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胡錦濤開明是奴民無可奈何的選擇

張三一言（香港）

稍具現代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全無民間（和黨內）監督的全盤掌握黨政軍財權的絕對統治者一定走向專權更專權、腐敗更腐敗，絕不會開明，即使是觀世音菩薩再世也一樣。現代的共產黨的核心毛鄧江胡四朝都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獨裁專政者；獨裁本質無別，只是個人魅力和操控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而已。

面對這樣一個專權者，政治上被剝削乾淨的奴民除了寄希望於這個獨權皇帝是明君、行仁政外，別無選擇。這是幾千年來歷久不衰的盼明君盼青天的傳統思想的繼續，盼胡明君是幾千年長劇現在版本續集。大凡末世情緒瀰漫、人們對即將來臨的天變毫無把握、對前景絕望，盼明君思潮就會沉渣泛起。盼胡開明施仁政就是這種狀況。我們絕不能責怪奴民這種心態，更不能誣貶之。奴民心態是幾千年封建皇朝特別是近五十年絕對專制愚民的結果；是絕望中無可奈何、無可選擇情況下人性的表現。奴民們只要看到有前景有希望，能看到自己有力量改變自己的命運，就會變成自主的人；盼明君思想就沒有市場，消聲匿跡。請看香港現代市民哪有一點盼董明君的表現！有的是七一大遊行（當然土共奴才例外）。

我們不能責怪和貶誣民眾的奴性，但我們必須認識這奴性是專制統治者存繼的必要條件，是極有害的思想。批評和消除奴民思想至為必要，尤其是一些職業和義務御用文人利用奴民思想為專制政權續命更應批判！

寄望於“胡明君”是麻醉劑，會導致人們放棄依靠自己力量爭取改變自己命運的的思想和行為。中國的政治走向就由專制統治者單動力推動；當統治者走向更獨裁暴政時，除了啞忍外，人們別無它法。當人們不寄希望於胡時，就會自己救自己，民眾力量由之產生。有民眾力量相脅，統治者或許還可收 一下腐敗和暴政、或許還可能多一些開明和“仁政”。所以，人們寄希望和不寄希望“胡明君”對中國政治走向有極大影響。

上面是從理論上陳說不應寄希望於胡，此外，還有實際的理由。首先，胡已登基二年，在這二年裡，其對異己的鎮壓、對新聞自由的踐踏比江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朋友們不妨放長雙眼，再看多一兩年，看看沒有江的胡比較開明些還是更獨裁霸道。其次，胡已經開明車馬告知世人：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人大具有優越性、政協符合國情…即是要繼續已經行了五十年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集中民主”。這就是說胡已經向世人宣明：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自由民主。再次，胡正式掌全權的首要工作不是民所關心的反腐、兩極分化…而是情為黨所系、利為黨所謀、權為黨所用，全力“加強執政能力”，即是加強一黨專政的能力；把黨的權力放在國家、民族、人民利益之上。能寄希望於這樣的黨和人嗎？現在的所謂“行政治體制改革”是進行加強黨的操控能力的“行政改革”，把它當成是具有自由民主內容的政治改革是對錯姻家表錯情。

我們是應該寄希望的，但應該是寄希望於自己、寄希望於民眾而不是寄希望於皇帝！

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我們寄希望於毛救星，結果給我們帶來一場接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我們寄希望於鄧小平，結果送給我們的是為六四大屠殺；我們寄希望於江澤民，結果是給我們帶來“邪教”災難和十多年沉悶的反動統治時期！我們還應該、還敢一錯再錯，再寄希望於這樣的黨的頭目嗎？

有人反駁說，為什麽幾十年來那些不寄希望於中共的人，卻沒有給中國社會中國帶來實質性進步呢？

這是個偽問題。中國幾十年來沒有進步，不是因為人們不寄希望於黨頭目的結果，而是太多人把希望寄託於黨的結果。現在社會取得了比四五十年前實質的進步，是因為“不寄希望於黨”的人從來沒有死絕，而且漸漸多起來了，並進行了爭取的結果。一個相信民主的人，應做的事是依靠自己爭取權利而不是坐等皇帝恩賜民主！

