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赤禍初起

　　列寧禍首

　　1．列寧的流放生活

　　1896 年列寧因為鼓動罷工被捕。1897 年 2 月，列寧被判處去西伯利亞流放三年。判決下達後，列寧的母親要求推遲動身的日期，並要求將流放的地點選在葉尼辛省南部的小鎮，那裡氣候對列寧的健康有利。當這些要求被滿足後，列寧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在監獄外自由活動，從容地和親友話別。1897 年春，列寧到達流放地點蘇申斯克，這裡是西伯利亞氣候最好的地方之壹。除了家人給他寄錢外，政府還給每個流放者每月 8 個盧布的津貼，列寧根本不用從事伐木或者背纖的苦役。列寧在信中說：“除了打獵、釣魚，就是游泳，大部分時間在散步”，“睡覺的時間特別長”，“住房和伙食令人滿意”，還常曬日光浴。他還可以閱讀各種政治書籍和雜誌，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來往，討論將來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 年 5 月，列寧的未婚妻和丈母娘來到了他身邊。那年 7 月，婚禮在教堂舉行。克魯普斯卡婭描繪道：“蘇申斯克的東西便宜極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八個盧布的‘工資’給他提供了壹間乾淨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縫縫補補。

　　他們每個星期給伊裡奇宰壹頭羊，他每天吃羊肉壹直吃到倒胃口。他們還把伊裡奇每週供應的肉食倒在飼料槽裡，由村裡的姑娘給他切成肉排。伊裡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餵他養的那頭叫贊卡的狗。十月裡，壹個叫帕莎的女孩來幫我們了。她 13 歲，瘦得皮包骨頭，她為我們承擔了所有的家務。我教她識字，她對牆上媽媽貼的壹張紙條奉若神明：‘永遠，永遠不准把茶打翻！’”

　　2．1905 年革命與蘇維埃

　　1905 年 1 月 16 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廠 1.2 萬名工人為反對廠主開除 4 名工人舉行罷工；其他工廠工人群起回應，幾天內罷工人數達到 15 萬人。

　　1 月 22 日，壹位名叫加彭的東正教神父(Father Gapon)領導 15 萬群眾到冬宮廣場舉行非暴力的示威；準備向沙皇呈遞請願書，其中提出言論出版自由、8 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人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召開立憲會議等要求。

　　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遊行計畫向沙皇照會。可沙皇不但不理會人民的請求，埋伏的軍警向工人們開槍，1000 多人死難，數千人受傷。這就是俄國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沙皇當時不在聖彼德堡，也沒有下令開槍。後來謀士要他公佈真相以重建威信，被他拒絕，他不願他的軍隊與大臣受過。

　　血腥鎮壓激起罷工運動蓬勃發展。1～8 月，全國參加罷工人數達 80 萬。在罷工鬥爭中創造了蘇維埃這壹組織形式。蘇維埃是俄文 COBET 的音譯，即會議或代表會議，它是為了協調罷工行動而自發組織的工人市民臨時行動委員會，後來發展成為由工人、農民和士兵參加的全國性的群眾革命組織。蘇維埃的正式名稱應當是工農兵代表會議（鄉區的可簡稱農民代表會議）。1905 年列寧說：“蘇維埃乃是為達成壹定目的的戰鬥組織。”

　　1905 年 6 月間 ，黑海艦隊裝甲艦波將金號的水兵自發舉行起義，擊斃反動軍官，把軍艦開往正在舉行總罷工的奧德薩。8 月 5 日，沙皇同意成立國家杜馬。10 月 26 日，聖彼德堡蘇維埃誕生了，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居領導地位；全俄各行各業都開始罷工，參加罷工的有 2000 多個大工廠，200 多萬工人。

　　沙皇被迫於 10 月 30 日頒佈《立憲宣言》詔書，答應召集具有立法權的杜馬，規定沒有杜馬的同意，任何法律無效；允諾人民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自由。俄國因此第壹次出現多黨制，以前處於秘密狀態的地下政黨紛紛浮出水面，瞬間冒出來壹百多個政黨。這個時期被高爾基稱為“新聞界的黃金時代”。列寧說，從那以後“俄國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發生了迅速的變化”，“就是俄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在不同的舞台上活動（杜馬內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這些活動之公開、力量之雄厚、規模之巨大，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擺脫了秘密狀態，他們派代表出席國家杜馬的工作，公開出版、發行黨的機關報，這本身就是俄國民主化巨大的進步。列寧卻從未考慮

　　過與其它政黨在議會內真誠合作，而只是把議會當作工人階級政黨宣傳自己的綱領的講壇。列寧在《12 月 17 日宣言》中說黨應當有兩手，“合法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應當有兩套平行的“陰陽”機構，“陰機構”——密謀委員會，對當內外都保密；“陽機構”——無需保密，演戲給外界看而已！

　　由於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居強勢地位，列寧遂同意與孟爾什維克聯合。1906年 4 月 23 日，第 4 次統壹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參加代表大會的多數代表是孟爾什維克。孟爾什維克 62 票，布爾什維克只有 46 票，大會通過的綱領和決議大都符合孟爾什維克的主張。此次大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列寧強調集中，孟爾什維克強調民主。孟爾什維克沒有統壹的理論，他們大致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不能奪取政權，在沙皇被推翻後，必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時期！列寧稱他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

　　大會閉幕不久，列寧就發表《告全黨書》批評代表大會的決議。列寧利用少數反對派的特權（他從不承認他的反對者有這些特權），把廣大黨員和地方委員會同中央委員會對立起來。布派出版了自己的報紙《無產者》報，把它當作彼得堡、莫斯科的黨委的機關報，他們特別重視黨的軍事和戰鬥組織工作！

　　1906 年 5 月 7 日的俄羅斯《國家根本法》規定沙皇握有確定對外政策、宣戰、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權，杜馬和國務會議通過的法律要經沙皇簽署才能生效；其中第 87 條規定在“休會”期間沙皇政府有權不經杜馬同意自行立法。這樣，沙皇仍是至高的專制君主。

　　1906 年 7 月 8 日杜馬為農民的利益討論土地問題被解散；布派中央委員建議武裝起義回擊沙皇。中央委員會否決了這壹要求，主張進行非暴力鬥爭：拒絕納稅、不服兵役、不認購政府公債。於是，列寧就不惜任何代價、不擇手段地到處破壞中央委員會的威信。當中央委員會號召罷工遊行示威反擊沙皇解散杜馬時，列寧卻說：“和平示威會使無產階級削弱得不到任何好處，會幫助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人們進行演習、逮捕和槍殺他們。”列寧通過《無產者》報煽動對中央委員會的不信任，鼓吹召開新的黨代會。

　　1906 年 11 月在塔墨爾福斯召開的新的全國黨代表會議來解決布派與孟派之間的分歧。代表會議否決了布派的激進要求，同意與立憲黨人結成聯盟。布派控制的個別地方委員會拒絕代表會議的決議，使彼得格勒黨組織重新分裂為孟派和布派。

　　第二屆杜馬選舉的結果表明，中央委員會的策略是正確的：第壹屆杜馬中只有 18 名社會民主黨人，而第二屆杜馬有 65 名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布爾什維克派獲得 15 席。杜馬中的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在杜馬中討論壹些建設性議案，都遭到布派的反對，布派猛宣傳革命。

　　1907 年 4～5 月在倫敦舉行了黨的第 5 次代表大會。雖然列寧派在新的中央委員會占多數，但列寧不信任中央，他認為組織鬆散的中央委員會無從領導革命；在代表大會即將結束時，他召集了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成立了非法的“布爾什維克中央”。

　　1907 年 6 月 3 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屆杜馬，逮捕了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在逮捕潮中，列寧於 12 月從芬蘭逃往瑞典。依據新選舉法選出的第三屆杜馬，左派只占 7%，社會民主黨有 19 席，布派 4 席。1907 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人數合在壹起共有 8.4 萬人；後來革命退潮，黨員人數銳減，到了 1910 年只剩下不足 1 萬人；當時俄國的總人口是 1.5 億。

　　在壹戰爆發前，列寧根本就沒有預見到未來會有革命高潮的出現，曾悲觀地預言：“我們這壹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發了”。等到戰爭爆發後，列寧主張“把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變成國內的革命戰爭”，即把德國對俄國的戰爭，變成讓俄國軍隊和平民調轉槍口對準新生民主政權的國內戰爭。他要革命黨人不遺餘力地破壞搗亂，導致國家打敗仗而從中漁利，由此導致他與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決裂。布爾什維克黨人因此在國內外被普遍視為人人可得而誅之的俄奸國賊，眾叛親離，聲望跌到了最低點。

　　3．二月革命

　　1917 年 1～2 月通貨膨脹惡化，各地出現糧食短缺，首都彼得格勒爆發示威及搶糧暴動。1 月 22 日，聖彼德堡工人紀念“流血星期日”12 周年時，舉行大罷工，示威遊行罷工波及全國，到處是“反對戰爭”、“打倒沙皇”的呼聲。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由於運輸設備不足”使得商店裡麵包脫銷，引起了壹些主婦的騷動，彼得堡紡織女工率先開始走上街頭要求麵包，隨後全城 50 家工廠約 13 萬男女工人參加罷工和遊行。第二天，罷工繼續進行，示威者衝破員警的封鎖線，進入市中心，抗議飢餓，要求麵包。參加的群眾增加到 20 萬，隊伍中傳出了“打倒戰爭！給我們麵包！打倒專制制度！民主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彼得堡軍區司令按照事先擬就的防暴計畫派出哥薩克騎兵，然而騎兵已經不願使用暴力驅散群眾。

　　3 月 10 日首都的所有工廠和企業全部陷於停頓，罷工人數達到 30 萬人。在郊區，工人解除了員警的武裝，幾支軍隊被調出來鎮壓示威，雙方發生了幾起衝突，但士兵們多半不肯向工人開槍。哥薩克騎兵在鎮壓 1905 年革命時十分賣力，現在卻支持示威者反對員警。

　　沙皇疑杜馬參與了騷亂，於 11 日下令解散杜馬，不料杜馬轉入地下。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是壹批年齡較大的農民，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免役了，不滿的情緒壹直在增長，所以當他們的長官下令讓他們向鬧事的民眾開槍時，他們拒不執行命令。向晚時分，禁衛軍巴夫洛夫斯基團的第四連發生譁變，加入遊行群眾。在幾處地方，軍隊向群眾開槍。

　　3 月 12 日，又有壹部分衛戍部隊的士兵們把武器彈藥分給工人，員警從街頭消失。武裝暴動席捲全城。工人和革命士兵佔領了彈藥庫、兵工廠，打開監獄釋放政治犯，並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將軍。被釋放的政治犯和工人、士兵壹起前往陶立特宮，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臨時執行委員會”，迅速執掌大權。晚 9點，罷工委員會領袖、工廠選出的代表和各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在陶立特宮舉行集會，成立了工人代表會議——彼得格勒蘇維埃；大會選出了 11 名成員的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占多數並擔任主席。

　　13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從白俄羅斯大本營(最高統帥部)企圖乘坐火車回到首都，挽回敗局，但由於沿途地區的鐵路工人罷工以及士兵起義，未能得逞。來挽救政府的前線部隊的調運被鐵路工人截住了。首都衛戍部隊倒向了革命，團隊也選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納為蘇維埃（後改稱“工人和士兵代表會議”）的成員。

　　這時，蘇維埃已成為唯壹事實上存在的政權了。蘇維埃決定成立工人民兵，滿足首都的糧食供應，並命令恢復民用鐵路交通。群眾攻佔了俄羅斯的巴士底獄——施利塞爾堡要塞，釋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對著既成的革命事實，杜馬臨時委員會決定組成壹個政府。3 月 14 日經過磋商，組成了壹個以李沃夫親王為首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派古契柯夫和叔爾根去勸說沙皇讓位給皇儲阿曆克塞。沙皇遂決定把皇位讓給他的兄弟米哈伊爾大公，而不要皇儲阿曆克塞繼位。

　　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決定只向政府提出壹定的政治要求，並監督其實行，拒絕參加政府。當晚，蘇維埃執委會把政權交給了臨時政府。當晚，陶立特宮舉行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會議，決定建立蘇維埃士兵部，壹切政治行動完全服從蘇維埃。

　　3 月 15 日宣告成立的臨時政府中，11 名部長有 10 名是資產階級和立憲黨的代表，只有克倫斯基(社會革命黨人)以社會主義者身份入閣任司法部長。

　　3 月 15 日，沙皇簽署了退位法令。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在沒有獲悉詳情以前，就公佈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壹個軍官集會上宣稱，沙皇將由他的獨生子繼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爾大公將擔任攝政。參加集會的軍官們提出抗議關於攝政的公告。在蘇維埃裡，克倫斯基則已經談到建立共和國，並因此而博得了熱烈的歡呼。臨時政府陷於分裂，君主立憲派和共和派的部長們把他們的爭議提交到米哈伊爾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馬主席羅將柯和克倫斯基則勸他退位。大公決定引退。但臨時政府卻沒有能力宣佈它本身是擁護帝制還是擁護共和，因此，決定把這個問題留待召開壹次制憲會議時解決。

　　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從它們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對方視為實際的敵對者。蘇維埃沒有任何合法的資格來支持它所擁有的權力；它代表著實際上發動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臨時政府擁有中上層階級的支持，它的合法資格也頗成問題。臨時政府代表最後壹屆杜馬，而這屆杜馬已經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據 1907 年 7 月 16 日的壹項選舉法選舉出來的，該選舉法又是斯托雷平政變的壹個產物，因此，它根本沒有任何代表性。臨時政府的主要弱點在於它沒有能力行使實權。臨時內閣宣佈了壹系列的共和政策——頒佈了無條件的國民自由權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組黨自由；所有年滿 21歲的人，包括婦女都將有權投票選舉制憲國會成員；廢除宗教特權和任何社會特權……所有這壹切，立刻使戰時的俄國變得比即使是處於和平時期的其它國家都要自由得多……他們甚至決定從現今地主們的手裡買回土地，並將這些土地分給農民們。

　　蘇維埃不僅有工人階級作為依靠（在彼得格勒還有駐防軍的支持），而且能同群眾保持最密切的接觸，並能最有效地召集群眾採取行動。任何壹個蘇維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廠由全體工人群眾、在營房由全體士兵選出的。作為代議機構，蘇維埃的基礎要比由普選產生的議會狹窄。它們是壹種典型的階級組織，它的選舉方式排斥了上、中層階級的壹切代表。由於選舉不是按區域而是按生產單位或軍事單位進行的，蘇維埃採取革命行動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代表們是立法者、執法者和人民委員，壹身數任，自成壹體。

　　3 月 15 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發佈了著名的第壹號命令，宣佈接納士兵代表加入蘇維埃，號召士兵選舉自己的委員會，接受蘇維埃的政治指令，同時不要執行與蘇維埃的命令相牴觸的任何指示。這項命令特別提醒：士兵們守衛軍火倉庫、抵制可能由軍官作出的解除部隊武裝的任何企圖。第壹號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對軍官，同時，也引起軍官反對蘇維埃。立憲民主黨和軍官團壹心要消滅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則壹心要消滅臨時政府。

　　4．武裝顛覆臨時政府

　　革命勝利之快使列寧來不及回國，只好在瑞士連呼：“料想不到的奇蹟發生了”。當時托洛斯基在紐約、史達林在西伯利亞；他們皆對“二月革命“毫無貢獻。布爾什維克黨在二月革命後走出地下狀態時僅有 24000 人，其中彼得格勒約有 2000 人，莫斯科 600 人。

　　尚未回國的列寧立即拋出了他的“四月提綱”：壹、堅決反對戰爭，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二字掩飾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二、無產階級及農民奪取政權，不能使資產階級組織臨時政府；三、不幫助和信任臨時政府；四、壹切政權歸蘇維埃，因工人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壹的形式，並由之召集“憲法會議”。五、建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工農民主專政”；六、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土地，無須訴諸憲法會議，壹切重要產業歸工人監督生產和分配；七、沒收全國銀行，建設全國統壹銀行，直接歸政府管理；八、社會民主工黨的名聲已經為孟什維克出賣，嗣後應改稱共產黨；九、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消滅了第二國際的革命性，應該重新組織無產階級國際，稱為“共產國際”。在這個提綱裡，列寧反對臨時政府為擔負國際條約而繼續對外戰爭，卻要俄國的工人和農民馬上起來奪取政權，可見列寧“要和平是假，要政權為真”；在這個提綱裡，列寧公然地將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政府當成了他的革命的物件，聲明他們要建立的政權是壹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連“工農民主專政”

　　的提法都不容許，所以，列寧的提綱不過是在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名義之下，對於俄國民主革命和俄國共和政府的專制反撲和公然背叛罷了！

　　列寧的行為，無疑為德國帶去了好消息。德國當時兩面作戰，希望列寧從後方搞垮俄國，讓俄國把兵力從前線調開，於是便主動向列寧提供專列。列寧生怕被人民當成奸細，便想出了個自欺欺人的花樣，把專列從外頭封了起來。4 月 9日列寧壹行共 30 人乘坐德國的密封火車回國。壹路無事，4 月 16 日晚 11 時火車進了彼得堡的芬蘭站，就立即在布爾什維克的總部——“舞女克舍辛斯卡婭宮”

　　發表演說 ，稱：“保護祖國就等於保護壹個集團的資本家……我們不需要議會共和國，我們不需要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我們除了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不需要任何政府”。列寧堅決的攻擊了他回國前布派支持臨時政府的策略，要求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17 日清晨，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聯席會議上以個人名義把他的觀點作壹報告，即《四月提綱》。在那壹天，沒有壹個人贊同列寧的觀點，有人斥之為托洛茨基主義。4 月 20 日四月提綱在《真理報》發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報紙相繼轉載。4 月 27 日彼得格勒全市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召開（5 月 5 日結束）。列寧在會上做了關於目前形勢和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報告，為會議起草了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關於戰爭問題的決議草案。“老布爾什維克派”們多半或是公開反對——認為監督臨時政府就行了，工農民主專政還沒開始呢，就來無產階級革命？——或是默不作聲，作壁上觀。對此，列寧既加以無情批評：“沒有政權就無法監督。用決議等等來監督，完全是胡說八道”。

　　5 月 7 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在彼得格勒開幕，5月 12 日結束。列寧的主張為布黨所接受。列寧在代表會議上說：“蘇維埃共和國是壹個沒有員警、沒有常備軍、沒有特權官吏的國家”。然而，員警、常備軍、有特權官僚正是蘇聯生存的三大支柱。

　　在 1917 年 6 月年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上(該大會有1090 名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只有 105 名)，列寧就公開放言他的黨“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列寧充分利用臨時政府許諾的自由，用德國人送來的 5 千萬金馬克，壹下子辦了 40 多種刊物報紙。布爾什維克壹方面在前線向軍隊散發《士兵真理報》、《戰壕真理報》作反戰宣傳，煽動士兵放下槍桿回家，遂造成俄軍對德攻勢於 7月 1 日慘敗。

　　7 月 16 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堡發動 2 萬多人的武裝示威，他們甚至運來了 1 萬多水兵遊行，企圖奪取政權。這造成衝突，而且搶劫商店，他們高喊“壹切權力歸蘇維埃”。旁觀者認為：“壹切權力歸蘇維埃”恰恰是壹切權力歸孟爾什唯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例如：在全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有 700—800 名代表，而布爾什維克只有 100 多代表；第壹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蘇維埃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總委員數 256 人，其中孟爾什維克104 人，社會革命黨 99 人，布爾什維克 35 人（《蘇共黨史》俄文版第 3 卷第壹分冊第 142 頁）。遊行者甚至包圍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逮捕了兩位議員和兩位部長，直至宣佈解散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使整個首都陷入混亂之中……法國反間機構手發現大量的德國馬克轉到布黨手中，他們把證據提供給臨時政府。

　　7 月 17 日，臨時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聯隊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進行鎮壓，雙方死亡達 5 百人；封閉《真理報》，解除赤衛隊武裝；以煽動群眾暴動和充當德國間諜罪，於 7 月 19 日下令逮捕列寧。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為列寧辯護，說政府是誹謗。蘇維埃的大多數人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蘇維埃中央委員會譴責了列寧與季諾維也夫。列寧與季諾維也夫嚇得化裝後逃往芬蘭。雖然臨時政府查封了《真理報》，占了克舍辛斯卡婭的房子，發佈了逮捕列寧與季諾維也夫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但它沒有取締布爾什維克及其各級組織。結果，布爾什維克卻大辦新報刊，到處宣傳說：臨時政府危害自由，迫害“民主主義者”列寧。列寧迅速轉變立場，要求放棄“壹切權力歸蘇維埃”，被布黨中央所否定！

　　8 月 9 日，成立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第二屆（臨時聯合）政府。其主要成員為立憲民主黨人、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全俄蘇維埃決定對接任了共和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委以最高權力，要他負責重新組閣，並立即組織軍隊和嚴肅軍紀，藉以捍衛共和國。克倫斯基決定與立憲民主黨、革命民主派和有產者團體等另行組織會議，以代替蘇維埃的職能。

　　8 月 25 日，克倫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壹次有各個政黨、各個社會和經濟組織的代表參加的“國務會議”。召集這次國務會議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會址特地選在莫斯科，因為布爾什維克在當地的影響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強大。

　　布爾什維克派則於莫斯科組織並號召罷工以示抗議，甚至造成全國代表會議的會場沒有電燈照明。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都主張要有壹個被賦予全權的強有力的政府。但科爾尼洛夫認為軍官團是這個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獨裁者候選人。克倫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蘇維埃的壓力，但不論願意與否，他卻不得不依靠蘇維埃的支持——他自己當時仍然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克倫斯基希望用軍隊作為壹支平衡力量來遏制蘇維埃的要求，而科爾尼洛夫的目標則是要全部解散蘇維埃。

　　由於克倫斯基反對左派，又對陸軍總司令科爾尼諾夫將軍懷有不滿和戒心，於是大會各派歧見紛存，不了了之，形同流產。

　　9 月 3 日，里加被德國佔領了。科爾尼洛夫則利用里加的失陷作為反對的藉口。9 月 7 日，他命令強大的哥薩克支隊進入彼得格勒，並公開收回他忠於政府的誓言。克倫斯基指斥總司令為叛逆，號召蘇維埃出面抵制，又在“蘇維埃”中成立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對抗反革命戰爭委員會”。於是，原來就有武裝力量的布爾什維克，便立即要求政府釋放7月暴動的被捕者，發放槍枝並成立赤衛軍。

　　克倫斯基全部答應。他向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發出呼籲，並鼓勵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家出來和科爾尼洛夫的部隊接觸。列寧當即指示布爾什維克立即組織赤衛軍，發動群眾破壞交通，唆使鐵路工人停運科爾尼諾夫的軍隊。布爾什維克在科爾尼洛夫部隊中的宣傳鼓動如此卓有成效，結果科爾尼洛夫的士兵拒絕服從命令，不肯攻打彼得格勒。9 月 12 日，科爾尼諾夫的騎兵團司令又突然逮捕了科本人。

　　50 年後克倫斯基回憶說：“我發覺在處理科爾尼諾夫“叛變”案中鑄下了大錯。拉維爾.科爾尼諾夫將軍在許多俄國人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柯尼洛夫與另外幾名涉嫌參與反革命政變的軍官壹起鋃鐺入獄。 布爾什維克革命發生的第壹天，他從彼得格勒監獄中逃出。在布爾什維克掌權後，柯尼洛夫將軍領導了壹支白衛軍在俄國南部地區繼續對紅軍作戰。1918 年 4 月，紅軍發射的壹枚炮彈直接命中他的指揮所，當場身死。”

　　布爾什維克藉機得以起死回生。9 月 17 日，在彼得堡的蘇維埃選舉中，布派得票 22 萬張，占 33%，較 6 月前提高壹倍；當 9 月 18 日布爾什維克第壹次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裡獲得明顯多數的時候，托洛茨基從獄中被保釋出來（可見臨時政府之混帳），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這是他在 1905 年曾經擔任過的職務。9 月 19 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響，布爾什維克又較 6 月前增加 36%……但在全俄 779 個都市已舉行選舉的 634 個都市中，布爾什維克得票僅有 2%到 7%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兩都”的勞動者和不願打外戰的軍隊。

　　鑑於蘇維埃日趨左傾，各派為護國擬另組機構來替代“社會主義國會——蘇維埃”，遂決議選舉各階層代表組織“預備國會”，作為“憲法會議”未召集前行使國會職權的機關。

　　1917 年 9 月，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召開全俄民主會議，並產生了“預備國會”，布爾什維克也出席了此次會議。身在芬蘭的列寧激烈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黨參加民主會議的“錯誤策略”，警告同志們不要成為“十足的議會迷”。正是在列寧的堅持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做出了退出預備議會的決定，全力準備武裝暴動。

　　9 月 26 日，在芬蘭鄉下的列寧已寫信給布爾什維克中央說：“布爾什維克既然已經在兩個首都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就不但能夠、而且應當把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裡來”。次日，他又寫信給布黨中央，指示發動暴動的三個條件已經成熟，絕對不允許喪失機會。這就是列寧在九月所寫下的著名的“兩封信”。10 月 9 日，列寧公開發表“革命的任務”壹文，聲稱“要使蘇維埃把國家政權完全單獨掌握到自己的手裡”。10 月 12 日，列寧發表“危機成熟了”壹文，認為暴動勝利所需要的壹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備，要求他的黨立即暴動。

　　10 月 20 日，預備國會開幕。由農民蘇維埃主席擔任大會主席，出席大會的勞動代表 344 人，中產階級代表 153 人，布爾什維克代表 53 人。在國外的列寧全力反對該會的召開，命令布派代表擾亂會議，務使預備國會失敗。托洛斯基受命在會上宣讀預備好了的“退出會議宣言”，他高喊道：“資產階級們！……雖然偽裝成超政治的，但他們已經決定把阻撓憲法會議作為他們的目的了……我們，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聲明：我們與賣國政府毫無共同之處……憲法會議萬歲！……”把自己打扮成“憲法會議”捍衛者的布爾什維克雖然宣佈單獨退出會議，克倫斯基仍然在會上宣稱：“政府將全力於最短時期內，促成召集憲法會議”。

　　10 月 16 日喬裝的列寧從芬蘭回到彼得堡後，21 日發表“局外人的建議”壹文，特別摘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法則”的要點，主張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堡。他還特別地提出了壹個口號：“寧可全體犧牲，絕不放走敵人！”自然，這個敵人，就是所有志在維護和捍衛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們，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會主義戰友們”。

　　10 月 23 日，列寧發表了“暴動藝術”壹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開會討論列寧的起義計畫。列寧的親密追隨者和朋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舉行起義。他們極力主張中央委員會等待政府已答應召集並將由激進派多數控制的國民議會。針對這些議論，列寧重申，等待召開國民議會毫無益處。列寧預言，如果起義趕快舉行，敵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進行抵抗，“而整個無產階級的歐洲”將會起來回應。列寧的意見得到中央委員會內托洛茨基、史達林、捷爾任斯基等十個委員的贊同，只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對他的動議。

　　10 月 22 日，布爾什維克占多數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要求成立監管首都軍隊的委員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意了。10 月 25 日，托洛茨基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了軍事革委會，共有 80 多名委員，其委員中有 53 名布爾什維克，21 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4 名無政府主義者，1 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拉濟米爾，後來是波德沃伊斯基。這是起義的司令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對此壹無所知。

　　官方教科書說：俄國二月革命後建立了臨時政府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拒絕人民退出世界大戰和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而布爾什維克代表了人民提出了這些要求。其實，臨時政府鑑於秋收在即，為了避免妨害收成而暫緩分配土地，主張在過年後把土地分給農民。

　　官方教科書忽視了“臨時政府”的含義。當時臨時政府的成員很多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也是社會主義者，其最終目的和布爾什維克並無二致。

　　只是他們視臨時政府為壹種暫時的權力委託，其合法性並不完整。臨時政府不具有宣佈退出戰爭和重新分配全國土地的權力，臨時政府是維持會，它的權力只限於在沙皇交出權力之後和全國大選之前的過渡。這屆政府並不想為壹時的大眾支援付出規則被破壞的代價。正是臨時政府對規則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許會說這是天真)，給布爾什維克提供了契機。

　　10 月 31 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報》指責布爾什維克黨的武裝起義是冒險，洩露了正在準備起義的機密。很多人都不相信，當時高爾基不相信俄國有如此權慾薰心、不擇手段的政治家。當他得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爾什維克兩個領導人)反對政變的聲明後，立即要求列寧對關於政變的“謠傳”進行闢謠，高爾基認為列寧是壹個失去了理智的狂熱分子！

　　11 月 3 日首都衛戍部隊完全承認蘇維埃為唯壹的權力機關，承認軍事革命委員會為直接指揮機關。11 月 4 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用書面通知說：首都的執政者不是克倫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蘇維埃向所有的衛戍部隊發出電話通知：“任何發給衛戍部隊的命令，不經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簽字不能生效。”軍事革命委員會向首都市郊部隊和重要的居民點指派了政委，政委是蘇維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

　　列寧故意將 11 月 4 日安排為“首都蘇維埃日”，目的是要以大型示威來造成社會混亂，以便“亂中奪權”。遊行群眾喊出了“打倒克倫斯基政府”、“消滅戰爭”和“壹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混亂局面開始形成——連克倫斯基最親信的軍隊也因列寧的煽動而叛變了。

　　11 月 6 日晨，臨時政府下令封閉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報》。

　　當此共和國性命悠關的之際，克倫斯基沒有忘記“民主程序”，於 6 日召集“預備國會”以討論處理方式。雖然他要求鎮壓列寧的暴動，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代表則發言說：“列寧暴動責任，在政府舉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應當彈劾政府。”

　　孟什維克左派代表丹恩雖極力抨擊布爾什維克，卻又聲稱“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不必運用武裝來對付叛亂者。”……克倫斯基政府的“民主風範”使得這個共和政府，面對叛亂和顛覆，竟然“無所適從”。

　　與之相反，列寧告誡他的黨徒：“認清這千鈞壹髮的時候……千萬不要等待，否則，我們就會失去壹切……”6 日凌晨，布爾什維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這時首都各區的革命軍隊和赤衛隊不斷彙集到布爾什維克黨總部和軍事革命委員會所在地——斯莫爾尼宮。6 日晚上，列寧主張立即發動起義。他連夜來到斯莫爾尼宮，親自領導起義。

　　7 日凌晨，托洛茨基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軍隊佔領電話局、郵政局、國家銀行、火車站、主要政府機關和軍事據點。克倫斯基於凌晨逃往前線去調部隊。

　　凌晨 2 點 35 分，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宮舉行緊急會議。托洛斯基宣佈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手中。1918 年 11 月史達林曾指出：“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堅定地說，無產階級很快轉到蘇維埃方面來是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善於做日常工作分不開的，在這些方面黨首先並主要應該歸功於托洛茨基。”由列寧起草的、宣告臨時政府已經被推翻的蘇維埃政權的第壹個檔《告俄國公民書》中宣佈：“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業已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手中。”

　　列寧出現在蘇維埃緊急會議上，去掉了假髮，接受歡呼，慶祝他們敢於推翻——剛剛推翻了沙皇才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及其嶄新的共和制度……大會通過《告工人、士兵、農民書》。7 日下午 9 時 40 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轟擊冬宮。

　　7 日晚 10 點 40 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布派要求大會批准已發生的起義，社會革命黨和孟派抗議布派的陰謀政變，立即退出了會議。8 日，大會成立第壹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共 13 名委員，其中有 9 名後來被官方鎮壓）。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列寧的武裝奪權、解散預備國會和“獨霸”蘇維埃大會，立即引發了俄國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會主義派別的強烈反對。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等 7 日晚退出蘇維埃大會後立刻到市杜馬大廈，在那裡組成了“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提出：急速組成臨時政府，採取積極行動，以“撲滅布爾什維克”的暴動，鎮壓壹切反革命的計畫……臨時政府沒有武裝對抗的準備，手裡可供調動的只有壹些軍事院校的學生和女兵，對暴力奪權根本不知所措。逃出魔掌後的克倫斯基，立即與第三炮兵軍團司令克拉斯諾夫將軍指揮哥薩克軍隊回攻彼得堡。至 11 月 11 日，距彼得堡僅有15 裡。彼得堡城內，在“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指揮下的軍校士官生立即起義回應。列寧壹則命令赤衛軍抵抗和鎮壓，二則利用工人組織鐵路聯合委員會不為克倫斯基運兵。由於哥薩克軍隊本無決戰的信念，第三炮兵軍團 11 月 14日戰敗退卻，克倫斯基護國失敗。在莫斯科，11 月 8 日，各黨派即已組成“社會安全委員會”，次日向蘇維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軍事委員會及赤衛軍，未獲結果；10 日，幾千軍校學生及大學生出而佔領莫斯科的中心要地，雙方經過整整壹個星期的血戰，因列寧從彼得堡調重兵支援，並以大炮轟擊，11 月 14 日，莫斯科落入列寧之手。

　　針對俄國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護國護法，列寧於 12 月 20 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員會”——被列寧稱為“革命之白刃”的紅色恐怖組織——“契卡”，負責“肅清反革命工作”。列寧說道：“假使在俄羅斯的壹億人口中有壹千萬不願意服從蘇維埃，那我們便將這壹千萬人的肉體加以毀滅。”他認為：“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

　　5．武力解散立憲會議

　　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成立議會，取代君主專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規範化、現代化，使憲法凌駕於最高統治者、政府、議會、政黨、軍隊之上，是各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事。在俄國最早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要求是十二月黨人，以後在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得到廣泛傳播。所以，1903 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將召開立憲會議列入自己的黨綱。明確提出：“建立人民專制，即國家整個最高權力掌握在立憲會議手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堅信，只有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完全、徹底、鞏固地實現上述各種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但是這件事壹直到二月革命之後，才有了希望。

　　1917 年 2 月革命勝利，臨時政府馬上宣佈籌備立憲會議，同時把壹切重大的改革問題(例如土地問題，8 小時工作制等)都留待立憲會議決定。1917 年 3 月2 日，臨時政府曾宣佈要召開立憲會議，但拖延了選舉的準備工作，6 月 14 日（27日）宣佈立憲會議定於 9 月 17 日（30 日）召開。8 月上旬臨時政府決定將選舉推遲至 11 月 12 日（25 日）。

　　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是眾望所歸。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更重要的是，被蘇共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盪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總的趨勢是壹個比壹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 “快”的“立憲會議”主張者上台。十月政變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給農民、儘快召開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這三項名義下發動和成功的。列寧多次說：“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

　　並說：“只有我們的黨掌握了政權才能夠保證立憲會議的召開，我們的黨在掌握政權之後，就要對其他政黨的拖延提出控告，並證實這種罪行。”當時大家都認為蘇維埃是壹個臨時機構。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布爾什維克雖然提出過“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只不過是把它作為奪權的措施，他們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佈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 “把惟壹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

　　就在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即 1917 年 11 月 8 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重申了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壹，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壹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人民委員會立即認可了上述立憲會議選舉日期，選舉於 11-12 月舉行，在某些邊遠地區於 1918 年 1 月舉行。對於這次選舉，列寧是肯定的：“立憲會議是通過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來選舉的。這種選舉制是最完善的選舉制。”這說明列寧對立憲會議的選舉制是肯定和滿意的。

　　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全俄鐵”）是在 1917 年 7 月成立的，11 月 11 日全俄鐵就政權問題發出緊急電報，說“國內不存在政權……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員會只依靠壹個黨，不能得到全國的承認和支持。必須建立新的政府……”為此目的，它以舉行罷工、停止鐵路運行作威脅。同日，全俄鐵召開會議，參加的有各黨派的 30 名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壹個叫做“制定各黨派和組織間協定特別委員會”，以準備關於政權成員和關於中止國內戰爭的措施的建議。列寧主張現在不必同全俄鐵對話而是需要把軍隊派往莫斯科。列寧強調：“談判應當是軍事行動的外交掩護”。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主張通過和平綱領、保證在預定的時間內召開“憲法會議”。11月 15 日，加米涅夫竟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議：取消布爾什維克的政權，代以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列寧不但否決了他們的動議，而且用黨紀來處分他們。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會。而人民委員會的 15 位委員中，就有11 人反對列寧用政治恐怖的手段來建立壹個殘暴的獨裁政府，列寧則辱駡他們是“逃兵和工賊”，開除了他們在蘇維埃和黨內的職務。因此，布黨同全俄鐵的談判談判失敗。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全俄鐵就立即宣佈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

　　列寧發動十月政變有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臨時政府正在籌畫召開立憲會議，為俄國制定壹部民主的新憲法；立憲會議壹旦召開，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占多數，新憲法壹旦通過，共黨掌權的可能性就是零，因為除了在少數大城市有壹定支持者外，共黨在農村根本沒有支持者。僅以第三版《列寧選集》第三卷中的幾則注

　　釋，就說明民心趨向社會革命黨人的程度。①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6 月在彼得格勒舉行。出席代表 1090 名，絕大多數屬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人，布爾什維克只有 105 名代表（864 頁）。②全俄農民第壹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5 月在彼得格勒舉行，各省及軍隊選出農民代表 1115 名，社會革命黨人 537 名，孟什維克 94 名，布爾什維克 9 名，人民社會黨人 4 名，勞動派分子 6 名，無黨派人士 136 名（14 名傾布），黨派不詳的 329 名（863 頁）。③1917年 11 月 11-25 日（11 月 24—12 月 8 日）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於彼得格勒舉行。代表 330 名，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195 名，布爾什維克 37 名，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 65 名。關於政權問題，通過要求成立“清壹色的社會黨人政府”的決議，以及平均地權的決議（896、897 頁）。④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9-23 日）在彼得格勒舉行，在 790 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中，有 303 名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50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91 名布爾什維克。大會起初以不多的票數通過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提出的要求把國家權力交給立憲會議。但在布爾什維克黨團的堅決要求下，重新進行了表決。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退出了大會。大會選出了由 250人組成的執委會，其中 108 人（布 20 人、左派社會革命黨 81 人、其它 7 人）被選入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奪權成功後，就認為“立憲會議只有統戰的意義”，而當前的使命則是“確保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立憲會議被秘密推遲到 1918 年 1 月 18 日召開，而選舉日期不變。

　　立憲會議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各黨派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是“十月政變”前早已公佈了的。1917 年 11 月 25 日的選舉以普選、均等、直接、無記名等為原則；無論男女，年滿 20 就有選舉權；這是俄國歷史上最自由的壹次選舉。

　　25-27 日，首都彼得格勒進行立憲會議選舉。29 號公佈了最後選舉結果。布爾什維克黨得票 42.4 萬張，6 個席位；立憲民主黨得票 24.7 萬張，4 個席位；社會革命黨得票 15.2 萬張，2 個席位（包括左派社會革命黨 1 個席位），布爾什維克得票最多。美聯社記者問列寧對選舉結果有何看法時，列寧說：“我認為這次選舉是布爾什維克黨取得巨大勝利的證明。”並認為立憲會議定會批准人民委員會的全部措施的。“決不會有多數人反對我們。”在答覆哪些黨將參加新的人民委員會時說：“我不太清楚。但我認為，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只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是首都這個工業比較發達地區的情況，後來加上其他農業地區，情況就不同了。立憲會議選舉共得 4450 萬張票，布爾什維克黨得 1060 萬張，占23.82%，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共得 2630 萬張，占 59.10%。以下四類黨派合起來計算結果是：

　　布爾什維克黨 902 萬張，占 24.90%

　　社會革命黨 2090 萬張，占 57.71%

　　孟什維克黨 170 萬張，占 4.69%

　　立憲民主黨及其它

　　地主資產階級政黨 460 萬張，占 12.70%

　　合計 3622 萬張，占 100%

　　這些數字說明布爾什維克只得到近 25%的選票。布爾什維克聲稱代表多數人統治，可在全俄立憲會議的 703 名代表中，社會革命黨人獲 412 名，布黨只占168 名。加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 39 名代表，擁護十月革命的總共才 207 名，不足全體代表的 1/3。

　　1917 年，在俄國的工人無產者只有 300 萬人，占總人口不過 2%，連貧農、城市半無產者算上，也不過 10%左右。況且，鐵路工人、印刷工人和軍工廠工人反布爾什維克的情緒不亞於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全俄鐵路員工代表大會就曾力主成立“清壹色社會黨人政府”，並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寧與托洛茨基不得參加政府。後來又通過“全國政權應歸立憲會議”的決議，起碼說明黨脫離本階級的意志。再按照黨員數量來看，二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不足 2 萬人（壹說2500 人），1917 年 4 月七大會議時發展到 8 萬，8 月初發展到 24 萬。當時孟什維克黨的黨員是 19.3 萬，而社會革命黨的黨員已達 100 萬。而立憲會議的選舉，社會革命黨得到近 58%的選票，超過布爾什維克 132%。這多數人民的意願豈能忽視。

　　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壹類的污點。後來布爾什維克反對的理由只是說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反對者指出，這個理由顯然太過牽強：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為什麽又要組織這次選舉呢？考茨基也認為：“在立憲會議居於少數之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壹權力。

　　由於總的投票使布爾什維克黨成了少數黨。自然其它黨必然提出“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即布爾什維克交出政權。布爾什維克自然是不接受的。列寧在1917 年 11 月 27 日作了回答：“至於立憲會議，有壹位報告人說，它的工作將以國內的民意為轉移；但我要說：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槍。”這是“槍桿子出政權”的最早版本。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佈推遲會期。當天壹些立憲民主黨人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 “壹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當天人民委員會通過“逮捕反革命內戰首領”的法令，逮捕了壹些人民自由黨活動家，其中包括當選的立憲會議代表，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捕被殺，或逃亡。同時決定立憲會議延至 1918 年 1 月 5 日開幕。

　　列寧迅速拋出了由他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利宣言》（此宣言在 1 月25日為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稱：“俄國為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立憲會議必須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法令”；並威脅說：“壹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動口號，任何人及任何機關企圖攫取政權的嘗試，蘇維埃政權將予以鎮壓直至使用武力。俄曆 12 月 23 日列寧宣佈在彼得格勒實行戒嚴，忠於布爾什維克的部隊被調入首都，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公立 1918 年 1 月 18 日，立憲會議開幕。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組織的“保衛憲法會議聯盟”決定在陶德里宮前舉行和平的遊行慶祝。但當遊行者向陶德里宮門前進時，立刻遭到布爾什維克的槍擊，因為擔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絕不要吝惜子彈”，百餘參加遊行的男女被打死，遊行被驅散了。

　　當列寧得知支持立憲會議的群眾被鎮壓，他才允許立憲會議開幕。陶德里宮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水兵，他們對進宮開會的代表，不是叫囂“這個人應該挨上壹刀”，就是說“把子彈打進這個人的腦袋，並不是壹件壞事。”但是，代表們沒有因為武裝的威脅和死亡的恐懼而退縮。雖然會場外迴響著機關槍聲，會場內佈滿了粗野的士兵，多數代表不同意由列寧起草的、在《真理報》上刊登的、並要求立憲會議“批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代表們以絕對多數否決了布爾什維克提案和全部政綱。列寧立即帶著他的代表團揚長而去，這就是行動的信號。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們開始在會場內大叫大嚷，不斷起鬨打斷代表的發言，更有人舉槍向發言的代表瞄準。那些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們對兵痞不屑壹顧，會議仍然按議程進行。到次日凌晨 4 時，當議長切爾諾夫宣佈就壹項議案表決時，壹個當兵的大搖大擺走上主席台，拍壹下他的肩膀說：“喂，我奉命通知讓所有的代表離開會場，士兵們已經累了！”當議長質問他從那裡得到的命令，並說代表們已經疲勞，但仍然要通過壹項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時；士兵們咆哮起來：“夠了！夠了！”隨即更多的士兵蜂擁而入，在暴力和混亂中代表們被抓了起來，以後又讓契卡把他們統統斃了。

　　當天，布爾什維克就宣佈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法令，解散了立憲會議。1 月 20 日又宣佈用他們所控制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取代立憲會議，成為俄國的最高立法機構。列寧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俄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早已準備好了蘇維埃與憲法會議的衝突……壹切政權歸蘇維埃。誰要破壞，我們壹定打斷他的脊樑骨！”他的囂聲未止，當日，兩名立憲民主黨人哥羅什金和辛格諾夫就被列寧的水兵殺死於議院。托洛斯基說：“在我們單純地、公開地、粗暴地去解散憲法會議之後，實際上就是給形式的民主制度以壹個永遠再不會復活的最後壹擊”。就這樣，布黨敲響了俄國民主革命的喪鐘。

　　對於上述行動，列寧用 1903 年普列漢諾夫的話作了解釋：“所有的民主原則應該完全服從我們黨的利益。”革命勝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麽壹天，我們黨會反對普選權，在革命熱情迸發的情況下，人民選出了壹個很好的議會，那麽我們應該力求使它成為長期的議會，如果選舉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那我們就應當力求解散它，不是過兩年，要是可能的話，過兩周就解散它。”據此接著列寧說：“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在壹段時間內，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人身不可侵犯權利，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普選權，而不好的議會力求在兩周內將它解散。”因此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等地的蘇維埃選舉中獲勝，自然也就給予以解散。列寧之所以專橫霸道，是因為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在軍隊中大勝。不僅在北方戰線、西方戰線、波羅的海艦隊，布爾什維克分別獲得 61%、67%、57.5%的選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衛戍部隊，即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分別獲得 79.2%、79.5%的選票。

　　易言之：槍桿子對於解散立憲會議起了關鍵作用。

　　這自然引起其它黨的堅決反對，他們指責“人民的少數代表，趕走了人民的多數代表”，而且是“用射擊驅趕的”。1 月 20 日，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壹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陶德里宮不讓任何壹位立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 ‘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壹個印章。沒有任何 ‘蘇維埃政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 （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

　　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聯合發表傳單指出：“（俄曆）1905年 1 月 9 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 12 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壹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

　　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在這壹天激憤地寫下了《1 月 9 日與 1 月 5 日》，發表在《新生活報》上，嚴厲譴責布黨。他認為當天發生的慘案比 1905 年 1 月 9 日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在性質上要惡劣得多。

　　1905 年 1 月 22 日，當士兵服從著沙皇政府的命令，向—些沒有防禦而和平的工人群眾開槍射擊時………知識份子們和工人們向士兵們走過去高喊：“妳們干什麽？……妳們知道妳們屠殺的是誰嗎？他們都是妳們的兄弟：他們沒有武器，他們對妳們沒有惡意；他們現在是去請求沙皇注意他們的需要。他們不是去提什麽要求，而是向沙皇請願！……想想看吧，妳們是在做些什腰，妳們這些傀儡們！”

　　但是士兵回答說：“我們奉有命令。”他們像機械壹樣的開射起來……也許不是出於本心，但是他們還是射擊了。

　　在 1918 年 1 月 18 日，沒有武裝的彼得堡的人民、工人們和店員們出來慶祝制憲會議開幕。這是將近壹世紀以來俄國人民所夢寐求之的。他們把制憲會議看作壹個能給俄國人民自由表現其意志的政治機構。數以千計的知識份子和數十萬工人與農人，更為這個夢想而坐牢、而充軍，甚至被絞死、被槍殺。為了這壹個神聖的日的，曾經血流成河。現在目的總算達到了，爭取民主的人民也走出來歡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員”卻命令開槍。我們不應當忘記，有些“人民政治委員”過去正向受苦的大眾強調過為制憲會議而開爭的必要性的。

　　真理報撒謊了！它把 1 月 18 日的遊行示威說成是由資產階級和銀行家組織的……真理報是在說謊，因為它知道資產階級沒有理由來慶祝制憲會議的開幕。

　　在246個社會革命黨人中和140個布爾什維克黨人中的這些人有什麽事情好做呢？

　　真理報知道，那些參加行列的是工廠的工人，而那些被槍殺的，也就是這些工人。

　　真理報雖可說謊，但是不名譽的事實總是存在若的。很可能的是，資產階級會很高興，因為他們看見士兵和赤衛軍從工人手中把革命的旗幟奪走，從泥濘中拖過，然後焚毀掉。但資產階級也很可能因這種景象而難過，因為在他們中間也有真正愛國愛民的誠實人士。其中有壹個名叫安特烈.愛維諾維契.辛格蘭夫的人，後來被野蠻地殺害了。……正如同 1905 年 1 月 22 日壹樣，在 1918 年 1 月 18 日的遊行慶祝中，也有人向那些開檜的人問：”傀儡們！妳們在做什麽？這些都是妳們自己的同胞。妳們難道看不見那些赤色的旗幟嗎？這裡沒有壹面旗幟是對工人階級，或是對妳們有敵意的。”

　　這壹次，正和 1905 年壹樣，士兵回答說：“我們是奉命開槍的。……”我要請問人民的政治委員們，妳們當中也有誠實而又有理性的人，妳們是不是知道：

　　把他們殺死，是破壞了俄國的民主，是破壞了革命的勝利呢？妳們是不是明白此中道理呢？或者妳們會不會這樣想：即使這樣做會導致俄國民主的毀滅，也必須由我們來干，決不許別人過問。

　　列寧取締立憲會議沒任何理由，之前布爾什維克為了參選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的宣傳，還給士兵放假兩個星期專門去宣傳。但選舉的結果不利，他就拋棄了憲政的外衣，用刺刀扼殺了民主。列寧解釋說，這是 “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 “民主革命”的毀滅和 “專制黑暗”的重返。

　　從贊成立憲會議到取締立憲會議，是列寧跟第二國際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壹。

　　在這之前列寧雖然對第二國際在壹戰當中的態度不滿，但因為第二國際本來就有各種派別，這種鬥爭多少年壹直在進行，大家都承認這個共同的國際組織的。

　　在取締立憲會議以後，第二國際各派都寫了大量的文章反對這樣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的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壹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佈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1919年她在德國監獄中留下了遺作《論俄國革命》，指出：列寧不是在搞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對無產階級專政。只要共產黨人要保住他們的政權，他們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實行專橫的統治。列寧在 1919 年致羅日科夫的壹封私人信件坦率的說法值得壹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1918 年至 1919 年，針對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布林什維主義在俄國的暴政，第二國際思想家考茨基（1854.10.16～1938.10.17）先後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兩本書。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批評蘇維埃政權不該解散立憲會議、認為這種做法是“毀滅了民主”，遣責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專制政權”、是壹個“革命官僚督察的國家機器”。他認為俄國缺乏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只有在無產者構成居民多數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才能奪取國家政權”；“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可能；而俄國在經濟上極其落後、無產階級還只占極少數，搞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布爾什維克自稱是代表工人，可工人在俄國人口中只占 1～2%；而在這少數的工人中，只有 5.3%屬於布爾什維克黨。因此，這個新政權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實行壹黨專政。“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把壹切都押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這張牌上，因為這張牌沒有拿到手，他們就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權力，即實行專政來代替他們所缺乏的條件。” “蘇維埃組織優於普選，在於它更加專斷，他可以把壹切他看著不順眼的組織排除在外”。列寧立刻把考茨基污衊為“叛徒”，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表示和第二國際決裂。

　　考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壹書中對布爾什維克的罪惡本質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說：“布爾什維克正犯下了殘酷、恐怖的罪行”，“布爾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単純的權力看作是世界上決定壹切的因素，無產階級中最缺少修養的分子被放到運動的最前列”；“布爾什維克不懂得什麽是社會化政策，不明白消滅剝削不能靠簡單地剝奪資產者的資產來完成，只能在社會經濟按其自身規律的充分發展中來實現；它們發動農民沒收地主土地，徵用富農糧食，走的是刼富濟貧的俠盜式道路，而聽任群眾自由行動的結果，是把剝奪的過程從剝奪生產資料擴展到了剝奪消費資料，實際上完全是壹次政府組織的、遍及城鄉的公開搶劫”；“所謂蘇維埃，只不過是獨裁和專制的壹種組織形式，蘇維埃制度表現出來的革命黷武性質，使俄國成了兵營社會主義”；“槍斃－－是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這個名詞下，把所有不順從他們的人，和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都包括進去，加以槍斃或監禁”；“蘇維埃政權面臨經濟破產施行的強迫勞動政策，不僅把原有的資產者都變成了新的奴隸階級，而且把全國變成了壹個大監獄”。考茨基認為：俄國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佔統治中產生了壹個新的官僚階級。“布爾什維克壹開始就決心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以及它的壹切軍事和官僚機構，以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最後終於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來同樣的機構；他們成了把壹切控制權都抓在自已手裡的新官僚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個新官僚階級是比舊的統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氾濫的貪污腐化，正在使他們成為自已的掘墓人。”

　　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列寧1919 年致羅日科夫的信中說：“蘇維埃政權反對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

　　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 “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壹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 “壹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 “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專政”與 “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 “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 “立憲反革命”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壹系列術語。“專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壹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壹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

　　繼 “壹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 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柯洛帕茨基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 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壹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壹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6．自由被徹底消滅1917 年十月政變後的星期二，高爾基在他辦的報紙《新生活報》上寫道：

　　“工人階級不能不認清，列寧是在用他們的血來做試驗，他想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觀其後果。……大家必須明白，列寧並不是壹個萬能的魔術師，而是壹個居心叵測的騙子，他對於無產階級的生命和榮譽絲毫不存顧惜之心。工人階級不能允許那些冒險家和瘋子，硬把那些造成不名譽的、愚蠢的和血腥罪行的責任，放到無產階級身上，因為將來這些罪行不是由列寧而是必須由無產階級來承擔的。” 高爾基指出列寧所引發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獸性發洩。他給妻子寫信說：“這裡不再是首都，而是糞坑。”連司法審判也濫用：列寧派暴民在街頭上審判罪犯，壹名小偷的臉被打爛、眼睛被挖出之後，旁邊壹群兒童卻歡呼叫好。壹場釋放出野蠻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只會引來仇恨與邪惡”。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我們在革命鬥爭中必須猛烈地摧毀敵人……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國家’作標榜，那簡直是大錯特錯……無產階級要的是國家，不是為了自由，是為了消滅敵人”——這就是說：用暴力奪取的政權，也只能用暴力來鞏固；所謂自由人民的國家，對列寧而言，連做做樣子都不屑壹顧……遠在 1905 年 10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頒佈實施了君主立憲檔，聲稱堅決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和集會集社的自由，給予公民最廣泛的政治權力，建立立法機構杜馬。而列寧 10 月奪權後的次日，即頒令禁止“出版自由”：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先被查封，其它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亦同樣遭遇了制裁。11 月 17 日，在“起義”大本營斯莫爾尼大樓討論是否停止前幾天剛頒佈的《暫停新聞自由條令》。此時，僅僅在軍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員會”除了布爾什維克，只有左翼社會革命黨。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反對列寧的人數也不少。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成員 Larin 提議解除“政治恐怖”，恢復新聞自由，得到左翼社會革命黨和部分布爾什維克成員的熱烈贊成，而“列寧派”Avanessov 提議推遲討論新聞自由，卻遭到強烈否決。此時，列寧“力挽狂瀾”，力陳剝奪“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權力，以 34 對 24 票通過了列寧的提議。據此，左翼社會革命黨宣佈退出軍事革命委員會（彼得堡的實際軍事指揮機關）和辭去“人民委員”的五個職位。

　　連許多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也反對列寧的提議，退出中央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這不僅是壹黨專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開端，也是列寧個人獨裁在黨內的起源。

　　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當各社會主義黨派發出“我們的報紙已經被封了”

　　的呼聲時，列寧則回答說：“這是當然的事情，只可惜還未全部封閉吧！”

　　至 1918 年 5 月間，所有不屬於共產黨的報紙全部被停刊，包括高爾基所辦的《新生活報》在內。俄國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已爭取到手的言論出版自由，終於被列寧掃蕩磬盡。

　　普列漢諾夫在 1918 年說，“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1913 年沙皇俄國大約出版了 2 萬種圖書，而 1920 年只出版了 3260 種，而且主要是共黨的政治宣傳品。

　　電影《列寧在 1918》上有高爾基勸列寧不要濫殺知識份子的情節。1918 年1 月 14 日所謂的列寧遇刺事件發生。而事情的實情是壹個搗蛋鬼或是個醉漢在列寧乘坐的轎車外面用鉛筆刀摳劃了幾下。這下《真理報》則聲稱：“我們的壹顆人頭要用妳們的壹百顆人頭換。”

　　高爾基在《新生活報》用譏諷的口吻說：“我並認為這壹聲明是吹牛自誇，而且儘管我堅決不承認那些可以為大規模屠殺作的辯護，但是我想，在我國是會殺掉壹百萬自由公民的。甚至還可能更多，為什麽不殺呢？……妳們的同志已經嘗試過組織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群眾性屠殺……不久前的奴隸在他獲得了充任別人的主宰的可能之後，就變成了最肆無忌憚的專制者。妳們摧毀了君主制度的外在形式，但它的靈魂妳們卻不能消滅。”因為妳們“顯然無力消滅自己圈子裡的流氓行為……逐壹殺害不同思想的人，這是歷屆俄國政府國內政策中已經驗證的老方法……列寧又為什麽應當放棄這種簡單的手段呢？”

　　1920 年高爾基在列寧 50 壽辰之際說：“我們忽然看見壹個人物，儘管他不是個膽小鬼，卻讓我渾身感到恐怖。看見這個偉人，總讓人有那麽壹種恐懼，他隨心所欲地擺弄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歷史槓桿。”列寧在 1920 年 12 月 10 日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話就是：“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許多人，包括曾經反抗過沙俄專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資產階級社會”

　　更自由的社會的那些“老派的布爾什維克”們都認為，內戰時的嚴酷是迫不得已，1921 年內戰結束，革命渡過了最緊要的關頭之後，黨內外都企盼著布爾什維克黨曾經許諾的“政治自由”。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戰時也講過在得到政權、清除內亂以後會放鬆“專政”的閥門，還人民壹個“民主社會”。當時的說法是：

　　“（自由）條件不成熟是因為政治反對派還存在，這將導致新誕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們發現：和平到來後“自由的條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1921 年初肅反委員會在全國逮捕了幾千名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他們關進監獄和集中營。1921 年 4 月列寧在《論糧食稅》壹文中說：“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假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當時布哈林有壹句名言：“我們也許有兩黨制，但兩黨中壹個當權，另壹個入獄”。這些人被關在壹幢大樓裡，被老百姓叫做“社會主義大樓”。其中有很多人絕食，最後有十名領導人被驅逐出國。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認為是“致人死命的藥”和“自殺”的行為。原來，1921 年 4 月，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瓦爾金首先上書中央，要求允許“蘇維埃中有反對派”，建議給他們“法律允許內的自由”。緊接著 5 月份壹位有 15 年黨齡的老黨員米亞斯尼科夫向列寧寫信，信中特別強調必須“給予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說這曾經是俄國共產黨建黨時期宣佈的“主要任務”，兌現這壹承諾將會大得人心，激發群眾中的革命積極性。

　　米亞斯尼科夫在信中說：“我們需要制訂壹個言論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發昏的熱心人不至越軌。必須把全國最大的日報之壹辦成各派社會思想進行論戰的報紙。

　　蘇維埃政權將擁有像羅馬帝國壹樣的胸襟，用自己的錢供養起攻擊他的人。這也將是我們俄國條件下的出版自由，我們的任務是使我們的出版自由主要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為資產階級所用。”米亞斯尼科夫沒有說明那些“攻擊”

　　布爾什維克但又不是“資產階級”的人是誰，但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後壹個時期內人們並不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只能有壹種聲音。立憲民主黨也許是“資產階級”的，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是，他們只是社會主義運動或工人運動中的其他派別，1917年布爾什維克曾經呼籲與他們組成“清壹色社會主義者政府”。

　　雖然後來轉而鎮壓他們，但像米亞斯尼科夫那樣的人顯然認為那是內戰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來後還是要“關係正常化”的。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爾金的建議，米亞斯尼科夫則被開除出黨。從此全黨噤若寒蟬，再沒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黨內鬥爭中壹次次地把“敢講真話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識時務者和知趣者。社會民主黨曾經強調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已經被連根拔去，形成了“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對立”。

　　1922 年對過去的“社會主義同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逮捕變成大規模的行動。布黨 12 大代表會議強調要在“較短的時期內徹底消滅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這些政治力量。”1922 年 6 月 8 日～7 月 25 日，共產黨在俄羅斯的 30 個城市號召檢舉社會革命黨人，該黨的 47 位領袖被起訴，15 人被處決，6 人處苦役。1922 年 8 月 1 日頒佈了《關於行政驅逐》令，1922 年蘇維埃把包括尼.別爾嘉耶夫在內的 160 名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授、詩人（他們構成俄羅斯文化的精華）驅逐出境。到 1922 年底數十萬人被驅逐，更有材料顯示，由於當時多數知識份子完全沒有接受布林什維主義，多達 200～250 萬人不得不流亡國外！列寧在 1922 年還強調，俄共“是國內唯壹合法的政黨，不允許任何政治派別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1923 年列寧決定對孟什維克進行大圍剿，槍殺了 3000 多名曾與自己共同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戰友，其餘則被放逐到壹年九個月結冰的梭羅威茨基荒島上。

　　史達林時期，為了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蘇共中央向各地的圖書館下發了清除和銷毀書籍的清單。在這次“焚書”中被銷毀的外國和過去的圖書資料是驚人的，1938 年被宣佈為政治反動的圖書達 10375706 冊、宣傳畫 223751份，有 55514 種外文報刊被銷毀。從此後“‘人民敵人’的成千上萬冊圖書從各個圖書館中取締，只有少數個人敢於在自己的私人藏書中保留這些書籍。”就是過期的報刊雜誌也被停止使用和銷毀。蘇聯史學家直到 1980 年代末幾乎接觸不到國外的書刊信息，完全生活在壹個自說自話的封閉圈子裡。

　　普列漢諾夫評“十月政變”

　　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普列漢諾夫（1856～1918）十分受列寧尊敬。普列漢諾夫 1856 年 12 月 11 日生於唐波夫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壹小地主之家，1868～1873 年進沃羅涅什陸軍中學學習，畢業後進入康士坦丁諾夫軍官學校深造。1874 年 9 月考取彼得堡礦業學院。1875 年同民粹派秘密組織建立聯繫。1876年 12 月 18 日他在彼得堡卡贊大教堂前組織俄國歷史上第 1 次工人政治示威，發表了反對專制制度的演說，旋被礦業學院開除，以後就成了壹個職業革命家。1876年創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組，1878 年改稱土地和自由社，任機關報《土地與自由》編輯。1879 年 9 月另組土地平分社，在工農中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曾三次被捕。1880 年初他受到沙皇政府重賞通緝，僑居國外 37 年。他在國外期間同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如考茨基、李卜克內西、蓋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聯繫，以後又同恩格斯往來並以其為導師。1882 年他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1883 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國第壹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奠定了初步基礎。第二國際成立後他成為領導者之壹，並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參加第二國際的會議。他是俄國第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批判民粹主義，並寫了《論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名著。而且是公認的學識淵博又最善於理論思維的思想家。

　　普列漢諾夫 1917 年 3 月 31 日夜間回到彼得堡，不久他就撰文批駁列寧的四月提綱，認為這個提綱臭名遠揚。他說：“如果壹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末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我們有壹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蘇維埃裡反駁過列寧的提綱，他曾經提醒列寧注意恩格斯的壹句十分正確的話：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最大的歷史災難莫過於由於客觀的社會條件還沒有具備就奪取政權。”

　　普列漢諾夫反對搞垮臨時政府。他認為臨時政府已經給了人民壹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如果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得的自由權利（普列漢諾夫的家就幾次被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搜查）。他寫道：“我國工人階級還遠不能把全部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來。把這樣的政權強加給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了最大的歷史災難的道路，這樣的災難同時也會是整個俄國的最大災難。”“事變後果現在已經非常悲慘了。如果工人階級的覺悟分子不堅決果斷地反對由壹個階級或者——比這更糟的是——由壹個黨奪取政權的政策，後果將更加悲慘。政權應該依靠國內壹切生氣勃勃的力量的聯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願意恢復舊秩序的階級和階層。”他還說：“推翻專制制度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實質上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把它們結合為壹，進行革命鬥爭時指望著這兩件事將在我國歷史上同時發生，就會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期都推遲”。“完成了的革命可能產生壹種政治的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國帝國或秘魯帝國，只是壹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1918 年 4 月 7～21 日普列漢諾夫在病危中口授了政治遺囑，由密友列.格.

