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专制统治及其特征

　　1．专制的定义

　　广义的专制是指侵犯人权，打骂强奸都是专制行为。

　　狭义的专制是指政府对老百姓的欺压。古希腊人认为，自由国家里主宰壹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统治者；专制政体（despotism）就是运用非法的手段实施统治的政体，它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在那里，没有自然法，有的是单独壹人发号施令，法只不过是专制统治者任意发布的命令。孟德斯鸠说：“专制主义是指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壹个人按照壹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壹切”。专制社会就是社会的命运掌握在壹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普通大众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

　　狭义的专制表现为“三垄断”制度。俄共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所以，专制主义也可以称为垄断主义。这种垄断主义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国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王垄断了经济大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垄断了政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神秘主义；畏大人，老百姓要服从[官僚]大人的独裁；畏圣人之言，小民要服从圣人的思想独裁，真理都在[孔]圣人那里，这就是真理垄断！可见，三垄断制度在古中国就已成型。

　　当代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爱用totalism（全能主义）指专制主义，即皇帝老子什么都要管，实际上就是“权钱通吃”。藉此，可明白专制主义的涵义。

　　2．专制统治的总特征

　　无论专制主义表现形式如何，其特征都是壹样的：专制主义=等级+谎言+暴力，这些共同性决定了它们政治邪教的本质。当否认上帝的时候，就否认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不可避免地要沦落到血腥专制的境地。以人为神和个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级制度，反对人人平等；就是轻视百姓的生命，尽管用各种美丽的词语包装，也掩盖不了其野蛮的性质。

　　邪教组织使用谎言欺骗和思想控制手段损害个人的自由意志，致使个人完全依附于领导。邪教组织是个独裁主义集团，由壹个人或壹组人实行专制领导。邪教组织在谎言欺骗不见效的情况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践踏人类的良心与正义，堕落为毁灭性组织。

　　1）等级特权。

　　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专制者，总是找出人们的某些表面差别，并据此建立人类价值等级论，以维持其永久的统治。等级制是专制邪教的目的，企图通过稳定的等级压迫使少数人获得永久的特权。

　　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和有差异的。有些人适合干某件事，有些人则适合干另外壹件事。为了最好地发挥每壹个人的才能，“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壹致”、“合奏壹支交响曲”，就必须遵循“各人应做适合于自己天性的工作”的原理进行分工。因此统治国家的人就只能是那些生来即有统治天性的人。这些人被称作“哲学王”，但哲学王人数不多。“国家与个人，不经哲学家治理，决无希望可言。……除非哲学家们当上了王，……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

　　波普尔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发现了壹个极权主义的政治纲领，其要点是：1）严格的阶级区分，统治者是牧人，被统治者是畜群；2）国家的命运就是统治阶级的命运，统治阶级的独特利益就是国家的整体利益；3）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垄断权；4）思想检查制度，以持续的宣传造就和统壹思想；5）国家要自给自足，即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或垄断经济。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极权主义思想因素，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现代比较重要的极权主义的观念，如马列主义都直接得到黑格尔的传承。

　　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主奴关系取代了兄弟关系，等级制取代了平等制。……专制社会就是特权社会和不平等的社会。极少数人享有极大的特权。因为权力是靠暴力产生和维持的，而不是各方协商达成的契约赋予的。由于壹方在暴力上绝对地压倒其他方，那么这唯壹胜方必然拥有更大优势和特权。暴力是壹种成本最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报，也就是高度特权；而且暴力形成的规则不可能对特权者产生有效的制约，否则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义何在？

　　朱元璋皇帝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子和壹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可以把壹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同时，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壹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壹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尽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2）谎言欺骗

　　专制社会充斥著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暴力必然违背人们基本良知，而特权必然让人们反感抗拒；所以统治者必然散布两类谎言：

　　第壹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

　　中国的“理”只属强权，“理”字的偏旁就是个“王”字，“王”者永远有理！中国的“法”历来专治下属和卑贱的弱者。因此，官大壹级，胜过父母。21世纪的各大媒体还以此为荣，有诗为证：“如今公仆是爹娘，党的恩情胜爹娘，遍地学子考公务，只为先做小爹娘。”做了小爹娘好处多呀！因为浑身是理，与下人打个官司准赢。

　　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接受特权的合理合法。

　　1930年代李慎之上小学时唱的壹首歌道：“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孙中山）”；上中学时学的壹首歌道：“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

　　有壹天蒋介石总统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视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声欢呼，“蒋总统万岁！蒋总统万岁！”只有壹名病患面无表情，对总统不理不睬。蒋总统看到了，于是问院长说：“那位病人为什么不对我欢呼呢？”院长道：“因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早在上古时代，诗经就记载周人反复歌唱国王“万寿无疆”，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感染了个人崇拜这种精神病毒。中国的语言是高度等级化的，如果语言中的等级弄错了，轻则被贬，重则杀头。谁敢自称万岁，那就被杀九族，清朝就有这样的例子。

　　3）暴力主义或枪杆子主义

　　专制主义严重破坏人类的团结、和平和秩序，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战争动荡和灾难。专制者大权独揽、横行无忌，对内对外政策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顾人民之公益。

　　自国家产生以来，战争日益加剧；自专制主义产生以来，国家就日益变成了纯粹的战争机器。无数的奴隶在专制的枷锁下呻吟；无数的平民在专制的异化机器中挣扎……。

　　专制政权是使用野蛮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虑人民的意愿，也勿需获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统治人民。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是壹个野蛮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

　　中国黄帝族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故国人崇尚暴力、崇拜权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

　　中国文化是丛林文化，丛林界的规律决定了其本质。丛林界弱肉强食，崇尚以强凌弱、以智诈愚，只有利益的争夺，不存在公理、正义、平等和博爱。丛林界的经济是掠夺型经济、权力型经济，通过暴力获取权力、通过权力抢夺壹切资源。在这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丛林中的家族、人群是壹个个大大小小战斗的小团体，互相厮杀掠夺对方的财物和资源；在这群相互征战的“野兽”中，谁最残暴、最狡猾谁就最后胜出，成为最高统治者。所以只有最残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后登上我们领袖的宝座。从丛林规则脱胎而来的强盗逻辑支配著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虚幻的共同体的名义下践踏著百姓的利益。

　　既然盗人之国者能为君，万民也依样画葫芦，无人不盗，因而诞生了中国的盗匪文化。远在春秋时代，被孔子誉为“盗亦有道”的盗跖，当时已率领数万徒众横行天下，生食人肝，势敌诸侯。汉代不但绿林、赤眉、黄巾为乱，亦出现专门捕人而食的饿贼。

　　中国自十九世纪起即兵匪不分，两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夺，匪暗地抢窃。民国以后，中国到了“无山不贼、无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学匪，不仅东北马贼跋扈，连大都市的巴士内都须要两位配枪的随车士兵才能保护乘客安全，被称为“土匪仔国家”。

　　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壹书称，1930年代的匪贼总数约有2千万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盘据河南省的土匪。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强盗杀人、六害七害应有尽有，车匪路霸到处出没，甚至流出海外，活跃于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国，已从革命输出国变成土匪输出国。在土匪仔国家成长，又饱受强盗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即使非人人皆盗贼，至少人人皆有贼心。

　　中国人壹逢战乱就大偷各种文物古迹，和平时期还有中国人将重点文物的佛像头砍下卖到海外。而日本在二次大战时许多文物古迹被炸，却没有人趁火打劫偷盗文物财宝。

　　1995年1月坂神大地震后，市民很快从混乱中恢复镇静，除了自发组织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户外冒著严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铺橱窗被震碎，商品撒落壹地，包括珠宝等贵重物品。灾民无壹人去捡；大家都饿著肚子，但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没有人去动。他们的观念是：这些东西是别人的，不能动。

　　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古印度和基督教都产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国的墨子有反对战争的非攻思想，还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声匿迹了。这证明了中国文化暴力成分的强大。儒家的虚伪与法家的残暴结合得天衣无缝，法家决定了中国文化暴力特征。

　　《水浒传》成为中国人特别爱看的小说，和中国人的嗜血心理有关。宋江在诗里写，“敢笑黄巢不丈夫”，他要与黄巢比比，看看谁杀人更多。专门在大树十字坡剥人肉做包子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也是壹百零八好汉中的人物。水浒中的英雄们所杀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呢？

　　时至今日，汉语知识界还有那么多学者、专家、策士假装不知道普世价值的存在，他们或者以东西方文化差别论自欺，或者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自慰，或者以虚幻的集体主义观念自残，借以维护现存文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壹切践踏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辩护。凡是对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观念、价值和规范，都可以斥之为不合国情而拒之门外。凡是有利于既得利益者但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都可以挂上美名来粉墨登场。他们拒绝的恰恰是人类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维护的却是传统文化中动物性的成分。

　　铺天盖地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实力主义的灌输教育，目的是通过实力主义教育，达到让中国人民鄙视壹切人类道德底线，崇拜强人，争当强人。把人类同情怜悯弱者的天性从中国人民心中彻底清除掉。这样统治者壹切迫害弱者的行动，就都变成了强人伟大的证明。 人类道德底线的核心，不外是对弱者怀有同情怜悯之心。壹个民族，崇拜强人、争当强人、丧失最后壹丝对弱者的同情怜悯之心，自然也就会鄙视人类壹切道德底线。

　　李昌平说：我们正在建立壹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强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壹切都是咎由自取，社会对妳没有任何责任。壹切都是妳的命，妳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天天宣扬的就是这样的壹种东西！

　　壹些武侠片，侠客们壹不高兴，就在饭店里大打出手，凳子乱打，碟子乱飞，窗子砸烂，客人连滚带爬，店主鼻青脸肿，桌子底下面乱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侠客义士们与店主和客人商量赔偿的事！人的天赋、精力、时间、财产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内耗中白白浪费了。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舆论监督、司法等手段来解决，用民主法治来解决，妳有什么权力该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审判后，才有权定罪判刑，其它人壹概没有权利。

　　总之，中国人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进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人性的尊严，中国的暴君就永远不可能绝迹。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它必将经过改头换面，以新的更具欺骗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体的最前列，给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伤害。

　　勿需否认，现代文明仍然无法完全抛弃暴力手段，但这绝不是滥用暴力的借口。越来越远离暴力，才是人类文明与野兽的区别。暴力手段必须严格由社会契约规定，按社会契约行使，而不是由另壹个更大的暴力来规定，因为暴力本身不能规定和取缔暴力的运行。同样，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权去消灭其它特权，因为特权本身并不能限制和消灭特权。只有消灭专制主义，才可能在个人、阶级、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关系，人类团结、国家和平、社会正义和政治秩序才会有实现的希望。

　　4）腐败混乱

　　专制制度的实质就是权力垄断，任何垄断都会腐化堕落。专制统治集团权力过大，社会不能对其监督制衡，腐败必然日趋严重，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破坏了人类政治精神、政治伦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结构的健康成长，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总体性的灾难。……当王朝刚建立时，新的统治者鉴于前朝倾覆的教训，希望江山千秋万代，订下了很多祖训。然而这些清规戒律，必然顶不住“唯物主义”的利益诱惑。

　　扶贫赈灾、御敌平乱，不仅物资被层层克扣、侵占和滥用，最后到灾民和士兵手中时已所剩无几，而且会以此为名义掀起新壹轮对民间的掠夺和搜刮；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则会搞出大量的贪污腐败和豆腐渣工程。

　　孟德思鸠说：“专制国家有壹个习惯，那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人人都认为每个上级对下级都没有义务，只有人民对各个上级有义务。人们认为彼此之间的唯壹联系就是壹部分人加给另外壹部分人的惩罚；是壹大部分人为壹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中国古代从周穆王开始，便订出了用巨额金钱赎刑的条例，规定：墨刑（用刀刻面涂墨）赎金黄铜六百两，劓刑（割鼻）壹千二百两，刖刑（砍脚）三千两，宫刑（男子阉割生殖器，女子禁闭宫中当奴隶）三千六百两，斩刑六千两。

　　周穆王用这种办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夺取金钱，充实国库；同时，也是对当时狱官的贪赃枉法、收取罪犯贿赂的壹种对抗方式。从此以后，历朝常有用金钱赎罪的规定，如汉将李广因误军机判罪，在缴纳了大笔赎金后免罪罢官闲居；而司马迁获罪下狱，由于无巨额金钱作赎金，以致被阉割了生殖器，悲愤终生。晋朝法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赎金黄金二斤。

　　满清政府进北京，靠的是吴三桂出卖国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马娴熟，所以有“小兵临大国”之感，大概与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驴”壹样，刚刚得到貌似庞然大物的驴子，有无从下口之感。壹旦认识了驴子的脾气，那个小老虎，再也不怕驴子了。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制服中国这头驴子，只要抓住所谓的“儒学礼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国的全部灵魂。

　　于是，满清政府几乎壹字不改，把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儒家思想继承下来。满清统治者用这种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管束为它卖命的汉奸吴三桂之流，壹旦吴三桂开始反叛，它便举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软地加以镇压。此种方法十分见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国人壹致口诛笔伐“三藩叛乱”，因此，满清统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国人的支持下，剿灭了“三藩叛乱”。同样，他们也用这种方法，招降明王朝的旧臣，譬如皇太极的老婆孝庄，就曾亲自出马，用儒家礼教说服明朝经略大臣洪承畴。孝庄不但用自己的身体给“既好色、又好男风”的洪承畴以性欲的享受，还用儒家礼教与洪承畴沟通思想，她赞扬洪承畴的“忠孝”，也告诉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礼教，“士为知己者死”，“不为不知己者死”。于是，洪承畴在既“洗身”、又“洗脑”的作用下，从儒家礼教之中，找到了当汉奸“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满汉壹体”　�柡螅�这种思想壹直是满清统治者统治中国的法宝。

　　乾隆时空前的腐败。乾隆46年，甘肃省官员串通壹气，用赈灾的名义集体私分巨额公款。全省没壹个官员是干净的，也没壹个官员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举朝皆然！”他严令重惩：封疆大臣、甘肃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台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接任藩台王廷赞处以绞刑，共计处死大小官员47名，被革职下狱的82人，11名赃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壹个外省官闵鹗元因为给其弟闵鹓元藏了赃银三两，也被降了三级，并停发了三个月的“养廉”。唯壹逃脱惩办的只有按察使福宁壹人，他是因为案情即将败露时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捡举揭发，获得宽大处理。

　　乾隆47年，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贪污国库金银和官仓粮、草。案发后，乾隆更为火冒，下旨严办，杀了大小官员56名，免死而流放充军的46名。州、县、道、府、藩司、督抚被勒令摊赔42万两白银。同年，山东又出现国库因被侵吞而亏空130万两，除令在两年之内由山东省各级官员如数补足外，杀了4名知县，1名巡抚，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尽。

　　乾隆57年，浙江发生盐道运使柴桢截贪商人应缴纳钱粮案，结果是柴桢和巡抚福崧处斩，柴桢的管家柏顺因替柴桢出谋划策，被判处绞刑。另外，两淮盐政全德降为郎中，藩台景照撤去职务发配伊犁充军，道台明保、张慎和撤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诸如此类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处置起来毫不手软，甚至若干小的贪污、索贿案，乾隆也动辄以撤职、充军和杀人来对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乾隆14年至33年，两淮盐官共侵吞官银壹千九百万两；46年，哈密通判经方贪污官银十五万两；57年，浙江巡抚福崧壹人就侵吞盐运款十壹万五千两；60年，福建全省亏空二百五十万两、粮谷六十四万石。

