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良宇言論匯編（之二）

五、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政策

－－樓價飛漲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土地飛漲轉手就獲暴利是因為土地供不應求。供求關係的道理，賣西瓜的小販沒有一個不懂的。可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間，有人就是不懂，連不懂裝懂都不會。

－－我們的領導同志對一些具體的經濟糾紛不經過調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風應該徹底改掉，這樣的做法既不是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糾紛，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運作。這種做法會起到煽動作用和製造混亂，這不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是在降低黨的執政能力，因為黨的執政能力必須體現在注重依靠法律來解決糾紛上，不是體現在黨的領導同志的權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務院領導同志對一個雞毛蒜皮具體事件的批示，我們不可以不尊重，我們不可以不考慮，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條法律？我沒有背過法律條文，誰來提醒我一下？沒有人告訴我，那麼這個問題就只能讓法庭去決定。法庭的決定，我們當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動是加速地區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設辦事處？這些全國給省市在北京設辦事處，就擴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費，就給首都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業在上海設了窗口？多少外地的個人到上海尋求發展的機會？多少港、澳、台和外國企業在上海設立了機構？這些都在以正反饋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發展。你怎麼來要求全國做到“平衡發展”呢？你可以發一個文件鼓勵他們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麼辦？你還要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來個“平衡發展”嗎？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房價肯定不會高，但是這有道理嗎？這不是太不講道理了嗎？

－－有人懷疑現在中央的領導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我不這樣認為，但是，確實有人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錯誤地認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並在實踐中走行政干涉這種捷徑，我認為問題出在這個地方，需要糾正這樣的錯誤理解。

－－有人總是拿境外的傳媒造謠誣衊所謂的“上海幫”來說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機會反問這些人幾個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傳媒如此憎恨“上海幫”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幫”？這說明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媒體對我國高速發展天天唱衰而對發展停滯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吹捧？我們共產黨內有沒有人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我不知道，不過，我也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黨內如果有不同意見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動媒體來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發動輿論進攻的話，這不等於告訴全世界我們自己黨內的事情不能在黨解決？這樣的錯誤作風，和黨內存在的貪污腐敗相比，哪一個對我黨的生死存亡更危險？說這種行為是和“反共反華”穿一條褲子是重了點，發展下去就是反共反華也沒錯。

六、個人主義膨脹和狡辯

－－上海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見證，上海是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的象徵，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實驗地，上海是我國的光榮，這就是我黨領導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為上海的市委書記，我在中央決定的政策精神指導下首先對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負責。我的職責範圍同總書記是不同的，總書記的職責範圍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們都是共產黨人，但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職責範圍沒有界限，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共產黨是有黨內民主的，這個意思我的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產黨不是一個人的意思。

－－宏觀調控的政策沒有起預先估計的效果，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實，但是私人的資金和外國的資金繼續流入上海，私人之間的資金周轉很活躍，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們沒有政策可以對此採取措施。我們總不能不准張三借錢給李四吧？我黨沒有這種規定吧？

－－我強調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運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沒有排斥黨的領導，我的意思是在應該和能夠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不要認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輕易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會留下我們不想要的後遺症，應該和能夠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問題，也不要輕易地用行政手段來解決。提高我黨的執政能力不等於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經濟社會事務的比例，我不這樣理解。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國私營企業創造了國民總產值的40％多，我們上海的國營企業創造了上海總產值接近80％，如果要談誰最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難道不是上海最堅持社會主義嗎？那些動不動就想給上海扣上資本主義帽子的人說的話不值一駁。上海建設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榜樣，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海沒有搞資本主義，這頂帽子戴在上海頭上不適用，這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國的國營企業國民總產值超過上海再來跟我說上海是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否則請原諒，不要浪費你我的時間。

（來源：新華社內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