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敗壞出自中共精心的維穩戰略，與民族劣根性無關

——兼揭公知助紂為虐的嘴臉

  在“白紙”，中共習近平一夥被迫拋出“新十條”，明確宣布廢除健康綠碼要求，這標誌着近三年的“清零”暴政終於畫上了句號，國內民眾的勇敢反抗，破天荒地第一次迫使中共讓步。

  習共近三年的“清零”暴政，除了重傷了中國的經濟之外，最大的破壞，就是對人權觀念的破壞，和對道德的進一步摧殘：

  在“清零文革”當中，“大白”們肆意封樓、焊死居民的家門、甚至強闖民宅，非法綁架健康紅碼的個人，關入“方艙醫院”隔離，並勒索天價的隔離費。。。這些打着“防疫”的幌子，對人權、對私有財產肆無忌憚地侵犯，再一次掃蕩了鄧江胡時期積累的一點點可憐的人權和私產的觀念，使得中國人的人權、法治觀念更加淡薄。

  而且，在“清零”暴政的肆虐當中，本該以“救死扶傷”為宗旨的醫院，一個個變得喪心病狂，不止一個地方爆出醫院因為“清零”封城、或因為核酸檢測的一票否決制，而拒收臨產孕婦和危重病人，最終導致孕婦、病人慘死的下三濫奇葩醜聞。。。

  代表政府的公共衛生單位的這些卑鄙的故意不作為，無疑會進一步敗壞中國的人心和道德，令之前就見死不救普遍成風的中國社會，更加冷漠。

  另外，從武漢封城開始，整個“清零”暴政期間，中共當局赤裸裸地煽動地域歧視，以及對特定群體的歧視，如：煽動對疫情重災區武漢人，乃至湖北人的歧視；煽動對躲避西方國家疫情的歸國留學生的歧視（誣衊其為“自私的投毒者”）；煽動對“紅碼”者的歧視，甚至行使自己應有的旅行人權的“陽性”者，當作“投毒犯”判刑。。。

  這些倒行逆施，無疑大大加劇、加深了中國人之間的相互仇恨，使得中國人更加一盤散沙，社會道德更加敗壞。

  同樣明顯的是，中共當局對“清零”暴政帶來的巨大的反道德副作用，沒有任何糾正措施：以防疫為名拒收孕婦、危重患者，而造成慘案的醫院，沒有受到任何懲處；而在國內媒體和網絡上煽動地域歧視，和對特定群體歧視的言論，也沒有受到任何審查（但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對傳播自由、民主、法治的言論的審查卻高效而密不透風）；這就證明：

  把中國社會道德搞壞，是中共當局刻意的追求。

  “白紙革命”期間的另一起奇葩事件，再一次證明了中共故意搞壞中國社會道德的用心：

  12月3日，福建泉州一位市民發現一個女嬰被遺棄在路旁的垃圾桶邊，好心報警，但之後泉州公安卻以“防疫”期間福利院不接收為由，命令報警者“暫時收養”。

  這就怪了，報警的市民法理上毫無撫養陌生棄嬰的責任，有義務有責任撫養棄嬰的，明明是由納稅人供養的政府，中共政府卻要求好心的報警市民自掏腰包去撫養棄嬰，這不是十足犯渾是什麼？如此這般，中國人辛辛苦苦納稅，養着一個這種不負責任的混賬政府為哪般？？

  而且在這個案子當中，好心報警的市民，非但沒得到一點獎勵，反而為自己惹來一個大麻煩，而其他那些冷眼旁觀、連報警都不干，放任女嬰死在路邊的“不管閒事”者，反倒無事一身輕，這不是赤裸裸地在鼓勵老百姓見死不救嗎？？

  可以肯定的是：在福建泉州這個案子的影響下，好心的報警者在中國也會迅速絕跡，而見義勇為者在中國早已基本絕跡多年了！

  其實，此案中這種“好心沒有好報”的社會現象，中共早在僵賊泯時期就開始精心推動了：自僵賊泯後期開始，中共當局對民間見義勇為的事跡和“雷鋒”式的好人好事，基本不再大力宣揚和獎勵，雖然雷鋒是毛共塑造出來的假典型，但客觀上必須承認，雷鋒精神對政治以外的社會道德維繫，長期以來是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的。到了老賊和胡面癱治下，中共當局則毫不掩飾地把助人為樂的精神當作傻冒。

  僵賊泯、胡面癱時期，在中共的故意縱容，甚至精心策劃下，太多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人沒有好下場，他們不是被救助的對象反咬，就是被社會拋棄，七、八十年代那種戴紅花、捧獎狀、上報紙的“精神獎勵”榮譽完全沒有了，而見死不救者反倒自由得瑟、悠哉游哉，完全不用擔心政府的懲罰或譴責。

  其中對中國道德傷害最為惡劣的一起轟動性案件，當數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26歲的青年彭宇好心扶起一名自己摔倒在路邊的老太婆徐壽蘭，並將她送到醫院，還為其墊付了200元醫療費，並有目擊證人陳二春在場；

  但事後徐壽蘭及其家人（在鼓樓區派出所當警察的兒子）卻恩將仇報，反咬彭宇撞倒了徐壽蘭，將彭宇告上法庭，索要巨額賠償。但徐壽蘭指控彭宇的唯一“證據”，只是所謂鼓樓區派出所警察訊問彭宇的“筆錄”照片，警方聲稱彭宇在筆錄中承認撞到了徐壽蘭，但奇怪的是“筆錄”原件警方卻拿不出來，自稱“丟失”了，但彭宇的辯護律師卻發現，該“筆錄”照片根本不是出自詢問王宇警察的手機，而是出自徐壽蘭兒子的手機，律師的發現，迫使鼓樓區法院不得不拒絕採納鼓樓區派出所的“證據”，但是具有重大偽證嫌疑的徐壽蘭兒子，以及其所在的鼓樓區派出所卻沒有受到任何調查。