　　捷依奇筆錄，又曲折而戲劇性地經過尼.尼熱戈羅多夫的秘密收藏。他聲明不願與布爾什維克作鬥爭，該遺囑在布黨掌權期間不得發表；該遺囑幾經曲折終於在《遺囑》所預言的蘇聯崩潰之後，於 1999 年 11 月 30 日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獨立報》用三版半發表了他的政治遺囑，並用壹版半介紹遺囑來歷和專家對遺囑的鑑定，共五版。這些文字全譯載在中共中央馬恩著作編譯局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2000 年第 2 輯中。下麵是遺囑的論點：

　　1）無產階級專政的荒謬性。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其原因如下：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的運用，社會的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而且無產階級本身也將變成另壹個樣子。那個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失去的無產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而知識份子就其人數和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而言將躍居首位。……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份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我毫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知識份子將從資產階級的“奴僕”變成壹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其人數將急劇增長，其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產力、研製新機器、新工藝和培養有很高學識的工人。

　　知識份子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格外合乎知識份子心意的歷史社會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都包含兩個方面：既有普遍的壹面，又有階級的壹面。…（普遍的壹面）完全取決於物質生產的水準，因此是壹直向前發展進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知識份子正是這壹面的體現者 ，而這壹面的性質是全人類的，它將對社會各個階層發生有益的影響，緩和階級矛盾，……因此，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之壹是上述範疇階級壹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類壹面作用的增長。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利的體系，在未來其範圍必然將擴大為對愛護壹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而這也就是這壹範疇全人類壹面作用的發展和增強。

　　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份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為了操縱複雜的機器，將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識，工人不再是機器的附屬物。……複雜的機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提高到知識份子的水準，在這種情勢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隨著生產力發生質變，將形成新的階級、新的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將按新的方式進行，人道主義思想將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人道主義思想和巨大的生產將抑制赤貧化過程。

　　近來我有時甚至想，產生於歐洲文明條件下的馬克思的理論未必將成為普遍適用的觀點體系，因為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進行。

　　我以為資本主義不會很快就被埋葬。……我從馬克思逝世時起，尤其是本世紀初起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所作的觀察表明，資本主義是壹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朝著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既然如此，資本主義就不需要掘墓人。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羨慕：

　　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勞動者的政權——這才是不會失去意義，永遠正確的口號！靠勞動為生的人才應決定應該有什麽樣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

　　2）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布林什維主義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極左派別產生於 1903 年……布林什維主義並不是什麽全新的思潮。布林什維主義思想早就縈迴於革命者的腦際。

　　雅各賓黨人、布朗基、巴枯寧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巴黎公社的許多參加者在策略和意識形態問題上實際上就是布爾什維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的伴生的那樣，布林什維主義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窮、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布林什維主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識形態，這是從聖西門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口號，是侈談馬克思主義的高調。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為補充的布朗基策略。布林什維主義有什麽新東西嗎？只有壹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但是歐洲社會民主黨早就否定並譴責了階級恐怖，更不用說不受限制的階級恐怖。階級恐怖作為實行布爾什維克十分傾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包含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在俄國現有的條件下階級恐怖很容易變為全面的全國恐怖。……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的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壹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布林什維主義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和無政府工團主義難分難解的布朗基主義。這是布朗基、巴枯寧、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思思想折中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結合。這是偽馬克思主義，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寧及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有原則的、徹底的反對者。

　　布爾什維克沒有實現國內和平，反而將把俄國推入極其殘酷的國內戰爭之中，這場戰爭眼看就將爆發，就要血流成河；他們將把俄國推入沒完沒了的階級恐怖之中。…布爾什維克連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證。壹旦他們勝利，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將置身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未必會不去嘗試消滅輕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

　　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工人將從資本家的僱工變成國家的僱工，而農民將變成國家農奴。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人數近來激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的有覺悟黨員人數的增加，因為絕人多數入黨者甚至不瞭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壹些人相信列寧的思想和布爾什維克的許諾，將成為他們領袖意志的盲目執行者；另壹些人入黨是為了及時從“革命的餡餅”上撈到壹塊大壹點兒的，他們將只會投“贊成票”，此後將變成黨的官僚。他們將比沙皇官吏還要可怕，因為執政黨的官員將干預壹切，而所干下的壹切只對“黨內同志”負責。

　　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雄辯地證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痛苦是無知的痛苦，是對列寧及其“英明的理論發現”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寧把他的“理淪發現”變成法令，認為無需用最起碼的論據加以論證。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概念，犯下了壹個又壹個罪行，甚至沒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為。

　　例如，他們所進行的“剝奪”是令人髮指的違反法紀和踐踏文明的行動，是沒有監督的掠奪(如私有銀行的例子)。這樣的剝奪必然導致全面的經濟混亂，養成壹大幫不幹活、“扯著嗓子喊”的人，他們依靠步槍和革命口號來動手搶走農民手中最後壹隻母雞。

　　列寧實現了政變，把它宣佈為社會主義革命，把俄國歷史引向錯誤的死胡同。

　　俄國的發展將因此落後許多年，也許幾十年。……我不止壹次警告過布爾什維克以及迷戀於他們的空話和錯誤口號的人，在革命行動中不要倉猝行事，不要犯冒險主義。我過去和現在都說：俄國就其生產力發展水準、無產階級人數以及群眾的文化程度和自覺程度而言還沒有作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因此列寧設想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擁護列寧的人或“半列寧分子”會問我說：“不錯，但是難道不能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條件下消滅文盲，提高勞動者的文化和自覺，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數和發展生產力嗎？我回答說：不，不能！首先，不能破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為這樣做不會不受懲罰。其次。群眾的文化和自覺是社會因素，完全取決於生產力的發達程度，當然也存在回饋作用 。第三，列寧宣佈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後，把生產力遠遠拋在後面，從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勢。只有現有的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準，社會中才不會有對抗性矛盾。類似的不適應產生了新的、前所未見的矛盾，其衝突的激烈程度不比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小，甚至還要大。第四，列寧的政權不可能屬於也不會屬於無產階級。19l7 年 10 月積極支持列寧的人不超過俄國人的 1%，因此，每壹個瞭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會承認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變，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樣的政變要求其組織者實行必然的專政，而任何壹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不相容。我不想充當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說，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壹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壹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壹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隻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但布爾什維克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皇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還有什麽民主可言呢？實行了“糧食專賣”，提出了勞動義務制和勞動軍的問題，還有什麽勞動自由和結合個人利益可言呢？

　　布爾什維克力圖進行激進的變革，不負責任地加速事變的進程，急劇地向左轉，但是他們沿著封閉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變成反動的消極力量。

　　人們很少從各種可能的後果來全面評價自己的行動。列寧通過其活動已經給俄國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擔心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某壹階段這壹危害將達到危機的程度。如果列寧及其追隨者能長期維持其政權，那麽俄國的未來將是悲慘的，等待它的將是印加帝國的命運。……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壹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裡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寧得出這壹結論決非偶然。因為他需要這個結論來鼓舞布爾什維克。列寧指望西方無產階級會回應俄國的革命，這壹指望是錯誤的。歐洲不可能出現什麽重大事件，因為西方無產階級今天幾乎如馬克思時代那樣遠離社會主義革命。

　　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不管怎麽樣，是短還是長，不可避免地因篡改歷史、犯罪、撒謊、蠱惑人心和行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關於布爾什維克所說的壹切——他們的策略、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對剝奪的態度、他們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斷定：布爾什維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眾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 世紀是偉大發現的世紀，啟蒙和急劇人道化的世紀，將推翻並譴責布林什維主義。我設想列寧依靠全面的恐怖將取得他執著追求的國內戰爭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將處於政治經濟的孤立狀態，不可避免地變成壹個軍營，那裡將用帝國主義來嚇唬公民，給他們開各種空頭支票。但遲早有壹天人人都將清楚列寧思想的謬誤，到那時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將像紙牌搭的小房子那樣坍塌。我為俄國人的命運而痛哭，但我要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說：“讓要來的都來吧，我們的大街上也會有節慶的日子！

　　3）布爾什維克在鞏固政權的道路上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經濟破壞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其掌權時間的長短全看他們究竟會裁在哪壹次危機上。布爾什維克可以通過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趕出政府、唆使覺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對富裕農民和中農、組織大規模沒收糧食行動等來度過饑荒危機。為了對付經濟破壞危機，布爾什維克會發動大規模內戰，並利用階級恐怖和戰時狀態並將崩潰的責任推到階級敵人和外部敵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機是布林爾什維克 1917 年為了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讓步而理下的定時炸彈：使土地社會公有化。列寧壹貫談論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不可能結成的：農民需要土地，社會主義和他們的利益無關，因為農民從經營性質來說更接近於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明擺著貶低農民，要他們起從屬的作用。……布爾什維克為了克服這壹最嚴重的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不得不向農民宣佈總體戰並消滅最優秀的壹部分農民——那些會勞動、願意勞動的農民。克服第三次危機後，布爾什維克還可維持許多年，到出現第四次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即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從內部解體，但解體的過程可能拖上幾十年，因為俄國從來不知道民主為何物，又壹個專制政權—— 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會被俄國人畢恭畢敬、逆來順受地接受下來。加之這個政權可以藉助高超的蠱惑宣傳、發達的監視和鎮壓機關來得到加強。……布爾什維克最終必將垮台。這只是時間問題，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進程！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緩這壹進程。列寧延緩了俄國的歷史，因此他將帶著與偽德米特裡相同的印記進入歷史。

　　4）列寧像變色龍，殘酷無情。普列漢諾夫說：自己壹生最不可原諒的錯誤是説明列寧。我對他的能力估計不足，沒有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對目標的狂熱追求，對他的最高綱領主義持寬容和嘲弄的態度。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不僅如此，1903 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當列寧同瑪律托夫爭論時我支持了列寧，終於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我很快就明白了，團結是不可能的，因為壹切與列寧意見不合的看法都無權存在。列寧主張團結，但要在他的領導下，服從他的目標，採用他的策略和口號。……切爾諾夫先生斷言說，布爾什維克是我的孩子。維克多.阿德勒就我與列寧的“父子關係”開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據的。我的錯誤過去和未來都使俄國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個錯誤對我本人來說也是致命的。

　　列寧…像變色龍壹樣必要時會改變自己的顏色。他同知識份子在壹起時是知識份子，同工人在壹起時是“工人”，同農民在壹起時是“農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邏輯的又是不合邏輯的，是簡單的又是複雜的，是始終如壹的又是前後不壹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假馬克思主義者，等等。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壹個方向(篡改的方向)、壹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壹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列寧是壹個假辯證論者。他相信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酷，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但這是壹大錯誤。

　　列寧…病態地愛面子，絕對不能容忍批評。“凡是不按列寧意見辦的壹切都應該受到詛咒！”有壹次馬.高爾基這樣說過，對於列寧來說，每壹個在某個問題上與他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對這樣的敵人不值得起碼的交往文明。

　　他不講道德，殘酷無情，毫無原則，從本性上說是個冒險主義者。但是應該承認，列寧的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並非出於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於對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寧為了把壹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壹半俄國人。他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麽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列寧同魔鬼的結盟是以魔鬼騎著他飛跑而告終的，正如當年女巫騎著霍馬飛跑壹樣。

　　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壹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壹個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壹場巨大的悲剛。列寧不懂得這壹點，他也不想懂得這壹點。

　　列寧狡猾地玩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往往對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釋。列寧從我關於個人和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壹點：他作為“肩負”

　　歷史“使命的”人物可以為所欲為。列寧是壹個承認意志自由，以為自己的行動統統具有強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樣。他有足夠的學養，還不至於以穆罕默德或拿破崙自居，但卻絕對相信他是“命運的寵兒”。從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必然性的觀點看，列寧只有在 1917 年 2 月前才是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此之後列寧的歷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過去和現在群眾都不明白這壹點。他們得到了比西歐還多的政治自由權利，但由於食不果腹，壹貧如洗，加之還被迫繼續作戰，因此甚至沒有發現這壹點。要是戰爭在 1917 年春天結束，要是臨時政府毫不拖延地解決了土地問題，那麽列寧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任何機會了，而他本人也將永遠被從肩負歷史使命者的行列中壹筆勾銷。這就是十月政變和今天的列寧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寧是個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們站在壹起，就是反對我們!”

　　這就是他的政治信條。他在設法作踐對手時不惜進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駡，不僅論戰時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製”的鉛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連自己的信件也要謄寫得清清楚楚。偉大的托爾斯泰要幾次校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列寧則只限於作壹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許多為每壹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壹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詮釋。例如，對於任何壹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壹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壹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卻是 “無產階級的民主”。

　　雖然從原則上說，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因為資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單獨來說只是人民的壹部分，而且遠非是壹大部分。

　　托爾斯泰，這位十分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認為沒有愛、沒有善和純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偉大，他不會承認列寧是偉大的。……列寧是 20 世紀的羅伯斯比爾。

　　但是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麽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寧最初會見中的壹次，我想那是 1895 年夏天在蘭多爾特咖啡館裡的的壹次會見。我們談起雅各賓黨專政垮台的原因。我開玩笑說，這個專政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多了。列寧抬起眉毛，十分嚴肅地反駁說：

　　“雅各賓黨共和國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衛！”於是我們只是對烏裡揚諾夫先生的極端言論付之壹笑 。但未來卻表明，這不是年輕和急躁的表現，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觀點，這些觀點他當時已經明確形成了。羅伯斯比爾的命運是眾所周知的。列寧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因為他進行的革命比神話中約彌諾陶洛斯更可怕；這場革命不僅將吃掉自己的孩子，還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5）國家的偉大在於民主傳統。普列漢諾夫說：由於缺乏民主(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不會有民主)，群眾文化低下，覺悟不高，國家可能變為比君主還要可怕的封建主，因為君主畢竟還是壹個人，而國家則是壹台沒有個性、沒有靈魂的機器。我相信，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正是這樣的封建主，尤其在頭幾十年裡是如此。……俄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布爾什維克執政時間的長短。俄國遲早將回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來，但布爾什維克專政存在的時間越長，這壹回歸之路就越痛苦。……壹個國家只要它的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公民富裕，國家才富裕！決定壹個國家真正偉大的，不是它的國土遼闊，甚至不是它的歷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傳統、公民的生活水準。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還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盪，甚至難保不土崩瓦解。……俄國迫切需要以優秀的民族傳統、關於民主、政治自由權利、人道和社會公正的現代觀念為基礎的先進的意識形態。只有這樣的意識形態才能保證俄國經濟平穩地、正常地發展。

　　“十月政變”的災難性後果

　　布爾什維克欺騙人民的口號是：“和平、麵包、土地”

　　和平？在帝國主義戰爭正酣，在沒有進行周密的談判之前就讓俄國軍隊解除武裝，使得德國軍隊長驅直入，侵佔了更多的領土。布黨的血腥統治激起了幾乎全國人民的反抗，內戰席捲全國，農民紛紛拒絕向城市供應糧食，頓河哥薩克大規模暴動，和紅軍血腥拉鋸，雙方那種原始的野蠻、殘忍和血腥，在蕭洛霍夫《頓河故事集》、《靜靜的頓河》中得到了體現。那還是官方容許的正統讀物。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前白軍將領率領的起義隊伍，壹度幾乎推翻了布黨的統治。壹個政權初生便激起幾乎全部人民的反抗，這在世界史上還找不到第二例。

　　德國人怕布黨垮了，還得兩線作戰，便慷慨給予大量的金錢。為推翻臨時政府，德方給列寧 5 千萬金馬克；為鞏固列寧的政府，德方又供給他 4 千萬金馬克。

　　例如：1917 年 11 月 23 日德方給列寧 1500 萬馬克搞宣傳（1921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伯恩施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文章說：“我 1917年底才知道：列寧的黨在德國那裡至少拿了 5 千萬金馬克”。見：阿.阿夫托爾漢羅夫《黨治制的由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列寧對德國投桃報李。1918 年 3 月 3 日，布列斯特和約正式簽訂。按合約，俄割讓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割讓幾乎整個烏克蘭（後來這部份領土在德國戰敗後又給俄國人佔領了），賠款 60 億馬克。1921 年 3 月 18 日，由波蘭支持的佛蘭格爾將軍舉兵護國，攻勢凌厲，列寧又與波蘭簽訂“波蘇和約”，同意將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劃歸波蘭。

　　列寧說：“和約是戰爭的喘息時機，……我有決心、有義務簽定屈辱幾十倍以至壹百倍的和約……以便同大後方保持聯繫並在那裡建立軍隊”。列寧屈辱地退出戰爭是為了讓兩伙帝國主義自相殘殺、彼此削弱，從而為布爾什維克世界革命成功創造條件。

　　世界革命是布爾什維克和列寧當時尋找的唯壹支持。這就導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於尋找和處理國內的各種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計地到國外去策動革命。

　　正是列寧所創建的第三共產國際要對第壹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戰亂負主要責任：義大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副產品。十月革命把災難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後有 15 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通往毀滅之路，其中以和平溫良著稱的佛國柬埔寨發生的民族慘劇最觸目驚心，那兒近半數人民進了萬人塚。這就是列寧干出來的好事。

　　後來，布爾什維克黨人常把內戰的責任諉之於反動派及外國幫凶。可早在1917 以前，布黨的政治綱領中就有壹項中心任務，說要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轉變為階級之間的內戰。

　　托洛茨基說：“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為了內戰”；“紅色恐怖是壹種武器，專對於壹個命該滅亡而不願意滅亡的階級而用。”從 1826 到 1905 年 80 年間，沙皇政府處決的政治犯共 894 人；但布爾什維克執政第壹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人達數十萬。1917 和 1918 兩年，有 1 百萬人被列寧的共產黨處決。十月政變使得俄國在內戰中又多熬了 3 年，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十月政變後，紅軍往西趕白軍的時候，打到壹個城市，紅軍不動了。為什麽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於是，指揮官壹個電報給列寧，問：怎麽辦？列寧回壹個電報，誰也想不到他這麽回的：“把妓女統統殺掉！”這個檔案現在公開了。

　　1917年12月11日，立憲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則被視為“人民的公敵”，強迫他們解散黨組織，其黨人之大部被逮捕和處決。12 月 30 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會革命黨右派。

　　1918 年 6 月 22 日，曾大力支持過列寧的社會革命黨左派暗殺了共產黨員伏羅達斯基。 6 月 27 日，列寧的共產黨將立憲民主黨和孟爾什維克左派宣佈為非法組織。7 月 6 日社會革命黨人勃留姆金刺殺德國駐俄大使米爾巴赫之舉，其本意是為了破壞布列斯特和約。7 月 7 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莫斯科組織暴動，佔領莫斯科電訊大廈，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列寧。當時正在參加全俄蘇維埃第 5 次代表大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的全體成員被捕。7 月 11 日，社會革命黨人在烏拉爾山區宣佈對德國宣戰，並進攻莫斯科。為緩和德國的憤怒，列寧處決了 20 名社會革命黨人。由於擔心被囚禁在烏拉爾山區的沙皇壹家可能號召人民造反，列寧又下令槍殺沙皇全家，7 月 17 日命令被執行……8 月 30 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長烏裡茨基被壹個年輕的學生暗殺；同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謀殺沙皇官員而被囚禁和流放了 11 年的卡普蘭，在莫斯科米骸�査晒�廠行刺列寧，她說：“我早就決心殺死列寧了。我認為他是出賣革命的奸細……”

　　這壹切為列寧對人民施行大屠殺製造了籍口。列寧說：“應把槍決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壹切活動”（《列寧全集》第 43 卷第186 頁）。1918 年 9 月 2 日全俄中央執委會向全黨發出通電：“不許再軟弱！不許再有感情上的顧慮！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必須立即逮捕起來。並從資產階級和白軍軍官中獵取大量的人質；只需有輕微的反對活動或有反抗的企圖，或白軍的擁護者中有什麽最小的活動，便須進行大規模的槍決。……契卡和軍事部門應特別努力搜索並逮捕壹切改名換姓的人，並不拘何種形式地槍決每壹個同白衛分子活動有勾結的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季諾維也夫下令槍決了 500 名人質，這些遇害的人質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輕微嫌疑就從家裡被抓走的。

　　1918 年列寧命令史達林在察裡津搞集體大屠殺。據蘇共官方統計，僅在 1918年 6 月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徵集隊”，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面對農村的暴動和要征服其它地區與民族，紅軍將白俄的近兩百名將軍及其家屬包括兒童扣作人質，要這些白俄軍官幫助紅軍打仗，如搗蛋反抗或打了敗仗，就殺家屬、兒童。當這些白俄將軍官幫助紅軍取勝後，這些白俄軍官及他們的家屬全部被秘密殺害。

　　埃薩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壹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曾壹度在共產黨政府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他描述 1918 年 2 月開會時的情況：列寧提出壹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 其中有壹條， 要求把壹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就地正法”。這批犯人包括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以及德國奸細等。斯坦因倍格反對這項法令，他的理由是：

　　此項法令的條文“過於苛酷，……勢必將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統治”。“列寧對我的反對性意見大為惱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義進行反駁。於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們何必還要什麽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乾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 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道:

　　‘好罷，行啊，……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

　　壹位被囚的俄國總主教曾於 1918 年指斥共產黨說：“妳們曾使俄國人民的手沾染了他們兄弟的鮮血，妳們猶以未足；妳們肆無忌憚地挑撥人民從事公開的無恥劫掠，蒙蔽了他們的良心，並使他們不畏懼罪惡；但無論妳們用什麽名義來掩飾妳們的罪惡、謀殺、暴行和劫掠，罪惡終歸是罪惡，終將受到上蒼的懲罰。

　　是的，在妳們的統治下，我們將過著壹種長時期的恐怖生活，因為妳們已經將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毀滅，並代之以野獸般的統治……”

　　契卡首領捷爾任斯基高叫：“我要請求革命的寶劍，以消滅全部的反革命”。

　　從 1917 年到 1921 年，25 萬人成了“契卡”的犧牲品。那血腥情景，連官方讀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都有所描繪。書中角色朱赫來參加了行刑隊，每天大批斃人斃到神經快要錯亂的地步。

　　曾被蘇共領導人稱為十月革命的“榮光和驕傲”的炮轟過冬宮的喀琅斯達德的水兵們感到了絕望。1921 年 3 月 1 日，26000 名水兵和工人們在喀琅施達德舉行大會，壹個水兵呼喊道：“同志們，把我們推進這個泥坑的就是那壹群共產黨。他們現在正戴著共產主義的假面具而高據在我們的共和國之上……讓我們來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對農民、農民反對工人的共產黨員趕走，因為我們已經自相殘殺得夠了……” 水兵們宣佈“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產黨的特權地位，任何政黨都不能享有特權並從國家領取經費”。起義者們在被鎮壓前夕，曾向全世界發出呼籲：“12 天來，壹部分真正的英雄們——工人、水兵和紅軍戰士們，被迫同全世界隔絕，忍受著共產主義劊子手們的攻擊。我們堅定地捍衛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使人民從壹個黨的狂熱性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我們在臨死前高呼：自由選舉的蘇維埃萬歲！願全世界無產階級瞭解事件的真相！同志們！我們需要妳們道義上的援助，抗議共產主義專制者們的殘殺！”有 2600 名共產黨員參與了起義，有 900 人退黨。他們不贊成壹黨專政，要求實現原先承諾的民主自由。但列寧的答覆卻是堅決鎮壓，說：“我要讓妳們幾十年裡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列寧立即命令 6 萬軍隊進攻，甚至使用了毒氣。

　　托洛茨基很不情願地帶領大批軍隊開赴喀琅施塔得。其間因冰河開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戰鬥便溺水身亡。血腥鎮壓之下，被鮮血染紅的15000名水兵的屍體，就橫躺在俄羅斯陰沉的天空底下，8 千人跑到芬蘭，2 千人被判刑……事後，據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公佈的材料，海軍中 30%的黨員參加了起義，40%的黨員宣佈中立。二戰後史達林又把逃到芬蘭的人抓回來，關到集中營裡。近幾年，俄國政府終於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屬致歉，平反並恢復了那段歷史。史學界不再稱之為“叛亂”。

　　麵包？有壹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壹場大災難。在俄國各地進行的政權拉鋸戰，中斷了城鄉物資流通管道，加劇了城市的饑荒；而採取生硬的辦法瓜分地主、富農土地給農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貴族和富農們的抵制與反對，他們藏匿糧食、宰掉牲畜，加劇了饑荒。

　　列寧頒佈所謂的“餘糧徵集製法令”，他要把農民的糧食搶光，用飢餓迫使他們屈服。據蘇共官方統計，在 1918 年 6 月以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徵集隊”，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從1918 年開始，俄羅斯發生饑荒；海外和民間救援團體壹成立便被取締，而政府只能救援 1/10 的饑民，致使 520 萬人活活餓死。當年主持這項救濟工作的是美國人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俄國受惠者達 2500 萬。

　　實行這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政策。在持續數年的糧荒中，俄共政權實行糧食配給制。1918 年 9 月 1 日，按階級的配給制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四種不同顏色的麵包和食物配給證發給人口中的四個階級，配給的數量按四、三、二、壹的比率分配。獲得配量最少的第四類都是靠資本收入、房產、商業企業或者靠剝削別人的雇用勞動而生活的人，而且當供應量降得非常低的時侯(這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就完全得不到配給。為了得到糧食充飢活命，壹些前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的珠寶樂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換取糧食，但這往往會被“契卡”突然捕獲，被扣上種種反革命破壞罪名抓去做人質或者乾脆就地處決。於是，從前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現在也沒有抗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資產者整個階級都被逼上了絕路。

　　共產黨人取締了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被迫轉入地下，成了黑市。那時是把所有擁有餘糧或糧食、在黑市出售糧食的農民統統當作投機倒把的敵人，甚至把整個小生產者當作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敵對階級。不久，黑市經濟就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濟。政府故意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意在消滅人們的存款，結果這個目的達到了，但紙幣氾濫成災，及至 1923 年蘇俄的物價較之 1917年的物價已漲了壹億倍。

　　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各項生產指標壹落千丈。有壹位蘇共專家描述1917-1920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壹場大災難。1913 年帝俄時代的穀物年產量為 7820 萬噸，而 1920 年蘇俄耕地面積雖然只比戰前減少7%，但穀物總產量卻減少壹半，只有 4820 萬噸。蘇聯公有化後糧食供應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態，到 1953 年，全蘇聯糧食的生產總量為 8250 萬噸，比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時代還少(據《炎黃春秋》2002 年 12 期第 61 頁)。1920 年棉花產量僅為戰前 6%，1920 年的重工業總產量僅及 1913 年工業總產量的 18%，煤炭產量跌到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7%，而鋼鐵產量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4%，日用品極端匱乏。

　　1921 年蘇俄工業方面雇用員工的人數，尚不及 1918 年雇用人數的壹半；而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僅及到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工人生活水準的 1/3。根據 1970 年代蘇聯學者計算，壹次世界大戰前十年俄國的經濟增長是俄國有史以來最快的。

　　經濟危機迅速轉變為政治危機，1920 年年底到 1921 年春，各地普遍爆發農民起義，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部、伏爾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壹些城市發生工人騷動，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區數千工人罷工，並號召紅軍戰士參加他們的示威，反對經濟狀況惡化。彼得格勒也出現騷動。最後爆發了水兵起義，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度過難關。

　　土地？列寧要求對資本家、地主、富農和教會的財產實行強制性剝奪。馬恩的《共產黨宣言》中把農民視為反動勢力。列寧說，從馬克思來說的話，“農民是反動的壹幫”。“我們起初使用壹切方法支持壹般農民反對地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後，……我們支援無產階級去壹般地反對農民(《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4 版第 9 卷第 213 頁)。

　　在布爾什維克國家，貧農擁有土地的日子沒能持續多久，很快就全盤集體化了；農民成了地地道道的農奴，沒有土地、沒有財產，完全依附於殘酷的新地主——黨。

　　列寧推行戰時共產主義義務勞動制，對人民實行奴隸式的強迫勞動。1918年 10 月 5 日，人民委員會決定，對非勞動者實行強制勞動，以勞動手冊取代身份證，並將勞動記錄與口糧分配掛鈎……勞動義務制的配套形式是勞動軍事化，如欲隨意脫離崗位，要受到軍紀和戰時法律處理，有些軍工部門直接被編入軍隊行列，鐵路系統亦被列入戰時動員狀態……列寧發明了集中營，把起來反抗布黨統治、以罷工捍衛自己權益的工人階級投入其中，強迫他們從事奴隸勞動。布黨還解散了所有的工會，代之以御用工會。

　　世界上只有蘇聯式的“工人階級的天堂”的工會只管發電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壹代領導班子裡只有壹個工人出身的成員，而且工人階級在共黨國家的實際地位，遠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共黨國家從來沒有過罷工的現象就足以說明這壹點。

　　1922 年，蘇聯政府在烏克蘭等地區征糧時，還強行徵兵、禁止農產品市場交易。農民示威抗議，便遭機槍掃射，死傷無數。大約 4 萬農民躲進了深山老林，這些避難者便成為“剿匪”的對象。10 萬軍人和員警別動隊來圍剿他們，抓到後，就地處決，施放毒氣，無所不用其極。4 萬農民被消滅了 3 萬 9 千多，剩下的不足 1 千人被捉起來，關進了集中營。

　　俄國共產黨的支部，深入到各地社會生活的每壹個部門。後來，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寧建黨的辦法組建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他把這些黨支部叫做“政權的毛細管組織”。不妨借這個名詞來說明：黨組織就像血管壹樣，毛細血管遍佈全身，壹切社會團體，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會團體，都不能逃脫共產黨的控制。壹個以“人民的名義”來戕害人民的暴政，壹個比歷代沙皇還要殘暴千倍萬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就這樣血淋淋地在俄羅斯篡立起來……1926 年 1 月，徐志摩看到陳毅《紀念列寧》的油印稿後，在《晨報副刊》

　　發表《列寧忌日――談革命》壹文說，“我信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不希望馬克思列寧主義“傳佈”，因為“我怕他”。他認為“共產革命”

　　是“盲從壹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想望壹個永遠不可能的境界”。他勸青年人“不要輕易謳歌俄國革命”，因為“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壹件事實。”

　　當代俄國的學生課本書上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定性為“十月政變”（之前發生的“二月革命”還是叫“二月革命”）。即不承認它有什麽革命的進步意義了，它推翻了“2 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體，把社會又拉回到專制主義的政體中去。壹個民主制的“嬰兒”被另壹個更大的專制所取代，人民整體生活水準不但沒有提高，飽受新壹輪的苦難。1991 年，前蘇聯海軍將領，齊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降下了紅旗，莊嚴地升起“2 月革命”那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肯定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列寧格勒這個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舉行全民公決，多數人投票贊成改名為“彼得格勒”。歷經 74 年歲月，人民還是拋棄了列寧，反而贊成彼得大帝。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評價列寧說：“他給俄羅斯民族帶來了很多災難。”1998 年 7 月 17 日，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殺 80周年之際，其遺骨的安葬儀式在聖彼德堡舉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葬禮上說道：

　　“整個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只是壹個令我們民族感到無比羞恥的歷史”。

　　史達林罪魁

　　從史達林毒死列寧的奪權過程中，看到歷代專制政變的血腥重演，而且變本加厲。列寧逝世前病重的幾個月裡，作為總書記（相當於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三、四位的史達林將中央文件、決議都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下發，其影響力陡增。列寧去世前，曾選定托洛茨基為接班人，托洛茨基當時在黨內的威望也是最高，列寧在遺囑中評價托洛茨基是“最有能力的人”，而評價史達林則是“太粗暴”，建議撤掉他的總書記職務。而且，由於史達林對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態度粗暴，列寧還宣佈與史達林“絕交”。但史達林聯合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加米涅夫（原俄共主席）發起了對托洛茨基的批判，由加米涅夫建議史達林留任總書記職務，不宣讀列寧的遺囑。列寧去世，史達林也故意很晚才通知在外地的托洛茨基，使得他趕不回來參加葬禮，從而在葬禮上突顯了史達林。此後，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又被驅逐出境，並在墨西哥被暗殺。打倒了托洛茨基後，史達林又聯合布哈林（列寧稱讚布哈林是黨內“最優秀的理論家”）打倒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史達林奉行大俄羅斯主義，遭到烏克蘭政治局委員們的反對，於是，史達林致電邀請政治局委員們來莫斯科磋商，然後他下令槍斃了所有的烏克蘭政治局委員。在 1950 年前後，史達林在東歐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抓“鐵托分子”

　　的運動，共處決 234.5 萬人。

　　俄羅斯歷史學家拉津斯基在《史達林秘聞》中這樣總結史達林對列寧主義的理解：“壹天不搞恐怖黨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滅亡。”1928 年 3 月 10 日，頓巴斯工業聯合企業的沙赫特礦區發生礦井爆炸。頓巴斯煤田在世 19 紀末開始工業化開採，主要資本和設備來自法國和比利時。十月革命後，由蘇聯收歸國有，採煤技術和設備進口也隨之斷絕。到 1920 年代後期，設備早已老化，加上管理混亂，400 多座礦井，大小事故頻繁。沙赫特礦區發生爆炸事故發生後，史達林不從技術設備、安全生產管理等方面指導主管部門總結教訓，反而將之作為“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典型，硬說是“資產階級在工業戰線向社會主義發起進攻”。

　　為了讓全國人民認識到黨有可能被毒壞，史達林派人事先與頓巴斯煤礦 53名工程師們商量好，有意讓他們自我坦白，坦白承認自己是冒充的知識份子，其實是打入煤礦內的資產階級專家破壞組織，該組織是按照國際資本反蘇維埃組織的指示進行破壞活動的。在這壹天方夜譚式的“事件”中，55 人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叛國罪，53 名工程師中 22 人被處死刑。他們至死還不明白史達林其及布爾什維克為何出爾反爾，說好是演戲為何動真格？

　　正是壹黨專政，讓史達林為所欲為、壹手遮天。壹年後史達林下結論說：“決不能認為所謂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的壹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接著，在全國的工礦企業開展抓“沙赫特分子”的清洗運動。壹份報刊竟宣稱：“應該毫無條件地認為舊工程師中 90%-95%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緒的”。而實際上被捕的人中不僅有工程師，還有教授、作家和演員，他們都被逼供，受盡嚴刑拷打和各種折磨，被迫承認了自己的所謂“罪行”。當然，事實上幾乎都是冤案。史達林迫害知識份子，無非是要封住他們的嘴，不許他們對史達林的專橫政策有半點懷疑和不滿。

　　1935 年僅基洛夫工廠就有 140 人被逮捕，後來又有 700 人被槍斃。在1937-1938 年間，幾乎所有廠級、車間領導被逮捕。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機車車輛廠的技術人員幾乎全被消滅。改用不懂生產的外行領導工廠，致使生產率下降了壹半。

　　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壹，列寧稱他為“黨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1925 年接替季諾維也夫，主持共產國際工作；列寧死後，他提出了如何貫徹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壹整套設想和建議。1928 年蘇聯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 1.7%。 從 1928 年開始，布哈林同史達林就是否堅持新經濟政策發生激烈爭論。1929 年，史達林將布哈林開除中央政治局，宣佈布哈林是“走資派”、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

　　史達林恬不知恥地說：只有通過壹黨專政、只有通過對全國 80%的人口——農民採取強制手段才能取得。“農民是不會為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採用強迫的方法使他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須的”（《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5-6 頁）。

　　史達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敵後，從而得以於 1929 年開始強制性地推行農業集體化。集體化運動遭到了農民強烈反抗，僅在 1930 年初，捲入反抗暴動農民就達 70 萬人。

　　1929 年 12 月史達林宣稱：“富農們當然要抵抗，為了節省時間建設新農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來處理富農，乾脆把他們消滅掉，以便徹底解決問題”。《聯共黨史》說：“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1930 年 1 月蘇共通過《關於在普遍實行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經濟的措施》。史達林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壹些地區的鎮壓導致了紅軍部隊的譁變。史達林逮捕、流放了 500萬“富農”，財產被沒收被驅逐到邊遠區的農民約 900 萬人，許多人因反抗而被殺，更多人死於途中。

　　農民由於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例如僅在 1930 年 2-3 月間就屠宰大牲畜 1400 萬頭，殺了 1/3 的豬、1/4 的羊。結果，1933 年畜產品生產水準只占1913 年的 65%，牛從 6010 萬頭下降到 3350 萬頭，羊豬下降 2/3 以上，役畜首先是馬也下降了 2/3。大批生產資料被毀，集體化過程中 2/3 的馬匹、4/5 的牛、5/6 的豬和 85%的羊都失蹤了。集體化運動使農業產量在 30 年代初期降低了 30%以上。

　　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那比 1861 年以前的農奴制還要苛酷。

　　因為：作為壹個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領有自己的穀物和牲畜。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壹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1935 年，壹個農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壹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 247 個盧布的報酬，那隻夠買壹雙靴子。

　　農村因此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僅在 1932 年至 1933 年期間就有幾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1933 年從城裡派出大批黨員工作隊下鄉徵集糧食。工作隊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納糧，就地槍斃。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壹旦搜查出來壹點，就要把人槍斃。飢餓的人們在自己土地裡挖出壹個生土豆吃，也立刻被處死！

　　壹天，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來到伏爾加格勒壹農家，搜出還可供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又在壹個破木箱裡找到了壹公斤多散雜糧食，全都被拿走。農婦看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伸手爭奪。那女共黨掏出手槍，雨點般地砸向農婦，打得鮮血直流。當時，三個共產黨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什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壹家人全部槍斃！”他們分別掏手槍時，農婦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兩名男共黨膽怯了，說：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說著他們就退卻逃走了。

　　隨後，這家人知道要報復，遂逃到森林裡，以吃死去的人肉為生。據吃人者回憶，那時被槍殺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殭屍。

　　被宣判了死刑的農家都躲藏到森林裡，尋找死人吃，是大家唯壹的出路。吃人者已經成幫結夥了。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黨員，也趁火打劫。村莊裡壹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颳大風壹定能夠把人吹倒！

　　1932～1933 年期間蘇共政權消滅了農村中最有勞動力的人口，烏克蘭的喪生人數最多。在北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白俄羅斯、阿勒泰地區、黑龍江沿岸地區也有大批蘇聯農民被餓死。1930 年代哈薩克斯坦有 230 萬人餓死，人口淨減少將近 1/3。據蘇聯官方統計，從 1929 年到 1937 年，餓死的人口達 1450萬人（蘇聯《星火》週刊 1988 年 12 月 20 日），估計達 2000 萬。史達林不許報導饑荒，反而向國外出口糧食。據統計，1930 年蘇聯出口了 4800 萬普特糧食，1931 年出口了 5100 萬普特。即使是饑荒最為嚴重的 1933 年也還出口了 1000 萬普特糧食。史達林以這些糧食換取外匯，以便推進工業化進程，建造他的通天塔。

　　起初史達林不承認饑荒，後來承認了，但嫁禍於農業部長、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等，說他們故意搗毀了收割機，弄死了 3 萬頭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釘子，“以割破我國人民的喉管和腸胃”。二戰中，史達林本人對邱吉爾承認：“壹千萬農民被處理掉了”，並稱：“死壹個人是場生命的悲劇，死成千成萬的人就只是壹個統計數字了。”

　　被稱作“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在 1921～1923 年、1932～1933 年以及 1946～1947 年期間，曾發生過 3 次大饑荒。1932～1933 年烏克蘭糧食歉收，史達林派出專員，動用員警和契卡等機構強制征糧，導致烏克蘭伏屍遍野人相食，7 百萬～1 千萬人餓死，每天餓死 2.5 萬人。學者指出，當年的官方檔案並不完善，實際上每天餓死 3.2-3.8 萬人，總共餓死人數占烏克蘭當時全國人口的 1/3。烏克蘭學者說，在集體化運動中，農民的口糧、土豆等農副產品全被沒收。但同蘇聯其他地區有所不同的是，烏克蘭農民的牲畜、家禽等等也全被沒收。

　　1988 年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判定史達林對烏克蘭犯下種族滅絕罪。2003 年烏總統簽署法令，將 11 月 25 日定為“饑荒紀念日”，並劃撥經費在全國範圍內興建大饑荒紀念碑。約 30 個國家在聯合國簽署聲明，紀念因蘇聯的錯誤而餓死的百姓。2005 年 11 月 26 日，近 4 萬民眾在基輔舉行了紀念烏克蘭大饑荒受害者及其他政治壓迫受害者的活動，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參加了該活動並發表了講話。

　　他說，原蘇聯 1930 年代的大饑荒是反人類的罪行，烏克蘭壹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蘇聯製造的“種族滅絕”罪行。“每分鐘有十七人餓死；壹天大約死亡二萬五千人。比法西斯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還要多。” 立陶宛議會通過的決議說，史達林政權對烏克蘭犯下了民族滅絕罪。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也通過決議譴責共產政權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莫斯科當局說，“大饑荒”不是針對烏克蘭，全蘇聯都壹樣。那麽，當時蘇聯的大饑荒至少餓死 5-6 千萬人！外興安嶺的壹位七十多歲的俄羅斯婦女曾說：“那時候飢餓的人們，在地裡挖出來壹個生土豆，沒等吞入口中，就被國家安全局人員打死了！”

　　史達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壹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壹起消失了”。烏克蘭的民間歌手都是盲人，他們的歌曲從沒有文字記錄，每壹個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獨特的歌曲。史達林是出於什麽心態要消滅這些盲人？只因當時農村正在開展集體化運動，富農作為壹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壹些“富農”家庭在極“左”政策下絕了戶。史達林擔心這些盲人歌手四處雲遊，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誰知是不是在為富農鳴冤叫屈？對盲人能有什麽審查制度？

　　既不能把壹份經過修改和批準的歌詞交給盲人，又不能給他下達書面指示。對盲人什麽都得用嘴說……還是把他們槍斃了比較省事，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

　　1932 年 8 月通過壹項由史達林起草的專門針對盜竊集體財產的法令，其中規定：“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斃。”該法被民間稱為“五穗法”，饑民們可能僅僅因為偷了集體農莊的幾棵麥穗就被槍斃，最輕也要判十年徒刑。在此項法令頒佈後的 16 個月內，有 12.5 萬多農民被判刑，其中有 5400名是判處死刑。1932 年秋，當幾十萬個受飢餓折磨無家可歸的兒童擠滿許多火車站和大城市時，史達林曾下了壹道密令：凡在搶劫糧倉時或者在扒竊列車時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壹律秘密槍斃。到 1933 年 1 月 1 日，該法令剛剛被執行了不到 4 個月，就有高達 55000 人根據新法令被判罪，其中 2000 人被槍決。

　　1932 年以莫斯科市委書記留金為首的反對派，他們試圖求助於全體黨員，改變史達林專權的局面。他們被揭露後，招致黨內壹輪又壹輪的清洗。史達林的威望卻明顯地跌落。

　　1932 年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高爾基家有壹次著名聚會，冠蓋雲集，有克里姆林宮的首腦史達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他們談笑風生，觥籌交錯；還有 50 余位作家，如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托諾夫、布林加科夫、巴貝爾等，舉止卻相當恭謹自製。忽然，作家馬利什金來到史達林面前和他碰杯，詩人盧果夫斯科依大聲喊道：“讓我們大家都為史達林同志的健康乾杯！”此時，坐在史達林對面的小說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來說：“我聽厭了這種話！我們已經為史達林的健康幹了 114.7 萬次了。他大概已經厭煩這套了……”頓時冷場。史達林伸出手，握著這位小說家的指尖說：“謝謝妳，尼基夫洛夫，謝謝妳。我確實厭煩這套。”幾年後，那天晚上參加聚會者中，每 4 位就有壹位被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槍決。被槍決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說家尼基夫洛夫。

　　1934 年 2 月蘇共召開 17 大，都在議論讓基洛夫擔任聯共總書記，讓史達林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類職務。列寧格勒書記基洛夫出現在主席台時掌聲雷動，而史達林出現在主席台時幾乎沒有掌聲；隨後選舉中央委員也是基洛夫得票最多，史達林得到的反對票，大大地多於基洛夫。

　　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壹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史達林，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中被迫害致死。

　　1934 年 12 月 1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會議室主持州委會議。18 時左右，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進入會議室，走到基洛夫身邊說：克里姆林宮來了直線電話。基洛夫從座椅上站起來準備去接電話，剛剛跨出會議室的門，預先潛入、守候在會議室門外走廊上的兇手尼古拉耶夫用手槍抵著基洛夫的後腦射出罪惡的子彈。暗殺現場竟佈滿了內務部人員，兇手被當場抓獲。

　　1934 年 12 月 1 日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決議說：“對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法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下修改：(1)有關這些案件的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2)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壹晝夜交給被告。(3)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4)不接受判決上訴書和赦免請求書。(5)極刑判決被宣佈後立即執行。當時很多共黨的幹部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個嚴酷與專橫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是史達林戰勝敵方、清洗大批黨內幹部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什能保護他們自己了。史達林指揮內務部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任何人都可以說成是人民敵人，是陰謀集團的成員。限期十天內可以使用酷刑強迫被告屈招，沒有上訴。

　　依據此決議，開始了審判。

　　當時史達林的壹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斯基就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宣稱，大家應該記住史達林同志的話，在壹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壹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壹邊；“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部才不惜以壹切手段逼取口供。”

　　暗殺發生後，凡與暗殺相關的嫌疑人，以及有可能瞭解內情的人，都先後神秘地死去，沒有留下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罪證。史達林槍斃了 102 位知情者。史達林按“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邏輯，認定是原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組成的地下恐怖組織“列寧格勒總部”所為，著魔般地開始了持續４年的大肅反運動，共處決和迫害致死 1200 萬人。

　　因基洛夫壹案列寧格勒州有 3200 多名黨政幹部被捕。基洛夫女秘書拉祖爾金娜原是 30 歲的美麗婦女，從集中營獲釋後變成了白髮蒼蒼的“祥林嫂”，牙齒全掉光了，兩眼直楞楞的。她不管碰到什麽人翻來覆去就是這段話：“我在集中營蹲了 19 年……我的丈夫被槍斃了……我的兩個孩子都死在卡拉干達兒童監獄。”由於拉祖爾金娜已經呆傻，還把集中營看守唆使犯人們強姦她的事告訴給人聽，赫魯雪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爾金娜入黨介紹人是克魯普斯卡婭和斯塔索娃），後來讓她當了蘇共 20 大代表。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受盡嚴刑拷打，被處決前仍拒絕作假交代。劊子手們把柯秀爾的十六歲的女兒帶到審訊室，當著父親的面把他的女兒強姦了。此後，柯秀爾就在所有‘交代’上簽了字，可是他的女兒被放出來以後臥軌自殺了。”

　　史達林在 1935 年頒佈法律規定，12 歲以上（含 12 歲）兒童犯偷竊等罪按成年人條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史達林的法律是為大清洗做準備的。他早預計到大逮捕浪潮之後必是兒童乞討流浪潮，早頒佈有關法律，可有備無患。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主要還是想利用小孩脅迫大人。有了這條法律（對兒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們對兒孫的疼愛、牽掛之心，對其進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讓他們願認什麽罪就認什麽罪，要誣陷誰就誣陷誰。

　　1935 年 6 月 23～7 月 21 日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訪問了蘇聯。他看到：

　　高爾基被安排在像宮殿壹樣的別墅裡，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有四五十個，每天都有親朋食客數十人，在這裡“不知不覺過著封建領主般的生活”。而與此同時，普通老百姓還要為謀取麵包和住房而努力，路邊的壹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壹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這就是“道路以目”）。其實，史達林想要高爾基給自己寫壹些讚美詩，令克格勃送給他很多禮物。但高爾基死活不理，在小本子上寫下史達林種種不是。高爾基死後，克格勃的人看到了高爾基那個小本子，無奈地說道：“狼總是狼，再怎麽圈養也要跑回到大森林裡去。”史達林向羅曼羅蘭談到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它領導人實施兇殘的計畫，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斃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史達林對羅曼羅蘭解釋懲處 12 歲以上兒童的法律：“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 12 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極為反感，他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裡，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面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於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

　　1936 年至 1938 年，蘇聯許多大城市 10～20 歲的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其中就有許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們在自殺前還常常給史達林寄信訴說慘情，但這些信被加注的評語都是：把這些青少年趕出莫斯科去，以免讓外國記者和外賓看到這麽多被拋棄街頭的孤兒”。1937 年史達林、葉若夫下令：將全國所有父母被槍決後的青少年全部槍斃。

　　為消滅肅反的知情者，僅 1937 年史達林就槍決了 3 千名執行肅反任務的內務部人員，各州內務部分局的全部領導人被槍斃。在那時，僅莫斯科壹城每日至少殺人 1 千。據已公開的檔案，1938 年 8 月 20 日壹天，史達林批准槍決的“人民敵人”及其家屬 735 人。12 月 12 日創記錄地達到 3167 人！1956 年蘇共準備召開第 20 次黨代會時，蘇共曾下令內政部統計史達林在大清洗中的殺人數目。

　　統計數字指明，僅 1937 年至 1938 年壹年中，史達林本人就簽署了 681,692 人的處決令。後來，壹個重要的俄羅斯人權組織公佈了前蘇聯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單，這個名單中，共紀錄有 1,345,796 個俄羅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澤東在文革中殺人的“成就”要比史達林大得多。

　　從 1936～1939 年至少有 5 百萬人被關在監牢及集中營；其中 50 萬高級幹部被槍決。俄共最早的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去世和史達林本人之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初期共產黨中央委員 71 人，有 50 人被清算。凡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有壹次，中央全會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史達林居然忘記了招呼大家座下。過了許久，終於有壹個人率先坐了下來，眾人得救了。可這位曾經的工人革命家由於在這個荒誕事件中不合作，不久就被捕了。

　　在三十年代恐怖無比的“大清洗”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員警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壹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史達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閒談時，為天上壹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論。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說是仙后星座。

　　由於二人爭執不下，在壹旁笑聽爭論的史達林認為此事容易，給天文館打個電話就可搞清，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誰知原天文館長、壹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壹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並非天文學家，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對史達林秘書的電話，這位元新館長當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車去找壹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壹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壹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末日已到，在開門時突發心臟病死在門口。汽車只得急馳去找另壹位天文學家，而這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裡兩點半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壹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 60 的老人不願再受凌辱，便縱身從視窗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幾經周折後，這位天文館長終於在清晨 5 點鐘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急忙給史達林的別墅掛電話：

　　“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但值班人員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

　　布哈林 1934 年至 1937 年任《真理報》主編，1937 年他被指控充當外國間諜而被捕。1938 年 2 月，蘇聯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對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進行公開審訊。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控布哈林派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刺殺列寧，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 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高爾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

　　布哈林為保護妻子安娜.拉林娜和年幼的兒子，違心地承認了所指控的罪行。

　　但他又同審問他的法官進行了機智的鬥爭，對具體的事情又巧妙地加以否認，這為以後他的親屬要求為他平反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的口供的情況下，法官烏爾利希判處包括布哈林在內的所有被告死刑。在處決前夕，布哈林懷著相信真理的信念，寫了壹封致未來黨的代表大會的信。在信中，布哈林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辯白，呼籲未來壹代黨的領導人，“驅散滔天罪惡的烏雲”，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他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誦下來。當時，他的妻子才 23 歲，他確信他妻子能活到他平反昭雪的那壹天。他跪在他妻子的腳下，含著眼淚，請求她寬恕他，請求她把兒子培養成壹名布爾什維克，請求她為他以後平反昭雪竭盡全力，請求她不要忘了他遺書中的每壹句話。他堅定地對妻子說：

　　“妳還年輕，妳活得到那壹天，妳起誓，妳要記住我信中的每句話。”布哈林的妻子起了誓，他才從地上起來，擁吻了她，用顫抖的聲音說：“不要抱怨，歷史上常有可怕的錯誤，但真理總有壹天會恢復。”他相信，他的遺書會被搜查。因此，他待妻子把遺書的內容壹字不漏地背出來後，他把遺書毀了。1938 年 3 月14 日或 15 日夜，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槍決。布哈林年僅 50 歲。

