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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世盜名的胡適如何竊取“博士”頭銜!?!
送交者: 傅國涌 2006年04月18日14:25: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20世紀中國學風敗壞,胡風開啟端緒,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中著名者,就是胡適冒充博士事件。流風所及,結果現今中國大陸偽造學歷成鳳。

(一)

胡適一生中獲得過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並以此作為胡適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學者”的證據。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實:這三十五個榮譽學位中,有二十七個是在他大使任內得到的,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三。而在這二十七個學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學博士學位(L.L.D.),這個學位一般是授給政界人士的。所以說,胡適的這些學位並不能說明胡適的學術水平或學術成就已經得到了美國人的認可,它們至多可以說是他的“事業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國人的承認。

也許有人會為胡適抱不平說,美國大學的榮譽學位是他們主動送給胡適的,又不是胡適自己去爭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謂“反對先生”的人憑什麼指責他“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呢?對於持這樣觀點的人,首先要提請他們注意的是,第一,胡適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戰時”大使;第二,胡適是當時中國駐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長孔祥熙在催促胡適就任的電報中說:“此次赴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惟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王松、蔣仕文:《宋子文傳》,武漢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頁)。他“到處領學位”之時,正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中國的大部分領土淪入敵手,中央政府退縮山城重慶,北京大學困頓西南邊陲,而美國幾乎是中國能否繼續堅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這個時刻,胡適不努力開展外交攻勢,爭取美援(胡適後來曾說自己在大使任內沒有為中國爭來一槍一彈,雖是自矜,大半卻是實情),而是南來北往地接受學位,這對於當時和平主義、孤立主義氣氛濃厚的美國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適被免職之後,《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為他打抱不平);但對於嗷嗷待哺的中國政府來說,對胡適的期望豈止是望梅止渴,簡直就是望洋興嘆。所以,宋子文告訴他:“你還是多管管正事罷!”傅斯年勸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這一敵一友兩方面的“建議”,足以說明問題的實質:接受這麼多的學位,已經影響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從另一方面講,胡適對這些學位是相當在意、相當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昨天接受了BrownUniversity贈與名譽學位的邀請;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Univ.的邀請。今年共有五個名譽學位”。(《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348-349頁)。1940年3月21日,胡適在家信中說,去年得了兩個名譽學位(因病辭掉三個),今年可得八個,連同以前的總共十三個名譽學位。(耿雲志:《胡適年譜》)。1943年11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總結自己的榮譽學位,計文學博士學位(Litt.D.)四個,古典文學博士(L.H.D)一個,法學博士(L.L.D.)十五個,民法博士(D.C.L.)一個。(《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550-551頁)。如此的斤斤計較,不由讓人想起魏晉時期“竹林七賢”之一王戎“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的掌故。(《世說新語·儉嗇第二十九》)
  
這是一副無恥的小人嘴臉!

(二)

再看胡適假冒博士之始末。

讀《胡適外傳》(胡成業著),文中提到胡適當年留洋回國時,曾被人戲稱“假冒博士”,感覺頗為有趣。想來胡適以“考據”聞名遐邇,一貫主張“拿證據”和“小心求證”,因此,筆者就“假冒博士”進行了一番“考證”,以“驗明正身”,辨個真偽。

胡適(1891——1962)是中國近代文化學術思想界重量級風雲人物,新文化啟蒙學者,有大學問。說胡適是大學問,“證據”有二:一是其著作等身,洋洋灑灑兩千多萬的白紙黑字,是為證;二是其一生頭戴“博士”桂冠36個(目前均有證可查),凡人難及,後人只能望其項背。但胡適在上個世紀20年代曾被人戲稱“假冒博士”,並非空穴來風。

1917年9月,胡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出任北京大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授,時年26歲。胡適到北大任教,系北大文學院院長陳獨秀慧眼識才。因為,早在一年前(1916年),身在美國的胡適就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寫詩詞文章。翌年元月,胡適更在《新青年》2卷5號上發表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鼓吹白話文,且“暴得大名”。陳獨秀在隨後的《新青年》2卷6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稱“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可見陳獨秀對青年胡適賞識有加。陳獨秀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到北大任教,而蔡元培早已將才子胡適納入視線之內,二人心有靈犀,一拍即合。蔡元培向遠在美國的胡適發出約請,而能回國到北大教書正是胡適之夢想。胡適欣然接受約請,打點行囊,踏上了回國的征途。

其實,胡適回國前,已向自己的導師、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遞交了題為《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的博士畢業論文但是無法通過考試。所以胡適論文的最後評判尚無結論。從“小心求證”的角度看,當時胡適的“博士”頭銜,實在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因為,胡適並沒有把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證書”,揣進自己的褲袋。

