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败坏出自中共精心的维稳战略，与民族劣根性无关

——兼揭公知助纣为虐的嘴脸

  在“白纸”，中共习近平一伙被迫抛出“新十条”，明确宣布废除健康绿码要求，这标志着近三年的“清零”暴政终于画上了句号，国内民众的勇敢反抗，破天荒地第一次迫使中共让步。

  习共近三年的“清零”暴政，除了重伤了中国的经济之外，最大的破坏，就是对人权观念的破坏，和对道德的进一步摧残：

  在“清零文革”当中，“大白”们肆意封楼、焊死居民的家门、甚至强闯民宅，非法绑架健康红码的个人，关入“方舱医院”隔离，并勒索天价的隔离费。。。这些打着“防疫”的幌子，对人权、对私有财产肆无忌惮地侵犯，再一次扫荡了邓江胡时期积累的一点点可怜的人权和私产的观念，使得中国人的人权、法治观念更加淡薄。

  而且，在“清零”暴政的肆虐当中，本该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一个个变得丧心病狂，不止一个地方爆出医院因为“清零”封城、或因为核酸检测的一票否决制，而拒收临产孕妇和危重病人，最终导致孕妇、病人惨死的下三滥奇葩丑闻。。。

  代表政府的公共卫生单位的这些卑鄙的故意不作为，无疑会进一步败坏中国的人心和道德，令之前就见死不救普遍成风的中国社会，更加冷漠。

  另外，从武汉封城开始，整个“清零”暴政期间，中共当局赤裸裸地煽动地域歧视，以及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如：煽动对疫情重灾区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歧视；煽动对躲避西方国家疫情的归国留学生的歧视（诬蔑其为“自私的投毒者”）；煽动对“红码”者的歧视，甚至行使自己应有的旅行人权的“阳性”者，当作“投毒犯”判刑。。。

  这些倒行逆施，无疑大大加剧、加深了中国人之间的相互仇恨，使得中国人更加一盘散沙，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同样明显的是，中共当局对“清零”暴政带来的巨大的反道德副作用，没有任何纠正措施：以防疫为名拒收孕妇、危重患者，而造成惨案的医院，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而在国内媒体和网络上煽动地域歧视，和对特定群体歧视的言论，也没有受到任何审查（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对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言论的审查却高效而密不透风）；这就证明：

  把中国社会道德搞坏，是中共当局刻意的追求。

  “白纸革命”期间的另一起奇葩事件，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故意搞坏中国社会道德的用心：

  12月3日，福建泉州一位市民发现一个女婴被遗弃在路旁的垃圾桶边，好心报警，但之后泉州公安却以“防疫”期间福利院不接收为由，命令报警者“暂时收养”。

  这就怪了，报警的市民法理上毫无抚养陌生弃婴的责任，有义务有责任抚养弃婴的，明明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中共政府却要求好心的报警市民自掏腰包去抚养弃婴，这不是十足犯浑是什么？如此这般，中国人辛辛苦苦纳税，养着一个这种不负责任的混账政府为哪般？？

  而且在这个案子当中，好心报警的市民，非但没得到一点奖励，反而为自己惹来一个大麻烦，而其他那些冷眼旁观、连报警都不干，放任女婴死在路边的“不管闲事”者，反倒无事一身轻，这不是赤裸裸地在鼓励老百姓见死不救吗？？

  可以肯定的是：在福建泉州这个案子的影响下，好心的报警者在中国也会迅速绝迹，而见义勇为者在中国早已基本绝迹多年了！

  其实，此案中这种“好心没有好报”的社会现象，中共早在僵贼泯时期就开始精心推动了：自僵贼泯后期开始，中共当局对民间见义勇为的事迹和“雷锋”式的好人好事，基本不再大力宣扬和奖励，虽然雷锋是毛共塑造出来的假典型，但客观上必须承认，雷锋精神对政治以外的社会道德维系，长期以来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到了老贼和胡面瘫治下，中共当局则毫不掩饰地把助人为乐的精神当作傻冒。

  僵贼泯、胡面瘫时期，在中共的故意纵容，甚至精心策划下，太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人没有好下场，他们不是被救助的对象反咬，就是被社会抛弃，七、八十年代那种戴红花、捧奖状、上报纸的“精神奖励”荣誉完全没有了，而见死不救者反倒自由得瑟、悠哉游哉，完全不用担心政府的惩罚或谴责。

  其中对中国道德伤害最为恶劣的一起轰动性案件，当数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26岁的青年彭宇好心扶起一名自己摔倒在路边的老太婆徐寿兰，并将她送到医院，还为其垫付了200元医疗费，并有目击证人陈二春在场；

  但事后徐寿兰及其家人（在鼓楼区派出所当警察的儿子）却恩将仇报，反咬彭宇撞倒了徐寿兰，将彭宇告上法庭，索要巨额赔偿。但徐寿兰指控彭宇的唯一“证据”，只是所谓鼓楼区派出所警察讯问彭宇的“笔录”照片，警方声称彭宇在笔录中承认撞到了徐寿兰，但奇怪的是“笔录”原件警方却拿不出来，自称“丢失”了，但彭宇的辩护律师却发现，该“笔录”照片根本不是出自询问王宇警察的手机，而是出自徐寿兰儿子的手机，律师的发现，迫使鼓楼区法院不得不拒绝采纳鼓楼区派出所的“证据”，但是具有重大伪证嫌疑的徐寿兰儿子，以及其所在的鼓楼区派出所却没有受到任何调查。