　　1956 年蘇共 20 大前夕，赫魯雪夫曾問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請告訴我，在對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提起公訴時，他們的罪狀有多少真實的事實依據？”魯堅科回答：“從司法的觀點來看，並沒有任何依據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提交審訊。

　　因為對他們起訴的根據，都只是壹些肉體上和精神上嚴刑逼出來的口供。而這些逼出來的口供是不能作為把壹個人送交審訊的合法依據的。”可在赫魯曉林、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由於他們堅持史達林的價值觀，始終拒絕為布哈林平反。1988年2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終於決定撤銷當年軍事法庭對布哈林的判決。

　　2 月 5 日，蘇共政治局宣佈恢復布哈林的名譽。5 月 10 日，蘇聯科學院恢復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的稱號。6 月 21 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恢復布哈林的黨籍。

　　赫魯雪夫秘密報告說，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 139 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有 98 人，即 70%。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 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壹半以上，達 1108 人。

　　先後擔任各部人民委員（部長）的幾乎全部被槍斃。1941 年在明斯克附近壹次就槍決了 10 萬多人。為平息民憤，史達林將副手雅哥達、葉若夫先後以“毫無根據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處決。

　　1937 年 5 月，史達林家鄉格魯吉亞舉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有644 名。會議剛結束，便有 625 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槍決，僅 19 人倖免於難。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紅軍元帥 5 人中的 3 人，上將 4 人中的 3 人，中將 12 人全部處死；以及所有集團軍軍長、幾乎所有的師長和旅長、半數的團長、絕大部分政治委員，多達約 5 萬重要軍事政治幹部被殺，更多的幹部遭到清洗。僅 1937、1938 年兩年共槍決紅軍指揮員 3.5 萬人。戰爭爆發時，只剩下 7%的軍官受過高等軍事教育，75%的軍官擔任他們的職務不到半年時間。

　　更荒唐的是對共產國際活動家的迫害，被害者中有些人是各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多住在蘇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都犧牲了，而留在本國監獄中的共產黨領導人卻大部分都活了下來。當然，史達林在陷害這些無辜者的時候大都使用了殘酷的肉體折磨和精神折磨，其殘酷程度遠遠超出了人類歷史上的酷刑的總和。

　　史達林對每壹個“政敵”的家庭都是採取斬草除根的方法，似乎從中發現了樂趣。加米涅夫被槍決後，接著是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婦被槍決。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主席）自殺後，他的妻子被捕入獄，三個孩子有兩個被判死刑。沃茲涅先斯基（蘇聯部長會議第壹副主席）被處決，他的弟弟、姐妹也跟著全都被槍斃。圖哈切夫斯基的壹家總計倒下了 10 個人——妻子、兩個弟弟、三個妹夫被槍斃，母親和壹個妹妹死於集中營，女兒（獨生女）斯維特蘭娜在少年監獄染上重疾，出獄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瑪麗娜因缺乏親人照料，很小年紀就患了肺結核，後來也病死了。三個妹妹、兩個弟媳全被判刑，其中壹個妹妹在集中營裡蹲了 18 年，1955 年才獲自由。侄兒安德列被奧德薩兒童保育院收養。這是壹個專門收養“人民公敵”孩子（孤兒）的保育院。衛國戰爭爆發後，這個保育院的 5 百多個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達時只剩下 120 個……史達林殘忍無比，他的妻子忍受不了他對同僚的暴虐而舉槍自殺，他的兒子也因父親的殘忍而撲向電網自殺。是什麽深仇大恨需要讓每壹個“前戰友”家破人亡？史達林的殘忍已經接近了人性惡的底線。

　　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皮達可夫（蘇聯重工業部副部長）、拉狄克（蘇聯《消息報》副主編）、葉戈羅夫（蘇聯元帥）、埃德曼（蘇軍上將、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丘巴爾（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財政部長）、艾赫（蘇聯農業部部長）的年幼的孩子們（他們都已經成為孤兒）都被“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收容了，最後將他們送交卡申科兒童精神病院暫時“託管”。這些孩子經常因“違反院規”而遭到毒打。著名記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療”中被治瘋了，皮達可夫的孩子因對參觀團說“妳們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後轉院送走，後來下落不明。最可憐的是布哈林的養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歲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婦被捕時因攔救他們被保安人員打傷，送卡申科時身體非常衰弱。當安德列得知他的養父已被槍決時，他在廁所裡上了吊。安德列決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體同伴叫來，向他們說了這樣壹段話：“我，反正是活不長的。如果妳們當中有誰能夠從這個罪惡的國家逃出去，要告訴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蘇聯是個什麽樣的國家，甚麽是蘇維埃政權……”

　　赫魯雪夫與第壹個妻子生的兒子列昂尼德.赫魯雪夫在戰爭爆發後當上了壹名飛行員，在壹次戰鬥中，列昂尼德駕駛的殲擊機失蹤了，原來他成了德國人的俘虜，最終他向德國人妥協。史達林得知後，命令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國執行任務的“鋤奸隊”完成了這壹任務。他們將列昂尼德押回莫斯科，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判處列昂尼德死刑。赫魯雪夫曾多次請求史達林從寬處理，史達林在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最終決定實行槍決。

　　史達林曾調集裝甲部隊屠殺車臣人上百萬，對高加索各族人民、克裡木韃坦人、伏爾加河流域的日爾曼人及加爾梅克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二戰後史達林把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猶太人全部殺光。1947 年烏克蘭還發生大饑荒，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用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不管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症多啦）。若沒蘇聯相關檔案的解密，這壹歷史血腥外界從何得知？

　　從 1947 年起，史達林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思潮”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運動，涉及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將壹批與史達林觀點不甚相同或比較有獨立意識的作家、學者、理論工作者打下去，不准他們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對其中壹些人採取了鎮壓措施。類似 30 年代的政治清洗再度展開。

　　1949 年秋，蘇聯保安機關在史達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壹批高級幹部，其中有：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壹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沃茲涅先斯基，蘇共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羅吉昂諾夫，列寧格勒州委書記波普科夫等。經秘密審訊，於 1950 年 9 月，以“叛國罪”將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判處死刑。由於這壹案件所涉及的物件大多在列寧格勒工作，所以被稱作“列寧格勒案件”。

　　1952 年，史達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根據他的設想，蘇聯將在 20～30 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現無商品貨幣的按需分配，經濟指標全面超過美國。

　　史達林晚年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被戰爭中斷的黨代表大會制度直到 1952 年才接續上（相隔了 13 年），從戰爭結束至史達林逝世的 8年間，中央全會也只開過兩次（1947 年和 1952 年）。由於權力機制的運行完全依賴個人意志，因此，隨著史達林晚年身體的逐漸衰弱和思維方式的日趨偏執，他對蘇聯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加深。

　　在史達林統治的 1920～1953 年，蘇聯被整死的人約 2500 萬（不包括戰爭年代）。其中不少於 1/3 的人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這些數位不包括由於 1932～1933 年大饑荒所造成的農民大量死亡，也不包括由於民族強迫遷徙而造成少數民族的大量死亡。

　　麥德維傑夫感慨地說：“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沒有對自己的同胞進行如此規模的鎮壓，也沒有消滅掉這麽大數量人的生命。”但毛澤東卻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認為史達林搞肅反是“正確”的，只是“錯判了壹些好人”，犯了“肅反擴大化”

　　的錯誤。這種高論實在讓人驚訝！

　　壹個蘇共黨員 1994 年在《自由思想》壹書中寫道：“史達林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專政，難道社會主義道路要用千百萬人的屍骨來鋪墊？難道人類要用頭顱作酒杯，才能飲下文明的美酒”？凡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壹經確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現誅除異己、血腥鎮壓、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現象；所有這些耽誤了社會歷史的發展，拉大了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差距，敗壞了道德風尚，喪失了固有的傳統。

　　如果有人不禁要問：為什麽竟有這樣壹個政府，視萬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殘暴地蹂躪其本國的人民呢？因為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都只著眼於未來，認為人應當如何如何，而把當前的人視為贅疣。這壹觀點，深深地隱藏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馬克思有壹次就寫道：“當前這壹代的人，就像是壹群由摩西率領著在荒野中流浪的猶太人壹樣。他們不僅是要征服壹片新世界來定居，他們也壹定要死去，空出位置來讓那些適合於這片新世界的人來居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叫他們的信徒去搞集體屠殺，然而他們都樂於為了尚未出生的下壹代而犧牲當前這些正活著的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也強調指出：“蘇維埃政權沒

　　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壹點多麽痛苦，但是我們將近 70 年都走了壹條死胡同，偏離了人類的康莊大道。”

　　蘇聯在二戰中的醜惡表演

　　蘇聯是二戰發起國，史達林對二戰的爆發難辭其咎。1772、1793 和 1795 年沙俄和德國曾三次瓜分波蘭。波蘭亡國，波蘭就從歐洲地圖上消失長達123多年。

　　1918 年 11 月 11 日波蘭恢復獨立，成立共和國。波蘭政府力圖恢復 1772 年的俄波邊界線，為此，新成立的波蘭共和國就發動了對蘇俄的戰爭，史稱蘇波戰爭。

　　1920 年 4 月，波軍進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廣大地區，蘇俄紅軍進行反擊，但最後被波軍擊敗。1921 年 3 月 18 日，波蘭與蘇俄在里加正式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即《里加條約》。其主要內容是：締約雙方承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獨立，劃定了波蘭東部邊界（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西部地區劃歸波蘭），這時波俄邊界線約在寇松線以東 150 英里處。根據該條約，波蘭獲得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以及立陶宛的壹部分，蘇俄在這場戰爭中損失了大片領土。

　　從 1938 年 10 月起，希特勒向波蘭提出波蘭走廊的問題，並向波蘭發出戰爭威脅。1939 年 8 月 23 日，蘇德外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還附了壹份蘇德瓜分波蘭的秘密議定書，由史達林和裡賓特洛甫簽字。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以閃電戰突襲波蘭，迅速侵佔波蘭大部分領土，波蘭軍民英勇抗戰。9 月 17日，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以保護波蘭境內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為由，命令 60 萬蘇軍向波蘭發動進攻。9 月 18 日，德蘇兩國軍隊在布列斯特會師。波蘭陣亡 6.63萬人、傷 13.37 萬人、被德軍俘 42 萬人、被蘇軍俘 23.25 萬人；最終，波蘭政府流亡倫敦。在華沙，有 25 萬居民死於非命。1939 年居住在波蘭邊界靠俄方壹側的幾十萬波蘭人，只有婦女和兒童被遷到哈薩克定居，男人們則被斬盡殺絕。

　　1.5 萬名波蘭軍官作為戰俘被押解到蘇聯，關入勞改營。戰俘有通信權利，起初還能寫信。但 1940 年以後便再沒有他們的消息了。波蘭流亡政府多次向蘇聯政府詢問，但均未得到答覆。

　　1943 年 4 月 13 日，德國第壹個向全世界宣佈：德軍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壹座萬人塚，裡面葬有４千波蘭軍官的屍體。納粹說，蘇軍用德軍武器槍殺了這些軍官，企圖以此掩蓋罪行並嫁禍於柏林。蘇聯當即否定，並壹口咬定是德國法西斯槍殺的。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國際法庭對德國戰犯進行審判，蘇方提出德軍在卡廷屠殺波蘭軍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駁回。紐倫堡國際法庭並未做出誰是卡廷慘案兇手的判決。以後這個問題多次被提起，但始終未做出結論。

　　蘇聯多次斷然否定是他們幹的，把罪責推給德國法西斯，但西方和波蘭對此壹直持懷疑態度，理由是 1940 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國人佔領，德國人如何能在蘇聯控制區進行大規模屠殺？直至 1990 年 4 月 13 日，塔斯社在雅魯澤爾斯基訪蘇之際發表聲明，正式承認將近 1.5 萬名波蘭軍官被屠殺是“史達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壹”。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把有關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難者名單親手交給雅魯澤爾斯基時說：“近期新發現的材料，間接地、卻無可置疑地證明，半個世紀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犧牲的數千名波蘭公民是貝利亞及其手下人幹的。波蘭軍官的墳墓——旁邊蘇聯人的墳墓出自同壹只兇殘的手。”這是蘇聯當局推卸責任時慣用的手法。史達林大清洗時很多黨政軍要人受到“貝利亞壹伙人的迫害”，同史達林的專制獨裁統治所形成的社會體制無關，同其他領導人無關，而貝利亞已得到應有的懲治，沒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蘭人對蘇共總書記的說法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他並未說出全部真情。卡廷慘案並非貝利亞擅自干的，是聯共(布)政治局的決定，貝利亞充其量是執行者。對卡廷事件瞭解得更多壹些的波蘭人甚至知道不是貝利亞干的。1940 年 3 月 5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十三次會議，決定同意內務部的建議：處決波軍戰俘。在報告上簽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體成員：史達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加里寧、日丹諾夫和卡岡諾維奇。這份報告上並無貝利亞的簽名。1992 年 10 月 14 日，葉利欽總統的特使向波蘭總統瓦文薩移交了有關卡廷事件的兩包“絕密檔案”(影本)，總共20 個檔，其中最重要的是聯共中央政治局 1940 年 3 月 5 日關於槍決 14700 名波蘭軍官和在獄中關押的 11000 名波蘭公民的決定。波方立即將其中幾個重要文件予以公佈。

　　1939 年 11 月～1940 年 3 月，歐洲大戰烽火正濃，強大的蘇聯發動了侵略弱小芬蘭的非正義戰爭。1939 年 10 月蘇聯以維護西北邊境安全為由，要求芬蘭轉讓芬蘭灣諸島嶼和雷巴奇半島部分領土，租讓漢科半島軍事基地並將卡累利阿地峽的邊界後移。作為補償，蘇聯將卡累利阿地區兩倍於上述地區的領土轉讓給芬蘭。芬蘭政府從其安全和中立地位考慮，表示難以接受蘇方要求。11 月 9 日，雙方談判破裂。28 日，蘇聯以芬軍在邊境地區“挑釁”為由，單方面廢除兩國互不侵犯條約，並於次日宣佈斷交。30 日對芬蘭宣戰：蘇軍以 20 個師(45 萬人)、2000 輛戰車和 1000 餘架作戰飛機從四個方向對芬蘭發起全線進攻，企圖在 3 天內“解放”芬蘭，並且當晚就在芬蘭建立起了傀儡政府。當時芬蘭全國人口只有370 萬人，國防軍總數只有 3.3 萬人。芬蘭陸軍的裝備，也只停留在壹次大戰的水準上。芬蘭國土狹小，根本沒有戰略空間。蘇聯高層驕傲地認為芬蘭會像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壹樣不堪壹擊，乖乖地歸順於蘇聯強大的襁褓之中。然而，芬軍利用嚴寒和沼澤森林的有利地形，展開反擊戰、陣地戰和消耗性圍殲戰，蘇軍損失慘重。據赫魯雪夫的回憶錄透露，自 1939 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 13 日和約簽訂，短短三個半月內，蘇軍實際在蘇芬戰爭中損失上百萬人，被俘 55000 人。在這場以弱抗強的戰爭中，芬蘭狙擊手有著非常卓著的戰果。百發百中是狙擊手們追求的境界。據統計，二戰時平均每殺死壹名士兵需要 2.5 萬發子彈。越戰時平均每殺死壹名士兵需 20 萬發子彈，然而同時期的壹名狙擊手卻平均只需 1.3 發。這是壹個多麽懸殊的數字對比！芬蘭狙擊手中最厲害的當數SimoHayha。SimoHayha是芬蘭也是世界最高獵殺記錄 505 次的保持者。以 SimoHayha 為首的滑雪部隊使用的是從帝俄時期沿用下來的步槍，卻能在 700 米外狙殺蘇軍，在蘇軍士兵中造成極大的恐懼，稱他們為“白色死神”。1940 年 3 月 13 日，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和平協定，芬蘭將其東南部包括芬蘭第三大城市維堡在內的卡累利阿地峽、薩拉地區和芬蘭灣的大部分島嶼割讓給蘇聯，並把漢科港租給蘇 30 年。芬蘭雖割讓了 1/10 的領土（4 萬平方公里），但通過戰爭避免了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壹起被併入蘇聯的命運，基本保證了國家主權和獨立。芬蘭只有 2.5 萬人陣亡，4.3萬人受傷，被俘 1 千人。

　　1941年6月部署在蘇德邊境的蘇聯軍事力量的規模和品質都遠遠超過德國：

　　軍隊數量，蘇軍是德軍的 1.6 倍；軍事裝備的對比：坦克，蘇聯是德國 4 倍，其中有壹半坦克的品質與德國最先進的坦克相當；大炮，蘇聯 6 萬門，德國 4.3 萬門；戰機，蘇聯 1.9 萬架，其中起碼有將近 4 千架戰鬥機的性能與當時德國空軍最先進的戰機 M－109 不相上下，而德國用於進攻蘇聯的戰機只有 1830 架，其中先進戰機 M－109 只有 500 架。

　　史達林之所以調集重兵於蘇德邊境，決不是因為他預見到希特勒隨時可能東進，而是因為他有趁火打劫的盤算。按照史達林的原來估計，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線速勝，更大的可能陷於西線泥潭而無力自拔。壹旦希特勒陷入西線泥潭，蘇聯就可以藉機大舉出兵，將希特勒的東歐變成史達林的東歐，然後再尋找機會佔領西歐。

　　基於這樣的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國並開始進攻英國後，史達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會在沒有打敗英國之前就揮師東進。為此，1941 年 3 月，蘇聯最高統率部制定了西線擴張戰略計畫，明確決定“6 月 12 日開始進攻”德國，但由於準備不夠，只得推遲；5 月 15 日，通過了 7 月開始進攻的計畫。

　　1941 年 5 月初，史達林嚴格約束國內報紙發出惹惱德國的消息。6 月 14 日，在德國發動進攻前壹周，蘇聯官方通訊社塔斯社還向全世界播發了壹則政府的聲明，斥責蘇德之間的對抗是謠言，是反蘇反德的宣傳伎倆。在 6 月 21 晚 9 點半，離德國發動進攻 6 小時，莫洛托夫召見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對德軍偵察機頻繁侵入蘇境表示溫和的抗議後，竟低聲下氣地央告舒倫堡說，如果能告訴他造成蘇德關係緊張的原因，他將非常感激。舒倫堡無可奉告，卻在幾小時之後，向他通告了德國政府的長篇聲明：蘇聯“威脅”德國安全，德軍已開始採取“反制”措施。莫洛托夫驚得目瞪口呆。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在德英戰爭毫無進展的情況下希特勒會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突然發動侵蘇戰爭。所以，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毫無心理準備的史達林顯得手足無措，足足隱居了壹周后才在蘇聯媒體發表講話，進行全國戰爭動員。

　　蘇聯坐視壹個個歐洲國家淪陷，對孤軍作戰的英國幸災樂禍，對德國每打壹個勝仗都給以祝賀，並源源不斷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國。但希特勒於 1941 年6 月 22 日進攻蘇聯，邱吉爾當晚就發表支持蘇聯抵抗的廣播講話。德軍“閃電戰”第壹天，就摧毀蘇聯飛機 1200 架。德國猛攻蘇聯三周后，蘇聯將近 30 個師實際上已不存在，約有 70 個師損失了 50%以上的人員，大約 3500 架飛機，壹半以上的燃料倉庫和彈藥庫被擊毀。整個蘇德戰爭期間，英國不斷給蘇聯以援助，把美國援助英國的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質調撥給了蘇聯。

　　1941 年蘇聯自己生產的高品質航空油只能滿足其需求的 4%，從 1941 年 8 月－1945 年 9 月，蘇聯生產航空汽油所用的高辛烷燃料幾乎全來自美英的援助。

　　西方盟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蘇聯的航空油是蘇聯自己生產的四倍，提供石油260 萬噸。

　　在公路運輸方面汽車，美國提供給蘇聯的汽車 409500 輛，是蘇聯戰時總產量的 1.5 倍；提供的摩托車是蘇聯總產量的 1.2 倍；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汽車的噸位大、性能優，所起作用就更大。美國還提供給蘇聯的汽車外胎共 5,606,000 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車的輪胎。英國也提供了 103500 噸橡膠。美英向蘇聯累計提供了運輸車輛 42.7 萬輛，摩托車 3.5 萬輛。蘇聯的軍用車輛有 2/3 來自美國的援助。

　　在鐵路方面，租借法案也大大幫助了蘇聯戰時的鐵路運輸能力。盟國提供了相當於 62 萬多的鐵軌，占蘇聯鐵軌總產量的 56.5%，即蘇聯戰時鐵路上的壹半鐵軌是由美提供的。美英兩國提供的蒸氣機車是蘇聯總產量的 2.4 倍、電氣機車是 11 倍，車廂是 10.2 倍。

　　美國為蘇聯提供的有色金屬為：優質銅 387,600 噸，占蘇聯總產量的 82%；優質鋁美國提供 256,400 噸，英國提供 35,400 噸，加拿大提供 36,300 噸，三國相加共 328,100 噸，是蘇聯全部鋁產量的 1.25 倍。這些優質鋁，被蘇聯用於航空業和生產坦克發動機。

　　美國提供坦克 7057 輛和高射炮 7944 門，英國和加拿大 5480 輛，坦克和裝甲車共計 1.3 萬輛，占蘇聯總產量的 24%。德國士兵在回憶中證明蘇軍擁有大量的美制謝爾曼坦克，某些蘇軍坦克師甚至以謝爾曼坦克為主力！

　　美英提供了電話線 95 萬多英里，海底電纜 2100 英里，無線電台 5899 台，雷達 348 部。

　　美國提供 15481 架飛機，英國 3384 架，總計 18，865 架，其中戰鬥機 17000架，占蘇聯總產量的 30%。1941-1942 年使用的大部分先進戰鬥機來自美英的援助。

　　美國提供給蘇聯生產槍炮的特種機床和工業設備：金屬切削機床 38100 台，價值 6.07 億美元。儘管蘇聯自己生產的工業設備超過美國提供的 2.5 倍，但美國提供的全是蘇聯無法生產的性能優異且造價昂貴的設備。

　　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糧食450萬噸；糖672400美噸（相當於蘇聯的610000噸），占蘇聯總產量的 41.8%；肉罐頭 732595 美噸（相當於蘇聯的 664600 噸），占蘇聯生產的肉罐頭總量的 17%；西方盟國提供的各類罐頭占蘇聯總產量的 108%。沒

　　有美英的糧食，蘇聯在戰爭的第壹年就會餓死；沒有美英的被服，蘇聯的冬裝情況也不會比德國好到哪裡去。

　　朱可夫在談到租借法案時說：“如果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談論我們對戰爭的準備情況，不能隱瞞從盟國壹方獲得援助這壹因素。……如果沒有美國人的火藥，我們就會處於很艱難的境地，我們不可能生產出戰爭所需的那麽多的彈藥。沒有美國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車，我們就沒辦法去運輸我們的大炮。它們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我們的前線運輸。戰爭各個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種鋼也是由美國人提供的。”

　　1963 年蘇聯安全部門監聽並錄下了朱可夫的如下談話：“現在大家都說盟國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們……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認的是美國人為我們迅速大量生產並供應了許多物質，沒有這些物資我們就不可能組建我們的後備部隊，也不可能把戰爭繼續下去。我們沒有炸藥和火藥。沒有這些東西，步槍就沒有子彈。美國人真誠地給我們迅速生產並提供了多少鋼材啊。如果沒有美國人提供的鋼材，難道我們能很快地生產出坦克嗎？”

　　西方盟國提供了具有關鍵作用的戰略物資。正如索科洛夫所說：“沒有西方的援助，蘇聯不僅不可能贏得衛國戰爭，而且甚至無法抵擋德國的入侵，也不能生產足夠的武器和技術裝備，也不能保障戰爭所用的燃料和彈藥”。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向英、蘇、中提供武器援助總額達 470 億。而它自己對德、日作戰消耗的巨大的經費更達 2940 億美元。

　　毛澤東在 1949 年的《別了，司徒雷登》壹文中公然宣稱：“以蘇聯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消滅了法西斯國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純粹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扯謊，無非是想借抬高蘇聯來貶低美國。“以蘇聯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至少是最大的笑話之壹。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反法西斯？瓜分波蘭、侵略芬蘭、強佔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是反法西斯？戰爭爆發前夕把德國共產黨員送去給希特勒屠殺，以維護蘇德友誼；想聯合德國壹起對付英國也是反法西斯？

　　甚至在第三帝國進攻蘇聯之後，史達林還在幻想和希特勒議和——根據保加利亞駐蘇聯大使的回憶，史達林甚至想通過他轉告希特勒，蘇聯願意割讓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諸國的廣闊土地，簽定俄羅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恥辱條約。

　　直到 1944 年史達林還在自言自語“如果我們和德國人聯合起來，世界就是我們的了”。蘇聯這個“反法西斯主力”先是和法西斯勾搭不清，然後被迫和法西斯德國交戰，直到 1945 年 7 月還和法西斯日本保持“互不侵犯條約”。等到兩顆原子彈爆炸、日本大勢已去，8 月 9 日，日本“天皇”下詔無條件投降，當天蘇聯才“緊急‘對日宣戰並斷交，8 月 10 日出兵東北，受降關東軍。

　　1943 年下半年，德國在東線的兵力只有 280 萬人，在西線留守的兵力倒有244萬，如果這 244萬人全部參與東線戰爭，不知道蘇軍能堅持多久？1943年底，希特勒簽署了壹道命令，決定今後的武器裝備都優先供應西線，這充分證明了當時德國的戰略是更重西線，更害怕美英登陸。1944 年，德國 65%的空軍都部署在西線，蘇聯才勉強奪取了東線的制空權；在諾曼地登陸之前，德國就有 42%的陸軍師部署在西線，諾曼地登陸後就更多了。如果沒有美英的牽制，如果沒有第二戰場，可以想像蘇聯的下場如何。

　　真正摧毀德國戰鬥意志的，不是蘇聯在東線取得的幾個“重大勝利”，而是美英對德國實行的晝夜不停的戰略轟炸，它不僅炸塌了德國人的士氣，也炸癱了德國的軍事工業。是美英派出的游擊隊炸毀了德國的重水工廠，使它無法生產原子彈；是美英摧毀了德國最重要的魯爾、薩爾工業區，使德國的戰爭機器停止運轉；是美英迫使德國的盟友義大利退出戰爭，在軸心國鏈條上打開了壹個缺口。

　　蘇聯空軍從來沒有足夠實力對德國進行戰略轟炸，蘇聯海軍根本不可能封鎖任何壹個德國港口，所有這些經濟戰、士氣戰的任務都是由美英完成的。

　　直到 1944 年 12 月希特勒仍把美英視為頭號敵人，他把德國最後的裝甲精銳部隊都投入西線的阿登反擊戰，在東線則消極防禦。德國最後組成的壹個集團軍群也是用來對付美英的，東線兵力到最後已經寥寥無幾。凡是東線和西線同時遇到危機，德國總是優先支持西線，這樣蘇聯仍付出了艱巨代價才贏得勝利。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美英對蘇聯的援助，沒有美英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和經濟封鎖，沒

　　有美英開闢的第二戰場，德國的坦克將把蘇聯碾成粉碎。

　　劉亞洲將軍說：“美國人有著壹貫珍惜生命的傳統，而且在歷次戰爭中都是人員傷亡最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參與了除蘇德戰場外所有重要的戰役，並在決定性戰役中起主導作用，但人員傷亡只有 30 萬，占總傷亡人數的千分之三，……美軍參與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規模戰爭，從來沒有遭受到比對手更重大的傷亡，而且傷亡越來越少，直至零傷亡”。

　　二戰期間蘇德的死亡總數為：蘇聯 4344.8 萬人，德國 595 萬人，前者是後者的 9 倍。其中蘇德戰爭期間兩國的人員損失數字對比如下：蘇聯死亡人數為2640 萬人，被俘人數為 630 萬人，而德國死亡人數 260 萬人，被俘人數 95 萬，前者分別是後者 10 倍和 2.4 倍。

　　蘇軍的損失大大超過德國，就在於蘇聯搞人海戰術，人海戰術就是逼人送死。

　　史達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10～25 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把他們送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史達林發佈的命令中最常見的壹句話是：“不惜壹切代價”！當時蘇軍中將C.A.加里寧曾任某方面軍司令，戰後被判處 25 年徒刑，是因他在日記中提到：最高統率“不保護人力資源，所以才在個別戰役中造成了很大傷亡”。戰爭期間，許多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饑渴的問題。部隊唯壹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機會。壹位女護士剛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犧牲者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蘇軍為了向史達林開脫自己對布達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他們先前向史達林解釋說布達佩斯守軍共有180000人），抓了50000多名平民作為“戰俘”充數（蘇軍讓匈牙利平民將繳獲的德國軍大衣披在身上，於是這些平民就成了“德國法西斯戰俘”，而真正被俘的德國軍人大部分在被俘後立刻被就地槍決），其中有13000 多人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家園。在整個布達佩斯戰役期間，平民（包括猶太人）的總共傷亡損失數字高達 76000 人左右！

　　蘇聯紅軍在破城之後也對平民實施了殘酷的“報復性”暴行：搶劫、毆打、強姦、蓄意槍殺時有發生。他們還對各境外使團和人士進行了大規模驅逐，1945年 5 月 24 曰由大約 60 名瑞士駐布達佩斯領事館人員起草的調查報告說：“在布達佩斯被圍期間以及隨後悲慘的曰子裡，俄國軍隊肆意的掠奪了整個城市，他們幾乎闖進了每壹處居民住所——不管主人是個富翁還是個窮人，拿走壹切他們想要的東西，尤其是食物、衣物和貴重物品，商店均被數次洗劫，拿不走的傢俱或是類似藝術品的大件物品就任意銷毀，在大部分情況下，房屋在掠奪壹空後被付之壹炬……俄軍甚至還有專門獵取貴重物品的小分隊，他們使用磁性地雷探測儀和經過訓練的軍犬來搜索金子，銀子和其它金屬物……強姦成為對匈牙利平民最為殘酷的暴行，其規模極為廣泛——從 10 歲至 70 歲的女性幾乎都不能逃脫，不少女性以自殺來擺脫災難……甚至在紀律禁令被頒佈之後，俄國士兵還會不時四處巡視有女人居住的房屋，然後在晚間對她們施暴，並且毆打任何反抗的人……許多俄國士兵還身患各種疾病，再加上城內藥品已經完全絕跡，都加深了被害者的痛苦……甚至有部分在紅軍或軍警部隊中服役的俄國婦女也犯下強姦罪行，那些沒有順從她們意願的匈牙利男子遭到了她們的毆打……截止到現在（1945 年 3月底），在布達佩斯地區共有約 5000 名匈牙利婦女由於強暴行為致死或自殺……布達佩斯城內從 2 歲至 70 歲的所有德意志族人被全部運往蘇聯，他們的下場不詳……”

　　壹位當時年僅 20 歲的匈牙利女孩安多爾.塔巴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鄰居，壹位懷有 5 個月身孕的老師，在光天化曰下被 5 個俄國士兵輪姦。這個不幸的女人最後切斷了她的動脈……想保護他們自己妻子的丈夫們，被俄國人象狗壹樣打死。在他們眼裡，我們是‘資產階級’，因為我們有舒適的公寓、衣服和浴室，他們甚至喝光了我們的漱口劑，他們蓋上馬桶蓋在上面排便。那時候已經完全斷水，我們只有融化積雪來止渴……2 月 12 曰，在德國人突圍的曰子，我們不得不留在房子裡，2 天后我們才能離開房子出來走動。德國人赤條條的屍體佈滿街道，俄國人從屍體上剝掉了壹切可用的東西，坦克和卡車毫不減速的從這些屍體上面壓過。我們得走很長壹段路去找水，我們已經不再為任何事所驚訝……在壹條街上 1 個大約 2 米高的蒙古人抓住了我，並且把我拖到壹邊。我想他肯定要殺了我，果然，他從背上取下他的槍，但是並沒有向我開槍，而是槍托砸我的頭。

　　我摔倒在地上，但是並沒有暈過去。我開始大喊自己所認識的其他蘇軍士兵的名字——他們在我家門口架了壹門高射炮。他們馬上趕來，把那個蒙古人趕走，甚至還向他開了槍，之後他們把我護送回家。我的半邊臉佈滿鮮血，1 隻眼睛看不見東西，頭骨也碎了。我的母親曾經鼓起勇氣去附近的蘇聯紅軍指揮部投訴，但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之後再也沒有見到那個蒙古人……”

　　蘇軍在路過南斯拉夫北部時曾強姦當地婦女千餘人，其中姦殺 121 起。而史達林面對南共產黨方面的抗議，卻說：“我們的紅軍戰士，為了解放妳們南斯拉夫，命都不要了，跟妳們的婦女們親熱壹下就不行嗎?”蘇聯紅軍由普魯士打到柏林，壹路姦淫搶掠，估計有 200 萬名婦女被奸，有些更被輪姦。柏林幾十萬女性居民幾被淫遍，有 13 萬婦女遇害，其中有 1 萬人因不堪打擊自殺。這些遭強姦的、處在生育年齡的女性中，有 11000 人懷了孕；連集中營裡放出來的蘇軍女戰俘也被姦淫；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當年她只有 12 歲和母親同時被紅軍強姦。某鎮婦女被淫後，集體演出“女孩投江”的慘劇來。蘇軍在中國東北也犯下了搶劫和強姦的累累罪行，以至於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1945 年德國軍人投降美英的，很快就回家了、工作了、發財了；而被蘇軍俘虜的幾十萬德國戰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後來活著回去的只有幾千人，大多凍餓累死了……史達林驅使蘇聯勞改營裡的囚犯上前線作戰，戰後又把倖存者投入黑牢，哪怕是立下累累戰功者也不寬恕；把盟軍解放並送回來的全部被俘蘇軍官兵和蘇聯間諜（例如著名的“紅色樂隊”領導人）統統投入監牢……二戰後，波蘭 2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羅馬尼亞 5 萬 2 千平方公里的領土、斯洛伐克 1 萬 3 千平方公里的領土都被併入了蘇聯。

　　1948 年 2 月底，蘇聯突然中斷與南斯拉夫的貿易談判，3 月中旬又宣佈撤走全部駐南軍事顧問和文職專家。對此單方面行動感到不解的南共中央就此致信聯共（布）中央，要求解釋原因。3 月 27 日，聯共（布）中央發出由史達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回信，指責南共領導人有“反蘇”情緒，散佈“反蘇”言論，詆毀蘇軍名譽，還指責南共的國內政策不貫徹階級鬥爭原則，助長資本主義因素，並說南共的壹些領導人是“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

　　6 月下旬，情報局在布加勒斯特召開會議，組織對南共領導的集體批判。在南共拒絕出席的情況下，情報局通過決議，指責南共已蛻化成“富農黨”，並將南共開除出情報局。

　　7 月下旬，南共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決議堅決拒絕情報局的指控，並表達了對黨的路線的肯定和對黨中央領導的信任。

　　1949 年，在蘇聯策動下，追隨蘇聯的東歐各國先後中斷了與南斯拉夫的貿易關係，蘇聯等國還在與南接壤地區部署重兵，對南進行軍事威脅。11 月，情報局會議通過決議，攻擊鐵托等南共領導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還鼓動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領導。

　　史達林立即在蘇東發起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運動，東歐各國共產黨慘遭清洗，有 237.5 萬人被處決。其中，波蘭黨員從 140 萬減為 110 萬，捷共從200 萬減為 140 萬，匈共從 120 萬減為 85 萬，保共從 50 萬減為 30 萬，羅共從100 萬減為 60 萬。

　　赤禍東延

　　俄羅斯禍中華

　　1689 年 9 月 7 日在俄寇兵威下，訂下尼布楚條約，兩國國界是“西起基爾比西河沿外興安嶺經烏都斯加入海”，我們鮮卑和蒙古同胞牧獵之鄉，820 多萬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亞”被俄帝奪去了，興安嶺及額爾古那河以西約 25 萬平方公里國土，於條約簽訂後喪失了。

　　1727 年 10 月貝加爾湖之南約 10 萬平方公里國土，被簽訂恰克圖條約而喪失。

　　1790 年，約 10 萬平方公里的庫葉島，被俄帝暗中吞併。庫頁島上的住民是鮮卑族中的赫哲人，他們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時人們就叫他們為“苦夷”，把島子叫做“苦夷島”，後來才音變為“庫頁島”。據聖武記，在 1616 年滿清就曾派兵四百到島上巡邊，因無外力威脅而撤回。俄帝自十八世紀便偷偷派遠征隊（由兵和囚犯組成）襲上庫島北端，殺散了赫哲同胞，修起營舍並開採煤礦，打下了侵佔全島的基礎。1789 年赫哲人被逼回了大陸。

　　1840 年原為我屬邦哈薩克，被俄帝侵併，該邦面積約 100 萬平方公里。

　　1840 年原為我屬邦布魯特，約 1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帝併吞。

　　1858 年 5 月 28 日(咸豐 8 年)，混同江以西、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廣大地區，面積約 46 萬平方公里土地為俄帝侵佔，並逼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加以承認。

　　1860 年 11 月 14 日(咸豐 10 年)，混同江及烏蘇里江以東興凱湖附近，約 43萬平方公里國土為俄帝侵佔，事後逼清廷訂北京條約加以承認。

　　1864 年(同治 3 年)後，自沙漬達巴哈起，至蔥嶺止約 43 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俄帝逼清廷訂立塔城界約等多次界約，加以承認。

　　1868 年(同治 7 年)，約 100 平方公裡面積之我屬邦布哈爾汗國，被俄帝侵併。

　　1876 年原為我屬邦浩罕國，約 35 萬平方公裡面積土地，被俄帝吞併。

　　1881 年(光緒 7 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陰，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爾達止，約 2 萬平方公里國土，俄帝逼清廷訂立伊犁條約而喪失。

　　1883 年(光緒 9 年)，額爾齊思河及齋桑泊附近，約 2 萬平方公里土地，於俄帝逼訂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界約而喪失。

　　1895 年新疆省極西地區帕米爾高原約 1 萬餘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帝與英國瓜分。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親俄派是李鴻章。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俄國打著“援華反日”的旗號拉攏李鴻章。1896 年乘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際，千方百計把李鴻章“圈”到俄國，然後使用金錢賄賂等卑鄙無恥的手段，迫使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取得了在中國東北修築鐵路的權利。這個所謂的築路權，實際上是允許俄國以修路名義佔領中東路兩側。俄國乘機在鐵路沿線（鐵路 1903 年建成，全長 4607 裡）駐軍隊，設員警，對附近的採伐、礦山各專案徵稅等，儼然“國中之國”。俄國能輕易地經由鐵路控制東北、滲透華北。

　　1898 年(光緒 24 年)，俄帝強租旅順大連，該兩港口面積約三千八百平方公里。

　　海蘭泡又名黃河屯，位於精奇裡江（結雅河）與黑龍江交匯處，本為中國領土。1858 年訂的《璦琿條約》，俄人攫得黑龍江以北土地，此地被俄國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但條約規定原居住之中國人仍准安居樂業。1900 年，中國人仍占全城居民之大半。當沙皇下令入侵犯中國後，阿莫爾軍區司令即公開號召俄軍要堅決迅速地消滅俄境之中國人。沙俄進行了三次大屠殺，被殺者在六、七千人以上，會游水過江倖免於難者不足百人。

　　江東六十四屯，面積約八千多平方公里，位於精奇裡河以南，黑龍江東岸，與黑龍江城（璦琿城，今黑河市愛輝鄉）隔江相對，是中國人早已墾出的沃土，曾有六十四個村屯。據《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規定，此地雖劃歸俄國，但中國人有永久居留權，清政府對此地有收稅、行政管理的管轄權。那裡的住民是不肯附俄的山東義民，並規定“俄羅斯人不得侵犯”。1900 年 7 月 24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親率17萬大軍將江東六十四屯圍住，把16萬多居民奸的奸、殺的殺了；最後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龍江邊，用子彈逼入江中，壹壹射殺或溺斃，偌大的黑龍江竟壹時為之染紅！

　　沙俄於 1900 年 8 月 1 日渡黑龍江，攻佔黑河屯（今黑河市），將屯中未及逃走之居民全部殺戮，全城付之壹炬。五日，在激戰中奪下璦琿城，中國軍民全部遇難，侵略者放火焚城，火光燭天，數日不熄，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璦琿城，變成了壹片灰燼和瓦礫場。史載，老毛子此時對中國人殺紅了眼，在尼布楚、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屠殺“中國居民不下二十餘萬，璦琿失後，殺戮尤慘”。

　　八國聯軍逼迫中國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的《辛丑合約》。在這份條約中，俄國從中國敲詐最大的壹筆賠款，近總賠款的 1/3，本息達 3 萬萬兩白銀，比任何其它國家勒索的都多。各國在從中國敲詐壹筆後，都陸續從中國撤軍。惟獨俄羅斯的 17 萬軍隊繼續霸佔中國東北不撤，並在東北搜刮搶掠，作惡多端。招來日本與俄國 1905 在中國領土上大打惡戰，給中國造成無限破壞和損失。俄羅斯慘敗，吐出南滿地區，退到北滿；日本佔據南滿。但俄國仍然加緊在北滿從事侵略，並進而把魔爪伸進外蒙古；直到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之前，俄國對外蒙古的瘋狂侵略都壹直沒有停止過。

　　俄帝侵佔我國領土，至 1945 年止，共有 588 萬 3 千 8 百平方公里，占我全國陸地面積 1/3。俄國人就靠著那麽幾千個哥薩克，用了幾百年的時間佔據了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俄國在歐洲的擴張是政府行為，而在亞洲早期的擴張多半是民間行為。對北亞的征服，俄國的民間力量出了大力。對外擴張，已成為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壹個重要特徵。

　　蔣經國說：“俄人用武力來侵擾我們的邊境，自滿清入關以後，就開始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伊寧事件為止，不知若干次。因為，軍事的侵略，是公開的劫掠，眾目睽睽，沒有人不知道是強盜行為；只要稍微涉獵中、俄關係歷史的人，都會明白，用不著詳細加以解說。我們統計，自壹六四四年起，到大陸淪陷為止，俄國掠奪我們邊疆的土地，先後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國領土被占的面積，包括外蒙古在內，共有六百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約為我原有領土的三分之壹；而與我們現有領土壹千二百萬平方公里比較，則已有壹半的土地被俄國佔領去了。這樣大的仇恨，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蘇共生下中共

　　列寧寫於 1916 年上半年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尚是農奴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因此就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的對外侵略不是帝國主義行為，即將成立的蘇俄是“社會主義”，自然也不是帝國主義。因此，蘇聯的對外“輸出革命”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而是“解放全人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另壹個用意，就是把被壓迫、被侵略國家求解放的鬥爭目標，壹股腦都引向他所說的“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

　　1918 年 11 月，史達林在《不要忘記東方》的文章中指出：“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1920 年，列寧在《巴庫宣言》中說：

　　“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地和我們站在壹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歐洲之路是通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列寧把征服東方當做征服西方的橋樑。

　　1918 年 7 月 4 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說：“蘇俄政府將撤銷沙皇政府對中國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在中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的各種賠款中的對俄國賠款部分交還中國。”

　　1919 年 7 月 25 日，正當北京學生與全國人民憤怒抗議日本 21 條企圖鯨吞中國而列強裝聾作啞之時，蘇俄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說：“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壹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建成哪樣的國，採取哪樣的政體，壹任人民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以及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它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土匪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給中國，不收報酬，勞農政府拋棄庚子賠款以及租借地等。”這壹宣告壹直到 1920年 3 月才到達北京，而且北洋政府還稱之為誤傳而拒絕與蘇俄政府談判。

　　1920 年 9 月加拉罕又發表第二次宣言說：“為了發展前次宣言的原則，俄國勞農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各條約為無效。放棄中國領土之侵佔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並將以前俄國帝國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久還付中國”。

　　這些報告和宣言，雖是虛晃壹招，但在當時中國，引起了反響。壹部分人認為蘇俄確與沙俄不同。壹些人遂對蘇俄仰望、羨慕、讚美不已。史達林掌權後，先是否認“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加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有很多人也被牽連。

　　1917 年 2 月俄國共產黨在哈爾濱建立了蘇維埃式的政權，即哈爾濱兵工會。

　　俄文就是哈爾濱蘇維埃，其領導人是紐金和斯拉文。列寧為此簽署了電報“以工農政府名義命令奪取政權並派員赴滿洲里、綏芬河、哈巴羅夫斯克海關”。十月革命後，俄國人沿中東鐵路建立軍事和經濟勢力，還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工會、童子軍等共產週邊組織。這個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蘇俄政權，後來被吉林督軍孟恩遠調兵強行解散。

　　1919 年 3 月 2～6 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壹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它被定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組織，對各國共產黨實行高度統壹的領導，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蘇聯通過把從戰場抓來的戰俘培訓為共產主義後，再把他們遣送回國，以便傳播列寧主義。

　　由於蘇聯的擴張轉向東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幹部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和組織為蘇聯利益服務的政黨。現在公佈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表明，籌組中國共產黨，是由蘇聯共產黨直接派人進行的。1919 年 6 月，華裔俄共黨員楊明齋參加在海參威的俄共遠東地區委員會的工作。1920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集所謂“中國工人第三屆代表大會”，蘇俄人民委員加里寧、齊采林出席並祝賀，公開地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會與蘇俄密切地同盟”。

　　1920 年 6 月 25 日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為俄共領導華僑中俄共黨員的中央機構，以便用華僑中的俄共黨員向中國滲透。1920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7日，由列寧主持，舉行共產國際二大。選荷蘭人馬林、印度人羅易為“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和委員。

　　1920 年 3 月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的工作。維經斯基由旅俄華僑楊明齋的介紹與陳獨秀李大釗結識，提出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俄共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 10 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壹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旋於 1920 年 5 月在上海策動並資助成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8 月，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設臨時中央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二號。發起者七人：陳獨秀、戴季陶（當即脫離）、沉玄盧（後脫離）、陳望道（當即脫離）、李漢俊（後脫離）、施存統、俞秀松。會中通過了黨綱，並推陳獨秀任書記，並推定楊明齋在上海組設俄文學校召收青年，選派赴蘇俄東方大學學習。

　　1921 年 1 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有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還設有情報部。旋又設立東方大學和勞工大學，專門培植遠東共產黨幹部。

　　1921 年 6 月，張太雷抵達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壹個支部。第三國際特派馬林於民國十年春來華，並撥款給“中共”活動。

　　中國共產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馬林資助指導下舉行於上海。馬林給“壹大”每位代表 150 元現大洋。先發 100 元，臨回去時，再發 50 元。當時壹小職員每月工資 15 元，就可維持四口之家壹個月的生活。當時的 150 元現大洋，可以供應壹個學生吃 50 個月的伙食。曹錕賄選，向豬仔議員買壹張選票，就用 5千元大洋。俄國人僅只用 150 元，就贏得了“壹大”代表。俄國人這小小的投資，是最划算的“生意”。

　　馬林從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中共，直至 1922 年 3 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畫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壹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這表明中共在建黨之初就服從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自中共成立後，壹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壹直有代表常駐中共黨內，出謀劃策、互通資訊、不斷指揮。

　　“壹大”決定了政綱並推定陳獨秀、周佛海為正副委員長，決定所有壹切檔自即日起不書中華民國年號，只書西曆；並規定每月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壹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邪教從開張的第壹天起就在騙人！壹大黨章只有俄文本，沒有中文本！那是俄國主子編出來，令中國奴才遵照執行。假如今天也有幾個洋奴在壹外國特務操縱下成立壹個黨，這黨絕對服從外國黨的指令，靠洋主子的資助活命，目的是推翻當局；定被當作賣國賊槍斃！

　　中共“壹大”宣稱：要讓蒙古、新疆、西藏自治，要將它們劃入“某個民主聯邦”。就是說，中共建黨之初，就要將中國的蒙、藏、疆等奉送給蘇聯！

　　壹群中國人，參加洋鬼子策劃的漢奸賣國賊組織——共產國際遠東辦事處中國支部，它的綱領規定了服從共產國際領導的內容。古往今來的漢奸們還不曾如此明目張胆過。

　　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壹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沒參加。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壹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壹職，要找壹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1989 年 11 月 21 日世界日報）。

　　據包惠僧說：在廣州，“有壹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 2 百元路費”。

　　據 1992 年中共黨史出版社所編的《中國工會史》，當時產業工人不過兩、三百萬人，僅占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四左右。包惠僧說得清清楚楚，是共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直接關係。在“壹大”的代表中，壹個工人階級的代表也沒有。

　　據中共創黨人之壹的周佛海回憶：“當時共產黨經費，是盧布所換的鈔票。

　　當時陳獨秀被推為委員長，尚在廣東，由周佛海以副委員長代行職權。馬林每月給生活費八十元，尚略有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與見面，因馬林謂：壹年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款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責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而獨秀則謂：中國所用不多，壹半被第三國際代表任意揮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員長不足兩月期間，確經手用去壹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之“勞動組合書記部”經費，直接經領，尚不在內。

　　中國共產黨由 1921 年 10 月到 1922 年 6 月，從共產國際收到 16655 元。1922年 9 月召開的二大宣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陳獨秀在 1923 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壹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 20 余萬大洋；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 2 萬元左右。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指：

　　1923 年頭 8 個月）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壹萬五千，其中有壹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 (《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壹卷 p47、p168，中共中央出版社 1989年)。沒有蘇聯給錢，中共不僅不能活動，連代表大會也開不成。

　　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給中共錢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號文件：1923 年中國共產黨費用預算（1922 年 12 月，莫斯科，絕密）。項目：支持《嚮導》週報，每月費用，二百金盧布；……中央委員會兩名委員旅差費，壹百金盧布；總計每月壹千金盧布，總計每年壹萬二千金盧布。”再如“第七十九號文件：維傑裡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 年 7 月 26 日，上海）……5 月我通過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鎊，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鎊是用於紅色工會國際工作的；撫恤罷工受難的中國工人——壹千美元；給中國共產黨 4--6 月的預算——壹千五百美元；召開代表大會——壹千美元。所有的錢都已轉撥到位並按規定予以使用。據我收到陳獨秀同志信知，7-9 月預算款，現在十分需要。”那時候，中共黨員人數很少，平均的費用是很高的。

　　1923 年鮑羅廷到廣州，帶來了蘇俄的盧布和軍火，促成共產黨找到了合法發展的地盤。國民黨北伐的 7 個軍是用蘇聯支援的 12 萬條槍和每個月 30 萬銀元武裝的。

　　1924 年，中共實得蘇聯提供日常活動經費約 36000 元。1925 年每月平均約領 3300 元；1925 年 1 月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全部黨員 994 人。1925年中共領袖李大釗又在莫斯科代表中國共產黨公然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聯在外蒙古駐兵。1926 年，每月得到的活動經費己超過 1 萬元。1927 年，每月僅日常活動費就達 3 萬元以上；另外，組織上海三次工人起義用款 3 萬元；黨校開辦費 5 萬元，每月開支 1.5 萬元；12 月為廣州起義和善後用款近 10 萬元。這些費用都是莫斯科供給。

　　1924 年 5 月，黃埔軍校建立。當時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共產國際強行派壹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周恩來帶著共產國際首腦季米特洛夫的親筆介紹信回國後，年紀輕輕便擔任了黃埔軍校軍法處長，後為政治部主任，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壹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

　　此外，中共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壹個兩千人的獨立團，獲蘇聯裝備最精良武器，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它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共產黨積極發展，逐步取得壹定的軍事力量，控制了某些軍團的兵力，急不可待的要自立為王。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就是“取得革命的領導權”。1927 年 3月 24 日，在北伐軍剛剛攻佔南京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中共產黨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又指使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發動南京事變，劫殺外國人，企圖挑起列強反對中國的北伐。

　　1927 年 4 月，共產國際迅速指揮中共，開展武裝鬥爭。要中共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展開農民革命。1927 年 7～9 月，當毛搞湖南農運和秋收起義時，獲得蘇聯經費 6 萬元，占 1927 年中共獲得“特別費”的 1/4。秋收起義是“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的反革命行為”。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大會上，高度評價並發行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乃中共受此殊榮第壹人。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 1923 年到 1927 年的 5 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 122 次會，作出過 738 個決議，平均下來壹年是 147.6 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壹個。這麽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麽時候派什麽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

　　意什麽等，都有指示。共產國際代表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莫斯科卻發來由史達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1927 年 8 月 1 日,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策劃、指揮下中共發動南昌武裝暴動。

　　7 月下旬，政府軍張發奎率第二方面軍進駐江西，共產黨密派周恩來、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混進南昌。他們鼓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及第十壹軍第二十師師長葉挺，還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等人，於 1927 年 7 月 31 日深夜暴動。

　　這就是“八壹”起義。8 月 4 日國民革命軍包圍了暴動軍。5 日暴動軍突圍到江西南部，於 9 月抵達廣東汕頭，後在潮汕被國軍擊潰。葉挺、賀龍餘部由朱德率領向滇軍范石曾部投降；後來朱德再叛滇軍，搞了廣東起義後，跑到廣南壹帶流浪。南昌起義時賀龍還不是黨員，他打響武裝起義的第壹槍。起義失敗後，賀龍隻身回到老家（湘西桑植）重又拉起壹支隊伍，這便是後來的紅二方面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為“革命”，幾十年後卻被毛澤東生生折磨致死，臨死前連喝壹口水都不可得！在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中共發動了壹百多次武裝暴動。

　　自南昌暴動後，中共就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最殘酷的武裝鬥爭，大打“內戰”。

　　這場延續數十年的“內戰”，根本不是中國人內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戰爭，而是由俄國人指揮的，並且是由俄國人供應經費和武器，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壹場戰爭。把這場戰爭，說成是中國的“內戰”，是不準確的。俄國人挑動、支持壹部分中國人替俄國人去打中國人。這才是實質。俄國人自己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1928 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全部黨員 3 萬人，大會發表莫斯科宣言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分離權和自決權，中國是無法統壹的……”；“六大”通過的黨章，有 12 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中共從壹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

　　1945 年七大制定的黨章，則是在 1943 年共產國際解散後由中共獨自製訂的。連黨章要到“七大”才能獨立自主制訂，這是哪個國家的黨？何止是照搬外國，根本是唯命是從，成了外國勢力的基層組織。在中國成立的共產黨，就是蘇共在中國產下的“怪胎”，是蘇共的“兒子黨”。

　　中共“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 60 萬元以上。1928 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 1929年預算，僅特別費壹項，就要求 1 百萬；1929 年每月僅活動費約 4 萬元；1930年，黨活動費每月約 5 萬元；全年濟難費 11.4 萬元；全年團費 7 萬元等；1931年，每月美金 1.5 萬元，中國元五六萬元(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聯書店 1999 年，香港)。

　　陳獨秀認為成立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誤會”。他認為當時中國患“貧”，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產“可共”。如要實行共產主義，必先實行資本主義。

　　他認為十月革命“走在歷史的前面，背離歷史的軌道”（石灰：“歷史的誤會”1991 年 9 月 8 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共“壹大”的代表周佛海 1941 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壹樣。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中共之初》430 頁）。

　　1923 年 8 月，蔣中正到莫斯科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回國時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壹、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壹定要危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敵人”。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壹書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

　　1926 年以章太炎、馮自由為首的“反赤救國大聯合會”就致電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議加拉罕在中國宣傳赤化，“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為虎作倀”（1926 年 5 月 6 日《申報》），章太炎說：“現在的共黨，我們可以直稱它俄黨，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壹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黨”（1925 年《醒獅週報》

　　第 58 號）。

　　1927 年 4 月 6 日，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蘇俄大使館；發現了蘇聯共產黨打電報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說：“我們的人幫助南方軍隊北伐，但卻不能讓南方軍隊佔領全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這壹個軍事行動，來牽制其它帝國主義的力量，使他們不能從東方來打蘇聯”。這就是蘇聯“同情”中國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決”的鐵證！

　　中共的發展史，就是壹部做俄國人工具，為俄國人服務的奴才史。中共是蘇俄扶植成立的侵華工具；是大量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政黨；是壹個毀國害民的黨。它謀財害命，占山為王；清除異己，血洗域疆；濫殺無辜，雞犬不鳴；私相授受，坐地分贓。

　　英國人用鴉片進行侵華，受到中國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執仗，用飛機大炮侵華，遭到中國人的抵抗。俄國人從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國人民的思想，使中國人從思想上被俘虜。這種馬克思主義政治鴉片，可比英國的真鴉片要高明無數倍啊！

　　反智主義的興起

　　反智論或者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按余英時的說法，是壹種反對理性智慧和知識份子的態度和現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共產黨國家反對知識份子、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麽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說地租、利息是剝削收入。這樣，地主、資本家與店員、知識份子就成了寄生蟲和半寄生蟲，屬於被消滅被打擊之列；知識份子就難逃厄運了。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權必然是反智主義政權。它用統壹的思想、統壹的意志、統壹的步伐來籠罩壹個國家。知識份子是最有懷疑精神的人，必定被共產黨人視為敵人。

　　1919 年列寧給高爾基寫信談到：俄國知識份子只不過是“壹些微不足道的人，是壹些自命不凡的資本走狗。實際上他們絕不是什麽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5 版第 51 卷第 48 頁)。1919 年下半年中國的《平民教育》上發表了署名為“德”的文章說，“念書人是什麽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社會的蠹民嗎？…看看那些大睜著眼不識字底的可憐底平民，卻實實在在我們的衣食生命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的分子”。

　　1920 年“五壹節”，陳獨秀對碼頭工人演說道，“我以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貴重！”他呼籲人們拋棄中國傳統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於治於人的地位”。文革就是這麽干！可見，馬克思的經濟學及共產主義理論是文革的根源。

