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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蒙塵-華夏沉淪 -神州悲愴命運交響曲
送交者: 龐忠甲 2006年05月26日14:49:5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引言

本文為拙作專題論證系列《真儒可行性研究》的首篇。上一系列為《孔子思想體系》,包括六篇文章:

一.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二.孔子-愛因斯坦的“終極”交集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6-02-16-19716.htm

三.“仁”的重新解說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4-12-19911.htm

四.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門傳授心法”重新解說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4-13-19913.htm

五.“禮”的重新解說
http://www.xslx.com/htm/sxgc/sxsl/2006-05-02-19975.htm

六.孔子的社會發展目的論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5-19-20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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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先儒總結歷史經驗,領悟天道至理,闡發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完整思想體系,提倡非常先進而且今朝依然有效的人生當行之路;緣何兩千載而下,好事變成了壞事,真不勝偽,似是而非,黑雲蔽日,回天乏術,千古遺恨,陷國運於沉淪不止?至今還是一筆糊塗賬。

作為對照,西歐北美發達社會建成了引領世界潮流的繁榮發達現代化進步文明。其歷史進程雖有許多曲折反覆,慶幸沒有陷於類似東方模式的泥淖,終於出現了萬物之靈至可寶貴的創造能力大覺醒大發揚的大局面,走上了一條以民主和科學(“五四”時人稱德先生和賽先生)為表徵的持續發展進步成功之路。

東西方一旦碰撞,強弱、優劣、勝敗立現。今日中國人夢寐以求、傾力以赴,卓然有成的現代化運動,從一枚螺絲釘到摩天大樓,從哲理思辨到政法體制,幾乎無不師法效仿西方,罕有獨到的成功的創造發明。如果只是陶醉於祖宗曾經有過的輝煌盛世,歷數孔門儒學等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滿足於“拿來主義”一夜暴富的眩目奇蹟,卻不知道“輝煌盛世”稍縱即逝,優秀傳統文化開不成花、結不了果,創造能力難上正道、失落殆盡的內在根本原因,那麼永遠無法與以創造力為後盾的先進發達國家忝列同一層次,一切花花俏俏、富麗豪華,總是頭重腳輕根底淺,表面文章,找不着北,難以為繼。

中國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扼殺天賦靈性創造能力,阻斷社會發展進步的蹊蹺荒唐事,最好從根從源,從頭說起。

在拙文《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中,經詳細論證,將“靈性-兩心-調諧”原理(簡稱“兩心調諧”原理)視為“人之所以為人”應遵的大本大源之理。大意為:

――人類出諸本能的利己私心,與生俱來,天然強勁,很容易趨向自私極端,一旦與天賦靈性創造能力相結合,就會做出非靈性生物不可企及的損人利己惡行,構成倫理意義上的犯罪。所幸人類經由漫長的叢林生涯,天賦靈性終能誘導私心升華,感悟、積累、培植足夠強度的利他愛心(公心),藉以調控利己私心,防範糾治自私傾向,誘導利己追求衍生足夠利他效應,方能建立穩定、和諧的社會生活,驅使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發明創造紛至沓來,持續發展進步不止。

――兩心調諧,就是利己私心與利他愛心(公心)這雙看不見的推手,協調得宜,調控功能達到符合當時當地歷史背景條件的優化運行狀態,驅使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最大限度順暢發揮。

前面的思想實驗中有道“人類天然的原始的愛心相當有限,不見得比靈長類動物的本能多出多少。”“……上述足以調控發展方向所須的愛心,恐怕主要靠後天領悟、積聚和培養教育……。”現在我們就從這裡說起吧。

基督教神學有影響邃遠的“原罪”和“救贖”之說。所謂原罪者,不妨視為等於靈性加自私形成的天生犯罪傾向。

簡言之,人類獲得了寶貴的靈性,從此也就陷入了原罪的自我折磨之中。至於滌罪救贖之道,若非否定靈性,打回畜生道;唯有弘揚愛心以調諧私心,防範自私,從而導引靈性循正道發展一途而已。據此,我們就可以從理性角度,認識基督教通過“人類始祖墮落”,“基督重新立約”,“世界末日審判”等神話說教,提出愛心教義和救贖說的內在邏輯性及其救世意義了。

在“孔子思想體系”系列中,曾論證說明:原始人類憑了得天獨厚的靈性,乃能超越世界上一切非靈性生物的局限性,在數以十萬年計的嚴酷的生存鬥爭實踐中,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逐漸體認“己助人助”,“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有所領悟並積聚增殖愛心(公心),懂得世世代代培養教育以繼承和發揚愛心(公心)的重要性,這就是仁的起源;由而得以協調人際關係,展現集體生活,建立社會生活必要的基本的共同習俗和規範,這就是禮的起源。

人類社會的維持和發展,需要一種有效的兩心調諧機制為支持。一般情況下,由於私心天生不請自來,旺盛熾烈,常非愛心所能制御;因此,這個調諧機制的主要任務在於弘揚經常處於弱勢的愛心(公心),以防範和抵制私心竄向極端成為諸惡之源的自私,從而引導私心驅動靈性循正道而進,這就是所謂倫理道德觀念的要旨。

在民智未開的上古時代,要用純理性的方法向民眾灌輸這種觀念,建立相應機制,可謂談何容易?世界上幾乎所有地區,人們不約而同走上了一條捷徑,那就是藉助於超自然的神性的威懾和感召力量。

人類擁有不同凡響的靈性,是要付出代價的。靈性日夜折磨着人類。萬象奧妙無窮,出諸好奇、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什麽都期待靈性作出詮釋。尤其惱人的是自己不認識自己。吾人緣何而生,為何而生,如何以生,向何處去?一系列千古經典大哉問,難倒眾生。因此我們聰明的遠祖早就謙卑地承認冥冥中存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設想一切皆由暗中神力操縱。

原始有神論關於神人差別的要素,說到底僅此一項──神者必有神通,能夠做出超越自然規律,亦即人類自己萬萬辦不到的事(至少在當時條件下而言),諸如開天闢地、創造生命、呼風喚雨、移山倒海、變幻隱遁、起死還生、支配命運、預知未來等等,這就叫做奇蹟。離開了超乎人力的奇蹟,也就無所謂神了。

一旦形成神性信仰,人類得以祈求神佑以寄託對正義、能力、財富、愛情、尊榮、長生、幸運等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追求。世界各地聰明的統治者,不約而同都會假借神的崇高權威,以神授說支持其權力的合法性,並藉神諭形式規範倫理道德準則,建立和強化維持集體生活必須遵循的人際相處基本信條。所謂禮者,即人們的行為規範,其原始形態的重要成分就是祭拜神祗、敬天祭祖的儀式和按照“神意”行事的規矩。

殷人和周人都信天,這個天就是超自然的至上神上帝以及一切非人力所能掌控的自然規律的統稱;相信他們的先王、先祖死後為鬼,飛升到上帝左右,在天上保佑他們活在地上的子孫;鬼神可以禍福人類,祭祀鬼神便能得到它們的福佑。可是時異勢易,這種信天觀在起變化。前已提到,周王朝華夏諸國當時已從堯舜的新石器後期經由青銅進入鐵器時代,建成了相當發達的農業社會,人們在難以捉摸的大自然面前變得強大起來,逐漸從迷信神佑奇蹟中覺醒,發現自身具有理性思考認識事物和主觀能動支配命運的力量。因此春秋時期,信天觀內涵的天秤,漸漸從完全傾倒神靈的“天道”一邊,轉向現實的‘人道’。雖然神化了的“主宰之天”依然高高在上,但“自然之天”、“情理之天”的意義益突顯。

有所擺脫神靈之天的統攝控制,人們才能自由地進行理性的創造性的思考,顯然這是一種了不起的進步。但神性信仰弱化同時造成了人類靈性兩心調諧機制無所憑藉的困境,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叫做信仰危機。春秋時期,神權和周天子的王權一齊衰落,諸侯紛爭,以強凌弱,以大吞小,戰禍連綿,人性自私之惡進入瘋漲狀態,反過來破壞和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為了走出“天下無道”、自相殘殺、自我毀滅的危機,諸子百家,在此學術思想相對自由的特定大環境中,競相爭鳴,尋求解救之道。

解救之道在找到一種合乎天道即今人所謂客觀規律性的濟世哲學,引導人們重建信仰。為此目的,不外兩條路線選擇,即循神性之道,或循理性之道而行之。如果我們設想人類的存在為一場偉大造物實驗,客觀而言,這兩大類選擇最好是要藉助對照組進行一番比較試驗的。

人類從蒙昧時代走來,歷來仰仗神性信仰以求兩心調諧。當時世界上有些地區,神性信仰已發展到了具有比較完整神學體系的宗教形式。華夏諸國處於十字路口,未嘗不可以創建正統宗教,宣示奇蹟,建樹神威,凝聚人心,以利弘揚有效的濟世哲學。但從人類知識開化進程而論,春秋列國時期理性的自由的學術爭鳴潮流洶湧澎湃,思想境界已由求神提升到了求己的高度,如果反求諸造神運動,不無歷史倒退之嫌;何況勢必從基層草根做起,曠日持久,欲求見效,遙遙乎難期也乎。

另一條是理性之路。

從歷史的長遠的觀點看來,萬物之靈藉助宗教的奇蹟威懾或感召力量治理社會,總是因時制宜的初級手段而已,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孔子持人本主義的模糊化信天觀,相信存在至高無上的主宰力量──天,但天將人間的事交給了人類自己去管,大可不必訴諸鬼神。吾人既已悟通“仁-中-禮”三位一體“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原理,何不曉之以理,說服人們去自覺實行呢?

