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胡锦涛开明是奴民无可奈何的选择

张三一言（香港）

稍具现代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全无民间（和党内）监督的全盘掌握党政军财权的绝对统治者一定走向专权更专权、腐败更腐败，绝不会开明，即使是观世音菩萨再世也一样。现代的共产党的核心毛邓江胡四朝都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独裁专政者；独裁本质无别，只是个人魅力和操控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而已。

面对这样一个专权者，政治上被剥削乾净的奴民除了寄希望於这个独权皇帝是明君、行仁政外，别无选择。这是几千年来历久不衰的盼明君盼青天的传统思想的继续，盼胡明君是几千年长剧现在版本续集。大凡末世情绪弥漫、人们对即将来临的天变毫无把握、对前景绝望，盼明君思潮就会沉渣泛起。盼胡开明施仁政就是这种状况。我们绝不能责怪奴民这种心态，更不能诬贬之。奴民心态是几千年封建皇朝特别是近五十年绝对专制愚民的结果；是绝望中无可奈何、无可选择情况下人性的表现。奴民们只要看到有前景有希望，能看到自己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就会变成自主的人；盼明君思想就没有市场，消声匿迹。请看香港现代市民哪有一点盼董明君的表现！有的是七一大游行（当然土共奴才例外）。

我们不能责怪和贬诬民众的奴性，但我们必须认识这奴性是专制统治者存继的必要条件，是极有害的思想。批评和消除奴民思想至为必要，尤其是一些职业和义务御用文人利用奴民思想为专制政权续命更应批判！

寄望於“胡明君”是麻醉剂，会导致人们放弃依靠自己力量争取改变自己命运的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的政治走向就由专制统治者单动力推动；当统治者走向更独裁暴政时，除了哑忍外，人们别无它法。当人们不寄希望於胡时，就会自己救自己，民众力量由之产生。有民众力量相胁，统治者或许还可收 一下腐败和暴政、或许还可能多一些开明和“仁政”。所以，人们寄希望和不寄希望“胡明君”对中国政治走向有极大影响。

上面是从理论上陈说不应寄希望於胡，此外，还有实际的理由。首先，胡已登基二年，在这二年里，其对异己的镇压、对新闻自由的践踏比江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朋友们不妨放长双眼，再看多一两年，看看没有江的胡比较开明些还是更独裁霸道。其次，胡已经开明车马告知世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人大具有优越性、政协符合国情…即是要继续已经行了五十年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民主”。这就是说胡已经向世人宣明：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自由民主。再次，胡正式掌全权的首要工作不是民所关心的反腐、两极分化…而是情为党所系、利为党所谋、权为党所用，全力“加强执政能力”，即是加强一党专政的能力；把党的权力放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之上。能寄希望於这样的党和人吗？现在的所谓“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进行加强党的操控能力的“行政改革”，把它当成是具有自由民主内容的政治改革是对错姻家表错情。

我们是应该寄希望的，但应该是寄希望於自己、寄希望於民众而不是寄希望於皇帝！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我们寄希望於毛救星，结果给我们带来一场接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我们寄希望於邓小平，结果送给我们的是为六四大屠杀；我们寄希望於江泽民，结果是给我们带来“邪教”灾难和十多年沉闷的反动统治时期！我们还应该、还敢一错再错，再寄希望於这样的党的头目吗？

有人反驳说，为什麽几十年来那些不寄希望於中共的人，却没有给中国社会中国带来实质性进步呢？

这是个伪问题。中国几十年来没有进步，不是因为人们不寄希望於党头目的结果，而是太多人把希望寄托於党的结果。现在社会取得了比四五十年前实质的进步，是因为“不寄希望於党”的人从来没有死绝，而且渐渐多起来了，并进行了争取的结果。一个相信民主的人，应做的事是依靠自己争取权利而不是坐等皇帝恩赐民主！

有人说，你根根据甚麽说不应该寄希望於胡进行民主政改？你能保证胡不会进行民主政改？

我回答是，一是根据权力本性的理论，二是根据党和胡的历史和现状；由之作出的判断。

如果不寄希望於胡，或许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胡或许真会进行政改，或许还会成功。这表面上好像证明不寄希望错了，但实际上是不寄希望所得到的成果。因为不寄希望於胡就寄希望於民，民就有力量，有力量就能迫胡民主政改。若胡有能力坚持不民主政改，那是专制政权的常态，或许也可说是民众还没有取得达到迫其行事的力量。这样可能是维持现状不变，或会大乱，那就不是人们力所能控的事，并不是不寄望的错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民众更不应该寄望於任何统治者，还是应自己救自己。所以，不管胡启动还是封死政改，人们都不可寄希望於胡锦涛。

在全国一片假，全党无真话的国情民情下，党官无不戴着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假面具做人。上过当的人学会了从他们的谎言谬词堆里解读出腐败和黑社会行为的真义，但是未必能窥悉谁比毛泽东更毛泽东、谁比希特勒更希特勒、谁比可尔巴乔夫更可尔巴乔夫。我又不是能入肚的孙悟空，怎麽知道他会不会进行民主政改？

