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專制統治及其特徵

　　1．專制的定義

　　廣義的專制是指侵犯人權，打罵強姦都是專制行為。

　　狹義的專制是指政府對老百姓的欺壓。古希臘人認為，自由國家裡主宰壹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統治者；專制政體（despotism）就是運用非法的手段實施統治的政體，它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政體。在那裡，沒有自然法，有的是單獨壹人發號施令，法只不過是專制統治者任意發布的命令。孟德斯鳩說：“專制主義是指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專制社會就是社會的命運掌握在壹個人或少數人手中，普通大眾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什麼發言權、也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

　　狹義的專制表現為“三壟斷”制度。俄共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台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所以，專制主義也可以稱為壟斷主義。這種壟斷主義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國人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權，王壟斷了經濟大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表明王壟斷了政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天命——神秘主義；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官僚]大人的獨裁；畏聖人之言，小民要服從聖人的思想獨裁，真理都在[孔]聖人那裡，這就是真理壟斷！可見，三壟斷制度在古中國就已成型。

　　當代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愛用totalism（全能主義）指專制主義，即皇帝老子什麼都要管，實際上就是“權錢通吃”。藉此，可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

　　2．專制統治的總特徵

　　無論專制主義表現形式如何，其特徵都是壹樣的：專制主義=等級+謊言+暴力，這些共同性決定了它們政治邪教的本質。當否認上帝的時候，就否認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不可避免地要淪落到血腥專制的境地。以人為神和個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級制度，反對人人平等；就是輕視百姓的生命，儘管用各種美麗的詞語包裝，也掩蓋不了其野蠻的性質。

　　邪教組織使用謊言欺騙和思想控制手段損害個人的自由意志，致使個人完全依附於領導。邪教組織是個獨裁主義集團，由壹個人或壹組人實行專制領導。邪教組織在謊言欺騙不見效的情況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踐踏人類的良心與正義，墮落為毀滅性組織。

　　1）等級特權。

　　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專制者，總是找出人們的某些表面差別，並據此建立人類價值等級論，以維持其永久的統治。等級制是專制邪教的目的，企圖通過穩定的等級壓迫使少數人獲得永久的特權。

　　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和有差異的。有些人適合干某件事，有些人則適合干另外壹件事。為了最好地發揮每壹個人的才能，“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諧壹致”、“合奏壹支交響曲”，就必須遵循“各人應做適合於自己天性的工作”的原理進行分工。因此統治國家的人就只能是那些生來即有統治天性的人。這些人被稱作“哲學王”，但哲學王人數不多。“國家與個人，不經哲學家治理，決無希望可言。……除非哲學家們當上了王，……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

　　波普爾在柏拉圖的哲學中發現了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治綱領，其要點是：1）嚴格的階級區分，統治者是牧人，被統治者是畜群；2）國家的命運就是統治階級的命運，統治階級的獨特利益就是國家的整體利益；3）統治階級對軍隊的壟斷權；4）思想檢查制度，以持續的宣傳造就和統壹思想；5）國家要自給自足，即統治階級必須控制或壟斷經濟。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思想因素，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得到繼承和發揚。現代比較重要的極權主義的觀念，如馬列主義都直接得到黑格爾的傳承。

　　在專制主義統治之下，主奴關係取代了兄弟關係，等級製取代了平等制。……專制社會就是特權社會和不平等的社會。極少數人享有極大的特權。因為權力是靠暴力產生和維持的，而不是各方協商達成的契約賦予的。由於壹方在暴力上絕對地壓倒其他方，那麼這唯壹勝方必然擁有更大優勢和特權。暴力是壹種成本最高的競爭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報，也就是高度特權；而且暴力形成的規則不可能對特權者產生有效的制約，否則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義何在？

　　朱元璋皇帝廣封朱氏宗室，幾個兒子皆擁勁卒，居大鎮，下詔嚴令群臣時時刻刻、無微不至地尊顯朱氏皇族。他有24個兒子和壹個侄孫，都建藩為王，有地有兵有錢。明朝的藩王都有五萬石米的俸祿，還有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以至於最低的“奉國中尉”也有祿米200石。到了明末，這些只會在王府里配種生人的朱氏鳳子龍孫，競繁殖有幾十萬之眾，光養活這些“飯桶”，就可以把壹個強大的王朝淘空。

　　同時，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後定明官祿，正壹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壹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到最低官級，正七品至從九品最後遞減至僅五石而已。其後以絹以鈔以銀折算，也大抵依據此制。從官祿來看，這些整日為大明帝國機器運轉殫盡竭慮的官員待遇，同皇族相比，簡直天上地下！

　　2）謊言欺騙

　　專制社會充斥著統治階級散布的謊言。暴力必然違背人們基本良知，而特權必然讓人們反感抗拒；所以統治者必然散布兩類謊言：

　　第壹類，此廝該死，那賊該殺，以此來證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

　　中國的“理”只屬強權，“理”字的偏旁就是個“王”字，“王”者永遠有理！中國的“法”歷來專治下屬和卑賤的弱者。因此，官大壹級，勝過父母。21世紀的各大媒體還以此為榮，有詩為證：“如今公僕是爹娘，黨的恩情勝爹娘，遍地學子考公務，只為先做小爹娘。”做了小爹娘好處多呀！因為渾身是理，與下人打個官司准贏。

　　第二類，吾皇英明神武，澤被蒼生，德播四海，真龍天子，萬歲萬歲萬萬歲，好讓人接受特權的合理合法。

　　1930年代李慎之上小學時唱的壹首歌道：“把生命交託給總理（孫中山）”；上中學時學的壹首歌道：“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

　　有壹天蔣介石總統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蔣總統萬歲！蔣總統萬歲！”只有壹名病患面無表情，對總統不理不睬。蔣總統看到了，於是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麼不對我歡呼呢？”院長道：“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早在上古時代，詩經就記載周人反覆歌唱國王“萬壽無疆”，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感染了個人崇拜這種精神病毒。中國的語言是高度等級化的，如果語言中的等級弄錯了，輕則被貶，重則殺頭。誰敢自稱萬歲，那就被殺九族，清朝就有這樣的例子。

　　3）暴力主義或槍桿子主義

　　專制主義嚴重破壞人類的團結、和平和秩序，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戰爭動盪和災難。專制者大權獨攬、橫行無忌，對內對外政策均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顧人民之公益。

　　自國家產生以來，戰爭日益加劇；自專制主義產生以來，國家就日益變成了純粹的戰爭機器。無數的奴隸在專制的枷鎖下呻吟；無數的平民在專制的異化機器中掙扎……。

　　專制政權是使用野蠻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慮人民的意願，也勿需獲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統治人民。專制政權統治的社會是壹個野蠻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會。

　　中國黃帝族的統治是通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的“血流飄杵”的戰爭實現的。故國人崇尚暴力、崇拜權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

　　中國文化是叢林文化，叢林界的規律決定了其本質。叢林界弱肉強食，崇尚以強凌弱、以智詐愚，只有利益的爭奪，不存在公理、正義、平等和博愛。叢林界的經濟是掠奪型經濟、權力型經濟，通過暴力獲取權力、通過權力搶奪壹切資源。在這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叢林中的家族、人群是壹個個大大小小戰鬥的小團體，互相廝殺掠奪對方的財物和資源；在這群相互征戰的“野獸”中，誰最殘暴、最狡猾誰就最後勝出，成為最高統治者。所以只有最殘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後登上我們領袖的寶座。從叢林規則脫胎而來的強盜邏輯支配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在虛幻的共同體的名義下踐踏著百姓的利益。

　　既然盜人之國者能為君，萬民也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因而誕生了中國的盜匪文化。遠在春秋時代，被孔子譽為“盜亦有道”的盜跖，當時已率領數萬徒眾橫行天下，生食人肝，勢敵諸侯。漢代不但綠林、赤眉、黃巾為亂，亦出現專門捕人而食的餓賊。

　　中國自十九世紀起即兵匪不分，兩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奪，匪暗地搶竊。民國以後，中國到了“無山不賊、無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學匪，不僅東北馬賊跋扈，連大都市的巴士內都須要兩位配槍的隨車士兵才能保護乘客安全，被稱為“土匪仔國家”。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壹書稱，1930年代的匪賊總數約有2千萬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盤據河南省的土匪。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但強盜殺人、六害七害應有盡有，車匪路霸到處出沒，甚至流出海外，活躍於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國，已從革命輸出國變成土匪輸出國。在土匪仔國家成長，又飽受強盜文化薰陶的中國人，即使非人人皆盜賊，至少人人皆有賊心。

　　中國人壹逢戰亂就大偷各種文物古蹟，和平時期還有中國人將重點文物的佛像頭砍下賣到海外。而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許多文物古蹟被炸，卻沒有人趁火打劫偷盜文物財寶。

　　1995年1月坂神大地震後，市民很快從混亂中恢復鎮靜，除了自發組織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戶外冒著嚴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鋪櫥窗被震碎，商品撒落壹地，包括珠寶等貴重物品。災民無壹人去撿；大家都餓著肚子，但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沒有人去動。他們的觀念是：這些東西是別人的，不能動。

　　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所有的“歷史的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古印度和基督教都產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國的墨子有反對戰爭的非攻思想，還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聲匿跡了。這證明了中國文化暴力成分的強大。儒家的虛偽與法家的殘暴結合得天衣無縫，法家決定了中國文化暴力特徵。

　　《水滸傳》成為中國人特別愛看的小說，和中國人的嗜血心理有關。宋江在詩里寫，“敢笑黃巢不丈夫”，他要與黃巢比比，看看誰殺人更多。專門在大樹十字坡剝人肉做包子的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也是壹百零八好漢中的人物。水滸中的英雄們所殺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惡貫滿盈的貪官污吏呢？

　　時至今日，漢語知識界還有那麼多學者、專家、策士假裝不知道普世價值的存在，他們或者以東西方文化差別論自欺，或者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自慰，或者以虛幻的集體主義觀念自殘，藉以維護現存文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壹切踐踏基本人權的罪惡行徑辯護。凡是對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觀念、價值和規範，都可以斥之為不合國情而拒之門外。凡是有利於既得利益者但與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都可以掛上美名來粉墨登場。他們拒絕的恰恰是人類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維護的卻是傳統文化中動物性的成分。

　　鋪天蓋地的法西斯民族主義實力主義的灌輸教育，目的是通過實力主義教育，達到讓中國人民鄙視壹切人類道德底線，崇拜強人，爭當強人。把人類同情憐憫弱者的天性從中國人民心中徹底清除掉。這樣統治者壹切迫害弱者的行動，就都變成了強人偉大的證明。 人類道德底線的核心，不外是對弱者懷有同情憐憫之心。壹個民族，崇拜強人、爭當強人、喪失最後壹絲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之心，自然也就會鄙視人類壹切道德底線。

　　李昌平說：我們正在建立壹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餘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壹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妳沒有任何責任。壹切都是妳的命，妳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壹種東西！

　　壹些武俠片，俠客們壹不高興，就在飯店裡大打出手，凳子亂打，碟子亂飛，窗子砸爛，客人連滾帶爬，店主鼻青臉腫，桌子底下面亂鑽，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俠客義士們與店主和客人商量賠償的事！人的天賦、精力、時間、財產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內耗中白白浪費了。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輿論監督、司法等手段來解決，用民主法治來解決，妳有什麼權力該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審判後，才有權定罪判刑，其它人壹概沒有權利。

　　總之，中國人如果不對傳統文化進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性的尊嚴，中國的暴君就永遠不可能絕跡。在現代文明社會裡，它必將經過改頭換面，以新的更具欺騙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體的最前列，給傷痕累累的中華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傷害。

　　勿需否認，現代文明仍然無法完全拋棄暴力手段，但這絕不是濫用暴力的藉口。越來越遠離暴力，才是人類文明與野獸的區別。暴力手段必須嚴格由社會契約規定，按社會契約行使，而不是由另壹個更大的暴力來規定，因為暴力本身不能規定和取締暴力的運行。同樣，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權去消滅其它特權，因為特權本身並不能限制和消滅特權。只有消滅專制主義，才可能在個人、階級、民族、種族和國家之間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關係，人類團結、國家和平、社會正義和政治秩序才會有實現的希望。

　　4）腐敗混亂

　　專制制度的實質就是權力壟斷，任何壟斷都會腐化墮落。專制統治集團權力過大，社會不能對其監督制衡，腐敗必然日趨嚴重，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專制主義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破壞了人類政治精神、政治倫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結構的健康成長，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總體性的災難。……當王朝剛建立時，新的統治者鑑於前朝傾覆的教訓，希望江山千秋萬代，訂下了很多祖訓。然而這些清規戒律，必然頂不住“唯物主義”的利益誘惑。

　　扶貧賑災、禦敵平亂，不僅物資被層層剋扣、侵占和濫用，最後到災民和士兵手中時已所剩無幾，而且會以此為名義掀起新壹輪對民間的掠奪和搜刮；治理江河、興修水利，則會搞出大量的貪污腐敗和豆腐渣工程。

　　孟德思鳩說：“專制國家有壹個習慣，那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為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只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人們認為彼此之間的唯壹聯繫就是壹部分人加給另外壹部分人的懲罰；是壹大部分人為壹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裡，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和懲罰”。

　　中國古代從周穆王開始，便訂出了用巨額金錢贖刑的條例，規定：墨刑（用刀刻面塗墨）贖金黃銅六百兩，劓刑（割鼻）壹千二百兩，刖刑（砍腳）三千兩，宮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

　　周穆王用這種辦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奪取金錢，充實國庫；同時，也是對當時獄官的貪贓枉法、收取罪犯賄賂的壹種對抗方式。從此以後，歷朝常有用金錢贖罪的規定，如漢將李廣因誤軍機判罪，在繳納了大筆贖金後免罪罷官閒居；而司馬遷獲罪下獄，由於無巨額金錢作贖金，以致被閹割了生殖器，悲憤終生。晉朝法律規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贖金黃金二斤。

　　滿清政府進北京，靠的是吳三桂出賣國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馬嫻熟，所以有“小兵臨大國”之感，大概與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驢”壹樣，剛剛得到貌似龐然大物的驢子，有無從下口之感。壹旦認識了驢子的脾氣，那個小老虎，再也不怕驢子了。滿清統治者認識到，制服中國這頭驢子，只要抓住所謂的“儒學禮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國的全部靈魂。

　　於是，滿清政府幾乎壹字不改，把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儒家思想繼承下來。滿清統治者用這種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管束為它賣命的漢奸吳三桂之流，壹旦吳三桂開始反叛，它便舉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軟地加以鎮壓。此種方法十分見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國人壹致口誅筆伐“三藩叛亂”，因此，滿清統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國人的支持下，剿滅了“三藩叛亂”。同樣，他們也用這種方法，招降明王朝的舊臣，譬如皇太極的老婆孝莊，就曾親自出馬，用儒家禮教說服明朝經略大臣洪承疇。孝莊不但用自己的身體給“既好色、又好男風”的洪承疇以性慾的享受，還用儒家禮教與洪承疇溝通思想，她讚揚洪承疇的“忠孝”，也告訴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禮教，“士為知己者死”，“不為不知己者死”。於是，洪承疇在既“洗身”、又“洗腦”的作用下，從儒家禮教之中，找到了當漢奸“名正言順”的理由，那就是“滿漢壹體”　�栣幔�這種思想壹直是滿清統治者統治中國的法寶。

　　乾隆時空前的腐敗。乾隆46年，甘肅省官員串通壹氣，用賑災的名義集體私分巨額公款。全省沒壹個官員是乾淨的，也沒壹個官員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發抖，連連大叫說：“官官相護之風，舉朝皆然！”他嚴令重懲：封疆大臣、甘肅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藩台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接任藩台王廷贊處以絞刑，共計處死大小官員47名，被革職下獄的82人，11名贓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壹個外省官閔鶚元因為給其弟閔鵷元藏了贓銀三兩，也被降了三級，並停發了三個月的“養廉”。唯壹逃脫懲辦的只有按察使福寧壹人，他是因為案情即將敗露時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撿舉揭發，獲得寬大處理。

