史达林拿漂亮话搪塞，什麽“中国壹定要很好地武装起来，”“中国壹定要成为亚洲的旗舰。”

　　史达林就这样壹直敷衍下去，到死也没对周的单子点头。

　　周恩来见史达林的另壹目的，是确立毛的势力范围。自从史达林决定打朝鲜战争以来，他同意毛把手伸进日本、菲律宾、马来亚等亚洲国家。日本共产党人来北京筹备组织与朝鲜战争配合的武装行动。在东南亚，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尤其活跃，正朝中国边境运动，以期打通中国，接受军援军训。来中国受训的还有未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随著朝鲜战争的继续，毛向史达林索要军事工业的频率也越来越高。1953年 2 月 2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在国事演说中暗示他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毛立刻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去见史达林，要这个梦寐以求的宝贝：妳要是不想跟美国打核战争，妳就得让我拥有原子弹。这壹招将了史达林的军，因为苏联同中国有同盟条约，壹方挨打，另壹方也得卷进去保护它。史达林不想让毛拥有原子弹，但他怕艾森豪真会扔原子弹。这促使史达林决心结束朝鲜战争。史达林在 2月 28 日决定结束战争，告诉苏共领导人他第二天将採取行动。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脑溢血，几天后的 3 月 5 日去世。

　　随后，莫洛托夫提出必须儘快结束朝鲜战争，因为它已给苏、中、朝三国都带来巨大损失。莫洛托夫发现，无论美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它仅以第 8 集团军与第 10 军就把整个苏联势力拖住了。当苏联因全力支持中朝而陷入朝鲜战事之时，美国已经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世界霸权的部署：欧洲正式拥戴其为军事领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变成军事集团；西德、日本已经成为西方盟国，并且实施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画；美国迅速以军事条约部署了对苏联势力的包围圈；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纷纷投靠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基本失败，军事打击力量增长了三倍以上。特别是美国已经完善了战略空军的建设，制成了热核武器，这对苏联构成直接威胁。苏共高层同意莫洛托夫的见解，作出儘快从朝鲜脱身的决策。

　　3 月 21 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恩来开了壹夜的会，对周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要是毛合作的话，他们愿意卖给毛 91 座大型军工企业。这些都是史达林迄今拒绝出售的。但毛不停战，他想要原子弹。周恩来参加史达林葬礼时，曾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此时仍在苏联的钱三强代表团壹再请求核技术转让，都被莫斯科拒绝。钱三强等人在苏联“赖”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正是毛拒绝停止朝鲜战争的三个月。

　　此外，李承晚的南韩坚决反对停战，于是美方面全部精力都用于安抚韩国。

　　而毛则命令只打伪军，朝鲜战争之最后作战竟然是中朝方进攻韩方，美军在旁边看热闹。如高歌奏凯的金城战役，在这个停战协定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无论消灭了多少韩军，我军又增加伤亡 7.1 万人。只有那些对中国国情有所瞭解的西方评论家才评价道：那是为了挽回面子。1953 年 7 月 7 月 27 日，朝鲜南北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定。朝鲜北南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分治。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美国曾壹度发生衝突。美方有朝鲜军俘虏 11 万 2 千人、志愿军俘虏 20800 人；但中朝方手中只有美俘 4417 人、韩俘 7142 人。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的志愿军战俘，但美国方面则根据自愿原则遣返。1953 年有 1万 4 千名中国战俘投奔台湾。他们不愿回大陆主要是中共实行洗脑等严酷政策，让他们认识到了中共的本性。到了台湾后，他们通过劳动成了富翁。另有 7110名战俘遣返大陆。他们以为自己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战俘营裡还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壹定会受到热烈欢迎。不料祖国却认定他们叛党叛国，全部开除军籍，党员壹律开除党籍，以儆效尤。“学习班”上，人人检举揭发被俘期间的言行，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和认罪态度好坏，或判刑劳改，或从轻发落，打入另册，遣返农村；有的文革中被整死，株连亲族，悲惨之极。直到 1980 年9 月才陆续平反。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有空战都是在北韩上空进行，联合国军没有跨越鸭绿江。驻扎在渖阳和丹东的苏联空军穿著中国志愿军的军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中朝军队并肩作战。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 12 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 72000 人，1952 年最多时达到 26000 人。据俄罗斯统计，苏在朝鲜损失了 335 架飞机和 120 名飞行员。