　　中共“壹大”會議討論中，劉仁靜表示：知識份子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壹般應拒絕其入黨；他認為既然無產階級要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因而也要和整個知識份子劃清界限。 壹年後，中共“二大”決議中，仍然把知識份子排斥在黨的工作範圍和群眾基礎之外，宣稱“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我們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壹個大的‘群眾黨’。

　　更有甚者，濫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將知識份子列入紳商剝削階級，主張消滅知識份子以解決階級不平等問題：“我們與其急急於倒強權，倒私有制，不如急急於化除知識階級。如果世界上各個人的知識都在壹個平面上， 那其它階級問題，不待解決就自然解決了。”

　　1925 年 10 月中央規定勞動者三個月、知識份子六個月的入黨候補期。

　　1925 年 12 月《革命》半月刊發表了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 ：壹類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壹部分留學生和壹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壹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第二類是多數高等知識份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律師等都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第三類是“小知識份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從中可以看出，知識層次越高的人，毛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識層次最低的“小知識份子”，充其量也只是“朋友”而已。該文發表後，致使 1926 年部份北伐軍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

　　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不少讀書人遭到迫害，著名學者葉德輝就是被農民殺害的。1928 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幹部工農化，將知識份子歸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從根本上質疑知識份子幹部的忠誠度。

　　1928 年 9 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

　　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壹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為清洗物件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據記載，清洗物件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份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份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准）”。凡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儘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佈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到了 1930 年代“蘇區”，蔑視甚或仇視知識與知識份子，則成了公開的政策。當年邊區特委開會，與會人員都要胸前佩戴壹個紅布條，寫明自己的出身。陳正人因為讀了兩年師範，實際連初中還沒畢業，也算知識份子，當選特委書記就炸了鍋，“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壹個知識份子怎麽能當書記？重選，重選”，最後讓曾做過印刷工人的譚震林當上了書記。在整“AB 團”運動中，“凡是字寫得好的人，講話有條理的人”，都被當作“AB 團”給殺掉。半個多世紀以後，康克清曾這樣對黨史研究者說：“只要妳胸前插上壹支鋼筆，就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壹副眼鏡，那就更糟”（《文獻與研究》1984 年第 1 期）。

　　1930 年代，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實行愚民政策。他在許多會上再三強調：

　　“工農幹部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假如是知識份子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應當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他的這種觀點很容易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工農幹部們所接受，以致於在整個蘇區中壹度造成了極端反知識份子的傾向。他甚至提出：“知識份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當時，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份子的情形最為嚴重。只要妳胸前插上壹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份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帶上壹個眼鏡，那就更糟。其後果是，1937 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

　　壹位逃出湘鄂西肅反大屠殺的“改組派”紅軍老戰士晚年自述：“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倖”。這種工農幹部仇視知識份子幹部的現象，在壹些偏遠的根據地，壹直延續到 40 年代末。1949 年底，在海南的瓊崖根據地舉發過壹宗“特務案”。投奔根據地的林雲之向上級建議：“隊伍中不要說粗話髒話，要組織學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

　　但這壹建議被某些領導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驕傲自大、打擊領導”。於是，林雲之被指斥為所謂的“特務頭子”，共有 31 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後全部被殺。此案中還有 95 人被捕，216 人受牽連。

　　聶榮臻 1982 年底同《紅旗》雜誌負責人的談道：“紅軍時期，醫務人員、搞無線電通訊的，差不多都是從國民黨軍隊過來的，這些事工農幹部不會，只能用他們。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有了根據地、野戰軍、邊區政府，需要建醫院、辦工業、建兵工廠、修造軍械、還有無線電通訊聯絡、還要辦報紙和廣播電台等，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參加革命隊伍。但有阻力，知識份子受到歧視。所以1939 年黨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共需要的知識份子主要是技術知識份子，是作為工具的實用的知識份子，而不是獨立知識份子。

　　恐怖的中華蘇維埃

　　濫殺無辜的土地“革命”

　　1924-1927共產黨屠殺的國民黨的追星族遠遠超過國民黨屠殺的共產黨的追星族。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號召抓住可能的機會，在儘可能多的地方發動佃農、半自耕農和僱農，共同組織農民協會，用農會這種形式去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這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說：農民階級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再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才能解除困苦與壓迫，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1926－1927 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陝西建立農會，1927年 3 月，全國性質農民組——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 1927年 6 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 21458 個，入會會員達 9153093 人。

　　毛澤東在湖南領導農民暴動始於 1925 年冬，1926 年達到高潮，湖南農會號稱有 618 萬人。當北伐於 1926 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竟提出：“壹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成批殺人，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壹切反動派”、“實施赤色恐怖”。龔楚說：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國民革命 35 軍軍長何健正在河南作戰，長沙的總工會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親，將其折磨致死。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不能倖免。李立三是湘東醴陵人，其父是個讀書人，為人壹向誠實。當湖南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後，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漢避難。中共中央聞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農會不得對李父為難。李父這才放心回鄉居住，詎料農會竟將他殺害了。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農民暴動，不允許任何人講壹個“不”字，湖南壹個大知識份子，只因為寫了壹首諷刺農會的打油詩，即被農會公審，就地槍決，當時的農村壹片紅色恐怖。毛澤東卻認為這樣的恐怖“好的很”。

　　1927 年 2 月 12 日，毛參加了湖南農協第壹次代表大會後到武漢，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著稱。1927 年 3 月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壹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毛這些話，在以後多次被做為指導方針。

　　在 1920 年代的漵浦農民運動中，鎮壓陳壬齡（俗稱陳老二）是農民革命鬥爭的重要標誌性事件。陳壬齡時任漵浦縣團防局長，此人被認為“心性狠毒”、“橫行城鄉”。全縣被他殺害的無辜群眾達“200 多人”。1923 年的壹天，陳壬齡為避土匪搶劫，將家裡的財物裝入 18 個鐵桶，密封后沉入屋前的水塘裡。待土匪搶劫風聲平息後，陳回家車干水塘，發現少了壹桶，就誣指在附近賣油粑粑的陳三伢所盜，將其抓來，為逼其供認，竟施用慘無人道的“剝皮抽筋”酷刑。

　　當時，先將陳三伢上衣脫光，在木板上釘上兩排粗針，抽打陳三伢的背部，把肉皮打得稀爛；乘鮮血尚未凝結，用細麻線從肩部壹直密密麻麻擺到臀部，然後塗上石灰粉，使石灰與鮮血、皮肉凝結在壹起，成為血痂；過壹二天再來抽動麻線，就如萬箭穿心，疼痛難忍。陳三伢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後上吊自盡。後來發現盜竊者乃其壹抽大煙成癖的侄子所為。陳壬齡被認為是全縣反動勢力的靠山和總頭目，是農民運動的“攔路虎”。中共漵浦縣委為了將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推向高潮，秘密決定除掉陳壬齡。

　　1927 年 2 月 26 日（農曆正月 25 日），縣委在縣城寺坪召開慶祝國民黨漵浦縣黨部成立的萬人群眾大會，大會由縣委書記劉績成主持。陳壬齡被抓獲後押到會場台下時，群情激昂。“嫉惡如仇”的向五九操起廣播筒大喊壹聲：“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全聲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就是壹槍，擊中陳的腿部，士兵們連複幾槍，“結束了陳老二的狗命”。隨即，與陳老二有“深仇大恨”的群眾，紛紛跑到附近人家借來刀子，“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靈，有的割壹塊肉拿去下酒；有個士兵壹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有人問他對陳老二為什麽如此痛恨？他憤然答道：‘我家被他弄死 3 個人，我是為了報仇才來當兵的。’不過壹袋煙功夫，陳老二隻剩下壹副骨架子。”在陳老二被鎮壓處死的當天下午，縣委在縣城和各區張貼佈告，宣佈陳的“十大罪狀”。為保證農民運動向前發展，1927 年 3 月，遵照上級指示，成立漵浦縣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在全縣開展了壹場“鎮壓土豪劣紳的偉大鬥爭”。在短短壹、二個月內，全縣受到懲治的土豪劣紳達 616 人，其中鎮壓的11 人，游斗的 44 人，坐牢的 33 人。

　　1927 年 4 月 12 日，國共兩黨正式分裂。5 月 21 日，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馬日事變”，5 月 24 日漵浦則發生了“敬日事變”。包括中共漵浦縣委書記劉績成在內的 19 人被漵浦駐軍陳漢章殺害，屍體被丟入漵水河中。1928 年 5 月19 日，中共漵浦縣委遵照省委“暴動就是成績”的指示精神，發動了舒溶溪農民暴動，舒溶溪小學校長龍明漢被“凌遲處死”。

　　1927 年中共五大會議上，毛反對大會把“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定為地主的標準，他嫌這壹標準的打倒物件太少。“秋收起義”時，毛在起義綱領中加上“除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1927 年 8 月 18 日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提出“殺盡土豪劣紳”、燒毀其村莊。李慎之提到，“秋收起義後，紅軍在湘南有過‘燒，燒，燒！燒盡壹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壹切土豪劣紳’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1927～1929 年間，毛的部隊“殺盡土豪劣紳”全家，連三歲的小孩都不放過。1927年底黃安暴動，農民進行“燒殺地主比賽”。

　　1927 年 11 月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該檔寫道：“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壹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消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這些“左”

　　的政策，在某些農村暴動中，例如在湘南成為“殺盡土豪劣紳”以及燒毀他們房屋的所謂“燒殺政策”，甚至引進了城市（李維漢，1986：190）。

　　1924 年就開始搞農運的大王彭湃在 1927 年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殺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染紅每壹個人的衣裳！”他廢除了壹切債務(窮人間的債務也壹同廢除)，燒毀壹切契約，鏟去壹切田塋。彭湃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麽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麽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光”。他效法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壹個蘇維埃代表殺 20 個人的指標。彭湃號召：“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壹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成了可怕的屠場。1929 年 8 月 24 日，彭湃到上海兩區新路 12 號 2 樓開會，被叛徒白鑫向敵人告密而被捕，犧牲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白鑫的表弟是在彭湃亂殺中被處決的，白鑫是報殺弟之仇）。

　　在廣東，那些領導農運的政治家們也親手寫下這樣的文字：“凡暴動勝利後，各級農會，及武裝組織，皆應佈告准予革命民眾自由殺戮反革命，以資鼓勵。如萬不得已退走某地時，必威嚇當地民眾，搬遷壹空，俟敵人到後，無從覓食，同時並在敵人宿營附近地方潛入，夜間可任意放火，焚燒居民房屋……敵人到來時，我們應將廟宇庵堂等……乘機拆毀焚燒，使人民懷疑是敵人所干，因而討厭敵人，並設法在敵人範圍內，隨時殺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敵人不分皂白亂殺，而圖報復，同時使敵人無地方可駐紮。凡暴動勝利所得地方……各種書店，及圖書館、或人家所藏書籍，純系養成反革命之知識份子者，應即儘量焚燒之”

　　（見《1927—1945 年國共鬥爭史料彙輯》第二集，第 196 、198 、202 頁，存萃學社編集，大東圖書公司印行）。在這樣的條文中，革命已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

　　1928 年 1 月廣東省委和北江特委提出以“殺人、放火、搶物”為暴動原則和革命目標，提出“鼓勵自由殺人”和“獎勵焚燒房屋”。

　　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1920 年代紅軍是流寇，它的給養主要來自“打土豪”。紅軍每打到壹個地方，不管該處地主是否抵抗，壹律格殺勿論。然後把浮財和糧食壹沒收；帶不走的糧食和土地給貧僱農壹分，它就開拔了。國軍壹來，還有那些分得了土地和糧食的貧僱農好果子吃嗎？於是這些貧僱農只好背井離鄉去投紅軍。挑動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紅軍不但有了給養，也有了兵源。

　　朱德軍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1928 年 3 月，國軍會攻湘南；中共湘南特委提出“堅壁清野，燒盡郴宜大道兩側 5 裡內民房”的口號。省巡視員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 30 裡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指示下達後，群眾強烈反對。特委壹面逐次讓步，將焚燒範圍縮小至湘粵兩側各 5 裡，壹面仍向各級幹部施加壓力，強令推行。許多幹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旁焚燒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風傳，造成人心大亂，敵對情緒劇增。

　　中共郴縣縣委想說服群眾收拾家什搬遷至縣城五裡外，燒掉房子，群眾多數對此不能忍受。3 月 12 日，縣委通知在郴州城裡城隍廟召開群眾大會，打算說服群眾執行焚燒決定，以粉碎敵人的進攻。這壹天，到會者格外多，平日空曠的場地擠得水泄不通。大會於十時開始。縣委書記夏明震講到為阻止湘粵兩省敵人進攻不得已實行“堅壁清野”時，台下立即叫喊：“燒房子就不行！”“燒死他們！殺死他們！”許多人迅速扯下頸上的紅帶子，換上事先暗藏的白帶子。壹個人衝上台，壹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亂的人群刀槍棍棒齊上，縣幹部與群眾組織負責人多人被殺。全場頓時形成壹場白帶子殺紅帶子的混戰，當場死傷 2 百多人。

　　接著，人們壹路呼嘯而去，見紅帶子就殺，見商店就搶，相繼搗毀縣總工會、少先隊等駐地。

　　當天下午群眾聽說“城裡的工人要殺農民、共產黨要燒郴州方圓 50 裡的民房”，於是數千農民包圍了已經搬遷到城外東塔岑的中共縣委機關，搶劫壹空。

　　時任縣委秘書長的曾志逃到朱德處求救，朱德即派陳毅率壹營軍隊夥同赤衛隊壹起攻打已被“反叛民眾”佔據的彬州，血戰數日，共黨人員死傷千餘，彬州縣委共黨幹部幾乎被殺盡，民眾死傷多達兩千。

　　永興、耒陽的農民也起來反對共產黨……共軍迅速地進行血腥鎮壓。

　　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叢書》記載湖北陽新縣僅 1928 年 7 月至 1929 年 4 月半年間就殺死地主、富農 3170 人，1928 年元月中共游擊隊襲擊劉家祠堂，殺死地主劉慧臣壹家五口。地主黃香谷六十壽辰時被中共殺死，搶走銀元 8 百元；大冶縣地主黃曉階嫁女兒，中共手槍隊打死黃曉階並搶走嫁妝。種種暗殺、沉塘沉江、燒人住宅的暴虐行為書不勝書。這樣的屠殺搶奪就連共黨內部壹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覺不安，陳獨秀曾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來代替建設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經國民黨統治而和平發展來取消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行動。他因“右傾”錯誤而被開除出黨。

　　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2 年第 5 期記載了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凡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壹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聶榮臻回憶錄》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壹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

　　1930 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佈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著銅幣、銀幣，壹擔壹擔送到紅軍司令部”（《彭德懷自述》），黃石港乃鄂東壹小鎮，哪來的帝國主義？紅五縱隊在大冶縣金牛鎮殺了幾個土豪，籌得大洋 3 萬塊。

　　1931 年 8 月，中共鄂南蘇區特委目前工作計畫的決議案》明確提出發動貧農、中農起來驅逐反動家屬。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可見整個蘇區對地主、富農的屠殺、流放是有指示、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

　　1932 年 4 月間，方志敏領導的紅軍乘江西衰娜妮贛劇團在廿八都水星廟做戲壹個月的機會，派暗探來偵察駐鎮民團和自衛隊人數、武器、行動規律，同時也摸清了當地富戶情況。

　　6 月 28 日，紅軍廣豐獨立團由團長周良瑞、政委吳光丕親自率領，會同游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還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襲廿八都，紅軍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這壹仗除了槍枝彈藥，紅軍還掠走大量食鹽、布匹、現洋等數萬元的財物；中午時分，紅軍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統統當作“財神”綁架走，有些人被贖回去了，有些人則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財兩失。“殺害人質”不是恐怖分子的發明，而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發明。跟著紅軍來的廣豐遊民，手上緾著紅布，也跟著搶，連籮筐也搶。

　　同年 9 月 5 日，紅軍廣豐獨立團和閩北獨立團又帶著赤衛隊、花槍連第二次攻打廿八都。這次除打死守軍三十多人外，再綁架士兵、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肉票”。繁華了幾個世紀的富饒古鎮從此蕭條、冷落。1933 年慕名而來的郁達夫便目睹了這個“雞鳴三省”古鎮的壹派衰敗景象。《衢州文史資料》對此亦有記載：街上貼滿了“打倒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工農兵聯合起來！”“列寧主義萬歲！”等標語。楊益豐、隆興源南貨店和楊元亨、金同順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號店堂，全被砸開，門板七零八落，櫃檯東倒西歪，籮筐隊忙著裝貨待用。有幾個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1949 年以後，這個至今也不過三千餘人的古老小鎮，竟有 86 戶被劃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槍決，人數在三十、四十之間，不可謂不駭人聽聞。

　　2．毛澤東殺 AB 團、肅反

　　最早積極回應共黨“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經農民不多，流氓痞子不少。1928年毛在《井岡山的鬥爭》壹文中說：“紅軍的成分，壹部是工人、農民，壹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份是由僱傭軍隊來的”。王明在《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地幫助農民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黨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

　　共黨曾發出通知要求參加哥老會的區鄉兩級黨員務必參加開山堂，宣稱“有蘇維埃，有紅軍、哥老會就有了靠山”，並鼓勵蘇區內的大爺、管事的要積極到白區發展。可見紅軍的構成從壹開始就摻雜著土匪、幫會成份，帶入了吸大煙、充光棍等惡習。

　　中共以工人階級鬥爭理論領導農民暴動，1929 年中共中央調查的贛南各縣黨員人數清楚地表明，在其黨內工人只占 10%左右，農民占 70%，專制知識份子等其它階層占 20%。即便如此，中共也頑固地認為工人階級有凌駕其它階級的種種特權，以此從精神上控制農民。

　　1928 年 6、7 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條規定：“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

　　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決議送到井岡山。

　　當年收容了毛澤東秋收起義殘部的井岡山山大王王佐(文盲)、袁文才，是毛的救命恩人；可毛澤東剛剛站穩腳跟，就根據六大“決議”，於 1930 年 2 月 24日拂曉，在永新縣城用計殺害了袁文才等人、王佐逃跑時淹死於河中。當時紅五軍有壹千多人，王佐有五百多人，戰鬥力不亞於紅五軍，袁、王部隊沒有打壹槍。

　　從這個形勢看，袁文才、王佐也不是“反水”。袁、王被殺後，袁文才部連長謝角銘和王佐之兄王雲龍各帶幾十人逃回井岡山。3 月初，兩部聯合通電反共，分別被編為寧岡、遂川兩縣靖衛團。從此，以茨坪為中心的井岡山根據地淪為白區壹直到 1949 年。1979 年後，王佐、袁文才平反昭雪。

　　1930 年 2 月，共產國際主席團決議提出：“各國共產黨堅決反對社會民主派的鬥爭”，“必須無情地揭露那些打著共產黨旗號、以右派叛徒和託派叛徒為代表的社會民主派代理人。”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要求：

　　中共在反對國民黨和軍閥的同時，“應當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改組派，指向第三黨，指向胡適派”。中共遂於 1930 年上半年提出反對取消派和廣泛開展肅反工作。

　　中央蘇區首先開始肅反運動。

　　在瑞金蘇區最早發動清查 AB 團運動的是毛澤東。1930 年代肅反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 團分子”。“AB 團”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 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以段錫朋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 1927 年 1 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AB團成立後三個月，就被 1927 年 4 月 2 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廖承志在 1938 年曾問壹個已轉變立場投身革命的原 AB 團頭目王禮錫：“AB 團到底有多少人？”王實告之：真正的 AB 團僅七、八個積極活動分子。

　　1928 年 1 月 24 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壹幅對聯：“想當年，妳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1929 年，共產國際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毛比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僱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壹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壹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1929 年下半年始，贛西南黨組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1）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壹切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 年 11 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併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 併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 1 月，毛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 1930 年 2 月 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壹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 AB 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毛列舉了主要兩項：①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由此發展下去勢必走上托、陳取消路線，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取消派與 AB 團同為反革命”。②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黨的領袖”，“黨的領袖”是指由毛任命的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毛的連襟）。

　　由毛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佈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是 1927 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領導職務。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毛宣佈，機會主義領導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壹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1930 年代初，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史達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見，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國內的歷史經驗與與他自己的體會。

　　1930 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 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1930 年 2 月 16 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壹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壹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

　　1930 年“二.七”會議後，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在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壹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 團”的宣傳攻勢。

　　6 月 25 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 AB 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壹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劉士奇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裡，就殺害了幾千“地主富農”、“AB 團”分子。1930 年7、8 月間，“肅 AB 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

　　1930 年 5 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壹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 8 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壹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贛西南特委任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這壹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

　　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贛西南特委在 1930 年 9 月 24 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 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 AB 團》檔中宣佈：“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 AB 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 AB 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 AB 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 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緊急通告》要求：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 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 AB 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贛西南特委厲行“肅 AB 團”，到了 10 月，在贛西南三萬多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 1 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地堅決地開除出黨”），消滅了 1 千多“AB 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 1/4 被打成“AB 團”，也大多被殺。

　　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壹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壹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 AB 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 AB 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壹危機”，決定進行壹場以“打 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壹番根本改造”。 毛在《總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指示：“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戳。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和政府必是 AB 團，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毛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 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將所有的反對勢力壹概鎮壓下去。毛作出了壹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壹方面軍（紅壹、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 AB 團”運動。

　　1930 年 10 月，毛率紅壹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壹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

　　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在 4 萬多紅軍中肅出 4400 餘名“AB 團”份子，占軍隊總人數的 1/10，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

　　紅壹方面軍內部的“打 AB 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 團”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壹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壹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壹起無所不談”。

　　何篤才認為，毛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壹個人能超過毛。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壹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壹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蕭克上將回憶打AB團的情況時說：“軍政治部告訴我們，妳們師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人，其中有師宣傳隊隊長和壹宣傳員。就憑壹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倆抓起來了。他們不承認，壹打，壹審，他倆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了幾十個，到月底，共抓了壹、二百人。”“我們師殺了六十個人，十幾天后，決定再殺壹批，有六十多人。”

　　李聚奎上將在《李聚奎回憶錄》中說：“那時打 AB 團的做法，完全採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壹字長隊，再把經過誘供、逼供而自供是 AB 團的人帶到隊伍面前，然後指著佇列裡的人，逐個向他提問：‘他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只要他說聲：‘是’，或者壹點頭，就當即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就這樣誤整了許多無辜的好人。特別是在同壹個地區來的人中，只要抓出壹個，往往就牽連壹大片。如我們團在吉安擴編了壹個新兵連，大部分是吉安人，因為都是壹塊來的，互相認識，所以在這個連抓出來壹個吉安兵後，就‘供認’出半個連的人是 AB 團。”

　　參加了湘南起義與井岡山革命鬥爭的歐陽毅中將，在《我在打“AB 團”中的經歷》壹文中說：“肅反擴大化使紅軍的許多優秀幹部、戰士蒙冤喪命……1930年……部隊的肅反委員會動不動就給人扣頂‘AB 團’的大帽子，三天兩頭抓人殺人，弄得人心慌慌，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 團’抓到連隊來了，壹些參加紅軍不久的年輕農民，大字都不識壹個，壹夜之間也成了‘AB’”，被抓去殺了。……我親眼看見江西省委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審訊‘犯人’的血腥場景。

　　他咬牙切齒，拿根帶刺的荊條親手打‘犯人’，邊打邊逼問。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亂招，招誰抓誰。如此惡性循環，不知冤殺了多少好同志。”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率領的紅壹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麽對壹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1930 年 10 月底，江西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 “肅 AB 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殺人處決權。

　　1930 年 10 月，紅壹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檔中發現了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這樣，將李文林與“AB 團”聯繫在壹起就有了所謂證據。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由此，毛認定李文林是“AB 團”首領。

　　1930 年底 11 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壹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 1930 年 12 月 3 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 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 AB 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1930 年 12 月３日，總前委書記毛給江西省行委的信中說，已有人供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等（是反劉士奇的）“AB 團分子”，而且明確指示總前委：

　　“特派李韶九（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同志率兵壹連前往幫助捕捉李白芳等AB 團要犯，並嚴搜反革命線索”。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 12 月 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 月 7 日下午，時任紅壹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率紅 12 軍壹連官兵，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吉安縣富田村，包圍了省行委機關後，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 20 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捆綁逮捕。夜間，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毒刑逼供。受刑的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與李韶九辯理，以自己過去的鬥爭歷史來證明自己不會去搞 AB 團時，李韶九則說：“我不與妳講理，我只有七項刑罰，第壹項就是這打地雷公燒香火……無論如何，妳要承認是 AB 團，說出妳們的組織，否則給妳壹個不生不死。”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12 月 8 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 AB 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 AB 團”。被捕人員全都被迫承認了自己是“AB 團分子”。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 1982 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壹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在 12 月 7～12 日 6 天時間內，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共抓捕“AB團分子”120 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了 40 餘名。大部份的省行委領導人被肅成“AB 團骨幹”。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 1930 年 12 月 12 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12 月 9 日李韶九帶壹排人押著謝漢昌前往東固，吃罷早飯正要動身，蔣軍飛機來這壹帶轟炸；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將不重要的 25 名 AB 團犯人，匆匆殺了，然後上路。從富田趕到紅二十軍駐地吉安縣東固鎮，向紅 20 軍軍長劉鐵超傳達了總前委的指示信，並著手在紅 20 軍內搜抓“AB 團分子”。紅 20 軍 174團政委劉敵率領獨立營正在前方，接到軍部要他返回的急信，以為是因打了勝仗要他回去領慰勞品和補充兵源。卻不料壹到軍部即被當作 AB 團要犯抓起來，由李韶九審訊。劉敵與李韶九是湖南同鄉，且早相識，知道李的為人。心想硬頂不是辦法，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漸漸取得了李的信任，不僅不把他當作 AB 團，還要劉好好干，示意將來 20 軍交給劉敵，並派人送劉回營。劉敵將這天的遭遇告訴營長張興和政委梁貽喜。張、梁二人都憤憤不平。

　　12 月 12 日吃罷早飯，劉敵找到張興和梁貽，說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幹部，是總前委的陰謀；於是三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之後，又聽說紅 20 軍政委曾炳春等也被打成“AB 團分子”；不知確否，壹營營長張興便前去軍部探詢。不料，張興壹問此事，李韶九、劉鐵超便將張扣留。劉敵獲知張興被拘，立即與梁貽集合部隊，將紅 20 軍軍部包圍，捆了軍長劉鐵超，放出被李韶九關押的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人，可惜李韶九被捉後逃脫。由於擔心李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劉敵等立即率 174 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他們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 12 軍壹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等 70 餘人。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

　　被解救出來的省行委領導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萬邦、馬銘、叢允中等人，於 12 日當夜召開了省行委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毛澤東指使的，毛是“許克祥第二”；認為省行委主要領導人曾山及宣傳部長陳正人配合李韶九濫抓 AB 團，有嚴重錯誤且已逃走，就決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負責省行委全面工作。並對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發了追捕通緝令。會上，還以省行委名義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寫了壹封信，表示對他們的擁護。

　　12 月 13 日上午在富田廣場召開了士兵大會，由劉敵主持，段良弼等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控訴李韶九等人濫捕濫抓刑訊拷打所謂 AB 團分子的情形，有人脫下衣服展示滿身傷痕……整個會場群情激憤，人們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然而，毛的保衛局在朱德總司令部大肅AB 團，五個副官殺了三個；毛可以叫某個受刑的人咬朱德。至於彭德懷，連蘇軍情報局都風聞傳言，“彭可能跟 AB 團有關係”。所以，朱、彭不僅幫不了事變者；而且為洗刷嫌疑，只會更加賣力地支持毛！

　　此時，平日喜歡毛字體的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模仿毛字體，偽造了壹封毛澤東給古柏的信。在那信中，讓人以為是毛澤東指示古柏去搜集朱、彭、黃的 AB團證椐，妄圖以此挑拔毛與朱德等人的關係。這封冠以“黃陂支部抄錄”的假信，被作為省行委信的附件，壹起分別送給了朱、彭等人。但朱、彭、黃三人識破了那封假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毛的信，派人交與毛，並起草了壹個擁護毛的宣言。之後，彭德懷和滕代遠親自到總前委請毛到紅三軍團講了話。朱德、黃公略在收到偽造的信後，又約集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宣言，表示擁護毛東珠和總前委。紅 20 軍領袖們的這個失敗的離間計，也是他們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壹。

　　後經獲釋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的勸說，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就停止了反毛宣傳。當天，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又召開了會議，決定撤銷劉鐵超的軍長壹職，並以原 172 團團長蕭大鵬為軍長。同時率紅 20 軍自行離開富田，前往吉安縣永陽以圖自保。

　　15 日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於永陽召開了省行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幾項決定，其中有 ：壹、對富田事件“不應該在群眾中公開宣佈，聽侯中央妥為解決”。

　　二、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報告此事變經過。事變的主要發動者劉敵也給中央寫了壹份長達 4000 多字的申訴報告，承認自己做錯的地方，懇請處分。三、派叢允中隨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前去紅壹方面軍總前委報告事變經過，然後再共同去中央報告，後因敵阻隔，未能成行。四、送黃金 200 斤到中央。五、釋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來的紅 12 軍 1 連的全部官兵。

　　富田事變的爆發，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 AB 團。毛說：“AB 團取消派為什麽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首先集中力量，打倒壹個，然後再打倒壹個。蔣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AB 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

　　12 月 20 日，毛澤東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壹封信》，他說：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事件，號召黨和紅軍堅決與這些“叛逆”作鬥爭。“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壹時受屈；總有洗冤的壹天，為什麽要亂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麽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 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受屈，就壹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 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 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 AB 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 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 AB 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 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 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壹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1930 年 12 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壹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佈告：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於富田。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口裡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1931 年 1 月 5 日段良弼先帶著幾十兩黃金和近萬字的報告《富田事變前後詳情》出發。壹路輾轉到達上海，見到了任弼時和博古，將黃金與報告交給了黨中央。報告詳細闡述了事變經過和省行委與毛澤東爭論的十個問題。結尾寫道：

　　“關於我個人的錯，請求中央指出處罰，任何處罰我都會心甘情願。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請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學習。”這份用毛筆書寫在毛邊紙上的報告，至今還藏在中央檔案館內。段良弼在等侯中央裁決時，大概發覺情況有變，未待中央委派的溫裕成與他相見，壹個人便悄悄走了，消失得無影無蹤。

　　1931 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壹上任，立刻感到清查 AB 團運動過火了，不相信紅軍中會有這麽多 AB 團。因此，他對清查 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項英對事變進行了調查，聽取了兩方面的意見，隨即在 1931 年 1 月 16 日的《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指出：“富田事變在事實上是毫無疑義的壹種反革命的行動”、“客觀上是與 AB 團取消派等的聯合壹致的反動行為”；但“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 AB 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在組織上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都是 AB 團取消派”，還用較大篇幅批評了總前委在肅 AB 團問題上大搞逼供信的錯誤。

　　項英又通知紅 20 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併到黃陂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黃陂，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紅20 軍也在原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勸說下回到了贛江以東。項英在中央局會議之後對紅 20 軍領袖們的檢討感到滿意。

　　1 月 17 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陽，向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宣佈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陳毅為書記的贛西南特委替代其職權。當時，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表示完全服從，隨後紅 20 軍到永新壹帶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並期待中央的最後決定。當時，紅 20 軍沒有壹人投敵，而是開闢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並積極準備攻打白軍佔領下的吉安。

　　3 月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率部包圍省行委的行動是反革命的暴動，總前委領導是對的，這壹點用不著再爭論，應通知蘇區無條件地在總前委領導下來作鬥爭，並要中共中央起草壹指示信立即發下去。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於 1931 年 3 月 28 日作出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中，便認為“富田事變以及‘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提出——這些行動，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 AB 團所準備執行的反革命行動”，明確斷定“富田事變是 AB 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原紅壹方面軍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並責成蘇區中央局“嚴厲的消滅AB 團與壹切反革命的組織”。至此，關於“富田事變”性質的爭論就結束了。

　　此時，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全權處理富田事變”的中央代表團已從上海出發。4 月 17 日任弼時壹行 3 人繞道福建來到江西寧都縣青壙村，傳達了政治局的決議，否定了項英的正確意見，撤銷了項的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4 月 18 日，遵照項英指示前來參加會議的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者正向蘇區中央局青壙村走來。他們不知道中央代表團已經到達，項英剛被撤職，項英原定的“解決糾紛”的黨的會議不准召開，中央代表團對他們的判決已定，他們將大難臨頭。他們壹行剛走進青壙村，立即被壹網打盡。接著就召開了公審他們的大會。審判中這人沒有壹個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的 AB 團。會後，“罪魁禍首”劉敵被當即處決了。以後把其餘 20 多人都槍斃了。

　　紅 20 軍移防指戰員完全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堅持對敵鬥爭，並配合廣西來的鄧小平率領下的紅 7 軍打了幾個大勝仗。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

　　紅 20 軍於 1931 年 7 月風塵輾轉到達江西于都縣平頭寨，吃罷早飯，20 軍副排長以上軍官奉命到謝家祠堂開會，彭德懷、林彪的部隊立即將祠堂包圍。先是收繳了他們的槍械，然後將這七八百名軍官壹個連壹個捆綁起來，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 20 軍，並下令周圍預先埋伏的士兵開槍打擊，700 多人全部擊斃。軍長被拴馬上拖死（為節省子彈），或者用大刀、梭標、木棒、亂石處死以節省子彈（《中國共產黨黨史全編》）。僅有兩人倖免於難。紅 20 軍政委曾炳春，富田事變時在家裡養病，富田事變後奉蘇區中央局與總前委令，仍任紅 20 軍政委，並於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補選為侯補中央委員（曾未與會）。1931 年 7 月被捕，1932 年 5 月 30 日被作為 AB 團“要犯”處決，年僅 30 歲。李文林於 1932 年 5 月被中共槍決。

　　此後就開始大規模肅反。在嚴刑逼供過程中，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連燒陰戶、割奶房之類的酷刑也用來對付昔日的戰友；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 120 種之多……。

　　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 團取消派”越打越多。

　　肅反機關則公開的說，寧肯殺錯壹百，不肯放過壹個；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贛西南地區的幹部 90%被打成 AB 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 1890 人。

　　1915 年出生的胡耀邦，14 歲跟共產黨鬧革命，反 AB 團時他不過 17 歲。只因被人告發：他和比他大壹歲的譚啟龍壹起對大抓大殺自己同志表示過不滿，加上他的壹個老師被當作AB團而遭殺害，他本人又是讀過初中的“小知識份子”。

　　所以，他和譚就被省委政治保衛局和肅反委員會列入 AB 團成員的名單，並立即逮捕。恰巧在湘贛區視察的少共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對他們有些瞭解，於是就要求把他們帶回中央蘇區“審查”，從而救了他們壹命。

　　這次遭遇，幾十年後仍令胡耀邦心有餘悸。在他去世前的幾天，還對去醫院探望他的馮文彬說：“當年如果沒有妳把我帶出來，我就完了 ；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傅連璋在瑞金的時代就壹直負責中央高官的保健，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可是，傅連璋壹家 5 口人都被當成 AB 團打死了。

　　49 後，傅當了衛生部長，1966 年文化大革命時，72 歲的傅被打斷肋骨打破了頭，他給毛寫信說：“我挽救過妳生命……希望妳現在也能救我壹命。”毛原想救他，但後來毛聽說傅曾對其它領導人談論過他的健康情況，這是毛的大忌。1968 年 3月 14 日秘密逮捕傅，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 天后傅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當時陳毅對殺 AB 團表示懷疑，釋放了多名 AB 團分子。他就受到了懷疑。後來，在壹次戰鬥之前，毛澤東同志把打土豪得來用作軍費的壹些金子交陳毅保管。

　　陳毅想到，毛澤東同志這樣信任我，我就不怕任何李韶九了。李韶九冷笑說：“過不久，我就要有匹好馬，有條好槍了。”陳毅聞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馬、好槍，誰敢來！”話雖這麽說，終究不得不警惕。

　　壹天，陳毅被召去開會。他感覺此行可能壹去不復返，臨行時特意對年輕的妻子蕭菊英說：“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鐘我還沒回來，妳就快走，到妳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有事，我會派人把妳接回來的。”蕭菊英噙著淚，目送丈夫帶著好槍、騎著好馬遠去。

　　會上陳毅沒有被抓，當他輕鬆地踏上歸途時，遭遇到白匪襲擊，馬被打死了。

　　他只好與警衛員徒步繞道而歸。晚上八時，他終於匆匆趕回。他在漆黑的夜幕找尋妻子的身影，在淒冷的晚風中呼喚妻子的名字。他沒有想到深愛著他的妻子見愛人六時未歸，以為他已被打為 AB 團，竟跳井徇情。

　　陳毅悲痛欲絕，摟著愛妻冰冷的屍體痛哭不已。埋葬妻子當天的夜晚，在空蕩蕩的房中，陳毅觸景生情，摸去臉上的淚水，揮筆憤書，吟詩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檢點遺篇幾首詩。

　　誰說而今人何在，依稀門角見玉姿。

　　檢點遺篇幾首詩，幾回讀罷幾回痴。

　　依稀門角見玉姿，定睛知誤強自支。

　　正當送葬歸來夜，泉台幽幽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體味死者高。

　　艱難困苦幾人負，失友中年淚更滔。

　　1931 年春節前夕，長汀縣南陽“龍田書院”的操坪上，中國工農紅軍第 12軍召開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大會。大會結束前，第100 團團部的青年幹事吳拙哉伸出右臂呼口號：“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眾人齊呼。結果導致了大肅反，損失極其慘重。在 1931 年 3 月2 日召開的閩西第壹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壹株明確宣佈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壹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

　　究竟有多少人蒙冤而死，歷史檔案沒有確切的記載。1980 年代，經過各級組織和民政部門的調查核實，才大體有了壹個數字，即能夠統計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犧牲者，計有 6352 人(見於 1986 年 5 期《黨史通訊》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1930 年毛澤東在蘇區首開殺戒，十萬紅軍將士成了冤鬼。據披露，在瑞金，萬人坑就有十幾處（見李忠道《毛酋秘聞》1976 年 6 月版）。僅中央蘇區就殺了“AB 團”7 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200 人、“改組派”2 萬多人。

　　1989 年 2 月由戴向青執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長達萬餘字的第二稿完成，經過富田事變事件覆核小組在京成員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後，於1989 年春夏之交上報中央。隨後，中央又派由中組部組成的覆核小組來江西，又壹次進行實地調查，可謂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組部覆核小組，苦苦地等待著，但卻始終沒有回音。

　　1991 年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代表黨中央批准出版了幾部書，對肅 AB 團與富田事變作了比較公正的、科學的結論。特別是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裡，已明確地肯定肅清“AB 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周恩來屠殺顧順章親友

　　1931 年 4 月，顧順章乘中共秘密設置的祥泰木行貨輪，護送當時中央負責人張國燾、陳昌浩由上海到武漢。顧在武漢停留期間被捕，捕後稱須見蔣介石後才能供出情報。去去見蔣介石前，先去極密電報。可當時中共的錢壯飛已潛入國民黨的組織部調查科，為機要人員，當時該科負責人徐恩曽不在，錢閱電文後，立即派人告李克農，並以最快速度通知周恩來，周安排中共連夜撤離。第二天 4月 28 日國民黨既展開大規模逮捕，結果是撲了個空。

　　身為軍委主席的周恩來對此極為憤恨，經精心策劃後在同年 5 月，與康生(趙容)率紅隊洪揚生、李龍章、王竹友等五人，在壹個漆黑的夜裡，殘忍地殺掉了顧順章壹家老少；包括顧妻、岳父母、小舅、小姑和保母。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探親的農婦，根本與顧的叛變無關，也被殺手們活活勒死。顧的家人完全無辜，被殺前還在樂呵呵地替共黨工作呢！

　　周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斯烈是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1927 年“四壹二”事變時，周恩來被第二師扣押，有生命危險，是斯勵念師生之誼幫他逃出了虎口。那天為了不走漏血案的風聲，斯也被周殺死活埋。這壹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 30-40 人。在行刑過程中，康生的表現比周更堅決、冷酷。

　　對這次屠殺案的揭露，是因當時參與紅隊王竹友被捕後招了，他帶人到顧家後院挖出許多具屍體。這事在當時上海各報都登載了,鬨動了整個上海。顧說這是“殘酷獸行，滅絕人性”，與封建王朝都慎用的滿門抄斬沒什麽區別。

　　殺人狂夏曦

　　夏曦，生於 1901 年，死於 1936 年。湖南益陽人，早年就讀於湖南省立第壹師範學校，和毛澤東是校友，是新民學會的成員，他和毛澤東等人壹道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運動。192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大”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曾任中共湖南區委員會委員。在黨的五大上，夏曦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也曾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 年 5 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馬日事變”前，主持召開省委會議，研究擬定了“包括加強工農武裝和組織工農義勇隊反攻長沙為內容的緊急措施，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反革命事變。”然而，就在這時，夏曦知道事變將要發生，作為省委書記的他，沒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離開長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這也種下了後來夏曦殺害柳的原因。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 3 軍政治委員鄧中夏在蘇區搞“肅反”，就錯殺了不少人。1931 年 3 月 15 日，夏曦抵達湘鄂西蘇區。27 日，以夏曦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監利縣正式宣告成立。5 月，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成立，由賀龍、萬濤、夏曦 3 人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 11 月中革軍委成立，夏曦任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口號下，武斷地否定了湘鄂西黨、蘇維埃和紅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成績，提出“徹底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指責周逸群、賀龍為首的湘鄂西的黨是“隨從黨”、“反共產國際”的黨。5 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運工作，未幾，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殺害。

　　5 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決定以監利為中心開始徹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實際執行不僅將富農的財產加以沒收，還沒收了壹部分富裕中農的土地和財產，打擊了中小商人，從經濟、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擴大了對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嚴重影響。賀龍、段德昌等人堅決反對這些做法。為排擠賀龍對紅軍的領導，夏曦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了軍、師指揮機關，將紅 3 軍改編為 5 個大團，受軍委分會直接指揮。6 月 24 日，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崔琪、萬濤、彭玉之、楊光華等為常委，崔琪為省委書記。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楊光華代理省委書記，後正式任省委書記。萬濤接替鄧中夏出任紅 3 軍前委書記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給鄧中夏以“最嚴重警告”，撤銷了他黨內外壹切職務。

　　夏曦的冒險路線使得紅二軍團接連受到重創，萬濤、潘家辰、段德昌給中央寫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壹口。在 1932 年 1 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激烈反對夏曦的萬濤、潘家辰等人受到打擊，中央代表關向應傳達了臨時中央對萬濤、潘家辰等人的嚴厲批評和支持夏曦的決定，大會撤銷了萬濤、潘家辰的職務，給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處分。關向應提出自己擔任肅反委員會副書記，推舉夏曦為書記，江奇為肅反委員會委員兼政治保衛總局局長。

　　湘鄂西蘇區第壹次“肅反”（反“改組派”鬥爭）開始於 1932 年 4 月，先從地方開始，爾後波及到紅 3 軍。先是湖北天漢縣委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被敵營長張錫侯誣供，夏曦、楊光華即武斷地認為楊國茂是“改組派”而將其處決。接著進行逼供訊，捕獲了眾多的“改組派”分子，不到兩個月便“破獲全蘇區的整個反革命組織”。在湘鄂西黨政軍各級負責人中，“9/10 是改組派”，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兩人，另壹個人值得懷疑。夏曦等人誣陷湘鄂西各級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之名的反革命團體”，因而先後解散了壹批縣委。

　　不久，“肅反”波及到了紅 3 軍。紅 8 師的特務隊長因違反紀律，殺雞宰牛吃，在受審訊時承認自己是“改組派”。翌日，紅 8 師參謀長胡慎己就被逮捕，說他是改組派，隨後被殺。文家墩戰鬥結束後，夏曦逮捕了紅 3 軍參謀長兼紅 7師師長孫德清和紅 7 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接著，夏曦公開表態說湘鄂西蘇區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洛茨基派、AB 團、第三黨、取消派等等，相當複雜，壹時湘鄂西人心大亂。

　　第壹次“肅反”被捕殺的各級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其中師以上幹部 27 人，都是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他搞過“肅反”擴大化，在湘鄂邊殺害了許多無辜幹部，最後還是被夏曦、楊光華殺掉），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等等。在紅 3 軍中被捕殺的幹部有紅 3 軍參謀長兼第 7 師師長孫德清，紅6 軍創始人之壹、紅 8 師師長段玉林等（參見賀彪著的《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江奇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 20 多種酷刑，不死即殘。紅 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莊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莊曉東：《歷史教訓要講清楚》）。

　　已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根據潘家辰之妻莊曉東的回憶，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壹死。萬濤被捕以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活活打死。

　　曾任紅 3 軍前委書記兼紅 3 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壹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滿，他對別人說：“夏曦就是對自己人狠毒，其實他是個十足的膽小鬼。”

　　這話傳到夏曦的耳朵裡，聯想起他自己馬日事變的醜事，立刻決定逮捕柳直荀。

　　這時，柳還蒙在鼓裡，還準備找夏曦談談萬濤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剛壹出門就被迎面而來的江奇抓獲，當場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裡，副局長彭國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準備放柳直荀跑，柳直荀還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國材說妳反映個屁，他們都是壹伙的。結果，事情壹拖，被江奇發覺，連帶彭國材也被捕殺掉。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 3 軍裡“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壹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壹直沒找到。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

　　壹半槍決，另壹半則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洪湖到現在還壹坑壹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楊光華等還倉皇扔下後方機關和幹部、群眾於不顧，以致他們許多人死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楊光華作為湘鄂西省委書記，是夏曦壹手提拔起來的，但他在敵人逼近時卻攜款臨陣脫逃。

　　據湘鄂西中央分局 1934 年 9 月 15 日向中央的報告，在第壹次反“改組派”

　　鬥爭中，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的達“千餘人”，“處死刑者百數十人”。實際上在洪湖殺了 3 萬 7 千多自己人。賀龍回憶道：“夏曦……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壹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壹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2 年 8 月，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壹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圖把七師拖走的”紅 7 師師長王壹鳴、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將他們殺害。紅 3 軍教導第１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 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

　　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物件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３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志集中在壹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壹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

　　有絲毫證據，僅憑壹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 241 人。

　　夏曦還企圖對多次批評自己的賀龍下手，逼他寫聲明書，說：“妳在國民黨裡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妳的聲望活動。”賀龍回擊道：“妳給我寫聲明書，民國 12 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妳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 10 萬塊錢。……妳殺了這麽多人，是什麽共產黨員？”使夏曦很尷尬。

　　當部隊轉移到商南竹林關時，夏曦無意中透露了 9 月蘇區中央局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報。這封電報是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針對夏曦的分兵策略而發的，主要精神是要紅 3 軍集中兵力，以游擊戰術將敵各個擊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與持久硬打”（《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壹卷）。賀龍和關向應對夏曦這種封鎖中央局的電報做法極為不滿，向夏曦提出嚴正的抗議。夏曦乾脆命人把賀龍和關向應警衛員的槍下了，賀龍即把身上帶的壹支勃郎寧手槍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壹支妳要不要？妳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由於賀龍在紅 3 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對他輕舉妄動。

　　1933 年初，在湘鄂邊的毛壩召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賀龍提議全力恢復湘鄂邊根據地，夏曦對此表示同意，但卻反對整頓紅 3 軍和停止“肅反”，主張在紅 3 軍中進行“清黨”，繼續“肅反”。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就指責關向應“右傾”。夏曦關於解散黨和創造新的紅軍的提議，引起賀龍、段德昌、宋盤銘等人堅決反對。但夏曦有“最後拍板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壹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在 1933 年 2 月紅 3 軍達到巴東縣金果坪後，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並宣佈“省蘇維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團體”。他另組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由夏曦、賀龍、關向應等 7 人組成，而實際上大權操縱在夏曦手中。

　　夏曦將紅 3 軍和地方、游擊隊中的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結果在紅 3 軍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 3 個半個黨員。盧冬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交通員，第三次“肅反”後任紅 7 師師長，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黨籍。夏曦有時不讓他參加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或者讓他參加卻不讓他發言，只能算半個。到了 1933 年秋天，經過賀龍、關向應的堅決鬥爭，夏曦才同意在紅軍中重新登記黨員，恢復了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

　　第三次“肅反”是 1933 年 3 月發起的。夏曦認為原湘鄂邊黨政軍機關的領導職務“完全為改組派把持”，“改組派”領袖是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當段德昌和宋盤銘寫信建議回洪湖時，夏曦即說段德昌是“分裂紅軍”，是“改組派破壞湘鄂邊蘇區路線”的陰謀，要“嚴厲打擊”。第壹天提出批評，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連續毒打，在金果坪“公審”後，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 1925 年入黨，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曾任紅 6 軍政委、軍長，新 6 軍軍長，紅 9 師師長。段德昌曾對夏曦的錯誤曾進行過堅決的鬥爭，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個鄧中夏，鬧了壹團糟；現在又派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曦，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只會叫我們拼命”（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在第三次“肅反”運動中，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壹、紅 9 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王炳南在被害前憤然說：“我在哪裡參加改組派還沒有搞清楚就殺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被打折十指的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這些難以想像的殘忍惡毒，即使是在中共編造出來的“渣滓洞”、“白公館”、“上饒集中營”等神話中也從來沒有過。

　　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逮捕 236 人，處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而實際上被捕被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應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 1933 年 5、6 月間，壹直進行到 1934 年春天。結果，殺掉宋盤銘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 3 千多人。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實際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黨”錯誤，被夏曦誣陷為“改組派”領袖。當時有情報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變，夏曦立即藉機抓了宋盤銘，開始了第四次“肅反”。對於宋盤銘，賀龍是竭力保護，但夏曦卻非殺不可，賀龍尋機把宋盤銘放了，被夏曦發現後又抓了起來。1933 年 12 月 29 日，宋盤銘被“公審”後殺害。賀龍說：“宋盤銘是很好的同志。殺宋盤銘只有我壹票不贊成，當時關向應要是硬壹點，可能殺不了”（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

　　在第四次“肅反”中，擔任紅 7 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７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 8 師 22 團團長賀炳炎（1955 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壹個所謂的“改組派”壹起下過館子，被打成“改組派”成員，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

　　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大捷。戰後賀龍、關向應向夏曦說了話，賀炳炎才得解脫。

　　賀龍從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穀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夏曦的刀下救出的（穀志標：《難忘的歲月》，《賀龍在川東南》）。

　　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薑琦，在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薑琦可以說在紅 3 軍中是夏曦壹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壹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薑琦逮捕。薑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 3 軍由此除去壹大害。

　　夏曦在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殺掉數萬自己人。他自己身邊 4 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 千人，殺得只剩下 5 個黨員（李銳的資料）。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 3 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中共統治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血腥、最野蠻的壹頁。在中共上台前，其對所謂“蘇區”和“解放區”的統治，更是黑暗中之最黑暗者。中共蘇區的肅反不但先於史達林的大清洗髮生，而且和後者呈現了令人驚訝的相似，特別是湘鄂西蘇區肅反更是如此。夏曦堪稱中國的小史達林，用大屠殺打斷了紅二方面軍脊樑，使之基本喪失了戰鬥力。這和史達林後來發動的大清洗非常相似。

　　史達林本人就是在德國入侵前夕幾乎殺光了紅軍軍官，使得紅軍元氣大傷，才先後在蘇芬戰爭和蘇德戰爭早期大敗的。中共蘇區竟會在不同地域大致同時發生與6、7 年後史達林的大清洗驚人雷同的平行現象，這壹事實就足可證明那是無產階級壹黨專政的必然歷程，不可以用領袖的個人素質來解釋的。

　　張國濤大肅反

　　張國濤 1931 年 4 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出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1931年 9 月初曾中生、許繼慎等人在南下（曾的意見）還是北返（張國濤的意見）問題上與張有不同看法，紅四軍的壹些主要領導就在雞鳴河開會，寫了壹份申明書，派人向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分局陳述意見，官司壹直打到中央。張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後，就發動了大規模的肅反。

　　1931 年 9 月 13 日，陳昌浩借政治保衛局 8 月在後方醫院中破獲的“AB 團事件”，根據張國燾“必然有壹個反革命大組織”在根據地的想法，到紅四軍接替曾中生政治委員壹職，並立即開始肅反。在陳昌浩到前，政治保衛局已在後方逮捕了紅28團團長潘皈佛和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用刑訊逼供和誘出壹套許繼慎、熊受暄等人“準備把部隊拉到長江邊準備投降蔣介石”的口供。陳昌浩到達後，立即逮捕十師參謀主任柯元等 20 餘人，隨後逮捕許繼慎、周維炯等幹部。張國燾由新集來到白雀園親自主持“大肅反”，用嚴刑逼供成招，幾乎把參加黃麻、商南、六安霍山起義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統加所謂改組派、AB 團、第三黨的罪名殺害了。紅 30 團壹個團，被殺的班以上幹部就有 500多人。

　　1931 年十月初的壹天，壹連隸屬政治保衛局的士兵在返回新集途經潑陂河時，遭到駐在該地的六安獨立團少數士兵的零星射擊。張國燾得到報告後立即下令將六安獨立團班以上幹部兩百多人全部抓起來，末經任何審問便被押到潑陂河邊用機關槍打死。張國燾聽完處置報告後只是心疼費去的子彈，指示：“以後要節約每壹顆了彈對付戰場上的敵人，對於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宜採取另外的辦法解決。”而這“另外的辦法”就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繩子吊、用石頭砸。

　　1931 年 10 月許繼慎在光山新集，被馬活活拖死的，血肉模糊，年僅 30 歲，許繼慎正在懷孕的的妻子王望春也被殺；另壹個軍首長周維炯被亂棍打死。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寫到：“在這次肅反，被捕者約六百人……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人，其中判死刑約 30 人，判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僅1931 年的 9～11 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張國濤手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 1/10，達到 2500 多人（陳昌浩回憶錄）。和湘鄂西發生的情況壹樣，殺到後來就完全喪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物件，不管是誰，只要扣上“改組派”、“AB 團”、“第三黨”的帽子，隨之而來的就是逮捕處決，到最後竟然連戰士發牢騷講怪話都成了死罪。連戰士的槍口沾點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殺勿論！

　　在肅反中，政治保衛局人員不擇手段，搞“指名逼供”，硬說某人反動，苦打要他承認；否則越打越厲害，打得人死去活來，手足俱廢，最後就乾脆槍決了事。他們對主犯、從犯不加區分，主犯殺頭，從犯槍斃，不僅如此，連“反動”

　　者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遭殘殺。例如，在餘篤三被捕之時，為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就逮捕了他的夫人程訓宣，程訓宣最後成了“改組派”死於酷刑，被整肅掉的“改組派”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三個字的確切意義。徐向前其回憶錄中說，1931 年冬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殺了五千餘人，比紅四方面軍死於戰場的總和還要多，而當時紅四方面軍還不到三萬人。1932 年 1 月，保衛局到黃安仙居捕人，引起該區干群的反抗，將保衛局的人攆走，並呼喊；“打倒劊子手張國燾！”爆發了所謂“仙居區事件”。這壹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受到鎮壓，殺 200 人。以後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1932 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僅在紅 25 軍壹個軍就被殺害 6000人，紅 25 軍原有 12000 人，43 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 6000 人。張國濤當時在會上宣稱：“就是有 1 萬、2 萬也不奇怪，……”。

　　1950 年代初，在原四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當年肅反被殺的數千具屍骨。壹位原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殺壹百多人，壹人壹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壹個坑。”張國燾走後，中央代表沉澤民竟然還在繼續肅反，殺了紅 27 軍軍長劉士奇、紅 25 軍副軍長兼 73 師師長廖榮坤、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獨立 6 師師長葉啟文、第八路游擊師師長汪明國、皖西北游擊司令吳寶才、紅 28 軍政委江求順等壹大批紅軍指戰員。其中這劉士奇本是毛的連襟，曾在贛西南特委任上首創“抓 AB 團”，害死了無數無辜生 靈，引發了富田事變，最後自己卻成了反革命被殺。

　　1933 年 6 月後，張國濤又在川北根據地開展大屠殺。壹個縣就有殺人的權力，隨意殺人；有的鄉開公審大會就殺了，壹個縣壹殺就是幾千。“解放”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大約 5 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就是張國燾殺的。

　　1934 年 9 月的壹天，張思德的父親張行品又準備把打土豪收繳的財物上交鄉蘇維埃，村蘇維埃主席胡南台要拿走壹些煙土，張行品不許，兩人為此大吵壹架。胡南台遂向縣政治保衛局誣告張行品包庇富人張炳均、范有萬。其實，張、范兩人並非富農，也是窮苦人。朱德總司令的弟弟朱雲階當時是儀隴縣大風鄉河壩村蘇維埃主席，也是因被人誣告為包庇富人、敵我不分而遭殺害。縣政治保衛局也不調查，隨即讓胡南台通知張行品到巴中開會。張行品壹到達目的地就被捆了起來，嚴刑拷打，張行品拒不承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再三申辯也無濟於事。幾天后，他在巴中頂山被殺害，時年 57 歲。

　　徐向前說：“張國燾在根據地的政策很‘左’。如對地方政策，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其實，有些保長是窮人，大家推舉他出來幹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農雖有剝削，但民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於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們通通殺掉。只能擴大敵對勢力，嚇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經濟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侵犯中農利益，甚至將壹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雕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俘虜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對營以上被俘軍官，殺掉不少，增強了敵軍的對抗、報復心理。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時期差不多。”

　　張國燾的“左”還表現在他對川陝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的打擊迫害。張國燾對川陝黨的同志不信任。當時活躍在川東地區的是王維舟領導的川東遊擊軍於1933 年 10 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奉命改編為紅 33 軍。但是會合不久，張國燾就在 33 軍內部大搞肅反和清洗。王維舟回憶說：“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經過黨多年培養出來的三百餘青年革命幹部，遭受了無辜的殺害。……游擊軍和紅四方面軍剛會合，張國燾派人在宣漢雙河場以開會名義殺害了地下黨的幹部百餘名。在巴中縣，張國燾把我們 33 軍的兩個師長蔣群林、冉南軒從前線調去，也被暗中殺害。又在宣漢清溪鄉三彎崖，於點驗時殺了三個團的團級幹部（其罪狀是他們過去當過保甲長）。又在黃中鋪前線正當同敵人在激烈戰鬥中（當時我在虹口養病），把正在火線上指揮作戰的軍政委楊克明同志撤職調離前方，又將排級幹部以上五十餘人都調到後方，大部分被殺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數幾個人。”