　　乾隆47年，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貪污國庫金銀和官倉糧、草。案發後，乾隆更為火冒，下旨嚴辦，殺了大小官員56名，免死而流放充軍的46名。州、縣、道、府、藩司、督撫被勒令攤賠42萬兩白銀。同年，山東又出現國庫因被侵吞而虧空130萬兩，除令在兩年之內由山東省各級官員如數補足外，殺了4名知縣，1名巡撫，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盡。

　　乾隆57年，浙江發生鹽道運使柴楨截貪商人應繳納錢糧案，結果是柴楨和巡撫福崧處斬，柴楨的管家柏順因替柴楨出謀劃策，被判處絞刑。另外，兩淮鹽政全德降為郎中，藩台景照撤去職務發配伊犁充軍，道台明保、張慎和撤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諸如此類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處置起來毫不手軟，甚至若干小的貪污、索賄案，乾隆也動輒以撤職、充軍和殺人來對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乾隆14年至33年，兩淮鹽官共侵吞官銀壹千九百萬兩；46年，哈密通判經方貪污官銀十五萬兩；57年，浙江巡撫福崧壹人就侵吞鹽運款十壹萬五千兩；60年，福建全省虧空二百五十萬兩、糧谷六十四萬石。

　　最為露骨的是，壹邊追贓，壹邊又貪贓，追贓官把追到手的贓款納入私囊，贓上加贓。如：四十六年甘肅集體貪污大案發現後，奉旨追繳查抄藩台王亶望的家財時，登記冊上明明寫著金條、金錠四千七百四十八兩,而上報內務府的冊上只列著金葉九兩三錢，懸殊大得驚人，等解到內務府時，這區區九兩三錢金葉也不翼而飛，其膽大妄為、頂風作案，曠古罕見。

　　愈懲貪而貪污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癒腐敗。乾隆把貪污賄賂之火撲不滅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用人不當，固然，這也是其中原因之壹，比如，乾隆時代全國最大的貪污賄賂犯、亦可稱之為全國貪官污吏的總庇護人公爵和珅便壹直受到乾隆皇帝的寵幸，位極人臣，權傾朝野，而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辦貪贓案，給和珅提供了在全國結成貪贓枉法的巨大網絡的機會，但這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還在專制政體，具體表現在乾隆皇帝本人身上。

　　乾隆皇帝本人就是天字第壹號的貪污犯，只不過他披著壹件合法而神聖的外衣罷了。中國的專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國王所享受的都要優越，而且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就是目無聖上，就要遭受懲處。乾隆皇帝又堪稱最會享受的皇帝。他處在滿清王朝發展的頂峰上，就象唐玄宗處在唐朝發展的頂峰壹樣；同時，他也象唐玄宗使唐朝由強盛滑向衰落壹樣，使滿朝由順、康、雍盛世步入衰弱的嘉慶時代。

　　乾隆壹面大張旗鼓整治貪官污吏,獎勵廉潔臣子，但壹面他又帶頭肆意揮霍國庫，把金錢花得象滾滾黃河、長江之水那樣。上行則下效，皇帝奢侈淫靡，加上權臣和珅的推波助瀾，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竟相豪奢，變著法兒貪贓受賄，廉政從何說起？

　　他大肆營造宮殿、園林，極盡豪華壯麗。他六下江南巡幸，花費的金銀是不能用數字來計算的，把壹座充盈的國庫給弄得空空如也了。特別是助長了貪官污吏的氣焰，提供了他們公開貪污受賄甚至變相搶劫的良機。正如章太炎所說：“玄燁、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已居堯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更為露骨的是：乾隆帝還發明了多種公開勒索盤剝官員和富戶的手段。僅舉幾例：

　　（1）交納“議罪銀”：凡官中犯有某種過失，或皇上認定某官犯有某種過失。犯過失的官員便向皇帝自行請罪，並根據過失大小交納數量不等的“議罪銀”，多則數十萬兩，少則幾萬兩，以換取皇恩寬恕。這些數量巨大的金銀，壹般都不入國庫，而直接解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作為皇室的私蓄——這是皇帝公開貪污。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東巡，每次出巡，乾隆都示意要沿途貢獻禮品，於是沿途大小官員只好爭相呈獻巨額金銀和奇珍異寶。乾隆沒經過的省、州官員，為了計好皇上，也競相搜羅寶物進獻——這是皇帝公開勒索。而且每壹次都是數千人隊伍，地方官員就要建起行宮；備好美味佳餚款待數千人的隊伍。道傍破舊民房，因有礙觀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離失所。乾隆第壹次南巡之後，有人假託工部尚書孫嘉徐之名寫文章指責並私下流傳，乾隆帝竟然興起大獄進行追查，牽連下獄達上千人。

　　（3）舉辦各種壽誕盛典，通知舉國賀壽獻禮。按滿清定規：每當皇帝或皇太后整旬壽誕，便要大規模地慶賀，乘機向朝中大員和各省地方官員及富商大賈進行攤派勒索。到了乾隆時代，這種“報效”勒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慶典的收納金銀都在100多萬兩至200萬兩，幾乎相當於壹次戰爭的經費消耗——這是皇帝的公開索取賄賂。

　　除了富商大賈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員交納的經費竟是名為“養廉”（俸祿外的補貼）的銀兩。據史料記載：“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應交經費，行令戶部在俸廉內分別坐扣”、“各省督撫應交經費，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本來是用於培養廉潔的錢，結果變成向皇帝賄賂的贓款，荒唐、滑稽到了極點！

　　皇帝帶頭公開貪污、勒索、收取賄賂，吏治怎麼會不腐敗？在專制政體裡，廉政只是壹塊漂亮的畫著羊頭的招牌，在這塊羊頭招牌下，賣的全是貪污賄賂。

　　清朝的和珅是中國歷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貪官，他將乾隆晚年的四方貢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據為己有，還買通太監從宮中偷竊珍寶；據估計，和珅的家產折合白銀為9萬萬兩，抵當時全國12多年的稅銀收入。不過，比起皇帝來，和珅之財又是小巫見大巫。乾隆在位時也想方設法進行搜刮，每年他的壽辰時文武百官都要進獻，壹次所收金佛就多達壹萬尊，其80壽禮之黃金編鐘就重達壹萬三千多兩。

　　開明專制者最多只會克制濫用特權，而絕不會放棄特權。哪怕皇帝比較廉潔清明，或者再出壹兩個包清天之類的人物，也無法挽救整個官僚體系壹天天腐敗、墮落下去。因為專制主義只會壹層層地向下複製，壹代代地向後複製，而不可能複製出契約體系。

　　專制主義定會壓制工商業。商業的精神實質是平等，而平等正是專制特權的天敵。儒教對商業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敵視和仇恨，商人是百分之百“喻於利”的小人、奸人；商業是百分之百的末業、賤業。工商業的契約精神：互利共存、協商談判、自覺誠信；這些如何與暴力、特權、謊言對得上號？特權本身是不容“協商談判”的，否則特權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權要麼巧取，也就是貪污；或者就乾脆豪奪了。統治階級也會需要壹些工商業為其享樂、受用。但這樣的工商業壹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業；而且這種工商業壹定會打擊健康、自由、自立的工商業。特權必然要求不正常暴利，這當然要靠傷害其它廠商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來實現的。擁有特權者可以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沒有誠信可言；因為他們獲利的手段是特權，他們不需要誠信。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繫，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所以，中國歷代統治者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以免危及專制權力。

　　譬如：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對民營工商業徵收重稅。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壹年。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壹半；告發者可獲得沒收財產壹半的獎賞，這使得“告緡”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幾乎全部破產。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上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十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受傷害的民營工商業者比對匈奴戰爭中被打敗的匈奴人還多。“文景之治”培育出來的繁榮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被毀滅。

　　專制主義社會壹定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因為特權、腐敗壹定帶來暴利。這個暴利壹定是以損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為代價的，完全沒有進步性和積極意義可言。這樣，除了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社會問題外；也使得社會中間階層發育嚴重不良，在客觀上壹定會嚴重製約了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因為喪失了壹大群有足夠能力的消費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費銜接層次。任何工商業都將舉步維艱：在滿足了很少的壹部分達官貴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後，進壹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無法進行，因而資本積累的空間很小，積累進程十分緩慢，從而直接阻礙了技術進步和投資意願。

　　專制政權壹定會追求“有所為”、“大有所為”，因為對權力已經沒有了有效的規範和約束。獨裁者會無視“有所不為”的原則和要求，好大喜功。這種“有所為”定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和災難。

　　5）專制主義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惡的壹面：自私、野蠻、殘忍、不文明和非理性。專制主義在本質上是反人權、反人類、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污人的尊嚴的壹種體制、文化和行為模式，是壹種徹頭徹尾地犯罪。

　　專制主義以“強權就是真理”、“強力就是正義”為其根本的行為原則和罪惡的精神支柱，以“國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壞壹切文明與進步，助長了最原始的野蠻與殘暴，使人類社會賴以維繫和發展的自由、平等、博愛、正義、良心、人性尊嚴等等基本價值倍受摧殘、分崩離析乃至喪失殆盡，專制主義將人置於獸性的擺布之中。

　　專制主義嚴重毒化了人民的心靈，阻礙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專制主義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 ，廣大人民無時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邪惡、黑暗、貧窮、骯髒、非人道、不體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惡劣環境，加之剝削、壓迫、疾病和戰亂，致使他們形容枯藁、性格扭曲、心理變態、精神抑鬱、身心倍受摧殘。

　　專制主義的制度

　　1．任命制

　　現代法治國家採用民主選舉制為主、任命制為輔的選拔制度，那種不以民主為基礎的任命制只能通向人治的羊腸小道，必然帶來官壓迫民的官僚主義。

　　十月革命後列寧從儘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採取幹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製作為任用幹部的惟壹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產生的幹部只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

　　勃列日涅夫通過拉幫結派，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然後“黃袍加身”的。如同宋朝趙匡胤那樣，登基之後最掛在心頭的，就是憂慮部下會不會再搞壹次“陳橋兵變”。怎麼辦？那就是千方百計地拉攏腐蝕部下，不惜坑害民眾。

　　最主要的手段有兩種，壹是大搞任命制，讓官員感恩於自己；二是大力提高其物質待遇，“有恆產者則有恆心”。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穩定”幹部上，先通過頒布壹系列條例、規定，使官僚階層享有種種經濟特權，把他們的特殊利益規範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勃列日涅夫的“鐵杆保皇派”。同時，勃氏還儘量提拔壹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台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幹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幹部”的領袖在台上，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壹榮俱榮、壹損俱損”、與人民群眾絕緣的利益共同體。

　　由任命制形成的這種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階層當時已有50萬至70萬人，加上家屬，約占全蘇總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敗浪潮。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委會，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壹律，或者說是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復。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間，蘇共中央就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幾萬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以烏黨中央第壹書記拉希多夫為首的特大貪污受賄集團，在莫斯科的主要庇護者之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內務部第壹副部長丘爾巴諾夫（轉引自黃葦釘《蘇共亡黨十年祭》壹文，載於《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陳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權論》說：“任命制歷來是專制統治者用以維持其官僚軍事機器的通靈寶玉。壹方面是當權的官員若不安置壹群宵小，把壹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另壹方面，企圖升官發財的鑽營利祿者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由於權力的腐蝕性，任命制總是有利於剝削者壓迫者結黨營私、藏垢納污、搞專制恐怖。”排斥民主選舉制的任命制還必然帶來跑官、買官現象，因為妳有權力任命他，他當然來向妳行賄、聯絡感情。如果白費錢財、未達到目的，壹怒之下就會“殺官”。

　　共產黨任用和提拔幹部，雖然公開講要“任人唯賢”，但實際上的任用的是“三種人”；這就是“用親人”（指子女、親屬）、“重親信”（即唯命是從、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的吹牛拍馬者）、“唯黨員”（自“反右”運動後科長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那些善於政治投機、媚上壓下的幹部總是被壹再提拔重用，而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卻被百般壓制。由那樣的庸才主持業務，其後果可想而知。

　　2．集權制

　　《春秋公羊傳》認為周天子應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島共貫”。只有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為定製。自秦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御天下”的皇帝壹身。這種政治，是由君主個人全權占有和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其統轄範圍內的任何人物對君主都是絕對隸屬和臣服的關係。

　　中央集權——指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說了算。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團結在XXX為核心的周圍”，可見，中央集權總是表現為個人集權、獨裁。中國壹直如此，到現在都沒有變。不過以前的中央稱朝廷，朝廷是皇帝的辦公機構；現在沒有皇帝了，總書記的權力仍然相當於皇帝的權力。集權政治的權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災難。秦二世而亡就是證明。郡縣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權制的形式。

　　中央集權與君主個人集權相輔相成，中央集權是君主專制的前提和基礎，君主專制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其目的都是要從政治制度上保證君主的絕對權威。

　　派遣鄭和遠航西洋的永樂皇帝朱棣聲稱：“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壹視同仁，無間彼此。”顯然，在朱棣看來，他統治的地域與人群在理念層面應涵蓋整個世界。這種觀念在《詩經》中經典性地表達出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尚書》、《周禮》等古代典籍中，詳細地刻畫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統御八荒，其親轄的方圓千里之地，稱為“王畿”，其餘的臣民，根據與天子關係的親疏以及所盡義務的不同，圍繞天子排列成壹個個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圓，分別被稱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統治者們根據繳賦、應役與朝貢情況，對複雜的同心圓層級結構進行了簡化，將天下分為“化內”、“羈縻”、“土司”、“外國”等。但不管“中國”還是“外國”，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輝普照之下。這就是中國的大壹統思想。

　　在“天下壹統”的觀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壹個“大壹統”的“天下”。萬壹“天下”“統”不起來，便要爭個“正統”的地位，宣稱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其它都是亂臣賊子，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種大壹統的正統論，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創造戰爭與內亂。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實行集權政治的德國和日本，因為戰爭需要權力集中。以武力建立大壹統政權，必然會創造出類似劉邦、項羽、毛之類的草莽梟雄。中國苗人養蠱，他們將壹群不同種類的毒蟲，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讓這些毒蟲互相吞噬對方，最後存活的那隻毒蟲，就是所謂的蠱。這隻蠱，就是中國曆年改朝換代時，取得政權的統治者。

　　對帝王而言，統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剝削的貢賦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要統壹以滿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慾。最早把“國家統壹”這種次價值偷換為最高價值的是帝王及其謀士。大壹統的皇權制度認為：無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之奴僕。統治者居住環境與生活質量，遠遠高於各地區的人民；這些城市優渥的生存條件，都是剝削大多數農民與貧困人民的結果。

　　皇帝壹人之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累死也辦不好，何況他們常常不上朝理政。許多時候，都是皇帝大權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溫床，會創造壹批奸邪、權術、狡詐的人。

　　愛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觀》中說：“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壹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壹條千古不易的規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壹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斷子絕孫的絕招。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必須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異己與反對言論，採取各種武力鎮壓與文字獄的方式，才能夠有效建立。中國古代鎮壓異己與言論的方法，主要採行各種刑法、連坐法、誅九族罪、文字獄等；這些殘酷的方法，堪稱人類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摧毀地方人民的自治與自主意識。為了成全這種“統壹觀”與“正統論”，犧牲了多少地區的獨特創造性，斷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沒了多少個人的聰明才智！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使天下歸於“壹統”，便被視為理所當然。