有人說，你根根據甚麽說不應該寄希望於胡進行民主政改？你能保證胡不會進行民主政改？

我回答是，一是根據權力本性的理論，二是根據黨和胡的歷史和現狀；由之作出的判斷。

如果不寄希望於胡，或許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胡或許真會進行政改，或許還會成功。這表面上好像證明不寄希望錯了，但實際上是不寄希望所得到的成果。因為不寄希望於胡就寄希望於民，民就有力量，有力量就能迫胡民主政改。若胡有能力堅持不民主政改，那是專制政權的常態，或許也可說是民眾還沒有取得達到迫其行事的力量。這樣可能是維持現狀不變，或會大亂，那就不是人們力所能控的事，並不是不寄望的錯誤。即使出現這種情況，民眾更不應該寄望於任何統治者，還是應自己救自己。所以，不管胡啟動還是封死政改，人們都不可寄希望於胡錦濤。

在全國一片假，全黨無真話的國情民情下，黨官無不戴着馬列主義、為人民服務的假面具做人。上過當的人學會了從他們的謊言謬詞堆里解讀出腐敗和黑社會行為的真義，但是未必能窺悉誰比毛澤東更毛澤東、誰比希特勒更希特勒、誰比可爾巴喬夫更可爾巴喬夫。我又不是能入肚的孫悟空，怎麽知道他會不會進行民主政改？

胡會政改？難道你是胡肚蛔 ？2004/9/21

劉曉波：小康時代的張惶和暴戾

中秋節前夕，媒體關注的熱點之一，是各地推出的天價月餅：

在長春，一款月餅售價1800多元，禮盒裡裝有一副高爾夫球杆

在鄭州，一款名為花好月圓的純銀月餅重1公斤，月餅上鑲着56顆天然寶石，標價6900元；

在天津，一款所謂的極品月餅定價99999元，8塊月餅中的7塊分別以食用金箔及鮑魚、魚翅、燕窩等為主料製成，另一塊則為重達500克的純鈦金“月餅”；

在昆明，一款月餅標價31萬多元，月餅禮盒配有奧林巴斯數碼相機一台、攝像機一部、五糧液一瓶、派克金筆一支、名牌打火機一個，以及高級保健品、茶葉等。最能標誌31萬月餅身價的，是搭配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

這種天價月餅的奢侈，與大陸的主流媒體都在炫耀的經濟高速、國力增強和國民富裕，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剛剛結束的雅典奧運會，似乎就是崛起、增強和富足的標誌：金牌總數第二的背後，是四年備戰奧運的200多億人民幣的投入。奧運金牌得主，也都一夜暴富，據媒體報道，110米欄冠軍劉翔已獲得各類獎金500萬人民幣。

然而，號稱小康了的國人，正如號稱大國元首的獨裁寡頭一樣，還是活得不從容、不健康，甚至活得病態：一種東倒西歪和飢不擇食的張惶。寡頭們非要建三峽、磁懸浮、世紀壇、大劇院、造飛船，非要辦奧運、辦世博，用200多億人民幣的投入換來32塊奧運金牌；權貴們非要吞食一桌高達36萬元的“黃金宴”，欣賞年輕女人裸體的“女體宴”，喝着延年益壽的“嬰兒湯”，享受着妻妾成群的“包二奶”，用毒奶粉賺大錢……

