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伍子胥現象談起

以忠君愛國（也愛本國族人民）的標準，伍子胥行為的極端惡劣，絕
不在千年後的張弘范、洪承疇、吳三桂之下，更不必說施琅。他以世
受楚恩的楚世家大夫身分，因父兄私仇投降敵國吳國，親率吳兵滅了
自己的祖國，鞭楚王之屍，奸楚王之妻，覆楚國之社。很奇怪，為什
麼這樣一個標準的“楚奸賣國賊”，在後世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卻永
遠是一個正面的英雄豪傑形象呢？人民對他的叛國叛君行為買絲而繡，
頌為楷模，直到現代的革命家還寫出這樣著名的詩：“滿天風雨滿天
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

作為他的對立面，領導了楚國抗吳戰爭，奔秦國痛哭了七天七夜終於
借秦兵趕走了伍子胥吳國侵略軍的申包胥，在中國人民的口碑里，也
同樣是正面形象。我們看傳統戲曲（它一般反映了民間的喜惡）《長
亭會》的介紹：

伍子胥被追捕逃亡途中，忽遇申包胥，“私計申包胥乃自幼好友，諒
必不翻臉加害，遂出會敘，直告冤情。並數述平王不道之罪，他日誓
必借師覆楚。申包胥聞言，則力勸不可，謂‘君父無酬，萬無報復之
理’。伍員堅執不允。申包胥亦喟然深憐其志之苦。至臨別，申包胥
與伍員約曰：‘他日子能覆楚，吾必復楚。各盡其力，各行其志可也
。’語時詞氣激昂，忠誠形於色，遂縱之去。伍員亦深威其德。”

原來。各有各的英雄。伍子胥的英雄，是“申包胥亦喟然深憐其志之
苦”；申包胥的英雄，是“忠誠形於色。伍員亦深威其德”。兩個實
踐中必然衝突的標準，卻可以在人民的道德評價中，並行不悖。

伍、申矛盾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只要稍用心注意一下春秋戰國
時代，各色歷史人物給後人留下的臧否形象，就可以發現，對他們的
評價，人民都不是站在一個特定的國族立場，而是“個案處理”，具
體行為，具體分析具體評價。當談到廉頗、李牧、屈原、荊軻時，人
們肅然起敬，無不敬仰其抗侵略愛祖國的精神，但談到嬴政、白起、
王翦，人們同樣拍掌津津樂道，並不因此便去否定了“夷狄”秦族的
入關，兼併六國而統一天下。

自中國傳說史後夏商周以降迄秦統一，是中國遠古第一次的民族大熔
合。它的結果產生了一個統一大民族，“漢族”。於是，作為漢族的
歷史學家司馬遷們，寫歷史便站在一個新的大民族的高度，不是也不
能夠是站在此前某個特別國族的立場，以它為“正統”，“春秋筆法
”去臧否歷史人物。甚至，還沒有熔入漢族的少數民族，司馬遷平等
地為其立傳，毫無“正閏”歧視。提出華夏民族本身就是由夷人演變
而來：“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
州興，漢之興自蜀漢”，而“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這是一個新的偉大民族才能產生的偉大歷史學家。

二、中國歷史正閏之爭的發生

自東晉南北分裂之後，到辛亥革命炮響，中華民國建立，1600年，是
中國第二次的民族大熔合時期。它的結果是漢族與各華夏少數民族千
年征戰磨合產生了一個進一步的統一大民族“中華民族”。但在此之
前，在未完成熔合，正在熔合的千年之中，便出現了哪個特定國族代
表“正統中國”的問題。曹魏，蜀漢之爭在漢政權的分裂間開始了這
個問題，兩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直至宋元明清少數民族政權入
主中原甚至統一全中國，更是嚴重了這個問題。

司馬光繼承司馬遷的傳統，不強調把特定國族“正統”的道德標準引
入歷史撰述，他寫《資治通鑑》不用春秋筆法，而“據其功業之實而
言之”，也就是對歷史人物個案實事求是地記錄之。對宋前的少數民
族政權，不視其為僭偽。甚至肯定南朝北伐名將陳慶之的感慨：“吾
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
江東所及也。”

但這是政權在中原的北宋。到了南宋就不行了，北方中原之地的政權
已經是金人政權，漢族政權偏安江南一隅，風雨飄搖。應運而生的大
學者朱熹就必須要把漢族的道統和道德信念引進歷史，以“正統”的
說教鼓舞漢族人民在漢族朝廷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反抗外來少數民族
的暴力侵犯了。這個漢賊不兩立的“正閏”觀念標準，居然由一部小
說，元明之交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完成了它的大普及和大確立。
直至頑強地影響着今天。

以這個正統道德觀念為人民塑造垂範的這千年期間理想人物和民族英
雄人物，便是半人半神的諸葛亮、關聖帝，精忠報國的岳飛，留取丹
心的文天祥，以及誓死不屈的史可法、國姓爺鄭成功等光輝燦爛的群
星。他們的反面，曹操、秦檜、張弘范、洪承疇、吳三桂等，都被死
死地釘在了漢民族歷史觀的恥辱柱上了。

三、今天的中華民族的利益標準

近代中華民國的建立，標誌了中國第二次民族大熔合的完成，標誌了
比二千年前劉漢帝國完成的漢族更恢宏偉大的“中華民族”在世界進
入現代文明歷史時代的誕生。
這個新誕生的中華民族，應該誕生新一代的“司馬遷”。作為中華民
族的歷史學家的“司馬遷”們，同樣，他們重寫東漢三國以來的二千
年歷史，就應該站在這個新的大中華民族的高度，不是也不能夠是，
不應該是站在此前某個特別國族的立場，單純以它為“正統”，去臧
否歷史人物了。