　　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政權，生活水平不差，被“統壹”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帝國併吞），不久就發生農民被剝削而爆發的農民革命；再試看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約53年，在福建地區之開發，尤其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集權制政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地方建設。這些地方官員，不會真正關心地方人民的權益與建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討好或賄賂上級官員以便升官能發大財。為了表面上的政績，他們會搞壹些虛假的形象工程，以滿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大都採行“流官制”。皇帝所任用的各地官員，並沒有個人的自主意志，他們只是皇帝的爪牙與工具。這些流官，是受朝廷所任命的官員，因此他必須聽從朝廷的號令，有效監督地方人民，並且儘量設法鞏固朝廷的統治地位。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沒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壹元化領導，領袖人物的乾綱獨斷。1949後，國家權力的集中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峰。黨領導壹切，黨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錯誤也大。三權分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權不制衡，神仙也會犯錯誤。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導致各種貪污腐敗。例如，過年過節，下級官員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敬獻孝禮；不僅如此，下級官員也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經常做出各種回報的行為，如將在地方任官時所搜刮的資源，經常奉獻給他的長官。這就是中國所有地方集體腐敗、地方集體貪污、豆腐渣工程、國有資產流失與銀行貪污的發生原因。同時造成社會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人心渙散、道德墮落、不公不義、資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假大空、坑蒙拐騙、誠信破產、等問題；社會必然會走向文化倒退與人民普遍愚、貧、弱的情形。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使中國人陷入“大壹統”崇拜。國人推崇統壹，甚至統壹壓倒了生命尊嚴，陷入了野蠻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滿清建立過地域廣大的國家就有意的隱瞞蒙古滿清血腥大屠殺的事實並塗脂抹粉，從而走向了野蠻的暴力崇拜。

　　中國的商周時期的分封制是種原始的分封制度，與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分封制趨向於集權，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方的分封制趨向於民主自治，因為他們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議會。

　　西方的分封制，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得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國王的橫徵暴斂，與國王的談判機構就是國會。在英國經過反覆較量，國家權力集中到議會手裡，形成了民主制度。

　　中國的分封制無法轉化為民主自治的聯邦制，在於古代中國人壹開始就走上了壹條錯誤的道路，就好比非洲人、美洲人只能停滯在原始社會壹樣，中國人永遠停滯在專制獨裁的泥坑裡，到現在都是老樣子，不過換了新名詞而已。

　　民主聯邦——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的周期性授權。聯邦政府與地方權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獨立自主的，不必聽中央；中央領導人無權任命撤換地方領導人，中央與地方出現矛盾衝突由最高法院裁決，全國服從憲法和最高法院。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權威的觀念，美國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權力受控的情況下，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分封制與聯邦制的區別：聯邦的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分封制的權力來自於上層即國王早期的分封。壹旦分出去，國王不能隨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後，再往來就要算經濟帳，不能隨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處是限制削弱了國王的權力。

　　歐洲之所以領跑全人類，沒有形成中央集權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權，無疑是歷史道路上壹個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國麥迪遜總統所說：“所有的權力置於同壹人手中，不論是壹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

　　分封制優於中央集權郡縣制，原因如下：

　　1）分封制比集權制容易分散風險。分封使壹國變成數國，壹王變成數王，腐化滅亡的危險有所降低。例如，隋煬帝壹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頂多像周幽王被殺，但各諸侯國沒事兒，不會天下大亂導致全國性農民起義，這種分散權力風險的辦法或許正是為什麼夏商周可以各延續8百多年的原因！

　　2）秦代儒生方士等攻擊郡縣制。事實上，郡縣制與分封制相比，並不是歷史的進步。

　　試想，壹個將子子孫孫世襲下去的公爵更注重自己領地的長遠發展，還是壹個三年後就要調任的太守更注重自己轄區的長遠發展？誰更會不顧人民死活地竭澤而漁、殺雞取蛋，像過境的強盜那樣大掠三天后揚長而去？郡縣制有利於大壹統，大壹統對人民有多少好處？

　　郡縣集權制毛病很清楚，剝削壓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據說現在的貪官轉移出去的錢是晚清對外賠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輕徭薄賦。領主直接治其轄地，對領土的征斂就會考慮到長期利益最大化從而保持在相對合理的範圍內。例子：馮獾客孟嘗君故事，馮獾說孟嘗君不重視他，彈劍歌曰要吃肉、要車馬；條件滿足後，要他辦事情；他卻把孟嘗君封地的債券當眾燒毀了。後來孟嘗君被趕回封地，人民夾道歡迎他。

　　用壹個比喻：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肥豬的貪心要小。肥豬=分封制；瘦豬=郡縣集權制。

　　3）分封的第三個好處，就是給了農民以選擇的機會，如果妳在這裡過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領主的領土上去，對於領主來說，從事生產的農民是他的財富，對待這樣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說了壹句話“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中國壹旦統壹了，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無所謂來之，當然更無所謂安之了，那還有誰修么子文德啊？

　　因為西方國家是分裂的，領主的武裝是君主與領主契約要件的壹部分，主要是對外的，且領主之間互相窺伺，這就削弱了領主武裝實際上可用於鎮壓農民造反的力量。領主是相對較弱的，在武力無法壓倒領民的情況下，領主對領民就要相對讓步，所以，為領主提供稅款的商人和農民的地位就相對於中國要高，事實上就是用經濟換到了權利。在尼德蘭地區甚至出現了城市自治和區域自治，這相當於領主將領土的治權“賣”給市民階級和資產階級。

　　4）有利於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權下，治國的方式是單壹的，這就決定了嘗試他種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證地方的獨立性，從而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變革成為可能。

　　日本19世紀都有分封制，中國沒有。在分封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壹權獨大。這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基層的活力。

　　5）分封制間接促進了自由。思想文化的發展在於自由，壹旦到了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下，不同言論都被封殺。秦實行了郡縣制，使東亞大陸變成了鐵籠壹個，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權制又向集中的程度發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漢人區當甲長，不僅有初夜權，還有濫交權，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連切菜的刀子也歸蒙古保長管理。

　　蒙古人在俄羅斯沒有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當時莫斯科公國呈服於蒙古人統治，蒙古人在俄羅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屬國制度。由於漢人受壓迫比俄羅斯人重，所以漢人起義推翻了元朝，後起的明朝也很黑暗。俄羅斯人受了240年蒙古統治後推翻了蒙古，以後慢慢地侵占到外蒙古和中國的東北。受分封制統治的俄羅斯人比中央集權制下的中國人，確實更有活力。

　　福澤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壹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壹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於壹體，形成了壹種事實上的單壹的神權統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干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壹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壹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天皇的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發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

　　3.終身制和世襲制

　　專制國家的皇帝任職都是終身制，死而後已；傳位的世襲制度被稱為“宗法制度”，即“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這種世襲制導致社會在僵死中崩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史上第壹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秦始皇”的意思是開天闢地第壹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國家和制度萬代永存。最高權力的繼承人由前壹獨裁者指定，每代獨裁者之間有嚴格的輩分關係，即所謂“代”。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權力的繼承上還處於壹個離秦始皇並不遙遠的時代。我們生活在壹個叫中共的王朝之下，這個王朝的姓氏是黨。雖然中共將它建立的國家標榜為“新中國”；實質上，“新中國”仍是壹個傳統專制社會。

　　現代專制是壹黨專權的黨天下。“黨天下”是由壹個意識形態集團創建的，黨的領袖既是意識形態的創立者或權威詮釋人，同時又是槍桿子的最高指揮者。這種體制迫使每壹代接班人將自己打扮為聖人和理論大師，同時又要求他建立壹支效忠個人的軍隊，這雙重任務的極高難度註定了最高領袖的終身制或垂簾聽政式的變相終身制。

　　中國的憲法就未限制中國軍委主席任期屆數，這就是終身制。官員屆滿如不能升遷，往往轉到其它部門同級職位上。如：市委書記屆滿，可調市人大另就，屆滿還可調市政協任職。可謂具體職位有期限，官位換坐無期限。這是變相的終身制。

　　現代專制實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統治機構內部輪迴，就像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沒有雜交優勢。當權者不會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總是武大郎開店，壹代不如壹代，逐級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襲的翻版，和現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觀念的公然蔑視。中共在小圈子裡私相授受國家權力是壹個國家的恥辱。誰接受這種私下饋贈的權力，誰就是竊國大盜，就是全民公敵。

　　“接班”制度還在全社會推廣。父親退休了，他的工作職位便可以由他的兒子接替，就是父親未退休，他的兒子、女兒也可因是直系親屬受照顧進入本單位工作。父親是鐵路工人，兒子就是鐵路工人；父親是警察，兒子就是警察；父親是演員，兒子就是演員……農民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人的兒子還是工人，幹部的兒子還是幹部。所謂“新中國”其實與“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的周代中國並無多少差別。

　　傳統世襲制是父業子繼，這種世襲方式目前在中國官場已基本不存在；但壹種新的世襲模式已形成。即：各級各部門掌權者相互關照，妳幫我親友升官，我幫妳親友發達，雖未直承其職，也在別處得到壹定的權位。權貴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進行互利的共同分配，變家庭直接對位世襲為親緣曲線換位世襲，形成了特權階層的體內權力共繼模式。這種傾向越往上層越嚴重，高乾子女占據諸多高位，就是這種互相提攜的結果。中下層官位也被盤根錯節的親緣關係網瓜分不少。這樣，中國的公共權力就成了特權階層的共享資源，被該階層壟斷，在該階層內部私相授受。這壹種隱蔽的世襲制，與傳統世襲制相比，更不負責任和更加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

　　在靠“隱形世襲”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它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視權力如同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製，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鄧小平家族有四方集團，江澤民家族有上海聯和、網通等公司，王震家族有中信集團，榮毅仁家族有中信泰富等等。

　　李鵬和高嚴相識於東北，李鵬做副總理、總理時提拔高嚴做吉林省長、雲南省委書記，李鵬在卸任總理以前的1997年，趕緊將這個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拉到北京來，先做電力部的副部長（降級壹年、親信才能這樣屈就），98年電力部轉公司後，高嚴就當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了，儼然大資本家。高嚴腐敗多年而不倒，就是因為抱緊了李鵬的大腿。2002年7月高嚴讓情婦楊珊幫助他轉移財產，僅被查出轉移、藏匿的港幣、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高嚴在中紀委調查組進駐國電公司壹個星期後於2002年9月成功逃亡境外。北京官場認為是李家安排他出逃以自保。2004年6月23日，審計署報告指出，原國電公司國有資產流失45億元，其中因違反決策程序或擅自決策造成損失或潛在損失32.8億元。

　　1993年北京長城機電公司十餘億元非法集資案轟動全國，公司創辦人沉大富被捕，還牽出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時效（被控受賄於長城公司），兩人雙雙判刑。但長城公司的董事長朱琳，及長城公司開幕時去剪彩的李鵬均毫髮未傷。1997年成克傑案曝光，查案時發現成克傑曾贈送朱琳六粒名貴鑽石。次年夏天朱熔基在廣東主持反走私會時，有人提到朱琳曾打電話提走壹筆扣押在廣東海關的走私貨物。

　　李小鵬，1959年生，考不上正規大學，就進了華北電業系統的中專改大專的華北電力學校（後改“學院”），82年畢業。1999年審計署破天荒地公布國務院53個部門財政違規報告稱：李小鵬的華能國際（隸屬於水電部）挪用南水北調工程費約65百萬元。李小鵬立刻遠走美國避風，躲在紐約長島的自置豪宅好長壹段時間，直到風聲平息才回國。

　　李鵬的女兒李小琳1961年出生，考不上大學，進了電視大學（這個學歷，她是不列出來的），再想辦法進了清華大學，算是1989年清華電力系的碩士。李小琳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會副主席兼總裁。他們借在境外上市大舉圈錢。

　　李鵬次子李小勇1980年代已開始利用武警特權倒賣和走私軍火。據悉他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安亞技術公司和海南安義公司走私軍火所涉及的金額最少1千萬元人民幣。1998年李小勇與曹予飛因分賬問題鬧翻，李小勇將新國大的所有設備和現金搬走，11億元賬面戶頭提取壹空，並出動武警綁架曹予飛。結果曹予飛被判死刑而滅口。但5840戶、2萬多人不服，指曹是替死鬼，不斷上訪請願，公開喊口號“李鵬為子還債”。就在受害者哭訴無門時，當事人李小勇已化名朱峰與他的妻子葉小燕（葉挺將軍孫女）及兩人的獨女移民新加坡，過著住豪宅、吃燕窩鮑魚的神仙生活。李小勇夫婦在新加坡與香港有多幢豪宅。新加坡豪宅以約280萬港元購得，在灣仔會景閣和陽明山莊的兩套豪宅花了3千4百萬港元。

　　朱鎔基家族有中金公司，朱雲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董事（朱鎔基之子）， 朱燕來——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鎔基之女）。

　　溫雲松——北京Unihub公司總裁（溫家寶之子），獲贈平安保險股票，價值超過七十億元。徐 明——大連實德集團總裁，30多歲就有20多億資產，2003中國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溫如春為溫家寶之女，他是溫家寶之婿。

　　回良玉的女兒嫁給了江的兒子。回在安徽任職期間的批條有37單，造成壞賬46億元；他在江蘇任省委書記的3年多時間，批條115單，造成壞賬242億元。江蘇省委、省政府有近二十個小金庫，都是匿名記帳號，金額高達8億2千多萬元。江蘇省委辦公廳就有3個小金庫，這三個之中的壹個是回良玉本人以他家鄉的縣名“榆樹”為匿名開的帳號，金額達3千萬元。江蘇省國土稅收被挪用、侵吞，在太湖興建了壹百二十五幢豪華別墅，耗資三億三千多萬元。2000年，回良玉在蘇州太湖興建歐陸式別墅，還為政治局委員、常委每人留置壹套，以象徵性的五千元賣給他們。回良玉主政江蘇三年中的首長工程，就耗資150多億元。這個只有中專學歷的回良玉，還附庸風雅，經他手題詞的地方，就有二百多處。

　　王懷忠就交待了向回良玉行賄300多萬元，回良玉在收了王的其錢後，積極為其升遷講話，最終使王當上了副省長。安徽省政法委原書記在銅陵當書記時，也向回良玉大量行賄，據其主動交待有百萬之多。

　　俞正聲是毛澤東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黃敬的私生子，母親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長；妻子張志凱是原副總理、國防部長張愛萍大將之女；後借著江青的餘光，結交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作為自己的死黨，攀上了鄧家。先是出任鄧朴方的官倒公司康華公司的總經理，89年被整頓後，鄧家派他到青島市當市長，他弟弟俞強生叛逃美國，他的官運沒有受影響，鄧朴方讓他回到北京當了國家建設部長。俞在青島時對內壓制和剝奪老百姓，然後把土地送給李鵬和鄧小平家族。俞指使武漢東西湖區原黨委書記彭民泉從吳家山開發區農民那兒強徵地3萬畝，每畝給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幾千畝給鄧小平兒子鄧質方、李鵬兒子李小鵬，用來蓋豪華別墅，俞正聲和彭民泉以此向李鵬和鄧家表“孝心”。於是，俞正聲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員，內定為17大做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接班人。

　　彭民泉把土地轉手倒賣給外商，每畝以50萬到100萬的價格出手，彭壹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積累。俞把彭民泉提拔為武漢市委常委、武漢捲菸廠廠長，下令把湖北其它煙廠都合併到武漢捲菸廠，把這個湖北第壹利稅大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為俞的政治小金庫。彭從壹個差點被雙規的貪官上升為誰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圍圈的酒池肉林中，壹年2/3的時間在國外自己買的別墅、遊艇里享受，揚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奪走土地的農民，至今還在各政府機關和媒體上到處告他。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1．災禍頻繁

　　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

　　中國歷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為6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1303年至今，發生8級以上強震17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陝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83萬餘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發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5萬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20萬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7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30%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根據《洪荒啟示錄》壹書提供的統計字，黃河2000年來中下游決口泛濫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晉、冀、魯、豫壹次大旱災就餓死1300萬人。1920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2000萬災民在飢餓中號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災僅河南壹省就餓死300萬人。1950年至1980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150-200億元。