芸芸眾生、大千世界,如何着手?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並帶頭身體力行。但那是一個民智未開,教育貴族化的上古時代,如欲直接訴諸草根民眾,由下而上,形成氣候,改造社會,須從突破教育壟斷體制開始,啟蒙循序,亦步亦趨,普及教育,曠日持久,怕是幾輩子也難見成效。“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夫子其實一樣急性子。

“關鍵在於領導”,“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特別是君權時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章句上》)天下之治亂,系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為求速效,似唯期貴為民牧的君主有君子之格,恪盡導人以正的主政天職,運用權力自上而下,制訂國策,貫徹仁政,立竿見影,同時教化民眾,釀造儒家學說主導的政治倫理社會文化,形成不可逆轉的小康大同前進大趨勢。試想在一國率先示範,仁義之邦大治有成,樹立信譽,由點及面,發揮影響,則不世之功,指日可待矣。於是孔子毅然決然選擇了一條直接自薦和說服君主的理性的上層路線,同時把辦學宗旨界定為培育政治賢才以支持這條路線。這就是孔子的決定性選擇。

孔子帶頭率先創辦私學,專門培養可以做官推行政治改革,貫徹儒家學說的人才;因此明白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目的性。當時沒有科舉選才制度,用“言揚行舉”(按言行表現和影響推舉)做官。孔子把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等多種類型,每種都是政府官職的需要。

孔子一面培養可以當官的改革人才,一面自己帶頭積極爭取從政。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意思是:讀書人戀棧鄉里,就不配稱讀書人了。孔子是明明白白要當官的,而且不揣冒昧,自我推崇。他說過:“如有用我者,吾期為東周乎。”又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甚至“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後來的發展證明,所謂理性上層路線者,實為一項急功近利的冒進選擇,一條因為時空錯位(超越了時代)而非常缺乏可行性,並且後患無窮,貽禍千古的歷史性錯誤的路線。

為何這條理性的上層路線行不通呢?難道存在不可行的必然性?

非也!這條路線肯定行得通,只是時機條件不成熟而已。孔子因急於求成,作出了超越時代背景條件的抉擇,並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奮鬥終生,至死不渝。其實即便時至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世界上許多地區仍然未必充分具備這樣的條件呢。

關於“仁-中-禮”三位一體的儒家學說,系由天道人性演繹而來,內含強大的邏輯性和說服力,但是,在舌戰說理過程中博得點頭認同是一回事,當真貫徹執行又是一回事。假設孔子竟能從情理上說服了一位明智的君主,要求君主克己復禮,循中庸,施仁政,尊重和保障廣大民眾的利益,意味着必須限制、取消君主自身以至整個專制統治階層橫徵暴斂、肆意享樂、驕奢淫侈的特權──壅崇寶貨,飾玩台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采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淫慾……為此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敲剝天下之骨髓……。君主若非具備理想的仁人君子品質,達到孔子想像中的伏羲聖王的水平,是很難履行這樣的自覺制約的;即便有意履行也勢必引起貴族、卿大夫和整個既得利益集團千方百計阻撓和反對,如果沒有一種非常強大的私心動力和必要的制衡條件,勢難保證堅持實施,勉強做去也難持之以恆。

按照兩心調諧原理,如果有人願意限制或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做利他的好人好事,總要有真性私心動力為後盾,方才真實可靠。那麽,試問有什麽私心動力足以驅使握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以及貴族、卿大夫等既得利益集團心甘情接受儒家學說,並堅定不移地排除萬難加以貫徹呢?

前已論述,禮是人際關係的規範,應有雙向的功能。君主施仁政,導人以正,惠澤民眾;相應地臣民要忠君愛國,服從法紀,恪守分際。後者作為仁政的反饋作用,非常有利於君主得享崇高威信以及鞏固政權,孔子相信這就是可以驅策君主及其代表的統治集團的私心動力以認同和貫徹儒家思想的主要誘因所在。所以孔子遊說列國君主,全面推介儒家學說的時候,總要投其所好,多多強調忠君尊王,愛有差等的一面,讓那些公而有私的王者、君子及其同儕們覺得對自己確有好處,聽着高興,接受得了。

孔子三十五歲時,故土魯國世卿家臣作亂,國君昭公出亡。看來事無可為,於是離魯適齊,為了“欲以通乎景公”,委曲求全,不恥為名聲欠佳的貴族高昭子當家臣。不久孔子見到了齊景公,同他有過兩次非常投機、頗具深度的談話。一次是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談的是禮的精義,包括正名和制衡的原理;另一次是關於“政在節財”等治國之道。當時暴秦(穆公)稱霸,孔子有意說動齊君施行仁政,富民強國,取而代之,充當善霸,力挽狂瀾。景公頗為讚賞,有意封邑重用,着手改革;但極端反儒的大夫晏嬰竭力阻撓,不僅新政計劃流產,還有加害的危險,迫使孔子不得不率徒去齊返乎魯。情況緊急到了必須接淅而行,就是說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飯提起來就走,避惡極也。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五百年)至十三年,孔子博得魯君和實掌大權的季桓子信任,出任大司寇以至行攝相事(代理季桓子處理國事),得有機會嘗試實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夫子是由衷高興的,甚至忍不住面露喜色,引起弟子仲由詫異,詰問了一番呢。大司寇相當於現在的公安司法主管,孔子斷獄聽訟,皆進眾議者而聞之,不專斷而從眾議,用現代語言來說,就叫做發揚民主辦案的精神。在齊景公和魯定公的夾谷之會上,孔子以知禮上卿出任魯君相禮(司儀),運用禮作為武器,據理力爭,以弱勝強,保全國格,表現了政治才能和膽識。孔子為了爭取魯國成為“仁政德治”的表率,在季桓子等擅權的情況下,不惜屈己求人,事事以大局為重。在“強公室、抑家臣”這一原則性鬥爭中,孔子堅持貫徹清除家臣據為基地的城堡即“墮三都”決策,在不得不以武力拆除最後一個城堡而未果的敏感時刻,和季桓子等強臣之間的矛盾終激化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得力弟子和主要助手子路勸孔子出走,但他還是希望魯國的實力派季桓子悔悟過來。那時齊國擔心魯國在我的政治實驗中強盛起來稱霸,欲敗其政,乃選美女八十人,文馬四十駟,送給魯君。魯君和季桓子在南高門外終日玩賞女樂、文馬,迷戀聲色,不理朝政。子路勸道“夫子可以行矣”,夫子以為當時魯國正在行郊祭,如果照常給大夫分送祭祀用的烤肉,說明還沒有完全廢棄禮治,“吾猶可以止也”。但等待的結果是“郊又不致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大失所望,忍無可忍之餘,既不能沆瀣一氣,同流合污,唯棄大司寇之位如敝屣。於是孔子和魯國權貴的政治蜜月到此結束,落到辭官、出走,開始了漫長的顛沛流離的生涯。

孔子在魯四年秉政期間,深切體認大權旁落的無奈。仕魯失敗,關鍵在於魯國從宣公以後權落大夫已歷五代,中樞衰弱,久為亂臣賊子所制。孔子未嘗沒有想過試走“造反有理”的激進道路,利用定公名義,討伐季桓子,復興魯國,主導改革政治。曾經有過這樣的機會,季氏的對頭公山弗盤踞費邑,請孔子參加反季之舉,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就是想藉此把文、武、周公的事業在東方復興起來。茲事涉嫌違禮甚至叛逆,子路就用孔子說過的話竭力反對:“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相責。孔子曾經發急地為自己辯護“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不能白白活着什麽都不干)結果孔子畢竟難於承擔投錯人,英名毀於一旦的風險,同此前晉國有人邀夫子在中牟起兵反趙簡子一樣,都因顧慮重重,沒有付諸實行。