　　張國燾在不過兩三年時間，就把川陝蘇區搞得民窮財盡。儘管取得了壹些勝利，也無力再堅持下去了。當張國燾決定放棄通南巴蘇區時，他下令“堅壁清野”，所過之處無論村莊城鎮，房子統統燒光。當時的紅 4 軍政委王建安回憶：“突圍時我在後邊掩護，燒了不少房子。因張國燾說壹方面軍有 30 萬人，與壹方面軍會合就是勝利，要把房子都燒掉。敵人來了讓他們沒地方住，睡不好，趕不上我們。我擔任後衛，燒了壹些，不忍心，又留了壹些。”原四方面軍幹部柯常青悔恨地說：“過岷江我負責燒的茂州，過江後把橋撤掉，紅軍家屬、孩子、地方幹部都隔在江對岸，我的愛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張國濤張國濤不僅殺害了紅四軍的第壹任軍長鄺繼勳（用繩子勒死），其他高層領導人曾中生、餘篤三等凡不滿張國濤的人都被殺害。曾中生因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不敢公開殺，是在長征的途中的 1935 年 9 月在張國燾的住房裡用繩子勒死的。紅四方面軍的大屠殺主要是張的責任。張是黨的元老（周恩來曾親口對他說：“這個黨是妳建立起來的”），還是黨內唯壹得過列寧勳章的人。

　　中共宣傳的蔣介石大殺共產黨人和群眾也只 5 萬人而已。事實上，國民黨是不亂殺人的，國民黨只殺共產黨人，但並不株連；而且國民黨也給共產黨人投降的機會。

　　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指示：“蘇區內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須變成經常性的系統工作，必須立即在各蘇區成立起‘政治保衛處’的專門組織”。1931年 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此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已經具有特種部隊的性質，即在蘇維埃境內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壹切反革命的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秘密工作是保衛局工作的主要原則”，“在偵察和監視反革命派別活動或嫌疑分子時，則是絕對秘密的”。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地方省縣兩級設分局，縣以下設特派員；軍隊方面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蘇區軍事委員會及軍團、軍兩級也設立分局，軍以下設特派員。分局長、特派員的任免處分權，統歸於國家政治保衛局，並實行垂直領導，各分局和特派員在政治上受當地各級政府或紅軍中政委指導，工作則隸屬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地方政府或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或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

　　紅軍時期，中共除了以黨委（政委有監督、撤換同級軍官的特權，軍官的命令沒有政委的副署沒有效力，政委通過政治部）領導軍隊外，還通過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在軍隊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監軍系統，暗中派有政治保衛局的人員，名義上屬於各級政治部，實際上受中央政治保衛局直接指揮；而且軍隊長官的警衛員也屬於中央政治保衛局派遣，平時保衛長官的安全，附帶監督長官的言行；若長官有異常行動，警衛員可以緊急制裁。鄧華說，第七軍長李明瑞企圖逃亡，被身邊的警衛員槍殺。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評論道：中央是黨員選舉出來的，若由中央設置保衛局監視黨員，那不是中央專制黨員了嗎？黨是信仰相同的志願結合，合則留，不合則去，哪裡有什麽叛黨之說？只有黑社會，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才怕其成員揭露。而且黨章規定：對黨員的最高制裁就是開除黨籍，無權剝奪他人自由和生命。若剝奪他人自由和生命，說明黨已經變質。可惜，張國燾醒悟過遲。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之旅中，每個毛孔都流淌著鮮血。它從壹造反起便以反民主和反自由為旨歸。中共自始至終都是壹個暴虐的獨裁黨，不曾有過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通的時期，也不曾有過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時期。但願今天的中國人早日認識到這個簡單的常識。

　　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 年 11 月 7 日即蘇俄的國慶日，中共在蘇俄的旨意下，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根據史達林內定，毛當了主席。

　　這個傀儡政權是繼“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的第三個傀儡政權。這個政權從名稱到制度全部執行蘇俄的壹套，並按照蘇俄的指示行事。它的中央政府秘書長鄧小平在宣言中繼續提“武裝保衛蘇聯”，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起來實行民族自決並成立獨立國家。

　　俄國人所以要“援助”中國革命，目的“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張國燾：《序》)。共產黨人為了向國民黨奪權，便甘當蘇俄走狗，當年蘇俄代表李 X 就是江西蘇區的太上皇，“他的壹句話，幾乎就是壹紙命令。”

　　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壹套直接脫胎於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制。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於主宰壹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系統的創設也依照於蘇聯的體制。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許可權範圍完全類似於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里寧；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壹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擔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 17 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瀰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後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系統，有沉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範學校、初級列寧師範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 60 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壹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史達林、莫洛托夫、加里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日本人看到蘇俄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在 1932 年 2 月跟進成立“滿洲國”。中共現時常叫嚷：“不許分裂祖國”，“不承認兩個中國”。

　　實際上搞“兩個中國”、分裂祖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中共實在是製造“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壹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壹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比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糧食也是壹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

　　糧給政府。1933 年 3 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穀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患、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畫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

　　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1933 年，周恩來毛澤東在江西“蘇區”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消滅地主”，大搞“查田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都在被消滅之列。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共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裡。“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

　　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幹了。

　　因反對此政策而被“開除黨籍壹年”的粵贛軍區司令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壹批又壹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在未殺前，用各種酷刑，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長汀縣壹位替龔楚治過病的老中醫曾因交不出壹大筆“捐款”而向他求救，他說了情後那醫生仍被殺掉了。瑞金縣有戶讀書人家，家中只有十多畝田，由兩個讀過書的兒子耕種，是自耕農，算不上地主。可三人都被蘇維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250元大洋。婆婆與兩個媳婦湊了120元，並將女人家的全部首飾，繳去贖人。

　　但金錢繳了，老人被吊死，兩個兒子也殺掉。殺了男的，仍然逼婦女繳五百光洋，否則大人孩子壹起抓。這壹家老小六口人向龔楚磕頭求救、流淚。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無能為力。

　　龔楚看到的蘇維埃運動，就是把舊的地主惡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惡霸；貧苦的農民更貧苦，而且壹批批的往軍隊裡送，絕大多數都成了寃魂白骨。這種 “革命”，除了將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將極少數無產者變成新的統治者外，有什麽意義呢？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

　　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246塊7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監獄的人逃走了，看守監獄的人要殺頭”。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稍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党進攻後起來反抗。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麽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由於需要供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人，加上大量青壯年男子派到外地，蘇區農民實際負擔遠遠高於白區佃農負擔的43%，蘇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多裡，轄區內爆發群眾自發的數十起武裝反抗鬥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 1931-1935 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 15 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 50 多萬，占總人口的 20%。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 70 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 70 萬基本上屬於共黨所殺。

　　中共每“解放”壹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還把那些丈夫還健在的地主富農的老婆、兒媳和未婚女兒強迫分給了貧下中農。

　　“紅區”（共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壹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壹條 30 多裡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1931年 5 月 12 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糧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壹個坑裡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麽辦法？”

　　據當時上海《申報》報導，僅鄂、豫、皖邊區，23 縣的人民遭到的禍害計有：

　　屠殺人數 1,563,500 人；

　　流亡人數 1,183,530 人；

　　燒毀房屋 2,433,343 間；

　　牲畜損失 2,725,075 頭；

　　財產損失 1,330,423,500 元。

　　1928～1932 年，江西全省 61 個縣人民受到共產黨禍害：

　　屠殺人數 431,750 人；

　　流亡人數 1,688,532 人；

　　燒毀房屋 349,743 間；

　　財產損失 442,529,110 元

　　（參見《中共匪黨真面目》第 183 頁，另參見大陸學者貝聿所著《中國左禍》壹書）。這是俄羅斯最願意看到的，他們通過中共很好地達到了屠殺中國人的目的。

　　1927 年到 1936 年第壹次國共內戰時期，江西人口從 2 千多萬下降到 1 千多萬，而由毛澤東掀起的肅反運動幾年間就屠殺了 10 萬紅軍和無數受牽連的百姓，其禍之烈，可見壹斑。

　　蘇維埃政府在轄區內外實行屠殺掠奪政策，推行激進的土地制度和商貿壟斷經營，將廣大農民捆綁在其集體農莊強制勞動，因而受到社會的普遍反對。

　　中共盲目提出反對壹切帝國主義口號，“焚毀教堂、寺廟，撤毀鐵路、電線”

　　（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是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再次重演，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

　　中共反對完全符合國情民意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實行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確主張和不懈努力視若無睹，詆毀“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據魯訊先生的《鏟共大觀》記載，當年長沙殺共產黨時，萬人爭睹，歡呼雀躍，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7．長征時期的亂殺無辜

　　1934 年當紅軍離開江西準備長征時，中共把“不可靠”的、動搖的統統處決。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周恩來，數千人在他手下命喪黃泉。死者中不少是國民黨俘虜，在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刑場設在封閉的山谷裡，行刑人用大刀把頭砍掉，然後壹腳把屍體踢進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讓將死者自己挖坑，然後活埋。

　　長征途中，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他們大都被抬著走。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妳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壹個病號，壹個彩號，抬著走。”毛澤東設計的擔架，竹子抬杆，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麽？我看書，看了不少書。”

　　對抬擔架的人來說就是地獄了。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抬擔架者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壹座山，灑下壹路血與汗。”

　　領導“坐轎子”是長征中令人氣憤的事。壹位長征老戰士在 60 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我們小聲悄悄說，不敢說出來。不過還是有少數人大聲說。”領導給他們做工作：“說中央首長很辛苦，雖然他們不走路，沒有背東西，他們的腦筋比我們苦。我們光走路，吃東西，不管事。”這樣的強詞奪理當然不能服人。“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幹部休養連裡的受傷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幹，沒有壹個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領導沒有壹個人死，哪怕受重傷的也沒有壹個人死。相反，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擔架夫、護士、警衛員，在長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紅軍到了幹部多、戰士少的地步。

　　劉志丹指揮西北紅軍在 1935 的 7 月間，就殲敵 5000 餘人、繳槍 3200 余支，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 6 縣，使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壹片，約 20 多個縣域。當時的國民黨報紙說：“陝北劉志丹赤匪部己佔領 6 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五萬多人，游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二十餘萬人”。

　　當時陝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劉志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正月裡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1935 年徐海東、程子華的紅 25 軍在陝南作戰時，把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團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聲稱自己認識劉志丹，也給殺了。徐海東說，白軍認識紅軍裡的人，那紅軍裡那些人也壹定是反革命，還帶了壹個活口，到陝北來指認。陝北黨委命令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勳、劉景范都抓了起來。逮捕令誤送到劉志丹手裡，他滿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來，也可以調兵自衛，但他沒有反抗，主動投案。監獄裡，劉志丹戴著沉重的腳鐐，後來長期走路都成問題。酷刑是家常便飯，燒紅的鐵絲曾捅進他壹個戰友的大腿直到骨頭上。許多人被活埋。倖存者習仲勳後來說，他被關在瓦窯堡的壹個監獄裡，“埋人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這次肅反，殺了六、七百人，把知識份子幾乎殺光了。

　　逃到陝北的中央紅軍只剩下近 4 千人，中央紅軍到達後，11 月底釋放了劉志丹等人，肅反被定性為‘嚴重錯誤’，兩個替罪羊受到處分。肅反使劉志丹們大受損害，他依然留有右傾錯誤的尾巴。劉志丹作為根據地的創始人，只分給很低級的職務：做壹幫新兵組成的紅二十八軍軍長。毛派親信做政委，以監控劉。劉志丹沒有怨言，公開表態支持毛。

　　1936年2月劉志丹奉命率軍東征，4月13日那天，是毛親自下令劉志丹去三交的，第二天，從後面飛來壹個子彈把劉打死了，年僅32歲。劉志丹中彈時，有兩個人在身旁，壹個是政治保衛局的特派員，姓裴；另壹個是劉的警衛員。根據裴的描述，劉志丹中彈後，他叫警衛員去找醫生，“當醫生來到時，劉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說，劉志丹死時，身邊只有裴壹個人。這使人懷疑劉志丹是被裴或警衛員暗殺的。暗殺是政治保衛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給“不可靠”的“首長”

　　派的警衛員通常也是政保部門的人。前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在被懷疑企圖率兵逃走時，被警衛員打死的。紅軍將領龔楚在計畫逃亡時，最擔心的也是身邊的警衛員。這是毛的陰謀，不消滅劉志丹，毛在陝北的地位就不穩固。劉的追悼會上許多人失聲痛哭，哭倒在地者無數。毛說：“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當時宣傳說，劉志丹開赴前線，原是為了借道山西到華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閻錫山的阻擊。這宣傳是為了給中共塗上抗日先鋒的光彩，同時也是給假手消滅地方武裝的壹種掩飾。如真抗日，為什麽事先不跟閻錫山溝通，閻不至於拒絕吧！

　　劉志丹在陝北的左右手也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3月，楊森死於5月初。也就是說，毛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3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東方紅，太陽升，陝北出了個劉志丹”的歌曲害死了劉志丹。

　　遵義會議後，毛不肯進川跟張國燾會師。他怕會師後，張國燾因資歷老會理所當然地當上黨領袖。為了躲避跟張國燾會師，毛帶上中央紅軍繞了壹個大圈，多走了 4 個月，把紅軍從突破湘江時的 4 萬紅軍拖到不到 1 萬。跟張國燾會師後，因為紅四方面軍比他強，毛又盡力地破壞紅四方面軍。1936 年的 10 月 10 日，紅軍壹、二、四方面軍經過長征，會師在黃河以東的甘肅會寧城下。經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意，1936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發佈《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畫”)，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共計 21800 餘人，先期於 1936 年 10月 24 日至 30 日渡過黃河，先北進壹條山地區，後又西進河西走廊去接受蘇聯的武裝。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是從，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中央軍委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共識。這是因為，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壹會兒要求“東進”，壹會兒要求“西進”，壹會兒又要求“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對於像毛這樣的“游擊戰”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當時有 4 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

　　到 1937 年 4 月西路軍被消滅得只剩 400 多人。當這些殘兵逃到陝北蘇區的時，毛安排高崗繳了他們武器，再把他們壹批批壹批批騙到山溝裡，把這些四方面軍殘兵都活埋了。

　　1937 年初，延安演唐僧取經的戲。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人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壹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壹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了句：“無恥。”此時，劉少奇拔地而起。他對張國燾厲聲道：

　　“妳住嘴！”滿場大員，無壹人拔刀相助，連毛本人都未拔刀，奴才劉少奇就挺身而出了。劉少奇不愧為壹條好狗啊。緊接著，毛澤東發動批判張國燾的運動，衛兵們甚至毆打張國燾，致使張國燾被迫出逃。隨後，張被開除出黨後，毛要張的舊部把張批臭。忠實於張的官兵對此“極表不滿”，他們秘密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被包圍，隨即秘密悉數解決，當時被活埋者計達 200 餘人。

　　蘇俄侵華 中共武裝保衛蘇聯

　　1848 年《共產黨宣言》說：“工人沒有祖國”。按照這種理論，工人階級只要沒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祖國就與他們無關。正是這壹理論的影響，中共誕生之初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那壹時期，壹事當前考慮的首先是共產主義蘇聯的利益而不是本國工人階級的利益。

　　早在中共當政之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評論說：“共產黨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壹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唯壹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1957年 8 月 22 日《人民 日報》）。

　　蘇俄奪權不久，就以剿白俄兵為名，把軍隊開進中國的外蒙古。1921 年 7月蘇軍侵佔外蒙古，打敗白俄軍，佔領庫倫。蘇軍在赤塔狂殺中國僑民。扶植由蘇共訓練的波多任國務總理，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 月，又把這個政府改為“蒙古獨立國”。面對這種情況，北京政府極力反對，並拒絕與之發生外交關係。蘇聯這時也和孫中山接觸。孫中山與越飛簽訂了壹個聯合宣言，承認外蒙古主權屬於中國的前提下，贊同蘇軍可以暫駐外蒙。

　　中共為了推動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協，公開主張外蒙問題應依“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行事。即允許外蒙古人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做選擇：是繼續保持與中國關係的現狀，還是選擇高度自治，抑或乾脆獨立出去。中共的這壹看法受到國民黨人的激烈批評。

　　1936 年中共發表社論，反對民國政府收復外蒙。社論如下：“國民黨的報紙說：日本佔領滿洲，英國佔領西藏，蘇聯佔領外蒙；蘇聯必須將外蒙歸還南京政府。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西藏及中國其它廣大領土，這是事實。但是外蒙呢？

　　外蒙的群眾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人民共和國，外蒙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有友誼關係，那是極自然的事情，國民黨要求蘇聯歸還蒙古，真是無恥之極。”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壹文中早就承認蒙古國了。

　　1945 年 10 月外蒙古舉行所謂公民投票(蘇軍亦參加投票)。國民政府未承認其“獨立”。

　　蔣介石退到台灣後，對史達林沒有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條款感到憤慨，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當時中華民國仍擁有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並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不承認外蒙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就是至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據。

　　1951 年，共產黨的中央報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恬不知恥的說：外蒙獨立是受到“某正義國家的幫助”，外蒙人民比中國人“幸福”，因為更早的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但不能說它分裂國家，反倒應該為之歡呼祝賀。

　　1921 年 9 月蘇聯出兵侵佔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組織“土文革命黨”。1926年 11 月，在蘇俄導演下，成立“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與蘇聯訂立密約，由俄國人控制軍事、政治和外交。1944 年正式侵併唐努烏梁海地區，總面積約 17 萬平方公里。

　　1917 年 7 月 25 日，蘇俄政府《第壹次對華宣言》公開聲明：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不受任何報酬”，這就是後來被中共不斷宣傳的“蘇中友誼的開端”。

　　然而，這壹冠冕堂皇的聲明從來都沒有兌現過，而中共的喉舌卻沒有將此壹變化告訴過它的愚民。

　　歷史的事實是：史達林掌權後收回了列寧的承諾，聲稱“為中東路不至於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在蘇維埃政權之手”。在帝俄時代，中東鐵路的盈利由兩國政府分成；從 1925 年起，蘇聯卻獨吞了全部贏利。在交納中東鐵路費用時，張作霖與蘇方發生糾紛。在張作霖拒絕妥協的情況下，蘇聯於 1926 年 8 月命令軍事情報局採取暗殺行動。1928 年 7 月 4 日，張作霖乘專列從北京返回瀋陽，當行駛到瀋陽郊區的皇姑屯車站時，專列車廂突然發生爆炸。

　　令蘇聯感到意外的是，日本為排除蘇聯在中國東北三省的影響力，主動承擔了炸死張作霖的責任 (詳見《青年參考》2003 年 9 月 4 日《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

　　接著主政東北的少帥張學良，多次同蘇聯交涉未果。1929 年 5 月 27 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裡面開會的 39 名中共黨員。7 月 10 日，我國東北軍政長官張學良命令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按照中俄協定免除俄人局長職務，並解除蘇籍共產黨份子高級職員 59 人的職務，搜查俄人用作間諜活動的職工聯合會、國營貿易局等機構；並根據 1919、1920 年蘇聯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壹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從而打擊了蘇俄深入中國的侵略勢力。

　　1929 年 8 月，蘇聯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且宣佈與中國斷交，並藉此對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蘇俄在遠東原駐 3 萬人的軍隊，為入侵中國，又在西伯利亞召 10 萬人入伍，還從俄內地派來 7 千的秘密員警。8 月 11 日，蘇俄大軍在東自綏芬河西到滿州裡的中國沿邊重要城鎮和地區的全面侵犯。中國政府命張學良的東北軍進行抵抗。

　　當中國軍隊為反抗蘇聯侵略浴血苦戰之際，中共卻奉史達林之命發起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運動。他們高喊：“使蔣介石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李立三、惲代英等頭目，更公開發表文章擁蘇反華。中共還發表了《中央通告第 41 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 42 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 49 號：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謂的“階級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民族利益，推行賣國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國的壹致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都發出聲討赤俄肅清共黨的宣言通電，主張壹致對外。匪黨創始人陳獨秀良知尚未泯滅，儘管他已被罷免，他於 1929 年 7 月 28 日致函中央，稱中共的做法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於 8 月3 日復函陳獨秀，嚴厲指責陳“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並進而組織對陳的批判，指控陳是“反蘇”份子。

　　這期間，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以幫助蘇聯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1929 年 9 月 26 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史達林的這個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達林全集第十卷裡。

　　1929 年 10 月 26 日，史達林命令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中共堅決“武裝保衛蘇聯”，並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 年 11 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929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它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壹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

　　共酋李立三建議：為了儘快地實現社會主義，蘇聯應立即對日宣戰，蒙古應立即調兵打中國，而且蘇聯應該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幾十萬華工，讓他們打回中國；李立三號召全國所有城市都舉行起義。為此，取消了中國的工會、共青團和黨組織，而成立了準備進行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而蒙古共黨則宣佈，與中共的中華蘇維埃結成聯邦，並派出軍隊進攻中國北方地區。此時，周恩來、劉伯誠、葉劍英等人，由俄國人每月供應 3 千萬盧布，從俄國到中國東三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共產黨徒，組織義勇隊，參加俄國的侵華戰爭。

　　9 月 19 日，俄軍炮毀我吉林綏濱城。同時，在三江口、同江、富錦、樺川、滿洲里、扎蘭諾爾、密山、綏芬河等地都進行激烈的戰鬥。11 月 17 日，蘇俄軍出動飛機、大炮、坦克，猛襲扎蘭諾爾。駐守扎蘭諾爾的東北軍第 17 旅 7000 余官兵在激戰後傷亡殆盡，旅長韓光等全部陣亡。美、英、法等國見中國軍隊敗北，立即出面調，以致中國政府於 12 月 22 日再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蘇伯力會議協定書》，承認恢復衝突之前的屈辱狀態。 。

　　1929 年以前黑瞎子島上（350 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 450 平方公里）駐有中國張學良的軍隊。張學良所部三艘軍艦全被蘇海軍擊沉，佔領了黑龍江主航道中國壹側的黑瞎子島等三個島嶼，並將島上的居民用繩索綁到輪船上送回南岸。

　　目前，不但俄人在該島建有壹萬多間別墅，還建有從俄國城市伯力（俄稱哈巴羅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該島的浮橋。

　　1929 年史達林對中國的戰爭還產生了壹個至今仍然困擾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蘇聯剝奪了中國在圖們江上的航行權，封閉了中國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十來年，中國為獲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費了很大的勁兒，但難以成功。由於在日本海沒有出海口，中國在地緣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黑龍江省和吉林省與外界的運輸不得不依賴運力已達極限的鐵路和遙遠的大連港和營口港，這對兩省的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中共壹邊打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崇高旗幟，壹邊卻拿著侵略者的資助；它聽命於侵略者，在侵略軍殺害中國軍民的時刻，公開宣佈武裝保衛侵略國，並以武裝暴動進攻本國政府，配合侵略者的軍事戰略。1929 年的那壹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就因此而爆發。中國人與俄國人壹起殺害中國人，這就是中共的“革命”。

　　與日本勾結假“抗日” 屠殺真抗日

　　1.中共誘發西安事變

　　1931 年日本人看到蘇俄侵略中國，悍然發動“九壹八”事變，日本關東軍19000 人，東北軍 19 萬人不戰而退，關東軍 3 天佔領瀋陽，壹周控制遼寧，3 個月控制東北三省。日本人侵佔東北後，蘇俄的加拉罕告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說蘇俄無意干涉東三省事件。蘇俄的表示，不是它不想侵華，而是它的侵華熱點已轉移。

　　9 月 20 日，共產國際立即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壹次全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命令中共繼續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立即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發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後，就立即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 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日本企圖侵略蘇聯，毀滅我們工人階級的祖國，中國共產黨要團結起來，發動全國的武裝暴動，繼續武裝保衛蘇聯”，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壹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創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製造兩個中國。

　　1932 年 1 月 28 日，就在第壹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壹人壹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污衊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不是國民黨領導的，而是反動軍閥為了升官發財和投降帝國主義。當時中共最盼挑起中日戰爭，以便讓俄國人趁機侵華。所以，當時中共的“抗日”叫囂，完全不是為中華民族著想，不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而純是為俄國人的侵華服務。

　　1933 年，“新疆王”盛世才依靠蘇聯的力量獨霸新疆，允許蘇聯在新疆駐兵，和蘇聯簽訂同盟條約，規定出讓壹系列國家主權如駐軍、開礦、修路、免稅等，三次企圖使新疆作為壹個加盟共和國附庸於蘇聯。盛世才為了表現出對共黨的忠誠，不惜將西路軍殘部約 5 百人，從馬步芳圍捕中救出，接至新疆。盛世才為中共捐送大批物資，如軍火、通訊器材、醫藥、紙張、皮大衣、馬靴等。當時中共以滕代遠、毛澤民為首的壹批幹部在新疆充當蘇聯和盛世才之間聯絡，幫助蘇聯實行這壹分裂祖國的計畫。中共恨不得將中國的西北、東北全都在蘇聯的幫助下從國民政府中分裂出去。盛世才扣押、殺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派赴新疆的工作人員。僥倖的是蔣介石乘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無力東顧之際，說服盛和蘇聯斷絕來往，殺害、趕走了中共人員，後把盛調到中央，實現了新疆和祖國真正的統壹。但蘇聯和並沒有死心，仍然策動少數民族進行分裂活動，1944 年在邊境地區策動成立東土爾其斯坦。

　　由於德、意、日勾結，蘇聯受到德、日夾擊的威脅，異常恐懼。蘇聯想方設法擺脫自己的困境。蘇俄採取的策略是，不斷鼓勵日本向中國南部擴張；同時指示中共宣揚“抗日”。1935 年史達林為緩和來自日本的壓力，單方面把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根本沒與中國商量。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會上提出在各國要建立“人民統壹戰線”，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

　　的鬥爭。中共代表陳紹禹（王明）在會上強調，中共應建立“抗日民族統壹戰線”。

　　8 月 1 日，陳紹禹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壹戰線”。這是後來毛澤東叫嚷“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由來。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共產國際特別指示中共宣揚“抗日”，完全是壹箭雙鵰。壹是中國抗日，就可牢牢牽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會去威脅蘇俄。二是，中國抗日，中共就可免去被徹底消滅的危險。當時中共正處在大逃亡時期。

　　中國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時抗日，這是中國的內政。這需要中國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和決定的事情，根本無需他國進行干涉和鼓勵。

　　中共為了求生存，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壹宣言。同年 12 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1936 年 4 月，作為壹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進入內地的路條均由楊的 17 路軍提供。

　　張學良是壹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掌父親權力後，生活更是放蕩，對政事並不專心。張學良尤其好色，和張作霖有妻妾 6 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沉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當了和尚。1928 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其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張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蝴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提出抗議，結果張乾脆出 10 萬元將蝴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

　　張氏父子在東北抽稅收捐，私人財產積至天文數字，且揮金如土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卻在東北有事之秋，身為邊防軍司令張學良的竟可恥的稱病躲進醫院。

　　張學良“九壹八”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壹壹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駡為“嬌妾重於國土”。豪游歐州 8 個月中，每月耗費 40 萬元，而當時中央軍每個師壹月的經費僅 10 萬元。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管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壹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 12 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 65 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張學良周圍有多名中共黨員，他們掌管了張壹切秘密，終於改變了他的是非觀。張學良不以丟失東北為恥，仍私派密使赴日，以出賣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割據華北。1934 年，張學良獲悉盛世才崛起後，就密謀聯蘇反蔣。張不惜重金，將何健追捕中的毛的二個兒子，秘密送往蘇聯，以討取毛的歡心；並殺掉特務行動隊隊長。張學良暗地裡加入了共產黨，並把蔣介石 40 萬元大洋贈給了共產黨。

　　張學良接濟中共金錢、槍枝、彈藥、軍工器材、醫藥、軍糧，……直至高官享受的金龍鐵筒香煙三十筒，僅軍需帳目就達 67 萬元之巨。

　　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 1936 年 10 月和 12 月兩次來到西安，佈置剿共計畫。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隊的 67 名戰士全部被殺，連張學良私人銀行的行長也被楊虎城的部下槍殺了，慘殺蔣公的侄孫蔣孝先，加上週邊軍警殉難達到4百多人。

　　大勢宣傳的“四壹二大屠殺”只殺 100 餘人。張準備對蔣採取“最後手段”——殺，仍受到蔣的優待，以致能活到 101 歲的高齡。張的弟弟張學思效忠毛澤東，但毛仍未能手下留情，張學思慘死於毛的秦城監獄中。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

　　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壹片抗議和譴責之聲。胡適當時指出：捉蔣時，綏遠抗戰已經開始，這時把蔣介石抓起來，“把前壹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了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知識界異口同聲譴責張學良，包括中共後來極力表彰的聞壹多也罵張是毫無民族責任感的混蛋。他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妳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妳們妄加傷害！” 當時只有延安的壹些“知識份子”對張的行為喜在心裡。

　　史達林聽到事變消息，立即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殺蔣。史達林讓蔣介石見周恩來，蔣介石堅持不見。史達林帶話來說，同意放他兒子，他才見了周。在周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 ，壹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這就是停戰換兒子的交易。

　　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壹觸即發的內戰頓時消弭於無形。此時，西北軍內部分裂，兩派意見對峙。以王以哲、何柱國、于學忠、蔣斌、高崇民等為首的高級將領主張按張學良 1937 年 1 月 1 日致楊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內戰，壹致對外，反對與中央軍貿然開戰，並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編條件，從潼關北撤；但是，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為首的中下級軍官少壯派，則堅決主張中央先放張學良回陝才撤兵，否則不惜與中央軍兵戎相見。

　　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縱兵燒殺擄掠，西安商戶十室九空，且槍殺西安邊業銀行經理王德俊等。此時孫銘九等亟欲乘少帥不在陝之機而篡奪東北軍的領導權，而土匪出身的楊虎城企圖製造兵變藉機兼併東北軍駐陝部隊。於是便有孫銘九命令手槍連連長於方俊 2 月 2 日闖入 67 軍軍長王以哲家中槍殺王將軍的暴行。2月 2 日上午，孫銘九殺害王以哲、剿總副官長宋學禮、參謀處處長徐方以及西北軍交通處處長黃念堂後，親赴城門樓上把蔣斌拖出小屋。蔣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怒斥孫銘九發動暴亂。孫銘九聞言惱羞成怒，瘋狂地向蔣斌連開數槍，打碎了他滿口牙齒，又向他胸膛近距離開槍。更令人髮指的是，當蔣斌尚在彌留之際，孫就滅絕人性地下令將他活埋在離小屋僅十幾米遠的城牆腳下。當日何柱國因聞風及時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與蔣斌軍階最高，均為陸軍中將。

　　“二○二”兵變時，孫銘九率部搶劫軍需處，擄走了壹麻袋鈔票。王以哲等死難後，消息傳到渭南前線，106 師師長劉多荃代表東北軍全體將士致電警告楊虎城，聲言如不逮捕叛亂分子，則前方的東北軍將回師西安平亂。楊虎城見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發佈命令通緝孫銘九等首惡分子，挽救西北軍分崩離析的局面。

　　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凶見大勢已去，遂連夜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跑到雲陽彭德懷駐防區尋求庇護。全面抗戰爆發後，這所謂“三劍客”全都投降日偽、淪為不齒於國人的大漢奸。孫銘九官至偽山東省保安司令；另壹名少壯派、親自赴臨潼捉蔣的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投敵充任日偽“東亞同盟軍”司令，統率八個師的偽軍，1941 年被日本特務毒死；即如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竟在日寇敗象畢露的 1943 年 6 月，投降日偽，出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銘九等人躲過了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審查，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包庇漢奸孫銘九等人，是敗德敗行。

　　雖然張學良破壞了蔣介石對抗戰的全盤規劃，是現代中國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還有相當的自由度。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態度，體現了壹個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設想，要是換了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毛澤東，張的下場該是怎樣——彭德懷僅僅是為飢餓的百姓說了幾句真話，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飽受折磨而死。

　　2. 挑起日本打中國

　　2005 年 7 月 3 日北京電視台的《社會透視》播放了“七七事變”專輯，驚爆了不少內幕。當時，駐紮在北京的中國守軍為 29 軍，原屬馮玉祥（馮的夫人李德全是共產黨的老臥底，後曾擔任中共衛生部部長）系人馬。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或者與共黨有密切的人員，如吉星文(吉星文是吉鴻昌的侄子，吉鴻昌因與柯慶施領著上萬大軍攻打國民政府控制的北平被槍斃了)、張克俠（1929入中共，時任 29 軍副參謀長）、何基灃等（張、何兩公 1948 年在淮海戰役時期率部起義）。北京台記者採訪了張克俠將軍之子，他說：1929 年，張將軍就已入黨，他直接受黨中央領導，不發展橫向關係；當時劉少奇指示張克俠要“主動進攻”，“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不久，舉世震驚的“七七事變”爆發了，事變裡死的第壹個軍官就是中共地下黨。……蘆溝橋事件，那是中共為了執行共產國際“保衛蘇聯”的命令干出來的。據日本人調查，劉少奇領導的中共北方局派出特工在蘆溝橋開槍，這才引起日寇全面入侵。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駐屯軍8400 人，宋哲元部的 29 軍有 10 萬人。8400 人，這是查遍了這段歷史所有的記錄所採取的最高的數字。29 軍的軍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今天還在唱；可當年的中國 10 人砍壹個日軍，竟然沒有抵抗到壹個月！

　　對史達林來說，日本迅速佔領全華北是對他的空前威脅。他迅速起用了壹個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紅色代理人，在上海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把日本拖進廣大的中國腹地，離蘇聯遠遠的。這個代理人就是張治中將軍。他成為紅色代理人要追溯到 1925 年，他在蘇聯援建的黃埔軍校當教官時。黃埔軍校壹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裡安插自己人。張治中向周恩來提出參加共產黨，周在“請示組織後”告訴他，要他留在國民黨內，“稍待適當時機”。

　　1937 年 8 月 9 日，經張治中壹手挑選的派駐上海虹橋機場的部隊，打死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各壹人，然後給壹個中國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機場大門口，以造成日本人先開火的假像。日本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張治中以“上海的形勢突然告急”為理由，率大批軍隊在 12 日清晨佔領上海，定於 13 日拂曉向上海日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兩次去電叫他“不得進攻”。張 14 日電蔣：“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但張在午後三時就提前下達了總攻擊命令。四時，炮兵、步兵壹齊進攻。同壹天，中國飛機轟炸了日本軍艦。

　　據現有材料，蔣介石沒有下轟炸的命令。蔣五時後來電說：“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15 日，他越過蔣直接向報界發表聲明。他先稱日本“侵滬艦隊突以重炮轟擊閘北，繼以步兵越界襲我”，再說他決心反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

　　在高漲的抗日情緒下，壹直不願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蔣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預定明拂曉全線總攻擊。”但蔣介石實在是不願意打，十八日，他又傳令停攻。張治中不予理睬，19 日繼續進攻。22 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隊到來，全面戰爭終於不可避免。蔣介石被拉進來後，下定決心大打。全國 180 個師中最精銳的 73 個被投進戰場，40 多萬人幾乎打光。這場戰役重創了蔣最看重的年輕的空軍，摧毀了大部分的主力艦隻。蔣介石從 1930 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現代武裝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傷亡也有大約 4 萬人。

　　壹旦中日全面開戰，史達林立刻大規模援蔣，以保證蔣能打下去。蘇聯跟南京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向中國提供武器。中國當時只能製造步槍壹類的輕武器。莫斯科給蔣兩億五千萬美金的貸款買蘇聯軍火，包括坦克、大炮和壹千來架飛機。還派了壹支飛行隊、數百名軍事顧問。在往後的四年裡，蘇聯是中國的主要軍火來源。

　　中日全面戰爭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長李維諾夫(Maksim Litvinov)當即對法國副總理布拉姆(Leon Blum)說，他和蘇聯“都對日本向中國開戰感到開心極了，蘇聯希望中日戰爭打得越久越好”；以便魚翁得利。為了保護這位貢獻巨大的紅色代理人，史達林把和張治中直接聯繫的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與武官雷邦隨即召回國，處死滅口。憤怒、無奈的蔣介石當然懷疑張的真實身分，開戰後不久就逼他辭了職。但蔣介石為了自身的利益像對待邵力子壹樣繼續使用他。

　　1949 年蔣逃往台灣時，這兩位都留在大陸。

　　南京大屠殺的原因其實就是共黨叛亂所致, 若無共黨興起，1928 年後全國立刻由軍政進入訓政，3、5 年後就可進入憲政，日本豈敢覬覦中華？

　　3.假抗日，盼望蘇日瓜分中國

　　毛在 1923 年就說，共產主義要在中國勝利，非得蘇軍從北邊打進來不可。

　　長征就是為了到北邊去靠近蘇聯，接受援助。1935 年 12 月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反蔣”方針。36 年 4 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要求廢止反蔣口號、搞統壹戰線。

　　並對毛組織援款，此可謂雪中送炭。毛感激不盡說要“飲水思源”。1936 年 9月，莫斯科擬用150輛汽車來回兩次把500-600噸軍用物資運到中蒙邊境交中共；10 月莫斯科又策劃把 1 千噸軍用物資運到新疆哈密交給中共；中共因西路軍的覆滅而未能領到這些物資，但 11 月至 1937 年 1 月，也收到了至少 180 萬美元的鉅款。1938 年，中共雖然每月從國民政府那裡領取 50 萬中國元(折合 16 萬美元)軍餉，仍要向共產國際索取 30 萬美元款項和壹批印刷機械等。1940 年，根據周恩來的申請，季米特洛夫建議史達林向中共撥款 35 萬美元。1941-1944 年仍不斷有臨時撥款。

　　1937 年 8 月 22 日在洛川縣南 90 裡的壹個村莊召開了壹次為期四天、僅有22 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總書記張聞天的《形勢報告》

　　把蔣介石如何仇視共黨指斥壹通；最後建議說，中共應該學列寧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時的“壹箭雙鵰”：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具體到中國麽，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毛澤東支持張聞天，強調壹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擴充八路軍。

　　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託。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戴晴《翻案文章》)。

　　1937 年 9 月 21 日，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率八路軍總部抵達山西太原。

　　毛生怕朱、彭報國心切，從延安發去壹封《從遠處大處著想》的反覆告誡的電報：

　　囑咐彭德懷等人不要打日軍，尤其不要打正面戰，而應以創立根據地、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為第壹要務。

　　1937 年華北軍分會 9 月 23 日給毛的電報和周恩來於 9 月 24 日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鬥的軍力佈置的電報，都未得到毛澤東的複電。

　　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 22000 人時，9 月 25 日林彪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 115 師襲擊了日寇的壹支補給部隊——板垣師團第 21 旅團，中共部隊在此只打了壹天，共軍以優勢兵力攻擊日軍數百人的輜重隊，日軍才傷亡 2 百多人，繳獲了 15000 件軍大衣！115 師首戰平型關和毛避免與日軍作戰的“游擊”方針大相逕庭。大陸許多官修抗戰史，提到平型關戰役，似乎就只有林彪的壹天伏擊戰，至於那場苦戰 8 天，投入近 16萬國軍，官兵傷亡近 4 萬人（傷 25242 人，亡 14151 人；其中軍官陣亡 941 人）的真正的平型關戰役，往往壹筆帶過，甚至全盤抹煞。甚至為了凸顯中共的戰績，還不惜對那些頑強奮戰平型關的英雄部隊大潑髒水。這實在叫人不能不佩服其厚黑功夫之深，也令人不能不為那些用鮮血染紅平型關的抗日英雄們鳴不平。毛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壹方向》的指示。

　　1937 年 10 月在山西北面，國民黨軍隊發動忻口戰役，中國方面投入 13 萬人，日本方面開始投入 2 萬餘人，後增加到 5 萬餘人。戰役從 10 月 13 日開始，戰鬥持續了 23 天。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祺等數萬人戰死。日軍傷亡 3.6 萬餘人，中國軍隊傷亡 10 萬人左右。

　　1937 年 8 月 20 日中俄在南京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

　　“倘締約國之壹方受壹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

　　1938 年 5 月，毛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講《論持久戰》，直言抗日戰爭拖得越久，對共產黨越有利。若實現了對日作仗的速戰速決，國民黨掉過槍口就要消滅共產黨。同志們決不應當忘記，日軍作為我們的敵人是暫時的，國軍作為我們的敵人是長久的。正是有了日本人的大規模入侵，爆發全民抗戰，我黨我軍才獲得新生的機會。是日本軍國主義加上張學良、楊虎城，救了我黨我軍的命。

　　什麽叫愛國？愛國必須先愛黨。共產黨都不存在了，妳還愛什麽國？愛那個圍剿我們、屠殺我們的中華民國？現在總的形勢，是三個國家，日、蔣、我，新三國。

　　同志們要多長個心眼，明白壹個道理，讓日本人佔領土地越多、越廣，於我越有利，就是最愛國。因為日本佔領的地方，我們可以等他撤退時去接管、去搶佔！

　　相反地，蔣介石佔領土地越多，國統區越大，我黨我軍就越被動，妳去奪它，就叫打內仗……。毛的這些高論，在後來公開發行的各種版本的《論持久戰》中，被刪除乾淨，因為實在不可見人。

　　1939 年 8 月蘇德條約簽訂，促使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輿論壹片譁然，各國共產黨員紛紛退黨。全世界只有毛髮表《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壹致》為之辯護。

　　史達林喜出望外，將此文大量印發。這時，蘇聯駐中國上海領事館領事與日本軍部特務機關密切往來。蘇聯領事對日本人表示，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府，蘇聯將於適當時間給予承認。當時，蘇聯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由日本佔據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而中國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的大西北，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 199 頁）。

　　蔣介石擔心中國可能成為另壹個波蘭，就此警告蘇聯。毛卻盼望蘇日瓜分中國。這年九月底，斯諾問毛對蘇日條約可能簽訂的反應，毛答道：“可以簽訂”，如果不妨礙“世界解放運動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

　　這些利益就是指中共的利益。當斯諾問：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佔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占區和維希政府區時，毛在 11 月 1 日給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指示裡說：“蘇聯出面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只有蘇聯出面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設想的前景是：日本扶持國民黨傀儡政府，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國共“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1939 年 12 月 21 日史達林 60 大壽，毛在延安為其集會慶賀，發表了《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講話。他後來說，此文是真情流露。他顛倒黑白地說：

　　“沒有壹個國家把它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只有史達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

　　1940 年彭德懷決定搞百團大戰，大戰計畫的電報於 7 月 22 號送到了延安。

　　毛把電報壓下，不回電。8 月 8 號，彭德懷下令打百團大戰，作戰數月，大小戰鬥 1800 餘次，殲滅日軍 1 千，偽軍 4 千。被抗擊的日軍，居然沒有壹個甲級師團。日寇的甲級師團全都部署在與國民黨作戰的第壹線。日軍無不諷刺地認為：

　　“就戰鬥力而言，八路軍是壹支土匪武裝。”

　　毛反對這兩場對日作戰，公開指責暴露我軍軍事機密，為了阻止林彪抗戰，把他送到蘇聯，不許回國。用特務監視彭德懷，讓他不得抗戰(見“彭德懷回憶錄”)。

　　1959 年盧山會議上毛澤東、林彪、彭德懷之間的壹段精彩對話。林：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壹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壹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林：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三個師只有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年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彭：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壹仗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紀律比較注意。

　　“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是共軍僅有的兩場打日本人的戰役，原來都打錯了。毛澤東不叫打，但任弼時和彭德懷不聽指揮，擅自打了，所以要批、要斗。彭老最後給斗死在窗戶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裡。任弼時運氣好，沒挨斗， 因他死得早，逃脫了。

　　4.背後捅刀子、假手滅項英

　　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用豐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澤東如何欺騙和玩弄閻錫山、奪取山西政權。當閻的力量強盛的時候，中共主動與之聯絡，表示願意共同抗日，説明閻建立抗日組織。當閻的主力在對日作戰中消耗大半之後，中共立即出兵驅逐閻的地方政權，組建自己的權力機構。更加卑劣的是，毛還命令共軍與日軍保持壹種心照不宣的“和平狀態”。日軍也將重點兵力用在打擊閻錫山和國軍上，對共軍僅僅是防範而已。此時，閻錫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經無法挽回。

　　在河北、山東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這套把戲。文獻記載，當時被中共軍隊消滅的傾向於國民黨的游擊部隊，甚至比對日作戰中的損失還要多。

　　新四軍更是完全避免與日軍的接觸，壹心在江南擴大地盤。謝幼田研究了《劉少奇年譜》之後發現：“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領導人劉少奇，自從到達華中之後，他的全部軍令、報告，沒有壹個是出於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為了打擊或分化國軍之用。”

　　王明當時在延安寫的律詩前四句，題為《悼皖南事變犧牲的項英同志》：毛家詭計蔣家兵，主要目標殺項英。舉國勞工哭柱石，全民抗戰損干城。很明顯，詩中意指皖南事變項英被殺，乃毛澤東借刀殺人的詭計造成的。

　　新四軍政委項英與毛澤東有不解之仇。項英 1922 年 4 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是中共三屆至六屆中委，六屆中央常委，並在共產國際六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史達林特別器重他，單獨接見，親贈鋼筆、手槍，手槍柄上刻著俄文，意為：項英同志存念，約.維.史達林，1928年 6 月 23 日莫斯科。項回國後壹度是毛的上級，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支持王明。1931 年項英制止毛亂打 AB 團，毛誣陷他是 AB 團的後台，後來他反對毛長征。紅軍主力長征後，項留下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至抗戰爆發後，1937年 10 月開始，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總部有 1 千工作人員、8 千部隊，駐紮在雲嶺，在黃山之側。37 年 11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正式獨攬大權，但項英不買他的帳，在新四軍發展方向上與毛針鋒相對：毛主向北，向敵後發展；項主向南，向國統區發展。這就埋下了皖南事變的伏線。毛項鬥爭第壹回合是40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第四、五兩支隊歸中原局劉少奇指揮，項英所部削減了 2/3。第二回合是同年 5 月 5 日，毛瞞著項英，命令八路軍黃克誠等部隊“配合新四軍各部在壹年之內，在揚子江以北”的華中地區，建立統壹的根據地，“整個行動歸劉少奇指揮”。項英獲悉後怨憤難平，當即於五月份三次上書中共中央，請求公開撤職。但遭拒絕並獲安撫，項更決心向南自行另闢新局面。

　　共產黨信奉的列寧的“讓祖國在戰爭中失敗”，布爾什維克正是在俄政府忙於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從背後捅刀子，然後竊據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如法炮製，在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背後捅刀子，使得國民革命軍腹背受敵。新四軍是專門用來搞磨擦的，有個好聽的名堂：叫“打擊頑固派”。“頑固派”者即打日本的中國政府軍---國軍也。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裡的郭建光們，打的也不過是胡傳魁，是偽軍，哪有壹個日本鬼子？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毛有意把項英的孤零零的總部送給蔣介石的部隊去殺戮，逼蔣介石開第壹槍，促使史達林同意打全面內戰。

　　1940 年 7 月，蔣曾下令新四軍北上華北，把長江流域讓給國民黨，毛置之不理。

　　1940 年 8 月間徐向前攻陷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10 月 5～15 日，在八路軍黃克誠部配合下，新四軍陳毅部在江蘇泰興以東黃橋附近全殲國民黨台兒莊抗日英雄韓德勤第 89 軍和獨立第六旅（翁達獨立旅）15000 多人。當時《大公報》報導：“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 7 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複於10 月 4 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 6 旅 16 團韓團長遇害；5 日又攻擊 89 軍，計畫去該軍 33 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5 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在黃橋戰役後新四軍攻擊韓部的曹甸戰役中，日寇配合共軍，共殲滅 8 千抗日武裝。

　　蔣介石壹聲不吭，怕事情鬧大了，引起全面內戰。他只在 10 月 19 日重申，新四軍必須在壹個月內北移到規定地區，以使兩軍儘量脫離接觸，減少摩擦。10月 19 日重慶軍委會何應欽總長、白崇禧副總長電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及十八集團軍各部，接電壹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對此，毛以朱彭葉項名義複電拒絕，但答應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移至江北，實際乘機削去項的兵權。毛想激怒蔣介石，促蔣採用武力，展開全面內戰。他對周恩來說，這時蘇聯就會“出來調整”。蔣介石怕的就是蘇聯進來同日本瓜分中國。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節，毛向莫斯科強烈懇求批准他大打內戰。毛報告說他的計畫是，出 15 萬精兵抄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把這壹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制人”。毛的主張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對蔣介石兩面夾攻。這樣壹來，蔣很可能垮台，按波蘭模式瓜分中國就成了現實。日本無意與蘇聯分享中國，史達林的當務之急仍然是國共合作拖住日本。11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宮命令毛：“目前暫時不要動，爭取時間，在華中地區軍隊北移問題上，與蔣介石儘量周旋，討價還價……絕對關鍵的是妳不要首先挑起軍事行動”。同時，莫斯科同意毛壹旦被蔣攻擊時實行自衛反擊：“如果蔣介石進攻妳，妳必須全力反擊。

　　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內戰的責任就都落在蔣介石頭上。”

　　新四軍北渡長江，是毛與國軍均無異議的。軍部行軍具體路線問題，葉挺與顧祝同本已商定可走習慣線：從軍部所在地雲嶺出發東行，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竹簀橋--水西，然後經蘇南敵佔區北渡長江至蘇北。顧祝同保證盡力掩護新四軍北撤。12 月 3 日有後方人員千餘人和物資壹千三百擔經此線到達蘇北（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三，台灣版，1993，145 頁）。雙方商定的另壹條（路線）是從雲嶺出發北上，經戴家匯-孫村-荻港，然後渡江至無為。12 月 8 日有部分幹部和眷屬（包括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線撤離，平安過江。12 月 9 日上官雲相的有關電報中亦記述，新四軍軍部人員及重要文件，陸續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 年，278 頁）。12 月 10 日蔣緻密電給顧祝同稱：“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於是，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成為唯壹合法路線。

　　12 月 26 日國軍情報仍然記載：“新四軍軍部人員及主要檔，由涇縣雲嶺陸續向繁昌縣北移”，還報告（繁昌以南的）南陵附近駐有傅秋濤部的壹個團。“在事變發生以後，新四軍軍部和主力被殲滅，只有兩千餘人突圍，這兩千餘人主要就是傅秋濤率領的壹個團，這個團走的是規定路線，在江北無為集結”（《中共壯大之謎》，279 頁）。可見，事前國軍並無蓄意殲滅葉項所部新四軍的打算，否則傅秋濤部千餘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北撤。另外的二千餘人也不可能於事變前‘平安過江’。事實俱在，不容抹殺。

　　毛沒有向蔣表示異議，29 日，他批准了這條路，對項英說：“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12 月 30 日，毛致電葉項表示同意周恩來意見，不顧蔣在皖南渡江的命令，決定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於 1941 年 1 月 3 日複電葉項稱：

　　“妳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這壹路線改變，毛沒有通知蔣介石。蔣介石以為項英會按他的要求走皖東，於 1 月 3 日發電給葉挺，重申皖東路線，並說他“沿途已令各[國民黨]軍掩護。”項英知道後，在 4 日給蔣介石發電報通知他已經改變路線。這封關鍵電報沒有送達蔣介石手裡，原因在毛。

　　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將領直接跟蔣介石聯繫，所有的聯絡都必須經過他，再由周恩來轉。毛把項英給蔣的電報壓下了。項英發完電報又等了若干小時，拖到當天夜裡才出發。他以為蔣介石應該得到改變路線的消息了，沿途駐紮的國民黨軍隊也應該接到命令，給他讓路了。顧祝同指揮的七萬多人的大軍，已經把軍部團團包圍，只留下往北的壹條路。

　　1 月 4 日的夜晚，風雨交加，項英和 1 萬新四軍進入了國民黨十幾萬大軍在安徽涇縣的駐紮區。這些軍隊沒有得到項英要過路的通知，以為是新四軍來挑釁，就開了火。早已因黃橋之戰而痛恨新四軍的顧祝同，6 日下令把項英的部隊“徹底加以肅清”。慌張的項英發了壹封又壹封電報給延安，要毛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毛毫無動靜。到了 9 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毛才回電說他什麽情況也不知道。1 月 6～9 日，國民黨軍隊圍殲項英部的最激烈的 4 天，毛沒有接到過項英的電報？在這些日子裡，項英的電台不斷發出求救的電訊，劉少奇都收到了，獨獨毛沒收到？真是沒收到，為什麽不設法恢復聯繫，在這重要的時刻？毫無疑問，毛不想為新四軍解圍，毛要借蔣介石之手，除掉項英這個心腹大患。

　　在收到劉少奇 1 月 9 日發給毛的電報後，毛的電台奇蹟般地恢復運作了。10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然而，毛仍舊壹動不動。10 日那天，項英自己給蔣介石打了封電報，懇求蔣 撤圍。這封電報他再次發給毛轉，毛又再次把它壓了下來。

　　毛對周恩來說，項英的這封電報比前壹封“立場更壞”，“此電決不能交，故未轉妳處。”11 日晚間，周恩來在重慶開酒會，慶祝《新華日報》三周年。毛關於新四軍總部被圍攻的電報這時姍姍來到，由周對慶祝會上的人宣佈。遲至 12日毛才讓周“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周恩來在 13 日才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蔣介石已經在前壹天主動下令停止攻擊了。就在 13 日這壹天，毛突然活躍起來，叫周恩來“向全國呼籲求援”。他命令部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脅問題，而是如何推翻蔣介石統治問題”；“壹下決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毛知道他的軍隊遠不是國民黨的對手，沒有史達林出兵相挺，他將壹敗塗地。

　　項英的女兒說：在事變前 13 天，中央仍給他和葉挺發來“以拖為宜”的電報。而在事變發生的當時，在與父親等人失去聯繫，在父親生死未明的情況下，黨中央發出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指示陽奉陰違，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的決定。儘管這個決定最終沒獲七大通過，但它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父親評價的依據。作為新四軍領導人之壹，父親“負有責任”，但不應該是“全部責任”。

　　解放後父親從許多歷史紀錄中消失了，顯然有失公允。

　　項英及其警衛人員突圍成功，跟他壹起的還有其副官劉厚總，以及參謀長周子昆等幹部戰士六七十人。不料因身帶黃金而被劉厚總謀財害命。周子昆同時遇害。

　　1 月 15 日，周恩來去見蘇聯大使潘友新，說中共急需蘇聯的拯救。潘潑了他壹頭冷水。潘當時懷疑皖南事變是毛澤東有意讓項英去送死。毛繞過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籲懇求，用蘇聯人的話說是發了“壹封又壹封歇斯底里的電報”。

　　毛說蔣介石的計畫是全殲新四軍，然後消滅八路軍，然後“摧毀中國共產黨”，“我們有被斬盡殺絕的危險。”毛硬要把莫斯科拉進中國打仗，使史達林大為不快。1 月 21 日在列寧忌辰紀念儀式上，史達林以譴責新四軍軍長葉挺的方式表達他的不快。史達林稱葉為“壹個不守紀律的打游擊的”，“查查看[皖南]事變是不是他挑起的。我們也有些打游擊的，人是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把他們槍斃掉，就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季米特洛夫明白史達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於是再次警告毛，口氣比以前更堅決：“不要挑起破裂。”2 月 13 日，史達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寫給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爭辯：“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

　　妳不應該竭力製造破裂。相反地，妳應該盡壹切努力防止內戰發生。請重新考慮

　　妳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毛當天給莫斯科回電錶態：“服從您的指令”，但仍然執意要打蔣：“破裂在將來是不可避免的。”

　　皖南事變後，莫斯科在西方組織了壹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宣傳，稱蔣介石屠殺了 1 萬新四軍。實際數字是死亡兩千餘人。3 千新四軍成功歸隊，原因是他們掙脫包圍圈後，轉身走皖東路，渡過長江。他們走的是蔣介石指定的路，壹路安全，沒人騷擾。

　　蔣介石並沒有給新四軍設陷阱，但他很不會做宣傳。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佈解散新四軍，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把新四軍全都殺光了。對蔣更不利的是，他壹向不肯公佈中共軍隊圍殲國民黨軍隊的消息，也不准媒體報導，所以人們都不知道，其實他的損失比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大得多。共黨吞併山西新軍、河北民軍等抗日武裝，以反頑為名攻擊各路友軍時，可厲害呢。蔣怕打內戰的消息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援助。

　　5．毛澤東——漢奸賣國賊

　　為了讓中國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有限的援助，以不得罪日本、不把蘇聯捲入中日戰爭為前提。無論國民政府如何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另壹方面，史達林為討好日本人，加大了對遠東中國人政治迫害力度。把遠東的 10 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 20 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如危險份子、日本特務，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幸運的被發配遠離日本佔領地的中亞無人煙地區的青山腳下，更多的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高寒地帶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樣的城市，華僑壹個也不准居留。至少有 30 萬華僑、華工被全部剝奪了財產流放，其中 20 多萬人被折騰死。1940 年後，東北抗日聯軍已無立腳之地，餘部進入蘇聯，以為會得到給養和幫助，重返抗日前線。經請示史達林後，被全部繳械，關押勞改。

　　1941 年 4 月 13 日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日《共同宣言》更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當時除法西斯國家之外，沒有任何壹個國家承認“滿洲國”。關於《日蘇中立條約》，明明是蘇聯急切要求，日本遲遲不肯。毛卻說：“蘇聯是否願意訂立……就是要看這個條約是否不和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相衝突。”在《蘇日中立友好條約》中，蘇聯把自己擺在了侵略國的地位。對正處於抗戰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來說，這是令人寒心的叛賣。此條約壹簽，日本立即揮師南進，放心地向中國擴大進攻，使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災難。“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進攻中實行的。史達林對中國的掠奪與傷害是最兇殘的，並不亞於日本天皇！蘇聯不但出賣了中國，而且還要瓜分中國的神聖領土（想想俄羅斯-蘇聯與德國多次瓜分波蘭吧）。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