　　長江1931-1949年成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中華民國38年間餓死的人數達2億。1954年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2萬人死亡；毛統治的27年餓死的人達1.2億。

　　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徵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信息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飢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壹場又壹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東方專制主義

　　魏特夫原籍德國，猶太人，早年曾是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成為德共的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幹過。1933年魏特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放出後就移民美國。1935年，魏特夫到中國收集資料兩年，回到美國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是壹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平上。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叫“東方專制主義”，就是說，中國從周朝開始到20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壹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1）這是壹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2）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壹直就是專制社會。

　　3）正是這種君主專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4）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中國近2000年來根本沒有貴族，只有當官的世家。皇族壹旦離開了皇權，就會“五世而斬”。 中國只在先秦時期有封建，秦漢後就沒了。中國的皇帝是權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壹詞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共產黨為了奪權，就編出了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順序。

　　5）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6）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東方專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的最終結論是，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翻版。

　　文化相對主義者拒絕承認“東方專制主義”，這些人主要是弱勢民族的官方學者或西方學院裡的有色人種的學者，他們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壹致，以完全主觀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爾把文化相對主義看作是非理性主義的現代變種。

　　2．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秦以後的中國社會成了“集權專制主義”，其特點有：

　　1）整個國家是個高度集權的統壹大帝國，權力都集中在最高統治者──皇帝手裡，其地位是終身、世襲的；重大決策過程是家長制、壹言堂。皇帝剝奪地方事權，官吏自帝出。

　　中國君主集權加強表現為相權的削弱。秦漢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為首，百官隸屬於皇帝，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隋唐的三省體制，則把相權壹分為三，體現皇權的加強；明太祖廢中書省，罷丞相不設。永樂朝創設內閣，至清朝又設軍機處，這壹變化反映皇權已達頂峰。

　　2）財政上“利出壹孔”，即財源由中央壟斷。通過捐稅和地租極力掠奪人民的財產和所得，而且通過強制手段(如徭役等)，剝奪和或限制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為達到對全國財權的控制，歷代封建王朝採取多種措施，壹方面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證農業稅收的來源。另壹方面加強對鹽、鐵、銅、錢幣等重要資財的管理。如漢武帝時的鹽鐵專賣。

　　3）意識形態領域，實行愚民政策和“別黑白而定壹”的文化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控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在全社會推行對皇帝的個人崇拜。

　　4）皇帝至高無上，永遠正確，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頒，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罰的手段，缺少保護人民權益的功能。

　　5）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以及與等級制相聯繫的種種特權。

　　6）軍事上，“強幹弱枝”，中央宏觀調配全國軍隊，皇帝總攬兵權3．中國專制主義全球第壹

　　1）極端狹隘的繼承制度

　　殷以前的繼承制度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後，代有天下。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也就是說，在遠古時代，兄弟間在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公元9世紀，查理曼大帝死前把他的帝國平分給2個兒子，後來壹個兒子病死了，分開的兩國又合二為壹；其後，查理曼大帝的國家被其3個孫子通過條約而瓜分，從而奠定了現代法國、意大利、德國的雛形。這個事例說明西方兄弟間的平等關係在中世紀存在著。

　　或曰：西方人壹夫壹妻，兄弟少，可以瓜分壹、二次；中國人多妻多子，沒有辦法平分，只能搞嫡庶等級制。譬如：周文王有100個兒子，明朝末年皇子王孫達幾十萬人，怎麼平分？

　　為維護宗法統治，周公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在繼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間的平等關係被徹底消除。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

　　首先，嫡長子制排斥庶子(側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貴不以長”，宗法的繼承原則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大子死立嫡孫，嫡孫死，立嫡曾孫，向下皆然。

　　其次，嫡長子制還排斥其餘嫡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長不以賢”；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擯棄後天的人為選擇，迫使在選賢制下有機會者心無異想而安其分守其責，從而認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實行世襲制度，古羅馬的皇位壹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選好繼承者後，皇帝收其為養子，以此名義傳位於後者，很少傳給親子的。

　　中國卻採取了“以貴”、“以長”而“不以賢”的方式來選擇君主，把具有繼承資格的人數限制在壹個人身上，無法顧及對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統治。

　　儒家強調血統穩定論，主張嫡長子繼承制，導致了幼童、白痴不斷登位的事實，說明了儒家學說的蒼白無力。晉惠帝當政時發饑饉，惠帝卻說：“百姓沒米吃，為什麼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聽到蝦蟆的叫聲，便問左右：“蝦蟆亂鳴，為官呢？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壹人說：“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惠帝還壹再點頭。

　　嫡長繼承制是為了穩定，可嫡長制下的繼承人資格最終是根據生母的貴賤確定的，壹旦皇位繼承人的生母因失寵而動搖皇后地位，勢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發流血事件。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亂，甚至暴力流血事件；並導致宦官、外戚與母后亂政。

　　中國統治者認為，嫡長子繼承是天下之大義，絕不得違背。為維護這壹制度，歷代王朝制定相關的法律，對以庶冒嫡、以次充長破壞嫡長子繼承制度者課以刑罰。

　　《唐律.戶婚》中規定：“諸立嫡違法者，徒壹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亦徒壹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類似的規定。

　　嫡長子繼承制的絕對化，必然導致對人才的扼殺，極不利於家族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保護家族的利益，中國人有“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的規定，因為子、媳是自家人，女兒嫁出去是外人，所以親生女兒都不能了解家族的技術“機密”。這導致了許多藝術、技能沒落，而且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華人企業不讓外姓的專業經理接管公司的經營，而是眼睜睜看著它分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面解體。所以，中國沒有出現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依然充滿活力的大企業。

　　日本養子制度非常發達。異姓的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如果沒有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例如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宮崎滔天，兄弟姐妹壹大堆，但其父仍然選擇了壹個養子作為繼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係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它不僅維護了家業的延續，使日本擁有百年以上甚或數百年歷史的企業或店鋪屢見不鮮，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2）皇權無任何制約

　　斯巴達設有國王兩人，權力平等。平時只擁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權力，戰時由壹名國王任軍事統帥，指揮對外戰爭；兩個國王受到了廣泛的監督。還設有包括兩名國王在內的共30人的長老會議，除國王外其餘28名都由選舉產生的年過六十的貴族擔任，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此外，還設有公民大會和監察官等。監察官，壹共5名，由貴族選舉產生，壹年壹任；他們權力很大，有權監督國王、長老和公民的壹切違法行為以及鎮壓奴隸的暴動。

　　在西歐君主制時期，至少從制度上還存著壹定的制約君權的組織形式，如英國的國會、法國的三級會議、俄國的貴族委員會，存在著壹定的合法反對的舞台，甚至由議會來選國王的；而中國的君權則沒有制度上的限制與約束。

　　中國從壹開始便是壹個君主，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中國的君主從來就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壹人說了算，誰也不能約束和監督他。

　　皇帝是中國的土特產，與外國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薄，無法形成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教權。自有皇帝以來，君權惡性膨脹，人權民權無由產生，教權也成不了氣候，皇帝壹人君臨天下，任意妄為。

　　以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壹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

　　孟德斯鳩說，西方的王權因有神權的制約而有所收斂，中國的皇權因沒有任何約束、尤其是沒有宗教的約束而異常兇殘。“專制中國的原則是恐怖”。在中國父親獲罪要連坐兒女妻室，這是出自專制狂暴的壹項法條。“這些兒女妻室不當罪人就已經夠不幸了；然而君主還要在自己與被告之間放進壹些哀求者來平息他的憤怒，來光耀他的裁判。”孟德斯鳩引用了傳教士杜的話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

　　中國人進衙門伸冤受到官府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皇帝動輒打死大臣，權力鬥爭殺人如麻；每次反抗都招致更為慘烈的打壓，車裂、腰斬、絞殺、活埋、打入十八層地獄……宮刑、纏足、下跪這三種滅絕人性的人間慘事竟然演繹成了壹種文化，在文化的表象背後是令人絕望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恐怖。

　　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組，然後電擊它們。甲組的小白老鼠受電擊後，立刻奔向另壹端的幾個小門逃走。乙組的小白鼠，在受電擊後，由於無門可逃，它們四處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盡甚至撞昏。在試驗若干次之後再做電擊，甲組小白鼠，照樣從小門逃走。可乙組的小白鼠，在接受電擊後，卻不再有任何反應，它們趴在地上，無奈的承受，不再掙扎。唯壹的盼望就是電擊早壹點停止，或不再電擊到自己的身上，而電擊到別只小白鼠身上。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那無法逃跑的可憐小白鼠。西方的老百姓好逃跑，如古羅馬的平民反抗貴族的撤離運動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島上。魯迅唉聲嘆氣地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因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強權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國人膽小的奴隸性格。面對強權、面對壹切非法的強暴，中國人總是選擇屈服、選擇忍耐、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

　　3）強幹弱枝的非人社會

　　趙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將和平解職；為穩住他們的心，不得不重加賞賜。賞賜後，又怕他們因財產太多糾集黨徒生出叛亂來。於是他想出了兩個絕妙的辦法：首先，他給這些大將們每人賞賜了壹塊土地，敕令他們修建豪華的府庭；每個大將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數萬兩金銀。其次，在這些府庭竣工不久，即宣召這些退休大將入宮賜宴。大將們開懷暢飲，個個爛醉如泥。趙又宣召這些大將的長子入宮攙扶各自的父親回府，臨行時，對大將們的長子說：“剛才妳們的父親都答應各自向朝廷進獻十萬緡（壹緡為壹千錢），妳們都記下了”。當這些大將酒醒之後，長子把皇上的話向他們轉告，大將們也弄不清是否說過這話，誰也不敢去證實，只好獻上這筆巨款。經這麼兩次折騰，大將們的囊中所余也就有限了。

　　中國的專制社會只養壹條龍，那就是皇帝。他怕別人“取而代之”，便不惜壹切手段去摧殘和打擊個體的龍性，造就絕對服從、絕對聽話的應聲蟲。在造蟲的環境裡，別說成龍了，就是連個長蟲（蛇俗稱小龍）也養不出來。

　　中國的社會結構較類似螞蟻模式。螞蟻社會嚴格分工，工蟻的生殖功能被閹割。在蟻群社會裡兵蟻壹方面具有保衛和掠奪的功能；另壹方面出於對社群而非對於蟻后的忠誠，具有換掉不合格的蟻后，保證社群新陳代謝的功能。

　　儒教強調的是類似蟻后的領導者——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的老百姓的確是蟻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只是工蟻。在儒教社會，皇帝首先考慮的是兵蟻更換蟻后的威脅，所以必須對有才幹的武將除之而後快，以便從源頭上杜絕社群的糾偏行為。岳飛要迎二聖還朝，于謙在土木堡之變果斷棄掉英宗，就是更換蟻后的行為。因此，無論他們如何精忠報國，總是被清除的對象。武將越能幹，死的越快；只有貪鄙無能的武將是可以使用的。

　　皇帝把打敗內部的競爭對手，放在比打敗外部的敵人更重要的位置上，對內拼命打擊的結果，必然是對外侵略抵抗的減弱。所以漢族屢屢南遷甚至亡國，中國的漢奸就特別多。

　　大漢奸雖然是外力的奴才，對內卻可以當主子。長期的專制統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膽大妄為卻又奴性十足的壹個群體，隨時準備依附於壹個最高權力或最強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義的事情而不受到懲罰。對奴隸來說，做異族的奴隸和做本族的奴隸並沒有多大區別，在哪個強者統治下還不是壹樣交錢交糧，還不是壹樣不被當作人看待？

　　專制滋長奴性；奴性可以為—個主子服務，它也同樣可以為別的主子服務。儒奴們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賣國求榮，可以為蒙古人的鐵蹄去牽馬墜鐙，可以在滿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還可以在日本人的“維持會”里苟且偷生。從跪伏於游牧民族，到俯首於商業民族，儘管服裝、禮儀各異，奴魂如壹，正是此輩之普世價值也。

　　從生物學上看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徒具螞蟻模式的外形，卻沒有螞蟻模式的合理內核，不能保證自我糾正，而具備壹種自我自我毀滅的趨勢，是壹種失敗的社會組織結構。

　　4）專制主義的人情化

　　專制主義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隸孝道。三綱六紀是從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再比喻到天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曾國藩在家書裡說：“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不順”。這就構成了壹個循環糾結的天羅地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李慎之說：專制主義的氣息瀰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壹接觸就會感染而不自覺。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就足以證明。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紅樓夢》裡賈元春回家省親，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

　　5）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根子特別深、範圍特別廣，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法國18世紀思想家孔多塞說：“壹大專制帝國之在中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玷污了全亞洲。”誠如梁起超所說：“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若中國者。” 中國的專制獨裁是全球之冠，與之相適應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見的。

　　中國專制政體誕生以來，“亂紛紛妳方唱罷我登台”，國君和皇帝換了也不知有多少個？但專制體制非但沒有改變，反倒愈來愈完備和嚴密，其原因就在於奴隸基因的遺傳。皇帝換了，但依附關係卻更深，新的主子又會有壹批新的奴才去拱衛，壹切又恢復原狀。

　　194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中國傳統對現代化的壹次反撲，文化大革命則是反撲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義、上綱上線，全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壹份不拉地可以找到。無怪乎其發起人最喜歡的不是馬列大部頭，而是中國線裝書。中國人民壹百多年的維新、革命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壹個皇帝。

　　李慎之說：“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專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撲的能力。中國要想真正的強大，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思想啟蒙。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啟蒙，任重道遠，決不可靠壹時、壹事的運動來解決”。21世紀中國必須有壹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徹底摧毀壹黨專制的邪教意識形態。

　　製造仇恨

　　共產黨以煽動性理論為基礎。《共產黨宣言》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剝削奴役”。

　　馬克思把資本說得壞極了，他說：資本壹來到人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事實上，階級論和剩餘價值論壹來到世界，每個理論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剩餘價值理論把子虛烏有的剝削強加在作為決策勞動者階級的資本家階級的頭上，並以此為根據把資本家階級誣衊成為“剝奪者”階級，然後再去鼓動無產者階級去剝奪什麼根本不存在的剝奪者，這才是所謂的剩餘價值理論的反動本質！這種栽贓陷害、從理論上無償剝奪和占有了決策勞動的全部成果的剩餘價值理論，完全就是壹種在人類社會內部人為擴大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人為製造社會分裂和混亂，並挑動人類內部爭鬥的典型搗亂和造反理論綱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強盜的經濟學。剩餘價值論完全是流氓學說，目的失好讓流氓集團理直氣壯去殺去搶。馬克思的理論不是為了生產，為了創造，而是為了挑起階級仇恨和鬥爭，以便亂中奪權。所以，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這確是壹語破的的至理名言！毛給每壹個人劃階級、定成分、定出身，製造人群的對立、分離、隔閡、“挑動群眾斗群眾”，坐收取漁翁之利。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過是某些窮人的偏見，披著“解放全人類、大公無私”等外衣，骨子裡卻是懶惰、嫉妒、貪婪、仇恨和造反。馬克思的經濟學挑拔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挑撥了各社會成員和諧合作的勞動關係，破壞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馬主義與種族主義並列，是人類近代史上戰亂不斷，屠戮和暴力肆虐橫行的兩大根源。

　　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自身就要被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等壹系列蠱惑性理論的號召下，人類社會因此而形成了馬克思所鼓動的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的急流中，結果演變成了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消滅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並進壹步通過所謂的革命而壹度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把人類分裂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這兩大陣營間的鬥爭以及所謂輸出社會主義革命，把整個人類社會都捲入到了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去了，給整個人類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危害。