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孔子痛苦地離開了故國,不得不在當時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隨帶數十名弟子,周遊列國,講學論道,奔走呼號,主要是尋求說服君主、求仕行道,包括推行“正名”說,啟動“權力制衡”試驗的機會,凡十四年。期間歷盡滄桑炎涼,艱難曲折,時而累累若喪家之犬;到處碰壁之餘,除有所擴大影響,並無實績可言。即便在最受尊榮的時候,也沒有得到過可以一展政治抱負的實權,最後在衛出公治下當了個既不能為政也無從問政的“公養之仕”。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四百八十四年),魯季桓子死去,後繼者季康子聽從了在魯為官的孔門高足冉有等人建議,發乎“禮賢”、“養賢”美意,派人以厚禮請孔子回魯,於是結束了漫長的流浪生涯,做了故國的“公養之仕”,時年六十八歲。後來司馬遷記載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其實沒有那麽多),莫能用。”

孔子到處碰壁之餘,未嘗不知時代條件不容實現自己的抱負。當他與弟子們被圍陳蔡之間瀕臨斷糧的時候,曾徵求三位弟子對行道的看法。子路持懷疑態度,認為也許吾人的仁、智未達水準。子貢肯定吾道,但因天下不能容,建議作修改。顏淵則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顏淵的話表達了孔子的心聲,之所以“知其不可而為之”,就是堅信自己的事業合乎天道(真理),即使生前不能實現,也要給後人樹立一個典範,啟發他們繼續創造條件,奮鬥不止,終成正果。

孔子返魯後還活了五年。當局不再用他從政。孔子依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但只能感嘆“莫知我夫”,將晚年主要精力用教學和古代文獻整理保存工作上。對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理想無法實現,不怨天,不尤人,相信“知我者其天乎”。事與願違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孔子只能解嘲為“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頗有批孔人士抓住這句話,把孔子歸入搞迷信的唯心主義者一流。殊不知有個出典,傳說中鳳為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歧山;河圖者,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夫子不過藉此神話故事,比喻生不逢時,聖王不出,孤掌難鳴,無可奈何之情而已。關於“絕筆於獲麟”故事,也是借仁獸出非其時而被獲,來比擬吾道窮矣、生非其時的可憐景況,算是“聖人”的牢騷、自我解嘲或自找台階罷了。

孔子的比喻和牢騷,總是把問題結歸於缺少一位聖王型執掌大權的超級君子相配合。在這種觀念指引下,儒家主要傳人一代又一代繼續孔子的交通王侯,遊說君主的事業,到再傳弟子孟軻時居然重又轟轟烈烈。

後來儒家內部出現了許多派別,有儒家八派之說。其中只有孟軻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荀卿(孫卿)為代表的“孫氏之儒”在當時成為舉足輕重的“顯學”,並且對後世發生較大影響。

孟軻傳播儒學,保衛儒家傳統,批判抵制當時言盈天下的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這樣的反中庸走極端學派,功莫大焉,後世譽稱亞聖;但在致命的路線局限性上,他同孔子如出一轍。

孟軻很像糾治孔子在宣傳禮的意義時為圖打動說服君主,過多強調忠君尊王的唯上片面印象;或許也是太相信了君主性本善,不妨向他們進一步施加正面壓力,把儒家思想中的以民為貴的觀念作了明確的突出的甚至煽動性的闡述,產生了一種超越時代的震撼力。民貴觀念就是民主、民權觀念的濫觴,孔子也許會到晚些時候,即庶、富、教的小康事業有所成就,社會深層文化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達到一定程度成熟條件時,作為先導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啟蒙階段才大講特講的。在“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禮崩樂壞,小康還遙不可及的時期,民貴觀念講得太多,老百姓聽不見,也難響應,除非你遇見了理想中的聖王,只怕會嚇得一般君主打退堂鼓,於事無補也。

孟軻過分誇張了孔子關於人格自覺的思想,一味強調人性本善(確切地說,應指人人都有教育好的可能性為妥),以為人生來就有仁心,君主行仁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卻不能在列國紛爭形勢險峻詭譎的當時,突破舊制,發展禮法,還提議用過時的井田舊制解決新矛盾,就不能不被時論譏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了。

孟軻積極雄辯的遊說活動影響很大,但對列國君主及其貴族統治集團來說,似乎只能產生對儒家學說更加敬而遠之的反效果,最後同孔子的經歷仿佛,所到之國皆不用。當時情形,孟軻萬般無奈之餘自己形容得好:“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與孟軻的迂闊不同,戰國末年的儒家傳人荀況,理解儒學、弘揚儒學似更切合時宜。他看到了不着邊際奢談仁義的無效,因時制宜強調一步一個腳印,落實禮樂的重要性,併集諸家之大成,從理論上加以發展。他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荀子.談兵》又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荀子.勸學》)

針對禮崩樂壞,有禮行不得也的社會現實,荀況特別強調了法的地位和作用。廣義的禮包括了法,對違禮者,一旦越過了一定限度,就要受到法的制裁。針對亂世失治時勢,荀況強調言禮即言法,言法即言禮,叫做禮法對舉,因而突顯了禮內涵的制衡功能,對引導社會發展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荀況提出了與孟軻說法相反的“性惡論”,指出每個人都存在自私惡性傾向的必然性,可以更加明白無誤、直截了當地導出後天教育和貫徹禮法的必要性,也較易和後世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說相通。他的禮治思想立足於仁,強調禮法對舉,同時重視實利,一面強調平政愛民王道施政,一面主張努力耕戰以加強國家實力,清楚地體現了儒家中庸治世哲學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循正道以求富強這個根本目的。

荀況有感於孔子和孟軻等奔走呼“克己復禮”,二百餘載而下,可謂徒勞無功,戰國亂局漫無止境,因此據禮論法,提出了合乎中庸之道的更富可操作性的禮法對舉說,爭取迅速產生富國強兵的實效,作為增加儒家學說說服力和可行性的砝碼。不幸的是,荀況還沒有來得及說動哪位君主,卻被他非常善於把握進階機遇的高足李斯、韓非之流拾得牙慧,借題發揮,在後商鞅的秦國重啟惡法第二春。

在荀況以前約一百年,有所謂前期法家商鞅,為秦國孝公所用,實行改革和變法。商鞅取消了井田制,順應了領主經濟(勞役地租)向地主經濟(實物地租)轉型的大趨勢,並且對“致粟帛多者”實行獎勵,都是提高生產積極性的進步改革措施;但他出於強化“中央集權”而以為得計的反商政策,實為日後偽儒扼殺“末業”的先聲。至於商君的法,本質上是為了建立君主絕對權威而創,以慘無人道的峻刻刑法為核心的恐怖主義帝王術,其內容全按君主的意圖而定,並且按君主的意志任意解釋。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是虛張聲勢的幌子而已。話音剛落,不爭氣的太子駟就犯了法,結果斬的是他老師的左足。老百姓犯了法,株連九族,動輒斬首、腰斬、割鼻、斷指、砍足……。史書載稱所斷指足,車載斗量;所斬人數,一日七百餘人。其“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以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之法,尤令人人自危,舉國人民若俎上魚肉。憎恨和否定商鞅的不只是被不當做人的老百姓,還有良知未泯的上層貴族公卿(當然有利益衝突傾軋的原因)。“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秦人不憐”也。後來的太史公也指之為刻薄,卒受惡名。因此,商君的所謂“法”,實為從未超越人治範疇一步的“以殺治國”之“法”,根本背離法之所本的“仁-中-禮”三位一體觀念;若與現代民主社會基於人權立場的法治觀念(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契約)對照,實質上處於對立的地位。史載商鞅“作法自斃”,遭車裂而死,“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