　　朝战自始至终，毛是完全听命于史达林的，停战也是苏联决定的。所谓毛自主决定抗美援朝，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强词夺理。壹手策动这场战争的苏联，儘管没有达到扩张目的，但成功地把中国推上了反美第壹线，使中、美从对立变成了仇视；而且要按国际市场价格卖武器给中国，其中甚至有美国援助苏联反抗法西斯的军火，发了壹笔横财。甚至由中国支付他们在朝鲜的记者费用；还要扮演局外调停人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唱高调！

　　1946 年到 1953 年的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史达林。正是史达林的改变导致林彪被放弃，彭德怀被派往朝鲜。中国的军事部队的调动、出兵人数、指挥系统实际上的决定权在史达林，具体的监督执行是史达林在中国的顾问，因为必须使中国的军队与前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部队协同作战，加上朝鲜军队，实际上是史达林统壹指挥苏中朝三国军队，命令直接下给中朝领导。在整个韩战期间，中国和美国如何打如何谈，何时打何时谈，有时甚至对壹个营的兵力调动，都要听命于史达林或至少要和史达林“磋商”，“谦恭得不得了”。

　　3．后果

　　交战双方军队总伤亡或失踪：美韩方共 58 万，中朝方 160 万。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 2.62 比 1，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苏联官方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 1 百万，美国死亡人数 3.7 万人，英联邦 1263 人，其他国家 1800 人。

　　中共打的是人海战术，壹共派遣 130 万志愿军入朝，人多得有时战场都排不开，挤成壹堆，成了飞机、大炮的活靶子。西方舆论嘲笑中共把没经验的农民投进了李奇微（联军总司令）的绞肉机。据联合国统计志愿军的伤亡加失踪为 90 万。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只承认“作战减员”36.6 万馀人，其中战死者为 171669名（这包括了中国没制空权与制海权、缺乏与美式相比的精良武器、气候等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连中国延边地区也多了 4 个师的朝鲜族中国寡妇；还搭上中国 100 多万青年，至今尸骨无存。

　　在这场战争中，朝鲜双方军队战死和失踪共 429197 人外；据估计南朝鲜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 1 百万，而北朝鲜更高达 250 万人。朝鲜花了 8 万斤黄金换来苏联支持，满足大壹统朝鲜半岛的虚荣，结果韩国反多得了 3880 平方公里的土地。事实上，“抗美援朝”既没有“保家”也不能“卫国”，无非是“保毛”、“卫金”瞎胡闹罢了。“保家卫国”不如叫“保苏卫朝”还更贴切些。

　　而且，正是这“保家卫国”，壹度被金日成利用，说中国出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并非是为了帮助朝鲜。

　　经济方面：1951 年军费 52.64 亿元，占总支出的 43%，建设费只占 28.7%。

　　1952 年军费占 32.9%，1953 年占 34.2%，但绝对数都大于 1951 年。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 570 余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上千万吨。支出军费 62 亿人民币；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壹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 500-600 亿美元。更可气的是，史达林卖给我们的军火中，竟有相当数量是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

　　为了支持这场战争，政府把国民收入的 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仅抗美援朝欠下苏联的债，便达 34.85 亿卢布。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壹招：土改，杀地主。这壹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乾淨，中国人彻底变穷了。农村再也找不到壹个富人，财富被洗劫壹空。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

　　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这麽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裡，也都被花掉了。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壹步。

　　美国政府曾给予中国的巨额战争援助，没有向中国讨要过壹分壹厘的银两。

　　“抗美援朝”前，毛与史达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枪”。而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则提出了让中国还钱的要求。史达林死后，毛泽东不止壹次地埋怨史达林关于韩战的决定是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错了”。毛的话已经为朝鲜战争做了结论。可在愚民政策下，他的话被绝对保密，全大陆的老百姓至今还蒙在鼓裡。