更有趣的事,青年胡適在北大教授“中國古代哲學”時,以自己的博士畢業論文為基礎,開始自編《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他對儒家以外各派採取“平等的眼光”, 着眼於“在這些學派中渴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格土壤”,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探尋中國哲學發展的脈搏。胡適的講義和授課,令北大學子耳目一新。1919年2月,由蔡元培先生作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胡適博士”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易竹賢《胡適傳》)。“胡適博士”更是因此發揚光大,名噪一時。手中沒有“畢業文憑”,竟自詡“博士”,可謂“賊徒藝高人膽大”。此時的胡適,人稱“假冒博士”,我想,也不能說是故意貶損,胡適自己多少也應負些責任。直至1927年,也就是胡適留學回國十年後,胡適出訪美國,才帶着後出的《大綱》的副本,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勒索“哲學博士學位”證書。從此,胡適才摘掉了“假冒”的帽子,成為名副其實的“勒索博士”。

胡適在“博士”這個問題上,有“假冒”的嫌疑,而且,還有“勒索”的事實。

以此劣跡為基礎,自1935年香港大學授予胡適“榮譽法學博士”後,在以後的數年裡,胡適先後獲得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等世界30餘所知名大學授予的法學博士、文學博士、人文博士等“榮譽稱號”。1940年3月,胡適在給夫人江東秀的信中說:“去年的了兩個榮譽博士學位,因病辭了3個,今年可得8個榮譽博士學位。”擁有如此多的 “博士帽”,也就是胡適,國內恐怕初無二人。 然而,在所有的“博士”桂冠中,胡適最為看重的還是自己“假冒”了十年,最後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他的“哲學博士”學位。胡適曾在給夫人的信中這樣說道:“博士學位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不過好玩罷了。一個是花四年苦工得來的,其它都是白送的。”

(三)

從上述事實,來看待下列的《胡適小傳》,我們不禁感嘆:歷史,歷史,有多少虛假是借你的名義散布的!

胡適其人的其虛其偽,可以從下面的記載中略見一班: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是揭開胡適欺世盜名面目的時刻了!


【附錄《胡適小傳》】

目錄

思想與學術
新文化運動
哲學研究
古典小說研究
禪宗研究
水經注研究
晚年
影響
自由主義
評價
年表
主要論著
家庭
相關條目
參考資料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安徽績溪上莊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仕至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留學,康奈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杜威。191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進行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像胡適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1、思想與學術

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師從約翰·杜威。這令胡適的思想偏向實用主義。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啓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2、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生先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鋒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3、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讀大學時的論文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4、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紅樓夢海內孤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近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5、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6、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獻”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7、晚年

1950年代於台灣的蔣中正與胡適,圖左為胡適1949年1月,胡適前往上海。既覺國民黨無法應付國政,又深感共產黨八項二十款和戰條件下,兩黨“和比戰難”。於是不得已於國共內戰末期,避禍赴美教學。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台灣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前往台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留連台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台灣某家出版公司。

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亦參與其中並多加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介石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

1962年2月24日,於台灣參與中央研究會相關會議的胡適,於會議進行中心臟病發去世。之後,台灣政府將胡適於台灣的公配居所改建於胡適紀念館。另外,台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8、影響

與蔡元培,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話文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自謂是胡適的學生,胡適考證的方法對顧頡剛影響不淺。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李敖自稱在其困難的時候接受過胡適的資助,畢生謳歌胡適。故李敖在其“2005年大陸文化之旅”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向北京大學捐建了胡適銅像。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胡適曾對唐德剛說:“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胡適口述自傳》)

季羨林為胡適的學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歸國初期期間,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着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回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裡只有1毛錢。


9、自由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權運動。
1930年代前期,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展開的論爭。
1941年在美國發表英文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1948年9月發表《自由主義》。
1949年《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

10、評價

因為胡適,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民間的知識分子愛戴的有爭議的人物,中國大陸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幾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在意識形態控制上,還是對胡適有殊多限制。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11、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
1893年隨母去台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離開台灣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莊,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死於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
1917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假學校講學。
1922年創辦《努力周報》。在《努力周報》第二期(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着“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1938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國民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赴美國,發表《共產黨執政下絕沒有自由》,在美期間,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在台灣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後其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一度受到株連。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7年11月任台灣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台灣南港。

12、主要論著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於《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於《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於《每周評論》第31期)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著《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盧山遊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6、7號合刊)
著《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於《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譯《短篇小說》(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後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遠東,1953年)
著《南遊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著《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著《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編《台灣紀錄兩種》 (1951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台北,自印本)

13、家庭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著有《台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於廈門。
母親:馮順弟。
妻子:江冬秀。
長子:胡祖望,定居美國。
女兒:胡素斐,早殤。
次子:胡思杜,在中國大陸,1954年與胡適斷絕父子關係,但終究難逃一死,後於1957年反右中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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