前已述及,荀況的學生李斯、韓非把他的學說帶到了秦國(特別精通權術的李斯向秦始皇進讒,很快害死了韓非),改頭換面,取其極端,捨棄並且仇視仁義和王道以投暴秦王室所好,變成了嚴刑峻法、殘刻寡恩的所謂專任法術勢的法家理論,乃令商鞅之法捲土重來,變本加厲。秦國以超級暴力為後盾,威脅利誘驅策民眾最大限度地為擴張王權奉獻一切,其對付人民(包括本國)手段之殘忍,後世法西斯難望其項背也。這種兩心高度失衡的極端化權術導向帝王術,能夠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內產生短期的劇烈的暴發性強化效應;在整體兩心失衡的戰國末期,秦先後併吞了衰頹不振的六國,實現了大一統。始皇帝為了保障他那建立在極端自私的暴力基礎之上的帝業傳之萬世,進而下手焚書坑儒,徹底摧毀仁心仁術的儒家學說。無奈“坑灰未冷山東亂”,“民不畏威,則大威至。”(《道德經》第七十二章)秦二世皇帝即位不過兩年,處處義旗,舉國大亂。秦帝國龐然大物轉瞬間土崩瓦解。證明了一個嚴重兩心失衡的政治體制,無論表面上如何強大,其實只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暫態,實足道地的泥足巨人,更遑論良性發展進步了。

後日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說得好“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假如六國行“仁-中-禮”三位一體之道,則民心凝聚,國力日增,各國道既同,必相為謀,豈會滅於秦手?假使秦得天下後,能夠改弦更張,奉行趨向中庸之道和兩心調諧的國策,也不會這般異乎尋常短命。

李斯步前期法家後塵,遭腰斬棄市,強秦大帝國頃刻瓦解,均非歷史的偶然。直到今天,中國還有人把商鞅當做現代法治的祖師爺,以商鞅為改革派大英雄,非僅無稽,南轅北轍也。

西漢代秦,在行政建制上繼承秦朝郡縣制;至於治國之道,劉邦入關即宣布約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固不容再蹈法家暴政速亡覆轍,卻又和包括秦始皇在內的一切專制君主那樣,不甘接受儒家人本、民本、仁道、中庸思想,無意奉行“自我制約”、“自我改造”式的王道禮治;因此開國之初出現了所謂黃老之學為主,刑名之學為副的治國指導思想,實屬道、法混合,雜以陰陽五行之說,內涵混沌的權宜之計。

黃老者,據說指黃帝和老子兩人,其實同黃帝沒有什麽關係,主要是借道家標榜的清靜無為,無為而治之說,推行大亂之後利於休養生息、穩定民心的“讓步政策”。

刑名者,源自前期法家申韓的學說,意思是“循名責實,而定賞罰”,“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實屬規避法家惡名的法家帝王術範疇;配以所謂清靜無為,無為而治之說,言不由衷,不倫不類,其實難為也。

漢室草創未久就面臨功臣和親王叛亂的紛擾,以及呂氏之變,國祚幾至不保,急需找到一種更為有效的治理之道。不少政治家總結歷史經驗,相信儒家在鞏固政權方面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

儒學遭受暴秦摧殘後,仍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深遠的社會影響。開國皇帝高祖劉邦馬上得天下,曾以藐視儒生著稱,但建政後不得不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崇高正統地位。劉邦按儒生建議建立朝儀,首倡用太牢祭祀孔丘;其後儒學雖未為主流政治所用,卻漸漸以今文經學(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形式重新崛起。惠帝時,廢除了秦朝禁止民間藏書的“挾書之律”。文景之世,積極搜集遭秦火之後殘存的古籍,包括儒家經典,開始設立《詩》、《書》、《春秋》等研究儒學經典的博士官。

文景直至武帝初年,儒學仍遭排斥,急於爭鋒的儒生如趙綰、王臧,因為觸犯反儒的文帝皇竇氏,甚至被迫自殺。事實上當時許多成功的“讓步政策”暗合儒家中庸精神,如力行廉政、輕徭薄賦、促進生產、改善民生,頗見成效,造就了悠悠神州久違了的大治年景。雄才大略的武帝繼位,國勢大定,“讓步”到了極限,君王過夠了“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的乏味日子,“清靜無為”之類口號已無可戀棧,時勢呼喚着一種全方位體現絕對權力強勢的“永世其昌”治國戰略思想體系出台。竇太后去世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舉賢良對策,採納今文經學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漢王朝作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影響後世兩千餘年的重大決策。

表面上看來,由此開始,儒學從仲尼草創以來風風雨雨生生死死走過三百載荊棘路,終被確立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夢寐以求的空前偉大勝利了,豈不是應該“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實際上這是一場天字號歷史大陰謀和大悲劇的開始。

古今中外帝王公卿和一切“家天下”或“准家天下”統治集團,出於人性兩大調節元中第一性的私心原動力,總要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無所不用其極維護其特權地位於不墮。董仲舒不是聖人伏羲,劉徹亦非想象中的賢君文王。他們以超越秦始皇的絕頂聰明,深知單憑政權暴力這把硬刀子不足以服民,長治久安還要借重駕馭黎民思想的軟刀子,文武合璧,雙管齊下。他們靈犀相通的政治慧眼發現了儒家學說非同尋常的“可用性”,借儒家令名美譽為外殼,揉合刑名法術,“霸王道雜之”,偷梁換柱,重新塑造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會控制論,一種非常有利於專制君主體制傳之萬世的兩心失衡愚民治國方略。借近世中國社會慣用的一句政治術語,就叫做“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偉大表演了。

從漢武帝為始,對儒學的重大纂改,明顯表現在把禮無限強調突出,並使其內容單向化和絕對化,成為由上而下壓制民眾和弱者的法寶。董仲舒拋棄了儒學關於君臣互相尊重、制衡的正名原則和中庸精神,排除了孟軻等提出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主張人臣絕對順從君主,“委身致命”,“善者歸君,惡者歸臣”(《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原來儒家思想中的君王和臣民之間的上下合作、制約關係,至此變成了唯上的主子和奴才關係。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曲解引申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三綱觀念最早見諸於儒家死對頭法家經典《韓非子》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之說;三綱者,即君權、族權及夫權神聖不可侵犯性的確立,都不是儒家的思想。此外還請來了儒家一貫期期以為不可的神權,於是形成了牢牢束縛神州眾生的四大套枷鎖。由此為始,中國臣民存在於天地間的“正當”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專制政權。這四大套枷鎖就是消滅中國人“個人本位”、“獨立人格”以至“自我意識”的殺手,藉此架空了“仁”的兩心調諧內涵,造就了千載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無私”觀念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兩心失衡一發難收,於是一切謀求私利的自我意識被視為可恥的萬惡之源,本來天經地義的私心進取積極性,慘遭壓抑和閹割之餘,只能“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贄《焚書》),在一派虛情假意中討生活,何來奢望靈性創造能力順暢發揮驅使社會發展進步?

君主政權為什麽不惜國家民族付出如此天價,三百年前黃宗羲說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從而‘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也。(見《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董氏學說重新宣揚商周時代的崇天神學,認為人間一切都由天意決定。吹捧皇帝為天之長子,奉天順運君臨人間;以“唯天子自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之說確立君權的永恆合法性;並倡祥瑞災異、五行循環、黑白赤三統和赤統代白統等愚民迷信虛妄邪說為輔。他本人不但常常推測祥瑞或災異的天意,而且像巫師一樣求雨、止雨,把清正的儒學攪和得妖氣十足。從那時起孔丘被說成先知教主,本來完全非宗教的理性儒學被蒙上了濃郁的宗教色彩,以利藉助神威魔力推銷其假儒學。後人遂稱儒學(偽儒)為儒教或孔教。於是在中國封建帝皇專制政權直接控制利用下,形成了一種政儒(偽儒)合一,相當於政教合一、教為政用的一元化統治體制。大家知道,宗教與學說大不相同,宗教化了的偽儒解釋權盡歸於帝王家和御用文人,盡以可不問是非,違反人性,卻不容置疑。歷史證明,在這種一元化統治體制下,政教之間,不再可能產生真性的“執兩用中”,調諧兩心以及權力制衡互動作用,恰恰相反,專制統治集團的特權地位得到御用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無條件的絕對的配合和支持,非常容易長期保持一種極端僵化難有出息的超穩定滯進型社會型態。

劉、董政治雙簧貽禍最為深遠的作在精神禁箍、扼殺靈性,以“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倡封殺靈性自由翱翔空間的愚民政策,維護專制大一統政權“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中國借崇儒為名的漫漫兩千年文化專制、精神黑暗時期就此開始了。