　　這個臭名昭著的中立條約和宣言向全世界壹公佈，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當然這也引起南京汪精衛偽政權的壹片歡呼。汪偽政權的報紙在刊發這壹消息時，專門用套紅大字出版，還配以史達林與日本外相松崗洋右並立握手的大照片，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以蘇聯為祖國的中共卻對此歡欣鼓舞，延安的《解放週刊》發表了《蘇日條約的偉大意義》的社論說：“在國民黨中的親日派方面，則強調此約只於日本有利，於中國不利，散播恐怖情緒”。按這篇文章的觀點，該條約將世界分成了兩大陣營，壹個陣營是該條約的支持者，即蘇聯、德國、義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壹個陣營則是該條約的反對者，即美國、英國和國民黨政府。如果不是兩個月後德國入侵蘇聯，中共的這壹“統壹戰線”不知還要“團結”多久！

　　民間反應最強烈的是為抗日救國戰鬥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

　　震驚之餘他們立即做出決定：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以示抗議。“救國會”的負責人、著名愛國“七君子”中的沉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王因主張抗日曾被蔣介石投入監獄）相約出席。座談會上根據大家的討論和意見，公推王造時起草《致史達林大元帥的信》。信中要求史達林做出說明：“1）尊重所謂的‘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2）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 1924 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壹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的規定發生牴觸？3）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信中對蘇聯進行了批評，最後還向史達林致以革命敬禮。署名者為：沉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等。簽字日期為 1941 年 4 月 17 日。該信交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後公開發表，國內外媒體無不稱讚其愛國精神。由於造公執筆書寫了這封信，從此他成了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壹個“反蘇”的代表人物。“反蘇”就意味著“反共”。從此以後，王造時就成了毛先生反感的人，因為他是“反蘇”的罪魁禍首。

　　1949 年建國以後，除了已過世的鄒韜奮和李公朴，七君子中的沉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時在上海家中失業。

　　到 1950 年秋天，才有復旦大學的陳望道校長聘請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1957 年王造時因“歷史上的反蘇劣跡”，終於在在反右運動剛開始時就被打成為中國的大右派。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1953 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復旦大學物理系，在畢業的時候，也被株連成右派。造時家裡兩個休學在家的兒子，受此強刺激而神經分裂，都變成了神經病。從此，只有兩個右派養活和照顧著兩個神經病。1966年，王海容患惡性乳房腫瘤，父親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逮捕。兩個神經病因衣食無著，於1969年先後去世！王海容因受不了無休止的批鬥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1973 年 3 月病逝。1971 年 8 月 5 日，大右派王造時在上海監獄中被迫害而死，身邊竟無壹個子女送終。壹代法學宗師，因抗日救國而聞名天下的名門望族，從地球上永遠而且徹底消失！

　　中國抗日期間，日本人對中國大後方狂轟亂炸，唯獨就沒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唯獨就不打陝西。由於蘇日密謀瓜分侵華範圍，中共在延安受到保護。

　　《中共壯大之謎》壹書說：中共1939年10月曾派出超級間諜潘漢年作為“中共大使”潛赴上海，潘通過特殊關係，命年輕漂亮、精通日語的女作家關露打入日本駐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陪岩井等日特頭子睡覺以竊取絕密情報。關露獲得的情報，使得江蘇、安徽境內的新四軍壹次次躲過了日軍的掃蕩。

　　在這同時，潘漢年又派遣人員到南京，打入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群家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後被捕叛變。不久潘漢年也和李士群見了面，建立秘密聯繫。

　　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說：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壹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壹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壹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這些細節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

　　潘漢年的聯絡人之壹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日本投降後，當國民黨政府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時，由中共將他轉移到根據地，此後袁擔任了中共華中聯絡部第壹工委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等職；後因50 年代肅反收監，82 年被中共平反。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壹次就獲得了壹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

　　請潘吃飯。此後，潘漢年給日本特務頭子岩井每半個月提供壹次中國情報，領取每月 2000 大洋的日特津貼，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岩井的花名冊。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與中共、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岩井給了潘漢年壹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上面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壹度還在岩井公館裡架設了電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聯繫，後因“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

　　日本侵佔香港時，岩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裡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岩井說：這些人將“壹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壹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

　　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裡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潘漢年的情報致使國軍抗日屢遭大敗。國府忍無可忍，兩次發動所謂“反共高潮”，卻被日軍及時地抄了後路，不得不放棄對奸黨奸軍的進攻。

　　1941 年 4 月史達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

　　毛 1925 年在廣州期間加入了國民黨，並任汪精衛的秘書，汪對毛多有關愛、提拔，直至推薦毛接替自己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毛那時奉汪精衛為“恩師”。

　　1939 年 10 月毛囑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設法去和汪取得聯絡，並轉達他的口頭致意。

　　潘漢年直到 1942 年 9 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見到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壹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談了兩次，自然轉達了毛對汪先生的致意。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1943～1944 年，中共透過日軍特務機關，將國民政府軍部署和作戰計畫密告日軍，希圖引誘日軍攻打政府軍，並深入華西地區，以便與日軍壹起夾擊四川和貴州。這就是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與日本人站在壹起，共同攻打中國政府軍。

　　對於這些骯髒的行徑，謝幼田評論說：“中共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壹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壹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曾慶紅的老子叫曾山，抗日戰爭中在蘇北擔任了壹個很重要的任務：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談判，談判的主要事情是：讓日本人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

　　1967 年 9 月造反派把這個檔案衝出來了，就說他是個大漢奸，開大會斗他。

　　曾山立刻打電話向周恩來求救。周知道這是高級機密，當場手書四點指示: 壹、對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周當場手書四條發下去，把曾山給救出來。這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曾山傳》裡就有。這是為了保住黨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機密。

　　據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 Vladimirov）日記指出：“延安與日敵南京派遣軍總部有協定，‘互不開火’”（中共文化學院編：

　　中國近代史，P172－173，華崗出版社，1977 年 9 月版）。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壹書披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延安獲批准。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

　　1945 年 6 月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壹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壹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

　　這壹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他指責道：

　　“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為了壹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

　　延安不僅與日寇暗通款曲，其腐敗程度也大大超過重慶。作為名義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生活相當簡樸；而毛以窯洞為偽裝，過著奢華的生活。在 1943 年2 月 7 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澤東的壹次宴請：“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豐富。有沙拉、捲心菜、鴨子，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味……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這是抗戰最艱苦階段毛的真實生活情景。

　　張思德並不像《毛選》中注釋的那樣，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而是被派到當地壹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時，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的。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

　　販賣大煙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麽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根據地統壹將大煙稱為“土特產”。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壹律稱之為“特品”

　　或“特種物資”。販賣土特產的收入要占到延安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個別時候要占到 2/3 左右。

　　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 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佔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佔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部份直接到賣給國民黨軍隊。

　　6.誰在抗日？

　　當時日本侵略者把國民黨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正面戰場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役上，都是抗擊日軍進攻的主要戰場，國民黨軍隊曾先後進行了平津、淞滬、晉北、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畫。可見說國民黨“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都是誣陷不實之詞了。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消極抗日，面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國民黨軍隊曾發動大型會戰 22 次，大型戰鬥 7 次，小型戰鬥 2萬 8 千 9 百餘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達 321 萬 1419 人，空軍陣亡 4321 人，毀機 2468 架。海軍艦艇幾乎打光。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就有 2百位之多。自 1929 年至 1933 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 2 萬 5 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 1 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蔣介石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蹟，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

　　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壹次長沙會戰，殲敵 3.3 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 4.8 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 5.6 萬人。

　　1944 年慘烈之衡陽保衛戰，60 萬八路軍見死不救，竟然是坐視日軍對中國從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勢。此時的八路軍擁有 60 萬行動敏捷、作戰驃悍的游擊部隊，可以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全面切斷日軍的補給線，那麼日軍很難在華北平原上，進行快速與飄忽的攻擊行動。八路軍樂為缺席的旁觀者，是造成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悲劇收場的最大原因之壹。因為在盟國中，最後支持中國的政治力量，就在這場作戰中崩潰，從此他們轉而認為，中國沒有實力可以痛擊在亞洲大陸的日軍。因此中國遭到雅爾達密約之陰謀陷害，從此成為了不可挽回的發展。在抗戰面臨最嚴重危機的時刻，中國除了要遭到美國與英國內部反華勢力的打擊之外，自己裡面還進行全方位的內鬥，如何能夠抵擋日軍最後傾全力出擊的攻勢呢？

　　1944 年，日軍為了逆轉它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厄運，“內心極度焦灼”的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陸作戰”的設想，並得到了天皇裁可。後來日大本營遂將此作戰命名為“壹號作戰”。

　　日軍在攻佔長沙的同時，橫山勇對衡陽發動長距離的奔襲突擊，日軍第 68師團（佐久間為人）與 6 師團（岩永汪），沿著湘江東西兩岸，分途包抄衡陽；第 68 師團的決死突擊隊，在 6 月 26 日半夜，攻佔了美軍在華最大的空軍基地衡陽機場，得到了日皇的傳令嘉獎。

　　6 月 28 日，日軍壹攻衡陽城。日軍第 68 師團在南面，第 116 師團在西面，同時向衡陽城發起急攻，意在壹舉拿下該城。第 10 軍軍長方先覺、參謀長孫鳴玉將軍守衛衡陽城。

　　7 月 2 日下午，日軍的炮火啞了，衝鋒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軍飛機還在接連不斷地轟炸、掃射和施放毒氣。午夜時，橫山勇經請示（火田）俊六總司令官同意，下今停止攻城。日軍企圖以奇襲和強襲手，閃電式攻取衡陽卻遭到失敗。

　　羅斯福認為，這足以證明蔣無法應付日軍的攻勢，而史氏有能力指揮華軍打敗日軍。在日本方面，東條則是將所有的軍力，包括抽調關東軍的 20 軍，以及日本本土的 47 師團，都投入了湖南的戰場。可是日軍仍無法在 7 月攻下衡陽，同時日本又在緬甸與塞班島遭到慘敗的打擊，日皇裕仁已經對於戰局感到震動。

　　7 月 11 日，清晨，日軍二攻衡陽城。此時第十軍全靠壹些美軍的空投物資，繼續進行防守作戰。但是由於史迪威希望華軍作戰失敗，所以對於陳納德的空軍支援作戰，總是設法加以制肘。陳納德要設法四處張羅更多的油彈供應，以增加對日軍的空中壓制。陳納德若是充分能夠得到美國軍方、政府全力的支援，應該可以達成阻絕日軍補給的作戰任務，因為日軍支援衡陽作戰的補給線，已經多次受到美機嚴重的打擊，日軍的彈藥與糧食幾度都無法接濟上攻勢的運作，其部隊也瀕臨作戰失敗的壓力。

　　由于衡陽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逐漸達到極限”。7 月 16 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第 2 次總攻再度挫敗時。1944 年 7 月 18 日，東條終於被迫辭職下台。

　　橫山勇認為日軍兩個甲種精銳師團，四五萬兵力，還配有那麽強大的炮兵部隊和轟炸機戰隊，竟然攻不下個衡陽孤城。況且城內僅有中國軍壹個軍，無論從人數上還是從武器裝備上，都不及日軍壹個師團。8 月 2 日，日軍對衡陽發動最後壹波的攻勢。8 月 6 日。第 58 師團終於從北門攻進城去，與守軍展開激烈巷戰……衝進城來的壹股日軍距方先覺的軍部僅壹、二百米遠。參謀長孫鳴玉帶領特務營和軍部科室人員，在軍部附近同敵人廝殺。軍部與各師的聯繫徹底中斷，到處都在展開巷戰，傳令兵也無法出去聯絡。各部隊之間失去聯絡。軍部還有壹部電話與重慶相通。方先覺將軍含著眼淚，哽咽著口訴電文：“重慶。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敵人今晨已由北門衝進，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

　　生等只有壹死為國，來生再見。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同叩於（6 日）”。

　　孫立人在緬甸打日本，壹個新壹軍就幹掉 3 萬多日軍。薛岳在萬家陵打得日軍“對著十月的月亮放聲大哭”，徹底打廢 106 師團。

　　巴黎屈服了，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重慶還在戰鬥。

　　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從 1938 年 2 月 18 日到 1943 年 8 月 23 日，日本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 5 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1939 年 5 月 4 日，日軍飛機瘋狂轟炸重慶，市內發生大火，市民死亡 4400 多人，受傷 3100 多人，房屋被炸毀 1200 餘棟，無家可歸者達 20 萬人。1941 年 6 月 5 日——日本空襲重慶，數萬重慶市民在防空洞內發生混亂，導致互相擠撞踩踏，2500 多人死亡，史稱重慶大隧道慘案。據統計，空襲重慶共 218 次，出動飛機 9513 架次，投彈21593 枚，炸死市民 11889 人、傷 14100 人，炸毀房屋 17608 幢，有 30 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後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神。

　　據大陸 1994 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 129 名。其中，只有 3 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八年抗戰，共消滅日偽軍 128 萬人，其中國民黨消滅 120 萬，共產黨消滅共 8 萬多人。國民黨陣亡少將以上軍銜的將領200 來位，共產黨陣亡的夠得上將軍的只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壹人。戰前戰後國民黨軍隊都是 430 萬，毛的“壹分應付、兩分打頑、七分發展”的戰略部署使共軍由抗戰初期的二萬多猛增到國共內戰時的四百萬多。

　　事實勝於雄辯，數字說明問題。所謂“中國共產黨抗擊了 90%以上日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完全是胡說八道，是貪天之功為己有，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愚弄，是對為國捐軀的英烈們的極大侮辱。

　　正如謝幼田所論：“毛澤東是壹個少有的奇人，他既沒有什麽民族責任感，也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淡薄，對共產國際的事務從來不熱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澤東比生命還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責任，對於他是不存在的。”誰能幫助毛澤東打江山和坐龍廷，他就跟誰做朋友。在抗戰期間，毛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國人民抗戰長城的牆角；在五十年代，毛可以向蘇聯“老大哥”壹邊倒，跟蘇聯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七十年代，毛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國主義”拋出橄欖枝，以改善在國際上千夫所指的形象和四面楚歌的處境。毛是比石敬塘、吳三桂、慈禧、汪精衛更大、更狡猾、更隱蔽的賣國賊，他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傷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的時候，正要向中國謝罪，毛澤東卻公然向其表示感謝：“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

　　(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的談話 1961/1/24《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周恩來曾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能成功。” 他所說的革命，自然是共產革命；而他所說的五十年後，則已是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崩潰的時候了。如是，中國的共產革命，還有成功的那壹天嗎？

　　毛寬容了日本國免去了戰爭賠償，不僅把 3500 萬軍民的傷亡、5000 億美元的財物損失，就此壹筆勾銷，還把戰敗日軍、軍人眷屬、日本僑民，統統安全送回日本。這是為了孤立美國，結成反美的全球統壹戰線，消滅資本主義頭子，從而在全球搞共產主義！

　　1972 年 9 月中共與日本簽定的[中日友好條約]裡，中共置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於不顧，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權。理由是這筆錢會轉嫁到日本人民身上，真是體貼入微。它不僅使國家損失幾千億美元，而且還導致了現今的民間組織向日本索賠的難度。

　　中國的情況正如蔣介石所說：“中國如亡於日本，我們還可作亡國奴，如亡於共產黨，我們連亡國奴都做不成。”如果中國亡於日本，且不說今天的日本成了世界第壹，“支那省”的“皇民”們也早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且可以避免蘇式的共產主義災難。

　　延安整風

　　個人崇拜的興起

　　1937 年 11 月 29 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憑他與蘇聯、共產國際的特殊關係支配了黨的意識形態。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是會議的主角。王明在會議上提出了壹個 16 人的中央政治局名單：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等。會議決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適當時機召開黨的“七大”。並決定毛澤東為籌備委員會主席，王明為籌備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意識到他是孤立的，意識到大會很可能選出壹個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決定要搞掉王明。此後毛與王明派的鬥爭日趨激烈。

　　1938 年 8 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毛澤東就立即決定召開中央會議，讓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員鄭重傳達共產國際指示。9 月 14 日—27 日政治局會議在延安舉行。9 月 14 日，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即《國際指示報告》：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王稼祥說，1938 年 7 月他返回延安的前夕，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對他及任弼時說：“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事後張聞天提出總書記職務交給毛澤東，毛澤東以為不可，也沒交會議討論。9 月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在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王稼祥傳達的這壹口信，在 1938 年充滿強烈親蘇氣氛的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簡直就是壹封莫斯科對毛澤東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書。

　　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壹文中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謀詭計”。季托夫說：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託，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提出什麽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

　　六屆六中全會後，毛的領袖地位已確定。毛對王明說，他要象孫中山壹樣有自己的主義。毛說：“不搞壹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著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

　　1940年中共黨內打破了不突出領導者個人的傳統後，對毛澤東及其“思想”

　　的宣傳就日益普遍。在這些宣傳中，以後人們常用的“領袖”、“導師”、“舵手”等稱呼和“壹貫正確”以及其它誇功掩過的阿諛之詞不斷出現，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蔚然成風。

　　1940 年在延安成立了“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陳雲擔任校長，該校規定了“澤東日”，從此開始了對毛澤東個人的宣傳，而且不斷升溫。王明 1940 年 5月 3 日在“澤東青年幹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講演。此稿經毛看過後刊登在《新中華報》上，文中除稱毛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

　　外，還給毛加上了“偉大的理論家”的頭銜。

　　當時，還創作了由胡喬木作詞、冼星海譜曲的《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校歌》。

　　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時代, 長在人民的旗下, 毛澤東的雙手，撫育我們長大。……”

　　同年由胡喬木作詞、李煥之譜曲的另壹首歌《青春曲》則唱道：“可愛的青春發著亮光，我們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師給我們掌舵，指揮著我們去衝破險惡的風波”。

　　1940 年 7 月，郭化若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八路軍的軍事理論》壹文，其中講到:“八路軍軍事理論體系之奠定，應歸功中國共產黨領袖、八路軍主要創始人之壹、中國天才的戰略家毛澤東同志。”12 月 25 日，王若飛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八路軍與抗日根據地》壹文，開始稱毛澤東為“英明的領袖”。

　　從 1940 年 12 月 29 日開始，周恩來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都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這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書記處”的前面。

　　1941 年 3 月延安文痞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壹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應該忠實於列寧、史達林的思想, “忠實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說毛的言論和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壹個月後他又發表了“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壹文，此後張如心就被調任毛澤東的個人秘書。

　　1942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延安的《解放日報》又連載了張如心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進壹步談到“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提出了“毛澤東主義”這個名詞。1942 年 6 月 30 日，劉少奇在山東分局紀念七壹幹部大會上稱讚說：毛澤東是“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壹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1942 年 7 月 1 日，遠在晉察冀的鄧拓也著文論及“毛澤東主義”。

　　1941 年年 5 月 7 日《中央宣傳部關於展開對國民黨的宣傳戰的指示》中講到：“要戰勝國民黨反動宣傳, 就必須努力於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努力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真正在我們宣傳戰上做到使‘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真正使教條主義、公式主義、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們宣傳工作還遠沒有做到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指示。”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華中局召開關於皖南事變的高級幹部會議。陳毅在報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岡山上就已有現在他的壹套政治軍事戰略戰術的理論輪廓”。

　　延安整風的目的及其非法性

　　1940 年 3 月，王明把他在 1931 年所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壹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作為延安各學校學習黨建和黨史的參考材料。毛大為惱火。

　　1941 年初發生皖南事變，支持王明等國際派的項英陣亡，蘇聯留學生在黨內軍事實力大大削弱。與此同時，蘇聯無暇顧及中共內部事務。毛澤東認為和蘇聯留學生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時機成熟，便立即發動壹場集體的意識形態認同運動，這就是“延安整風”。

　　1941 年 3 月，毛出版主要由他在 1930～1933 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集成的《農村調查》書。毛在這本書序中指出：“壹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王明派的。

　　1941 年 5 月 19 日，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壹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壹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壹概沒有興趣，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毛澤東說：

　　“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壹種表現”。

　　毛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然而，毛的講話在黨的高級幹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這使毛澤東進壹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壹高級幹部的思想入手。

　　1941 年 6 月後，毛借鑑史達林主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經驗，主編出版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檔》、《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以及《兩條路線》等三部黨史文獻；文獻的主要觀點是，只有毛澤東本人始終代表黨的正確路線。

　　1941 年 9 月 10～10 月 22 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黨的歷史，特別是“蘇維埃”時期的路線問題；史稱“九月會議”。

　　毛澤東在第壹天會上作了主報告，首先對王明路線發起總攻。他指出：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我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它比“立三路線”的危害更嚴重。立三路線和後來的所謂“國際路線”（當時還不便於提“王明路線”）都是主觀主義，只不過壹土壹洋。

　　這個“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它提出不合實際情況的任務，要求擴大百萬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結果更悲慘。毛指責說：現在的延安，學風上存在著主觀主義，黨風上存在著宗派主義，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學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現。他提出了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十六條辦法，提出在延安開壹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全體出馬，大家都出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理清思想，把犯了錯誤的同志健全地保留下來。

　　9 月 10 日，張聞天帶頭檢討。他指出土地革命後期的路線是錯的，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軍事上是冒險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黨受到很嚴重的損失。“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壹，應當承認錯誤”，“過去國際把我們壹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在還要補課。”從 1942年 1 月起，他主動去陝北神府、綏德、米脂等地農村搞調查，調查了將近壹年半左右。毛後來多次讚揚：“張聞天這個人是從來不爭權的”。

　　與會者對毛都作了高度評價。王稼祥 9 月 11 日檢討說：“中國黨過去主觀主義的傳統很久，其產生根源，除由於中國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者。” 王稼祥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任弼時在會議上大力推崇毛澤東。他檢討自己到中央蘇區後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而指揮打仗的事。 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李維漢也做了壹次比壹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說深刻檢討之後，感到“輕鬆愉快”，羅邁(李維漢)說“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範、典型”；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 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這些發言，言必稱“毛主席”的，又對毛澤東熱烈頌揚。

　　惟壹不認錯的還是王明。他說 1932 到 1935 年的路線是四中全會同意的，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應該由博古負責，他當時已去了蘇聯，與他沒關係。他講了到會的與未到會的、在世的與不在世的 20 多人的“錯誤”，還抓住李維漢的“輕鬆愉快”大做文章，惟獨不說自己。他仍然堅持自己在抗戰中的觀點，要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妥協。最後他表示要同中央論爭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毛準備好了壹個發言提綱，想在大會上與王明直接交鋒。10月 12 日會議前的幾分鐘，王明打來電話，聲稱頭痛，不能到會。會期改到 10 天后，王明又送來病假條，表示再次不能到會。毛準備發言總攻王明路線的大綱，不久便成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最初文本。

　　根據 9 月會議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級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

　　毛澤東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壹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壹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

　　在毛澤東精心部署下，從 1941 年冬季開始，全國各地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普遍開展起來，為全黨範圍開展整風運動準備了條件。

　　1941 年底，延安 300 名高級幹部參加了整風學習，全國各根據地、辦事處接到中央通知後，也開始籌備。周恩來在重慶參加會議，接電後，便成立了他親自任組長、董必武任副組長的 25 人重慶高級學習組。 這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毛指出，1942 年的“中心任務在於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就是在 1942 年開展大整風。

　　延安整風並非“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培養壹種個人崇拜與盲目服從的精神。延安整風所強調的卻是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尤其反對“自由主義”和查禁小廣播。馬克思曾對他的女兒說過，他最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壹切”。由於馬、恩都反對盲目服從，主張獨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延安的《整風文獻》根本不收入馬、恩的論述，“整風”學習中從不強調學習馬、恩著作。延安“馬列學院”在 1940 年前後就改變了講授內容，不再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而是以講《聯共黨史》為主，馬、恩著作只不過作參考資料。

　　延安的學校大多從 1940 年起把馬列主義課程改為《聯共黨史》課程了。

　　毛澤東選定的《整風文獻》，沒有壹篇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的只有幾段語錄，史達林的卻有六篇；其餘除了劉少奇等人外，大部份都是毛澤東自己的私貨。這些東西算得上馬克思主義嗎？鄧小平在 1984 年告訴大家：“什麽叫社會主義，什麽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什麽叫馬克思主義”也搞不清楚的鄧小平，卻在 1981 年主持泡製了所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面卻肯定的說，延安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真是顛三倒四，自打嘴巴。胡喬木承認延安整風后，“黨的理論水準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

　　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學習蘇聯，整風宗旨就是要建設壹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說，“馬、恩、列、斯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聯共黨史》是壹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壹個完全的典型”。毛澤東在秘密舉行的西北局高幹會上連續兩天講史達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12 條。“延安整風”的學習材料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史達林的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還有“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1943 年 12 月 1 日中央總學委發出的學習《反對統壹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就完全是摘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論述和語錄。說 “現在共產國際雖己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示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於我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中共中央檔選集》14 卷，p143)。

　　1944 年 1 月 2 日，毛致電莫斯科：“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史達林同志和蘇聯”。1945 年七大會議上，毛至少有 9 次大講蘇俄和史達林，敬重之情溢於言表：“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共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史達林是全世界的模範，全世界的總司令”，“馬、恩、列、斯，三個死了，壹個活著，就是史達林，他是我們的先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每壹個人，都是史達林的學生”。 經過整風，對史達林的崇拜更加狂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信念更深入人心。

　　中共發動“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就是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權威，因此這場政治運動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皇權主義傳統和國際影響下製造出個人崇拜。延安整風是建國後歷次運動的預演，它是壹場非法的專制運動。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黨原則和黨章來看，“延安整風”是不合法的。因為“整風運動”之發動起於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而這壹報告並未經過中央領導集體討論。像“整風”這樣涉及全黨、影響全部工作、歷時 3～4 年的大事，理應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每年壹次）討論決定，起碼也應經中央全會通過；何況當時大多數六屆中央委員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舉行黨代會或中央全會批准“整風”運動之實施，可謂易如反掌，然而當時的黨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

　　至於政治局和書記處，與“整風”相關的壹些重大問題顯然未經過它們討論；有些事即使經過了政治局或書記處，也只是走個形式，僅用其名義而已。《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上壹再說，“毛主席認為”（不是黨中央），進行“整風”是必要的的云云。顯然，整個“整風運動”的部署、變化，如學檔、寫筆記、查歷史、搞“搶救”等，無壹不跟著毛澤東走。

　　其次，原先籌備中的中共“七大”的會期壹拖再拖，以致各地選出的代表滯留延安長達 3 到 5 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這些代表參加“整風”

　　和“搶救”（整人或挨整）。這種做法不但違背黨章黨規，違背“共產國際”關於“迅速召開七大”和“不應花很長時間爭論過去 10 年內戰的問題”之指示，也違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有關決定和“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開“七大”的決議。當時中共中央的解釋是：“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統壹全黨的認識。”也就是說，“七大”何時開、如何開、誰能參加，不決定於中央全會或大會籌委會，而是毛個人說了算，他認為要什麽時候開就只能什麽時候開；若代表們的“認識”未“統壹”到毛滿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開。

　　再次，黨內高層出現了壹系列違背黨規和黨紀的組織設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設立了架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總學委會”（同 66 年的“文革小組”），並在其下設立垂直系統，於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欽差大臣滿天飛”。例如，彭真當時連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不具備，卻被任命為全黨高幹“整風”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的主管，他還取代政治局委員陳雲而成了中組部長，甚至負責“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和某些人事安排，並列席政治局、書記處等所有中央會議。原先在中央無任何地位的高崗，突然成了西北局書記，與彭真壹樣成為“總學委”成員和“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委員，經常列席各種中央會議，人稱“西北王”。

　　延安整風的“群眾運動”的思想統制模式

　　中共實行的延安整風分三個階段，歷時近三年。第壹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引蛇出洞的大民主。在這壹階段，為了使每個黨員都主動參與，運動壹開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提意見。第二階段思想鬥爭、審幹以及肅反搶救運動。第三階段是黨作出決議，毛絕對權威的確立。

　　“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初是思想清洗，其對象主要是黨的高級幹部。1942年 1 月 26 日，毛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要點》在敘述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黨內的種種表現後寫道：“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壹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鬥爭，加以克服，非有壹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2 月 1 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做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 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正式在全黨發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任務主要是組織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整風文獻》，強調所有的黨員幹部都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做到學用統壹和自覺的檢查反省。每個黨員幹部都被要求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寫思想自傳的基礎上，對個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統的總結，特別是要端正立場和分析動機，不能再有什麽個人的獨立思想與自主意識。同時讓每個人都詳詳細細地交代個人的歷史，以便黨組織發現“階級異己分子”，也有助於黨組織掌握幹部的壹切隱私。此外，各個單位也要全面地檢查工作，做出總結。

　　1942 年 4 月 3 日，中宣部發佈了整風期間第壹個“四三決定”，要求延安開始進入整風學習階段，學習中央規定的 22 個檔，並且詳細規定了學習步驟和方法：各機關、學校“要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檔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以後的整風檔學習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這壹規定執行的。為了讓每個黨員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各部門可以出自己的壁報，黨員亦可張貼大字報。

　　謝覺哉當時寫了壹篇文章，題為《由討論到反省》，《解放日報》把它作為代社論發表，正好表徵了反省階段的到來。《解放日報》為此專門刊發過社論。

　　該社論要求參加整風的同志“壹定要反省自己”，因為反省是人們掌握檔精神的必要條件，只有經過這壹階段，才能徹底清除自我靈魂深處“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和自由主義的習氣，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也才能實行檔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達到整風的目的。

　　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上說：“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則，自己進步，要反覆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壹下”。

　　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寫反省筆記。陳伯達在他自我反省的文章說：馬列主義本來並不是什麽神秘的東西，只要人們樂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有“得道”的可能，因為按照孟子的說法：“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這話的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像堯舜壹樣具有高尚之德的聖人。要真做到這點，按儒家的說法，就要“克己”、“無我”、“無欲”、“無私”。於是，在這壹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儒家在延安整風中復活了。

　　延安整風所謂的反對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就是為了根除個體人格之本心，而讓人把“唯壹正確和高尚的意識形態理論和道德觀念”內化為自己的本心，這樣，人也就成了壹個社會性的軀殼。毛壹面反對教條主義，壹面又宣揚教條主義。例如，毛批評宗派主義的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

　　有。…所以，壹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他說得如此振振有詞，好象“根據”只能從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從中央文件中去找；於是，凡在這些著作和檔中沒有講過的事，就都是錯的，不可以做。至於馬恩列斯的話又有什麽根據？中央文件又是根據什麽形成？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會出錯？那是絕對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問。在這方面黨是不允許黨員和民眾採取“實事求是”態度的。

　　黨文化擊垮自由民主文化

　　毛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黨文化”，這種文化是“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意味著以馬列教條為標準；“民族的”意味著排斥西方文化（即“資產階級思想”）；“大眾的”就是適應“工農兵”需要的。張聞天曾建議加上“民主的”，被毛否定了。毛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黨文化”，它的綱領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在整風第壹階段大民主中，黨員各抒己見，把對領導的不滿壹壹發洩出來。這就為運動第二階段批判對立面準備了條件。

　　毛澤東為打擊王明，發動群眾對幹部提意見。1942 年初，青委的壁報《輕騎隊》和丁玲主持的《解放日報》第四版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壹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內容包括棄舊娶新、生活待遇上實行等級制度等。

　　在延安，從 1937 年開始每個單位都逐步形成大、中、小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壹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穿著也等級。

　　壹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

　　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壹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人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

　　職位低壹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壹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壹般幹部，要麽不敢生孩子，要麽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麽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壹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壹的壹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患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江青要吃的阿膠，是從山東買到後，經香港、重慶繞了壹個大圈送到延安……延安盛傳著壹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

　　王實味為享受“中灶”待遇的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1942 年 3 月 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連載了《野百合花》，放言直諫毛澤東等不要“間接助長黑暗”或者“直接製造黑暗”。據康生說，中央研究院 95%的人贊成《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摘錄：

　　前記

　　在河邊獨步時，壹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壹個朋友。 ……李芬同志是北大 1926 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 年春犧牲於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壹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著舊中國是怎樣壹具血腥、醜惡、骯髒、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裡便壹直燃燒著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每壹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著三套密密縫在壹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壹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迴圈的更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壹想吧，每壹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

　　新年假期中，壹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裡，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著：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哼，到處烏鴉壹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麽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壹下。可是，壹次老魔抓了他壹隻小雞，妳看他多麽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壹下。我壹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壹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妳。他只能給妳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妳感覺他對妳有什麽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是呀，壹點不也錯！他對別人沒有壹點愛，別人自然也壹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台不可……。”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因為要分路，我就只聽到這裡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我們生活裡到底缺少什麽呢？鏡子裡看吧。

　　……

　　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壹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

　　底本質，合理地（注意：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

　　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麽”，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

　　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壹點。

　　……

　　1938 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壹次，聽聽壹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壹定有很大的好處。

　　……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壹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毛有過“炸平廬山”之說）。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底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壹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麽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壹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妳批評他，他說妳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的個×， 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麽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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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壹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壹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壹、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壹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壹，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驅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壹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壹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

　　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壹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麵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壹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毛看到《野百合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3月 31 日，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對王實味進行了不點名但卻嚴厲的批評。

　　1942 年 3 月初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整風動員大會。院領導羅邁（李維漢）提出：檢查要同時著重領導作風和群眾的個人思想兩個方面；院長、秘書和各主任是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壁報文章要署名等。王實味帶頭反對這些意見，主張整風應該著重整領導人，全部委員都應由選舉產生，壁報文章可以匿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羅邁的意見被大會以 84 票對 28 票的絕對多數否決了。3 月 23日，中央研究院的壁報《矢與的》創刊，王實味連發三文，指名批評羅邁。王實味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他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妳的骨頭有毛病沒有？妳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妳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妳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壹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的壁報被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歷史學家范文瀾邀請王震看了當時轟動延安城的王實味的文章，王震閱後極為不滿：“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妳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范文瀾感愧不已：“大學教授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王震同志壹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王震立即向毛報告。賀龍說：“丁玲，妳是我老鄉啊，妳怎麽寫出這樣的文章（指《三八節有感》？跳舞有什麽妨礙？值得這樣挖苦？”毛立刻作出反應：“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壹眼就看出了問題。”

　　4 月初的壹個晚上毛又讓警衛打著馬燈和火把看了《矢與的》，當即指出：

　　“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緊跟著，《解放日報》上就出現了壹些批評王實味的文章。很快，政治局開了會。毛說：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康生在會上彙報說，國民黨特務稱讚《輕騎隊》；有中共領導人趁機表示，特務分子正利用黨內的整風進行活動，故意誇大缺點錯誤，反對領導，並寫文章、出壁報、進行“小廣播”，鼓動不堅定的黨員反黨。

　　1942 年 4 月 7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毛下達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王實味只是個別較嚴重的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這時，毛澤東決定以王實味為思想鬥爭的對立面，把運動引向第二階段。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200 多名文藝工作者在延安舉行座談會。5 月 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幾經修改，發表於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報》。這篇講話，標誌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作為有中國特徵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

　　1）文藝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螺絲釘”。這個“從屬”和“服務”的提法，取消了文藝對政治的批判功能、對現實的批判功能。

　　這樣，政治家就可以對文藝家指手劃腳、橫加干涉。

　　2）毛澤東以為知識份子和工農兵不是平等關係，而是低於工農兵。毛說：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

　　毛澤東說“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壹點。”知識份子最無知識，這話經過康生在整風會議上的反覆渲染，成了延安最流行的警語之壹。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最不滿、最討厭的，正是知識份子身上最可貴的東西──即他們所懷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理念；毛澤東喜歡的，還是農民追隨者的馴服、盲從和愚忠。而知識份子卻因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歡批評，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話來說，“對任何事情都要問壹個為什麽”，不肯盲從，不肯老老實實地當馴服工具。

　　毛給知識份子插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籤，說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們的壹切思想就無不打上“小資產階級”的烙印。小資產階級屬於非無產階級，而壹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都是錯誤的。知識份子不能相信自己，而要相信無產階級；不能依靠自己，而要依靠黨。他們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來消滅自己的啟蒙思想，拋棄自己的人格尊嚴和思想獨立，貶低自我、否定自我、放棄自我，作黨的馴服工具，這才能使自己的立場轉變過來，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陣營中得到新生。這種煉獄的磨鍊要多久呢？毛當時說“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毛選》3 卷 857 頁）；後來證明這遠遠不夠，要改造壹輩子。

　　延安整風遠離“五四”時期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繼承和發展了紅軍時期輕視知識份子的傳統。按領導層的看法，知識多了，思想就複雜，不如工農幹部那樣容易聽指揮。據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知識份子無壹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物件”。

　　3）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不能去表現普遍的人性。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毛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毛的話自相矛盾。“帶階級性的人性”意味著階級性是人性的壹部分，這就預設定人性有超出階級性的部分。因此，不能既承認“帶階級性的人性”，又否認“超階級性的人性”。

　　毛不承認共同的人性，階級不同就什麽都不壹樣；也不承認人的個性，好像同屬於無產階級就就都是壹樣的，同屬於資產階級也都是壹樣的，把人的個性也否認掉了。毛在否定抽象人性的同時，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體的人性等同於階級性。毛澤東說，“無產階級的人性”包括“大公無私”“最有遠見”

　　等等，壹切革命美德無不具備。後來就出現了樣板戲中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這是理想的無產階級，不是現實的無產階級。

　　毛在延安時期給紅十字會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他給人道主義加上了“革命的”的限制詞。有兩個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歡人道主義：第壹，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不相容的；第二，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權、個性解放以及個人主義是不可分的。

　　1942 年 7 月周揚批判王實味說：“解放個性是五四新文學的壹個主題，起了反封建的巨大作用，但現在這個新的時代，解放個性的鬥爭，應當從屬於解放民族、解放社會的鬥爭……尤其在我們共產主義者說來，個性應當從屬於集體”。

　　4）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毛澤東說：

　　“妳是資產階級文藝家，妳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妳是無產階級文藝家，妳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二者必居其壹。”這是毛澤東禁止批評共產黨陰暗面的藉口。太陽都有黑子，難道人和組織就沒有缺點和錯誤？就不能批評？

　　5）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壹言以蔽之，毛氏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將文藝視為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將文藝家看成是以贖罪之身（身為知識份子的“原罪”）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戰士”。

　　5 月底，研究院對王實味進行批評，開始時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在會議中間，有人揭發他同託派分子王凡西有過聯繫，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其實，王實味過去和託派分子來往的問題，他自己在 1941年早已向組織交代過。但康生決定要追查，中研院黨委又從 6 月 1 日到 11 日，連續召開了 10 次對王實味的鬥爭大會，不但“追查”王實味，還有同他接近的4 位同志（潘芳、成全、王裡、宗錚）也壹起被康生定性為“五人反黨集團”，指王實味為這個集團的頭目，把問題的性質上升為“黨外鬥爭”了。

　　6 月，中共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毛直接抓整風審幹。全國各地黨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經濟、教育業務活動和黨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風。僅在延安，參加的幹部和黨員達 1 萬多人，共分成 5 大分區，1 千多個整風小組。

　　1942 年 6 月 19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指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託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託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隨後，康生又親自組織批鬥大會，發表了近 3 萬字的講話。10 月，康生授意院黨委開除王實味黨籍；10 月 31 日，王實味的問題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1942 年底王實味被捕。

　　在被逮捕幾個月後，王實味被帶出來見壹些中外記者。他完全變了壹個人，反覆地說，“我有罪，我是個託派，我攻擊毛應該被處死，我應當被槍斃壹千次。

　　但毛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讓我工作。我勤奮地工作，這才瞭解到勞工神聖的偉大。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如果毛讓他去殺人的話，他壹定會去拚命地殺人，共黨就這樣把壹個好端端的知識份子，改造成這個樣子。壹個記者這樣描寫：“壹個臉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著，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駡自己。”另壹個記者寫道：“我在他幾乎毫無表情的臉上唯壹察覺到的情緒是恐懼 。”

　　蕭軍由於不同意對王實味的處理，最後竟不讓蕭軍吃飯。王實味在監禁期間，曾多次訴說自己“不是託派，不是特務。”但由於是毛、康壹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賊喊捉賊瘋狂迫害

　　延安整風時毛採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對待不同思想。毛詭辯說，“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只是不能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至於用來對付敵人卻是“完全必要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的，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如果我們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他們的奸計”。可見，毛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絲毫也不妨礙他採用高壓手段對付他想打擊的人，只要給對手戴上壹頂“敵人”的帽子就可以了。所謂的“治病救人”是有條件的：妳必須“不固執錯誤”，即主動承認有組織上認定的所謂“錯誤”；如果妳覺得自己沒有錯，要為自己辯護，那就屬於“不可救藥”了，“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妳就不適用了；而壹旦把妳視為“敵人”，妳就更不能申辯了，只有“坦白交代、爭取寬大”。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則建立起來的處理手法既用於黨內，也用到了司法體系當中，所以中共統治下，是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

　　毛澤東本是壹個流氓頭子，自然會重用壹群流氓。他們具有跟性慾衝動壹樣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觀。延安時期，中共已喪失了壹個現代政黨的所有特點，而完全淪為血雨腥風的水泊梁山。弗拉基米洛夫寫道：“人人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玩弄‘忠於毛’的壹套而爬上去了。作這類事情，專業知識、貢獻和經驗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對此大肆叫嚷，同時誹謗自己的同志。黨的原則為個人鑽營、毫不掩飾的獻媚和自我貶損所取代。”這些“壞蛋”中就有劉少奇和彭真等人。

　　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肅托”令人髮指。對犯人採取特殊的著裝與蓄髮制度。1937 年 10 月 27 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通知云：“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於辨認起見，特令犯人穿看半紅半藍的衫褲，發蓄在頭之左右方，頭頂及前後部之發，壹律剃光”。1939 年這種制度曾經在壹部分刑事犯中停止執行，但在政治犯中間仍然繼續推行，因觸犯康生而被秘密關押的原邊區保安處偵察部長陳湖生，就穿著這種“以胸背的中線為界，左邊紅，右邊黑”的對襟衣服，頭上留著“壹條不寬不窄的‘馬路’，戴著手銬腳鐐，在延安過了五年零四個月的帶鐐生活”（卸鐐後又押了壹年零七個月）。北京大學女學生陶凱孫及其已入了中國藉的朝鮮人丈夫金文哲，他們全力為中共搞地下工作，兒子壹出生便送給了人。抗戰後不久，二人到達延安，1938 年春壹併失蹤，隨之被康生宣佈為敵人，秘密處決，死時僅 27、28 歲。直到 1982 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屬的申訴，複查後宣佈“這是壹起冤案”。

　　據原社會部成員、任弼時政治秘書師哲揭發：1940-1941 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壹女護士長帶到壹間大廳，發現壹個大槽內用福馬林浸泡著壹具年約 30 歲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壹概不知道”。師哲、陳鬱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雷震遠神父在《內在的敵人》中說：“日本侵略者的殘忍是愚蠢而無意識的，中國共產黨的殘忍是荒淫而陰險的，他們以保護人民利益為藉口，實際則是殘暴不仁。共產黨的罪惡千百倍於日本人。”1940 年 5、6、7 月，在博野有 360 人被殺，在定縣有 1700 人被殺，在安平死 1200 人，在深縣死 2000 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們被屠殺的原因是共產黨恐怕這些地方的人民會起來反抗他們。在這三個月裡，不僅是這幾個地方舉行大屠殺，因為這些地方靠近安國而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確的數位記錄。更有多少人在別處被殺，我不曉得。

　　壹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其老師領著去觀看 13 個青年學生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壹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壹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劊子手是壹個凶恨結實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壹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壹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於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劊子手連續揮動了十三次鋼刀，砍下了十三顆人頭。幾個在場的觀眾，跑上去用饅頭吸取犯人頭中湧出的鮮血。有些中國人認為染存鮮血的饅頭可以醫治胃病。以前真正吃染血饅頭的中國人還很少有。現在，共產黨竟這樣鼓勵人們來破除迷信！……我恐懼地看見他們（中共的士兵）彎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壹個洞，接著用雙腳或壹腳蹬踩，使死者的心從洞中外涌，然後捉住拉出。他們把十三顆心放在壹起，用柔軟的蘆葦穿成壹串，拿回去吃掉。“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駡著他們，壹面集合列隊返校。”此後，孩子們常被迫去看殺人。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不夠刺激時，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壹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壹個人脫光衣服，在鋸斷型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壹位共產黨發明了壹個可怕的刑罰。有壹天他在壹個城裡閒逛，在壹家飯館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雙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裡注水煮沸。審判壹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又脫光擲進鍋裡，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壹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壹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壹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1940 年，日本人對哈爾濱地下党進行大逮捕，壹舉消滅。倖存的左翼青年，費盡艱辛到達山東省德州地區抗日根據地。“肅托”中被疑為託派，兩度隔離審查，都未能證實，便各自恢復工作了。忽然發生日寇進攻，必須轉移了。大批幹部途中將多次經過日偽軍碉堡。這些受審者心懷怨恨，到那時只要喊上壹聲，不就全完了嗎？於是決定處決兩對夫婦。男的槍斃，女的活埋。當壹男壹女兩個嬰孩也被扔進土坑時，旁觀者中忽有壹農村女性動了惻隱之心，提出抗議：“那孩子們有什麽罪，怎能活埋！”於是兩條生命便由此得救。後來那男孩長大成人，經養父囑告，長期奔走，才洗雪了父母的冤情。

　　延安的征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在日記提道，征糧有“逼死人”的。1940 年天災歉收鬧饑荒，公糧仍增加了近壹倍。1941 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壹番。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壹點。

　　1941 年 6 月 3 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突然大風暴雨；壹個炸雷，擊斷了禮堂的壹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觸電身亡。壹位農民飼養的壹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麽不劈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聞訊，要逮捕這農民，並要公開處理，以壹儆百。毛知道這件事以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壹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壹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

　　不久，在陝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壹起類似的事情。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壹邊悲痛，壹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後，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以後即在清澗縣槍斃，以此來穩定社會局勢和群眾情緒。毛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彙報》中，知道了這事。他說：“妳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當晚，毛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

　　在會客室裡，經過聊天，毛澤東瞭解到：伍蘭花的家裡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裡裡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 年中央紅軍來了後，她家裡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裡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幹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裡的頂樑柱就沒有了。

　　毛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麽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於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免，該減的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那壹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從農民罵共產黨的例子看，共黨是搞以言治罪的，是不給人民反對自由的，連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可隨便捕人。只因毛當時還算“開明”，死的悲劇未馬上降臨農民身上。但四個月後，10 月 15 日，毛的政府宣佈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壹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1943 年 3 月 25 日，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Vladimirov）日記記載：給王明治病的是金醫生。當他開的處方拿到藥房時，值班藥劑師被這種不尋常的配方嚇了壹跳。金開這藥方時，王明還沒有嚴重的腎病和肝病。王明的老婆馬上去找開這種藥的醫生，而金堅持要病人服用這種藥，即便藥最後變了顏色（變成深綠色），也照樣服。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奧爾洛夫把金的處方抄了下來，並斷然禁止病人再吃這藥。莫斯科來電說：“配方對，但有差錯，會危害健康。甘汞放壹段時間，會分解成升汞和汞。長期服用這種已分解的藥物，就會慢性中毒，並導致汞中毒。嚴重時還會因急性貧血而死亡。” 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彙報了這個情況。江青解釋說：“金醫生靠不住，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等。後來開了壹次醫療討論會，延安總共十二名醫生都參加了。他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呆了兩個星期。醫生們要求金作出解釋。事情竟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中共主席毛禁止再向金提問題，並中斷了會議。當時王明要求到蘇聯看病，被毛澤東拒絕，毛怕王明到蘇聯後戳穿他與王稼祥的所演的雙簧戲。

　　1947 年 9 月 21 日，紅色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由康生主持批鬥；9月 26 日，邊區參議員牛友蘭的鼻子被鐵環穿起來由他的兒子牛蔭冠牽著遊街，牛友蘭被活活斗死。

　　“賊喊捉賊”和“做賊心虛”這兩個成語，含有深刻的哲理。壹個賊人，定把周圍的人都當作賊；因為他的東西是偷來的，他害怕別人也來偷。壹個靠搞雞鳴狗盜而竊取政權的流氓團伙，自然對間諜特務之類特別敏感，終於患上了“間諜特務恐懼症”。

　　1942 年底逮捕王實味後，毛又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份子集中的單位。他說：

　　“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

　　1942 年 12 月，康生以總學委副主任的身份作《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聳人聽聞地聲稱延安“特務如麻”。康生振振有詞地羅列了“張克勤是個典型的特務嫌疑犯”的幾點理由：“第壹，他原在甘肅入黨。甘肅黨是個紅旗黨，就是打著紅旗搞破壞的假共產黨。第二，張克勤的父親，在蘭州被捕後出了問題。父親是叛徒，兒子還能是好東西？第三，張克勤平時對黨就心懷不滿，經常發牢騷，說怪話。有這樣充分的根據，還不能肯定他是特務？”

　　張克勤被捕時，才 19 歲。審訊人員採用車輪戰、神經戰、突擊戰的辦法連續不斷審問張克勤。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時候，連審訊人員也覺得困了，蠟燭也要用完了，便打電話請示社會部的負責人，回話是：已是關鍵時刻，妳們怎能休息呢，我還沒休息嘛！沒有蠟燭，讓總務處給妳們送壹箱去。張克勤實在支持不下了，被迫交待：他是國民黨特務，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是國民黨特務組織。

　　張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學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也派代表參加了。張克勤在講台上，泣不成聲地說：“我是壹個罪人！”接著痛哭流涕地向大會介紹自己如何加入甘肅假共產黨，怎樣受國民黨派遣到延安搞特務活動。

　　甘肅地下黨組織在審幹壹開始就成為重點。靠近陝甘寧邊區的隴東在審幹中首當其衝。所有地下黨員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審查。他們被迫承認是特務，並在嚴刑拷打之下，亂供壹氣。1943 年 3 月，中共甘肅省工委領導孫作賓、李鐵乾等在延安、隴東的近 40 名甘肅地下黨員全部被捕，押往延安，壹些地下黨員的家屬和二三歲的小孩也隨大人被關押。

　　蕭煌時任陝北延川縣辦事處主任，壹天被押到邊區銀行，進行審問，要他承認是“日本特務”。根據是：蕭煌的媽媽是日本人；他本人是從後方來的，很複

　　雜；到延安後活動積極；所在辦事處短缺 3000 元款項，被懷疑是用作特務經費。

　　蕭煌後來回憶說，為了讓他承認是“日本特務”，“對我軟硬兼施進行逼供，不認帳，就要殺我的頭。”

　　河南地下黨也被康生打成了“紅旗黨”。原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河南省委書記張維幀被審查。緊接著，中共通知在任河南省委書記王志傑、宣傳部長郭曉棠和壹批黨員幹部到延安接受審查。隨後二人又被開除黨籍。在審幹中，河南省委上到書記，下至壹般幹部，凡與河南地下黨有關係的同志，甚至從河南來的黨外幹部、家屬以及 13 歲的孩子都未逃脫被當作“紅旗黨”挨批的厄運。他們大多數被打成“特務”、“叛徒”。王志傑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恢復黨籍。郭曉棠的黨籍拖到 1950 年才恢復，直到 1956 年才分配了適當的工作。“文化大革命”

　　時，郭曉棠成為河南省第壹個被點名批判的人，在殘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1943 年 4 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長的杜征遠，剛被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壹天深夜，壹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他，他打開了門。壹聲喝斥：妳被捕了！杜征遠不知所措，被迫跟這些人走。第二天，就對他進行審訊。他說“我從沒參加過特務組織！”審訊人員冷笑說：“連河南省委都有問題，妳是交通科長，是掌握黨內情況的重要人物，能沒有問題？河南省委是紅旗黨，是假共產黨”。

　　杜征遠抵不過，只好認了。

　　四川省委工委書記鄒鳳平，長期戰鬥在國統區，對黨忠誠，在與敵人鬥爭中脊椎骨折斷，他還有胃病和肺病，1940 年中央將他從四川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審幹開始了，四川黨被打成“紅旗黨”，他這個原四川省工委書記也“在劫難逃”，被當成“特務”進行批鬥，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加上妻子也揭發他是“特務”並離開了他，使他憤而自殺。

　　當時把甘、陝、川、豫、浙、鄂等 20 幾個省的地下黨組織打成“紅旗黨”。

　　甚至懷疑所有這些黨的地下黨員都是“特務”，而進行嚴刑逼供。

　　彭真 1943 年 1 月 4 日他結合中央黨校破獲 “吳奚如特務案”，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經驗，他直接負責的中央黨校就是重災區。鄒鳳平（四川工委書記）、危拱之（葉劍英夫人）、曾淡如（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等壹大批人，或自殺或瘋癲，都毀在他的手上。

　　曾志在回憶錄中有如下壹段描述，“壹做過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叫易繼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遍體血漬，有人咬他的胳膊，肉被咬掉了壹塊。有壹次用繩索吊他兩手兩腳各壹指壹趾，高高吊在窯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還有壹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得昏了過去，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用腳死命踢她。另壹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流血，月經來了，但仍被打被斗，結果褲子都濕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壹大片。上吊自殺的好像叫周風平，他是來自白區的省委書記…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壹個個小視窗透出胡麻小燈如螢火蟲般的昏黃燈光，四處靜悄悄的，只有壹陣陣的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有壹些場面讓人肉麻不堪。如：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大革命時留蘇，參加長征，後來當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她被審查時用褲帶自縊，被人發現時已七竅流血，但壹條命算是揀了回來。此後她半瘋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體宿舍裡當著別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壹個宿舍後又召來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摟來抱去，滾作壹團。

　　林彪老婆葉群當時也被關起來受審查，和曾志關在壹起，她不上廁所，大小便就拉在臉盆和飯碗裡，然後往門外壹潑，臭氣四溢。有時，她甚至就拿過曾志的臉盆來方便。

　　1943 年４月 1 日，康生親自圈定名單，指令抓人，壹夜就逮捕了 260 多人。

　　４月 3 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說：“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要求在整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壹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43 年 4 月 9～12 日延安分別召開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 2 萬多人的幹部大會。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作報告，號召 “誤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鎮壓，不願坦白的人是在走壹條自我毀滅的死路。胸佩大紅花的張克勤站在台上痛哭流涕地講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務組織，如何被挽救的經歷及感受，使與會者大受感動與鼓舞。隨後，康生大談延安還有許許多多的“張克勤”，號召這些“張克勤”起來悔過自新。

　　1943 年 4 月 19 日後，延安掀起了“坦白運動”及“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及促進各單位的“坦白運動”，康生讓“坦白典型”張克勤騎上高頭大馬，胸掛大紅花，先後到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綏德抗大總校、綏德師範等單位作巡迴“坦白運動”報告，試圖帶出新的典型。於是，各單位、各系統又掀起了“坦白運動”高潮，延安行政學院有壹個班的壹個小組的成員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他們買來紅棗、花生，開慶祝大會，邀請其它還沒“坦白”的小組參加。“坦白”的學員壹起暢談“坦白”的思想過程，動員、啟發尚未“坦白”的學員。有的單位領導為本單位沒人“坦白”而坐立不安。

　　凡是在搶救運動中主動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壹概給以獎勵和表彰。表彰方法有戴大紅花的，有吃番茄掛麵、雞蛋掛麵或紅棗稀飯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

　　故而壹些人尤其是年齡較小的，為了享受壹番難得的佳餚，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國民黨派來延安搞破壞的特務。有人被懷疑為特務，如果此人不承認或不配合組織的誘供，則將永世不得翻身，並且還要經受壹番非人的折磨，而壹旦承認了，則有可能再次受到組織的青睞，從輕發落。在此種情況下，被組織懷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違心編造情節把自己說成是壹大特務。

　　楊述曾被內定為特務，他死活不承認，害得“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在上級領導的壹再督促下，韋君宜答應去勸說丈夫楊述坦白。韋君宜寫道：

　　我見了他，只說得壹句：“形勢非叫妳坦白不可，妳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也放聲大哭。他們由人見人愛的人變成了人見人唾的鬼。這叫他們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淚流滿面呢？他們之所以放聲大哭，乃因他們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卻不得不昧著良心最終走上說謊的人生旅途，誠如韋君宜後來所言：“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壹切，但沒想到要犧牲自己的良心。”這種被迫的犧牲，當時往往被看作是具有黨性的表現，是忠於革命事業和對黨負責的表現。

　　王世英是位與劉少奇關係不錯的高級幹部，有壹次跟劉少奇說：回到延安，我好像學了壹些壞東西，自己不願說的必得去說，不願做的必得去做，因而感覺沒有以前在白區干秘密工作時那樣純潔。劉少奇卻說：妳這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因為“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所謂“吹牛拍馬”，其實就是講假話、就是撒謊，而其被許可的標杆乃是符合黨的利益。延安時期的知識份子開始昧著良心走上說假話的路途，開始養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

　　散文家吳伯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漸走向說謊的典型之壹。延安搶救運動期間，他擔任邊區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不幸被打成“國民黨 CC 特務”，受盡了委屈。1944 年 3 月，這壹消息傳到國統區，據說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聽到了這消息，不久後也就特別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記者團座談會”上發言，以示闢謠。隨即又把發言稿整理刊發在《解放日報》

　　上。他在發言中說，我們邊區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產黨是行仁施義的政黨，現在我很健康愉快地生活著。在那嚴酷的統制下，為了生存必須說謊。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要求加緊對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日，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於是“審幹”運動又發展成“搶救失足者運動”。

