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良宇腐敗犯罪言論選編(共十條)

前半部為刪節版，後半部為全文版

一、關於黨

－－當前最重要的不是共產黨需要擔心自己會垮掉，共產黨不需要總是擔心自己是不是會垮掉，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最應該為人民操心的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能在國際競爭中抬起頭來，讓人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讓我們的華僑、世界華人在國外抬起頭來。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也都是科學，我黨在決策的時候要尊重科學，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學。

－－我們的黨需要專業人才，我們的黨校要培養專業人才，就是要培養在專門崗位上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懂專業的人才。黨校不是學習中央文件政策表決心的地方，更不是結幫成伙搞意識形態鬥爭的地方。

二、關於上海

－－“三個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這三個方面來講，上海都在全國的最前列。所以，上海代表着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上海的發展是穩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穩定發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賴中央。甘肅省目前還需要依賴中央，上海有能力幫助甘肅省擺脫依賴。

三、關於中央

－－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現在好像不怎麼講了，為什麼不講了，發展不是硬道理了嗎？那麼誰來告訴我還有什麼是道理？

－－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有人領會成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應該繼續提高生活水平了，就要等沒有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也達到了之後才可以繼續提高生活水平，這種理解完全沒有道理。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用這樣機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陽升起的時候先照亮東邊，不是東邊和西邊同時照亮，我們只好尊重這樣的事實，這就是尊重科學。平衡發展是好的，平衡發展只能逐步地、平穩地過渡完成，平衡發展不是殺雞取蛋，殺雞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學，平衡發展不是劫富濟貧，劫富濟貧的結果是均貧而不是均富。

－－宏觀調控我是贊成的，平衡發展當然是好的，正確的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肯定不是讓正在發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點飯，讓另一個正在鬧胃病的嬰兒把肚子吃的撐起來，當然也不可以是讓一個等待做胃病手術的病人大吃一頓。

－－我們不能把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當作平均主義的代名詞，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的經濟建設歷史經驗早就證明了平均主義的思想只能扼殺發展。

－－發展有先有後，發展永遠不可能絕對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當作口號可能對鼓舞人心士氣有暫時的效果，當真了就是欺騙自己也欺騙人民群眾。

－－我們是要老城市更新發展並且建設更多的新興城市，還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發展和新興城市崛起？我們是要讓更多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呢？還是要讓農民永遠是農民呢？那麼為什麼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給城市的擴展和新興城市的崛起人為地加以諸多的限制呢？

四、關於政策“變通”

－－貪污腐敗和政策變通不是一回事。貪污腐敗是有人謀私利，政策變通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

－－我同意贊成的事情我說話算話，有的事情我說話算話但不是我說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說我說的不算的時候，對上面我來負責，你們也會承擔後果。你們要明確我說的這一點，我們才能一起干，否則就別跟我干。我這個人，做事只要對得起黨，對得起良心，對得起人民，我不怕風險，我不推卸責任，我有話直接說，先說清楚了再來做。

五、攻擊別的()同志

－－樓價飛漲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土地飛漲轉手就獲暴利是因為土地供不應求。供求關係的道理，賣西瓜的小販沒有一個不懂的。可是，我們領導人中間，有人就是不懂，連不懂裝懂都不會。

－－我們的領導同志對一些具體的經濟糾紛不經過調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風應該徹底改掉，這樣的做法既不是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糾紛，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運作。這種做法會起到煽動作用和製造混亂，這不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是在降低黨的執政能力，因為黨的執政能力必須體現在注重依靠法律來解決糾紛上，不是體現在黨的()領導同志的權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領導同志對一個雞毛蒜皮具體事件的批示，我們不可以不尊重，我們不可以不考慮，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條法律？我沒有背過法律條文，誰來提醒我一下？沒有人告訴我，那麼這個問題就只能讓法庭去決定。法庭的決定，我們當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動是加速地區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設辦事處？這些全國給省市在北京設辦事處，就擴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費，就給首都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業在上海設了窗口？多少外地的個人到上海尋求發展的機會？多少港、澳、台和外國企業在上海設立了機構？這些都在以正反饋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發展。你怎麼來要求全國做到“平衡發展”呢？你可以發一個文件鼓勵他們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麼辦？你還要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來個“平衡發展”嗎？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房價肯定不會高，但是這有道理嗎？這不是太不講道理了嗎？