西漢“獨尊儒術”以後,歷朝統治者為了落實這種愚民政策,總是千方百計地把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吸引到死讀經典教條,鑽研倫理道德的牛角尖中去;通過推薦和科舉考試、學而優則仕的青雲路,把神州靈性智慧一股腦兒兜進了唯君權是頌的假儒學道統之轂中。原來經義之文,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尚無定格;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會試起,以反正、虛實、淺深、扇扇立格,是為八股之制。此時西方世界撥雲破霧,民主與科學蓄勢待發;中國卻見“無一毫人慾之私”的後儒思潮甚囂塵上,加上死書配八股,可憐華夏士子,無論上智下愚,此念怎容旁騖。如此一步緊一步,誘迫聰明的中國人喪盡對未知事物、新鮮事物的新奇感和探究欲,絞殺了先進哲學和社會科學嶄露頭角的機會,也斷送了理論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發展的前程。

“獨尊儒術”不僅成為意識型態領域的愚民政策,還引申產生所謂“崇本抑末”、“士農工賈”為序的輕視和限制民間商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固步自封經濟政策,其目的當然也是為了壓抑民眾的私心積極性,防範循此產生富裕的自由經濟階層,成為難於控制的離心以至抗衡君權的社會勢力。

春秋戰國政局變亂中,商貿活動自由發展,到漢初時“貨殖”事業已相當發達,如太史公記述,“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等開明經濟政策又促進民間工商業日趨活躍,競相發展,規模大有可觀,可見帶動科技、生產發展,引領衝出封建自然經濟框框的蓬勃勢頭。

漢武帝時開始推行鹽鐵酒等專賣,實施國營貿易政策,使得“商賈無所貿利”。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鹽鐵會議進行檢討,“為政當局者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說皆相背馳。”支持者實屬法家立場,以尊君重國名義壓制商賈,認為放任人民自由,則壟斷此種獨占之利益者,益為強豪,逞私威而終至起逆節之心。反對者持真性儒家立場,以民為本,認為天子不應與民爭利,國家管理鹽鐵,有害而無利;奪人民之利,後必窮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構大禍,決非永久之利益也。結果當然是政府支持和偽儒指導下的反商和壟斷政策獲勝。

封建的農業社會,已然需要一定規模的商貿活動以維持運行,而且商貿常常獲利鉅大;於是統治者就把有利可圖的大型商貿事業收為官營壟斷,以利所得供應宮庭和官僚的奢糜無度的享受。從西漢鹽鐵專賣始,到清廷抄沒匯兌業務,一以貫之也。

這樣的反商和壟斷政策,從此在體制上堵塞了中國發展商品經濟,從封建農業經濟走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前進道路。封建王朝每到末期面臨崩潰的時候,因為一時放鬆控制,往往出現民間商業繁榮的現象,可惜總是難以為繼的畸形暫態現象而已。

董仲舒提出過“任德不任刑”的政見,似乎還有一點仁政的味道,這是因為暴秦速亡前鑒不遠,過度依賴刑法逼使民不畏死鋌而走險造反,實行相當程度的惠民政策收攏人心,是緩解社會矛盾,維護政局穩定的需要。偽儒論仁,表面上依然陳義甚高,實際上已成為從屬於以三綱為主幹的禮教之下的一種幌子、一種工具,一種軟刀子,具有極其虛偽的愚民特性;他們所謂仁政,充其量只是一種冠冕堂皇口號和可有可無的權宜之計罷了。中國近代歷史學家翦伯曾稱之為大亂之後、新政之初,封建皇朝時而行之的“仁政”為“讓步政策”,是相當貼切傳神的。

無論如何,緊接暴秦之後,西漢剛剛開始的假儒學,一下子不能走得太遠,還比較寬鬆,留有餘地。

董仲舒篡改儒家學說,使之成為貫徹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不可能一舉手將人性兩心中第一性居主動地位的私心趕盡殺絕。董仲舒強調“身之養莫重於義”,提倡“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影響深遠,成為偽儒“義利之辨”的公式。他曾經說過“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心,故養莫重於義。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人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春秋繁露》)可見其義利之辨,雖已趨向極端,但還承認利在某種程度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其時漢武帝也沒有完全執行禁絕百家的極端主張,“博開藝能者路,悉延百端之學”雅量猶存。董仲舒倡導的假儒學也不免遭遇一系列不同的或對立的觀念較量,如非神性的“古文經學”、道家老莊神秘主義、魏晉玄學、外來的佛教思想等。唯因其同出一轍的消極屬性,根本無法抗衡政教合一體制強力支持下偽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的主流地位。董仲舒賴以發家的今文經學,到西晉時終因陷於虛妄的圖讖之學以及越來越繁瑣詭異而遭淘汰,但偽儒仍以“名教”為旗號,照樣“發揚光大”。即便在佛道勢力一度極盛的南北朝隋唐時期,也保有強大的潛勢力。異族國家北魏,以“儒家”特色實行漢化;蒙古入主的元代,也採用“孔孟之道”
治國,但當然都是不折不扣的偽儒。

由漢而唐,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雖受偽儒制約,還沒有落到完全停滯或倒退的地步。到了宋朝,中國封建社會盛極而衰,經過五代喪亂、王安石變法,社會動盪不寧,外族侵犯禍亂無已,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王朝為求鞏固政權,厲行高度中央集權政策,同時力圖強化內部精神控制。此際炫惑一時的玄學、佛教、道教,都因過於消極、出世,難於成為治國之道,於是偽儒得到了進一步勃興的歷史機會。宋太祖趙匡胤登基伊始,就竭力褒揚孔子,下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繕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人及先儒二十一人像,親自為孔子、顏淵撰寫讚辭,命宰臣分撰余贊,多次親臨國子監主持盛大祭孔儀式;宋真宗還去曲阜祭孔,加封孔丘為“至聖文宣王”。在強力政治支持下,偽儒思想家們配合高度中央集權化的政治需要,博採釋、道消極因素之精,融合發展,結果產生了所謂新儒學的理學,又叫做道學,達到了一個史稱後儒的偽儒理論新高峰,或者說是西漢武帝以來的又一次“儒學大改造”。

北宋周敦頤(1017-1073)素被看作是理學的開山祖師。理學正式成形當歸功於程灝(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後繼大師有南宋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明代王守仁(王陽明,1473-1529)等。其中朱熹尤為南宋以後近千年來歷代統治者尊奉,明清時期列為大成殿十哲之次,其學說被提到儒學正宗地位。

理學有派別之分,程頤和朱熹一派稱程朱派;程灝和陸九淵、王守仁等稱陸王派,他們的理學亦稱心學。兩派有所分歧,實質上曲解儒學,“以理殺人”則一,後者尤其發展到了偏鋒極端。

理學的理,就是所謂天理。用程頤的話說,“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認為“天人本無二”,天地萬物皆與我渾然一體。這些話似乎同先儒的一些說法相仿;根本的變異在於,理學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把‘崇公抑私’的產物:“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封建倫理規定義為天理的體現,神聖不可侵犯的永恆秩序。朱熹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記之為五常(即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此理之流行,無所而不在。”(《朱子文集》)這樣,遵守綱常倫理就是遵從“天理”,違背綱常倫理,就是逆天,就是違背做人的道理,就為天所不容。

真儒旨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早期偽儒雖然重義輕利,還不否定人慾的一定合理性;理學家提倡人們在物質生活上安於現狀,專注於道德上的修養,又從佛教吸收了禁欲主義思想,對人慾採取極端虛偽、荒謬,背悖公理常識的嚴厲排斥、壓抑立場,不僅諱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義利之辨”發展成了“天理人慾之辨”。

集理學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師朱熹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慾夾雜者。”號召人們“革盡人性,復盡天理” (均見《朱子語類》卷十三);就是要徹底消滅人慾,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綱常倫理才能無條件實現,專制統治的地位才能絕對鞏固。其結果必然進一步扼殺了中國人原已飽受摧殘的天賦靈性創造性活力。

過去婦女改嫁還有一定自由,到了宋儒當道之時,就遭到了非難和否定。理學奠基人程頤認為寡婦即使餓死也不能再嫁,因為“餓死事極小,失節(泛指違反封建禮教規範)事極大”。朱熹弟子王柏居然指責《詩經》中描寫男女愛情為“淫奔之詩”,悍然刪去幾十篇。

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似乎泛指一切事物,現今還有人附會譽為相當於近世科學的認識論,加以頌揚;其實朱熹自己講得很清楚:“然其格也亦須有緩急之序……為此事而不窮天理、明人道、講聖言,通世故,乃死然存心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理學的格物目的可以說全在於認識自己本體中固有的符合他們定義的天理的本性,叫做“復理”,從而去除掉那障蔽了天理的因素──人慾,而非研究“草木”、“器用”的客觀規律性。

以南宋陸九淵和明代王守仁(陽明)為代表的理學流派,即所謂陸王派心學尤其偏頗,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向外求理是荒謬的,只可向內求理;講的是“知行合一”,卻要求學者們不事真才實學,“無事空袖談心性”,專司內心省察和修養,以至蔑視一切知識包括富國強兵的學問,非斷送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前途不可。

程朱理學把傳統的“三綱五常”推向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偏鋒,加以理論化和通俗化,作為社會永存不滅的最高道德標準。朱熹將儒家文獻《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成《四書》,用畢生精力,按其理學偽儒觀念撰寫了《四書章句集》,其後被尊為“時君世王,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取此法”的最高經典。這套學說對專制王朝強化統治有極大支持作用,於是朱熹被捧為孔丘以後第一人,打着孔孟旗號實則根本背離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學”取得了真正獨尊的地位,成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統治國理論,甚至出現了“非朱子之傳不敢言”的社會現象。朱熹的代表作成了“天下之人,童而習之”,“不容於辯論”的欽定士人必修教科書和科舉考試法定標準, 讀書人能不“越讀越蠢”?