　　觀察馬克思的觀點，那就不難發現，就象壹種因規則不合理而導致比賽的結果也不合理的體育競技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只需根據比賽的不合理性去修改競技規則，並由此使比賽逐步完善合理起來，而不是在參賽的運動員之間人為製造什麼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告訴那些被淘汰的運動員，是獲得優勝的運動員無償占有和剝奪了他們的勞動成果，並進壹步慫恿被淘汰者去造反，去搗亂，去消滅那些依據競技規則永遠只能是少數的優勝者。

　　馬克思的經濟學就是這樣壹種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把競技規則的弊病歸結於能者，在運動員之間人為煽動和製造仇恨，鼓動他們自相殘殺的搗亂理論。這種只能把競技優勝者打翻在地的荒謬理論的最終實踐結果，造成壹種優不能勝、劣亦不能汰、出頭的椽子先爛、向低能者和最差者看齊、越窮越光榮從而大家壹塊兒都受窮、社會發展亦停滯不前的最終結局。

　　抬高自己

　　《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壹般結果。”共產黨人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眾”的芸芸眾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前的統治階級[官們]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壓迫窮人，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掌權後才時時刻刻維護窮人的利益。這是“黃婆賣瓜、自賣自誇”不正當競爭的典型。他宣布他領導的暴力小集團是人類“先進”的頂峰，真是恬不知恥到了極點。他們通常都自封為大師、先知、教主、偶像、使者、首領或宗師等，宣稱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還能預知壹切。“領袖”的話就是“真理”。

　　《國際歌》裡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實，在共產黨眼裡，並非真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而是容不得別人當救世主，必須有他們來充當這個世界的救世主；在他們看來，這個角色非他們莫屬。共產黨最喜歡擺出壹付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姿態，中國共產黨更是自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正是這種救世主狂想的集中體現。

　　孟子講過：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現代中國變成了“黨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黨把拍馬吹牛定為根本國策，不僅將此當作國民的義務，且將它當成檢測臣民忠誠和選拔幹部的重要標準。任何東西壹經欽定為熱愛對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說好，不許說壞。蒙童學會寫的第壹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學會唱的第壹首歌是《東方紅》；無恥文棍文痞編的馬屁詩文、馬屁歌曲、馬屁電影戲劇成為人民唯壹能見到的東西。

　　中國已成為壹個“萬般皆下品，唯有馬屁高”的馬屁國，成為壹個“千破萬破，馬屁不破”的馬屁精的樂園。打開各種報紙雜誌，擰響收音機，扭亮電視，參加各種會議，觀看各種標語，何處不是諛詞滔滔、馬屁滾滾？何處不是牛皮轟轟、虛美裊裊？何處不是無恥肉麻、庸俗虛假的無聊吹捧？如果馬屁心態成了壹種普遍的人格，拍馬屁成了國人保命或謀生手段，就會使堅持真理的人無法存活，就會使專制者干起喪盡天良、禍國殃民的事情來壹路綠燈、通暢無阻，從而給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

　　共產制度把人民所獲得的壹切都說成是黨的恩賜。他們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而黨是他們的代表，還恩賜給他們生產資料；所以，任何人都是黨養活的，只許感恩戴德。整個國家處充斥著蠻不講理、自我感動式的文化騙子，如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肉麻得人起雞皮疙瘩；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麼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

　　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壟斷壹切，而且壟斷了真理（偉大光榮正確），領袖是真理的唯壹化身。因此，質疑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只要妳提出壹套不同於領袖的主張，只要妳成立壹個獨立於共黨之外的組織，就意味著對共黨及其領袖的否定，因而就是對共產黨權力的挑戰。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就必須禁絕壹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鼓勵吹牛拍馬。

　　如果壹個人總是自誇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這是應該羞愧的。但是，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這樣自誇，卻絲毫沒有反省，真是駭人聽聞。只有恬不知恥的集團才不斷地吹噓自己的先進性。這種意識形態的瘋狂存在幾個方面的根源：

　　第壹，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膨脹起來的理性瘋狂，它認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間天堂。而人類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統治人民完成這壹使命。哈維爾說，共產制度之所以空前殘忍無情，那正是建立在共產黨人對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極度傲慢自負之上的。它是壹部分知識分子妄圖消滅其餘壹切知識分子的罪惡企圖。在人類的各種狂妄中，最危險的莫過於知識的狂妄。在歷史上的各種暴政中，最惡劣的莫過於觀念的暴政。壹個人只要他擺脫不了知識的狂妄，只要他總在那裡苦苦思量誰代表了多數、誰代表了少數，以及什麼是唯壹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壹類的荒謬理論，那麼他就不可能走出壟斷主義的觀念陷阱。

　　第二、人性的自負。驕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產主義運動把人的驕傲和人性中各種惡的部分充分動員起來，並放大到全社會。由於沒有人是偉光正的，因此，這種驕傲必須通過強迫他人來實現。換句話說，壹個人、壹個組織如果要證明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就必須把別人、別的組織妖魔化，才能證明自己，並且肆無忌憚地謀財害命、踐踏他人的尊嚴。

　　第三、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首先是聖人君子說。中國文化相信存在壹些完美無缺的人，他們德配天地、神機妙算、奉天承運。用今天的話說，有壹批人偉大光榮正確，因此他們有義務和能力統治我們。其次就是善惡二元論，即把好人說得跟神似的，壞人壞得讓人食肉寢皮。有聖人就必須有百姓對應，有君子必須有小人對應。由於人的局限性，每個人都自認為自己是君子、別人是小人。因此，為了成為聖人君子，就只能進行否定性的努力，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把別人糟蹋為小人是聖人君子存在唯壹的道路，這是黨文化的實質。

　　第四、唯利是圖。“那個叫喊最凶的和發誓最厲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壞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馬列主義又何嘗不是共產主義幌子下害人主義？！哈耶克早就善意提醒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是不是存在著壹個更大的悲劇，我們很可能不知不覺中走向了我們所欲追求的目標的反面。”

　　集權專制

　　專制主義可以分為家天下與黨天下兩種。家天下是傳統的專制主義，黨天下是現代化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壹黨專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寧領導的俄共。俄共不僅在本國推行壹黨專政，而且以輸出革命的名義四處販賣或強制推行壹黨制。在壹黨專政下，“組織”成了鎖住人手腳的鐐銬，禁錮人的靈魂的緊箍。壹黨專制所代表的壹個意志、壹個理念、壹個主義、壹個領袖、壹致行動與人類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作為壹黨專政也有兩種情況：壹種是承認本黨有某些弱點，而民主及多黨化比壹黨專制要好。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屬於此類，正如毛所言：“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另1種黨則是各國的共產黨。這種黨利用人們對民主自由的不了解，極力醜化民主自由。這種黨為達專制獨裁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絕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因此每個赤色國家都創下了歷史上最高的殺人紀錄，利用老百姓的天真去把老百姓的壹切財產剝奪，讓老百姓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貧富懸殊。

　　共產極權對人的控制之嚴密，超過歷史上任何政權。藉助於現代技術提供的方便，通過“經濟控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把對人的控制推向前無古人的極端。極權主義政府不僅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壹切分別。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中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壹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壹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形單影隻，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黨組織的觸角伸向整個社會的每壹角落。通過黨控的各類單位（包括村）和街道辦事處，把所有人納入黨權的控制之下，從而實現黨對全社會的控制。從物質消費到精神供給，從工作崗位到養老保險，從婚姻家庭到個人娛樂，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包辦。

　　為了維護其專制，居然還精心編造1套假民主自由機構，給人們世界上最大的假希望，讓人們完全失去反抗力，用壹切辦法讓人們認賊作父。在黨天下里，老百姓不但在物質上完全被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完全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者。

　　極權主義的重要標誌就是全面剝奪公民的自由，通過黑箱檔案制度對所有人進行組織鑑定及其處置。“黨組織”是檔案的製造者，也是每個人的審查者和鑑定者；檔案記錄著個人資料及其成長過程，其核心功能是“黨組織”對每個人進行政治審查、鑑定和評價，組織結論和政治污點將跟隨每個人的壹生，決定著每個人的上學、就業、提干、調動、甚至婚姻。

　　極權者隱藏在誰也無法窺測的黑幕後面，運作著無孔不入的權力機器；被統治者中的每個人皆處於被監視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無處躲藏。極權制度的恐怖政治是專職警察與業餘警察的相結合，幾乎把每個人變成業餘的秘密警察。獨裁統治的秘訣之壹，就是迫使個人陷於孤立。因為孤立的人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獨裁者才會有安全感。個人離開了官辦組織便壹無所有。非經過官辦的組織、單位及階級身份的鑑定，個人之間發生任何關係都是危險的，介紹信制度和階級身份歧視制度，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交往。個人儘管每天活在組織或單位的群體中，活在階級歸屬的認同中，卻又處在毫無社會誠信的絕對孤獨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監視的軍營式群體之中。

　　共產組織的核心特徵就是絕對集權和絕對服從。列寧把現代政黨比喻為壹架組織嚴密的大機器，黨員只是“黨機器”上的“螺絲釘”，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甚至連最具隱私性的戀愛婚姻及親屬關係等個人性的東西都要完全服從組織。為了黨的利益而甘願奉獻個人的壹切，中共的入黨宣誓誓言的最核心的內容——犧牲個人和永不叛黨——在各個時期都壹以貫之。所謂“生為黨的人，死為黨的鬼”是也。

　　黨的利益永遠高於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實質上又是黨的領袖、黨的領導幹部和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黨的領導變成握有國家權力的核心成員，也變成享有特權的利益集團。為了黨的永久統治，可以滿足公民的吃穿住行，但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權利。用不出台政黨法和新聞法或出台壹些以限制為目的的條例，把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統統化為烏有。普通黨員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壹樣，只有為黨獻身的義務，連吭壹聲的權利也沒有。

　　崇尚暴力

　　《共產黨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馬主義指導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暴力文化。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人多勢眾的造反、殺人放火都是合法的、革命的。“革命”這個恐怖詞彙在共黨那裡成了正當的字眼，從此“革命”成了殺人、恐怖的通行怔。

　　中國不是老百姓崇尚暴力，而是統治者迷信暴力和鎮壓；而人民太逆來順受。為這個結論作註解的是鄧的“殺20萬，穩定20年”、“共產黨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萬人頭來換”。

　　共產黨的暴力主義已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蔣經國年青時是壹個馬克思主義的狂熱者，為了共產主義，他不顧親情與父親決裂，加入共產黨。當時許多跟蔣經國先生壹樣的人，在共產主義狂熱下，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或階級，走上了殘暴的道路。蔣經國先生很快從共產罪惡信仰中走出來，在上帝的感召下，把台灣從罪惡的歷史中拯救出來。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年青時也是壹個共產主義信仰者；當意識到共產主義的罪惡之後，李很快從壹個無神論者轉化為相信上帝的人。正是領導者相信上帝的緣故，他們才把罪惡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產黨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誠、不相信平等、不相信調和、不相信“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們眼中的世界是壹個充滿邪惡、陰謀、敵意、包圍、遏制、顛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彈”與“和平演變”的世界，他們用以對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這壹套。因此，他們只相信實力，相信顛覆，相信征服，相信圍堵封殺，相信弱肉強食，相信文攻武嚇，相信“武裝鬥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他們熱愛戰爭勝過熱愛和平。他們頻繁使用與戰爭、暴力有關的字眼，顯得理直氣壯。譬如：“期待很久的奧運戰火又壹次點燃”，領導幹部高聲宣布“打壹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司法界被稱為“司法戰線”，法官之間乃“戰友關係”。把政治學習、“嚴打”、反腐、申奧、抗洪、環保、計劃生育等統統當作“戰爭”來看待。

　　中國大陸領導人只承認國界不可侵犯，不承認民選政府的權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決這些民主原則；揚言反對台獨不惜壹切代價，不惜把台灣、大陸和美國變成無人區。

　　中共[朱成虎將軍和國防部長遲浩田]要通過基本消滅幾十億人的方式把自己與人類、世界捆綁起來，並宣稱共產黨高於人類和世界，因為在共產黨看來：“共產黨完了，世界也完了”。共產黨的核恐怖和生化恐怖，充分暴露了共產黨反人類、反中華的本質。

　　這種血腥氣十足的表白，既不合二戰以來現代民主國家的新理念，也不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宗旨，顯然是專制觀念在作怪，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文化在發威。

　　槍桿子主義出專制，不出民主；出特權，不出人權；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級，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愛；出邪惡，不出正義；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蠻，不出文明；出殘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亂，不出和諧；出蕭條，不出繁榮；出苦難， 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

　　消滅異己

　　沒有民主原則的組織就是黑社會，不執行民主原則的政權就是黑社會。中共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的黨，壹般是只進不出，要出也是“開除出黨”；中共也沒有民主選舉的義務，因為它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維護壹黨獨裁；中共更不能成為某壹個階層的代言人，因為它不但在殘酷鎮壓“廣大人民”，連自己內部的成員也“無情打擊”。當中共的黨員順應“黨性”的時候，黨或許會給他們壹些甜頭，但是當黨員“人性”顯露的時候，黨就會舉起大棒或屠刀，連中共的歷任總書記都可以打倒。

　　極權主義不同於奴隸制。奴隸制度下，奴隸們雖然也被剝奪了壹切基本權利，沒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隨時被奴隸主當作工具壹樣轉賣甚至處死，但是奴隸們至少還有自己思考的空間，奴隸主無法也沒有興趣對奴隸進行精神控制；此外，社會上還存在壹個自由的平民階層。而在極權制度下的現代奴隸們，連思考的空間都被剝奪，理論上連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許的；社會上再沒有任何壹個階層能夠像奴隸制下的平民壹樣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統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權利都沒有保障，甚至地位僅次於頭號極權主義者的人也不能倖免。

　　奴隸遠比“階級敵人”幸運，奴隸可以為主人提供各類服務，主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對奴隸們實施群體滅絕。歷史上的任何奴隸制國家，沒有壹個奴隸主會愚蠢到要對奴隸實施徹底滅絕。極權主義把人分成領導階級、同盟階級和“理應消滅的階級”，對壹部份被定義為“階級敵人”的人群實行肉體上、財產上和思想上的全面滅絕，以“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

　　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共產黨“解放全人類”、“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是輸出“革命”、輸出恐怖。共產國家長期向外輸出武裝革命，實際上就是挑起戰爭。

　　1978年到1988年間蘇聯完全撿起斯大林的衣缽，幫助阿富汗共產黨掌權，對阿富汗愛國者使用最殘忍、最野蠻的鎮壓手段。十年間，配備有各式武器的20蘇聯軍人常駐阿富汗。他們對該國反抗侵略的民眾實行焦土政策，狂轟濫炸、機槍掃射是家常便飯。許多阿富汗人被活埋，被投進到烈焰中燒死。苦刑花樣翻新、監獄人滿為患。不經司法審判的處決每晚常發生數百起之多。1979年蘇軍血洗赫拉特［Heiat］時竟殺害了該城1/8的居民。這支侵略軍八十年代還在阿富汗使用生物化學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變和蘇聯的入侵中斷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民主化進程，蘇軍的暴行導致將近壹半的阿富汗居民流離失所。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柬埔寨紅色高棉第壹部社會主義憲法就是張春橋組織班子協助起草的。紅色高棉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逮捕華人及華僑教師，許多人被處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大批紅色高棉軍隊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被折磨死。

　　紅色高棉軍隊每接管壹座城鎮，就立即破壞當地的市場。他們或宣布大減價，把物價削減90%以上，或直接搗毀所有的零售攤店，並且很快就將貨幣取消。城市商人幾乎均為華人，遭此掠奪與打擊，頓時便陷入壹無所有的境地。