  本案奇葩就奇葩在，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性的心证”（与方舟子惯用的诡辩术同样的套路），就断定彭宇撞倒了徐寿兰，法官王宇还在宣判时讲了一句震惊世界的绝句：

  “不是你撞倒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扶起她！？”

  2006案的彭宇案轰动了全世界，也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断崖式滑坡、全面崩溃的转折点，事后许多中国公知大骂徐寿兰及其家人的黑心烂肝、恩将仇报，以及法官王宇的丧心病狂，这完全是避重就轻，客观上是在为中共规避责任。

  因为若没有中共当局的袒护，徐寿兰及其家人再黑心烂肝、恩将仇报也不可能得逞，反而会落得敲诈勒索和诬告的罪名；而对于王宇，许多公知连常识都没有：中共国法院的判案，并不是法官说了算，而是由领导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说了算，而象彭宇引起全国轰动的著名案件，中共市委、市政府高层领导、甚至省委、省政府的高层领导都会干预，例如，彭宇案的审判，就是当年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一手领导的，做成铁案的：

  在李源潮的指示下，以所谓“大和解”机制结案：即徐寿兰案败诉的赔偿45876元，彭宇只须承担一万元，余额由江苏省政府承担，但条件是彭宇必须认错；“胳膊拗不过大腿”，无可奈何之下彭宇只得接受。

  此案中，法官王宇只是前台的传声筒，和事后的替罪羊而已，在中共眼中，王宇的唯一过错就是“表述不当”——逢迎拍马拍到了马卵上，给党的工作带来了被动，事后为平民愤，当然得把把王宇革职查办，下放到辖区司法所，这个兢兢业业的后清奴才居然也没了前途。

  此案的最大影响，就是“见死不救”的冷漠，由之前的集中于广东，迅速蔓延到全国，从此“见死不救”在中国普遍成风。

   那么，中共精心推动中国社会道德全面崩坏的用意是什么呢？是为了维护中共的专制统治。彻底搞坏中国道德的“维稳”战略谋划，其实中共1989年“六四”屠杀后就开始了：

  踏着“六四”大屠杀人血上台的上海瘪三僵贼泯一伙，震惊于“八九”学运期间小偷罢偷参与游行、北京市民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的道德热情，下决心要施用阴谋诡计破坏中国人的这种热情，让老百姓一盘散沙；实际上老贼早在上海就采用这种毒计了：

  那就是声色犬马歌舞厅放开，但自由民主思潮坚决堵死，这招确实有效，使当年上海学运的规模远不如北京，甚至不如东北。。。

  僵规狐随，胡面瘫、瘟恩来在败坏中国道德方面比僵贼泯更加大手笔。。。

  总之，通过刻意搞坏社会道德，中共就可以有效让中国老百姓一盘散沙，形成不起挑战中共的合力，甚至长期形成不了街头民主运动。自僵贼泯后期开始，中共不再表彰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同时却制造大量的“好人无好报”案子，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从僵贼泯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政府挖空心思地、制度化地让“好人没有好下场”，这就是中国社会道德全面崩坏的根本原因。

  可鄙的是众多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洋奴公知，对中国道德完全由中共故意搞坏的真相睁眼不察，二十年来大骂恶骂汉族人的祖宗和民族劣根性、什么中国人的基因劣等（典型如草虾之流），或是大骂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云云，这在客观上是帮中国共产党洗地。

  试问，同样是以汉人为主的华人，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为什么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差别如此巨大呢？？

  就好比一棵松树，因为被人为地封堵了正常生长的空间，因而长歪了，公知就大骂恶骂松树本来就是歪的树种，或者大骂种植松树的土壤有问题——那为什么同样种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松树长得笔直呢？？

  公知们的荒谬和邪恶可见一斑。

  对于中共国社会道德绝无仅有的奇葩败坏，公知们除了大骂恶骂汉族和汉文化外，就是喜欢鼓吹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似是而非的“名言”，大肆宣扬“改变人心”为首要，且把“改变人心”当作政治体制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荒谬透顶，而且是赤裸裸地为中共洗地：

  因为不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要改变中国人的人心纯粹是空谈，中共国的极权国家性质，使得个人或在野力量对国民启蒙作用，远远比不上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垄断的传媒）对国民的洗脑作用——你启蒙一个，它洗脑百个！

  而且福泽谕吉的名言，对应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和社会，与今日中共国的政府和社会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公知以福泽的名言来指导今日的中共国，既浅薄，又卑鄙。在这些公知当中，陈丹青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共的统治，就是中国道德败坏的总根源；中共不下台，中国社会道德非但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还会继续恶化。

曾节明 2022.12.14 覆雪严寒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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