宋代程朱之學漸盛,但當時國家政策還沒有過度使用暴力強行貫徹,太祖趙匡胤時訂立了不得殺士大夫和上書的讀書人的寬大政策,對持不同政見者處以免職、貶逐等懲罰,一般不加殺戮,也不興文字獄。那時,孟軻的“民重君輕”言論尚未被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進步觀念還可以流傳。

率先使用政權極端暴力手段推行偽儒愚民政策,以求徹底禁錮人性的人君當推明太租朱元璋。明代開國後設錦衣衛,興文字獄,不聽命出仕的人會遭到滿門抄斬。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欲將亞聖孟軻逐出孔廟;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孟軻進一步遭貶,劉三吾定《孟子節文》,刪去八十五章,宣布“科舉不以取士,考試不以命題”。明朝皇帝可將大臣當朝剝下褲子打板子至死,稱為廷杖,人臣的尊嚴和權利然無存。整個明代從未放鬆精神控制和嚴酷鎮壓,陽明之學和八股文的出現,尤其極大地強化了這種徹底扼殺靈性創造能力的惡性趨勢。適成對照,就在中國社會兩心失衡積重難返的晚明時期,歐洲西部基督教地區宗教革命成功,民主啟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經濟活躍,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轉折已然勢不可擋。

清朝滿族入主之初,有過短暫的文化控制真空時期。此時知識份子沉痛地回顧了明亡的歷史教訓,認為理學和心學泛濫誤國,起而批判宋明理學的空疏,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顧炎武提出以經學代替理學。黃宗羲則在史學上下功夫,以君主為“天下之大害”,主張君民共主,變學校為議政機構來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並且反對“重義賤利”和“崇本抑末”之說,主張“工商皆本”。王夫之認為理不是高高在上、虛無縹緲的東西,它是萬物萬事本身固有的規律、條理,“天下唯器(實體物質)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謂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學的理論基礎。顏元認為程朱陸王之學,使人成為“弱人病人無用人”,他們所推崇的“空靜之理愈讀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當戳穿了所謂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認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慾之外,只存在於人慾之中,宋儒將理欲對立,把理說成欲外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所謂欲外之理是尊責卑,長責幼的工具,是殘忍的殺人兇器;他批評理學“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入,後儒以理殺入,浸浸然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經過考證,指出宋儒奉為神聖經典的《太極圖》以至古文尚書,都可能是改頭換面的變造品或後人偽作,由而動搖了理學的陣地。可惜他們的清醒觀念和撥亂反正活動僅是曇花一現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襲了明代的文化專制,變本加厲殘酷專政。雍正乾隆朝大興文字獄,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羅織入罪,滿門抄斬、開棺戮屍,無所不用其極,實行文化恐怖高壓政策,重振後儒道統地位,逼得知識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倫理問題,轉入脫離政治,為考據而考據的考據之學,“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機的偽儒理學,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為一具窒息國人精神的殭屍,高踞廟堂而不可易。

同明清皇帝的作為相比,焚書坑儒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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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緒年間,有心人康有為(1858-1927),試圖重新解釋儒家學說,倡導孔教推動維新改革,以失敗告終。

康氏高瞻遠矚,抓住根本,對儒家學說本來意義有真切理解,見識超乎時人,但方法不當,時機不對,事與願違焉。

甲午戰敗,堅持“中學為體”的洋務運動難有成就,而日本明治維新績效斐然,足為明證。是時康有為、梁啓超等有識志士輔佐光緒帝試行維新改革;康氏認為只有勵行變法才能使中國脫離惶惶亂世,進入“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為此,“中國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復興,智力的復興次之。只有智力的開發,而不伴隨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決不能滿足中國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幫她從容地應付目前的需要。”主張“以道德和精神復興帶動智力復興”。這樣的見解,同兩心調諧原理關於先進文化推手作用說靈犀相通,所見略同也。

康有為默察西人富強之術,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啓超曾談到康氏對基督教獨有所見,他說康以為耶教“言人世間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接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國應有更好的選擇,遂發憤倡“孔教”之議。

康有為對孔子學說進行了全面徹底的重新解釋。他在1891年發表的《新學偽經考》中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於偽造,非孔子之見也。他反對頑固派“恪守祖訓”,於是在《孔子改制考》中論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聖人。他把西方的進化論、民主、自由、人權、議會等觀念引為孔子學說的內容。他主張變儒學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動維新運動,進行政治改革,引導社會進步。由於過去所稱儒教的內容實為偽儒,康氏正名儒教為孔教,以孔子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聖兩立,政教分途原則,發揮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讚美孔教不僅有正確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傳統主流宗教的優越性,主張派人到國外傳教,弘揚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釋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學說為理論基礎,變儒學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沒有能夠從大本大源理順重新解釋的依據,而是隨意改動經典原文,把西方觀念牽強附會地硬塞給孔子,然後當作孔子的發明公布出來;他倡導孔教,卻沒有一種像樣的神學體係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藉助神性發動改革的意圖,顯得非學術、非科學、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倫不類,龐雜矛盾,感覺怪異,不僅遭到頑固派強力反擊,而且也不能為民眾接受。他關於改用孔子紀年的主張,則被政敵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隨着百日維新運動軟弱的主導人光緒皇帝敗於後黨,迅速垮台,康有為的創意努力頓失憑藉,付諸東流了。

康氏急於求成,多有牽強附會之處,但把握了真版儒家學說作為歷久彌新的先進文化結晶本質。如果說中國人今天意識到儒家學說原理可為框架基礎,藉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先進文化,並且推介整個人類大家庭重整信仰體系,康氏就是了不起的先驅者。但在科技發達,中世紀宗教黃金時代一去不返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硬把理性的改革學說變造成為神性的宗教,則無法苟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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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是一門專門培養造完美無缺的奴才(內聖)的學問。理學家們迂腐、愚昧、冷酷、殘忍,卻對外患無所措手足。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貴族入主的元朝,中國封建皇朝無不依仗後儒理學為支持,把封建統治集團的自私,說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為專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為了維持統治權力永世其昌的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價把本已滯進的國家導向幾至毫無進步的非靈性動物型簡單再生繁殖狀態;儘管閉門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實終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來強者一擊,沒有招架餘地,任憑欺凌宰割的悲慘境地。

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勝自豪的四大發明,但正如儒家諍友魯迅君指出“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

法蘭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評說“像印刷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的發展成為一種奇妙有用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嗅。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現代中國人懂得了高度評價西方基督教地區的海洋文明,認為他們的航海事業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催化資本主義社會誕生。其實中國的航海能力本來一點也不弱。明成祖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首航率部二萬七千人,巨艦六十二艘,經十餘國,為時兩載而歸,其後繼以六次出航盛舉,總共歷時三十年,航海規模和水準當時舉世無雙。據說目的是揚威,實際上可能為了尋找被推翻了的建文帝的下落。不管怎麽樣,結果只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政治大遊行,“恩賞”、“受貢” 不少,卻無關開拓國際商貿事業,接下來反而毀船禁海,自閉門戶,除了勞民傷財,沒有產生涉及社會發展進步的實際意義。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國社會無所長進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國在禮教拘束下,“自然界對人類的一切關係,主觀情緒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殺、漠視。”在那兒“人與人之間又沒有一種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的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

實話直說的黑格爾勾勒出了中國悲劇最為鮮明的特徵。真、善、美,真是第一,沒有真,還有什麽善和美?難道偽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義不就是人間最大的撒謊嗎?中國“國民性格”的虛偽性和陰暗面,太多陰謀、內鬥和狡詐,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澤東嘗言:“吾國思想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一針見血,鞭辟入裡也。

