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国情──民意与党权敌对

张三一言

（一）什么是中国国情？

中共城头竖起大王旗专政始，也是中国民意与官意敌对始。到今天敌对已成定势。对这一定势所必定产生有害于共产党的东西，中共力尽所能或文文过饰非、或指鹿为马、或扭曲真相。对产生官民敌对的实质因由，视为绝对禁区，不准触及；不但不想作任何、丝毫的改变，还要劫持全国之力量保护之。

这个本质是什么呢？

这个本质就是：共产党独霸一切权力（共产党独霸政治权力、主占经济权力、独拥军事权力、全控社会组织权力、独霸言说权力…）并用这霸占的权力全面剥夺民间权利── 这就是中国国情的最基本点。

谈论中国国情不从官民敌对的本质和敌对的事实出发，一定是空话、假话，更可能的是存心骗人的谎言、害人的妖言毒语。

具体一些说，中国国情就是：共产党是独霸权力者为一方、是制定利益分配政策法规的一方、是判定是非对错的一方，你要特别注意的是，它同时是谋取利益的一方；与它对立的谋取权益者，是民这一方。即是说中共利用其独霸权力以行政、立法、控制传媒、操控社会组织等等一切手段去为党和党官全面剥夺民间权利、谋夺国家社会和自然资源。当然，外国专制统治者也如此，但没有中共做得那么全面彻底绝对和明目张胆。积五六十年全面掠夺，造成举世罕见的极不公义、极不平等、两极分化，和矛社会矛盾累积到暴发临界点。暴发临界点表现在普遍而全国各地都出现、有相当规模但还不是总暴发性的民众和平或暴力反抗。这反抗源于被权利剥夺，因为中共不愿改变其独霸权力并用权力谋取最大益的实质，所以，这反抗是不可能缓和的。

还有一点要补充说明。独霸一切权力的政治精英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变动之一是由原本纯党有经济转变为以党有为主，辅以党官私有和局部民间、外国私有的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与这种经济相适应，在政治上，营建了一个由党独霸权力并作主导、享受部分经济权益作从属的民间资本（加屈服的外国资本）精英、相当部分被经济名誉地位收买而作附庸的知识精英，组成统治联盟。

党非法独霸权力、党用权力为自己及其附庸谋取最大利益、“中国民意与官意敌对定势难改变”！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二）如此国情，如此前景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要维持社会和平和稳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这个社会大体上是公平的。要社会公平，必要条件是这个社会的裁判者是持平和公正的。但是，共产党对官民权利和利益分配、纠纷的裁判不但不持平公正，还身处权利和利益争夺者位置，其裁判无不偏向党、损害民。国家政府与社会民间力量极不对称的情况下，民间凝聚力量的途径被堵绝，民间的不同声音当然无法挑战现行秩序，造成国家政府力量绝对压倒社会民间力量的局势。这样的作为必然无和谐稳定可言；社会对抗、民间的怨愤不断累积，冲突和酝酿革命、暴动事属必然──待机总暴发是定势。当然，现在的社会也是“和平”和“稳定”的，但是，这不是各方充分交流妥协下达到在权利和利益均衡点上的和谐稳定，而是一方高压下另一方屈服情况下的被迫稳定。这是累积和等待矛盾总暴发的稳定。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待机总暴发是定势”。因为，问题在于当下中国工业化初成，社会发生了并不如中共所愿的变化，这一变化遂令中共高压统治的老皇历失灵。

这个变化是指，工业化初成后，一改过去共产党统一的一元化社会，产生了另外独立于体制外的多元社会力量。现况是，这些力量是势众、普遍、漫散而无秩的；无法形成有组织的，自下而上的，良性地对权力制衡的力量。这股强大而无秩力量正处于各自对上抗争和内部相互碰撞组合中；正处于“非法而事实存在”的过程中。当组合到一定程度，若共产党的统治意识和手段不能作出相应改变时，革命总暴发就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意识和手段很难改变，那是因为共产党本身没有自我改良机制，反而是一股自我恶化的实体。它用权力作为换取利益的本钱，遂令个体腐败变成结构性制度性腐败。所谓结构性制度性腐败，指的是共产党统治的运作没有意识型态作依凭，也没有分权制衡民主制度中的竞争动力，整副统治机器只能靠在腐败网中用钱权交换相互输送权力和利益作诱因来推动和维持运作。在今天，一旦停止腐败网权与交换这个原动力和润滑，统治运作就可能会顿时停滞不动。

我说的是，中共的腐败是难治之顽症，所以革命总暴发是难于避免的前景。

（三）导致亡党的国情有无解救之道？

作为一个与民主政制相反的没有分立、没有制衡而有无限权力的共产党政权，在中国是有其生存土壤的。中国是个没有自由民主实践经验，却有儒家忠君、顺民、仁政、“亲父”政权等教养和习性的民众（或许这也是“国情”之一）的国家。你若能真个做到多少有些真实的“为人服务”、“以民（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三个代表”；再加上能建立一套不像现在那样具有自杀功能的机制，例如让民间形成有代表性的组织，代表他们说话和表达诉求，宣泄怨气，给予适当的舒缓，不让民间矛盾累积到危险地步；统治这批顺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惜，共产党的本质是独揽权力，权力的目的就是谋取党和党官的最大私利。实行这样的“仁政”正好与他们的本质和目的相悖。人们常说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没有自我完善的机制，其中一个内容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问题还有更严重的一面：一方面中共建立和使用的是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无限制地控制和使用社会和自然资源，无需也无意控制行使权力的成本；相反，僚群集团还不断加大这种成本。之所以要加大成本，是因为你越无限制地利用社会资源和掠夺民间财富，你就必须面对来自民间更强大的挑战和威胁，为了应付这一挑战和威胁，又必须加强于对社会资源控制和加大使用度，最终导致社会难荷重负。由之就是恶性循环：社会更不公不义，民间更贫困和挑战和威胁越强大…，…政权更替就面临你死我活的性质，就会重演五六十年前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那种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其中一个结果是共产党终结，还有可能受到清算──重演一如它清算国民党的好戏。

面对党之将亡的现实，御用学者们提出两条解救之道。一条是正在运作的蒙、骗、混。不准提亡党之因由（实质），全力掩盖一切负面讯息，全力对党歌功颂德，全力唱好和营造一个太平盛世的假象。用“经济持续增长”、 “国力不断增强”、“社会秩序长期保持稳定”的“事实”来掩盖国情的真相。这是大家天天见到他们正在走的路。是一条走向完全彻底覆灭之道。但是，这个蒙、骗、混给党的“今天比去年的今大更腐败”、官民冲突呈日益扩展、官僚日益无能和操控失灵等等事实所粉碎。

另一条道路是所谓的“执政者对体制的主动调整”（即用普通人难明，便于蒙混过关的“ 学术性”包装常说的体制内改良），在不触及党敌视和掠夺人民这个实（本）质前提下，只对标作小修小改的“细节的改良”，企图以之消除党敌视和掠夺人民这个实质所产生的缺陷和弊端；妄想这样做能收“良性互动”之效。而另一方面还妄想“化解已经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这是一条饮鸩止渴之路。可怜的是，御用文人对其子主这么低要求的献策也不被采用。（这条路的具体细节，不说也罢）。

难道共产党之亡就没解救之道？

有！实行还政于民的民主政治改革！这是一条唯一可行且有实效之道。中共有没有实行这一改革的意愿、魄力？…就暂时不在本文讨论了。

200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