　　最为露骨的是，壹边追赃，壹边又贪赃，追赃官把追到手的赃款纳入私囊，赃上加赃。如：四十六年甘肃集体贪污大案发现后，奉旨追缴查抄藩台王亶望的家财时，登记册上明明写著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而上报内务府的册上只列著金叶九两三钱，悬殊大得惊人，等解到内务府时，这区区九两三钱金叶也不翼而飞，其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旷古罕见。

　　愈惩贪而贪污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愈腐败。乾隆把贪污贿赂之火扑不灭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用人不当，固然，这也是其中原因之壹，比如，乾隆时代全国最大的贪污贿赂犯、亦可称之为全国贪官污吏的总庇护人公爵和珅便壹直受到乾隆皇帝的宠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而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办贪赃案，给和珅提供了在全国结成贪赃枉法的巨大网络的机会，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专制政体，具体表现在乾隆皇帝本人身上。

　　乾隆皇帝本人就是天字第壹号的贪污犯，只不过他披著壹件合法而神圣的外衣罢了。中国的专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国王所享受的都要优越，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是目无圣上，就要遭受惩处。乾隆皇帝又堪称最会享受的皇帝。他处在满清王朝发展的顶峰上，就象唐玄宗处在唐朝发展的顶峰壹样；同时，他也象唐玄宗使唐朝由强盛滑向衰落壹样，使满朝由顺、康、雍盛世步入衰弱的嘉庆时代。

　　乾隆壹面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廉洁臣子，但壹面他又带头肆意挥霍国库，把金钱花得象滚滚黄河、长江之水那样。上行则下效，皇帝奢侈淫靡，加上权臣和珅的推波助澜，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竟相豪奢，变著法儿贪赃受贿，廉政从何说起？

　　他大肆营造宫殿、园林，极尽豪华壮丽。他六下江南巡幸，花费的金银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把壹座充盈的国库给弄得空空如也了。特别是助长了贪官污吏的气焰，提供了他们公开贪污受贿甚至变相抢劫的良机。正如章太炎所说：“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已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更为露骨的是：乾隆帝还发明了多种公开勒索盘剥官员和富户的手段。仅举几例：

　　（1）交纳“议罪银”：凡官中犯有某种过失，或皇上认定某官犯有某种过失。犯过失的官员便向皇帝自行请罪，并根据过失大小交纳数量不等的“议罪银”，多则数十万两，少则几万两，以换取皇恩宽恕。这些数量巨大的金银，壹般都不入国库，而直接解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作为皇室的私蓄——这是皇帝公开贪污。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东巡，每次出巡，乾隆都示意要沿途贡献礼品，于是沿途大小官员只好争相呈献巨额金银和奇珍异宝。乾隆没经过的省、州官员，为了计好皇上，也竞相搜罗宝物进献——这是皇帝公开勒索。而且每壹次都是数千人队伍，地方官员就要建起行宫；备好美味佳肴款待数千人的队伍。道傍破旧民房，因有碍观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离失所。乾隆第壹次南巡之后，有人假托工部尚书孙嘉徐之名写文章指责并私下流传，乾隆帝竟然兴起大狱进行追查，牵连下狱达上千人。

　　（3）举办各种寿诞盛典，通知举国贺寿献礼。按满清定规：每当皇帝或皇太后整旬寿诞，便要大规模地庆贺，乘机向朝中大员和各省地方官员及富商大贾进行摊派勒索。到了乾隆时代，这种“报效”勒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庆典的收纳金银都在100多万两至200万两，几乎相当于壹次战争的经费消耗——这是皇帝的公开索取贿赂。

　　除了富商大贾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员交纳的经费竟是名为“养廉”（俸禄外的补贴）的银两。据史料记载：“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应交经费，行令户部在俸廉内分别坐扣”、“各省督抚应交经费，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本来是用于培养廉洁的钱，结果变成向皇帝贿赂的赃款，荒唐、滑稽到了极点！

　　皇帝带头公开贪污、勒索、收取贿赂，吏治怎么会不腐败？在专制政体里，廉政只是壹块漂亮的画著羊头的招牌，在这块羊头招牌下，卖的全是贪污贿赂。

　　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9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2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壹次所收金佛就多达壹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壹万三千多两。

　　开明专制者最多只会克制滥用特权，而绝不会放弃特权。哪怕皇帝比较廉洁清明，或者再出壹两个包清天之类的人物，也无法挽救整个官僚体系壹天天腐败、堕落下去。因为专制主义只会壹层层地向下复制，壹代代地向后复制，而不可能复制出契约体系。

　　专制主义定会压制工商业。商业的精神实质是平等，而平等正是专制特权的天敌。儒教对商业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敌视和仇恨，商人是百分之百“喻于利”的小人、奸人；商业是百分之百的末业、贱业。工商业的契约精神：互利共存、协商谈判、自觉诚信；这些如何与暴力、特权、谎言对得上号？特权本身是不容“协商谈判”的，否则特权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权要么巧取，也就是贪污；或者就干脆豪夺了。统治阶级也会需要壹些工商业为其享乐、受用。但这样的工商业壹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业；而且这种工商业壹定会打击健康、自由、自立的工商业。特权必然要求不正常暴利，这当然要靠伤害其它厂商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的。拥有特权者可以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没有诚信可言；因为他们获利的手段是特权，他们不需要诚信。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以免危及专制权力。

　　譬如：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壹年。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壹半；告发者可获得没收财产壹半的奖赏，这使得“告缗”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几乎全部破产。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就此被毁灭。

　　专制主义社会壹定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因为特权、腐败壹定带来暴利。这个暴利壹定是以损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的，完全没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可言。这样，除了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重社会问题外；也使得社会中间阶层发育严重不良，在客观上壹定会严重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因为丧失了壹大群有足够能力的消费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费衔接层次。任何工商业都将举步维艰：在满足了很少的壹部分达官贵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后，进壹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无法进行，因而资本积累的空间很小，积累进程十分缓慢，从而直接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投资意愿。

　　专制政权壹定会追求“有所为”、“大有所为”，因为对权力已经没有了有效的规范和约束。独裁者会无视“有所不为”的原则和要求，好大喜功。这种“有所为”定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伤害和灾难。

　　5）专制主义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恶的壹面：自私、野蛮、残忍、不文明和非理性。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是反人权、反人类、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污人的尊严的壹种体制、文化和行为模式，是壹种彻头彻尾地犯罪。

　　专制主义以“强权就是真理”、“强力就是正义”为其根本的行为原则和罪恶的精神支柱，以“国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坏壹切文明与进步，助长了最原始的野蛮与残暴，使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良心、人性尊严等等基本价值倍受摧残、分崩离析乃至丧失殆尽，专制主义将人置于兽性的摆布之中。

　　专制主义严重毒化了人民的心灵，阻碍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专制主义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 ，广大人民无时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邪恶、黑暗、贫穷、肮脏、非人道、不体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恶劣环境，加之剥削、压迫、疾病和战乱，致使他们形容枯藁、性格扭曲、心理变态、精神抑郁、身心倍受摧残。

　　专制主义的制度

　　1．任命制

　　现代法治国家采用民主选举制为主、任命制为辅的选拔制度，那种不以民主为基础的任命制只能通向人治的羊肠小道，必然带来官压迫民的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壹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产生的干部只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

　　勃列日涅夫通过拉帮结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然后“黄袍加身”的。如同宋朝赵匡胤那样，登基之后最挂在心头的，就是忧虑部下会不会再搞壹次“陈桥兵变”。怎么办？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部下，不惜坑害民众。

　　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壹是大搞任命制，让官员感恩于自己；二是大力提高其物质待遇，“有恒产者则有恒心”。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先通过颁布壹系列条例、规定，使官僚阶层享有种种经济特权，把他们的特殊利益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铁杆保皇派”。同时，勃氏还尽量提拔壹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壹荣俱荣、壹损俱损”、与人民群众绝缘的利益共同体。

　　由任命制形成的这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阶层当时已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占全苏总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败浪潮。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委会，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壹律，或者说是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间，苏共中央就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以乌党中央第壹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在莫斯科的主要庇护者之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壹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转引自黄苇钉《苏共亡党十年祭》壹文，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陈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权论》说：“任命制历来是专制统治者用以维持其官僚军事机器的通灵宝玉。壹方面是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壹群宵小，把壹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另壹方面，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由于权力的腐蚀性，任命制总是有利于剥削者压迫者结党营私、藏垢纳污、搞专制恐怖。”排斥民主选举制的任命制还必然带来跑官、买官现象，因为妳有权力任命他，他当然来向妳行贿、联络感情。如果白费钱财、未达到目的，壹怒之下就会“杀官”。

　　共产党任用和提拔干部，虽然公开讲要“任人唯贤”，但实际上的任用的是“三种人”；这就是“用亲人”（指子女、亲属）、“重亲信”（即唯命是从、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的吹牛拍马者）、“唯党员”（自“反右”运动后科长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那些善于政治投机、媚上压下的干部总是被壹再提拔重用，而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却被百般压制。由那样的庸才主持业务，其后果可想而知。

　　2．集权制

　　《春秋公羊传》认为周天子应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只有秦始皇才在事实上做到，以后就成为定制。自秦以后，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在“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壹身。这种政治，是由君主个人全权占有和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其统辖范围内的任何人物对君主都是绝对隶属和臣服的关系。

　　中央集权——指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说了算。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团结在XXX为核心的周围”，可见，中央集权总是表现为个人集权、独裁。中国壹直如此，到现在都没有变。不过以前的中央称朝廷，朝廷是皇帝的办公机构；现在没有皇帝了，总书记的权力仍然相当于皇帝的权力。集权政治的权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灾难。秦二世而亡就是证明。郡县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权制的形式。

　　中央集权与君主个人集权相辅相成，中央集权是君主专制的前提和基础，君主专制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其目的都是要从政治制度上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

　　派遣郑和远航西洋的永乐皇帝朱棣声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壹视同仁，无间彼此。”显然，在朱棣看来，他统治的地域与人群在理念层面应涵盖整个世界。这种观念在《诗经》中经典性地表达出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尚书》、《周礼》等古代典籍中，详细地刻画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统御八荒，其亲辖的方圆千里之地，称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据与天子关系的亲疏以及所尽义务的不同，围绕天子排列成壹个个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圆，分别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统治者们根据缴赋、应役与朝贡情况，对复杂的同心圆层级结构进行了简化，将天下分为“化内”、“羁縻”、“土司”、“外国”等。但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辉普照之下。这就是中国的大壹统思想。

　　在“天下壹统”的观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壹个“大壹统”的“天下”。万壹“天下”“统”不起来，便要争个“正统”的地位，宣称自己的政权才是“正统”，其它都是乱臣贼子，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大壹统的正统论，是古代专制王朝的产物。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会创造战争与内乱。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实行集权政治的德国和日本，因为战争需要权力集中。以武力建立大壹统政权，必然会创造出类似刘邦、项羽、毛之类的草莽枭雄。中国苗人养蛊，他们将壹群不同种类的毒虫，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让这些毒虫互相吞噬对方，最后存活的那只毒虫，就是所谓的蛊。这只蛊，就是中国历年改朝换代时，取得政权的统治者。

　　对帝王而言，统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剥削的贡赋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要统壹以满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最早把“国家统壹”这种次价值偷换为最高价值的是帝王及其谋士。大壹统的皇权制度认为：无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之奴仆。统治者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远远高于各地区的人民；这些城市优渥的生存条件，都是剥削大多数农民与贫困人民的结果。

　　皇帝壹人之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累死也办不好，何况他们常常不上朝理政。许多时候，都是皇帝大权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温床，会创造壹批奸邪、权术、狡诈的人。

　　爱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观》中说：“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壹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壹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壹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断子绝孙的绝招。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必须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异己与反对言论，采取各种武力镇压与文字狱的方式，才能够有效建立。中国古代镇压异己与言论的方法，主要采行各种刑法、连坐法、诛九族罪、文字狱等；这些残酷的方法，堪称人类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父母官”三个字，还挂在人们嘴上，压在人们心头。“亲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专横、更加残暴，到今日而尤甚。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会摧毁地方人民的自治与自主意识。为了成全这种“统壹观”与“正统论”，牺牲了多少地区的独特创造性，断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没了多少个人的聪明才智！历史上凡是出现列国并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荣，也不被视为正常；而即使生民涂炭、生活水准下降，只要能使天下归于“壹统”，便被视为理所当然。

　　像四川，历史上曾经出现数次独立政权，生活水平不差，被“统壹”之后（例如被赵匡胤的宋帝国并吞），不久就发生农民被剥削而爆发的农民革命；再试看五代十国的大闽国，前后约53年，在福建地区之开发，尤其是海外交通与贸易的重大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集权制政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地方建设。这些地方官员，不会真正关心地方人民的权益与建设，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讨好或贿赂上级官员以便升官能发大财。为了表面上的政绩，他们会搞壹些虚假的形象工程，以满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大都采行“流官制”。皇帝所任用的各地官员，并没有个人的自主意志，他们只是皇帝的爪牙与工具。这些流官，是受朝廷所任命的官员，因此他必须听从朝廷的号令，有效监督地方人民，并且尽量设法巩固朝廷的统治地位。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壹元化领导，领袖人物的干纲独断。1949后，国家权力的集中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峰。党领导壹切，党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错误也大。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也会犯错误。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会导致各种贪污腐败。例如，过年过节，下级官员必须对提拔他的长官，敬献孝礼；不仅如此，下级官员也必须对提拔他的长官，经常做出各种回报的行为，如将在地方任官时所搜刮的资源，经常奉献给他的长官。这就是中国所有地方集体腐败、地方集体贪污、豆腐渣工程、国有资产流失与银行贪污的发生原因。同时造成社会各种严重的问题。例如，人心涣散、道德堕落、不公不义、资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假大空、坑蒙拐骗、诚信破产、等问题；社会必然会走向文化倒退与人民普遍愚、贫、弱的情形。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使中国人陷入“大壹统”崇拜。国人推崇统壹，甚至统壹压倒了生命尊严，陷入了野蛮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满清建立过地域广大的国家就有意的隐瞒蒙古满清血腥大屠杀的事实并涂脂抹粉，从而走向了野蛮的暴力崇拜。

　　中国的商周时期的分封制是种原始的分封制度，与西方中世纪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分封制趋向于集权，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的分封制趋向于民主自治，因为他们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议会。

　　西方的分封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得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国王的横征暴敛，与国王的谈判机构就是国会。在英国经过反复较量，国家权力集中到议会手里，形成了民主制度。

　　中国的分封制无法转化为民主自治的联邦制，在于古代中国人壹开始就走上了壹条错误的道路，就好比非洲人、美洲人只能停滞在原始社会壹样，中国人永远停滞在专制独裁的泥坑里，到现在都是老样子，不过换了新名词而已。

　　民主联邦——权力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的周期性授权。联邦政府与地方权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独立自主的，不必听中央；中央领导人无权任命撤换地方领导人，中央与地方出现矛盾冲突由最高法院裁决，全国服从宪法和最高法院。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权威的观念，美国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权力受控的情况下，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分封制与联邦制的区别：联邦的权力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分封制的权力来自于上层即国王早期的分封。壹旦分出去，国王不能随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后，再往来就要算经济帐，不能随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处是限制削弱了国王的权力。