“鮮矣仁!不得其正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偽儒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虛妄,突顯在中國“國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壞事做絕,好話說盡,不足為奇也。

假情假義打造了中國人注重虛名而不在乎實效的歷史傳統,喜好形式主義,花架子,只關心事物的現像和形式,不注重實質和內容,認真不起來或不能恆久地認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給別人看的。

隋煬帝時,西域諸番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番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市,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詒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體,何不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如果統觀後世遺事,煬帝不免小巫見大巫了。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為自己而活;中國人據說不該有自我意識,是為君國、尊長而存活的奴才命,活着是給人看的。在偽儒“心態文化”主宰下,人們必須違心地妝扮成無私無我的模樣過日子。可奈活人抹煞不掉私心,於是弄虛作假就成了一種基本的習慣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偽善表演,厚黑權謀之道被視為最高智慧,全國終要變得像一座互相欺騙做作的大戲台。

人們經常戚戚於懷的是如何製造假象炫耀親友鄰人,無處不見打腫了臉充胖子的窮措大現象。孩子們必須按照長輩光宗耀祖的意圖選擇學校和專業,而不是為了更好地自由發展。其實中式教育本來就以否定個人本位、消滅自我意識為天職,與一個誠字格格不入,所謂學問,玩世不恭有餘,創造發明無緣。如果不能從大本大源處找到“崇公抑私”、“以公滅私”,兩心失衡這個病根,那“中國國民劣根性”是絕對無藥可除的。”

魏晉時期一度出現思想活躍、多派學說和中外文化相互激盪的局面,近世有學者喻之為東方“文藝復興”,好象應該“激活”出一些有利社會發展進步的思想,事實上卻完全沒有產生突破偽儒魔障和重建兩心調諧的任何積極作用。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春秋戰國亂世,諸子百家得到了學術爭鳴的機會,各種傾向的派別都粉墨登場了。用兩心調諧論觀點區分,可以看到極端自私範疇的兩大派。其一為消極型的楊朱和老莊哲學,另一為積極型的實屬恐怖主義帝王術的所謂法家者流;還可以看到與之相對立的誇大愛心或公心過頭的另一極端,即提倡“兼愛”的墨家學說。儒家則代表了非極端的體現兩心調諧的中庸之道。在這種“是非無定質、無定論”的自由爭鳴形勢下是可能爭出一些真理來的。

魏晉時期國家分裂,中央政權衰落或不存,偽儒的思想禁錮作用有所削弱,人們似乎多了一些發表見解和選擇信仰的相對自由。史載當君王的忽而信道反佛、忽而信佛反道,好象很熱鬧。但請注意,秦朝以後幾乎從來沒有一位中國專制君主反儒(偽儒),即便受漢文化影響的異族統治集團也普遍體認了偽儒的甜頭。進入魏晉時期,偽儒提供的整套愚民政策已經成為維護和鞏固政權不可或缺的基石,那時的“寬鬆”環境,其實只容許若干不至於衝擊偽儒統治地位,當然更不至於威脅政權的消極型思想哲學流派存在和喧囂而已。時尚流行的老莊神秘主義、外來轉型的佛教思想和魏晉獨特的玄學流派等,都是一個比一個爭着標榜消極無為;看起來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實際上同屬於一種以逃避出世為共同特徵的消極自保傾向而幾乎不及其他,結果必然同兩心調諧原理背道而馳,漸行漸遠,那還會有什麽真理電光石火可期呢?

對於儒家以外主要學說,首先恐怕還是要重提一下法家。戰國末期政治上最為成功的是所謂法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受到過一些人大肆頌揚,甚至把它同現代的法治觀念混為一談。前面一再談到過,以秦國一些政治人物為代表的法家也者,主要是將法與禮對立和割裂開來,把古已有之的嚴刑峻法極端誇大,用以否定禮存在的必要,倡導恐怖主義極權人治的一群政客。後期為暴秦效力的着名法家韓非和李斯,原來和儒家有點淵源,但他們背離了兩心調諧這一基點,滑向了儒家的對立面,同儒家涇渭分明,背道而馳了。他們以反智愚民為能事,韓非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王蠹》)他們主張剝奪民眾追求自身幸福的根本權利,徹底否定個人本位意識,充當君主暴力特權統治階層的馴服工具;以為“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則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必勝;邪必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韓非子.解老》)可以說是宋朝朱熹“盡天理,滅人慾”的祖師爺。

靠嚴刑峻法發跡的秦政權,時稱“虎狼之國”(《戰國策》),風雲際會,掃平六國,一統天下,宣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以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以成就萬世大業;但逃不過社會性兩心嚴重失衡無可避免招致的懲罰。不過倏忽十五年(公元前221-207年),顯赫一時的大秦帝國就在遍地起義烽煙中分崩離析,壽終正寢了。有個清朝文人盧文紹註腳得好:“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速其亡也。”秦以後,法家聲名狼藉,這個名稱是不好用了。在“獨尊儒術”的政治大環境裡,偽禮當道,“三綱五常”為封建帝王提供了擁有絕對權力的“合法性”,刑法回歸禮的範疇,作為禮的“強制性”組成部分而存在,專制王朝毋須抬出法家理論,就可任意行使法家倡導的“以殺治國”恐怖主義統治手段。法家這個概念,從此融入了政治化的偽儒裡面,不再有獨立的政治地位可言。因而到魏晉時期,法家這回事是可以不論的了。

在法家形成氣候之前,作為另一極端的墨家學說曾經盛行一時。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愛、交相利”,把愛心或公心發揮到了遠離兩心調諧位置的極端,其震撼人心的善願,可與後世空想社會主義相輝映。墨學主張通過自我犧牲,帶來博愛與和平,包含許多立意美好但惜乎兩心失衡的見解,在烽火連天,充斥不公平社會現象而又無可奈何的惶惶亂世,聽起來格外動人,但實行起來一樣也行不通,所以何妨稱之為古代中國式烏托邦主義。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自從暴秦崛起以降,墨家後繼無人,從此幾同煙消雲散,到司馬遷寫《史記》時,墨學已“莫得其詳”,可算是古董了。

老莊哲學,和法家一般,兩者都是極端為己、兩心失衡的產物。老莊哲學主張“絕聖棄智”,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反智愚民立場與法家異曲同工,如出一轍;但在政治社會觀念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取向。道家主張消極自保,一面聲稱“我無欲而民自朴”(《道德經》第五十七章),對社會不負任何責任,一面但求自己享受匪夷所思的極樂仙境。

借其神秘莫測特色發展起來的道教,幾乎全面拒斥人類進步文明,視治世之道為精神污染,以人世間為原型編造出了冥天之上等級森嚴的諸神眾仙,宣揚虔修得道可升仙界,“躡太清”、“朝玉京”,長沐天恩,永享不死不滅殊榮。道家奉行無心、貴生、無為之道,是為了解決生存困境無奈的絕對痛苦,解決人生有和無的衝突,在逃避現實中追求絕對快樂境界,顯然是一種不能用來治世的無政府主義之道,在漢末以至魏晉亂世卻曾大放異彩,並直接激發了魏晉玄學及禪學的思辨。

道家及其派生的魏晉玄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消閒養生哲學,逃離現實的隱逸文化,由原始的混沌的陰陽五行生剋之說,繼承和揉合了巫、史、祝、卜,使用筮占吉凶,符咒驅鬼治病,煉丹建醮祈求長生不死等方術傳教;衍生了氣功、導引、燒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黃曆、流年、採補以及墳山風水之類無補社會性撥亂反正或發展進步的“學問”,興起了民間迷信的巫術,更加抑阻了理性科學的伸張。道家雖然數度極盛並長存不滅,特別在唐代因為皇帝與老子同姓而備受尊榮,但始終不曾對中國社會的基本制度產生重大影響。對奉行偽儒愚民政策始終不渝的歷代統治集團來說,道家學說不失為社會上失意或閒散的人們寄託和消磨意志的遊仙窟,一種別開生面的輔助性“穩定因素”。

佛教始祖,印度王子釋迦牟尼為了追求再無老病死苦,再無恐怖愁憂的大智慧,二十九歲出家修道,三十五歲成道,說法四十五年。所創教理,旨在闡發對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主張人類自救而非期待神佑。他不崇拜神,反對祭祀犧牲,也不以為有靈魂存在,其觀念更近無神論而稱不上宗教。他逝世二百年後,其門徒開始尊釋迦牟尼為下凡的大神,並認為在釋氏前後皆有更多神靈臨世,於是形成了多神的佛教。釋迦牟尼對後人的封神立教,和文昌帝君的遭遇一樣,都是無可奈何的。佛教流派很多,傳入中土的主要是小乘派,已與當初佛祖原旨相去不知幾何,同(偽)儒、道等折衝揉合後的中國化佛教,又發生了許多變化。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佛學為中國帶來了什麽樣的哲理?後來怎樣變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有何種影響?