　　紅色高棉占據金邊的第二天，就開始驅趕2百萬居民離城下鄉，稱為“反對吃閒飯運動”，連老弱病殘也不能倖免，數日之內，全國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鄉下農民都被按軍事編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營房，連夫妻也只能在獲得批準的前提下方得壹周相聚壹次。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壹律強制勞動，壹起吃大鍋飯，壹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後來左到認為，人壹天吃三頓飯是多餘的，兩頓就夠；婚姻不必自由戀愛，由“組織”指定配對就行；多數華僑少女被強行婚配給傷殘軍人，許多人因此而自盡。如果體弱“偷懶”,挨不住餓偷捕魚蝦或摘果子吃,就會引來殺身之禍。在波爾布特執政的三年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飢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波爾布特把柬埔寨的富人消滅了，統統都變成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拿起鋤頭種田。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無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電視、汽車等生活用品，被當作“革命”的對象，燒掉，砸掉；黃金白銀、美金鈔票，成了糞土，失去價值。機器也是奢侈品、丟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關閉學校，強制推行農業主義，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驅趕到鄉下種地。凡是會讀會寫的人、中產階級、僧侶、少數民族，統統在殺戮之列。在柬埔寨的2萬越裔全部死亡，60萬華裔死了30萬，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回教徒死了9萬。年輕的行刑者為革命節省子彈，乾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從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爾布特執政僅三年又八個月，就使柬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了1/3，達200萬之巨。

　　其恐怖行徑超過了古往今來任何壹個暴君！紅色高棉的嗜殺嗜血，從“民主柬埔寨”的國歌中可見壹斑，攻下金邊的四月十七日被定為新高棉日曆的“元年壹日”，國歌歌詞唱道：“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波爾布特還熱衷於搞內部清洗，僅僅在執政的三年間，就搞了大規模的清洗四、五次，不僅把越南培養的共產黨清除，而且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法國留學生出身的幹部也清除掉。直到把親密戰友宋成壹家殺害，最後落到楚霸王的下場。

　　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壹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以酷刑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聳然的酷刑：割喉、鑽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製了鑽腦機，取人腦來製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壹個椅子上，置於鑽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鑽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鑽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偷越邊境參加越共游擊隊。1965年至1973年中國出動32萬軍隊（不包括武裝民兵，當時美軍有55萬），死亡約10萬中國戰士（越南死150萬，美國死5萬多人），花了200多億美元（1950--1978）支撐起來的越南；剛勝利就大肆迫害和驅趕華僑，除回國的16萬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計其數。

　　1979年鄧小平為救紅色高棉政權而發動對越戰爭，幾十萬大軍打過去。戰爭共十多天，中國就損失了兩、三萬士兵，平均壹天就死了三千人。廣州軍區某軍標兵團尖兵營壹次遭遇越方9人游擊隊騷擾性伏擊，300餘人居然以密集隊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嚴重傷亡。

　　中國打越南，使得越南支持的柬國政府治下的華僑的日子很難過。柏楊說：“壹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壹個災難。’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壹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遭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被驅趕的越南華僑在法國嘆道：唉！做壹個中國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壹百年來，中國人的每壹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壹個盼望，以為中國從此好起來，結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壞。再來壹個盼望，結果又是壹個失望。”

　　1981年死了154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壹筆劃給了越南。2000年12月25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12.8萬平方公里縮減8萬多平方公里。

　　中共煽動東南亞國家游擊隊奪取政權，並提供軍事援助，干涉他國內政。緬共完全是中共訓練的，他們在緬甸奪取了壹些根據地後種植鴉片。當時有2千雲南知青偷越國境，去參加“世界革命”，他們要把毛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在緬甸付諸實現，這2千人中至少有1千人死在戰場上。在中國，他們被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此外，中國還派了大量的軍官去緬共人民軍任“軍事顧問”，其實是指揮作戰。

　　馬共曾是共產國際的壹環，它與中共、越共有密切的關係，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稱為“中共南洋臨時支部”，共產國際曾派胡志明指導工作。馬來西亞共產黨有壹個革命電台，叫“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其實就設在湖南。

　　馬共書記陳平最近有壹本回憶錄《別名陳平：歷史的另壹面》，書中披露中共是馬共最重要的靠山，陳平還透露他本人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和鼓勵。當年中國到處去慫恿推翻人家的政權，現在厚臉皮的不許人家干涉自己的主權，這不是強盜邏輯是什麼？

　　1965年受中國大力支持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企圖暗殺本國的高級將領、在雅加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但該計劃未成功，短時間內就有數十萬印度尼西亞人民死於非命。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1966年印度尼西亞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蔓延到華僑身上，並波及到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外交機構和官方機構。搶劫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驅逐中國外交人員的事件相繼發生。66年末，印度尼西亞允許壹艘中國客輪前往印度尼西亞，接回了4000餘名華僑。1967年4月與中國斷交。為遏止共產思想在印度尼西亞擴散，印度尼西亞下令關閉所有華校，先後頒發種種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強制華人改用印度尼西亞姓名。蘇哈多還把針對華人的同化定為國策，用政府的力量強制推行。1967年，他成立了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

　　1998年5月，蘇哈托統治集團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下，被迫下台。為搞亂社會趁機發動政變，蘇哈托指使印度尼西亞軍人偽裝成平民，對印度尼西亞華人財產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破壞，2千多名華人被殺死，數百名華裔婦女被集體強姦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姦殺。

　　壹個日本人描述說：“我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動。我坐的汽車也被搶劫者盤問過，問我們是不是華人，當我們用日語回答時，他們揮揮手就把我們放行了。在印度尼西亞富有的外僑是日僑，找替罪羊的說法是華人的自我安慰。當地人之所以選擇華裔開刀――是因為襲擊者明白，不會有任何人為這些被害者作主。當時只有新加坡竭盡全力的幫助華裔，新航為此加開了壹倍班次，來救援被洗劫的華人。印度尼西亞甚至不許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乘飛機離開，儘管當時印度尼西亞和香港之間的航線還沒有取消，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只能登上汽車，長途跋涉從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

　　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度尼西亞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網上求救的信件是發往美國的。他們為什麼不用中文向血脈相連的祖國親人求救啊？因為他們知道那沒有用。“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這令人心痛的口號，是他們愛共黨中國的經驗總結，是中共使他們懂得了這個真理！

　　海外華人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譴責。江澤民指示：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亞的內政，我國不干涉。印度尼西亞五月的暴亂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了兩個多月。直到七月互聯網上傳出壹張張令人慘痛欲絕的圖片和海外華人群情激憤示威遊行場面。6月中旬中國外交部對此事件表示了關注；7月28日，外交部長唐家璇又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連譴責都不敢。就在國際輿論紛紛用“野蠻”、“慘無人道”來譴責時，8月3日《人民日報》只說“掠人財產、奸人妻女”，仿佛是品行不良的流氓所為似的。壹個在國內都沒有尊嚴、只有威嚴的政府，在國際社會能有多大出息呢？

　　就在印尼人屠殺華人後不久，中國給了印尼政府4億美元無息貸款。印度尼西亞98屠殺華人是當時公認的獨裁國家，中共當然不會反應過火，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毛澤東的手伸得很長，古巴的格瓦拉在六十年代見過毛澤東，毛當場就給他六千萬美金，還說不要還，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游擊，去顛覆人家合法的政府。在古巴，胡錦濤壹口氣就簽了19個“項目”，其中壹個是以“貸款”的形式“賣”給人家電視機100萬台。

　　中共對獨裁國家有諸多的好感，深怕壹個失誤造成獨裁小兄弟壹命嗚呼！這就是為何中共對印度尼西亞、前紅色高棉大肆屠殺中國華僑而裝聾作啞的原因！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共有密切關係。除了紅色高棉外，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尼泊爾“毛主義游擊隊”到今天還在那裡打）等等，都是中共壹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世界上以毛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為世人所唾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壹個西方民主國家對壹個西方民主國家開戰，或者說有沒有資本主義國家打資本主義國家。可社會主義打社會主義卻是延綿不絕。1979年的時候，中國打越南，那前面呢，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蘇聯打捷克，蘇聯打匈牙利，蘇聯打東德，六九年蘇聯和中國還打起來，差點兒打核大戰。

　　法國學者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與鎮壓》(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試驗的沉重代價觸目驚心：1億多條人命。其中，蘇聯，3千多萬；中國，9千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美，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中國為各極權國家之首。而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之和也不過3360萬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政權就成了殺人機器，殺人惡魔，最大的恐怖組織。它的出現就是人類的禍害，無論怎麼說它都不為過。

　　這種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在20世紀為所有獨裁者看好，他們不約而同地舉起了社會主義大旗。墨索里尼、希特勒是20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者。

　　1952年7月埃及的納賽爾少校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1953年1月宣布解散壹切政黨。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實行壹黨專制。其口號是：“民族、民主、社會主義”。1962年3月2日，吳奈溫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並成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實施軍人壹黨專制，解散壹切其它政黨，宣布要走“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 1962年4月30日，吳奈溫發布《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綱領性文件：廢除多黨制議會，實行綱領黨壹黨專制；實施國有化經濟，土地、工業全部國營；還推行農業合作化、計劃經濟。但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終於1988年下台，緬甸實行了26年的社會主義終告結束。

　　1974年門格斯圖在埃塞俄比亞發動政變，把皇帝抓了起來，成立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倒向蘇聯。1975年，門格斯圖命令手下用枕頭悶死軟禁中的骸��.塞拉西皇帝。1976年，埃塞俄比亞迫害死了好幾千人，死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1984-1985年，埃塞俄比亞發生大饑荒,約壹百萬人死亡於非命。社會主義統治激起了強烈反抗，終於在1991年被推翻，埃塞俄比亞因此分裂成壹個內陸國，新的國家厄立特里亞誕生了。

　　20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政治恐怖主義分子，壹個是斯大林，壹個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傾向於極權專制，列寧將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就愈銳”。在斯大林、毛澤東的影響和鼓吹之下，政治恐怖主義遍布亞非拉。到了二十世紀末，大都脫離了政治恐怖主義，還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它們是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利比亞、緬甸。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如同在監獄，朝鮮上百萬人被關進政治集中營；古巴人民冒險渡海奔自由。可見，政治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的威脅更大。

　　鉗制輿論 謊言欺騙

　　極權統治必然造成廣大民眾怨憤、不滿，統治者為了求得穩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必定會壓制封鎖不同的聲音，剝奪民眾的自由表達權利，實行“階級專政”。為什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專政者非常先進（歌功頌德不可避免，即便無功無德，也要造功造德，真的造不出，假的也要大歌大頌，只要能蒙人就行）。萬壹不先進咋辦？千萬不能讓國民知道（隱諱制度、蒙人制度、信息封鎖和言論、出版管理制度實乃重中之重）；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官方對廣播、電視、報紙乃至對網絡的管制、封鎖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都變成只相信謊言、重複謊言、而不會（或不敢）有個人思維能力的愚民！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黨偉大、正確 。知識份子中有獨立思想不願當愚民的人，就會在每壹次的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愚民們批鬥的“反面教員”受盡苦難。

　　共產黨的謊言欺騙主要表現：壹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二是抹黑對手，將其妖魔化；三是強姦民意。為了這些他們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造假能手，壹部共黨史就是壹部謊言史。壹張“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挾個雨傘，壹副憂國憂民的面孔，真實的歷史卻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1927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後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壹人身上，其它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黨領袖們的壹個心照不宣的秘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政治的需要。

　　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壹切功勞歸於領袖，把壹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然而謊言總是有漏洞的，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於是，單壹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壹套彌天的謊言系統工程。隨著謊言系統的發展，在黨內部也發展出壹套強力禁制系統，壹套鐵血紀律。奪取政權後，黨便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使之更完整、更嚴密。

　　林彪說過：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江澤民為了掩蓋漢奸出身硬是把它自己過繼給了早已死了的烈士叔叔。無神論者搞個人崇拜，搞我不信邪（這裡的邪是指壹切），並由此出現了浮誇風等。各單位壹把手的話就是聖旨，誰不服從誰下崗。壹個單位幾套賬，應乎上級檢查的是壹套，對付各副職的是另壹套賬，壹把手個人還有壹套賬。財會人員也分知己與外圍，外圍的財會人員看不到真賬本。只問錢途、莫辨是非，神州大地妖風籠罩，正氣黯然。

　　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說，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壹位莫斯科的科學家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壹種象徵，或者是作為壹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壹種象徵，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壹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壹種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對他的緊跟程度——忠心。

　　制度性謊言是社會主義野蠻制度的根本標誌。制度性腐敗，就是國家政權及其相應的組織機構自身所呈現出來的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虛假成風。壹個長期依賴謊言的專制極權政體，造就了壹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壹、雙重人格的人。這架謊言機器把每個人都煉成了“說謊者”。制度性謊言摧殘了億萬人的心靈世界。

　　謊言制度化繁衍出虛假、欺騙壹系列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中國的破壞，不僅僅是經濟的崩潰，更是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資源的毀滅。

　　謊言欺騙也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因為每壹種控制說穿了就是過濾真實信息，製造虛假信息，壹開始蒙別人，最後蒙的是自己。

　　中共以詐執政，只有謊言才能公開說，公眾活動成了“假面舞會”，大家不敢說內心真話。在中國，“表態學”特別發達。表態學研究的是如何以假話滿足上級“統壹思想”的需要，掩飾真實思想，以求得自我保護。久而久之，說假話成了嗜好、成了習慣。中國人講起謊話，如同流水，不但別人不信，連自己也不信；但人們都假裝相信。人們討厭假話，又需要假話。大家都說假話，不必擔心被拆穿。相反，不說謊者被視為異類，成了打擊對象。

　　譬如：大地主的典型——劉文彩，描寫得比閻王爺還壞。加在他身上的罪惡都是文革時期的杜撰，劉文彩不是魔鬼倒是個慈善家，鄉里修橋補路不必說，他還曾捐獻過壹座當時在四川省屬壹流的師範學校（比現在的希望學校強百倍）。劉文彩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名望。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礦死亡682人，是中共採礦史上最大的慘案卻被隱瞞，1971年才恢復生產（1917年1月11日，中國撫順發生煤礦瓦斯爆炸，917名礦工死亡）。70年代，發生在新疆伊犁兵團農四師燒死幾百人的特大火災也被隱瞞。

　　2003年，SARS最初在廣東地區發生，可當地官員出於維護國家形象的考慮，儘量隱瞞SARS真實情況，使中國內地沒有儘早做出防範措施，造成SARS在中國內地的大規模蔓延。

　　2004年9月份上海吳淞過江隧道壹段沉箱作業時因沒對齊，上萬噸的沉箱與已放置好的沉箱發生碰撞，導致已放置好的沉箱（好幾節）拱起並在接口處破裂進水。除在隧道口的二十幾人跑出外，在隧道內施工的的280多人就都犧牲了。事發後上海當局封鎖了消息。

　　壹個社會全方位失去信譽，令人觸目驚心。人們發現：不只是某些壞人才幹壞事，有很多地方是成村、成鄉、成縣的人在造假制假；做的是傷天害理、謀財害命的假，像假藥、假酒、假汽車是致殘致命的，安徽的假嬰兒奶粉，使上百嬰兒變成“大頭娃娃”。為了壹點蠅頭小利就不顧壹切了！往油條里摻洗衣粉，可使油條挺拔好看。在宰羊前注射阿托品，能使肉質鮮亮，還可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飲水，從而增加重量；在質次的漚黃米粉中摻入甲醛次硫酸鈉，可做成潔白的上等米粉；在麵粉里摻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麵粉增白；給陳大米拋光，可變成新大米；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來非常水靈；給黃鱔餵避孕藥，可以迅速增肥。……台中縣壹王姓男子，在四川結識了壹女子，就結了婚，該女到台灣撈壹筆後，就回大陸探親，壹去不返；王某找法院調查，發現他的妻子，是冒用死者身份證的人。

　　13億人養成了說假話的惡習，是民族的巨大災難！壹個小學老師提問學生：李白為甚麼“停杯投箸不能食”？學生答：因為害怕“毒米”；老師又問：為甚麼他“舉杯澆愁愁更愁”？學生回答：因為喝的是“假酒”，當然會愁上加愁。