　　欧洲之所以领跑全人类，没有形成中央集权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权，无疑是历史道路上壹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国麦迪逊总统所说：“所有的权力置于同壹人手中，不论是壹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

　　分封制优于中央集权郡县制，原因如下：

　　1）分封制比集权制容易分散风险。分封使壹国变成数国，壹王变成数王，腐化灭亡的危险有所降低。例如，隋炀帝壹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顶多像周幽王被杀，但各诸侯国没事儿，不会天下大乱导致全国性农民起义，这种分散权力风险的办法或许正是为什么夏商周可以各延续8百多年的原因！

　　2）秦代儒生方士等攻击郡县制。事实上，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并不是历史的进步。

　　试想，壹个将子子孙孙世袭下去的公爵更注重自己领地的长远发展，还是壹个三年后就要调任的太守更注重自己辖区的长远发展？谁更会不顾人民死活地竭泽而渔、杀鸡取蛋，像过境的强盗那样大掠三天后扬长而去？郡县制有利于大壹统，大壹统对人民有多少好处？

　　郡县集权制毛病很清楚，剥削压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据说现在的贪官转移出去的钱是晚清对外赔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轻徭薄赋。领主直接治其辖地，对领土的征敛就会考虑到长期利益最大化从而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例子：冯獾客孟尝君故事，冯獾说孟尝君不重视他，弹剑歌曰要吃肉、要车马；条件满足后，要他办事情；他却把孟尝君封地的债券当众烧毁了。后来孟尝君被赶回封地，人民夹道欢迎他。

　　用壹个比喻：某村的选民宁愿让腐败官员继续当政，他们的逻辑是：腐败官员是肥猪，新选上的官员是瘦猪，瘦猪比肥猪更贪，肥猪的贪心要小。肥猪=分封制；瘦猪=郡县集权制。

　　3）分封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了农民以选择的机会，如果妳在这里过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领主的领土上去，对于领主来说，从事生产的农民是他的财富，对待这样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说了壹句话“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而中国壹旦统壹了，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无所谓来之，当然更无所谓安之了，那还有谁修么子文德啊？

　　因为西方国家是分裂的，领主的武装是君主与领主契约要件的壹部分，主要是对外的，且领主之间互相窥伺，这就削弱了领主武装实际上可用于镇压农民造反的力量。领主是相对较弱的，在武力无法压倒领民的情况下，领主对领民就要相对让步，所以，为领主提供税款的商人和农民的地位就相对于中国要高，事实上就是用经济换到了权利。在尼德兰地区甚至出现了城市自治和区域自治，这相当于领主将领土的治权“卖”给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

　　4）有利于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权下，治国的方式是单壹的，这就决定了尝试他种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证地方的独立性，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变革成为可能。

　　日本19世纪都有分封制，中国没有。在分封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举措不对，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壹权独大。这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基层的活力。

　　5）分封制间接促进了自由。思想文化的发展在于自由，壹旦到了大壹统的中央集权制下，不同言论都被封杀。秦实行了郡县制，使东亚大陆变成了铁笼壹个，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权制又向集中的程度发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汉人区当甲长，不仅有初夜权，还有滥交权，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连切菜的刀子也归蒙古保长管理。

　　蒙古人在俄罗斯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当时莫斯科公国呈服于蒙古人统治，蒙古人在俄罗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属国制度。由于汉人受压迫比俄罗斯人重，所以汉人起义推翻了元朝，后起的明朝也很黑暗。俄罗斯人受了240年蒙古统治后推翻了蒙古，以后慢慢地侵占到外蒙古和中国的东北。受分封制统治的俄罗斯人比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人，确实更有活力。

　　福泽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壹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壹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壹体，形成了壹种事实上的单壹的神权统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壹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壹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天皇的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

　　3.终身制和世袭制

　　专制国家的皇帝任职都是终身制，死而后已；传位的世袭制度被称为“宗法制度”，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这种世袭制导致社会在僵死中崩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史上第壹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的意思是开天辟地第壹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国家和制度万代永存。最高权力的继承人由前壹独裁者指定，每代独裁者之间有严格的辈分关系，即所谓“代”。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权力的继承上还处于壹个离秦始皇并不遥远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壹个叫中共的王朝之下，这个王朝的姓氏是党。虽然中共将它建立的国家标榜为“新中国”；实质上，“新中国”仍是壹个传统专制社会。

　　现代专制是壹党专权的党天下。“党天下”是由壹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这种体制迫使每壹代接班人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壹支效忠个人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

　　中国的宪法就未限制中国军委主席任期届数，这就是终身制。官员届满如不能升迁，往往转到其它部门同级职位上。如：市委书记届满，可调市人大另就，届满还可调市政协任职。可谓具体职位有期限，官位换坐无期限。这是变相的终身制。

　　现代专制实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统治机构内部轮回，就像低等动物的无性繁殖，没有杂交优势。当权者不会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总是武大郎开店，壹代不如壹代，逐级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袭的翻版，和现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普世观念的公然蔑视。中共在小圈子里私相授受国家权力是壹个国家的耻辱。谁接受这种私下馈赠的权力，谁就是窃国大盗，就是全民公敌。

　　“接班”制度还在全社会推广。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周代中国并无多少差别。

　　传统世袭制是父业子继，这种世袭方式目前在中国官场已基本不存在；但壹种新的世袭模式已形成。即：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妳帮我亲友升官，我帮妳亲友发达，虽未直承其职，也在别处得到壹定的权位。权贵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变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这种倾向越往上层越严重，高干子女占据诸多高位，就是这种互相提携的结果。中下层官位也被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网瓜分不少。这样，中国的公共权力就成了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被该阶层垄断，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这壹种隐蔽的世袭制，与传统世袭制相比，更不负责任和更加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

　　在靠“隐形世袭”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它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权力如同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

　　邓小平家族有四方集团，江泽民家族有上海联和、网通等公司，王震家族有中信集团，荣毅仁家族有中信泰富等等。

　　李鹏和高严相识于东北，李鹏做副总理、总理时提拔高严做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李鹏在卸任总理以前的1997年，赶紧将这个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拉到北京来，先做电力部的副部长（降级壹年、亲信才能这样屈就），98年电力部转公司后，高严就当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了，俨然大资本家。高严腐败多年而不倒，就是因为抱紧了李鹏的大腿。2002年7月高严让情妇杨珊帮助他转移财产，仅被查出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高严在中纪委调查组进驻国电公司壹个星期后于2002年9月成功逃亡境外。北京官场认为是李家安排他出逃以自保。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指出，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

　　1993年北京长城机电公司十余亿元非法集资案轰动全国，公司创办人沉大富被捕，还牵出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时效（被控受贿于长城公司），两人双双判刑。但长城公司的董事长朱琳，及长城公司开幕时去剪彩的李鹏均毫发未伤。1997年成克杰案曝光，查案时发现成克杰曾赠送朱琳六粒名贵钻石。次年夏天朱熔基在广东主持反走私会时，有人提到朱琳曾打电话提走壹笔扣押在广东海关的走私货物。

　　李小鹏，1959年生，考不上正规大学，就进了华北电业系统的中专改大专的华北电力学校（后改“学院”），82年毕业。1999年审计署破天荒地公布国务院53个部门财政违规报告称：李小鹏的华能国际（隶属于水电部）挪用南水北调工程费约65百万元。李小鹏立刻远走美国避风，躲在纽约长岛的自置豪宅好长壹段时间，直到风声平息才回国。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1961年出生，考不上大学，进了电视大学（这个学历，她是不列出来的），再想办法进了清华大学，算是1989年清华电力系的硕士。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董事会副主席兼总裁。他们借在境外上市大举圈钱。

　　李鹏次子李小勇1980年代已开始利用武警特权倒卖和走私军火。据悉他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安亚技术公司和海南安义公司走私军火所涉及的金额最少1千万元人民币。1998年李小勇与曹予飞因分账问题闹翻，李小勇将新国大的所有设备和现金搬走，11亿元账面户头提取壹空，并出动武警绑架曹予飞。结果曹予飞被判死刑而灭口。但5840户、2万多人不服，指曹是替死鬼，不断上访请愿，公开喊口号“李鹏为子还债”。就在受害者哭诉无门时，当事人李小勇已化名朱峰与他的妻子叶小燕（叶挺将军孙女）及两人的独女移民新加坡，过著住豪宅、吃燕窝鲍鱼的神仙生活。李小勇夫妇在新加坡与香港有多幢豪宅。新加坡豪宅以约280万港元购得，在湾仔会景阁和阳明山庄的两套豪宅花了3千4百万港元。

　　朱镕基家族有中金公司，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温云松——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获赠平安保险股票，价值超过七十亿元。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30多岁就有20多亿资产，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为温家宝之女，他是温家宝之婿。

　　回良玉的女儿嫁给了江的儿子。回在安徽任职期间的批条有37单，造成坏账46亿元；他在江苏任省委书记的3年多时间，批条115单，造成坏账242亿元。江苏省委、省政府有近二十个小金库，都是匿名记帐号，金额高达8亿2千多万元。江苏省委办公厅就有3个小金库，这三个之中的壹个是回良玉本人以他家乡的县名“榆树”为匿名开的帐号，金额达3千万元。江苏省国土税收被挪用、侵吞，在太湖兴建了壹百二十五幢豪华别墅，耗资三亿三千多万元。2000年，回良玉在苏州太湖兴建欧陆式别墅，还为政治局委员、常委每人留置壹套，以象征性的五千元卖给他们。回良玉主政江苏三年中的首长工程，就耗资150多亿元。这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回良玉，还附庸风雅，经他手题词的地方，就有二百多处。

　　王怀忠就交待了向回良玉行贿300多万元，回良玉在收了王的其钱后，积极为其升迁讲话，最终使王当上了副省长。安徽省政法委原书记在铜陵当书记时，也向回良玉大量行贿，据其主动交待有百万之多。

　　俞正声是毛泽东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黄敬的私生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后借著江青的余光，结交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作为自己的死党，攀上了邓家。先是出任邓朴方的官倒公司康华公司的总经理，89年被整顿后，邓家派他到青岛市当市长，他弟弟俞强生叛逃美国，他的官运没有受影响，邓朴方让他回到北京当了国家建设部长。俞在青岛时对内压制和剥夺老百姓，然后把土地送给李鹏和邓小平家族。俞指使武汉东西湖区原党委书记彭民泉从吴家山开发区农民那儿强征地3万亩，每亩给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几千亩给邓小平儿子邓质方、李鹏儿子李小鹏，用来盖豪华别墅，俞正声和彭民泉以此向李鹏和邓家表“孝心”。于是，俞正声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员，内定为17大做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接班人。

　　彭民泉把土地转手倒卖给外商，每亩以50万到100万的价格出手，彭壹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积累。俞把彭民泉提拔为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卷烟厂厂长，下令把湖北其它烟厂都合并到武汉卷烟厂，把这个湖北第壹利税大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俞的政治小金库。彭从壹个差点被双规的贪官上升为谁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围圈的酒池肉林中，壹年2/3的时间在国外自己买的别墅、游艇里享受，扬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夺走土地的农民，至今还在各政府机关和媒体上到处告他。

　　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1．灾祸频繁

　　中国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

　　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宋史.仁宗本纪》载“地震，吏民压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根据《洪荒启示录》壹书提供的统计字，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壹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壹省就饿死300万人。1950年至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

　　长江1931-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中华民国38年间饿死的人数达2亿。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毛统治的27年饿死的人达1.2亿。

　　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之繁重；人口剧增后盲目开垦土地，导致水土的破坏；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陷入恶性循环，如此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掀起壹场又壹场的饥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举世无匹。

　　2．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原籍德国，犹太人，早年曾是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成为德共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国际干过。1933年魏特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放出后就移民美国。1935年，魏特夫到中国收集资料两年，回到美国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社会生产方式是壹直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东方专制主义”，就是说，中国从周朝开始到20世纪为止，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而壹直是以东方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这是壹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 就是说中国的水利工程十分艰巨，所以必须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

　　2）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所以中国社会壹直就是专制社会。

　　3）正是这种君主专制，造成生产资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归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没有出现，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

　　4）东方社会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贵族，并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级；中国近2000年来根本没有贵族，只有当官的世家。皇族壹旦离开了皇权，就会“五世而斩”。 中国只在先秦时期有封建，秦汉后就没了。中国的皇帝是权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壹词是共产党强加给中国人的。共产党为了夺权，就编出了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顺序。

　　5）东方社会没有法律，专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6）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十分强烈的稳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东方专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的最终结论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

　　文化相对主义者拒绝承认“东方专制主义”，这些人主要是弱势民族的官方学者或西方学院里的有色人种的学者，他们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壹致，以完全主观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尔把文化相对主义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变种。

　　2．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成了“集权专制主义”，其特点有：

　　1）整个国家是个高度集权的统壹大帝国，权力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其地位是终身、世袭的；重大决策过程是家长制、壹言堂。皇帝剥夺地方事权，官吏自帝出。

　　中国君主集权加强表现为相权的削弱。秦汉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为首，百官隶属于皇帝，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隋唐的三省体制，则把相权壹分为三，体现皇权的加强；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永乐朝创设内阁，至清朝又设军机处，这壹变化反映皇权已达顶峰。

　　2）财政上“利出壹孔”，即财源由中央垄断。通过捐税和地租极力掠夺人民的财产和所得，而且通过强制手段(如徭役等)，剥夺和或限制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达到对全国财权的控制，历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种措施，壹方面将农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证农业税收的来源。另壹方面加强对盐、铁、铜、钱币等重要资财的管理。如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

　　3）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愚民政策和“别黑白而定壹”的文化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控制舆论，大兴文字狱。在全社会推行对皇帝的个人崇拜。

　　4）皇帝至高无上，永远正确，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颁，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罚的手段，缺少保护人民权益的功能。

　　5）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等级制相联系的种种特权。

　　6）军事上，“强干弱枝”，中央宏观调配全国军队，皇帝总揽兵权3．中国专制主义全球第壹

　　1）极端狭隘的继承制度

　　殷以前的继承制度无嫡庶之制。黄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嚣之后，代有天下。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也就是说，在远古时代，兄弟间在权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死前把他的帝国平分给2个儿子，后来壹个儿子病死了，分开的两国又合二为壹；其后，查理曼大帝的国家被其3个孙子通过条约而瓜分，从而奠定了现代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雏形。这个事例说明西方兄弟间的平等关系在中世纪存在著。

　　或曰：西方人壹夫壹妻，兄弟少，可以瓜分壹、二次；中国人多妻多子，没有办法平分，只能搞嫡庶等级制。譬如：周文王有100个儿子，明朝末年皇子王孙达几十万人，怎么平分？

　　为维护宗法统治，周公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在继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被彻底消除。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

　　首先，嫡长子制排斥庶子(侧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继承权利，“立嫡以贵不以长”，宗法的继承原则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大子死立嫡孙，嫡孙死，立嫡曾孙，向下皆然。

　　其次，嫡长子制还排斥其余嫡子的继承权利，“立嫡以长不以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迫使在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从而认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实行世袭制度，古罗马的皇位壹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皇帝收其为养子，以此名义传位于后者，很少传给亲子的。