無獨有偶,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的佛教,帶來的佛學宇宙觀同道家學說有很大的相似性。佛學以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唯心所造之境為真實。…然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故曰‘三界唯心’”。那“佛識”同老子的道一樣,“惚兮恍兮”、“寂兮寥兮”,沒有一切分別,除去所有揀擇,泯滅任何愛惡。即沒有任何塵世雜念,像明鏡一樣澄澈透亮,一塵不染,等同大化。可以說都是世界上最隨心隨意的省力的宇宙觀。

道家飄逸,仙風道骨;佛心空明,超凡脫俗。但是寺觀需要香火供養;中國世俗普通百姓在痛苦中渴望解脫,卻無法離開現實一步。於是佛老寺觀表現了教義與實踐自相矛盾的奇特“靈活性”。虛無縹渺的玄學理論,竟變成了現實人生意向和冀求神佑奇蹟的原始泛神論僥倖迷信觀念相結合的象徵縮影。以人世間各種歷史人物原型為模特,編造出冥間天上等級森嚴、層次繁複的諸神眾仙,但見千百神佛偶像,有佛道混雜出色人物、天兵天將、五百羅漢、陰曹地府、民間英雄,三教九流、雞狗並列,無不可以塑像膜拜;人生一切憂患、期盼和想像,諸如壽夭、生育、功名、金錢、嫁娶、病痛、來世……什麽都可以不必通過自己的奮鬥和努力,從那些本來主張一切皆空,本來以為什麽都沒有意義的神靈那裡求得保佑如願以償,或通過許願、還願之類“賄賂”手段,把神靈當做見財眼開的貪官污吏,“誘使”神靈為自己的目的效勞。於是芸芸眾生就不知不覺地沉浸於通靈幻想而安貧樂道起來,不必為那“心生之境”心勞日拙了。

佛老哲學觀念使得人們在嚴峻的生存挑戰們前一味退縮,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如此人生,天賦人類靈性創造能力還有什麽積極意義可言?何來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發展進步?或者說,如果人類自甘如此不求長進,無論如何巧言令辭、自圓其說,客觀上和實質上同非靈性生物的生存方式相較有什麽高明?

迄今猶有一些學者讚頌魏晉玄學,視為反抗專制統治的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潮,其實玄學無非集釋道消極因素之大成,根本背離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發展進步天職。一些身處亂朝的仕人,既嚮往仕途利祿,又羨慕避世的愜意和論辯中美的享受,保身全命、苟合取容、進退失據之餘,把老子的清靜和莊子的放浪相結合,加上禪學的空論,居其位不事其事,悠遊山水,寄情風月,追求所謂心隱洞見,妙賞深情,造成清談玄虛之風,被於朝野。

這種知識份子的消極型唯我主義自我墮落傾向,雖然淤塞了天賦靈性創造發明的通途,卻不違背專制統治者穩定政局的需要,只是不容得此輩挑戰偽儒名教的底線。有個名士派奇才嵇康(223-264),與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跟定了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居然狂妄到了輕蔑“儒家禮法”,“非湯武而薄周孔”,反對司馬氏借名教以行篡權殺伐之實,結果以言論放蕩、非毀儒家經典的罪名為司馬氏所殺害。後來的玄學家們以嵇康為戒,幾乎統統成了欺世盜名、斯文掃地、不事生產、不負責任的逍遙派了。

怪不道有人說,儒(偽儒)、釋、道結合,等於阿Q精神!

以上對佛老的評論,同當年儒家和老莊、楊朱、墨翟、惠施、公孫龍以及其他諸子百家間的爭鳴一樣,概以人人可以體驗感悟的人性範疇基本常識公理為依據,即由兩心調諧原理推引而來,同所謂宗教歧視也者風馬牛不相及也,亦不涉有神論與無神論之爭。何況實踐證明那時理性路線行之不通,神性宗教更有希望成為濟世哲理的有效載體呢。只可惜魏晉時期的“東方文藝復興”並沒有為浸沉偽儒文化孽海的中國人帶來任何新的“激活”機會。

由此可見,魏晉時期所謂思想活躍,完全不可能激發出引領中國人脫離兩心失衡深淵所需的智慧和力量。

常居“心態文化”主導地位的偽儒倡導的“禮治”秩序及其道德觀,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論、人生論頗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個相方面,但兩者恰恰得以互相補充、互相配合。偽儒的禮治從強制的外在規範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主體;佛老人生理論、人生方式,可說從個體內在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主體。

外在壓力使人喪失獨立人格,喪失個人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文化和環境條件。內在壓力使人喪失自我意識,喪失個人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主體願望和能力。兩者默契合作,使中國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形成了中國最深遠、對國民性格和心理影響最大的傳統──價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個人本位”觀念,進而取消人的靈性創造作用或社會發展進步的可能性,說到底就是要取消“人”。所謂魏晉時期的“東方文藝復興”,其實同歐洲的“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適得其反,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不妨認為就是日後宋明理學徹底“反人本主義”的先聲。
事實上,從西漢、魏晉而入宋,除了牆開花牆外香的所謂“四大發明”外,中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還是有許多可以稱道的進步,綜合水平長居世界前列。大約宋代生產技術達到了巔峰,例如發明鏈帶傳動,建造運河升船水閘;冶金業發展成功可鍛鑄鐵,用於農具製造工藝、改進(唐代發明的)曲轅犁,完善農具配套性能;南方開發水田,育成、推廣早熟稻(實現兩熟或三熟),以及移秧法、輪耕法等農藝學進步;灌溉工具如人力龍骨踏車(翻車)和水力筒車或水輪的普遍使用……引發了一場堪稱為“耕製革命”的綠色革命;南宋能夠造有效利用風力的多桅海船,舵長三、五丈,採用水密艙,最大載重數萬石,可乘上千人,供給吃用一年的糧食;其他如採礦業、冶鑄業、造船業、染織業、陶瓷業等幾乎各行各業都有出色的進步。在理論科學方面,南宋秦九韶《數書九章》最早提出高次方程式求根法,元代朱世傑在《四元玉鑒》和《算學啟蒙》中的多元式理論和級數理論都屬當時一流先進水平,並直接用之於水利和建築工程。惜乎由元、明入清,後繼乏力,罕有建樹,科技和生產力水平幾乎毫無進步,不可能帶動商品經濟崛起和催生資本主義萌芽。以中國非農業生產中占主要地位的棉紡業為例,清乾隆中葉,西歐開始採用蒸汽動力,出現了十六錠紡車,成為資本主義起步的先驅產業,中國則仍停留在農家副業手工單錠水平,超越不了宋末薛景石《梓人遺制》那套技法,和秦磚漢瓦,井臼灶炕一樣,大有傳之萬世而不易兮的靜氣。

漢以後,直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屢有擴展疆域,顯示天朝國力的表現,但缺乏生產力進步為後盾,從社會發展階段而論,可謂無所長進,只是鮮有上升意義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實質國力與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來越大,終於在東西方不可避免到來的碰撞中一觸即潰,一敗塗地了。

從“文藝復興”聯想到了中國的文學創作。這樣的“心態文化”大環境中,缺乏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馳騁空間的中國文人,就如依附在統治階級這張皮上的毛,寫下了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歌頌、討伐、批判、控訴、感傷、寫景、志怪等等美文,電影說明書般的筆記小說,鋪陳華麗、纏綿悱惻、迴腸盪氣、對仗工整的詩賦、聯語……堪供擊節稱賞、唱和不止;至於體現人之所以為人,具有個性探索深度,頌揚個人奮鬥精神,在“大私”基礎之上弘揚“大公”,從而導向兩心調諧的偉大作品,可謂非分之想。中國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狀態寫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數的幾部傳世長篇小說,苦於土壤條件貧瘠,營養底氣不足,也難同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燦爛紛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並論。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文明的悲哀了。

文以載道,道兮沉淪,文盍乎興?人稱中國史料豐富,但史學貧困,或者說史觀貧乏,其實是一個原因。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奈的中國人民不得不為這一切付出不可勝計的代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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