　　在《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起初沒有搞出什麽“特務”，受到康生嚴厲批評。

　　後來採用逼供信的辦法，在兩個單位的壹百幾十人中，被逼承認是“特務”的占70%左右(溫濟澤：《征鴻片羽集》776 頁)。僅《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占全體人員的 95%。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時也受到懷疑，被免去學委委員。副刊部秘書溫濟澤在對王實味的鬥爭中表現積極，此時也因他有壹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東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在搶救中，受到極大精神打擊，先是在解放日報社挨整，繼之在中央黨校三部遭批鬥，終於導致“在長達壹年半的時間，白朗糊裡糊塗、痴呆麻木，整日不講壹句話”。在《解放日報》社印刷廠壹位總務科長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頸自殺。

　　李銳此時任《解放日報》國內部編輯，他的壹個大學同學因“託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訊，承認自己是“特務”，並咬出李銳是他的“上級”。1943 年 4月，在邊區第壹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銳被捕，作為重犯，從 1943 年 4 月至 1944年 6 月，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

　　當李銳在 1943 年 4 月 1 日被延安保安處逮捕後，與他同床共枕三年的范元甄很快在黨的啟示下，相信李銳“的壹切都是為了麻痹”她，所以和他劃清界線了。范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除了因為認識到他是敵人，壹切都是欺騙之外，整風是有莫大關係的”(《父母昨日書》p348)。夫妻關係成了敵我關係。“他拖了我三年，給了我許多潛移默化的壞東西，這固然是不幸。三年後的今天，竟得以觧脫，倒也是件大幸”。

　　可是，這個滿口“進步”、“革命”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搶救對象。在除了恐怖還是恐怖的氣氛中，她只好“壹下寫了二三萬字的反省筆記”；承認“我的思想還是國民黨的天然同盟者”。組織上派鄧力群去搶救她。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壹起了。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范元甄起身穿好衣服，說聲“對不起”就走了。有壹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

　　“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麽也沒說就走了。

　　1944 年 6 月，李銳放出來後，當晚范元甄就對他說：她和鄧力群真誠相愛了，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李銳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李銳大病壹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范元甄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范元甄同居了壹個星期。為此，組織上壹個月內開了五次批判會。

　　范元甄主動表示願意和李銳重婚。重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這份結論認為范、鄧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楊尚昆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公然與黨對抗。這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幾個組成的因素：壹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

　　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得到什麽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經過群眾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壹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壹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這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麽共產黨的教條，他當初對范元甄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壹點。這人壹貫以革命的名義，行壹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盜女娼。廬山會議李銳被打倒後，李銳和范元甄又壹次離婚了。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 80%的知識份子上台‘坦白’，成了特務，結果無壹例真實”。象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黨員，當時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壹年多。

　　據胡績偉《青春歲月》回憶，他所在的邊區群眾報社，算是搞得比較文明的，可氣氛也很緊張。“每天開鬥爭大會時，總支書記壹上場，就把手槍擺在桌子上作為威懾力量”，還動不動把人吊在房梁上。報社四五十個外來知識份子中，沒

　　有被當特務鬥爭的，只有兩人。

　　搶救期間，已經併入延安大學的“魯藝”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緊張了。當時，魯藝共 300 餘人，卻有 267 人被打成特務，比例之高，駭人聽聞。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叛徒，並且抓捕過周揚，但事後由於過分恐懼而與其三個孩子壹同自焚。

　　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壹位被審的青年，發瘋般衝出關押室，大呼“冤枉啊──”縱身跳下懸崖，悽厲的聲音迴蕩在山溝，也久久縈盪在彥涵的心裡。

　　各單位按照康生報告的精神大開“規勸會”、“坦白會”、“批判會”，大張旗鼓地抓特務分子。壹時間，特務如麻。被“搶救”的知識份子占總數的 90%以上。抗大總校 1052 個排以上幹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 人，占總人數的 57.2%。在干訓隊 496 人中，“嫌疑分子”竟達 373 人，其比例為 75.2%。西北公學 500 多人，只 20 人沒有被“搶救”。綏德師範“搶救”的人員達 230 人，占全校師生的 73%。

　　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是駐守延安地區的衛戍部隊，該司令部所轄的中共唯壹 1 個炮兵團，因八路軍從事游擊作戰，炮兵團派不上用途，所以壹直被置放在南泥灣搞開荒，與外界處於半隔絕狀態。炮團幹部文化素質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蘇聯學習過。僅教導營就有近 2 百名知識份子。在“搶救”中，炮團90%的人被打成特務分子，有個模範連的幹部100%被打成“特務分子”。確定“特務”的標準非常簡單：出身知識份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若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是“紅旗黨”、“假黨員”、“叛徒”。炮團參謀徐昭，因其父在國統區煤窯上管財務，他就順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務”。

　　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共有三、四百人，被“搶救”的達百餘人。軍委三局電訊學校 200 多人，挖出 170 個“特務”。中央秘書處 60 餘人，挖出了十幾個“特務”。延安警衛團壹個團被抓的“特務”占全團人員的80%以上，延屬各縣抓“特務”達 2463 人，其中壹 個縣，在 13 天內就挖出了壹個 200 多人的特務組織。“搶救運動”中抓出那麽多的“特務”，特別是在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下發之後，“特務”越來越多。

　　據胡喬木說，在延安審幹、搶救運動中，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1400 多人。從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的“特務”多達 1 萬 5 千多人。

　　毛“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壹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妳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麽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壹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麽，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壹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妳既然沒什麽見不得人的，為什麽不能向黨彙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壹切私有制。行政學院在命令填“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 1943 年8 月 8 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壹個 2500 人的黨校己挖出 250 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了壹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楊奎松：

　　《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壹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台、信件都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既不能同別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壹寫也怕。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

　　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劉少奇是 1943 年 4 月 28 日成立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的主任，在肅反上直接領導康生、彭真、高崗等人，是延安整風的第二號劊子手。據劉少奇 1949年在天津的壹次講話中說，當時延安審幹中採用了恐嚇和刑訊的辦法，僅延安壹地自殺而死的就達 50～60 人。

　　楊尚昆回憶說：有壹次，在楊家嶺禮堂開大會，“鬥爭”以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會上，和柯慶施壹起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的人起來揭他說：“妳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妳政治上有依靠”！“妳還背著照相機，妳是地下黨員，憑什麽敢這樣招搖？”柯慶施什麽也不承認。大家就喊口號，轟了壹個下午，從下午 3 點鐘壹直開到 7 點鐘，什麽結果也沒有得到。那時，康生開了二三十人的名單，壹旦柯慶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連關押人的窯洞也準備好了。散會後，楊尚昆把情況向毛澤東說了。毛聽後說：這個會不要再開了，我會給康生打招呼。這件事還是發生在“搶救運動”之前，後來在“搶救運動”中，又變本加厲地追逼，柯慶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薄壹波說：有壹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壹起到了延安，她在壹個深溝的窯洞居住。有壹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麽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壹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麽？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

　　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搶救”的！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壹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壹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壹斑：“要壹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壹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壹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妳們！

　　當時中共甚至把“壹二.九運動”也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在 1945 年 3 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談到：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壹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 1935 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份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

　　東的外來知識份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救）”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份子未被“搶救”）。直“搶”得所有外來知識份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眾鬥爭的方式“普遍肅反”。當時，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毛不但將其“留中不發”，而且對蔣南翔組織批判。

　　1943 年 9 月後，晉綏整風進入到“搶救”階段，當時黨校共 2～3 百人，其中 70 多人被迫承認為特務分子，有日特、國特、閻特，30 多人未承認或半承認，總計黨校被搶救的幹部，占總人數的 60-70%。這個數宇並不驚人，當時，晉西北有個師範學校 99%被整為特務，所以有人給師範學校送了壹個“特務學校”的綽號！教師、學生有好幾串，十五六歲的女孩還成了專職的“特務女性”，最後擴展到小學，許多小學生是也成了“小特務”，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只有六歲（見韋君宜《思痛錄》）。

　　1943 年春夏；延安的“搶救”經驗傳到淮北，不久就發生了“淮中案件”

　　和“泗陽案件”兩起嚴重的肅特假案。

　　1943 年 8 月，淮北中學壹女生因偷竊別人 50 元邊幣行為被抓後，為推卸錯誤，捏造受壹“特嫌”女生指使所為。在校領導的壓力下，偷錢女生編造了“進步青年建國團”的組織，結果校領導對全校師生實行了刑訊逼供，將壹個 220 人的中學中的 42 人打成“特務”。此案上報邊區公安局，情況不僅未被澄清，邊區公安局採用逼供信的方式，將“特務”又增加到 56 人，使全校 1/2 的教職員工都成了“特務”。此案於 1944 年 7 月 17 日予以平反。

　　泗陽案件發生在 1943 年 10 月-1944 年 2 月，泗陽不到 10 萬人口，短短五個月裡，全縣逼出 1400 多個“三青團員”，並逮捕了 150 多人，範圍涉及黨政軍民等各界和縣區鄉及部隊連排班幹部。1944 年 2 月，案件進壹步擴大，泗陽縣委籌畫大規模逮捕縣武裝幹部。此案全由刑訊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聽信口供，有些則憑主觀臆測，毫無人證物證。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員在 1944 年3 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繼續審查）。

　　1943 年底，中共中央鑑於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被打成“特務”、各機構無法正常工作，乃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結果大部份人被平反。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1944 年 6 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壹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壹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壹致的。不管妳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壹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斯諾夫人海倫說，1937 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7 年後，沒人再敢這麽說了。

　　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是機器人，壹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後，毛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他在 1945 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但他好像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毛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這僅僅是口頭道歉而已，毛始終不承認所謂的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是冤案。1945年毛說：“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壹起，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 黨要統壹思想才能前進。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 年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壁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出來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師哲回憶說：1944 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犯，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壹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和澳洲謀生的，他們落入康生手中，壹直被關押。1947 年 3 月，胡宗南進犯延安，王實味從中央社會部轉押晉綏根據地。並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壹批犯人押到後方永坪壹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昧壹起處決；王實味在山西省興縣蔡家窯，被晉綏公安總局處決，時年 41 歲；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壹口枯井裡。

　　抗戰勝利後江青坐飛機去了兩次重慶，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帶行李。第二次，不知買的是啥東西，花了幾百萬法幣，硬要在中央特會科報銷（中央特會科即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科的簡稱，是專門管理中央政治局五大書記的工資、稿費及其他收支）。特會科科長見款項數目太大，不敢做主，找師哲審批。師哲說：“款項太大，等搞清楚再說！”這下捅了馬蜂窩，江青找師哲大吵大鬧，說這筆錢由她個人負擔。師哲亦不示弱，堅持要搞清楚買的什麽，為什麽要從黨的特別經費中報銷。後來師哲大怒，掀翻桌子，拂袖而去。此事後來不了了之。要說明的是，江青與師哲大吵，毛澤東就在隔壁窯洞安坐，後來坐不住，就在師哲門前走來走去。但毛沒有就此發表了什麽重要指示。文革中師哲被關入秦城，吃了不少苦頭。

　　1962 年毛信口胡言：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91 年，在溫濟澤等人的推動下，王實味才獲昭雪。公安部於 1992 年 2 月 7 日，正式作出《關於對王實味同志託派問題的複

　　查決定》。《決定》說：“經複查王實味同志 1930 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託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託派觀點，幫助翻譯過託派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託派組織壹事反反覆複。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參加託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為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對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伊索寓言說：獅子和驢子以及狐狸商量好壹起聯合去打獵，他們捕獲了許多野獸，獅子命令驢子把獵物分壹分。驢子平均分成三份，請獅子自己挑選，獅子勃然大怒，猛撲過去把驢子吃了。獅子又命令狐狸來分。狐狸把所有的獵物都堆在壹起，僅留壹點點給他自己，然後請獅子來拿。獅子問他，是誰教他這樣分的，狐狸回答說：“是驢子的不幸。”王實味就是那驢子，毛澤東是那獅子，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就是那狐狸。

　　延安整風，作家成了“政治化了的人”，成了馴服的工具，叫怎麽說就怎麽說，叫怎麽寫就怎麽寫。從此，知識份子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進入了全面冬眠階段。

　　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的建立

　　個人崇拜所要求的壹個重要條件就是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剛在延安創辦時還保留了普通媒體的壹些特點，人們從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資訊，而且還可看到壹些不同意見的爭鳴。1942 年 4 月 10 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第二版曾登壹條“黨校壹學生失戀自殺”的消息，受到了毛的批評。

　　隨後決定《解放日報》改版。

　　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師承的都是列寧史達林的新聞理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連史達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 年後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官方黨史學壹再重複毛下令停止“搶救”運動後的壹個多月，1943 年 9月 21、22 日的《解放日報》還連續刊登了“延安縣開展防奸運動”，“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導。當時並沒聽說毛看了此類的消息後發脾氣或拍桌子，反倒是綏德地委組織的宣講團被邀請到延安給壹些機關學校作報告。

　　“整風”後，除《解放日報》外，延安的其它報刊基本上都停刊了，連各單位“整風”開始時出的壁報也都消失了。因為先前黨中央發出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實際上很快就被收回，變成了“以言定罪”，隨意發言屬於挨批的“自由主義”或“小廣播”。這談不上黨接受輿論監督，相反卻是由黨直接掌管和監督輿論導向，並組織人馬審查壹切新聞報導。按當時的規定，報紙的通訊員由黨委設置，有關各地的消息報導原則上也必須經當地黨委同意。延安唯壹的出版社“解放社”不僅不再印行各種期刊和壹般書籍，而且連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關“整風”學習的文件和材料。從此，報紙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喉舌，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壹律”。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它有五個核心原則：

　　1）“黨性第壹”的原則。毛澤東、陸定—、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壹定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導，中共的報紙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壹輩子”。為此，黨報“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舉凡壹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捨，並以黨的立場來判斷壹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導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鬥的宣傳工具，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

　　2）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壹等提出壹個有名的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 強調新聞“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於是，陸定壹等引用了列寧的“兩種真實性”觀點：即“本質真實性”

　　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儘管它處於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是真實的；而“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誇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導，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

　　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佈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壹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壹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 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壹段期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後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壹部份在報上發表，壹部份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後來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範圍較前有壹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

　　的指導思想在於進壹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也有左、中、右之區別。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準不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佈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至於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它消息了。當然，普通黨員比普通百姓多知道些資訊，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

　　毛搞“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以“以糧為綱”和“以鋼為綱”，這種做法在延安時期就開始了，那時在農業上叫“提倡吳滿有方向”，在工業上叫“開展趙占魁運動”。

　　吳滿有是延安紅人，因連年開荒、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為配合大生產運動，邊區把他塑造成先進典型。《解放日報》1942 年 4 月 30 日報導了他的事蹟，並配發題為《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的社論；接著毛澤東在西北高幹會議上提出“吳滿有式的生產運動”的概念；邊區政府主要領導林伯渠、李鼎銘等要求“廣為宣傳，號召每個農民向吳滿有學習，向吳滿有看齊 ……創造更多的吳滿有！”文藝家更是熱情澎湃，詩人艾青壹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鬱，寫出熱情奔放的長詩《吳滿有》，他把詩念給吳滿有聽，直到吳表示沒有意見為止。

　　吳成為邊區著名勞動英雄，多次參加表彰大會、群英會，入黨提干。

　　1943 年 2 月 24 日，安塞縣勞動模範楊朝臣寫信給吳滿有，倡議開展勞動競賽，吳滿有覆信：我也向妳提出兩條：第壹，就是不僅妳和我兩人要競賽，而且要首先把妳我兩個莊子的生產搞好，我提議根據兩莊的勞動力和牛犋來競賽，看誰個莊子的糧食多？爭取“勞動英雄莊”的稱號。第二，邊區的勞動英雄不止妳和我兩個人，各縣都有，還有我們的軍隊這兩年的生產成績特別大，他們壹定有更多的勞動英雄。所以，我主張把這個生產競賽運動，擴大到全邊區的軍隊、群眾中去。我想妳壹定是贊成的。

　　此信壹出，朱德電令全軍回應，賀龍連夜打電話要南泥灣駐軍接受挑戰，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廣和領導這壹生產大競賽。“壹個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之間、莊與莊之間、軍隊與民眾、軍隊與軍隊之間有生產競賽和勞動互助運動迅速在邊區掀起，發展到邊區各個角落。”

　　這封信有集體富裕的思想，有謙虛的態度，有對領導的回應，有對軍隊的頌揚。其思想覺悟之高、考慮問題之周延、直接反響之強烈，很難讓人相信這是40 年代陝北壹個農民寫的，是不是記者捉刀？以典型帶動全社會，通過典型之口說出組織者、領導者想說的話，是“抓典型”、“樹榜樣”的目的之壹。壹些普普通通的人壹夜之間聞名全國，不是他的命運好，而是“上面”需要這樣的角色，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中國版。70 年代北京市小學生黃帥也“寫“過壹封影響全國的信。1947 年胡宗南佔領延安後，吳滿有當了叛徒。

　　輿論控制必須輔之以嚴格的保密制度。因為個人崇拜的後面必然隱藏著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這些資訊壹旦暴露，個人崇拜也就坍塌了。史達林在蘇聯被崇拜得勝過神仙，他死的時候莫斯科簡直是哭聲震天，向他的遺體告別而擁擠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經過蘇共“二十大”揭露他專制暴虐、殺人如麻的真相後，人們對他的崇拜急轉直下，等到赫魯雪夫把史達林的屍體搬出列寧墓埋葬別處時，在人民當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動。

　　個人崇拜，必須對許多問題嚴格保密、設置禁區。“延安整風”中叫得最響的是“實事求是”，但那時卻對蘇區的反“AB 團”和“富田事變”，對長徵結束後西路軍的被殲等歷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談或者偽造歷史。這種口頭大講“實事求是”、實踐中並不實事求是的傳統，倒是壹直繼承了下來。“延安整風”中就搞壹些並不實事求是（如“無限上綱”）的批判和鬥爭，建國後哪些重大舉措又是實事求是的？

　　神化毛澤東

　　“延安整風”中形成個人崇拜的壹個標誌就是開始了對毛澤東的神化，進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和屬於封建蒙昧主義的歡呼歌頌，如喊萬歲、唱《東方紅》之類，而且還不斷升溫，變成壹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達到宗教狂熱的程度。

　　1．戴毛像章、唱《東方紅》

　　個人崇拜的每壹步驟都是毛本人親自導演的，最重要的步驟都發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 1943 年。這壹年，毛親手控制的《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登著大字標題：“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壹年，毛擔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大禮堂正上方鑲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頭像。這壹年，中央黨校發給每個學員壹枚毛像章，為後來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這壹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賣給家家戶戶。這壹年，著名的毛頌歌《東方紅》要人人傳唱。

　　1937 年前，當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時，俄國那位有名的小說家阿萊克舍.托爾斯泰寫過如下壹首傳誦壹時的詩：妳，各民族光明的太陽，我們這時代的不落的太陽，妳比太陽更偉大，因為太陽沒有智慧……另外還有壹位較不出名的請人，寫過壹首更妙的詩如下：我們從史大林那裡獲得太陽，我們從史大林那裡獲得繁榮的生活：縱然是風雪遍地的北極苔原上的好生活，我們也是跟他，跟智者史大林，──壹起創造的。

　　這些詩，曾被托洛茨基稱之為“豬玀叫”的，不是也充塞於中共的報刊嗎？

　　那首最出名的的“東方紅”，難道不是“豬玀叫”中調換壹個名字嗎？

　　《東方紅》是“延安整風”期間由農民唱出來的，被發現後經文人修詞定譜，由黨組織廣為傳播，被定為壹些會議和廣播電台必須有的開始曲。往往以《東方紅》開場，最後以《國際歌》終場，先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後唱“從來就沒

　　有什麽救世主”。這種自相矛盾實在滑稽。這樣的歌曲從“延安整風”起在中華大地上卻盛行了幾十年，竟無人敢質疑。以後又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等。

　　1954 年 4、5 月間，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率文工團訪問蘇聯，節目單開頭是《史達林頌》和《東方紅》。由於蘇聯當時已公開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因此蘇方提出不能再唱《史達林頌》。於是，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便要求《東方紅》也壹起不唱了，否則就不禮貌。張聞天向陳毅提出不唱《東方紅》；陳毅卻堅持要唱，聲稱節目單是總理審定的。結果張大使只好直接請示國內，最後得到中宣部和總政的聯名複電（據說請示過中央）：同意使館意見。可見，文工團出國演出時唱不唱《東方紅》，不但中國唯壹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員說了不算，連外交部也無權決定，可見問題之大。

　　經過“延安整風”，黨內的個人崇拜體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穩固地建立起來了。新老幹部中，不說全部，起碼絕大多數人都變成了崇拜毛澤東和“聽毛主席的話”的馴服工具。從壹件小事就可看出來：“延安整風”前，批評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時，往往說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馬、恩、列、斯下來就數他了；但“延安整風”後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史達林下面還有個毛澤東。

　　2．山呼“萬歲”

　　在封建專制時代，“萬歲”是皇帝的專稱。推翻專制王朝後，“萬歲”可用於對黨派與事業的歡呼，如“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等。毛早年崇拜陳獨秀時寫過“我祝陳君萬歲”，也有人對諂媚對象用過“萬歲”（如康生對王明）。

　　1943 年“延安整風”結束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迴憶，彭真說是他第壹個喊的。那時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集中了延安地區六分之壹的幹部，包括大批高幹和文化人，彭真振臂壹呼“萬歲”，各機關學校自然群起仿效。從此，在中共領導的地方，“萬歲”壹詞就只能屬於毛澤東壹人了，情形與稱呼皇帝壹樣。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在壹些地區也被“萬歲”了壹陣，但很快就糾正了。在個別地方還有地方領導人也偶然被喊了“萬歲”，壹旦發現，就被視為“事故”，當事人會受到批評和處分（調離）。李銳說：1950 年頒佈的“五壹節口號”，最後壹個“毛主席萬歲”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建國後仍然堅持這壹意見，這或許是毛特別痛恨他們的原因之壹。到了後來，在中國絕對不能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連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王震揭批陳漫遠的罪過之壹就是陳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王震則是經常喊這壹口號。

　　有壹次，外國人到中國來喊“周恩來萬歲”，馬上被官方制止，周恩來嚇出壹身冷汗。因為，外國人不瞭解中國。西方的“萬歲”是個普通語，人人皆可用。

　　萬歲翻譯為英語就是：Long live，英語的意思就是長久的活著，沒有萬、千、百的等級制涵義。俄羅斯語的萬歲叫“烏拉”，就可喊普通人“烏拉”。中國的萬歲是個特定語，不能隨便用。

　　3．個人崇拜的高峰——毛澤東思想

　　1943 年“七壹”前後中共掀起了宣傳毛澤東的高潮。7 月 6 日發表的劉少奇文章，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個提法。8 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王稼祥的文章，第壹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捉刀人其實是毛。毛到王家，叫王寫篇文章紀念中共成立 22 周年；“妳以前和我交換過的那些意見，我看都可以寫進去。”王稼祥心領神會，廢寢忘食地寫了這篇文章，中心是：“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好後交給毛審閱，毛打電話答覆：

　　“寫得很好，準備叫《解放日報》發表。”發表後成了中共人人必須“學習”的文章。

　　在每天的會上，壹個簡單公式被反覆捶打進人們的腦子：只有跟著毛，才能無往而不勝。長征中最大的敗仗土城之戰，明明是毛指揮的，現在成了“違背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的結果。毛反對的平型關之役成了“貫徹毛主席“誘敵深入”等作戰原則所取得的重大勝利”。1943 年 8 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時就說：“沒有比這三年來的事變再明白的了。過去壹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底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 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壹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1943 年，延安出了本小冊子《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作者是早巳被國民黨槍斃的中共勞工領袖鄧中夏。1930 年原文完全沒有提到毛。可是現在的新版裡塞進去這麽壹句話：“1922 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

　　1944 年 5 月 21～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任弼時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這壹時期的經驗教訓，徹底清算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教條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奠定了毛在全黨的最高領袖地位，並用毛澤東思想重寫了黨史。

　　延安整風后期，黨內奉給毛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多。什麽“偉大領袖”、“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 “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毛對所有這些極端的“封號”都是經過他壹再審閱和定稿的，從來沒聽說過他對此有什麽自謙的表示。由此可明白，“文革”中毛澤東對斯諾說喊“四個偉大”討嫌，並不象官方史學所渲染的是毛澤東的謙虛，而是毛要消除喊“四個偉大”的林彪的影響。

　　延安整風以前，中共並沒有效的方法來整頓幹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壹致。

　　經過 3 年多的“整風”和開了近 1 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後；黨員的自我空間日益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黨對毛的認同達到了空前統壹，在這種情況下才召開了“七大”。

　　“七大”會堂最醒目之處，是主席台上方的壹條大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大會由毛直接操持，會議的任務只是把毛的地位和思想確定下來。

　　因此，會議的發言內容（都是事先寫好並經過審定的）主要就是對毛的歌頌，此外則是許多人的檢討。這些歌頌和檢討大部分有極大的誇張和作假，不少說法已超出尊敬愛戴的範圍，明顯地是宣揚個人崇拜或帶有阿諛奉承之意。而毛澤東對這些卻欣然接受，讓大家把壹切好事都掛在他的帳上。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中許多地方說的都是過頭話，如“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麽殘酷性、複雜性、長期性”，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論和實踐。張聞天提到毛澤東時說：“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這種說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上都是根本講不通的。

　　在這次大會上，任弼時提出，毛是“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這是中共自封的說法。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之外從來就沒有哪個東方民族承認過這壹點。

　　周恩來的發言說：“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 3 個歷史時期……。”此話完全違背了史實，因為在周恩來講的這 3 個時期裡，多數時間毛澤東並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

　　朱德也在會上說：“我黨和中國人民在壹起，得到毛澤東同志這個偉大舵手的指揮，終究越過了各種艱難險阻而前進了”；“24 年的歷史證明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這都是明顯的誇大之詞。

　　彭德懷在“七大”發言中也用了不少個人崇拜的語言。他說：“從黨的全部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是中國人民解放的旗幟。”

　　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許多說明，下了不少定義。對活人冠以“主義”或“思想”之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不曾有過，是中共開了先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在世時堅決反對使用“馬克思主義”這壹名稱。正象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

　　馬克思在回答壹位德國黨員的問題時也曾明確表示：“我始終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對各國所發來的頌揚，我覺得煩惱，絕不回答，縱有回答，也許只是斥責。”同樣，列寧在世時也未自稱“列寧主義”，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稱為“布林什維主義”。毛澤東就說過：“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後別人提的。”

　　史達林是國際共運中大搞個人崇拜的帶頭人，但他並不提“史達林主義”或“史達林思想”，而是以列寧的學生自居。他說過：“至於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壹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朝鮮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點思想遺產和聲望的，但也沒有提“金日成主義”或思想，而是發明了壹個“主體思想”。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大搞個人崇拜，都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義或思想連在壹起。

　　除中國外，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之後。根據胡志明的為人，在世時他是不會允許人們有此稱謂的。“延安整風”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顯然是背離國際共運傳統、又超越國際共運陣營各國接受水準的空前之舉，結果遭到國際共運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什麽是“毛澤東思想”呢？定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壹”；但這是極其空洞的。唯壹的解釋是：毛澤東的壹切思想都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統壹；那意謂著：毛澤東的所言所行，都代表了這種“統壹”；凡違反毛澤東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與毛澤東不同的，便是犯了錯誤。這個標準不但用以概述過去，而且用以拘索未來。如此，這規定實際上是授與毛澤東個人以“永不錯誤”的特權，給了他以“絕對真理”的榮光，以此樹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無上的個人崇拜。

　　除了會上這些頌揚崇拜的言詞外，“七大”前後還颳起了壹陣向毛澤東敬獻錦旗之風，這些錦旗把中央大禮堂掛得密密麻麻。

　　七大是壹次檢討的大會、頌揚的大會、推行個人崇拜的大會和為後來開類似會議立下範式的大會。會上既沒有也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或爭論，各種報告和所有發言都是早準備好並經過統壹審查的，會前就已發到與會者手中，開會時只是台上念、台下看。

　　聯共“第十七大”於 1934 年 1 月舉行，也是壹個歌頌的大會，許多人檢討的大會，大搞個人崇拜的大會和史達林走向權力頂峰的大會。它之所以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主要是因為史達林已戰勝了所有的黨內反對派，完全定於壹尊，而且這時蘇聯也宣佈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取得了壹些建設上的成就。這次大會的基調是慶祝勝利，大力歌頌史達林，再就是讓壹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作檢討。這次會上對史達林的讚詞和“封號”就傾盆而來，什麽“偉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鋼鐵般的”，不壹而足。這些讚譽不僅來自史達林的擁護者，也來自他以前的反對者。

　　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與舊黨章的壹個重要區別是，增加了壹個說明黨的定義、作用和地位的“導言”；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與過去黨章顯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壹個很長的“總綱”。這種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赤禍滔天

　　為顛覆中華民國而賣國

　　美軍攻佔沖繩島，雖然消滅了十多萬日軍，卻犧牲了數萬美軍士兵的生命！

　　這把美國人嚇懵了，照這樣推算下來，攻佔全部日本列島，至少要消耗美軍壹百萬以上的生命。美國總統和軍方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只好積極謀求減少士兵犧牲的方法。於是他們就主動與史達林進行了緊急磋商，要求蘇俄儘快廢除與日本的《互不侵犯條約》，儘快出兵協助美軍對日本列島的攻佔。於是，史達林向美國人開出了他的價碼——美國必須承認歷史上被沙俄非法侵佔的中國北部領土的“合法性”，方能助戰云云。1945 年 2 月的雅爾達會議，史達林與羅斯福、邱吉爾達成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會議中國未參加，關於蒙古、庫葉群島前途維持不變，及維持當時的未獨立狀態，會議決定，該會議的所有結果都須由中國同意，美國會後立刻把結果秘密通知中國。重慶政府立即聲明：拒絕承認雅爾達會議結果，拒絕蘇聯出兵東三省。因為蘇軍出兵東三省將影響中國收回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庫頁島。此時的日軍已秘密和重慶政府談判，向中國投降，而中共把秘密情報報告蘇聯，協助蘇聯佔領中國東北。

　　《雅爾達密約》之後，等於把美軍在太平洋血戰奪來的勝利果實的壹大半，白白奉送給了蘇俄；不但沒有減少美軍士兵的犧牲，反而在未來的日子裡，使美國付出了更為慘痛的代價。史達林拿到“雅爾達密約”的全部好處之後，卻在美軍血戰日本列島的全過程中，始終默不作聲，也不作任何反應。當 8 月 6 日廣島挨了原子彈後，8 月 8 日蘇聯急忙宣佈加入波茨坦公告，旋即於 9 日出兵。貌似強大的關東軍，因其主力早已調往南亞等其它戰場（例如：自 1945 年 1 月 6 日開始的美日在菲律賓的決戰，日軍山下奉文大將率領的 30 萬大軍，絕大多數是從東北調去的；至 9 月 2 日山下奉文投降才結束，被擊斃日軍達 59.2 萬，是日軍所有戰例中陣亡人數最多，所謂蘇軍 8 月 30 日殲滅東寧堡日軍為“二戰最後壹戰”並非歷史真實），乃至蘇軍進軍東北作戰時，傷亡還不如喝醉酒駕車傷亡大。日本 70 萬關東軍向蘇聯投降，史達林報日俄戰爭之仇，將 70 萬人活埋。並從中國進兵至朝鮮半島的三八線，並順便攻佔了日本北方的四個小島嶼……假如沒有雅爾達密約的簽訂，那麽就沒有蘇俄出兵佔領中國東三省，就沒有中共暴力篡奪中華民國的政權，也就沒有金家小朝廷；假如沒有中共政權和金家小朝廷的存在，那麽也就沒有韓戰的爆發，也就沒有嗣後的越戰的爆發……蘇軍在我東北大規模強姦中國婦女；東北城鄉婦女都遞了光頭，抹黑了臉，充當男人，蘇俄士兵仍不放過，挨個檢驗。連中共高官、曾協助賀龍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盧冬生將軍也被搶劫的蘇軍士兵殺死，中共稱他“因公殉職”。蘇聯還到處建立“解放碑”、“勝利碑”。長春最好的壹條大街命名為“史達林大街”。

　　蘇聯再次佔領我旅順軍港並非法侵吞我中東鐵路，把中國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壹掃光，拆工廠、拆鐵路、拆機器、搶市民的錢包和手錶，搶走的機器設備共價值 9 億多美元。毛 1949 年底到蘇聯求來 3 億美元貸款，還不到蘇軍在東北搶掠去的 30%。鞍鋼的設備，都拆掉運蘇聯了！1949 年夏，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呈送給史達林的報告中竟然寫著：“關於蘇聯從東北運走機器設備的問題，我們說：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勝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以此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劉少奇奴顏婢膝將東北財富拱手送給俄國主子與慈禧太后的“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如出壹轍，唯壹的差別只是：慈禧太后的“友邦”包括有西方列強；而中共惟有蘇聯壹家。

　　後來蘇把淘汰下來的火車頭外表噴壹層漆，甚至把 19 世紀已不能用的火車頭用別的火車頭牽引著送到中國，僅 2 千個火車頭就賺走了中共國幾十個億人民幣。東北人有壹個說法：日本人將東北變成工業基地，蘇聯人將東北變回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1945 年 8 月 10 日夜至 8 月 11 日下午的 18 小時內，毛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

　　正是在毛的命令下，8 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中共除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 3 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壹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 8 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 8 月 12 日自河北、山西壹帶急馳而來的 3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 月 11 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 3 千餘人。

　　從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到 10 月 5 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在重慶“談判”的40 天，中共軍隊壹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為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 1945 年 10 月壹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 17 次，津浦路被破壞 18 次，膠濟路被破壞 10次；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於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可見，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挑起了內戰。

　　毛澤東在在重慶談判前後，命令共軍從各解放區抽調 10 余萬主力部隊從海陸兩路急赴東北。9 月初，第壹批共軍已到達東北第壹大城瀋陽以及本溪；至 11月，已有 11 萬人抵達東北。國民黨也有幾十萬精銳部隊，實力上要遠遠超過中共，在當時的條件下，消滅中共非常容易，為什麽沒有消滅呢？這裡有壹個障礙就是前蘇聯軍隊。

　　蘇聯紅軍禁止國民黨軍隊在大連登陸。1945 年 10 月 28 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到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不允許中國軍隊在大連、葫蘆島、安東等港口登陸，“允諾”

　　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杜聿明於11月7日率領壹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因此再度遷延時日，難以儘快佔據戰略要點，形成鉗形攻勢。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 13 和第 52 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共軍的阻擊。石覺的 13軍全部美式裝備、戰鬥力強大，逼迫林彪部隊壹路後退，很快攻佔錦州；次年三月佔領瀋陽，隨後四面開花，佔領撫順、鐵嶺、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市。

　　共軍則佔領北部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這樣，形成南北對峙態勢。

　　1946 年 4 月林彪已擁有 30 萬人，並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結 10 萬軍隊死守。

　　國軍參戰的 7 個軍，5 個是全副美式機械化裝備，其中孫立人的新壹軍、廖耀湘的新六軍則是國軍五大主力中的兩支精銳。此時，國軍在東北共 28 萬。雙方大戰從 1846 年 4 月 18 日打到 5 月 18 日。國軍在本溪和四平兩地發動強大攻勢，空軍猛烈轟炸，首先力克本溪，10 萬林彪守軍大敗潰逃。國軍揮師北上，援戰四平，然後兵分三路，以空中優勢發起立體攻勢，四平 10 萬林彪守軍又潰敗。5月 19 日佔領四平。國軍估計此役林彪軍隊傷亡 4 萬人。

　　前來四平督戰的白崇禧將軍當機立斷，命令杜聿明乘勝追擊，壹舉拿下長春；然後兵分三路，向北挺進。孫立人將軍指揮的新壹軍鋒芒所向如秋風掃落葉，至5 月 30 日，已越松花江，直逼離哈爾濱不到壹百里的雙城。林彪做好了思想準備，壹旦哈爾濱失守，就到遼南的山區打游擊。6 月 1 日，他給毛的電報說“準備放棄哈爾濱。”第二天，東北局也給毛同樣無可奈何的電報：“我們準備放棄哈爾濱”，“我已告辰兄準備退出”（“辰兄”即蘇軍）。毛這時兩次懇求史達林出兵干涉，來個“聯合行動”，或把中國置於蘇聯的軍事“保護”下。史達林婉言拒絕，怕出兵引起國際反應。但他允許中共軍隊退入蘇聯境內。6 月 3 日，毛萬不得已，電告東北局和林彪：“同意妳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方針”，而且是“作長期打算”。這意味著：10 個月來，共產黨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徹底失敗。

　　四平大勝、長春攻克，蘇俄冷臉變春風，向國民政府頻示友好。5 月 6 日，史達林邀請蔣介石訪蘇；長春攻克，又向國民政府表示不會支援中共。整個局面對國民政府十分有利。

　　白崇禧在 5 月 30 日隨蔣介石飛抵長春，建議壹舉拿下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後組織民眾編成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黨殘餘；再調五個機械化師回華北消滅聶榮臻部。此時，馬歇爾威脅說，如果蔣介石繼續追擊，美國就不再幫他運軍隊去東北了。5 月 31 日，馬歇爾甚至寫信給蔣，稱這事關係到他本人的榮譽：“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軍停止推進、打擊、或追趕[中共]”。措辭如此強硬嚴厲，患得患失的蔣介石不得不屈服，於 6 月 6 日（實際於 6 月 2 日已發出命令）正式向東北部隊發出停戰令，要求“停止攻擊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壹機會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孫立人新壹軍氣勢如虹，得到停戰令，大為吃驚，力爭不果，只得勒馬城下，口中獵物，就此放棄。此後，國軍再未跨過松花江。毛共因此絕處逢生。

　　6 月 21 日，蔣氏應周恩來請求，竟再次宣佈停戰令延長 8 日，至 6 月 30 日。

　　共產黨在戰場上佔便宜時，絕不談判；壹敗塗地時，則乞靈於談判桌。在東北的中共官兵，從林彪到老將，都說蔣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進是大大的失算。蔣介石只要窮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蘇聯邊境建立強大鞏固的北滿根據地，切斷中共與蘇聯的鐵路運輸線，使蘇聯重型武器不可能運進來裝備中共。此時，馬歇爾又再施加壓力，要蔣把停火期延長 4 個月，甚至把整個北滿讓給中共。蔣介石被馬歇爾逼得焦頭爛額時，又接到杜魯門總統的嚴厲警告。七月中旬，兩名反蔣知識份子聞壹多、李公朴在國民黨地區被槍殺。美國民意測驗立刻顯示，只有13%的人贊成繼續援蔣，50%的人要求“不介入”。8 月 10 日，杜魯門寫信給蔣介石，聲色俱厲地提到這兩樁暗殺，說美國人民對這樣的事“深惡痛絕”，威脅說如果和談沒有進展，他只好“重新考慮”美國對蔣政權的態度。在這樣的壓力下，蔣介石在東北的停火繼續了下去。陳立夫不贊成蔣的做法，要蔣“像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沒用。”國軍壹舉獲勝的良機壹去不返。蔣氏後來在《蘇俄在中國》壹書中檢討說：“從此東北國軍，士氣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壹關鍵。……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總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如果沒有馬歇爾的“調停”，當年中共在東北必敗無疑；得不到東北，中共割據政權就處於國民政府力量的重重包圍和夾擊之中，很難長期生存，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只有重新鑽山當土匪、或者到莫斯科做寓公的命。馬歇爾的“調停”，在最危機的關頭挽救了中共，林彪因蔣停戰而獲得喘息，迅速重整軍隊，至 1946年底其軍隊達 36 萬。陳誠下令解散東北 30 萬偽軍，後來這支大軍被林彪收去，林彪在北滿建立了橫壹千公里、縱五百公里，面積比德國還大的根據地。毛把這塊地盤比作舒適的“沙發”，背靠蘇聯，兩臂有北朝鮮、外蒙作依託。國軍被封閉在幾個城市裡，蘇軍偽裝成共軍來消滅國軍，然後轉給中共 57 個戰略據點。

　　共軍接收 80 萬關東軍的全部裝備，其中步槍 70 萬支，機槍 1.2～1.4 萬挺，各種炮約 4 千門，坦克 600 輛，汽車 2 千多輛，飛機 8 百餘架，炮艇若干，彈藥庫679 座；接受了 1/3 美二戰時曾援助蘇聯的 103 億噸軍用物資；45～47 年初，蘇軍還提供步槍 30 多萬支；48 前後，蘇俄還提供過了蘇制和捷克制的武裝；中共靠蘇援槍械組建了 210 個步兵師。

　　老蔣打內戰的軍火完全是抗戰時老美送來的：美國通過美援，為國民黨壹共才武裝了 45 個步兵師。蔣在 1944 年攆走美軍隊頭面人物史迪威後，就和美國有關大員結下了梁子，再加上美國國務院壹幫蘇聯特務暗中使壞，美軍在 1945 年10 月在昆明焚毀大量本來屬於國軍的軍用物資(包括坦克重炮和炮彈)，1946 年7 月全面斷絕對華軍事援助，直到 1948 年 5 月美國國會嚴厲追究杜魯門政府的親共傾向，杜魯門才勉強同意給國民政府 5 千萬美元軍事援助，第壹批軍火在1948 年 11 月運抵天津塘沽，但這壹切都已太晚了。

　　掌握擁有國民黨最精銳部隊的西北地方的剿總胡宗南，他的貼身機要秘書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直接受周恩來指揮，胡宗南部隊行動在其屬下軍長級將官還不知情況下，熊已把情報送到延安。1947 年 3 月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其計畫中共早已知道，所以胡撲了空。華中剿總白崇禧的貼身副官謝長庚也是中共地下黨，白的軍隊行動中共早已知道。

　　1948 年 5 月至 10 月，中共進攻長春，採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當時的長春有人口 60 萬，國民黨部隊 5 萬多，為了更長久地固守，當局下令放民出城；而共軍卻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不過有壹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壹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共軍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進了 7 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飢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准隨意搬動，由市府統壹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麴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飢。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衝，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壹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壹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壹命。另外則是共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壹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壹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壹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壹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壹字壹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壹團參謀長。他說：“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妳去看看。進去壹看，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長春圍困前有居民約 60 萬，經過五個月的無情圍困，至中共“解放”該城時，城中只剩下了 17 萬人，減去逃走的，餓死了 30 多萬人，實堪和“南京大屠殺”媲美了！就連當時壹些被迫執行圍城命令的士兵都問：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

　　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裡說餓死了 15 萬；因這壹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裡披露太多的實情，所以他所說的 15 萬是縮小了的數字。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 20-30 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為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敬業精神較好，報導比較客觀，日本人所說的數值是比較準的。

　　1948 年 7 月至次年 4 月，60 萬中共軍隊對山西太原發動了 7 次總攻擊。太原國民黨守軍 15 萬餘人全部犧牲，但共軍亦損失 35 萬餘人。戰事十分慘烈，史稱太原保衛戰。據說，當共軍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服毒自殺。此後，自殺殉難者共計 500 人。這就是太原五百完人的事件，該事件震驚中外。

　　鄧小平的格殺勿論。1947 年 10 月 13 日，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山區尚立足未穩，在劉鄧司令部所在的鄂東黃崗總路嘴發生了壹起“搶劫案”。直屬警衛團三連副連長趙桂良用步槍挑著壹卷花布和壹捆粉條，掖下夾著壹卷白紙和幾枝毛筆，走出店主已經逃逸的店鋪，正好被鄧小平看見。事後查明，趙桂良是壹個戰功卓著、愛兵如子、捨身保護首長、自己屢次受傷的好幹部。他拿這些東西，都不是為了自己：花布是為了給連裡的小戰士做棉衣的；粉條是給劉伯承補養身體的，因為他聽說劉司令員最愛吃粉條；白紙和毛筆是給連隊出壁報用的……壹個連隊幹部在無主的店鋪中拿了壹些並不很值錢的東西，應該算不上什麽大事。但鄧小平卻勃然大怒，厲聲吼叫，“什麽，這叫拿？這叫搶！我們事先已打過招呼，有過規定，搶劫民財要槍斃！如果令出不行，說了不算，再發展下去，我們還叫什麽人民軍隊，怎麽能在大別山站住腳！”不但政委鄧小平堅決要槍斃趙桂良，劉伯承司令員、李達參謀長、張際春副政委，都眾口壹詞地要格殺勿論。鄧小平對保衛科長張之軒說：“妳通知部隊，下午就召開公判大會。另外，要派壹些同志上山，動員群眾下山參加。”

　　張之軒壯著膽子為趙桂良說情；連隊的小戰士痛哭流涕地要求自己代替副連長死；回到山下的店鋪老闆哭喊著要首長刀下留人；農民老大娘跪在地上代趙桂良求饒；公判大會台下的鄉親也齊聲附和。面對如此響亮的民意呼聲，趙桂良還是不能免去壹死。他所得到的唯壹優待就是：部隊將通知他老家太行山區左權縣年近 70 的老母，他是戰死在疆場的。

　　林肯的刀下留人。1863 年，美國南北戰爭打得難分難解。美國總統林肯正在白宮辦公室裡處理堆積如山的檔。門被輕輕推開，壹個十五歲的小女孩惶恐不安地站在門口。林肯詫異地問她有什麽事情。小女孩激動地說：“我的哥哥班尼就要被槍斃了。請總統先生救救他。他只是在站崗的時候打了壹下瞌睡。”林肯回答：“哨兵的職責非常重要。稍壹疏忽就可能導致成千上萬的士兵死於非命啊！”小女孩急得語無倫次，拿出了哥哥寫給爸爸的絕命書。林肯接過了那封疊得滿是皺紋的信，認真閱讀起來。

　　“爸爸，妳讀到這封信時，我可能以已經死去。我因為耽誤了重大任務，被判處死刑。因為違犯了軍紀，所以我沒有絲毫怨恨，不過，在父親面前，我得把情形說清楚。那個吉美很可憐。他才十六歲，比我還小兩歲。當我們壹起來當兵的時候，他媽媽曾經託付我，要我多多照顧他。這次他害了病，我看他的樣子實在受不住，便把他的背囊和槍支接了過來，替他背著。這樣我們在行軍中才沒有掉隊。那天晚上，輪到吉美站崗。他正在生病，怎麽能站崗呢？我自己背著兩個人的背包、槍支和彈藥，經過二十五公里的急行軍，到傍晚到達陣地時，累得像棉花壹樣，差壹點就要倒下！可是，我還是代替吉美去站崗了。“看到這裡，林肯總統全明白了。他忍住眼淚，繼續讀下去。他讀到班尼想盡辦法不讓自己睡著，但還是無法站勝疲勞。他讀到班尼勸爸爸不要怨恨隊長，因為軍法如山，隊長也救不了他。他讀到班尼勸爸爸不要怨恨吉美，因為吉美還是壹個孩子，又正在生病。吉美向團長請求，願意代他死。吉美還說：“如果班尼真被槍斃了，我也不會活下去。”在信的結尾，班尼這麽寫道：“我決不害怕死！

　　但是我卻不願意吉美就這樣毫無意義的死去。我們兩人最好都能夠在戰場上英勇的戰死。現在，我只對這壹點感到遺憾。”

　　熱淚從林肯總統眼裡嘩嘩地流出來，他卻顧不上把它擦掉。他把滿是皺紋的信放回信封，默不作聲地提筆寫了幾行字，交給身邊的辦事員：“請立即用特快電報發出去。”他又轉向那個素昧平生的小姑娘：“放心好了，妳的哥哥不會死的。班尼是真正的勇士。這樣可愛的孩子，總統怎能不救他。美國就要靠這些人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命運啊！”

　　誰也無法否認，站崗時睡著比在沒有店主的店鋪中拿壹些並不值錢的小東西在性質上嚴重多了。它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是怎麽估量也不過分的。然而，林肯總統卻在沒有受到任何民意壓力的情況下，僅僅憑著自己的良心就赦免了這個“真正的勇士”，並且在把他由壹等兵提升為班長。鄧小平壹伙在受到了強大的民意壓力的情況下，卻仍然壹意孤行，槍殺了壹個出於好心而犯了小錯的忠心耿耿的“革命”戰士。多麽強烈的對比啊！為什麽會這樣？

　　首先，林肯能夠明確的界定無意過失和蓄意犯罪的差別。在壹個忠勇的戰士的無意過失並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後果的情況下，他不但願意原諒他，而且從內心深處由衷地敬仰他。鄧小平卻是把鬥爭哲學奉為圭臬的共產黨人。他們只知道目的，不考慮動機。凡是有害於其最終目的的人和事，無論其動機是多麽無私、多麽高尚，都在他們的剪除之列。

　　其次，林肯對自己解放黑奴、統壹祖國的事業具有必勝的信念。他相信對個別例外事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處理不會影響正義事業的整體進程。而鄧小平壹伙卻對自己所從事的勾當始終充滿了危機感。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抗日戰爭中躲在敵後不打鬼子，在抗戰勝利後卻發動內戰奪取政權是不得民心的。他們只好以死板、僵硬地態度來執行他們爭取民心的壹切方針政策，唯恐稍有差池就會喪失人民的擁護。

　　第三，林肯深信自己的政府是人民擁護的合法政府。他有魄力行使他認為正確的行政權力，絲毫也不擔心偶然的失誤就會失去民心。鄧小平壹伙卻深知自己的權力是沒有基礎的。人民盼望的是在合法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和平安逸的生活。

　　他們的到來迫使人民躲進了山裡。他們抓住趙桂良在沒有店主的店鋪中拿壹些並不值錢的小東西這件小事，把人民從山上請下來，大張旗鼓地舉行公判大會，向人民表白自己是對人民秋毫無犯的“人民軍隊”，以獲得在人民心目中的道義上的合法性，以“在大別山站住腳”！在本質上，這是壹種卑鄙的權術。

　　1948 年 8 月底，鄧小平在大別山地區指揮殺掉 2 千多名土匪俘虜。地點為大別山宋埠，背景為劉鄧大軍受毛澤東之命挺進中原，壹路經受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10 萬大軍只剩下 5 萬人之際。這兩千多名土匪俘虜便充當了鄧小平發洩情緒的替罪羊。

　　2008 年 7 月 11 日《多維時報》刊登了洪朝輝的文章《熊式輝〈海桑集〉的史學價值》說到：《海桑集》首次披露蘇聯軍隊介入國共內戰很深。…據林彪部隊的俘虜供稱，指揮中共炮兵射擊者，多為蘇聯人。這樣，蘇軍除了在新疆殺害了三千中國守軍及家屬外，還直接在東北參戰。《中國國內戰爭》說：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號召解放區人民展開對國民黨的鬥爭。它向蘇聯政府求助。我國政府盡壹切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領導的革命運動給予支援，其第壹個步驟是將蘇聯軍隊 1945 年擊潰關東軍之後繳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移交給他們。後來又向中國（共產黨）方面轉交了壹部分蘇聯武器（據《解放軍報》，蘇聯軍援總值近 9 億美元，是國軍得到美國“有效軍援”2.5 億的三倍多）。在滿洲里，蘇聯指揮人員協助創建了中國革命軍隊的主要基地。在這裡，依靠蘇聯軍隊的戰鬥經驗，在蘇聯顧問和教官們幫助下，中國領導人建立了壹支頑強的、能征善戰的軍隊，它能夠成功地完成現代化作戰任務。這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1946-1950 年，蘇聯軍人、蘇聯專家在中國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期間，共有 936 人犧牲或因傷病而死。其中包括：軍官 155 人，軍士 216 人，士兵 521 人，文職專家 44 人。

　　三大戰役是前蘇聯將領親自指揮，以蘇聯軍隊為主體完成的戰爭，三大戰役之所以勝利的原因就是前蘇聯精銳的步兵、空軍、裝甲、炮兵，甚至海軍的全面參戰，導致國軍被擊敗。或許有人會問，在內戰時並沒有穿蘇聯軍裝的蘇軍呀？

　　試問壹下，在朝鮮戰場妳見到有蘇聯軍隊嗎？可是他們也參戰了，穿的是中國的共軍服。這下就明白了，為什麽東北野戰軍所向披靡，為什麽後來的四野會被鎮壓，為什麽林彪是軍事天才，很遺憾，偉大的林彪僅僅是壹個傀儡而已。真實的東北野戰軍的領導是那位沒有公開的前蘇聯軍事將領。

　　A、遼沉戰役。潛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陳誠身邊的少將軍需署長汪維恆是中共秘密黨員。1948 年 5-6 月，汪維恆到河北、東北視察，回南京後，立即把河北、東北獨立團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實力、駐地部署等絕密情報交給了共黨。兩個月後遼沉戰役打響，消滅錦州的主力部隊實際上是蘇聯的精銳炮兵和裝甲部隊，甚至還有空軍，共軍僅僅是在戰後收拾國民黨殘餘軍隊和打掃戰場。長春，瀋陽，葫蘆島等戰役很不幸都是蘇聯的炮兵和精銳部隊指揮消滅的。

　　遼沉戰役的先鋒部隊依然按慣例是普通老百姓打頭陣，就是幾十歲的老人、婦女、兒童，這是中共的人民戰爭藝術。國府駐在東北的 47 萬精銳軍隊全部消滅。

　　1947 年東北人口高達近 5300 萬人，1949 年東北人口下降到只有 3400 多萬人。下降的原因是軍隊屠殺或人民逃亡，死了大約是兩千萬。所謂的東北剿匪，實際上是防止發生叛亂，在東北的鎮壓屠殺和迫害壹直到 1953 年才逐步停頓下來。

　　B、平津戰役。林彪的四野到東北時只有 10 萬人，離開東北時就有 120 萬軍隊；其中偽滿洲國的 40 萬偽軍和 10 萬蘇聯調教過的日軍都進入了四野。如果沒

　　有這 1 百多萬軍隊參戰，平津戰役共軍未必能勝。事實上，在平津戰役之前，共軍隊根本打不過傅作義，應當說老是吃傅作義的的虧。可是四野壹參戰，戰局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傅作義就支援不住了。國民黨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傅作義擁 25 萬精兵卻不戰而降，是由於他女兒傅冬菊、部下鄧寶珊向他下了說詞。傅冬菊是中共黨員，鄧寶珊 1921 年起就和中共保持秘密聯繫。

　　C、淮海戰役。國民黨中將何基灃是地下黨，總司令部參謀部郭汝槐中將也是地下黨，司令部調動部隊命令都由他向下發。在國軍聯勤總部任中將視察員的張權，原是中共特務。當淮海戰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際，他在沙文漢指揮下，以聯勤總部檢查團團長的名義飛往徐州、濟南、南京視察，不露聲色地竊取了國民黨參謀總部的作戰地圖。不久，這張燙著 “絕密”火漆印記的作戰地圖便掛到了共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作戰室裡。像這樣詳盡軍事設置情況，連他們高級軍官也沒幾個知道。再加上南京總司令部作戰副部長劉斐也是地下黨(中共為了影響，49 年後也未暴露其身份而混在民主人士中)。總司令部九個機要電話員七個是地下黨，並在此建立了黨支部。國軍部隊中低壹級司令部也混有中共特務。

　　蘇聯裝甲、炮兵、步兵、海軍部隊和被脅迫的百萬婦幼殘弱成為戰爭的主旋律，國民黨軍隊在蘇聯軍隊的打擊下潰敗。淮海戰役，國軍又被消滅 60 萬，比南京大屠殺更殘忍。

　　1948 年底，國民黨丟失北半中國已成定局，這時候美國如果全力支援國民黨，派出艦隊協防長江、派地面部隊阻斷共軍繼續南犯，毛將不敢、也沒有能力“解放全中國”，史達林因為不願中共強大，支援中國“劃江而治”，蘇聯決不會同美國發生衝突，但是在這個緊急關頭，美國卻全面終止對華援助、完全拋棄了國民黨，甚至頻頻向中共搖橄欖枝。

　　阻擋“解放軍”渡江最重要的軍事設施江陰炮台未放壹炮，相反轉頭向國民黨軍隊開了炮，因為作戰前中共特務已滲入。作戰時中共已接收了炮台。

　　但混在國民黨軍隊中中共特務，作戰時為“解放軍”俘獲，而不少因為無法證明他是地下黨而被槍決了。這樣戰爭勝利的功勞就屬毛澤東的“英勇的”作戰部隊了。這些地上黨員，他們中大部分成了“革命成功”的犧牲品，而他們的家屬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屬”了。

　　廈門海外 1 萬米處有壹個島，叫金門，朱熹曾經在那裡講學。1949 年 10 月24 日打金門古寧頭戰役，結果竟是 2 萬登島部隊全軍覆滅。古寧頭戰役抓了 4000多人送來台灣，“教育”壹段時間後通通送回，壹個也沒殺。可是他們回去後，被老毛殺得差不多了。

　　徐焰 1992 年在《第壹次較量》中列舉了國共兩軍的彈藥消耗數量：共軍在3 年的內戰中總共消耗各種彈藥約 7 萬噸，國軍略少；特別是三大戰役，共軍消耗彈藥達到 2 萬餘噸，這時國黨軍消耗彈藥明顯不如共軍；蔣軍的裝備只相當於30 年代的美軍，步兵武器除 M3 衝鋒槍和 M1 卡賓槍外基本都是美軍 30 年代中期的制式裝備，輕機槍基本都是 ZB26 系列，勃郎寧自動步槍非常少，至於火炮就更別提了；和日軍的 4 單位制師團對比都有差距。

　　1949 年 2 月周恩來向米高揚明確提出，要求蘇俄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產炸彈的錯弟爾、鋼材、汽油、近三千輛汽車以及其它生產武器的必要設備，並派壹些專家和顧問，幫助中共培訓軍隊，建立軍校和組織包括武器工業在內的後勤工作。當米高揚表示蘇聯要從大連撤軍時，毛澤東表示 “中國是共產黨人的，蘇聯也是共產黨人的，這並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許把蘇聯在旅順的軍事基地暫時保留下來”。

　　從 1947 年起，毛多次要求赴蘇朝聖。在 1948 年 6 月鐵托反目之後，史達林開始懷疑毛會是“東方的鐵托”。但毛卻是痴情壹片，決心投靠史達林的。他要求參加共黨情報局，史達林不准。1948 年 9 月 28 日，毛澤東致電莫斯科，“務必就壹系列問題當面向蘇聯共產黨（布）和大老闆親自彙報。（為得到）指示，我打算據上壹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