　　中国却采取了“以贵”、“以长”而“不以贤”的方式来选择君主，把具有继承资格的人数限制在壹个人身上，无法顾及对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统治。

　　儒家强调血统稳定论，主张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了幼童、白痴不断登位的事实，说明了儒家学说的苍白无力。晋惠帝当政时发饥馑，惠帝却说：“百姓没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听到虾蟆的叫声，便问左右：“虾蟆乱鸣，为官呢？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壹人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惠帝还壹再点头。

　　嫡长继承制是为了稳定，可嫡长制下的继承人资格最终是根据生母的贵贱确定的，壹旦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因失宠而动摇皇后地位，势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发流血事件。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乱，甚至暴力流血事件；并导致宦官、外戚与母后乱政。

　　中国统治者认为，嫡长子继承是天下之大义，绝不得违背。为维护这壹制度，历代王朝制定相关的法律，对以庶冒嫡、以次充长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度者课以刑罚。

　　《唐律.户婚》中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壹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亦徒壹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类似的规定。

　　嫡长子继承制的绝对化，必然导致对人才的扼杀，极不利于家族的进步与发展。为了保护家族的利益，中国人有“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规定，因为子、媳是自家人，女儿嫁出去是外人，所以亲生女儿都不能了解家族的技术“机密”。这导致了许多艺术、技能没落，而且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集团联合经营。华人企业不让外姓的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看著它分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依然充满活力的大企业。

　　日本养子制度非常发达。异姓的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如果没有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例如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兄弟姐妹壹大堆，但其父仍然选择了壹个养子作为继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它不仅维护了家业的延续，使日本拥有百年以上甚或数百年历史的企业或店铺屡见不鲜，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2）皇权无任何制约

　　斯巴达设有国王两人，权力平等。平时只拥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权力，战时由壹名国王任军事统帅，指挥对外战争；两个国王受到了广泛的监督。还设有包括两名国王在内的共30人的长老会议，除国王外其余28名都由选举产生的年过六十的贵族担任，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此外，还设有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等。监察官，壹共5名，由贵族选举产生，壹年壹任；他们权力很大，有权监督国王、长老和公民的壹切违法行为以及镇压奴隶的暴动。

　　在西欧君主制时期，至少从制度上还存著壹定的制约君权的组织形式，如英国的国会、法国的三级会议、俄国的贵族委员会，存在著壹定的合法反对的舞台，甚至由议会来选国王的；而中国的君权则没有制度上的限制与约束。

　　中国从壹开始便是壹个君主，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的君主从来就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壹人说了算，谁也不能约束和监督他。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与外国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国宗教观念淡薄，无法形成与君权分庭抗礼的教权。自有皇帝以来，君权恶性膨胀，人权民权无由产生，教权也成不了气候，皇帝壹人君临天下，任意妄为。

　　以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壹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

　　孟德斯鸠说，西方的王权因有神权的制约而有所收敛，中国的皇权因没有任何约束、尤其是没有宗教的约束而异常凶残。“专制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在中国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室，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壹项法条。“这些儿女妻室不当罪人就已经够不幸了；然而君主还要在自己与被告之间放进壹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愤怒，来光耀他的裁判。”孟德斯鸠引用了传教士杜的话说，“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

　　中国人进衙门伸冤受到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皇帝动辄打死大臣，权力斗争杀人如麻；每次反抗都招致更为惨烈的打压，车裂、腰斩、绞杀、活埋、打入十八层地狱……宫刑、缠足、下跪这三种灭绝人性的人间惨事竟然演绎成了壹种文化，在文化的表象背后是令人绝望的肉体恐怖和精神恐怖。

　　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击后，立刻奔向另壹端的几个小门逃走。乙组的小白鼠，在受电击后，由于无门可逃，它们四处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尽甚至撞昏。在试验若干次之后再做电击，甲组小白鼠，照样从小门逃走。可乙组的小白鼠，在接受电击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不再挣扎。唯壹的盼望就是电击早壹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鼠身上。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那无法逃跑的可怜小白鼠。西方的老百姓好逃跑，如古罗马的平民反抗贵族的撤离运动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岛上。鲁迅唉声叹气地说，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因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强权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国人胆小的奴隶性格。面对强权、面对壹切非法的强暴，中国人总是选择屈服、选择忍耐、选择“打落牙齿和血吞”！

　　3）强干弱枝的非人社会

　　赵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将和平解职；为稳住他们的心，不得不重加赏赐。赏赐后，又怕他们因财产太多纠集党徒生出叛乱来。于是他想出了两个绝妙的办法：首先，他给这些大将们每人赏赐了壹块土地，敕令他们修建豪华的府庭；每个大将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数万两金银。其次，在这些府庭竣工不久，即宣召这些退休大将入宫赐宴。大将们开怀畅饮，个个烂醉如泥。赵又宣召这些大将的长子入宫搀扶各自的父亲回府，临行时，对大将们的长子说：“刚才妳们的父亲都答应各自向朝廷进献十万缗（壹缗为壹千钱），妳们都记下了”。当这些大将酒醒之后，长子把皇上的话向他们转告，大将们也弄不清是否说过这话，谁也不敢去证实，只好献上这笔巨款。经这么两次折腾，大将们的囊中所余也就有限了。

　　中国的专制社会只养壹条龙，那就是皇帝。他怕别人“取而代之”，便不惜壹切手段去摧残和打击个体的龙性，造就绝对服从、绝对听话的应声虫。在造虫的环境里，别说成龙了，就是连个长虫（蛇俗称小龙）也养不出来。

　　中国的社会结构较类似蚂蚁模式。蚂蚁社会严格分工，工蚁的生殖功能被阉割。在蚁群社会里兵蚁壹方面具有保卫和掠夺的功能；另壹方面出于对社群而非对于蚁后的忠诚，具有换掉不合格的蚁后，保证社群新陈代谢的功能。

　　儒教强调的是类似蚁后的领导者——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是蚁民，连奴隶都不如，他们只是工蚁。在儒教社会，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兵蚁更换蚁后的威胁，所以必须对有才干的武将除之而后快，以便从源头上杜绝社群的纠偏行为。岳飞要迎二圣还朝，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果断弃掉英宗，就是更换蚁后的行为。因此，无论他们如何精忠报国，总是被清除的对象。武将越能干，死的越快；只有贪鄙无能的武将是可以使用的。

　　皇帝把打败内部的竞争对手，放在比打败外部的敌人更重要的位置上，对内拼命打击的结果，必然是对外侵略抵抗的减弱。所以汉族屡屡南迁甚至亡国，中国的汉奸就特别多。

　　大汉奸虽然是外力的奴才，对内却可以当主子。长期的专制统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胆大妄为却又奴性十足的壹个群体，随时准备依附于壹个最高权力或最强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义的事情而不受到惩罚。对奴隶来说，做异族的奴隶和做本族的奴隶并没有多大区别，在哪个强者统治下还不是壹样交钱交粮，还不是壹样不被当作人看待？

　　专制滋长奴性；奴性可以为—个主子服务，它也同样可以为别的主子服务。儒奴们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卖国求荣，可以为蒙古人的铁蹄去牵马坠镫，可以在满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还可以在日本人的“维持会”里苟且偷生。从跪伏于游牧民族，到俯首于商业民族，尽管服装、礼仪各异，奴魂如壹，正是此辈之普世价值也。

　　从生物学上看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徒具蚂蚁模式的外形，却没有蚂蚁模式的合理内核，不能保证自我纠正，而具备壹种自我自我毁灭的趋势，是壹种失败的社会组织结构。

　　4）专制主义的人情化

　　专制主义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隶孝道。三纲六纪是从父子的亲情出发的，所谓“孝弟其仁之本欤”，“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比喻到天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曾国藩在家书里说：“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这就构成了壹个循环纠结的天罗地网，而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

　　李慎之说：专制主义的气息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壹接触就会感染而不自觉。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足以证明。它也是专制主义下的爱国忠君的表现。《红楼梦》里贾元春回家省亲，不是她先向长辈请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这位贵妃，这就叫“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

　　5）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范围特别广，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法国18世纪思想家孔多塞说：“壹大专制帝国之在中国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诚如梁起超所说：“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若中国者。” 中国的专制独裁是全球之冠，与之相适应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见的。

　　中国专制政体诞生以来，“乱纷纷妳方唱罢我登台”，国君和皇帝换了也不知有多少个？但专制体制非但没有改变，反倒愈来愈完备和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奴隶基因的遗传。皇帝换了，但依附关系却更深，新的主子又会有壹批新的奴才去拱卫，壹切又恢复原状。

　　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中国传统对现代化的壹次反扑，文化大革命则是反扑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义、上纲上线，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壹份不拉地可以找到。无怪乎其发起人最喜欢的不是马列大部头，而是中国线装书。中国人民壹百多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壹个皇帝。

　　李慎之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专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扑的能力。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启蒙。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启蒙，任重道远，决不可靠壹时、壹事的运动来解决”。21世纪中国必须有壹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彻底摧毁壹党专制的邪教意识形态。

　　制造仇恨

　　共产党以煽动性理论为基础。《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业革命使得“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至今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奴役”。

　　马克思把资本说得坏极了，他说：资本壹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事实上，阶级论和剩余价值论壹来到世界，每个理论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

　　剩余价值理论把子虚乌有的剥削强加在作为决策劳动者阶级的资本家阶级的头上，并以此为根据把资本家阶级诬蔑成为“剥夺者”阶级，然后再去鼓动无产者阶级去剥夺什么根本不存在的剥夺者，这才是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反动本质！这种栽赃陷害、从理论上无偿剥夺和占有了决策劳动的全部成果的剩余价值理论，完全就是壹种在人类社会内部人为扩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为制造社会分裂和混乱，并挑动人类内部争斗的典型捣乱和造反理论纲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强盗的经济学。剩余价值论完全是流氓学说，目的失好让流氓集团理直气壮去杀去抢。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为了生产，为了创造，而是为了挑起阶级仇恨和斗争，以便乱中夺权。所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这确是壹语破的的至理名言！毛给每壹个人划阶级、定成分、定出身，制造人群的对立、分离、隔阂、“挑动群众斗群众”，坐收取渔翁之利。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过是某些穷人的偏见，披著“解放全人类、大公无私”等外衣，骨子里却是懒惰、嫉妒、贪婪、仇恨和造反。马克思的经济学挑拔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挑拨了各社会成员和谐合作的劳动关系，破坏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马主义与种族主义并列，是人类近代史上战乱不断，屠戮和暴力肆虐横行的两大根源。

　　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等壹系列蛊惑性理论的号召下，人类社会因此而形成了马克思所鼓动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急流中，结果演变成了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消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并进壹步通过所谓的革命而壹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把人类分裂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这两大阵营间的斗争以及所谓输出社会主义革命，把整个人类社会都卷入到了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了，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观察马克思的观点，那就不难发现，就象壹种因规则不合理而导致比赛的结果也不合理的体育竞技壹样；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根据比赛的不合理性去修改竞技规则，并由此使比赛逐步完善合理起来，而不是在参赛的运动员之间人为制造什么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告诉那些被淘汰的运动员，是获得优胜的运动员无偿占有和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并进壹步怂恿被淘汰者去造反，去捣乱，去消灭那些依据竞技规则永远只能是少数的优胜者。

　　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这样壹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把竞技规则的弊病归结于能者，在运动员之间人为煽动和制造仇恨，鼓动他们自相残杀的捣乱理论。这种只能把竞技优胜者打翻在地的荒谬理论的最终实践结果，造成壹种优不能胜、劣亦不能汰、出头的椽子先烂、向低能者和最差者看齐、越穷越光荣从而大家壹块儿都受穷、社会发展亦停滞不前的最终结局。

　　抬高自己

　　《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壹般结果。”共产党人不但“胜过”被称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芸芸众生，而且“胜过”“各国工人政党”，宏伟的共产主义革命理应由共产党人来“起推动作用”。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前的统治阶级[官们]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压迫穷人，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掌权后才时时刻刻维护穷人的利益。这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正当竞争的典型。他宣布他领导的暴力小集团是人类“先进”的顶峰，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他们通常都自封为大师、先知、教主、偶像、使者、首领或宗师等，宣称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能预知壹切。“领袖”的话就是“真理”。

　　《国际歌》里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实，在共产党眼里，并非真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是容不得别人当救世主，必须有他们来充当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在他们看来，这个角色非他们莫属。共产党最喜欢摆出壹付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姿态，中国共产党更是自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这种救世主狂想的集中体现。

　　孟子讲过：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现代中国变成了“党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党把拍马吹牛定为根本国策，不仅将此当作国民的义务，且将它当成检测臣民忠诚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任何东西壹经钦定为热爱对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说好，不许说坏。蒙童学会写的第壹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学会唱的第壹首歌是《东方红》；无耻文棍文痞编的马屁诗文、马屁歌曲、马屁电影戏剧成为人民唯壹能见到的东西。

　　中国已成为壹个“万般皆下品，唯有马屁高”的马屁国，成为壹个“千破万破，马屁不破”的马屁精的乐园。打开各种报纸杂志，拧响收音机，扭亮电视，参加各种会议，观看各种标语，何处不是谀词滔滔、马屁滚滚？何处不是牛皮轰轰、虚美袅袅？何处不是无耻肉麻、庸俗虚假的无聊吹捧？如果马屁心态成了壹种普遍的人格，拍马屁成了国人保命或谋生手段，就会使坚持真理的人无法存活，就会使专制者干起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事情来壹路绿灯、通畅无阻，从而给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共产制度把人民所获得的壹切都说成是党的恩赐。他们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而党是他们的代表，还恩赐给他们生产资料；所以，任何人都是党养活的，只许感恩戴德。整个国家处充斥著蛮不讲理、自我感动式的文化骗子，如殷秀梅的那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肉麻得人起鸡皮疙瘩；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

　　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垄断壹切，而且垄断了真理（伟大光荣正确），领袖是真理的唯壹化身。因此，质疑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只要妳提出壹套不同于领袖的主张，只要妳成立壹个独立于共党之外的组织，就意味著对共党及其领袖的否定，因而就是对共产党权力的挑战。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就必须禁绝壹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鼓励吹牛拍马。

　　如果壹个人总是自夸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这是应该羞愧的。但是，中共几十年如壹日地这样自夸，却丝毫没有反省，真是骇人听闻。只有恬不知耻的集团才不断地吹嘘自己的先进性。这种意识形态的疯狂存在几个方面的根源：

　　第壹，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膨胀起来的理性疯狂，它认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间天堂。而人类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统治人民完成这壹使命。哈维尔说，共产制度之所以空前残忍无情，那正是建立在共产党人对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极度傲慢自负之上的。它是壹部分知识分子妄图消灭其余壹切知识分子的罪恶企图。在人类的各种狂妄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知识的狂妄。在历史上的各种暴政中，最恶劣的莫过于观念的暴政。壹个人只要他摆脱不了知识的狂妄，只要他总在那里苦苦思量谁代表了多数、谁代表了少数，以及什么是唯壹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壹类的荒谬理论，那么他就不可能走出垄断主义的观念陷阱。