胡会政改？难道你是胡肚蛔 ？2004/9/21

刘晓波：小康时代的张惶和暴戾

中秋节前夕，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各地推出的天价月饼：

在长春，一款月饼售价1800多元，礼盒里装有一副高尔夫球杆

在郑州，一款名为花好月圆的纯银月饼重1公斤，月饼上镶着56颗天然宝石，标价6900元；

在天津，一款所谓的极品月饼定价99999元，8块月饼中的7块分别以食用金箔及鲍鱼、鱼翅、燕窝等为主料制成，另一块则为重达500克的纯钛金“月饼”；

在昆明，一款月饼标价31万多元，月饼礼盒配有奥林巴斯数码相机一台、摄像机一部、五粮液一瓶、派克金笔一支、名牌打火机一个，以及高级保健品、茶叶等。最能标志31万月饼身价的，是搭配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

这种天价月饼的奢侈，与大陆的主流媒体都在炫耀的经济高速、国力增强和国民富裕，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似乎就是崛起、增强和富足的标志：金牌总数第二的背后，是四年备战奥运的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奥运金牌得主，也都一夜暴富，据媒体报道，110米栏冠军刘翔已获得各类奖金500万人民币。

然而，号称小康了的国人，正如号称大国元首的独裁寡头一样，还是活得不从容、不健康，甚至活得病态：一种东倒西歪和饥不择食的张惶。寡头们非要建三峡、磁悬浮、世纪坛、大剧院、造飞船，非要办奥运、办世博，用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换来32块奥运金牌；权贵们非要吞食一桌高达36万元的“黄金宴”，欣赏年轻女人裸体的“女体宴”，喝着延年益寿的“婴儿汤”，享受着妻妾成群的“包二奶”，用毒奶粉赚大钱……

更可怕的是，这种贪婪奢侈的张惶，还被一种畸形的暴戾之气所笼罩。绑名人、杀富豪的新闻不断出现，甚至已经发展为专门针对孩子的暴行。

仅九月份，大陆就出现两起歹徒暴力伤害孩子的恶行事件：

9月21日，在山东莒县，一个想报复仇人的公共汽车司机，没找到仇人后，转而持刀闯进一所小学，连续刺伤二十多个小学生，并劫持一名九岁女孩为人质。

9月11日，41岁的江苏沭阳农民杨国柱手持40厘米长的水果刀，闯入苏州市白云街小剑桥幼儿园内。用刀砍伤和用汽油烧伤28名儿童，其中，最大的六岁，最小的只有三岁。

再早些的八月，在北京，一个托儿所看守人员持刀攻击了孩童和教师，造成一个儿童死亡。

稚嫩孩子的鲜血、号哭、恐惧以及未来的梦魇，自然让人联想到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的恶劣表现：就在举世瞩目的北奥塞梯人质惨案发生之时，在丧身于恐怖分子魔掌的孩子们的亲人悲痛欲绝之时，更在整个世界齐声谴责残害孩子的恐怖暴行之时，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却在一个有奖竞猜的节目中，将人质事件中的死人数当作竞猜项目。

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的小康时代，在中共政权的纵容和引导下，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百年受列强压迫的耻辱感被一再提起，但已经从怨妇式的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咬牙切齿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美国的每一次遭遇挫折，不管是9·11恐怖灾难，还是航天飞机的失事，都能引来幸灾乐祸的欢呼；每一次中日冲突，无论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还是赵薇穿日本军旗装，也都能点燃大陆舆论的语言暴力；每一次两岸之间的口水战，网络上都是杀声四起。

与表面的繁华和稳定、发财致富的嘹亮呐喊和中产情调的幸福低吟相平行的是：深重的人权灾难，触目的社会不公，高涨的民间不满，恶化的社会治安，荒漠化的人文精神，边缘地区愈发落后，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日益受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迅速膨胀，官商匪基于利益的相互勾结已经超出了寻租式腐败，而演化为走私、贩毒、黄赌、抢劫、诈骗、绑架等黑社会犯罪。另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报道，中国每年自杀的人数估计高达28万7千人，自杀人者的84％来自农村。比如，在鱼米之乡的湖北监利、汉川和浠水三地，就有七名农民因拖欠农业税费、不堪政府催逼而服农药自杀身亡。陕西旬阳县七名农民也因不堪罚款及迫害而自杀。

在古代，我们曾活在一种狂妄出天下主义的帝制传统中，活在能让人跪出愉悦甚至癫狂的国度里，一个个枭雄在刀光剑影里倒下，最后胜出的大救星必定是最大的流氓。在1949后，我们又活在一个野蛮得连顺民都要灭绝的新极权下，毛时代的残酷斗争彻底葬送了国人的道德感。我们被恐怖所笼罩、被贫困所追逐；在后毛时代，我们从“一切向权看”自然过渡到“一切向钱看”，仰望救主和感恩戴德的相互支持，羊群般的奴性和牧羊人的霸道的相互转换，恶狼般的凶残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互为表里。以至于，经历了百年现代化的腥风血雨之后的当代国人，即便少数人先富起来和国力有所增强，无论如何，也难有健康人性的从容，还是显得过于急功近利、手足无措、不择手段和血光四溅。

国人的富足，只能靠奢侈的挥霍来显示。

中华民族的崛起，只能靠泻不完的仇恨来喂养。

然而，我们传统节日的月亮，必定被31万元一盒月饼所吞噬。

2004年9月25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