更可怕的是，這種貪婪奢侈的張惶，還被一種畸形的暴戾之氣所籠罩。綁名人、殺富豪的新聞不斷出現，甚至已經發展為專門針對孩子的暴行。

僅九月份，大陸就出現兩起歹徒暴力傷害孩子的惡行事件：

9月21日，在山東莒縣，一個想報復仇人的公共汽車司機，沒找到仇人後，轉而持刀闖進一所小學，連續刺傷二十多個小學生，並劫持一名九歲女孩為人質。

9月11日，41歲的江蘇沭陽農民楊國柱手持40厘米長的水果刀，闖入蘇州市白雲街小劍橋幼兒園內。用刀砍傷和用汽油燒傷28名兒童，其中，最大的六歲，最小的只有三歲。

再早些的八月，在北京，一個托兒所看守人員持刀攻擊了孩童和教師，造成一個兒童死亡。

稚嫩孩子的鮮血、號哭、恐懼以及未來的夢魘，自然讓人聯想到大陸的中央電視台的惡劣表現：就在舉世矚目的北奧塞梯人質慘案發生之時，在喪身於恐怖分子魔掌的孩子們的親人悲痛欲絕之時，更在整個世界齊聲譴責殘害孩子的恐怖暴行之時，大陸的中央電視台卻在一個有獎競猜的節目中，將人質事件中的死人數當作競猜項目。

共產意識形態的勸誘力已經失效的小康時代，在中共政權的縱容和引導下，隨着國力的提升和大國外交的展開，百年受列強壓迫的恥辱感被一再提起，但已經從怨婦式的防禦性的訴苦轉向進攻型的聲討，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虛構神話的階段：咬牙切齒的話語狂歡集中於對美、對日、對台的仇恨宣泄，而統一台灣、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國就成為復興中華帝國的幻覺。美國的每一次遭遇挫折，不管是9·11恐怖災難，還是航天飛機的失事，都能引來幸災樂禍的歡呼；每一次中日衝突，無論是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還是趙薇穿日本軍旗裝，也都能點燃大陸輿論的語言暴力；每一次兩岸之間的口水戰，網絡上都是殺聲四起。

與表面的繁華和穩定、發財致富的嘹亮吶喊和中產情調的幸福低吟相平行的是：深重的人權災難，觸目的社會不公，高漲的民間不滿，惡化的社會治安，荒漠化的人文精神，邊緣地區愈發落後，不斷擴大的弱勢群體日益受損，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迅速膨脹，官商匪基於利益的相互勾結已經超出了尋租式腐敗，而演化為走私、販毒、黃賭、搶劫、詐騙、綁架等黑社會犯罪。另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報道，中國每年自殺的人數估計高達28萬7千人，自殺人者的84％來自農村。比如，在魚米之鄉的湖北監利、漢川和浠水三地，就有七名農民因拖欠農業稅費、不堪政府催逼而服農藥自殺身亡。陝西旬陽縣七名農民也因不堪罰款及迫害而自殺。

在古代，我們曾活在一種狂妄出天下主義的帝制傳統中，活在能讓人跪出愉悅甚至癲狂的國度里，一個個梟雄在刀光劍影里倒下，最後勝出的大救星必定是最大的流氓。在1949後，我們又活在一個野蠻得連順民都要滅絕的新極權下，毛時代的殘酷鬥爭徹底葬送了國人的道德感。我們被恐怖所籠罩、被貧困所追逐；在後毛時代，我們從“一切向權看”自然過渡到“一切向錢看”，仰望救主和感恩戴德的相互支持，羊群般的奴性和牧羊人的霸道的相互轉換，惡狼般的兇殘和不擇手段的厚黑互為表里。以至於，經歷了百年現代化的腥風血雨之後的當代國人，即便少數人先富起來和國力有所增強，無論如何，也難有健康人性的從容，還是顯得過於急功近利、手足無措、不擇手段和血光四濺。

國人的富足，只能靠奢侈的揮霍來顯示。

中華民族的崛起，只能靠瀉不完的仇恨來餵養。

然而，我們傳統節日的月亮，必定被31萬元一盒月餅所吞噬。

2004年9月25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