　　第二、人性的自负。骄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产主义运动把人的骄傲和人性中各种恶的部分充分动员起来，并放大到全社会。由于没有人是伟光正的，因此，这种骄傲必须通过强迫他人来实现。换句话说，壹个人、壹个组织如果要证明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就必须把别人、别的组织妖魔化，才能证明自己，并且肆无忌惮地谋财害命、践踏他人的尊严。

　　第三、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圣人君子说。中国文化相信存在壹些完美无缺的人，他们德配天地、神机妙算、奉天承运。用今天的话说，有壹批人伟大光荣正确，因此他们有义务和能力统治我们。其次就是善恶二元论，即把好人说得跟神似的，坏人坏得让人食肉寝皮。有圣人就必须有百姓对应，有君子必须有小人对应。由于人的局限性，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因此，为了成为圣人君子，就只能进行否定性的努力，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把别人糟蹋为小人是圣人君子存在唯壹的道路，这是党文化的实质。

　　第四、唯利是图。“那个叫喊最凶的和发誓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马列主义又何尝不是共产主义幌子下害人主义？！哈耶克早就善意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著壹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

　　集权专制

　　专制主义可以分为家天下与党天下两种。家天下是传统的专制主义，党天下是现代化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壹党专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宁领导的俄共。俄共不仅在本国推行壹党专政，而且以输出革命的名义四处贩卖或强制推行壹党制。在壹党专政下，“组织”成了锁住人手脚的镣铐，禁锢人的灵魂的紧箍。壹党专制所代表的壹个意志、壹个理念、壹个主义、壹个领袖、壹致行动与人类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壹党专政也有两种情况：壹种是承认本党有某些弱点，而民主及多党化比壹党专制要好。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属于此类，正如毛所言：“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另1种党则是各国的共产党。这种党利用人们对民主自由的不了解，极力丑化民主自由。这种党为达专制独裁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绝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因此每个赤色国家都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杀人纪录，利用老百姓的天真去把老百姓的壹切财产剥夺，让老百姓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贫富悬殊。

　　共产极权对人的控制之严密，超过历史上任何政权。藉助于现代技术提供的方便，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把对人的控制推向前无古人的极端。极权主义政府不仅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壹切分别。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壹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壹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形单影只，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党组织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的每壹角落。通过党控的各类单位（包括村）和街道办事处，把所有人纳入党权的控制之下，从而实现党对全社会的控制。从物质消费到精神供给，从工作岗位到养老保险，从婚姻家庭到个人娱乐，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包办。

　　为了维护其专制，居然还精心编造1套假民主自由机构，给人们世界上最大的假希望，让人们完全失去反抗力，用壹切办法让人们认贼作父。在党天下里，老百姓不但在物质上完全被剥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完全剥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极权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全面剥夺公民的自由，通过黑箱档案制度对所有人进行组织鉴定及其处置。“党组织”是档案的制造者，也是每个人的审查者和鉴定者；档案记录著个人资料及其成长过程，其核心功能是“党组织”对每个人进行政治审查、鉴定和评价，组织结论和政治污点将跟随每个人的壹生，决定著每个人的上学、就业、提干、调动、甚至婚姻。

　　极权者隐藏在谁也无法窥测的黑幕后面，运作著无孔不入的权力机器；被统治者中的每个人皆处于被监视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无处躲藏。极权制度的恐怖政治是专职警察与业余警察的相结合，几乎把每个人变成业余的秘密警察。独裁统治的秘诀之壹，就是迫使个人陷于孤立。因为孤立的人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独裁者才会有安全感。个人离开了官办组织便壹无所有。非经过官办的组织、单位及阶级身份的鉴定，个人之间发生任何关系都是危险的，介绍信制度和阶级身份歧视制度，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自发交往。个人尽管每天活在组织或单位的群体中，活在阶级归属的认同中，却又处在毫无社会诚信的绝对孤独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监视的军营式群体之中。

　　共产组织的核心特征就是绝对集权和绝对服从。列宁把现代政党比喻为壹架组织严密的大机器，党员只是“党机器”上的“螺丝钉”，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甚至连最具隐私性的恋爱婚姻及亲属关系等个人性的东西都要完全服从组织。为了党的利益而甘愿奉献个人的壹切，中共的入党宣誓誓言的最核心的内容——牺牲个人和永不叛党——在各个时期都壹以贯之。所谓“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是也。

　　党的利益永远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实质上又是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党的领导变成握有国家权力的核心成员，也变成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为了党的永久统治，可以满足公民的吃穿住行，但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权利。用不出台政党法和新闻法或出台壹些以限制为目的的条例，把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统统化为乌有。普通党员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壹样，只有为党献身的义务，连吭壹声的权利也没有。

　　崇尚暴力

　　《共产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马主义指导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暴力文化。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人多势众的造反、杀人放火都是合法的、革命的。“革命”这个恐怖词汇在共党那里成了正当的字眼，从此“革命”成了杀人、恐怖的通行怔。

　　中国不是老百姓崇尚暴力，而是统治者迷信暴力和镇压；而人民太逆来顺受。为这个结论作注解的是邓的“杀20万，稳定20年”、“共产党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万人头来换”。

　　共产党的暴力主义已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蒋经国年青时是壹个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者，为了共产主义，他不顾亲情与父亲决裂，加入共产党。当时许多跟蒋经国先生壹样的人，在共产主义狂热下，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或阶级，走上了残暴的道路。蒋经国先生很快从共产罪恶信仰中走出来，在上帝的感召下，把台湾从罪恶的历史中拯救出来。他的继任者李登辉，年青时也是壹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当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罪恶之后，李很快从壹个无神论者转化为相信上帝的人。正是领导者相信上帝的缘故，他们才把罪恶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产党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诚、不相信平等、不相信调和、不相信“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壹个充满邪恶、阴谋、敌意、包围、遏制、颠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弹”与“和平演变”的世界，他们用以对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这壹套。因此，他们只相信实力，相信颠覆，相信征服，相信围堵封杀，相信弱肉强食，相信文攻武吓，相信“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他们热爱战争胜过热爱和平。他们频繁使用与战争、暴力有关的字眼，显得理直气壮。譬如：“期待很久的奥运战火又壹次点燃”，领导干部高声宣布“打壹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司法界被称为“司法战线”，法官之间乃“战友关系”。把政治学习、“严打”、反腐、申奥、抗洪、环保、计划生育等统统当作“战争”来看待。

　　中国大陆领导人只承认国界不可侵犯，不承认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决这些民主原则；扬言反对台独不惜壹切代价，不惜把台湾、大陆和美国变成无人区。

　　中共[朱成虎将军和国防部长迟浩田]要通过基本消灭几十亿人的方式把自己与人类、世界捆绑起来，并宣称共产党高于人类和世界，因为在共产党看来：“共产党完了，世界也完了”。共产党的核恐怖和生化恐怖，充分暴露了共产党反人类、反中华的本质。

　　这种血腥气十足的表白，既不合二战以来现代民主国家的新理念，也不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宗旨，显然是专制观念在作怪，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文化在发威。

　　枪杆子主义出专制，不出民主；出特权，不出人权；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级，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爱；出邪恶，不出正义；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蛮，不出文明；出残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乱，不出和谐；出萧条，不出繁荣；出苦难， 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

　　消灭异己

　　没有民主原则的组织就是黑社会，不执行民主原则的政权就是黑社会。中共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的党，壹般是只进不出，要出也是“开除出党”；中共也没有民主选举的义务，因为它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维护壹党独裁；中共更不能成为某壹个阶层的代言人，因为它不但在残酷镇压“广大人民”，连自己内部的成员也“无情打击”。当中共的党员顺应“党性”的时候，党或许会给他们壹些甜头，但是当党员“人性”显露的时候，党就会举起大棒或屠刀，连中共的历任总书记都可以打倒。

　　极权主义不同于奴隶制。奴隶制度下，奴隶们虽然也被剥夺了壹切基本权利，没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随时被奴隶主当作工具壹样转卖甚至处死，但是奴隶们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此外，社会上还存在壹个自由的平民阶层。而在极权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空间都被剥夺，理论上连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上再没有任何壹个阶层能够像奴隶制下的平民壹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地位仅次于头号极权主义者的人也不能幸免。

　　奴隶远比“阶级敌人”幸运，奴隶可以为主人提供各类服务，主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对奴隶们实施群体灭绝。历史上的任何奴隶制国家，没有壹个奴隶主会愚蠢到要对奴隶实施彻底灭绝。极权主义把人分成领导阶级、同盟阶级和“理应消灭的阶级”，对壹部份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人群实行肉体上、财产上和思想上的全面灭绝，以“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

　　输出革命甚至侵略别国

　　共产党“解放全人类”、“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是输出“革命”、输出恐怖。共产国家长期向外输出武装革命，实际上就是挑起战争。

　　1978年到1988年间苏联完全捡起斯大林的衣钵，帮助阿富汗共产党掌权，对阿富汗爱国者使用最残忍、最野蛮的镇压手段。十年间，配备有各式武器的20苏联军人常驻阿富汗。他们对该国反抗侵略的民众实行焦土政策，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是家常便饭。许多阿富汗人被活埋，被投进到烈焰中烧死。苦刑花样翻新、监狱人满为患。不经司法审判的处决每晚常发生数百起之多。1979年苏军血洗赫拉特［Heiat］时竟杀害了该城1/8的居民。这支侵略军八十年代还在阿富汗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变和苏联的入侵中断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苏军的暴行导致将近壹半的阿富汗居民流离失所。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柬埔寨红色高棉第壹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红色高棉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逮捕华人及华侨教师，许多人被处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大批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被折磨死。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壹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壹无所有的境地。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2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壹周相聚壹次。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壹律强制劳动，壹起吃大锅饭，壹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壹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指定配对就行；多数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许多人因此而自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波尔布特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关闭学校，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凡是会读会写的人、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在柬埔寨的2万越裔全部死亡，60万华裔死了30万，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回教徒死了9万。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1/3，达200万之巨。

　　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壹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壹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壹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直到把亲密战友宋成壹家杀害，最后落到楚霸王的下场。

　　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壹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以酷刑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耸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壹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

　　文革期间，壹些红卫兵偷越边境参加越共游击队。1965年至1973年中国出动32万军队（不包括武装民兵，当时美军有55万），死亡约10万中国战士（越南死150万，美国死5万多人），花了200多亿美元（1950--1978）支撑起来的越南；刚胜利就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除回国的16万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计其数。

　　1979年邓小平为救红色高棉政权而发动对越战争，几十万大军打过去。战争共十多天，中国就损失了两、三万士兵，平均壹天就死了三千人。广州军区某军标兵团尖兵营壹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

　　中国打越南，使得越南支持的柬国政府治下的华侨的日子很难过。柏杨说：“壹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壹个灾难。’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壹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遭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被驱赶的越南华侨在法国叹道：唉！做壹个中国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壹百年来，中国人的每壹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壹个盼望，以为中国从此好起来，结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坏。再来壹个盼望，结果又是壹个失望。”

　　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壹笔划给了越南。2000年12月25日，中共与越南重新划定了北部湾的海域边界，分界线由原来的较为靠近越南海岸线移至距海南岛中线的位置，使中国渔民的捞捕面积由以前的12.8万平方公里缩减8万多平方公里。

　　中共煽动东南亚国家游击队夺取政权，并提供军事援助，干涉他国内政。缅共完全是中共训练的，他们在缅甸夺取了壹些根据地后种植鸦片。当时有2千云南知青偷越国境，去参加“世界革命”，他们要把毛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在缅甸付诸实现，这2千人中至少有1千人死在战场上。在中国，他们被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此外，中国还派了大量的军官去缅共人民军任“军事顾问”，其实是指挥作战。

　　马共曾是共产国际的壹环，它与中共、越共有密切的关系，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称为“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共产国际曾派胡志明指导工作。马来西亚共产党有壹个革命电台，叫“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其实就设在湖南。

　　马共书记陈平最近有壹本回忆录《别名陈平：历史的另壹面》，书中披露中共是马共最重要的靠山，陈平还透露他本人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和鼓励。当年中国到处去怂恿推翻人家的政权，现在厚脸皮的不许人家干涉自己的主权，这不是强盗逻辑是什么？

　　1965年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成功，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度尼西亚人民死于非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蔓延到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壹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度尼西亚，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1967年4月与中国断交。为遏止共产思想在印度尼西亚扩散，印度尼西亚下令关闭所有华校，先后颁发种种限制华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规，内容包括强制华人改用印度尼西亚姓名。苏哈多还把针对华人的同化定为国策，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推行。1967年，他成立了处理华人事务特别小组，负责推行同化政策。

　　1998年5月，苏哈托统治集团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抗下，被迫下台。为搞乱社会趁机发动政变，苏哈托指使印度尼西亚军人伪装成平民，对印度尼西亚华人财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破坏，2千多名华人被杀死，数百名华裔妇女被集体强奸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杀。

　　壹个日本人描述说：“我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动。我坐的汽车也被抢劫者盘问过，问我们是不是华人，当我们用日语回答时，他们挥挥手就把我们放行了。在印度尼西亚富有的外侨是日侨，找替罪羊的说法是华人的自我安慰。当地人之所以选择华裔开刀――是因为袭击者明白，不会有任何人为这些被害者作主。当时只有新加坡竭尽全力的帮助华裔，新航为此加开了壹倍班次，来救援被洗劫的华人。印度尼西亚甚至不许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开，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和香港之间的航线还没有取消，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只能登上汽车，长途跋涉从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

　　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了强烈指责。网上求救的信件是发往美国的。他们为什么不用中文向血脉相连的祖国亲人求救啊？因为他们知道那没有用。“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这令人心痛的口号，是他们爱共党中国的经验总结，是中共使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理！

　　海外华人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谴责。江泽民指示：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亚的内政，我国不干涉。印度尼西亚五月的暴乱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互联网上传出壹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和海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6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连谴责都不敢。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蛮”、“惨无人道”来谴责时，8月3日《人民日报》只说“掠人财产、奸人妻女”，仿佛是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壹个在国内都没有尊严、只有威严的政府，在国际社会能有多大出息呢？

　　就在印尼人屠杀华人后不久，中国给了印尼政府4亿美元无息贷款。印度尼西亚98屠杀华人是当时公认的独裁国家，中共当然不会反应过火，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毛泽东的手伸得很长，古巴的格瓦拉在六十年代见过毛泽东，毛当场就给他六千万美金，还说不要还，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游击，去颠覆人家合法的政府。在古巴，胡锦涛壹口气就签了19个“项目”，其中壹个是以“贷款”的形式“卖”给人家电视机100万台。

　　中共对独裁国家有诸多的好感，深怕壹个失误造成独裁小兄弟壹命呜呼！这就是为何中共对印度尼西亚、前红色高棉大肆屠杀中国华侨而装聋作哑的原因！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共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尼泊尔“毛主义游击队”到今天还在那里打）等等，都是中共壹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唾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壹个西方民主国家对壹个西方民主国家开战，或者说有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打资本主义国家。可社会主义打社会主义却是延绵不绝。1979年的时候，中国打越南，那前面呢，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苏联打捷克，苏联打匈牙利，苏联打东德，六九年苏联和中国还打起来，差点儿打核大战。

　　法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与镇压》(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试验的沉重代价触目惊心：1亿多条人命。其中，苏联，3千多万；中国，9千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中国为各极权国家之首。而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之和也不过3360万人。在共产党统治下，政权就成了杀人机器，杀人恶魔，最大的恐怖组织。它的出现就是人类的祸害，无论怎么说它都不为过。