  本案奇葩就奇葩在，法院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僅憑“常識性的心證”（與方舟子慣用的詭辯術同樣的套路），就斷定彭宇撞倒了徐壽蘭，法官王宇還在宣判時講了一句震驚世界的絕句：

  “不是你撞倒的，那你為什麼要去扶起她！？”

  2006案的彭宇案轟動了全世界，也成為中國社會道德斷崖式滑坡、全面崩潰的轉折點，事後許多中國公知大罵徐壽蘭及其家人的黑心爛肝、恩將仇報，以及法官王宇的喪心病狂，這完全是避重就輕，客觀上是在為中共規避責任。

  因為若沒有中共當局的袒護，徐壽蘭及其家人再黑心爛肝、恩將仇報也不可能得逞，反而會落得敲詐勒索和誣告的罪名；而對於王宇，許多公知連常識都沒有：中共國法院的判案，並不是法官說了算，而是由領導組成的“審判委員會”說了算，而象彭宇引起全國轟動的著名案件，中共市委、市政府高層領導、甚至省委、省政府的高層領導都會干預，例如，彭宇案的審判，就是當年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一手領導的，做成鐵案的：

  在李源潮的指示下，以所謂“大和解”機制結案：即徐壽蘭案敗訴的賠償45876元，彭宇只須承擔一萬元，餘額由江蘇省政府承擔，但條件是彭宇必須認錯；“胳膊拗不過大腿”，無可奈何之下彭宇只得接受。

  此案中，法官王宇只是前台的傳聲筒，和事後的替罪羊而已，在中共眼中，王宇的唯一過錯就是“表述不當”——逢迎拍馬拍到了馬卵上，給黨的工作帶來了被動，事後為平民憤，當然得把把王宇革職查辦，下放到轄區司法所，這個兢兢業業的後清奴才居然也沒了前途。

  此案的最大影響，就是“見死不救”的冷漠，由之前的集中於廣東，迅速蔓延到全國，從此“見死不救”在中國普遍成風。

   那麼，中共精心推動中國社會道德全面崩壞的用意是什麼呢？是為了維護中共的專制統治。徹底搞壞中國道德的“維穩”戰略謀劃，其實中共1989年“六四”屠殺後就開始了：

  踏着“六四”大屠殺人血上台的上海癟三僵賊泯一夥，震驚於“八九”學運期間小偷罷偷參與遊行、北京市民冒着槍林彈雨救死扶傷的道德熱情，下決心要施用陰謀詭計破壞中國人的這種熱情，讓老百姓一盤散沙；實際上老賊早在上海就採用這種毒計了：

  那就是聲色犬馬歌舞廳放開，但自由民主思潮堅決堵死，這招確實有效，使當年上海學運的規模遠不如北京，甚至不如東北。。。

  僵規狐隨，胡面癱、瘟恩來在敗壞中國道德方面比僵賊泯更加大手筆。。。

  總之，通過刻意搞壞社會道德，中共就可以有效讓中國老百姓一盤散沙，形成不起挑戰中共的合力，甚至長期形成不了街頭民主運動。自僵賊泯後期開始，中共不再表彰好人好事、見義勇為，同時卻製造大量的“好人無好報”案子，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從僵賊泯後期開始，中國共產黨政府挖空心思地、制度化地讓“好人沒有好下場”，這就是中國社會道德全面崩壞的根本原因。

  可鄙的是眾多的共產黨培養出來的洋奴公知，對中國道德完全由中共故意搞壞的真相睜眼不察，二十年來大罵惡罵漢族人的祖宗和民族劣根性、什麼中國人的基因劣等（典型如草蝦之流），或是大罵什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云云，這在客觀上是幫中國共產黨洗地。

  試問，同樣是以漢人為主的華人，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為什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差別如此巨大呢？？

  就好比一棵松樹，因為被人為地封堵了正常生長的空間，因而長歪了，公知就大罵惡罵松樹本來就是歪的樹種，或者大罵種植松樹的土壤有問題——那為什麼同樣種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松樹長得筆直呢？？

  公知們的荒謬和邪惡可見一斑。

  對於中共國社會道德絕無僅有的奇葩敗壞，公知們除了大罵惡罵漢族和漢文化外，就是喜歡鼓吹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似是而非的“名言”，大肆宣揚“改變人心”為首要，且把“改變人心”當作政治體制變革的先決條件，這不僅是荒謬透頂，而且是赤裸裸地為中共洗地：

  因為不改變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要改變中國人的人心純粹是空談，中共國的極權國家性質，使得個人或在野力量對國民啟蒙作用，遠遠比不上中共動用國家機器（包括國家壟斷的傳媒）對國民的洗腦作用——你啟蒙一個，它洗腦百個！

  而且福澤諭吉的名言，對應的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明治時期的日本政府和社會，與今日中共國的政府和社會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公知以福澤的名言來指導今日的中共國，既淺薄，又卑鄙。在這些公知當中，陳丹青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共的統治，就是中國道德敗壞的總根源；中共不下台，中國社會道德非但不會有根本性的好轉，還會繼續惡化。

曾節明 2022.12.14 覆雪嚴寒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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