　　毛澤東毫不掩飾地將史達林稱為“大老闆”，而自己心甘情願地充當壹個“小夥計”，這是壹個狂妄的獨裁者向另壹個更強大更狂妄的獨裁者的獻媚。於是，史達林派遣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米高揚在給史達林的報告中說：“毛總是說，他們，中共委員會等著我黨中央委員會給予指示。我回答他說，我黨中央委員會不能干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不能給予任何指示，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毛依然堅持，聲稱他還是等待我黨中央的指示，因為他們的經驗還很少，他還故意貶低自己作為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的地位與作用，說他不過是史達林的學生，他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什麽了不起，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並未做什麽新的貢獻等等。”壹方是故作矜持，壹方是死心塌地。毛澤東對“兒皇帝”身份的嚮往，比起那個向遼國稱臣的後晉皇帝石敬塘來，簡直就是壹模壹樣的。

　　毛澤東最有求於史達林的是幫助他建立壹流的軍事工業體系，使中國成為全球軍事大國，為他擴張勢力範圍作後盾。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對米高揚壹再表示對史達林的忠誠；貓在聯絡員科瓦廖夫面前“跳起來，高舉雙手，連呼三聲：

　　“史達林萬歲！”

　　毛還採取了壹個所有東歐共產黨國家都未採取，連史達林本人也沒有指望的極端行動：同西方不建立外交關係。毛告訴科瓦廖夫：“我們巴不得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都從中國壹去不復返。”為讓史達林放心，1949 年 6 月 30 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宣佈要“壹邊倒”；這個“人民民主專政”正是史達林提出並要求各國共產黨予以執行的。

　　1949 年 6 月 28～8 月 14 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與蘇聯商談有關成立新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問題。7 月 4日在克里姆林宮，劉少奇呈送給史達林的請示報告中解釋了“壹邊倒”的含義：

　　“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7 月 11 日，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室，以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會見劉少奇。參加會見的蘇方人員，除史達林外，還有在莫斯科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蘇聯國防部第壹副部長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劉少奇外，還有高崗、王稼祥、師哲。史達林稱讚劉少奇遞交的報告寫得“清晰、明瞭”。史達林接受不了中共的提法，他說：“壹個國家的黨服從另壹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兩個黨必須對它們的人民負責，在壹些問題上進行協商，相互幫助，並在出現困難時緊密團結，這才是正確的”。翌日，劉將此答覆報告毛。14 日毛回電：“關於兩黨關係的那種提法，是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壹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壹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佈。因此，請妳們和史達林及馬兄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妳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不僅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沒有壹個大國如此卑躬曲節向壹個外國表示臣服的。

　　1949 年 7 月 18 日劉少奇致電毛，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妳們不要急於要求各帝國主義國家承認，以便加以觀察，瞭解情況，看他們表現如何。妳們有很好的法寶，就是帝國主義要和妳們做買賣。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了。

　　我想列強很快就會要承認妳們的，妳們可以先和他們做好買賣，再談承認問題。”

　　史達林是不想中國同西方大國建交的。毛也心領神會，立即執行了史達林的命令。

　　8 月 14 日起壹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8 月 18 日毛髮表了《別了，司徒雷登》。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斷交，基本上是壹個與世隔絕的國家。1949 年後的中國又開始像 1840 前的中國壹樣自大。名義上叫新中國，其實就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翻版和複制而也。

　　毛澤東並不是壹個軍事天才，他唯壹的才能就是在中共內部的鬥爭中擊敗異己，並被史達林扶持成為前蘇聯在中國的代言人。毛澤東是蘇聯的兒皇帝，奉蘇聯的年號，把“民國三十八年”改成“1949 年”，宣佈成立偽“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蘇聯的衛星國。

　　共產黨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又選擇了皇帝的內院中南海作政府所在地，並把象徵皇權專制的天安門搬上了國徽，這是其獨裁本質的流露。國旗為五星紅旗：

　　那顆高高在上的大星（黨星）告示人們，這個暴力集團是凌駕於壹切之上的。五星紅旗鋪天蓋地滿面紅向人展示的是暴力流血——格殺勿論。這面國旗表現了中共的壹黨獨尊、壹黨獨大、壹黨專政，絲毫沒有表現平等自由的普世價值，也沒

　　有表現人民最大的民主思想。它把自己放在國旗上，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真是無恥之極！五星紅旗表現的是黨大民小、人輕官重。五星紅旗展現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農民造反心態和帝王意識。這面旗只代表共黨，不代表中國人民。五星紅旗是壹個謬誤，高舉著它就必然走入壹個荒謬的時代－－毛澤東時代。

　　四顆小星（奴星——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環繞著，給人的印象是：卑躬屈膝、俯首稱臣。“四小星”代表四個不平等的階級，有悖於公民的政治權利壹律平等的原理。毛澤東的階級理論，強調工人階級為主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利用小資產階級，鬥爭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把壹國公民政治上分為三、六、九等。共產黨壹直在教育中國人民，它是中國人民的優秀代表，人民是在它的下面。在西方國家，壹個政黨只表示有那麽壹群人有著相同的理念，組成壹個組織。根本不存在哪個組織比另壹個組織優秀的問題。美國哪個政黨敢說，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優秀團體？說明中共壹直在歧視廣大的中國人民；同時，它也在選舉方面歧視中國人民，它壹直試圖教育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素質低下，不可能進行民主選舉，只有共產黨才能搞黨內裝模作樣的選舉。

　　1949 年中共建國時，牆上掛馬、恩、列、斯的像掛得高高的；而毛的像則掛得很低，以示低人壹等，全國各地高掛的史達林像比毛像還大。

　　與西方割斷關係是毛澤東給史達林準備的見面禮。壹上台，毛就急於去見大老闆。1949 年 10 月底，周恩來上門告訴蘇聯大使，毛希望在史達林 12 月 21 日七十大壽時，到莫斯科去給史達林祝壽。史達林點了頭。史達林宣稱他是全蘇人民“偉大的父親”，郭沫若讚美史達林是中國人的父親。1949 年他為史達林 70壽辰做詩壹首：

　　史達林元帥 我向妳高呼萬歲

　　我向妳高呼萬歲

　　我向妳高呼萬歲

　　史達林元帥，

　　妳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妳的 70 壽辰，

　　我向妳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協在妳面前只是夢囈

　　妳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妳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原子彈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兒戲，

　　不朽的馬克思和妳同在，

　　妳和馬克思壹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妳同在，

　　妳和恩格斯壹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列寧和妳同在，

　　妳和列寧壹樣永遠地不朽了！

　　毛 12 月 6 日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壹生中第壹次出國旅行。 首次見面是毛到莫斯科的當天。毛向史達林再次重申他“壹邊倒”的政策，說：“好幾個國家，特別是英國，都在積極地爭取想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不急於建交。”

　　在和史達林會談時，毛請求主子出兵，化裝成中共軍隊，參與“解放台灣”，並對蘇聯空軍參與“解放”西藏之役表示感謝。

　　1950 年 2 月 14 日毛簽下了賣國條約。蘇聯的 3 億美元貸款都用於中國的軍事。史達林給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這些都隱藏在秘密附加協定和合同裡。東北（的中東鐵路和旅順港讓給蘇聯）和新疆的工商活動只許蘇聯參與。當時中國可開採的礦產集中在這兩個地區，毛實際上是把中國主要礦產開採權都讓給了蘇聯。毛自己把這兩個地區叫做“殖民地”。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NikitaKhrushchev)承認這些協定對中國不公正，主動廢除了它們。

　　在史達林的堅持下，中國不僅對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付以極優厚的報酬，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極優裕的生活條件，還付錢給這些人在蘇聯的工作單位，作為對它們“損失”的賠償。這些人還享有“治外法權”，如果犯了罪壹律由蘇方處理。長期以來，中共指責“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的最重要壹點，就是“治外法權”。

　　毛如今偷偷把它請了回來。

　　1945 年與 1950 年中國與蘇聯兩次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兩個條約不同點主要有：

　　關於外蒙古：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蘇聯必須在 1950 年內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對蒙古的駐軍，但其駐軍不能用來反對蘇聯。蘇聯強烈要求 25 年以內中國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

　　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政府 1950 年 10 月 10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用於保護領土完整，不用於反對蘇聯，在同壹時間實行蒙古高度自治。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100 年以內讓外蒙古人民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公民表決的先決條件是 1911 年被蘇聯用武力驅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遷回原地，參於投票。中國政府認為，公民表決是決定自治，不是決定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有關符拉迪沃斯托克與江北六十四屯等：蘇聯同意無條件撤走蘇聯駐東三省所有武裝力量。同意中國政府恢復原殖民地大連主權。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蘇聯同意在 50 年以內撤走蘇聯駐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武裝力量。中國政府將在 1995 年恢復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主權，對蘇聯免稅。雙方同意就符拉迪沃斯托克問題繼續進行談判。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蘇聯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中國聲明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為了中蘇友好，圖門江對蘇聯開放。

　　清政府割讓給沙俄的外興安嶺到庫頁島的 100 萬平方公里和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島，國民政府都壹直未予承認。宋子文由於沒收回庫頁群島而拒絕簽字，由外長王世傑簽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符拉迪沃斯托克（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轄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地區的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 1945 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代表 1850 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

　　1949 年新疆國民黨當局通電宣佈起義。毛澤東請求史達林用飛機空運中共軍隊。蘇聯運輸機自 1949 年 11 月 4 日開始空運，共運 1033 架次，官兵 12446人，武器裝備 125734 噸。加上從 10 月開始車運的部隊，在年底前，解放軍的主力部隊已進抵新疆各主要城市。

　　1950 年 3 月 13 日，蘇軍由巴季茨基中將率領的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華東的上海、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進行空防。這支防空部隊共有戰機 120 架、雷達12 部、探照燈 72 部。

　　1950 年 6 月 19 日，解放軍第壹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 4 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後進駐徐州、上海機場，並在蘇聯空軍的幫助下，進行換裝帶飛訓練。10月巴季茨基部隊奉調回國，其武器裝備作價移交中國，共 119 架。蘇聯空軍第二批部隊別洛夫師在 1950 年 8 月進駐中國東北擔任防空任務，後採用同樣辦法，將這支部隊的裝備作價移交給中國空軍，總共 138 架飛機。同年 10 到 12 月，又有 13 個蘇聯航空兵師分別到達東北、華北、華東、中南等地區，協助擔負上述地區的防空任務，並負責訓練中國空軍部隊。這些蘇聯空軍部隊直到 1951 年 7月才開始陸續回國，中國空軍當時有償接收了其中 12 個師的裝備。

　　1952 年 3 月 28 日，毛竟然致電史達林，請求“蘇軍留在旅順口地區，並在1952 年底不撤出旅順口。”同年 8 月，毛根據史達林指示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與史達林商談這壹賣國計畫。9 月 15 日，中蘇交換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中方請求蘇方同意“延長中蘇關於旅順口協定第二款中規定的蘇軍撤出旅順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國旅順口海軍軍事基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以及蘇聯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使得本來能在該年年底收回的旅順港，無限期淪為蘇聯的軍事基地。1953 年聯大通過決議，遣責俄國強佔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共壹身聲不吭。中共領導人是漢奸、賣國賊。

　　毛澤東完全服從蘇聯的壹切指示，從外交到內政、從軍事到民生、從機構設置到等級制度，無不以史達林馬首是瞻，甚至連出版自己的選集，也要請史達林派專家來指導，建政後更實行 “壹邊倒”政策。毛又通過密約，私自授予蘇聯專家治外法權，使之成為超越於中國法律之上的高等種族。中國在蘇聯顧問的全面指導下很快建立了與蘇聯完全壹樣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金融、工業、農業等等體系，成了蘇聯的翻版。

　　1953 年，共產黨實行第壹個“五年計劃”。這個計畫，從內容到名稱都是蘇聯模式。共黨的計畫就是剝奪人民的壹切：土地、房屋、財產、自由和人格獨立。共產黨充當了全國的總奴隸主。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沒有，壹切歸黨所有。

　　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人民除了能勉強維持生命便壹無所有。維持性命的最低生活資料，是通過定量配給的票證取得的。是不是中國生產的東西不足以養活中國人呢？？不是。物資是有的，但不給中國人，都被毛敬塘進貢給蘇聯“老大哥”了。

　　1956 年底,共產黨基本實現了全國工業奴隸化和農業奴隸化。

　　共產中國成了蘇聯的僕從國，成了蘇聯的大後方，物資、人力，源源不斷輸入蘇聯──這就是共產黨建國後實行票證制度定量配給的原因之壹（另壹個原因是共產黨政權本來就是窮凶極惡剝奪人民的壞種）。可以說，沒有共產中國這個殖民地，就沒有蘇聯的超級大國。

　　在內政上，親蘇、崇蘇、恐蘇成了國策。“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號召響徹雲天，“反蘇”成了劃“右派”的壹條主要標準。毛在中央會議上宣佈：凡與蘇聯專家發生爭端，中方要“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他廢棄了民族的自尊，把國人貶作三等國民，竟然厚著臉皮自稱是“第三世界”，好壹個“來自延安的無賴作風”！

　　越南戰爭期間，毛澤東為了支援越共打美國，擅自將北部灣中的我白龍尾島贈與越南。

　　江澤民在 1999 年年底與俄國簽訂了《中俄邊界新約》，正式承認了中俄之間所有不平等條約，放棄了被占的中國領土；而俄中能源談判卻壹再破裂。1981年死了 154 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壹筆劃給了越南。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 12.8 萬平方公里縮減 8 萬多平方公里。胡錦濤為了換取北極熊的石油，不惜把大黑瞎子島 2/3 的主權又出賣給俄羅斯了，剩下的 1/3 共同開發。2005 年中方買單邀請俄方來中國沿海搞聯合軍演，然後買俄的武器。北京邪教政權的賣國成就，堪稱“史無前例”，遠遠超過了簽訂“二十壹條”的袁世凱，超過了引滿韃子入關的吳三桂，超過了萬世唾駡的秦檜，超過了兒皇帝石敬塘……總之，大大超過了中國歷史上壹切賣國賊的總和！

　　1949 年後中國割讓領土壹覽表（不完全統計） 面積單位：平方公裡邊界位置 年代 割讓地 割讓面積 割讓形式 經手人官方立場緬 甸 1960 江心坡 ７萬 簽約 周恩來

　　中緬友好

　　印 度 1962 麥克馬洪線南 ９萬 默認 周恩來

　　中印友好

　　俄 國 1950 江東 64 屯 7 萬 贈予 周恩來

　　中蘇友好

　　阿富汗 1963 帕米爾 不詳 簽約 陳 毅

　　抗印製蘇

　　巴基斯坦 1963 喀什米爾 ２千 簽約 陳 毅

　　睦鄰抗印

　　越 南 1970 北部灣 小島 秘授 周恩來

　　援越抗美

　　日 本 1978 釣魚島 島嶼 口頭承認 鄧小平

　　共同開發

　　荒唐的抗美援朝

　　1．史達林挑戰西方

　　史達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宣稱：“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另壹場戰爭不可避免。第壹次世界大戰把壹個國家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建立了社會主義體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永遠地消滅帝國主義；我們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並結束它”。史達林隨即撕毀了在雅爾達的承諾，他下令殺害了大批東歐各國民主派領導人，以及看不順眼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東歐扶植起代理人政權。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爾針對史達林的演講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邱吉爾這個演說被稱為冷戰的開始。隨著“馬歇爾計畫”的實施，西歐各國從戰後的飢餓與混亂中恢復過來；捷克斯洛伐已經建立了民選多黨政府，1948 年 2 月蘇軍卻幫助捷共發動政變，推翻了合法政府。又指使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共黨國家出動“志願軍”幫助希臘、伊朗和土耳其的游擊隊奪權，只是由於英、美干涉未能如願。蘇聯在奧地利的奪權活動也因美、英、法佔領軍的強硬態度未能成功。

　　1994 年，壹位名叫蘇多柏拉托夫的前蘇聯克格勃將軍在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中說，蘇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戰略進攻前特意引發“柏林危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壹個重大戰略計畫，他們想以此調虎離山，轉移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注意力。

　　美、英、法佔領的西柏林同蘇聯控制的東柏林，成為光明與黑暗、自由和奴役交鋒最為激烈的橋頭堡。1948 年 6 月 24 日，史達林下令不讓壹個雞蛋、壹枚馬鈴薯溜入西柏林，切斷其所有的水陸交通和貨運；蘇聯突然關閉了從漢諾威至柏林高速公路上、位於佔領區邊界的赫爾姆施泰特(Helmstedt)檢查站，並切斷了美、英管轄的西柏林地區所有的水陸交通，使依賴西方世界的物質支援才得以維持的西柏林變成了壹塊死地。同時，蘇聯駐紮在東德的 30 多萬軍隊擺出了強烈的戰爭姿態。美、英等國對此反應強烈，立即向西德緊急調動兵力，準備全面迎戰。壹時間，整個歐洲再度陷入危機，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戰”壹觸即發。

　　6 月 26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駐歐空軍投入所有能使用的飛機實施空中補給，搭建壹條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美國空軍最高指揮部當即從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加勒比海等地調集了大批運輸機執行代號“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同日，美國空軍第 1 批 C－47 型運輸機滿載著生活必需品飛抵西柏林，壹場被視為世界航空史上空前壯舉的大規模空運行動——“柏林空運”由此揭開了序幕。蘇聯懾於西方國家的強大實力，沒有敢攔截空運。

　　於是，壹場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空中運輸走廊出現了！美發揚大公無私精神，拼命空運必需品，幾十人因勞累過度而以身殉職。在長達十幾月的空運中，美付出了巨大代價。美的飛行員用自己的錢買聖誕禮品給德國孩子，還自作降落傘把小禮品空降。當時的西柏林尚未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根本不具備生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但居住在這裡的 250 萬德國人每天至少要消耗 4500噸物資才能維持生存。因此，美、英兩國面臨著空前艱巨的運輸任務，包括糧食、布匹、藥品、煤炭，甚至某些機器設備在內的所有物資都需要空運到西柏林。英國為了不讓西柏林人餓肚子，大幅削減本國供給，甚至低於戰時的水準。

　　1948 年 10 月 15 日，美、英兩國建立聯合空中補給工作小組，由美國空軍中將威廉.特納負責統壹指揮，進行大規模空運。特納中將被譽為“美國空運之父”，他曾在二戰期間指揮了舉世矚目的“駝峰空運”行動，從印度向中國昆明空運了大量戰略物資，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起初，特納中將手頭僅有來自美、英、法三國的軍用運輸機，每天只能空運 750 噸物資，還遠遠不能滿足西柏林居民的需要。當瞭解到西柏林居民面臨的艱難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柏林空運視作人道救援。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國紛紛派出運輸機和機組人員參與柏林空運。西方盟國為了捍衛西柏林人民的自由與生存，每天向西柏林人民空運大量食品與其他人道主義急需品，構成了人類航空史上空前壯觀而感人的景象。從西德法蘭克福機場到西柏林的空中，有 5 層飛行路線，同時並用。每層飛行路線之間的距離，只有 500 英尺。在運輸高峰期，西柏林上空晝夜 24 小時，飛機聲轟鳴不斷，平均每壹分鐘，就有壹架飛機降落。隨著投入空運的飛機、新建的機場以及運輸強度的不斷增加，柏林空運每天的空運量不斷地相應增加，1500 噸、2000 噸、4000 噸、5000 噸……直到 1949 年 4 月 16 日這天，西柏林上空異常繁忙，聯合空中補給工作小組指揮下的所有運輸機傾巢出動。當天的空運量毅然突破了 12840 噸，創下了柏林空運中的壹天最高空運量紀錄。比封鎖前的地面快遞運輸量還要大。史達林的封鎖計畫徹底失敗，東德居民逃往西德的人數與日俱增。由於美國施行反封鎖，東德重工業企業因缺少煤和鋼等原料的供應而紛紛倒閉。蘇聯被迫恢復了對西柏林的電力供應，放回了扣押在蘇占區的 4000 節車廂。1949 年 5 月 5 日，蘇、美、英、法四國達成協議，宣佈自 5 月 12 日起取消對柏林實施的封鎖和反封鎖。

　　至封鎖終於解除之時，美國與英國的飛機總計已向西柏林人民空投了 150 多萬噸重的物資！以美國為主的盟軍總共出動飛機 27.7 萬架次（其中美軍出動189963 架次），空運物資 230 萬噸；12 次墜機事件使得 39 名英國人、31 名美國人和 8 名德國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試想，壹座大城市所需的所有物資，完全靠它上空滾動著的壹條黑壓壓的空中補給線來維繫，而且，這種狀況持續壹年之久！人類歷史上還有什麽比這更動人更壯觀的奇蹟嗎？

　　史達林咄咄逼人的西進態勢和對柏林的封鎖，不僅催生了北約，還使得原本保持中立的挪威、丹麥和冰島也都加入了北約。這種影響甚至壹直延續到了今天：

　　北約成員國從最初的 12 個擴大到目前的 26 個，而華約早已成為歷史名詞。壹方想餓死幾百萬人，另壹方則不計代價地拼命救援，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誰是人權戰士，誰又是千夫所指。

　　1949 年 5 月，毛澤東已經席捲了中國，史達林面對民主國家不可摧毀的維護自由的意志，終於解除了西柏林的地面封鎖。柏林危機的解決為憲政民主國家注入了對抗共產制度的信心。與此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把西方國家綁在壹起，共同維護世界安全。

　　1949 年 9 月，蘇聯爆炸了原子彈，美國的核壟斷至少提前幾年被打破了。

　　就在此時，中國“革命”取得了奇蹟般進展，美國佬灰溜溜地撤走了。莫洛托夫回憶道：史達林站在剛標明蘇聯新疆界的地圖前說：看看我們得到了些什麽，國界從列寧格勒向前推了。波羅的海沿岸現在重歸我們所有。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達維亞都集中了。西邊壹切正常。看看東邊，“千島群島歸我們了，薩哈林島也全屬於我們了，這有多好，旅順港是我們的！”他接著用煙斗在中國壹帶劃了壹圈，“中國、蒙古——壹切正常。”再接下去，他說：“但是我完全不滿意這裡的邊界。”然後說出了達達尼爾海峽、土耳其、利比亞……。

　　1948 年 1 月，印度代表梅農率聯合國委員會赴韓，安排統壹選舉事務。蘇聯禁止在北朝鮮進行選舉，不允許聯合國人員入境。造成韓國國土分裂的正是史達林及其豢養的金日成！

　　金日成的壹切都是史達林給的；朝鮮人民軍也是蘇聯組建的；裝備由蘇聯提供，人員由蘇聯調教。韓戰爆發前，原駐北韓的蘇軍和駐南韓的美軍都已撤走。

　　北韓的金日成在 1949 年 3 月到莫斯科請求史達林支持他統壹朝鮮，未獲史達林同意。金日成不死心，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向史達林表示解放南韓的決心。

　　1949 年 3 月 5 日金日成訪蘇時向史達林提出進攻韓國的計畫。史達林對金日成的實力沒信心，沒有貿然同意。但他給了金日成兩億盧布貸款並同意人民軍軍官到蘇聯軍事院校學軍事。1949 年 6 月蘇聯又給金日成軍用飛機 100 架，T-34坦克 87 輛，裝甲車 57 輛，大炮 230 門，槍 10000 多枝。49 年 9 月 3 日，金日成向蘇聯請示，要求先攻佔瓮津半島及開城地區。23 日布林加寧與葛羅米柯複

　　電，傳達史達林的指示：“在當前形勢下人民軍對朝鮮南方開始全面進攻是不恰當的和不合時宜的。”

　　毛 1949 年底到莫斯科時，史達林就把金日成的計畫告訴了毛。1947 年，東北有大批的朝鮮軍隊支援中共，中共當然要回報。同史達林會談中，毛提到過金日成想進攻南韓，中共已按史達林的要求將三個師又兩個團的兵力[69200 人，占朝鮮人民軍總數 148680 人的 46.5%]連同武器裝備交給金日成；不過現在還不是北方進攻南方的時機，史達林也表示同意。

　　1950 年 1 月 22～30 日，史達林與毛敲定中蘇條約，中國的“壹邊倒”已成現實。1 月 30 日史達林回電：“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情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的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麽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此後蘇聯便全力推動金日成開戰。

　　2 月 4 日金日成與蘇聯大使史蒂科夫會談，用 9 噸黃金、40 噸白銀及 15000噸有色金屬礦石換取 1.38 億盧布軍火，組建三個步兵師；並把 1951 年的貸款提前用於 1950 年。2 月下旬蘇聯任命瓦西裡耶夫中將為朝鮮人民軍總顧問，直接組織進攻的準備工作。3 月 9 日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 1.3 億盧布軍事、技術、物資援助。18 日史達林答覆完全滿足其要求”。朝鮮人民軍到開戰時已有十個步兵師，兩個半滿員師，壹個裝甲旅；有 150 輛 T-34 坦克；大量重火炮；180 架高性能作戰飛機。

　　1950 年 3 月金日成帶領龐大的軍事代表團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史達林考慮到讓朝中兩國在朝鮮的土地上同美國拼，對蘇聯最有利，就同意金日成的軍事計畫。他說：“如果妳們想打，就打吧。我們答應提供武器支持和派遣軍事專家顧問。”但蘇聯不能出面。萬壹美國干涉，就“由中國出來支撐局面並爭取戰爭勝利”。

　　蘇聯的底線是決不同美國打，否則將冒失去東歐的風險。中、美壹旦打起來，可以牽制甚至削弱美國，蘇聯就可在歐洲成強勢；再者，中美壹打就徹底斷了中國打美國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靠蘇聯。在木已成舟時“抬舉”毛，讓金必與毛討論，使毛的虛榮心得些滿足。同時他還必須得到中國在美國萬壹介入時能頂上去的承諾，才允許金日成開戰。

　　儘管美國總統杜魯們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的聲明中已明確說不打算干涉中國解放台灣；蘇聯不幫助中國打台灣，卻支持朝鮮解放南方，而美韓已於 1 月 26日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肯定要履行條約的。史達林顯然不想中國解放台灣後更加強大，讓金日成打南韓，既使金強大起來可制約中國，又能在美國頭上動土，居心險惡。中國絕不應該贊同這個計畫。但毛壹心“壹邊倒”，只能同意史達林的意見。

　　5 月 13 日金日成來北京，當晚就見毛澤東，轉述了史達林“最終應由北京平壤領導人共同解決”的指示。當晚 11 點半，周恩來召見蘇聯駐京大使羅申，說毛澤東希望得到史達林的解釋。第 2 天早晨五點半，莫斯科以史達林名義回電毛澤東，確認了金日成的說法。

　　5 月 15 日毛與金會談，毛不諱言原打算解放台灣後再幫朝鮮解放南方。但既然史達林已決定先解決朝鮮問題，他也沒意見。毛強調：作戰要有充分準備，兵貴神速。要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假如美軍直接介入，由於蘇聯與美國有協議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國沒有這樣的限制，我們可以出兵。金認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國出兵幾乎不可能。毛說，我們不是美帝的參謀長，作不了它的主，準備總是必要的。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如美帝不干涉也沒妨礙；如干涉，不過“三八線”則罷，只要過“三八線”，我們壹定打過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奎松在 1997 年第 1 期《百年潮》上透露：朝鮮南侵計畫是蘇聯制訂的，並徵得中共同意。結果引起朝方的抗議。幸虧當時胡喬木良心末泯，批示曰：“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如今盡人皆知。《百年潮》文章只是壹個天真無邪的小孩說穿了皇帝的新衣，不必大驚小怪。”壹場危機才得以化解。

　　另壹個以論文《有關朝鮮戰爭起源》取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徐澤榮，就沒有如此幸運，他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名被判 13 年徒刑。

　　2．朝鮮戰爭的歷程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北朝鮮人民軍發起攻擊，戰爭正式爆發，數小時後便控制了開城。金日成的進攻採取了希特勒進攻波蘭、史達林進攻芬蘭時的做法，捏造了壹個南方全面進攻的謊言。這謊言立即被中國大加宣傳，直到 2000 年印刷的關於朝戰的權威著作，依然重複著這謊言。有的作者明知此謊言說不過去了，便以含糊的“朝鮮內戰爆發”略過去。

　　朝戰爆發當天，聯合國安理會在艾奇遜的要求下召開，並以 9:0 通過決議，要求北朝鮮軍立即撤至“三八線”。蘇聯代表沒有出席。

　　6 月 27 日，人民軍攻克漢城，並以凌厲攻勢向南推進。美國代表在聯合國立即建議召開了安理會緊急會議，通過了“必須用緊急的軍事措施來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耐人尋味的是，蘇聯代表依舊不出席。美國獲得了“聯合國授權下的壹次員警行動”的合法地位。杜魯門下令美國空、海軍介入朝鮮戰爭，美國海軍第 7 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蘇聯在此時完全瞭解聯合國的動態，卻躲起來。許多人弄不清何故。其實很簡單，如參會，不行使否決權必遭朝、中以及東歐各國惱火，對其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及其領導地位不利；行使的話，又暴露自己與此戰有牽連，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躲起來最好！

　　面對世界的強烈反應，蘇聯副外長公開聲明，蘇聯“對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奉行傳統的不干涉原則”。蘇聯這樣做無非是壹邊做婊子壹邊立牌坊，企圖擺脫干係。

　　但暗地裡是另外壹套：7 月 1 日史達林致電史蒂科夫，要求轉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國人的介入嚇壞了，必須堅決地繼續進攻”；“南朝鮮解放得越快，武裝干涉的機會就越少”。同時他也小心謹慎，下令召回前線的軍事顧問，派遣到前線司令部的軍事顧問壹律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派往。他下令：不能讓他們成為俘虜。又對赫魯雪夫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

　　這事是金日成自己干的。”

　　史達林督促中國儘快出兵。7 月 2 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電告史達林：周恩來與他會談時說：“中國的三個軍共 12 萬人已經集結在瀋陽地區，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周恩來此答覆說明中國早就調兵了。如果朝鮮開戰後中共才開始調動，12 萬部隊是不可能在五天內就集結到瀋陽的。

　　史達林馬上回電羅申：“我們認為，集中九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入朝作戰。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連志願軍這種形式也是史達林給安排好的。中方 7 月 7 日即決定：壹旦參戰就“改穿志願軍服裝，使用志願軍旗織”。

　　7 月 7 日英國向蘇聯提議，希望蘇聯向北朝鮮施加影響，促使其退回三八線。

　　史達林馬上電告中朝兩國：“我們認為英國人的這項要求是不能接受的”。7 月8 日，史達林指示羅申：“請轉告毛，朝鮮人正在抱怨中國在朝鮮沒有代表。應當儘快派出代表，已便有可能建立聯繫並迅速解決問題”。9 日夜，中國外交官奉命緊急進入朝鮮。7 月 13 日史達林電告羅申轉毛：“我們不清楚您是否已決定部署 9 個中國師在朝鮮邊境。如果您已作出決定，我們準備給您派去壹個噴氣式殲擊機師---124 架飛機，用於掩護這些部隊。到 8 月 2 日，中共在東北邊境已屯聚了 50 萬兵力。”

　　6 月 30 日杜魯門批准麥克亞瑟調兩個師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以聯合國軍的名義首次介入。但這些少爺兵從日本的妓院開到朝鮮戰場，根本不能阻擋人民軍。

　　不到兩個月，北韓就控制了南韓 90%以上的地區和 92%的人口。7 月 29 日聯合國軍地面戰術司令沃克下死命令：“不堅守毋寧死”，終於守住了釜山壹塊最後陣地。戰勢成膠著狀態，北朝鮮軍隊損失已達 40%。於是，馬立克 8 月 1 日回到安理會，4 日提議就地停火。

　　在馬立克提案尚未表決時，8 月 28 日，史達林致電金日成：“蘇共中央祝賀金日成同志及其戰友在偉大的朝鮮人民解放鬥爭中，在金日成同志領導下取得輝煌勝利。蘇共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會很快地被趕出朝鮮”。“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記，他的盟友現在和將來都會支援他。我們可以補充提供攻擊機和殲擊機給朝鮮空軍。”金日成感激涕零：“我們被您的關注深深地打動，並對您的熱情參與和忠告，向您，我親愛的導師，表示感謝”於是下令：不惜壹切代價發動最猛烈的攻勢，把敵人趕下海去！可見，史達林的停火提案是何等虛偽。壹項自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事業，全靠謊言、陰謀來施行。

　　9 月 15 日，麥克亞瑟在仁川登陸，突然在北朝鮮軍的後方開戰。金日成的進攻徹底失敗了。麥克亞瑟錯失了戰機。他不是馬上切斷半島，而是全力進攻漢城等城市，使北朝鮮軍三萬餘人平安撤到北方。

　　9 月 27 日史達林主持蘇共政治局開會，認定金日成已無力扭轉戰局，請中國人到朝鮮是必要的。電告金向中國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28 日金開會討論史達林的提議，壹致同意求援，但企望蘇聯援助。10 月 1 日凌晨史達林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請蘇聯出兵，“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時，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它人民民主國家組織國際志願部隊，給我們的鬥爭以軍事援助。”十分鐘之後史達林發電報催促中國出兵。明明是他叫金日成向中國求援的，卻謊稱“關於此事，我沒有也不打算透露給我們的朝鮮朋友”。

　　1950 年 9 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並節節取勝之時，華盛頓當局曾下達壹連串命令，不准轟炸鴨綠江大橋、不准轟炸北韓境內向東北和西伯利亞輸電的壹切發電站。

　　10 月 2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沒有想到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持懷疑或反對態度。特別是軍隊將領們幾乎都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把握。毛在會上說：“妳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麽說，心裡也難過”。

　　4 日彭德懷到京，表示如“蘇聯完全撒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毛提出：“如果蘇聯援助得多壹些、快壹些，我們的裝備改善得好壹些，這場仗是不是能打？”彭答，解決得好，空軍能掩護我們，可同美軍較量壹下。毛極高興。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有彭的支持，氣氛改變。決定：壹方面成立志願軍，作好參戰準備。

　　同日蘇共政治局開了壹天會，確定：不惜壹切代價，哪怕放棄北朝鮮也要避免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會後，史達林立即致電毛，稱：美國現在沒有打大仗的準備，日本也沒有能力幫美國打仗；因此，美國將不得不接受調停，從而無法將朝鮮作為他的軍事基地；美國不僅被迫放棄台灣，還將拒絕單獨締結對日和約。

　　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壹場認真的較量，再壹次使人信服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那麽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這些讓步，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美國人會把持台灣，把它當作基地。“萬壹美國向中國宣戰，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壹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麽讓它現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後，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並成為美國的盟國，而在李承晚控制整個朝鮮的情況下，美國和日本將會在大陸有壹個現成的橋頭堡。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個師所依據的國際形勢及前景的考慮。”

　　史達林 10 月 5 日來電進壹步說明用“志願軍”的理由：如果以中國軍隊的名義出兵，萬壹打不過，美軍就有藉口進犯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聯就必須出兵。他依舊不能迴避同美國打仗。如果不出兵，又將在全世界面前名聲掃地！老謀深算的史達林，在此電中還詳細說明美國不可能進攻中國的理由，促使毛堅定了出兵決心！

　　在中共的報導中還編了壹個 10 月份毛採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建議，把原定的“支援軍”改成“志願軍”的故事。事實上，10 月 24 日周恩來才在全國政協第壹次常委會第 18 次會議上向民主黨派通報出兵朝鮮的決定。10 月 2 日毛就電告史達林“中國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壹部分軍隊到朝鮮”了，這個故事不過是欺騙中國老百姓的宣傳手段罷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是壹大謊言。完全正規軍嘛，正規軍有“志願”與“不志願”之分嗎？

　　7 日毛親自答覆史達林，同意他的觀點並確認出兵且增至九個師。同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統壹韓國的決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8 日毛髮布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助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他同時派周恩來、林彪到蘇聯，向史達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給毛髮了封長長的電報，再次勸毛回心轉意，放棄出兵。毛想讓林彪對史達林說出兵的困難，以便從史達林那裡得到儘可能多的東西。周、林於 10 日到達史達林在黑海畔的別墅，當晚談了壹夜，直到黎明五點鐘。史達林答應賣給中國飛機、大炮、坦克等軍事裝備，周恩來連價格也沒問，他知道不管多少都非買不可。史達林曾許諾派“壹個空軍師，124 架飛機，提供空中掩護”。可現在他忽然說派不出了，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要等兩個月。沒有空軍掩護，志願軍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國飛機炸。周恩來、林彪堅持說蘇聯空軍掩護決不可少，爭來爭去史達林也不鬆口。最後，史達林打電報給毛說：中國不必出兵。用毛後來的話，史達林說：“算了吧！”史達林這是在將毛的軍，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馬上就不爭了，說：

　　“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13 日，他打電報給周恩來：“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圖傳達透澈，雙管齊下，通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中國壹定出兵。14 日毛決定 19 日出兵。為證明他是史達林的忠實兒子，毛硬是下令共軍在沒有空軍掩護下跨過鴨綠江。10月 19 日在彭德懷率領下，“中國人民志願軍”的 56 個正規師 26 萬人源源不絕地入朝參戰，偷襲聯合國軍，出兵壹個多月就打到“三八線”了。兩個半月後，蘇聯空軍也只到東北而不進入朝鮮！

　　從志願軍入朝後發動的五大戰役來看，第壹、二戰役獲勝，到二次戰役結束，共軍共殲敵 51000 人，其中聯合國軍近三萬人，收復“三八線”以北全部領土。

　　美方立即要求停火。1950 年 11 月 30 日，安理會以 9 票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撤軍並保證中國的利益。蘇聯立即使用否決權否決了該議案。蘇聯使用否決權意味著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許中國退出朝戰，而且不屑徵求中國的意見。此時美方的提議與 3 年後雙方簽定的停戰協議基本上並無不同，而中方卻因為毛澤東的壹意孤行多付出了 90 萬人傷亡的代價。

　　1950 年 12 月 6 日克復平壤。當時中共軍傷亡慘重，僅九兵團就減員四萬。

　　特別是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後勤損失嚴重，幾達 40%。汽車也嚴重損失，補給困難。

　　當時有第三國呼籲停火談判，彭德懷便致電毛澤東，主張暫時不過三八線，待充分準備後來春再戰。卻遭到蘇駐朝大使強烈反對，為此彭德懷和蘇大使、金日成吵了壹天壹夜。

　　12 月 13 日毛接到史達林指示後電令彭德懷：“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2 月 31 日，中國軍隊進行第三戰役，跨過“三八線”拿下了漢城，並打到 37 度線附近。聯合國再次呼籲停火，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五項方案，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共在聯合國席位問題。這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東西，對中共十分有利。而且該戰役後，志願軍傷亡已近 10 萬，糧彈補給更加困難，彭德懷因此主張停火。但毛澤東懾於蘇聯的態度，不敢接受停火。經史達林批准，1951 年 1月 17 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拒絕了五項方案。

　　儘管壹下子把軍力從原來的 20 多萬增加到 135 萬，毛並沒有隻以恢復北朝鮮為目的，他於 1951 年 1 月 19 日批示道：“我軍必須按照新的情況進行各項準備，採取新的戰術，以求解放全朝鮮”。彭再發動第四次戰役，結果慘敗，損兵5 萬多，又被逼回三八線北。

　　第五次戰役在史達林直接干預下失敗得更慘。老毛企圖用國內戰爭中的人海戰術解決問題。在國內援軍王近山兵團、楊得志兵團趕到朝鮮後，糾集 60 萬大軍企圖與聯合國軍 30 萬人決戰。毛企望在朝鮮殲滅美軍壹個甚至六個整師，結果連壹個美軍整營都沒能全殲。中國 60 萬軍人血流成河，中共的第三兵團 60 軍的 180 師全軍覆沒，1 萬 7 千人被俘，占整個戰爭被俘志願軍的 80%以上。五次戰役以中國軍隊失敗而告結束，志願軍元氣大傷，根本無力再戰，經中共請求，史達林才最終批准談判。

　　1951 年 1 月 30 日，聯合國大會第壹委員會以 44 票贊成、7 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個決議到現在仍然有效。5 月 18 日，聯合國又通過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兩項決議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譴責。韓國人聲稱中國軍隊在韓國屠殺了上百萬韓國人。因此，韓國人壹直要求中國道歉。

　　中國軍隊壹入朝，毛馬上向史達林要軍事工業。他派海軍司令去莫斯科談海軍建設問題。跟著去的是談判建立航空工業的代表團。在航空業方面，莫斯科簽了協議，幫中國建工廠，先修理、維修飛機，再在三到五年內過渡到製造，屆時年產 3600 架殲擊機。轟炸機的製造也在討論之中。中國在朝鮮戰爭結束時擁有世界上第三大空軍，有大約 3 千架飛機，包括先進的米格機。1951 年 5 月，毛派總參謀長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團”到蘇聯去索要中國在朝使用的各種兵器彈藥的製造藍圖，要求蘇聯説明建設軍事工業。代表團提出買 60 個師的武器裝備，對此史達林滿口答應。但建兵工廠就不壹樣了。徐向前說：壹連數月，“兵工生產問題遲遲不見答覆，我著急得很，左催右催，沒有結果”。徐發電報問毛怎麽辦，毛覆電說：不管怎樣，耐心等待。最後，蘇聯只同意轉讓幾種兵工技術資料，其他的壹概不談。

　　金日成急於結束戰爭。1951 年 6 月 3 日，他秘密到中國，建議同意聯合國早已提出的停戰談判。毛不想停戰，史達林還遠遠沒有滿足他對軍事工業的要求；但他不反對臨時停火。志願軍這時正吃敗仗，急需喘口氣。毛派高崗同金日成壹道去見史達林，既談臨時停火，也催幫助建設軍工。史達林談完後打電報給毛，避而不提軍工，只說了句讓毛開心的話，把金日成視為毛的部下：“今天見到了您在東北和朝鮮的代表。”史達林同意臨時停火。

　　1951 年 7 月 10 日交戰回到談判桌時，中共優勢已失。停戰談判在停火線附近的板門店延續了兩年。幾個月內，大多數問題都很快解決了，毛和史達林扭住壹個問題不放：戰俘遣返問題。當時聯合國軍手上有兩萬中國戰俘，大部分是原國民黨官兵，不願意回到共產黨治下的大陸去。美國堅持自願遺返，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談判代表：“壹個也不能放！”這壹句冷酷的話使朝鮮戰爭多打了壹年半，中國多死了幾十萬人，朝鮮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壹心想接受美國的條件，勸毛說沒必要去爭那幾個政治上不可靠的國民黨。金的話沒用。 在此期間，雙方戰鬥仍在繼續，入朝的中共軍隊還得到了蘇聯重型武器的支持。

　　1952 年美國轟炸非常厲害，北朝鮮人大約 1/3 的成年男子死亡。金日成 7月 14 日給毛髮電，哀求停戰；毛回電拒絕，說這不是軟弱動搖嗎？毛接著說死人有好處：“鍛練了人民，使他們獲得了與美帝國主義作鬥爭的經驗。”人命算什麽，中國多得是。在 33 個月的援朝戰爭中，自願軍採用輪換制人數達 300 多萬。志願軍從最初入朝的 30 萬，增到後來的 77 萬。戰爭越打越艱難只有靠人數硬扛了。

　　毛的參戰讓史達林可以藐視美國了，該史達林給他回報了。1952 年 8 月，毛派周恩來去莫斯科見史達林。周恩來開口就向史達林要求援建 147 個專案，“都為軍事需要服務”。這中間有生產戰鬥機的、艦艇的，坦克的，周要求“壹家工廠壹年出產壹千輛輕型坦克，另壹家四、五年內出產中型坦克。史達林拿漂亮話搪塞，什麽“中國壹定要很好地武裝起來，”“中國壹定要成為亞洲的旗艦。”

　　史達林就這樣壹直敷衍下去，到死也沒對周的單子點頭。

　　周恩來見史達林的另壹目的，是確立毛的勢力範圍。自從史達林決定打朝鮮戰爭以來，他同意毛把手伸進日本、菲律賓、馬來亞等亞洲國家。日本共產黨人來北京籌備組織與朝鮮戰爭配合的武裝行動。在東南亞，緬甸共產黨游擊隊尤其活躍，正朝中國邊境運動，以期打通中國，接受軍援軍訓。來中國受訓的還有未來的柬埔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隨著朝鮮戰爭的繼續，毛向史達林索要軍事工業的頻率也越來越高。1953年 2 月 2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國事演說中暗示他可能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毛立刻派核專家錢三強趕赴蘇聯去見史達林，要這個夢寐以求的寶貝：妳要是不想跟美國打核戰爭，妳就得讓我擁有原子彈。這壹招將了史達林的軍，因為蘇聯同中國有同盟條約，壹方挨打，另壹方也得卷進去保護它。史達林不想讓毛擁有原子彈，但他怕艾森豪真會扔原子彈。這促使史達林決心結束朝鮮戰爭。史達林在 2月 28 日決定結束戰爭，告訴蘇共領導人他第二天將採取行動。就在當天晚上，他突然腦溢血，幾天后的 3 月 5 日去世。

　　隨後，莫洛托夫提出必須儘快結束朝鮮戰爭，因為它已給蘇、中、朝三國都帶來巨大損失。莫洛托夫發現，無論美國人自己是否意識到，它僅以第 8 集團軍與第 10 軍就把整個蘇聯勢力拖住了。當蘇聯因全力支持中朝而陷入朝鮮戰事之時，美國已經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世界霸權的部署：歐洲正式擁戴其為軍事領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變成軍事集團；西德、日本已經成為西方盟國，並且實施了重新武裝德國的計畫；美國迅速以軍事條約部署了對蘇聯勢力的包圍圈；廣大中間地帶國家紛紛投靠美國。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基本失敗，軍事打擊力量增長了三倍以上。特別是美國已經完善了戰略空軍的建設，製成了熱核武器，這對蘇聯構成直接威脅。蘇共高層同意莫洛托夫的見解，作出儘快從朝鮮脫身的決策。

　　3 月 21 日，以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新領導人與周恩來開了壹夜的會，對周說他們決定結束朝鮮戰爭，要是毛合作的話，他們願意賣給毛 91 座大型軍工企業。這些都是史達林迄今拒絕出售的。但毛不停戰，他想要原子彈。周恩來參加史達林葬禮時，曾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此時仍在蘇聯的錢三強代表團壹再請求核技術轉讓，都被莫斯科拒絕。錢三強等人在蘇聯“賴”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正是毛拒絕停止朝鮮戰爭的三個月。

　　此外，李承晚的南韓堅決反對停戰，於是美方面全部精力都用於安撫韓國。

　　而毛則命令只打偽軍，朝鮮戰爭之最後作戰竟然是中朝方進攻韓方，美軍在旁邊看熱鬧。如高歌奏凱的金城戰役，在這個停戰協定大局已定的情況下，無論消滅了多少韓軍，我軍又增加傷亡 7.1 萬人。只有那些對中國國情有所瞭解的西方評論家才評價道：那是為了挽回面子。1953 年 7 月 7 月 27 日，朝鮮南北雙方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朝鮮北南雙方以三八線為界實行分治。

　　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中美國曾壹度發生衝突。美方有朝鮮軍俘虜 11 萬 2 千人、志願軍俘虜 20800 人；但中朝方手中只有美俘 4417 人、韓俘 7142 人。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的志願軍戰俘，但美國方面則根據自願原則遣返。1953 年有 1萬 4 千名中國戰俘投奔台灣。他們不願回大陸主要是中共實行洗腦等嚴酷政策，讓他們認識到了中共的本性。到了台灣後，他們通過勞動成了富翁。另有 7110名戰俘遣返大陸。他們以為自己在“保家衛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在戰俘營裡還和敵人進行頑強鬥爭，壹定會受到熱烈歡迎。不料祖國卻認定他們叛黨叛國，全部開除軍籍，黨員壹律開除黨籍，以儆效尤。“學習班”上，人人檢舉揭發被俘期間的言行，然後根據情節輕重和認罪態度好壞，或判刑勞改，或從輕發落，打入另冊，遣返農村；有的文革中被整死，株連親族，悲慘之極。直到 1980 年9 月才陸續平反。

　　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空戰都是在北韓上空進行，聯合國軍沒有跨越鴨綠江。駐紮在瀋陽和丹東的蘇聯空軍穿著中國志願軍的軍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中朝軍隊並肩作戰。在整個戰爭期間，先後有 12 個蘇聯空軍師投入了空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 72000 人，1952 年最多時達到 26000 人。據俄羅斯統計，蘇在朝鮮損失了 335 架飛機和 120 名飛行員。

　　朝戰自始至終，毛是完全聽命於史達林的，停戰也是蘇聯決定的。所謂毛自主決定抗美援朝，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強詞奪理。壹手策動這場戰爭的蘇聯，儘管沒有達到擴張目的，但成功地把中國推上了反美第壹線，使中、美從對立變成了仇視；而且要按國際市場價格賣武器給中國，其中甚至有美國援助蘇聯反抗法西斯的軍火，發了壹筆橫財。甚至由中國支付他們在朝鮮的記者費用；還要扮演局外調停人的角色，在國際舞台上唱高調！

　　1946 年到 1953 年的中國的真正統治者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正是史達林的改變導致林彪被放棄，彭德懷被派往朝鮮。中國的軍事部隊的調動、出兵人數、指揮系統實際上的決定權在史達林，具體的監督執行是史達林在中國的顧問，因為必須使中國的軍隊與前蘇聯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協同作戰，加上朝鮮軍隊，實際上是史達林統壹指揮蘇中朝三國軍隊，命令直接下給中朝領導。在整個韓戰期間，中國和美國如何打如何談，何時打何時談，有時甚至對壹個營的兵力調動，都要聽命於史達林或至少要和史達林“磋商”，“謙恭得不得了”。

　　3．後果

　　交戰雙方軍隊總傷亡或失蹤：美韓方共 58 萬，中朝方 160 萬。志願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 2.62 比 1，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蘇聯官方認為中國死亡人數為 1 百萬，美國死亡人數 3.7 萬人，英聯邦 1263 人，其他國家 1800 人。

　　中共打的是人海戰術，壹共派遣 130 萬志願軍入朝，人多得有時戰場都排不開，擠成壹堆，成了飛機、大炮的活靶子。西方輿論嘲笑中共把沒經驗的農民投進了李奇微（聯軍總司令）的絞肉機。據聯合國統計志願軍的傷亡加失蹤為 90 萬。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只承認“作戰減員”36.6 萬餘人，其中戰死者為 171669名（這包括了中國沒制空權與制海權、缺乏與美式相比的精良武器、氣候等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數）。連中國延邊地區也多了 4 個師的朝鮮族中國寡婦；還搭上中國 100 多萬青年，至今屍骨無存。

　　在這場戰爭中，朝鮮雙方軍隊戰死和失蹤共 429197 人外；據估計南朝鮮包括平民在內的死亡人數大約有 1 百萬，而北朝鮮更高達 250 萬人。朝鮮花了 8 萬斤黃金換來蘇聯支持，滿足大壹統朝鮮半島的虛榮，結果韓國反多得了 3880 平方公里的土地。事實上，“抗美援朝”既沒有“保家”也不能“衛國”，無非是“保毛”、“衛金”瞎胡鬧罷了。“保家衛國”不如叫“保蘇衛朝”還更貼切些。

　　而且，正是這“保家衛國”，壹度被金日成利用，說中國出兵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並非是為了幫助朝鮮。

　　經濟方面：1951 年軍費 52.64 億元，占總支出的 43%，建設費只占 28.7%。

　　1952 年軍費占 32.9%，1953 年占 34.2%，但絕對數都大於 1951 年。中國消耗的作戰物資 570 余萬噸，加上被炸毀的總共消耗要達上千萬噸。支出軍費 62 億人民幣；光戰爭撫恤金、醫療藥品壹項，國家就要支出數十億元。僅戰略物資，中國要花費數百億美元。據準確估計，抗美援朝期間中國的總花費高達 500-600 億美元。更可氣的是，史達林賣給我們的軍火中，竟有相當數量是二戰時美國無償援助給蘇聯的。

　　為了支持這場戰爭，政府把國民收入的 50%用在朝鮮戰場上；不夠，便向蘇聯借款，僅抗美援朝欠下蘇聯的債，便達 34.85 億盧布。還不夠，便號召全國人民捐錢捐物，支援志願軍；依然不夠，只好使出最後壹招：土改，殺地主。這壹仗打下來，地主階級被消滅，民間財富被搜刮乾淨，中國人徹底變窮了。農村再也找不到壹個富人，財富被洗劫壹空。中國農業由此喪失了向現代化轉型的物質基礎。

　　有人說中國之所以這麽窮，是因為蔣介石把中國所有的財富都帶走了。蔣介石從大陸帶走的財富高達十億美金，似乎很多。但這點錢與抗美援朝比起來，連個零頭都不夠。如果不被蔣介石帶走，留在共產黨人手裡，也都被花掉了。這點錢根本不是使中國變窮的理由，抗美援朝則是真正使中國變窮的第壹步。

　　美國政府曾給予中國的巨額戰爭援助，沒有向中國討要過壹分壹厘的銀兩。

　　“抗美援朝”前，毛與史達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槍”。而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則提出了讓中國還錢的要求。史達林死後，毛澤東不止壹次地埋怨史達林關於韓戰的決定是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錯了”。毛的話已經為朝鮮戰爭做了結論。可在愚民政策下，他的話被絕對保密，全大陸的老百姓至今還蒙在鼓裡。

　　有人稱：此仗在朝鮮打要比在中國打要好。完全胡說八道！毛要“壹邊倒”，得給史達林送點禮。毛自己都承認“使蘇聯處於第二線”是出兵的實質。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毛親自審定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中說：

　　“寧願自己承擔必要的犧牲重擔，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前線，而使蘇聯處於第二線。”後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過，正是因為抗美援朝，史達林才承認我們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這才是問題的實質：要被承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國民黨倒向美國時，蔣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國阻止英、法重返舊地。同蘇聯還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國去打蘇聯。我們倒向蘇聯就壹定要同美國勢不兩立嗎？

　　毛澤東出賣領土當兒皇帝，拿自己人民充當意識形態的炮灰，為乾爹火中取栗，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使中國自絕於國際社會，直到 1971 年才進入聯合國。

　　中國避免參戰，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才應該是當時的最佳選擇！如果外國進駐中國周邊中國就應該出兵，那蘇軍進蒙古，美軍進阿富汗，中國為什麽不敢動啊？

　　中共說朝鮮進攻韓國是內戰，美國不應干涉朝鮮的內戰。其實，朝鮮以前是大清的附屬國，以後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戰後分為 2 個地區，根本沒有成為壹個國家，何內戰之有？朝鮮半島理應按聯合國的決議統壹，可北方反對自由民主的統壹，形成了朝鮮、韓國 2 個國家。既然是 2 個國家，哪能稱為內戰？到如今，2 個國家都與我國建交，我國絕不會支持任何壹方武力統壹的嘗試。既然今天任何壹方的武力統壹都得不到我國的肯定，為何還要肯定 1950 年的朝鮮統壹戰爭？

　　能說聯合國軍是干涉內政嗎？聯合國軍是干涉是正義的干涉，蘇聯支那的干涉是邪惡的干涉，何況戰爭又是邪惡方挑起！

　　朝鮮戰爭是以共產黨中國、朝鮮、韓國為仲介的美蘇交鋒。美國壹箭雙鵰，挫敗蘇聯擴展勢頭，挽救了韓國；同時迫使共黨中國消耗國力，從而在事實上挽救了台灣。戰爭打了三年，中共補充了三年兵員，司令部被美軍轟炸，撈取政治資本學習操縱軍隊的皇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以全國之力，付出慘重代價，再加蘇聯支持，僅與美國壹支駐外部隊的下屬部隊打成戰術平局，共產黨就猛吹法螺，正暴露其弱國意識和小國姿態。

　　1953 年 11 月金日成訪華，中國宣佈，朝戰時期中國援助的全部物資和現金全部無償贈送外，再贈送八億人民幣。結果並未能阻止金日成壹度反華。停戰後中國繼續援朝 300 多億元人民幣。當朝鮮看到北京在建地鐵，說“我們平壤沒

　　有”，於是毛澤東把北京在建的地鐵停下，給平壤修壹條。1975 年金日成訪問中國，壹開口就要走 300 架戰鬥機。

　　北朝鮮是壹個進行徹底階級專政的國家，全國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核心階級，動搖階級和敵對階級。核心階級包括革命家庭（長輩為革命幹部）、軍烈屬、工人、貧下中農等。核心階級的人數占北朝鮮現有人口 2200 萬的 1/3，是北朝鮮政權的支柱。動搖階級是指沒有誓死捍衛北朝鮮現政權決心的人，約占人口的壹半。敵對階級是指地主、資本家、反動分子、不純分子、以及在南朝鮮有親戚關係者，約占人口的五分之壹。在北朝鮮，家庭出身決定壹個人壹生的命運。敵對階級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從事壹些低賤的工作。動搖階級的家庭出身者，雖然可以上大學，但入黨、提干極難。

　　史達林的馬前卒金日成，殭屍還泡在玻璃棺材裡，接受著麻木不仁的頂禮膜拜。這項專利屬史達林所有。號稱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卻在虔誠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著現代的“木乃伊”。這是壹項荒唐且不可理喻的舉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會對壹具殭屍敬若神靈。何況這具殭屍，曾經營造了有史以來最迷信、最封閉、最專制、最殘酷的國度。

　　金家統治下的北朝鮮國家，就是侵犯本國人權的邪惡工具。北朝鮮的人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自己的主權國家，到別的國家去尋求最基本的人權。

　　金正日特別喜歡西方黃色電影。他大肆施行恐怖主義行動。當韓國的總統訪問緬甸時，金正日派人暗殺，造成 17 人在仰光被殺，包括隨行訪問的壹半以上的韓國內閣成員。韓國航空公司的 859 號班機也被金正日的特工炸毀，殺死 115人。1990 年代當地有 200 萬人餓死，平壤當局卻把稀有資源轉移到核武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生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