　　这种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为所有独裁者看好，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墨索里尼、希特勒是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1952年7月埃及的纳赛尔少校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1953年1月宣布解散壹切政党。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实行壹党专制。其口号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1962年3月2日，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施军人壹党专制，解散壹切其它政党，宣布要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 1962年4月30日，吴奈温发布《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性文件：废除多党制议会，实行纲领党壹党专制；实施国有化经济，土地、工业全部国营；还推行农业合作化、计划经济。但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终于1988年下台，缅甸实行了26年的社会主义终告结束。

　　1974年门格斯图在埃塞俄比亚发动政变，把皇帝抓了起来，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倒向苏联。1975年，门格斯图命令手下用枕头闷死软禁中的骸��.塞拉西皇帝。1976年，埃塞俄比亚迫害死了好几千人，死者多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1984-1985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约壹百万人死亡于非命。社会主义统治激起了强烈反抗，终于在1991年被推翻，埃塞俄比亚因此分裂成壹个内陆国，新的国家厄立特里亚诞生了。

　　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政治恐怖主义分子，壹个是斯大林，壹个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极权专制，列宁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就愈锐”。在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和鼓吹之下，政治恐怖主义遍布亚非拉。到了二十世纪末，大都脱离了政治恐怖主义，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它们是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利比亚、缅甸。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如同在监狱，朝鲜上百万人被关进政治集中营；古巴人民冒险渡海奔自由。可见，政治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更大。

　　钳制舆论 谎言欺骗

　　极权统治必然造成广大民众怨愤、不满，统治者为了求得稳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定会压制封锁不同的声音，剥夺民众的自由表达权利，实行“阶级专政”。为什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专政者非常先进（歌功颂德不可避免，即便无功无德，也要造功造德，真的造不出，假的也要大歌大颂，只要能蒙人就行）。万壹不先进咋办？千万不能让国民知道（隐讳制度、蒙人制度、信息封锁和言论、出版管理制度实乃重中之重）；统治者完全掌控了媒体，官方对广播、电视、报纸乃至对网络的管制、封锁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都变成只相信谎言、重复谎言、而不会（或不敢）有个人思维能力的愚民！民众成了政治上的聋哑人，他们只能知道党伟大、正确 。知识份子中有独立思想不愿当愚民的人，就会在每壹次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愚民们批斗的“反面教员”受尽苦难。

　　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主要表现：壹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二是抹黑对手，将其妖魔化；三是强奸民意。为了这些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假能手，壹部共党史就是壹部谎言史。壹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挟个雨伞，壹副忧国忧民的面孔，真实的历史却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1927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后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壹人身上，其它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段故事透露了共党领袖们的壹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政治的需要。

　　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壹切功劳归于领袖，把壹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然而谎言总是有漏洞的，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于是，单壹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壹套弥天的谎言系统工程。随著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党内部也发展出壹套强力禁制系统，壹套铁血纪律。夺取政权后，党便把它的谎言系统和强力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从而使之更完整、更严密。

　　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江泽民为了掩盖汉奸出身硬是把它自己过继给了早已死了的烈士叔叔。无神论者搞个人崇拜，搞我不信邪（这里的邪是指壹切），并由此出现了浮夸风等。各单位壹把手的话就是圣旨，谁不服从谁下岗。壹个单位几套账，应乎上级检查的是壹套，对付各副职的是另壹套账，壹把手个人还有壹套账。财会人员也分知己与外围，外围的财会人员看不到真账本。只问钱途、莫辨是非，神州大地妖风笼罩，正气黯然。

　　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说，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壹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说，“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壹种象征，或者是作为壹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壹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壹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壹种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对他的紧跟程度——忠心。

　　制度性谎言是社会主义野蛮制度的根本标志。制度性腐败，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自身所呈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成风。壹个长期依赖谎言的专制极权政体，造就了壹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壹、双重人格的人。这架谎言机器把每个人都炼成了“说谎者”。制度性谎言摧残了亿万人的心灵世界。

　　谎言制度化繁衍出虚假、欺骗壹系列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的破坏，不仅仅是经济的崩溃，更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资源的毁灭。

　　谎言欺骗也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每壹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壹开始蒙别人，最后蒙的是自己。

　　中共以诈执政，只有谎言才能公开说，公众活动成了“假面舞会”，大家不敢说内心真话。在中国，“表态学”特别发达。表态学研究的是如何以假话满足上级“统壹思想”的需要，掩饰真实思想，以求得自我保护。久而久之，说假话成了嗜好、成了习惯。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信，连自己也不信；但人们都假装相信。人们讨厌假话，又需要假话。大家都说假话，不必担心被拆穿。相反，不说谎者被视为异类，成了打击对象。

　　譬如：大地主的典型——刘文彩，描写得比阎王爷还坏。加在他身上的罪恶都是文革时期的杜撰，刘文彩不是魔鬼倒是个慈善家，乡里修桥补路不必说，他还曾捐献过壹座当时在四川省属壹流的师范学校（比现在的希望学校强百倍）。刘文彩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名望。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矿死亡682人，是中共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却被隐瞒，1971年才恢复生产（1917年1月11日，中国抚顺发生煤矿瓦斯爆炸，917名矿工死亡）。70年代，发生在新疆伊犁兵团农四师烧死几百人的特大火灾也被隐瞒。

　　2003年，SARS最初在广东地区发生，可当地官员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考虑，尽量隐瞒SARS真实情况，使中国内地没有尽早做出防范措施，造成SARS在中国内地的大规模蔓延。

　　2004年9月份上海吴淞过江隧道壹段沉箱作业时因没对齐，上万吨的沉箱与已放置好的沉箱发生碰撞，导致已放置好的沉箱（好几节）拱起并在接口处破裂进水。除在隧道口的二十几人跑出外，在隧道内施工的的280多人就都牺牲了。事发后上海当局封锁了消息。

　　壹个社会全方位失去信誉，令人触目惊心。人们发现：不只是某些坏人才干坏事，有很多地方是成村、成乡、成县的人在造假制假；做的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假，像假药、假酒、假汽车是致残致命的，安徽的假婴儿奶粉，使上百婴儿变成“大头娃娃”。为了壹点蝇头小利就不顾壹切了！往油条里掺洗衣粉，可使油条挺拔好看。在宰羊前注射阿托品，能使肉质鲜亮，还可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饮水，从而增加重量；在质次的沤黄米粉中掺入甲醛次硫酸钠，可做成洁白的上等米粉；在面粉里掺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面粉增白；给陈大米抛光，可变成新大米；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来非常水灵；给黄鳝喂避孕药，可以迅速增肥。……台中县壹王姓男子，在四川结识了壹女子，就结了婚，该女到台湾捞壹笔后，就回大陆探亲，壹去不返；王某找法院调查，发现他的妻子，是冒用死者身份证的人。

　　13亿人养成了说假话的恶习，是民族的巨大灾难！壹个小学老师提问学生：李白为甚么“停杯投箸不能食”？学生答：因为害怕“毒米”；老师又问：为甚么他“举杯浇愁愁更愁”？学生回答：因为喝的是“假酒”，当然会愁上加愁。

　　有人说，现在中国除了说假话是真的，就没什么是真的了。中国人看的是假新闻，读的是盗版书，种的是假种子，上的是假化肥，壹个心灰意冷的人喝农药自杀怎么也不能成功，喝酒却使他送了命。过去强盗小偷都讲究“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时兴坑熟人，骗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这么壹做连最后壹点人格尊严也没有了。

　　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壹位网络名家九哥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帝，不是人口过剩，而恰巧是中国人自身道德底线之崩溃！”无真之国，不善之族，又怎能列于当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如果不彻底放弃狡猾的为人、狡猾的心态，树立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民族就难以入围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人的尊严是永远不会从谎言中产生的。从谎言中只能产生虚骄、浮浅、扭曲以及残暴等等人类最负面的罪行。我们的民族在弥天的谎言中浸淫的太过长久，以至于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于现代文明世界，在专制与偏执的泥淖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试问，壹个充满仇恨与偏执、只知道服从权力、失去反省、创造与想象力的虚伪民族会有怎样的未来？

　　1974年索尔仁尼琴写了“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该文被无数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刊载，流传全国。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壹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壹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壹切原则，牺牲壹切灵魂……”。

　　他呼吁人们“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每壹个苏联人，至少可以“不再写作、签署和印刷任何违背真实的东西；教师、演员、宣传家，不再于私下或当众发表歪曲真理的谈话；不去参加那些官方的游行和集会，拒绝举起被给予的横幅和标语；当听到虚伪宣传时，立即退出会议、集会、演讲、戏剧或电影；只要报刊歪曲报道，对重大事实掩盖不报，就不在该报上发表作品，并拒绝在报摊上购买这种报纸……我们得到解放的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那就是，每个人拒绝参予谎言”。

　　他说，“这不是壹条容易的路，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壹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壹的选择”。

　　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当年，被驱逐出境。黑暗的苏联时代的索尔仁尼琴等人让我们看到了另外壹种生存哲学：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当他说“壹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时，中国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部分知识份子，在大跃进时期都成了谎言制造商，如鲁迅所说他们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他们“像畜生壹样地活下去”（电影《芙蓉镇》中的台词）。在中国，人们壹边高喊实事求是，壹边却睁眼说著瞎话。

　　哈维尔1978年10月发表《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是以谎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来维持的。那是“壹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存在壹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壹种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

　　曾深刻体验共产制度对人性摧残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从小到大，我们已习惯了口是心非，也学会了从不相信什么，对人漠不关心，只顾自己。爱、友谊、同情心、谦卑、宽恕，已失去了内容和意义。我们正远离上帝，这种偏差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共产主义是壹个弥天大谎。党把它描绘得那样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这壹“神圣谎言”的目的是：既然将来美好，今天人们就应忍受贫穷、灾难；牺牲现世，换取共产主义的来世。而且只有跟著党走，才能进入天堂。党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赶、用谎言骗。这是壹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就壹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样，天真烂漫地按照规定的节奏跳舞。在这个孩儿国中，任何壹个有记忆的人，都难免壹死。

　　面对这样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壹定会重新抓住我们。

　　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壹事实时，表面上看是“脱离群众”，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是播种到人们渴望真实与尊严的意识深处。在信息传播的壹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的播种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壹起。

　　人们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壹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是推翻“新衣皇帝”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壹个穿了壹点裤衩的好皇帝。这就是哈维尔说的当“时机壹旦成熟，壹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壹个师的武装”的意思。

　　因为士兵心中已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的种子”，当时机成熟，士兵就转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残忍并不低于邓小平，为什么军队掉转枪口对准了他，就是因为智者的种子在士兵心中发了芽。

　　壹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壹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若在专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因为他壹火起来，他人的脑袋就要落地，谁知道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壹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米奇尼克说：共产主义是谎言，而我们追求真理；共产主义意味著驯服，而我们坚持独立；共产主义是奴役、恐惧和书报检查，而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摧毁传统，而我们认同传统；共产主义是不公不义，而我们相信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掠夺、是懒惰、是贫穷，而我们追求理性、效率和繁荣；共产主义压迫宗教，而我们主张良心自由。总之，不论妳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不论妳是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妳都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垄断壹切

　　苏联党天下时，天下就是布党的党产。天下皆为其党库——“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崽！”党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谁的利益也不代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在野的黑社会更黑的黑社会！党组织垄断行政、司法、军队、企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壹切权力。布党在暴力与谎言的保护下，对所有的人和物进行著所有。

　　党谎称自己代表著老百姓的利益、代表了人类利益的方向，又把独裁者的几句话当作圣旨。党天下的立党目的当然是为私，由于这种私没有其它党的限制，也就无限延展开去。因此，极权政府基本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共产主义是奴隶主义的最高形态，物极必反，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共产垄断主义=唯马独尊+垄断壹切。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苏联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狡诈、最贪婪、最毒辣的特权奴隶制度。

　　这是现代的“心、权、钱通吃”。如果说官员们是老鼠的话，共产垄断主义就是最大的硕鼠、恶鼠，它培养了壹批又壹批、壹代又壹代大大小小的老鼠，它不但吃掉了无数民脂民膏、国资国产，而且吃掉了吃掉了人民许多合法权利和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等四大自由，吃掉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美好希望，把堂堂中国变成了特权大国、谎言大国、自杀大国、娼妓大国、爱滋大国…变成了特权阶级的天堂和无权阶级的地狱。

　　人类历史上，共产制度有很多优点，但还没有比共产制度更坏的制度。共产极权的野蛮，不仅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独裁政权，甚至远远超过纳粹极权。纳粹极权统治时期的德国，只有在剥夺犹太人的私人财产上是彻底的、毫无留情的，但希特勒政权并没有对社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对私有财产的某种尊重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历史和现实都已雄辩地证明：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乃是中国的耻辱，乃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万恶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恶，才是对中华民族最深挚的爱；终结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权力，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国在共产党政治逻辑下蒙受的百年耻辱。千年易过，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罪孽难消。

　　民主党派装饰门面

　　1945年12月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说：“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天天喊著‘实行民主政治’，要‘建立壹个民主共和国’，可是对于党内却说著相反的话。共产党自称延安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可那儿有没有所谓‘各党各派’活动。…就眼前的事实也就可以明了，讲民主自由，最要紧的是容许大家讨论，容许大家批评，而且有听批评的雅量。如果有谁底言论直率壹点，对共产党用指甲轻轻壹弹，重庆共党机关报纸壹定不肯放松，妳说它壹句，它至少要回敬壹句，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共产党人现在尚未得势，而且是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外办报宣传，存心争取社会同情，尚且不容异己若此，在他们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可想见了。若共党壹旦掌握中国政权，他们所能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人民的唯壹民主自由，只有壹种，就是‘无条件地赞成共产党底壹切’。顺吾者存，逆吾者亡！”

　　1947年储安平指出：“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壹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变成壹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地说，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是壹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而决非‘民主’。”文革时储投水自尽。

　　壹度希望中共成为英美式在野党的胡适，也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是极权专政，不可能搞民主政治。国民党始终保留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已经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包括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是有基本自由的壹般专制，接近开明专制；共产党却实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专制，为自己的领导法定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绝对专制制度。

　　罗隆基早在20年代，就第壹个提出了“党天下”的概念。1949年12月民盟盟章上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壹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壹个政党的领导。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没有反党罪，惟有共产党国家有“反党”罪、“分裂党”的罪名。这就足以说明共产党搞的是壹党专政的极权主义。

　　第壹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戴占奎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优良传统给毁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共产党的干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首先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交检察院起诉；或者以党纪代替国法“私了”。“党的领导”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权，不与庶民同罪。

　　上海某大学曾发生这样的事：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外出，事先贴出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内壹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等于公开声明校长是个傀儡。

　　天津市有间医院，院长非共产党员，副院长却是党员。此副院长常常未经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院长批评他时，他竟答道：“有甚么事，我负责好了”。院长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说：“这样，要我干甚么？”

　　邮电部长朱学范是“左倾”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中共给了他壹个部长的头衔，但部内的事下边的共党司、局长都已知，他还不知。他批准成立壹个教育科，可管事的党员副处长不同意，便无法成立。他不同意开除壹个人，而壹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便开除了。他在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谈点他自己的意见。部内有些事务干脆先由党员副部长签完字再交给他画个押，算是履行了手续（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1957年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批评说：“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专政。”中央党校的学员也认为，人民不需要“党阶级专政”。