　　有人說，現在中國除了說假話是真的，就沒什麼是真的了。中國人看的是假新聞，讀的是盜版書，種的是假種子，上的是假化肥，壹個心灰意冷的人喝農藥自殺怎麼也不能成功，喝酒卻使他送了命。過去強盜小偷都講究“兔子不吃窩邊草”。現在時興坑熟人，騙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這麼壹做連最後壹點人格尊嚴也沒有了。

　　孟德斯鳩說：“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壹位網絡名家九哥說，“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帝，不是人口過剩，而恰巧是中國人自身道德底線之崩潰！”無真之國，不善之族，又怎能列於當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如果不徹底放棄狡猾的為人、狡猾的心態，樹立誠實信用的原則，中華民族就難以入圍世界優秀民族之林。

　　人的尊嚴是永遠不會從謊言中產生的。從謊言中只能產生虛驕、浮淺、扭曲以及殘暴等等人類最負面的罪行。我們的民族在彌天的謊言中浸淫的太過長久，以至於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於現代文明世界，在專制與偏執的泥淖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試問，壹個充滿仇恨與偏執、只知道服從權力、失去反省、創造與想象力的虛偽民族會有怎樣的未來？

　　1974年索爾仁尼琴寫了“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該文被無數的蘇聯地下出版物刊載，流傳全國。他指出共產主義是壹場暴力加謊言的運動。“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壹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壹切原則，犧牲壹切靈魂……”。

　　他呼籲人們“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每壹個蘇聯人，至少可以“不再寫作、簽署和印刷任何違背真實的東西；教師、演員、宣傳家，不再於私下或當眾發表歪曲真理的談話；不去參加那些官方的遊行和集會，拒絕舉起被給予的橫幅和標語；當聽到虛偽宣傳時，立即退出會議、集會、演講、戲劇或電影；只要報刊歪曲報道，對重大事實掩蓋不報，就不在該報上發表作品，並拒絕在報攤上購買這種報紙……我們得到解放的最簡單、最現成的關鍵就在這裡，那就是，每個人拒絕參予謊言”。

　　他說，“這不是壹條容易的路，有失去麵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擺脫謊言，做壹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壹的選擇”。

　　他寫出這篇文章的當年，被驅逐出境。黑暗的蘇聯時代的索爾仁尼琴等人讓我們看到了另外壹種生存哲學：活下去，有尊嚴地活下去！當他說“壹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時，中國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在大躍進時期都成了謊言製造商，如魯迅所說他們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他們“像畜生壹樣地活下去”（電影《芙蓉鎮》中的台詞）。在中國，人們壹邊高喊實事求是，壹邊卻睜眼說著瞎話。

　　哈維爾1978年10月發表《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黨統治的捷克是以謊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來維持的。那是“壹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存在壹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壹種假裝虔誠和偽造現實的語言”。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

　　曾深刻體驗共產制度對人性摧殘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從小到大，我們已習慣了口是心非，也學會了從不相信什麼，對人漠不關心，只顧自己。愛、友誼、同情心、謙卑、寬恕，已失去了內容和意義。我們正遠離上帝，這種偏差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共產主義是壹個彌天大謊。黨把它描繪得那樣美好：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按需分配。這壹“神聖謊言”的目的是：既然將來美好，今天人們就應忍受貧窮、災難；犧牲現世，換取共產主義的來世。而且只有跟著黨走，才能進入天堂。黨為了走向天堂，採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趕、用謊言騙。這是壹個給所有人洗腦，讓人們失去記憶的世界。極權統治的最終目標是造就壹個“孩兒國”，讓人民像孩童那樣，天真爛漫地按照規定的節奏跳舞。在這個孩兒國中，任何壹個有記憶的人，都難免壹死。

　　面對這樣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只有不忘記過去的罪惡，才能避免罪惡的重現；忘記過去的罪惡，罪惡壹定會重新抓住我們。

　　當有人在謊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壹事實時，表面上看是“脫離群眾”，與普通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真實的信息是播種到人們渴望真實與尊嚴的意識深處。在信息傳播的壹瞬間，對真相的共同領悟已把勇敢的播種者和大眾的心聯結在壹起。

　　人們雖然可能不會馬上跟隨這位勇敢者，但壹有機會行動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是推翻“新衣皇帝”的專制統治，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壹個穿了壹點褲衩的好皇帝。這就是哈維爾說的當“時機壹旦成熟，壹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壹個師的武裝”的意思。

　　因為士兵心中已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的種子”，當時機成熟，士兵就轉變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殘忍並不低於鄧小平，為什麼軍隊掉轉槍口對準了他，就是因為智者的種子在士兵心中發了芽。

　　壹個良好的制度應該制約每壹個人的權力，以保證人們敢於開動腦子，提建議，說真話。若在專權社會裡，即使皇帝老兒提倡人們進諫，人們也未必敢進諫。因為他壹火起來，他人的腦袋就要落地，誰知道皇帝老兒什麼時候翻臉。國外有句名言，“總統是靠不住的”。只有壹個在制度上保證了說話者沒有後顧之憂的社會裡，真話、實話才會逐漸得到興盛。

　　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與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妳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妳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妳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

　　壟斷壹切

　　蘇聯黨天下時，天下就是布黨的黨產。天下皆為其黨庫——“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崽！”黨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誰的利益也不代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比在野的黑社會更黑的黑社會！黨組織壟斷行政、司法、軍隊、企業、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壹切權力。布黨在暴力與謊言的保護下，對所有的人和物進行著所有。

　　黨謊稱自己代表著老百姓的利益、代表了人類利益的方向，又把獨裁者的幾句話當作聖旨。黨天下的立黨目的當然是為私，由於這種私沒有其它黨的限制，也就無限延展開去。因此，極權政府基本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共產主義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形態，物極必反，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共產壟斷主義=唯馬獨尊+壟斷壹切。俄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台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蘇聯所奉行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狡詐、最貪婪、最毒辣的特權奴隸制度。

　　這是現代的“心、權、錢通吃”。如果說官員們是老鼠的話，共產壟斷主義就是最大的碩鼠、惡鼠，它培養了壹批又壹批、壹代又壹代大大小小的老鼠，它不但吃掉了無數民脂民膏、國資國產，而且吃掉了吃掉了人民許多合法權利和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等四大自由，吃掉了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美好希望，把堂堂中國變成了特權大國、謊言大國、自殺大國、娼妓大國、愛滋大國…變成了特權階級的天堂和無權階級的地獄。

　　人類歷史上，共產制度有很多優點，但還沒有比共產制度更壞的制度。共產極權的野蠻，不僅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類型的獨裁政權，甚至遠遠超過納粹極權。納粹極權統治時期的德國，只有在剝奪猶太人的私人財產上是徹底的、毫無留情的，但希特勒政權並沒有對社會實行全面的國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對私有財產的某種尊重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歷史和現實都已雄辯地證明：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官僚集團，乃是中國的恥辱，乃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萬惡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惡，才是對中華民族最深摯的愛；終結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權力，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國在共產黨政治邏輯下蒙受的百年恥辱。千年易過，共產黨政治權力的罪孽難消。

　　民主黨派裝飾門面

　　1945年12月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說：“共產黨的機關報上天天喊著‘實行民主政治’，要‘建立壹個民主共和國’，可是對於黨內卻說著相反的話。共產黨自稱延安為‘抗日民主根據地’，可那兒有沒有所謂‘各黨各派’活動。…就眼前的事實也就可以明了，講民主自由，最要緊的是容許大家討論，容許大家批評，而且有聽批評的雅量。如果有誰底言論直率壹點，對共產黨用指甲輕輕壹彈，重慶共黨機關報紙壹定不肯放鬆，妳說它壹句，它至少要回敬壹句，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事實。共產黨人現在尚未得勢，而且是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外辦報宣傳，存心爭取社會同情，尚且不容異己若此，在他們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可想見了。若共黨壹旦掌握中國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壹民主自由，只有壹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壹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

　　1947年儲安平指出：“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地說，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國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是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而決非‘民主’。”文革時儲投水自盡。

　　壹度希望中共成為英美式在野黨的胡適，也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是極權專政，不可能搞民主政治。國民黨始終保留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已經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包括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是有基本自由的壹般專制，接近開明專制；共產黨卻實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專制，為自己的領導法定了“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絕對專制制度。

　　羅隆基早在20年代，就第壹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1949年12月民盟盟章上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壹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壹個政黨的領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沒有反黨罪，惟有共產黨國家有“反黨”罪、“分裂黨”的罪名。這就足以說明共產黨搞的是壹黨專政的極權主義。

　　第壹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戴占奎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優良傳統給毀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共產黨的幹部貪污腐敗、違法犯罪，首先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然後再決定是否交檢察院起訴；或者以黨紀代替國法“私了”。“黨的領導”在貪污腐敗、違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權，不與庶民同罪。

　　上海某大學曾發生這樣的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外出，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壹切事務均由校長代理”，等於公開聲明校長是個傀儡。

　　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非共產黨員，副院長卻是黨員。此副院長常常未經討論自己決定問題，院長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甚麼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幹甚麼？”

　　郵電部長朱學范是“左傾”的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中共給了他壹個部長的頭銜，但部內的事下邊的共黨司、局長都已知，他還不知。他批准成立壹個教育科，可管事的黨員副處長不同意，便無法成立。他不同意開除壹個人，而壹黨員副主任堅持要開除，便開除了。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談點他自己的意見。部內有些事務乾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畫個押，算是履行了手續（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報》）。

　　1957年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批評說：“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專政。”中央黨校的學員也認為，人民不需要“黨階級專政”。

　　1957年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里說：“毛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壹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無任何自由。《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他主張全民直選，給地主以選舉權，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

　　中共說：我們不是壹黨專政，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有人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比喻成壹個合唱團，民主黨派是歌手，共產黨是指揮。可是，8個民主黨派只有60萬人，共產黨是67百萬人。指揮者的分量是合唱的歌手的壹百倍。壹百個人指揮壹個人。這就是中國式的多黨合作“互相監督”的特點。毛澤東能監督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儲安平、羅隆基、章伯鈞、梁漱溟能監督毛澤東嗎？不是平等關係，怎能互相監督？

　　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論，由於其它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壹黨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主張，便是它們的主張。

　　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壹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黨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壹個個特別支部。

　　從1949年前傳承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是為中共裝潢門面的花瓶。他們當中的壹些不夠聽話者，便在1949年之後有了種種不幸的遭遇；他們當中的壹些十分聽話者，則在1949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從1949年後，中共禁止任何壹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

　　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新增加了憲法內容：“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限存在和發展” ，這反映了經過1989後“共產黨領導”又得到加強。 中國八個民主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選舉負責人、候選人名單都要經過共產黨統戰部同意。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也要經過中共統戰部 。很多民主黨派中都有共產黨員坐鎮（以雙重黨的身份）。為了限制民主黨派的發展，中共還制定了很多的清規戒律，如民主黨派只能發展中高級知識分子，不能發展工人、農民、軍人也不能發展大學生。 而且還給壹些政黨劃出發展的界別，如農工黨要在醫務界發展，民主建國會要在經濟界中發展。

　　沒有權力的“最高權力機關

　　1954年9月，“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產黨所謂的“人民”代表，基本上清壹色的共產黨官員，只有極少數非黨員作點綴。據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披露，人大中“有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另有相當部分代表是名人或榮譽代表（人民網 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會可否減少官員代表》）。這70%的官員既是預算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同時又是預算執行的監督者。他們能去監督自己，否決自己提交給大會的預算案嗎？

　　目前，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80%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70%以上。在任何壹次會議的任何壹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

　　人大代表可以說是黨托。所謂黨托，或者是共產黨派人打進各行各業、各黨各派去的特派員；或者是共產黨從各行各業、各黨各派拉出來的肯與共產黨唱雙簧的眼線。這些黨托依仗黨後台，公然以人民代表自居，按照黨的指揮，匯聚到人民大會堂，假代民意，替黨中央的倒行逆施塗脂抹粉。代表們被戲稱為“見面握手、表決舉手、通過拍手”的“三手代表”。

　　人民代表大會，就是黨托代表大會。共產黨是立法舞台上的導演、製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總是觀眾。立法部門製造了許多的不公平的法律，然後強迫人民遵守。

　　據報導：遼寧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黨員，其省委書記在會上還公開強調：“黨員代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壹個黨員，其次才是壹個人民代表。”遼寧省、沉陽市、沉河區三級人大代表馮有為說：“這樣搞是人代會還是黨代會？”

　　民諺云：“政府台上唱唱戲，人大台下審審戲，請來政協議壹議，幕後導演是書記”。“省（市）長台上‘秀’，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書記點點頭”等等。了了數語，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協之間的關係和定位表述出來。

　　“權力機關無權力，人民代表無人民”。人大代表的職能之壹是監督政府和司法機關，現在重要官員多為人大代表，他們既當運動員又兼裁判員，這不成了自己監督自己？這些官員威風凜凜地坐在分組會上參加討論，其他代表能夠暢所欲言批評他們的工作嗎？他們利用手中的資源操縱、控制人大會議，使各級人大成為橡皮圖章。

　　中國的人大代表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他們秉承黨主席或總書記的指示，千人壹腔、萬人壹腔地做出獻媚邀寵的表態。他們除了帶著木榆疙瘩式的耳朵外，就是帶壹張鸚鵡似的極盡誇耀的玲瓏小巧的嘴巴。他們頭腦當中的人民，就是最高指示和紅頭文件。開人大會時，那些代表說: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壹位！可見，他們根本不是人民代表，真正的人民代表必須把其選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他們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只能代表他們的壹己私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就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它卻常常是中華民族實現自我意願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

　　中國的人代會並不是為監督和約束執政黨，而是為了吹捧和擁護執政黨而設的。這在毛時代特別明顯。那時的人代會，是不折不扣的“擁護中央領導的歌舞朗誦會”。人大代表們的主要任務是去開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許多代表要按規定穿上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以及各行業制服出席會議，以便拍攝類似人民幣票面圖案那樣的“大團結”畫面。那些民族服裝是“戲裝”，很多代表平常並不穿它，甚至從來就沒穿過。那年頭關於人大會議的紀錄片裡，代表們文藝表演占了不小的篇幅。吹蘆笙、唱山歌、獻哈達、彈冬不拉、跳長鼓舞等等，五彩繽紛好大壹台戲。歌舞表演以外，就是使勁歌頌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千聲萬聲地謝洪恩頌萬歲。黨的喉舌自豪地把這情景叫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

　　1989年學運期間，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試圖依法召集會議討論和制約政府非法戒嚴行為，鄧小平江澤民等大為震怒。“六四”後，他們撕下偽裝，向所有懷有監督制約中共的意圖的人進行報復，胡績偉被“依法罷免”了。中國的人大機構是以民事侵權責任來罷免胡績偉公職的。依照民法，必須有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才能認定公民侵權責任。當時沒有人起訴胡績偉，不起訴哪來的判決和認定？人大罷免胡績偉，不但創下了法學史上的最蠢的違法先例，也創下了最無恥的違法先例。人大尚且把法律當兒戲，中國的法律還有什麼權威性可言？

　　中國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但行使權力的程序、國家決策的程序、領導人更迭的程序等，與這壹制度無關，而是幕後操作，前台亮相。人民代表大會還沒開，下壹屆國家領導人已經確定了。這是嚴重的違憲。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李鵬卻說：“人大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人大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共產黨成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職權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這就是說，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行使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何以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1975年憲法規定“全國人代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之上還有“領導”，根本不通。1975年的憲法如果堂堂正正，為什麼要修改？可見是見不得人的。憲法上作了修改，為什麼事實上不改？可見是假作正經、詐騙而已。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黨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黨就可以代表人民作決定，要求人民絕對服從。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黨來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託授權關係。被代表的人民對共產黨履行過委託授權的手續嗎？沒有。這“代表”是自封的，又強加於人民。經過委託授權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還要服從強加於人民的“代表”。“黨的領導”完全篡奪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國家權力，嚴重違憲。