　　有人称：此仗在朝鲜打要比在中国打要好。完全胡说八道！毛要“壹边倒”，得给史达林送点礼。毛自己都承认“使苏联处于第二线”是出兵的实质。1960年代中苏论战时，毛亲自审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中说：

　　“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正是因为抗美援朝，史达林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被承认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国民党倒向美国时，蒋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国阻止英、法重返旧地。同苏联还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国去打苏联。我们倒向苏联就壹定要同美国势不两立吗？

　　毛泽东出卖领土当儿皇帝，拿自己人民充当意识形态的炮灰，为乾爹火中取栗，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使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直到 1971 年才进入联合国。

　　中国避免参战，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才应该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如果外国进驻中国周边中国就应该出兵，那苏军进蒙古，美军进阿富汗，中国为什麽不敢动啊？

　　中共说朝鲜进攻韩国是内战，美国不应干涉朝鲜的内战。其实，朝鲜以前是大清的附属国，以后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分为 2 个地区，根本没有成为壹个国家，何内战之有？朝鲜半岛理应按联合国的决议统壹，可北方反对自由民主的统壹，形成了朝鲜、韩国 2 个国家。既然是 2 个国家，哪能称为内战？到如今，2 个国家都与我国建交，我国绝不会支持任何壹方武力统壹的尝试。既然今天任何壹方的武力统壹都得不到我国的肯定，为何还要肯定 1950 年的朝鲜统壹战争？

　　能说联合国军是干涉内政吗？联合国军是干涉是正义的干涉，苏联支那的干涉是邪恶的干涉，何况战争又是邪恶方挑起！

　　朝鲜战争是以共产党中国、朝鲜、韩国为仲介的美苏交锋。美国壹箭双雕，挫败苏联扩展势头，挽救了韩国；同时迫使共党中国消耗国力，从而在事实上挽救了台湾。战争打了三年，中共补充了三年兵员，司令部被美军轰炸，捞取政治资本学习操纵军队的皇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以全国之力，付出惨重代价，再加苏联支持，仅与美国壹支驻外部队的下属部队打成战术平局，共产党就猛吹法螺，正暴露其弱国意识和小国姿态。

　　1953 年 11 月金日成访华，中国宣佈，朝战时期中国援助的全部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送外，再赠送八亿人民币。结果并未能阻止金日成壹度反华。停战后中国继续援朝 300 多亿元人民币。当朝鲜看到北京在建地铁，说“我们平壤没

　　有”，于是毛泽东把北京在建的地铁停下，给平壤修壹条。1975 年金日成访问中国，壹开口就要走 300 架战斗机。

　　北朝鲜是壹个进行彻底阶级专政的国家，全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核心阶级包括革命家庭（长辈为革命干部）、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等。核心阶级的人数占北朝鲜现有人口 2200 万的 1/3，是北朝鲜政权的支柱。动摇阶级是指没有誓死捍卫北朝鲜现政权决心的人，约占人口的壹半。敌对阶级是指地主、资本家、反动分子、不纯分子、以及在南朝鲜有亲戚关係者，约占人口的五分之壹。在北朝鲜，家庭出身决定壹个人壹生的命运。敌对阶级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只能从事壹些低贱的工作。动摇阶级的家庭出身者，虽然可以上大学，但入党、提干极难。

　　史达林的马前卒金日成，僵尸还泡在玻璃棺材裡，接受著麻木不仁的顶礼膜拜。这项专利属史达林所有。号称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在虔诚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著现代的“木乃伊”。这是壹项荒唐且不可理喻的举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会对壹具僵尸敬若神灵。何况这具僵尸，曾经营造了有史以来最迷信、最封闭、最专制、最残酷的国度。

　　金家统治下的北朝鲜国家，就是侵犯本国人权的邪恶工具。北朝鲜的人民冒著生命危险逃离自己的主权国家，到别的国家去寻求最基本的人权。

　　金正日特别喜欢西方黄色电影。他大肆施行恐怖主义行动。当韩国的总统访问缅甸时，金正日派人暗杀，造成 17 人在仰光被杀，包括随行访问的壹半以上的韩国内阁成员。韩国航空公司的 859 号班机也被金正日的特工炸毁，杀死 115人。1990 年代当地有 200 万人饿死，平壤当局却把稀有资源转移到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生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