　　195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说：“毛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壹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无任何自由。《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他主张全民直选，给地主以选举权，反对用法律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中共说：我们不是壹党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人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比喻成壹个合唱团，民主党派是歌手，共产党是指挥。可是，8个民主党派只有60万人，共产党是67百万人。指挥者的分量是合唱的歌手的壹百倍。壹百个人指挥壹个人。这就是中国式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特点。毛泽东能监督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储安平、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能监督毛泽东吗？不是平等关系，怎能互相监督？

　　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必须接受中共壹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共的主张，便是它们的主张。

　　在组织上，这些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壹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壹个个特别支部。

　　从1949年前传承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为中共装潢门面的花瓶。他们当中的壹些不够听话者，便在1949年之后有了种种不幸的遭遇；他们当中的壹些十分听话者，则在1949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耀。从1949年后，中共禁止任何壹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

　　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新增加了宪法内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限存在和发展” ，这反映了经过1989后“共产党领导”又得到加强。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选举负责人、候选人名单都要经过共产党统战部同意。民主党派发展党员也要经过中共统战部 。很多民主党派中都有共产党员坐镇（以双重党的身份）。为了限制民主党派的发展，中共还制定了很多的清规戒律，如民主党派只能发展中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发展工人、农民、军人也不能发展大学生。 而且还给壹些政党划出发展的界别，如农工党要在医务界发展，民主建国会要在经济界中发展。

　　没有权力的“最高权力机关

　　1954年9月，“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所谓的“人民”代表，基本上清壹色的共产党官员，只有极少数非党员作点缀。据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披露，人大中“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另有相当部分代表是名人或荣誉代表（人民网 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会可否减少官员代表》）。这70%的官员既是预算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预算执行的监督者。他们能去监督自己，否决自己提交给大会的预算案吗？

　　目前，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80%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70%以上。在任何壹次会议的任何壹次表决前，均必须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声明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事后若发现有不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除。

　　人大代表可以说是党托。所谓党托，或者是共产党派人打进各行各业、各党各派去的特派员；或者是共产党从各行各业、各党各派拉出来的肯与共产党唱双簧的眼线。这些党托依仗党后台，公然以人民代表自居，按照党的指挥，汇聚到人民大会堂，假代民意，替党中央的倒行逆施涂脂抹粉。代表们被戏称为“见面握手、表决举手、通过拍手”的“三手代表”。

　　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党托代表大会。共产党是立法舞台上的导演、制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总是观众。立法部门制造了许多的不公平的法律，然后强迫人民遵守。

　　据报导：辽宁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党员，其省委书记在会上还公开强调：“党员代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壹个党员，其次才是壹个人民代表。”辽宁省、沉阳市、沉河区三级人大代表冯有为说：“这样搞是人代会还是党代会？”

　　民谚云：“政府台上唱唱戏，人大台下审审戏，请来政协议壹议，幕后导演是书记”。“省（市）长台上‘秀’，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书记点点头”等等。了了数语，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协之间的关系和定位表述出来。

　　“权力机关无权力，人民代表无人民”。人大代表的职能之壹是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现在重要官员多为人大代表，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这不成了自己监督自己？这些官员威风凛凛地坐在分组会上参加讨论，其他代表能够畅所欲言批评他们的工作吗？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操纵、控制人大会议，使各级人大成为橡皮图章。

　　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他们秉承党主席或总书记的指示，千人壹腔、万人壹腔地做出献媚邀宠的表态。他们除了带著木榆疙瘩式的耳朵外，就是带壹张鹦鹉似的极尽夸耀的玲珑小巧的嘴巴。他们头脑当中的人民，就是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开人大会时，那些代表说: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壹位！可见，他们根本不是人民代表，真正的人民代表必须把其选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他们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只能代表他们的壹己私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就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它却常常是中华民族实现自我意愿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

　　中国的人代会并不是为监督和约束执政党，而是为了吹捧和拥护执政党而设的。这在毛时代特别明显。那时的人代会，是不折不扣的“拥护中央领导的歌舞朗诵会”。人大代表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开壹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许多代表要按规定穿上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以及各行业制服出席会议，以便拍摄类似人民币票面图案那样的“大团结”画面。那些民族服装是“戏装”，很多代表平常并不穿它，甚至从来就没穿过。那年头关于人大会议的纪录片里，代表们文艺表演占了不小的篇幅。吹芦笙、唱山歌、献哈达、弹冬不拉、跳长鼓舞等等，五彩缤纷好大壹台戏。歌舞表演以外，就是使劲歌颂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千声万声地谢洪恩颂万岁。党的喉舌自豪地把这情景叫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1989年学运期间，人大常委委员胡绩伟试图依法召集会议讨论和制约政府非法戒严行为，邓小平江泽民等大为震怒。“六四”后，他们撕下伪装，向所有怀有监督制约中共的意图的人进行报复，胡绩伟被“依法罢免”了。中国的人大机构是以民事侵权责任来罢免胡绩伟公职的。依照民法，必须有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才能认定公民侵权责任。当时没有人起诉胡绩伟，不起诉哪来的判决和认定？人大罢免胡绩伟，不但创下了法学史上的最蠢的违法先例，也创下了最无耻的违法先例。人大尚且把法律当儿戏，中国的法律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

　　中国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行使权力的程序、国家决策的程序、领导人更迭的程序等，与这壹制度无关，而是幕后操作，前台亮相。人民代表大会还没开，下壹届国家领导人已经确定了。这是严重的违宪。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却说：“人大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大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这就是说，不服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行使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何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1975年宪法规定“全国人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根本不通。1975年的宪法如果堂堂正正，为什么要修改？可见是见不得人的。宪法上作了修改，为什么事实上不改？可见是假作正经、诈骗而已。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党就可以代表人民作决定，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党来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被代表的人民对共产党履行过委托授权的手续吗？没有。这“代表”是自封的，又强加于人民。经过委托授权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还要服从强加于人民的“代表”。“党的领导”完全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严重违宪。

　　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壹位前中共省委书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妳知道。”

　　皇帝的新衣——“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于“People”

　　中国的“人民”的概念，常用来与“people”相对应。实际上，两者有著本质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词，没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拥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壹个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仅仅取决于他在法律意义上的状况。壹名美国人，决不会因反其总统，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国人民”决非如此。壹名中国人，虽然拥有中国国籍，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国人民”之外，远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坏右”，近的有异议人士、民间信仰团体、“敌对势力”以及刑事责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经能够代表“人民”的官员，因各种原因遭到了刑事处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对立面，就会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里，同People 含义更相近的词汇应是“民众”，不过这两者也不能划等号，因为People可以包括壹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民众”却不包括。此外，汉语里的“国人”比“民众”包括的更广，与People相近，但这壹词汇通常只用于本国人之间，已在正式场合消失。

　　2．人民”壹词的传统含义

　　古汉语中，“人”和“民”的含义相去甚远。“人”有泛指和特指两方面的含义，作泛指用时指人类，作特指用时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学识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饰语，才有负面含义，如“歹人”、“坏人”、“恶人”等。如果不加修饰，“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从芸芸众生中区分出来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复数，也可以用作单数。

　　与之对应的，只能用作复数的“民”字，在古汉语中基本是壹个贬义字，幷经常与带有贬义的形容词连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与带有褒义的形容词连用，产生的仍然是某种贬义的效果，如“良民”、“顺民”等等。古汉语中“民”字的含义，指的是位于被统治地位的、几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体。

　　古汉语辞典中对“民”的解释：奴隶；百姓，《左传.文公十三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民”有三种含义：奴隶，百姓，人。“民”在作“人”讲时，往往需要被特别加以说明，如上文中就特别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样，有“好恶喜怒哀乐”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味著壹种几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汉语中“人民”壹词最早的含义，几乎与“人畜”相当。

　　简单地说，古汉语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没有地位的“民”的集合体。历史上，“人民”这壹词汇幷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而是与“民众”的含义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众”范围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现较多的地方是记载各地事件的史书方志，或者向皇帝禀报各地情况的奏折之中，“人民”的含义是某地民众与当地官员士绅的简单相加，只是壹个地方群体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范围更小的某州某县人民等等，但壹般不会说“全国人民”，因为专制社会不允许出现壹个有可能将最高统治阶层包括进去的、边界模糊不清的群体集合概念，能够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统治者的相应名词，如“海内民众”、“天下民众”等等。此外，在书面语言上可有“华夏人民”或“中华人民”的说法，这是相对于外族而言的，没有“全国人民”那种有可能将上下混为壹谈的含义。

　　因此，中国史上的“人民”壹词的含义就是某地官员、士绅和民众的全体。

　　3．党文化中“人民”的含义

　　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人民”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据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是反动势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则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无产阶级与其同盟军壹起，就构成了“人民”。显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内涵。在“人民”的新含义中，“人”代表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民”代表跟随共产党的民众。

　　《辞海》把“人民”解释为，人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抗日时期，壹切拥护抗日的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拥护社会主义的就属于人民的范畴了。1949年后，“人民”是指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不包括“地富反坏右”等“贱民”，他们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这是等级特权、阶级歧视的表现。

　　4．“人民的国家”注定是专制的国家

　　“人民”有著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这壹缺陷导致了壹种极其落后的国家理念，导致了“人民的国家”注定是专制的国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XX党及其从属者；所以，壹个“人民”的国家，定是壹个属于X党的国家。“人民国家”就属于全体国民，仅仅属于这个国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国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等于没有自己的国家。

　　其次，“人民”是个模糊的概念。谁是人民？幷没有壹个明确的法律界定，最终只有最高权力者能够决定谁是“人民”。在极端的情况下，“人民”有可能退缩成壹个极小的圈子，“人民”的国家将变成壹个只属于极少数人乃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国家。

　　显然，这是壹种不正常的状况，要维持这种状况，就必须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统治者来说，拥有统治权是壹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就成为“人民的国家”的必然结果和唯壹选择。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凡国号里有“人民”二字的都是专制国家；至于国号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因为，共产语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两个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概念，能够将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强行合在壹起用到国号里，这正是最专制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魁首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国家，无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对法西斯稍有不满的、稍有怀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敌”而遭打击。希特勒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大肆杀戮其它国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为目标而取缔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或强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牺牲。

　　斯大林以保卫“人民”的名义竟枪杀了2-3千万的俄罗斯人民。苏共垮台前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人员的占85%。在结束共产统治后，俄国也允许新的共党存在。开始的时候，俄国共党在国会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选举时，共党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现在还在下滑。

　　戈尔巴乔夫在《往事与随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苏共声称，它代表了最广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谎言”。

　　苏共的宣示与“三个代表”中的“中国共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几乎壹字不差。可见，“三个代表”并非中共的专利，而是拾苏共的牙慧，续演苏共的老把戏。

　　三个代表秉承了“苏联老大哥”的谬误，逻辑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党要代表人民，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也不是人民授权的；党非要代表人民、强行代表人民，那是强奸民意。“中共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是壹个伪命题。中共的党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没落的文化，党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党声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党放权松绑的地方生产力才能发展。三个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台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会里，政党和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二个概念。国家是全体人民的，而政党只能属于壹部份人。任何社会都永远存在著不同的意见与利益集团，存在著不同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无论是哪壹个党都不能代表全民。共产党的党章上明明白白地写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在60年代中苏大辩论中，中国共产党曾经痛斥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三个代表是对权力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对利益的垄断；它剥夺了人民的表达权，压制了人民的思想权，三个代表不是理论而是骗术。中共是壹个没有公德、公信、公正的党。它不许其它党派的存在，坚持壹个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它口称立党为公，实际上是结党营私；它口称执政为民，实际执政为己。三个代表不是“新世纪的宣言”，而是新世纪的谎言。三个代表塞进宪法，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独裁国家才会出现的荒唐闹剧。

　　中国领导人通常是不经过别人的授权而自作主张地“代表”别人，共产党不经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三个代表”是这种武断作风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报”是党报，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报纸，它是党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决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喉舌。因此，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实质是非人民的。各级党的喉舌，亦即从省到市的报纸，只能听命于中宣部而奉命报道，纵然有千百家报纸，其实质则等同于“舆论壹律”的壹家报纸。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的煽情报道。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著同壹个名字：王伟”。壹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

　　“党的喉舌”常常说“全国人民”如何。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国的电视观众谢这个、谢那个。全国的电视观众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或程序赋予他们这壹代表权？

　　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这显然是侵权、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志！为什么很多人言必称代表，就是在于他们想拥有代表的权力，而谋自己的利益。我们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权，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为是侵权。

　　为什么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来代表我？说穿了，因为妳手里有枪，就自说自话地代表我了。还说是我要求妳代表的，还说如果没有妳，我就不会过日子，还说我被妳代表了后，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个不痴、不傻的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被别人代表吗？人，总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来代表妳，妳愿意吗？现在，妳凭著手里有枪，妳可以代表自己了，还不满足，还要多吃、多占，来代表手无寸铁的我，把本来属于我的那份权利，也拿了过去，还说妳完全是为我好，是让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乐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还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愿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为，妳可以要我的命。枪杆子在妳手里，妳就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理论都可以创造；真是“伟大”神奇呀！

　　到处是人民，无时不人民。饭店叫人民饭店；旅馆叫人民旅馆；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园是人民公园；殡仪馆是人民殡仪馆；厕所是人民厕所。钱也叫做“人民币”，以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货币就就不那么铜臭味了，就只属于人民了。真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

　　任何权力不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实际上必然由少数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当“人民”与具体的公民无关时，集体就成了虚假的集体，成了少数人剥削他人和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体的人民成了仆。当暴力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当家作主时，具体的个人早已成了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奴仆了。

　　中共标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则成了任其驱使的奴隶。“人民利益高于壹切、个人无足轻重”，这话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个人的权利，具体的权利就落入到独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轻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为“人民的敌人”。在掌握了对人民的生杀大权后，无论共党如何贪污腐败、如何罔顾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会受到军警的镇压。

　　共产党的逻辑是：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专政。按这壹逻辑，批评的呼声被封杀了。壹旦党外人士用“人民”的名义，他们就认为是僭越。梁漱溟想为农民叫苦，惹得毛泽东臭骂壹通，说他“班门弄斧”。1957年，壹批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结果被打成右派；89学生游行反腐败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后被定为“反革命暴乱”。

　　中共把壹切属于人民的权利都剥夺了，连“人民”两个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后”的说法，这说的是独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绳子比别的绳子把人民捆的更紧。人民被共产党强奸了，人民的喉咙被割断了。中国人生来就是被强奸的命，被强奸后还要呻吟著叫好。

　　共党宣称它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比群众更懂得他们的利益所在，这是它掌权的理由。共产党强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权力既不来自于天命，也不是靠选举，而是以暴力和欺诈来维持的。以壹个省为例，省长理应是壹省的政府首脑。其实不是，省长的真实身分是“中国共产党ＸＸ省委员会副书记”；他上面的省委书记，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内，省委书记的权力是无限的。省委书记党、政、军权集于壹身；他唯壹畏惧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其组织。