　　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布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壹位前中共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妳知道。”

　　皇帝的新衣——“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於“People”

　　中國的“人民”的概念，常用來與“people”相對應。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詞，沒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壹個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僅僅取決於他在法律意義上的狀況。壹名美國人，決不會因反其總統，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國人民”決非如此。壹名中國人，雖然擁有中國國籍，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遠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壞右”，近的有異議人士、民間信仰團體、“敵對勢力”以及刑事責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經能夠代表“人民”的官員，因各種原因遭到了刑事處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裡，同People 含義更相近的詞彙應是“民眾”，不過這兩者也不能劃等號，因為People可以包括壹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民眾”卻不包括。此外，漢語裡的“國人”比“民眾”包括的更廣，與People相近，但這壹詞彙通常只用於本國人之間，已在正式場合消失。

　　2．人民”壹詞的傳統含義

　　古漢語中，“人”和“民”的含義相去甚遠。“人”有泛指和特指兩方面的含義，作泛指用時指人類，作特指用時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學識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飾語，才有負面含義，如“歹人”、“壞人”、“惡人”等。如果不加修飾，“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從芸芸眾生中區分出來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複數，也可以用作單數。

　　與之對應的，只能用作複數的“民”字，在古漢語中基本是壹個貶義字，幷經常與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連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與帶有褒義的形容詞連用，產生的仍然是某種貶義的效果，如“良民”、“順民”等等。古漢語中“民”字的含義，指的是位於被統治地位的、幾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體。

　　古漢語辭典中對“民”的解釋：奴隸；百姓，《左傳.文公十三年》：“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民”有三種含義：奴隸，百姓，人。“民”在作“人”講時，往往需要被特別加以說明，如上文中就特別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樣，有“好惡喜怒哀樂”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味著壹種幾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漢語中“人民”壹詞最早的含義，幾乎與“人畜”相當。

　　簡單地說，古漢語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沒有地位的“民”的集合體。歷史上，“人民”這壹詞彙幷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而是與“民眾”的含義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眾”範圍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現較多的地方是記載各地事件的史書方志，或者向皇帝稟報各地情況的奏摺之中，“人民”的含義是某地民眾與當地官員士紳的簡單相加，只是壹個地方群體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範圍更小的某州某縣人民等等，但壹般不會說“全國人民”，因為專制社會不允許出現壹個有可能將最高統治階層包括進去的、邊界模糊不清的群體集合概念，能夠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統治者的相應名詞，如“海內民眾”、“天下民眾”等等。此外，在書面語言上可有“華夏人民”或“中華人民”的說法，這是相對於外族而言的，沒有“全國人民”那種有可能將上下混為壹談的含義。

　　因此，中國史上的“人民”壹詞的含義就是某地官員、士紳和民眾的全體。

　　3．黨文化中“人民”的含義

　　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據馬克思的理論，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反動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則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軍壹起，就構成了“人民”。顯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內涵。在“人民”的新含義中，“人”代表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民”代表跟隨共產黨的民眾。

　　《辭海》把“人民”解釋為，人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抗日時期，壹切擁護抗日的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社會主義時期，擁護社會主義的就屬於人民的範疇了。1949年後，“人民”是指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不包括“地富反壞右”等“賤民”，他們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這是等級特權、階級歧視的表現。

　　4．“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壹缺陷導致了壹種極其落後的國家理念，導致了“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XX黨及其從屬者；所以，壹個“人民”的國家，定是壹個屬於X黨的國家。“人民國家”就屬於全體國民，僅僅屬於這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國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等於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次，“人民”是個模糊的概念。誰是人民？幷沒有壹個明確的法律界定，最終只有最高權力者能夠決定誰是“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人民”有可能退縮成壹個極小的圈子，“人民”的國家將變成壹個只屬於極少數人乃至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國家。

　　顯然，這是壹種不正常的狀況，要維持這種狀況，就必須採用“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統治者來說，擁有統治權是壹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專制就成為“人民的國家”的必然結果和唯壹選擇。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凡國號里有“人民”二字的都是專制國家；至於國號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因為，共產語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概念，能夠將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行合在壹起用到國號里，這正是最專制的國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國家，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懷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敵”而遭打擊。希特勒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它國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犧牲。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2-3千萬的俄羅斯人民。蘇共垮台前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人員的占85%。在結束共產統治後，俄國也允許新的共黨存在。開始的時候，俄國共黨在國會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選舉時，共黨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現在還在下滑。

　　戈爾巴喬夫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蘇共的宣示與“三個代表”中的“中國共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幾乎壹字不差。可見，“三個代表”並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三個代表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黨要代表人民，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也不是人民授權的；黨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那是強姦民意。“中共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壹個偽命題。中共的黨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黨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黨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黨放權鬆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三個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台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會裡，政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二個概念。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而政黨只能屬於壹部份人。任何社會都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與利益集團，存在著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因此，無論是哪壹個黨都不能代表全民。共產黨的黨章上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的。在60年代中蘇大辯論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痛斥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對利益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騙術。中共是壹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黨。它不許其它黨派的存在，堅持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它口稱立黨為公，實際上是結黨營私；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己。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宣言”，而是新世紀的謊言。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

　　中國領導人通常是不經過別人的授權而自作主張地“代表”別人，共產黨不經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三個代表”是這種武斷作風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報”是黨報，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報紙，它是黨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因此，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各級黨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聽命於中宣部而奉命報道，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於“輿論壹律”的壹家報紙。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的煽情報道。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壹個名字：王偉”。壹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麼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

　　“黨的喉舌”常常說“全國人民”如何。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國的電視觀眾謝這個、謝那個。全國的電視觀眾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或程序賦予他們這壹代表權？

　　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這顯然是侵權、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志！為什麼很多人言必稱代表，就是在於他們想擁有代表的權力，而謀自己的利益。我們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權，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為是侵權。

　　為什麼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來代表我？說穿了，因為妳手裡有槍，就自說自話地代表我了。還說是我要求妳代表的，還說如果沒有妳，我就不會過日子，還說我被妳代表了後，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個不痴、不傻的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地被別人代表嗎？人，總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來代表妳，妳願意嗎？現在，妳憑著手裡有槍，妳可以代表自己了，還不滿足，還要多吃、多占，來代表手無寸鐵的我，把本來屬於我的那份權利，也拿了過去，還說妳完全是為我好，是讓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樂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還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願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為，妳可以要我的命。槍桿子在妳手裡，妳就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理論都可以創造；真是“偉大”神奇呀！

　　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飯店叫人民飯店；旅館叫人民旅館；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園是人民公園；殯儀館是人民殯儀館；廁所是人民廁所。錢也叫做“人民幣”，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貨幣就就不那麼銅臭味了，就只屬於人民了。真是異想天開，天方夜譚。

　　任何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實際上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志。當“人民”與具體的公民無關時，集體就成了虛假的集體，成了少數人剝削他人和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體的人民成了仆。當暴力集團以“人民”的名義當家作主時，具體的個人早已成了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奴僕了。

　　中共標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則成了任其驅使的奴隸。“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個人無足輕重”，這話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個人的權利，具體的權利就落入到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輕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為“人民的敵人”。在掌握了對人民的生殺大權後，無論共黨如何貪污腐敗、如何罔顧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會受到軍警的鎮壓。

　　共產黨的邏輯是：反黨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專政。按這壹邏輯，批評的呼聲被封殺了。壹旦黨外人士用“人民”的名義，他們就認為是僭越。梁漱溟想為農民叫苦，惹得毛澤東臭罵壹通，說他“班門弄斧”。1957年，壹批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結果被打成右派；89學生遊行反腐敗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後被定為“反革命暴亂”。

　　中共把壹切屬於人民的權利都剝奪了，連“人民”兩個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後”的說法，這說的是獨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對於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繩子比別的繩子把人民捆的更緊。人民被共產黨強姦了，人民的喉嚨被割斷了。中國人生來就是被強姦的命，被強姦後還要呻吟著叫好。

　　共黨宣稱它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比群眾更懂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是它掌權的理由。共產黨強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權力既不來自於天命，也不是靠選舉，而是以暴力和欺詐來維持的。以壹個省為例，省長理應是壹省的政府首腦。其實不是，省長的真實身分是“中國共產黨ＸＸ省委員會副書記”；他上面的省委書記，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內，省委書記的權力是無限的。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壹身；他唯壹畏懼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及其組織。

　　譬如：省委書記程維高掌控河北十年，縱容其子程慕陽貪污數十億元。河北人民罵程維高，連出租車司機、賣菜的、普通市民都罵。可河北的媒體[“媚體”]卻竭盡巴結獻媚之能事，連小罵大幫忙的屁都不敢放。舉報了程維高同夥問題的郭光允遭毆打、被汽車蓄意撞成重傷、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牢獄之災，被打得“上下哪兒都疼”，其家人親朋近20人受到牽連。連省紀委書記也被提前退休。可見，黨書記與殘暴的皇帝有什麼兩樣？！

　　中共的宣傳部，管著廣播電視廳、新聞出版局、文化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管著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安全廳、司法廳、監獄管理局、海關、 武裝警察部隊等。壹直以來，所謂的政府部門，就是黨委的辦事機構，主事權完全在黨委及其部門手裡。“人民政府”不過是書記的傀儡。

　　“黨領導壹切”，就是中國的全部。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設立黨的權力機構，以求統領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權。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個個蛛網式的等級化的“封建莊園”。莊園的莊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他有其領屬範圍內的壹切生殺予奪大權。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的奴隸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壹黨之國。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壹系列掛著人民名字的機關實乃特權衙門。黨官僚化了，黨變成了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就是人民為共黨服務。如果危及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黨可以反對“個人崇拜”，但永遠不能反對“黨崇拜”。“反黨，反社會主義”歷來都是中共國最嚴重的罪名，可見保衛中共的壹黨領導地位，即保衛“黨天下”，乃是中共為之奮鬥的最高宗旨。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維護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況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個階級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應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所有公民壹視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義。不管任何的黨派執政，政府都不僅僅代表某壹個黨派的利益，而應對全體公民負責。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個“人民”顯然是違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則。

　　必須取締強加在每壹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麼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5．“人民的國家”註定是腐敗的國家

　　以權謀私，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事；只有壹個“人民”的國家，才會使大規模腐敗成為必然。導致大規模腐敗的第壹個原因在於，“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專制意味著不受制約和不受監督的權力，意味著種種明里暗裡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權力的腐敗就必定會發生。

　　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的產物，而與專制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在毛時代，腐敗的情況要比今天好得多，人們要辦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員送壹些煙酒而已。

　　這裡要區分兩個概念。首先，不能把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發生某些腐敗，就看作是清廉。在壹個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內容極其單調的社會裡，今天的許多腐敗固然無法發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飯的情況下，有人憑藉手中的權力將國庫中的幾袋糧食搬回了家，這同今天壹些人將成百萬上千萬公款劃為己有的性質是壹樣的；其次，腐敗不僅要看涉案的絕對數目，更要看相對數目。在文革時期，許多知青為了提干或上學，常常向當地幹部送出煙酒和貞操等禮品，這也許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卻可能是壹個家庭的壹大筆積蓄。今天的腐敗，只不過是在條件充分具備之後，專制體制的腐敗能力全面暴露出來了而已。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包含在“人民”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裡，不管壹個執政黨實際上的作為如何，其名義上的服務對象只能是全體國民，而在中國，黨公開宣稱的服務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國民，而是“人民”。所以，“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當百姓高興的以為“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時，他們卻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經把他們排除在了執政黨的服務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確實得到了某種服務，那不過是“為人民服務”的附帶結果。

　　為什麼XX黨只“為人民服務”？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共產黨而只能為那壹部分與自己站在壹起的“先進人群”及其追隨者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這種劃分階級的理論，正好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那種等級觀念和拉幫結派的文化傳統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難地被奉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國歷史上，平民百姓從來就不是統治者的服務對象，而只是管制對象，“服務”是層層向上而非向下的。

　　“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同腐敗存在必然的關聯。當初“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個屬於“人民”的美好社會。在奪權成功後，享受美好生活就開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會中通過特權來獲得享受，正是當初“人民”要通過革命來達到的目的。

　　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奪取政權之後，讓“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我服務”。任何手握權力的官員，在沒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員，甚至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可以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地變成為某個具體官員個人的服務。因此，包含在“人民”這壹名詞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規模腐敗的因素，這正是“人民”的國家總是導致嚴重腐敗的壹個重要原因。

　　有人指責今天的壹些腐敗官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己服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兩者在本質上並不衝突，除非某些官員腐敗過了頭，以至於損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三個原因來自存在於“人民”這壹概念中的國家理念。“人民的國家”是壹個僅僅屬於“人民”的國家，當壹個人是“人民”的壹員的時候，他擁有自己的國家；而當壹個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時，他就等於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由於“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個人是否屬於“人民”，並無明確的法律界定，而僅僅取決於他的相關政治狀況，因此，壹個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而於壹夜之間被置於“人民”之外，從而成為自己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寄居者。

　　對於身居有利位置和擁有各種權力的官員來說，置身於中國的專制體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裝滿珠寶的大船上，壹方面財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什麼時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拋入大海。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中，如果有人產生大撈壹把然後離船上岸的念頭，是十分自然的，這也正是實際中發生的情況，大量貪官攜款外逃，絕不僅僅是貪婪的結果，而是與“人民的國家”中壹個國民缺乏法定的權利保障密切相關的。

　　在“人民的國家”中，壹方面，種種因素促使官員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經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貪官們不僅有許多漏洞可鑽，而且不壹定會案發或被查處；而貪官們是否會被查處，查處的結果如何，主要幷不取決於其具體的腐敗行為，而取決於其政治處境。

　　由此，在上述種種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普遍的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為人民服務”為訴求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其享有的特權，必然會竭盡全力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其宣稱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出於維護其權力的壹種招牌和手段，是服務於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權這壹目標的。

　　共產社會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據，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裡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苟。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里的作用，他的價值取決於他在這個高度完備的差序社會裡的身份。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僕人。可這就怪了：僕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僕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僕人”嗎？

　　我親愛的公僕大人！ 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您發命令，我來拼命。 倒說您是公僕，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 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僕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壹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 主人翁的台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 我給您踢，理所應當；我給您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台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污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凶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麼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麼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社會主義搞了快60年，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這表明：最先進的制度其實是最落後最腐朽的制度！

　　專政組織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當年的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麼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衝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民要為能源供應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麼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覆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這不是誇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種冤假錯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人的生命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阿Q動物國之童話。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痴，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壹個白痴民族要比壹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所以，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專制統治群體，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布，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壹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壹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裡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鎮》裡的“壹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壹樣地活下去”。

　　第壹階段，逐步非人化。具體又可分為3個小步驟：去感官化，也可俗稱聾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稱太監化；去廉恥化，也可俗稱妓女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裡的“禮”字應該改成“理”字更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妳看的，就不讓妳看，讓妳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壹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壹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僕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髒的丑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麼能給妳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妳聽的，就不讓妳聽，讓妳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台妳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妳也只能聽讚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壹不是先捂蓋子，儘量少報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道。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准！

　　不該妳說的，就不讓妳說。我就是要讓妳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H南揭艾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志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們缺德化。這壹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但這壹招最管用，最能長治久安地保證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壹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里歡迎紅頂資本家入伙，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Q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儘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阿Q國做到了全面禽獸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動物園內共分以下幾大類，細目從略不表。第壹類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污吏和姦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里。為非作歹，遺禍壹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被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託權貴。多為御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牆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云，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閒和幫凶，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被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志，亂則偏安壹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被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悽苦的壹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嘆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