那麼，所有在人民心目中已經有了正反定案的歷史人物，通通都要翻
案了麼？不！不是這樣。

第一，摒棄漢國族的狹隘正統，對一切歷史人物“據其功業之實而言
之”的實事求是，不等於刻意的翻案。例如曹操，只要打破了蜀漢正
統觀，實事求是地揭示曹操一生的功過，他的歷史形象，也就基本正
面了。根本不需要去把他與諸葛亮、關雲長對立起來提問：“曹操是
英雄了，諸葛亮關羽又是什麼？”，“曹操正面形象了，諸葛亮關羽
又算什麼形象？”等等形而上學。就像伍子胥申包胥，就讓他們各自
在自己的領域作英雄，何必非此即彼，黑白對立？所以我才一再地強
調：“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
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費爾巴哈提綱》）

第二，雖然，今天的中華民族是歷史多民族的熔合，但它的基本主體
仍然是漢族；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和精神的傳承，主脈來自漢族。因此
，歷史上漢族的民族英雄及其愛國精神，不可輕易翻案；對它的反面
，背叛漢民族和朝廷的民族奸賊的鞭撻，也不可輕易翻案。它仍然是
近代乃至今天團結中國人民抵抗帝國主義強權和侵略的現實需要。

但立足大中華民族的立場，在歷史評價上需要翻案的，就一定要翻案。
例如施琅，就要翻案。

為施琅翻案，不是翻它在朱明王朝危急時刻叛明降清的案，這個反面
形象的案，不必翻。但他在鄭家第三代盤踞台灣，已經在把鄭成功反
清復明的革命根據地蛻變為自外於中國的獨立國時，毅然向清廷請纓
平叛，收復台灣，並在他力排眾議的堅持下，正式納台灣於中國行政
版圖，在近代文明曙光初現之際，使疆域包括了台灣的中國，進入了
近代世界主權國家之林，獲得國際社會至今的承認。不以朱明王朝正
統為坐標，而以今天的（！）中華民族利益為坐標，施琅之功為如何？
他怎麼不是民族英雄？

施琅民族英雄之後，同樣的，我們不必把施琅與史可法、鄭成功等對
立起來提問：“那怎麼可以呢？施是民族英雄，那鄭成功是什麼呢？
”（李澤厚）
為什麼不可以呢？開篇伍子胥-申包胥；曹孟德-關雲長的例子說明，
可以並行不悖，各有各的特色，各是各的民族英雄罷了。企圖尋找
出一個無往不勝的標準，把一切的歷史現象都攏括在這個標準下解釋
得統一、圓滿，人人歡喜是根本不可能的。

施琅的《祭鄭成功文》：“廬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此而
已”，他明白把自己率兵平台的事跡，評價為雖類似伍子胥為父兄復
仇而實際遠高於伍子胥報私仇的為國“公義”行為。今天看，公允嗎
？我認為是公允的。

四、“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對歷史事件、人物的再思考確立坐標，必須以今天的中華民族利益為
第一原則，這有沒有一點實用主義？當然有。一切歷史的事實，必須
是客觀的；一切歷史事實的判斷和評價，則必然是客觀基礎上的主觀
的，是為今天的現實利益服務的。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湯因比－克羅齊－朱光潛）

我們舉例看台灣歷史。
在台獨主義者那裡，台灣的歷史是要為他們現實的台獨訴求的利益服
務的。據他們說，台灣歷史的四百年，就是一部“台灣民族”被荷蘭
人侵略，被鄭家中國人侵略，被滿清中國人侵略，被日本人侵略，被
國民黨中國外來政權侵略，被共產黨中國人威脅侵略的歷史。

這麼看，他們說的“台灣民族”是原住民了？又不是。那麼是誰？抽
象無蹤，誰也不是。被侵略的“台灣民族”只是為台獨現實利益想象
中的符號。因為今天台灣幾乎全部台獨主義者的祖先，按照這個“歷
史”觀都是要被劃入中國侵略民族，而不是劃入台灣被侵略“民族”
去的。但這些明明是“侵略民族”的後代，今天卻成了抽象符號的被
侵略“台灣民族”的傳人，“悲情”起來，成為了今天台獨訴求的無
往不勝的利器。更不必說構成今日世界國際秩序基礎的《開羅宣言》
，《波茨坦公告》以及所謂《舊金山和約》，怎樣的像一個千依百順
的“小姑娘”，聽任台獨原教旨主義者們，去打扮，去解釋了！

與台獨結盟的中國反民族主義“自由知識分子”，對台獨的歷史實用
主義，從來無動於衷，甚至賣力向國人兜售“台灣民族”的“悲情”。
但一聽施琅翻案，便個個動力不明地跳躍了起來，人人成了“岳飛”、
“鄭成功”的衛士，叫嚷施琅翻案，將把他們往哪裡擺了。然後，就
罵施琅翻案是“歷史實用主義”。

“自由知識分子”先生們，你們真沒見過什麼是“歷史實用主義”嗎
？請看看台獨分子對台灣史的杜撰吧，那才是服務於帝國主義侵台利
益的貨真價實的“歷史實用主義”！

2006年5月8日
美西海灣
xz7793@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