　　譬如：省委书记程维高掌控河北十年，纵容其子程慕阳贪污数十亿元。河北人民骂程维高，连出租车司机、卖菜的、普通市民都骂。可河北的媒体[“媚体”]却竭尽巴结献媚之能事，连小骂大帮忙的屁都不敢放。举报了程维高同伙问题的郭光允遭殴打、被汽车蓄意撞成重伤、被开除党籍，蒙受了两年牢狱之灾，被打得“上下哪儿都疼”，其家人亲朋近20人受到牵连。连省纪委书记也被提前退休。可见，党书记与残暴的皇帝有什么两样？！

　　中共的宣传部，管著广播电视厅、新闻出版局、文化厅、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管著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安全厅、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海关、 武装警察部队等。壹直以来，所谓的政府部门，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主事权完全在党委及其部门手里。“人民政府”不过是书记的傀儡。

　　“党领导壹切”，就是中国的全部。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设立党的权力机构，以求统领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个个蛛网式的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庄园的庄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他有其领属范围内的壹切生杀予夺大权。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的奴隶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壹党之国。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是党的机构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壹系列挂著人民名字的机关实乃特权衙门。党官僚化了，党变成了壹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为人民服务”就是人民为共党服务。如果危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党可以反对“个人崇拜”，但永远不能反对“党崇拜”。“反党，反社会主义”历来都是中共国最严重的罪名，可见保卫中共的壹党领导地位，即保卫“党天下”，乃是中共为之奋斗的最高宗旨。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维护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况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个阶级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应在法律的框架内对所有公民壹视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义。不管任何的党派执政，政府都不仅仅代表某壹个党派的利益，而应对全体公民负责。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个“人民”显然是违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则。

　　必须取缔强加在每壹个中国人身上的子虚乌有的人民称号：教师就是教师，而不是什么虚张声势的“人民教师”；职员就是职员；警察就是警察，以此类推，以彻底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以解除笼罩在人身上的虚假的“人民”之光环。

　　5．“人民的国家”注定是腐败的国家

　　以权谋私，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事；只有壹个“人民”的国家，才会使大规模腐败成为必然。导致大规模腐败的第壹个原因在于，“人民”的国家注定是壹个专制的国家。专制意味著不受制约和不受监督的权力，意味著种种明里暗里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围绕权力的腐败就必定会发生。

　　有人认为，腐败是改革的产物，而与专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毛时代，腐败的情况要比今天好得多，人们要办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员送壹些烟酒而已。

　　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首先，不能把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无法发生某些腐败，就看作是清廉。在壹个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内容极其单调的社会里，今天的许多腐败固然无法发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有人凭藉手中的权力将国库中的几袋粮食搬回了家，这同今天壹些人将成百万上千万公款划为己有的性质是壹样的；其次，腐败不仅要看涉案的绝对数目，更要看相对数目。在文革时期，许多知青为了提干或上学，常常向当地干部送出烟酒和贞操等礼品，这也许只有几十元人民币，却可能是壹个家庭的壹大笔积蓄。今天的腐败，只不过是在条件充分具备之后，专制体制的腐败能力全面暴露出来了而已。

　　导致严重腐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包含在“人民”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里，不管壹个执政党实际上的作为如何，其名义上的服务对象只能是全体国民，而在中国，党公开宣称的服务对象既非国家也非国民，而是“人民”。所以，“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当百姓高兴的以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时，他们却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经把他们排除在了执政党的服务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确实得到了某种服务，那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附带结果。

　　为什么XX党只“为人民服务”？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阶级性的，因此，共产党而只能为那壹部分与自己站在壹起的“先进人群”及其追随者服务；其次，马克思主义这种划分阶级的理论，正好同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那种等级观念和拉帮结派的文化传统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难地被奉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从来就不是统治者的服务对象，而只是管制对象，“服务”是层层向上而非向下的。

　　“为人民服务”的提出同腐败存在必然的关联。当初“人民”起来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个属于“人民”的美好社会。在夺权成功后，享受美好生活就开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会中通过特权来获得享受，正是当初“人民”要通过革命来达到的目的。

　　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夺取政权之后，让“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自我服务”。任何手握权力的官员，在没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员，甚至是“人民”的代表，“为人民服务”可以名正言顺甚至理直气壮地变成为某个具体官员个人的服务。因此，包含在“人民”这壹名词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规模腐败的因素，这正是“人民”的国家总是导致严重腐败的壹个重要原因。

　　有人指责今天的壹些腐败官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自己服务”，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冲突，除非某些官员腐败过了头，以至于损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导致严重腐败的第三个原因来自存在于“人民”这壹概念中的国家理念。“人民的国家”是壹个仅仅属于“人民”的国家，当壹个人是“人民”的壹员的时候，他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当壹个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时，他就等于也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而由于“人民”是壹个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个人是否属于“人民”，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而仅仅取决于他的相关政治状况，因此，壹个人完全可能因为种种说得清或说不清的原因，而于壹夜之间被置于“人民”之外，从而成为自己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的寄居者。

　　对于身居有利位置和拥有各种权力的官员来说，置身于中国的专制体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装满珠宝的大船上，壹方面财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抛入大海。在这种特殊的境况中，如果有人产生大捞壹把然后离船上岸的念头，是十分自然的，这也正是实际中发生的情况，大量贪官携款外逃，绝不仅仅是贪婪的结果，而是与“人民的国家”中壹个国民缺乏法定的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

　　在“人民的国家”中，壹方面，种种因素促使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捞取好处，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经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贪官们不仅有许多漏洞可钻，而且不壹定会案发或被查处；而贪官们是否会被查处，查处的结果如何，主要幷不取决于其具体的腐败行为，而取决于其政治处境。

　　由此，在上述种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规模的腐败，以及普遍的权力滥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为人民服务”为诉求的统治者，为了保证其享有的特权，必然会竭尽全力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其宣称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出于维护其权力的壹种招牌和手段，是服务于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权这壹目标的。

　　共产社会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动物社会

　　绝对权力本末倒置地将自身当成了目的，自己规定自己，自己赋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灭壹切反对力量的基础上。无论在哪里实行，这样的制度都毁灭人的个性、自由、价值和尊严，压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长，把人的发展禁锢在本能需要的动物性阶段。人不能像壹个人那样生活，人的生命意识极度萎缩乃至麻木，于是人的存在就变成了壹件荒谬的事实，终日像行尸走肉壹样蝇营狗苟。绝对权力是壹个吸食个体生命的漩涡和黑洞，每个人都变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他的价值取决于他在这个高度完备的差序社会里的身份。

　　官方宣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仆人。可这就怪了：仆人武装到了牙齿，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尔带把刀都被仆人定性为凶器。天底下，还能找出这样窝囊的“主人”和这样强悍的“仆人”吗？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您赐我主人翁的名称，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也觉得您在寻开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您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马棚，您住厅堂， 我吃骨头，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您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再干这壹行。

　　我想辞职，您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副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您骑，理所应当； 我给您踢，理所应当；我给您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您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愿您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驴主，驴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东风煤矿所属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尘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矿井内煤尘超过安全标准二倍发出警告，然而矿局官员却下令赶任务继续作业。矿难搜救工作结束确认171人遇难，遇难者每人赔偿20到22万。而东风煤矿矿长马金光仅仅当了五年矿长，竟拥有3200多万元存款，三辆平治、本田轿车，在哈尔滨风景区太阳岛还拥有壹幢豪华别墅！原来他的这些横财都是矿工们的血肉堆积成的！令人震惊的是，该矿连续三年被黑龙江省评为“明星矿”。11月中旬在京召开的中国煤炭工业表彰大会上，该矿矿长马金光被评为“煤炭工业优秀矿长”！

　　在隐瞒松花江特大污染和特大煤矿爆炸事故的背景下，当人们纷纷谴责官方草棺人命时，大院屎“活著羞”凶神恶煞地说：“谁叫妳不幸生在中国”！也就是说，那些人是该死，谁想用“死”来批评政府，谁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监啊！请看：

　　何祚庥：（矿难的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

　　摄影师：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何祚庥：妳不该生在中国，妳不该做中国人，谁叫妳不幸生在中国了？

　　社会主义搞了快60年，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这表明：最先进的制度其实是最落后最腐朽的制度！

　　专政组织要维护等级制，只有等级森严才显示上级的高贵。在党的眼中，农民是最低的等级，所以理应为高等级牺牲！所以何祚庥说，谁叫妳不幸生在中国而且又是农民的，应该为GDP的增长献出生命！象当年的黄继光董存瑞之类的献身（他提到战争年代的无私奉献）。

　　这种集体主义说教和皇帝时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样，所不同的只是“君”换成了“集体、大局”之类。专政的“集体主义”等级制就是非人性的。

　　问苍天 问大地：

　　人民啊，

　　为什么连猪狗都不如？

　　老佛爷慈西说：

　　民是家奴

　　我宁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说

　　人要象狗壹样为党冲锋陷阵

　　斯大林说

　　人是钢铁，党要咱炼就咱炼

　　刘少奇说

　　人是木头，党要咱劈就咱劈

　　吴运铎说

　　人是砖头，党要咱搬就咱搬

　　雷锋说

　　人是螺丝钉，党要咱拧就咱拧

　　何祚庥说

　　民要为能源供应牺牲做贡献

　　锤子镰刀旗啊，

　　怎把人当铁壹样的锤、当草壹样的割呢

　　问苍天 问大地：

　　人民啊，

　　为什么连犬豕都不如？

　　苍天无语 大地无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诉我：

　　人是最高贵

　　贬低人的尊严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严才不会贬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三更醒来始知梦

　　辗转反复终确认

　　集体主义不人道

　　唯物主义贬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严得保全！

　　这是壹个砖头社会，壹个螺丝钉社会，壹个毫无人性的社会！这不是夸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种冤假错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个农村的小学老师说到抗美援朝中国死了80多万人，她说：难免，毛是伟大的。我说：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鲜战场的话，也是难免吗？难道80万人的生命难道80万生命之和都轻于毛的生命吗？她语塞了。如果壹个人没有生命神圣的观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关天，现代人反而觉得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似的！倒退啊倒退,堕落啊堕落！

　　阿Q动物国之童话。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说：“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就会使人民成为瞎子、聋子和白痴，瞎子的东西比明眼人的东西更容易偷，壹个白痴民族要比壹个开明民族容易哄骗、容易统治。”王亚南说过：专制国家就是疯子+骗子+聋子+哑子。所以，专制国的人员构成=残暴的疯子似的皇帝+骗子似太监、官僚+聋哑的螺丝钉化的百姓。专制统治群体，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聋子、哑巴，听凭他们任意的摆布，不要有任何不满、抗议、争辩。螺丝钉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员们任意宰割的家畜。

　　国家动物园化、人民动物化，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传家法宝。公然把壹部分国人称之为兽的是毛：要消灭壹切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实际上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们，实际中的生活遭遇也确实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镇》里的“壹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秦书田就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壹样地活下去”。

　　第壹阶段，逐步非人化。具体又可分为3个小步骤：去感官化，也可俗称聋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称太监化；去廉耻化，也可俗称妓女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聋子化哑巴化。统治者完全掌控了媒体，民众成了政治上的聋哑人，他们只能知道毛泽东伟大、正确的。从而使人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言动”。这里的“礼”字应该改成“理”字更确切些。当然，这个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党理，即是否有利于党的统治。

　　凡事根据这条党理来定夺。不该妳看的，就不让妳看，让妳成个睁眼瞎。譬如说，香港七壹大游行，就不让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这两次大规模的游行就压根儿没发生。从中央到地方，电视画面千篇壹律：热心干部深入基层送关怀送温暖，人民公仆日夜操劳抓改革抓廉政；广大群众感激涕零齐唱新时代好，普通百姓饮水思源同赞党亲。至于天天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些个坏的阴的暗的黑的脏的丑的邪的恶的毒的东西，能上电视者屈指可数。不奇怪，事关光辉形象，怎么能给妳们这些草民轻易看见？

　　不该妳听的，就不让妳听，让妳的俩耳成个摆设。不用说境外的反动电台妳不能听的；就是国内消息，妳也只能听赞歌颂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贸入围等等，均为利好消息。但是大兴安岭大火熊熊，广东傻斯病毒汹汹，到处矿难凄凄，河南艾滋患者惨惨，无壹不是先捂盖子，尽量少报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颂德式的报道。有人想把共产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的文章题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结果不准！

　　不该妳说的，就不让妳说。我就是要让妳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为军想来H南揭艾滋病的盖子，就被围追堵截；章诒和敢为几个最终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评功摆好，就禁了书；陈桂棣敢为最下贱的农民鸣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华峰的《南方都市报》报傻斯、报孙志刚风头出尽，就得尝尝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们缺德化。这壹招最阴最毒最下流最无耻，但这壹招最管用，最能长治久安地保证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壹招就是让人民放弃最后的道德底线，变得没有廉耻感也没有是非感，没有正义感也没有罪恶感。

　　执政初期，杀地主老财，正确；改革开放，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英明。党旗上绣上铁锤镰刀，正确；党章里欢迎红顶资本家入伙，英明。党当年鼓动工人罢工，光荣；共产党如今不许工人罢工，伟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农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农民在承包经营时又得到土地，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再失去土地，好！总之，好！好！还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人民必须永远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能力大，爹亲娘亲不如党的领导亲，千好万好不如党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马曾预言：工人阶级最终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当今的阿Q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也许恰好相反。他们失去了整个世界，而获得的只是锁链。尽管如此，苦难的老百姓们还被逼迫著强装笑颜感谢皇上圣明。

　　阿Q国做到了全面禽兽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过了对人民长期不懈的艰苦卓绝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聋子化哑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监化和“不可使耻之”的妓女化之后，终于迎来了“民可使由之”的崭新时代。

　　动物园内共分以下几大类，细目从略不表。第壹类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当道，当先表此类。此类由贪官污吏和奸商恶霸组成，无仁无德，贪婪成性。官僚和资本的纠缠交错是其最典型的形态。手握公权，贪赃枉法，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挥霍浪费国家资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荒淫无度，醉生梦死。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为非作歹，遗祸壹方。乃人间之大恶，兽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类人被鹰犬化。此类攀豺附狼，依托权贵。多为御用文人，豢养名士。就炎附势，骑墙观草。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豺云亦云，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趋亦趋。有勇有谋，无气无节。甘心情愿成为豺狼的帮忙、帮闲和帮凶，成为豺狼的打手、护从和跟班，成为豺狼的鹰爪子和狗腿子、护院禽和看家犬。实乃鲜廉寡耻之徒卑鄙龌龊之辈，深为他类所不齿。

　　第三类人被猪羊化。此类独立独行，明哲保身。治则胸图大志，乱则偏安壹隅。不似鹰犬之类甘愿助纣为虐，但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随波逐流。生活舒适充实富足，有小资美誉。性情随和温顺儒雅，文质彬彬。满足于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豺狼鹰犬愤恨而无语，对牛马遭遇同情而无助。多为高薪文人职员即所谓白领者。

　　第四类人被牛马化。此类属禽兽化之后最为悲惨凄苦的壹类。虽量巨而势力薄，虽群大而声音渺，属最最弱小的弱势无势群体。由农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边缘化之辈如无岗可上之工人无业可就之青年组成。是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产品而所需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度日如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牛马们吃苦最多，干活最累，挣钱最少，负担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艰，日子最难，常自叹实际上比牛马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