－－有人懷疑現在()有的領導同志()偏重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我不這樣認為，但是，確實有人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錯誤地認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並在實踐中走行政干涉這種捷徑，我認為問題出在這個地方，需要糾正這樣的錯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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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主義膨脹和狡辯

－－上海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見證，上海是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的象徵，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實驗地，上海是我國的光榮，這就是我黨領導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為上海的市委書記，我在中央決定的政策精神指導下首先對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負責。我的職責範圍同XXX是不同的，XXX的職責範圍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們都是共產黨人，但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職責範圍沒有界限，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共產黨是有黨內民主的，這個意思我的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產黨不是一個人的意思。

－－宏觀調控的政策沒有起預先估計的效果，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實，但是私人的資金和外國的資金繼續流入上海，私人之間的資金周轉很活躍，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們沒有政策可以對此採取措施。我們總不能不准張三借錢給李四吧？我黨沒有這種規定吧？

－－我強調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運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沒有排斥X的領導，我的意思是在應該和能夠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不要認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輕易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會留下我們不想要的後遺症，應該和能夠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問題，也不要輕易地用行政手段來解決。提高我黨的執政能力不等於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經濟社會事務的比例，我不這樣理解。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國私營企業創造了國民總產值的40％多，我們上海的國營企業創造了上海總產值接近80％，如果要談誰最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難道不是上海最堅持社會主義嗎？那些動不動就想給上海扣上資本主義帽子的人說的話不值一駁。上海建設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榜樣，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海沒有搞資本主義，這頂帽子戴在上海頭上不適用，這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國的國營企業國民總產值超過上海再來跟我說上海是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否則請原諒，不要浪費你我的時間。

七、關於市場經濟

－－對國務院宏觀調控具體措施有意見的幹部們，不要只會抱怨，你們要拿出具體的辦法來。就事論是，一是一、二是二，具體問題具體想辦法，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在經濟問題科學辦事就是充分保護和利用市場機制，只要市場存在，辦法就一定會有，問題就一定能解決。

－－資金要流動才能為發展建設發揮作用，不准和限制資金流動就是浪費資金，這是不利益於發展建設的。資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流動是有其科學規律的，在某種程度上，裡面的科學規律和資本主義經制度下是一樣的，你說不一樣，那麼請拿出科學根據來，你如果只是相信有不同的科學規律，但還沒有發現，沒有總結出來，那麼就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已經發現了的市場經濟規律，就當作代用品先用吧。飛機還沒有發明，火車已經有了，有人說既然飛機還沒有發明，那我們還是去坐馬車吧，誰聽得懂？大家會覺得這種人腦子不正常。

－－房地產價格過高的地方，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方，都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房地產市場機制，沒有人逼誰買房子，又不存在單位攤派的問題。房地產價格過高，這裡面說的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問題是市中心黃金地段新建的房子和一些綠化環境好、交通又方便的小區，主要是面積較大、比較豪華的房子，價格是高，甚至很高，但不存在什麼“過高”的問題。房子的價格過不過高市場自然會有平衡，房屋價格過高了就沒有人買了，怎麼過高法呢？事情就這麼簡單嘛！說房地產價格過高的人，實際上講的是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普通人在市中心買不起這種面積比較大、比較豪華的房子，普通人買不起的那種小區別墅，這類房地產對這普通人當然存在價格“過高”的問題，但這不是房地產價格過高的問題。

其他不那麼市中心的地方的房子普通人是買得起的，政府也努力地幫助他們購買，上海市政府在這些矛盾的方面做了許多深入細緻的工作，維護了上海的穩定和發展。如果說在市中心建造一些低規格的房子是為了讓普通人能夠買得起，他們就不會認為房地產價格過高了，但這樣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發展的規律嗎？符合科學的市場機制嗎？房地產價格並不存在“過高”的問題，壓低房價是應該通過市場供求關係來解決的問題。想通過開會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想通過行政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行政手段是不能解決市場供求關係問題的，市場供求關係有自己的科學規律。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把不是問題的問題當作問題，然後再用不科學的手段試圖解決不是問題的問題。這樣的人當家，有問題啊！

－－房地產開發商利潤有多高，地方政府從房地產開發和交易中取得多少利益，都應該讓市場來決定，現在是土地供不應求，那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尋找更多的土地，現在是房子供不應求，豪華房供不應求，普通房也供不應求，那我們的政策就是要鼓勵開發商多蓋房子，開發商的利潤很高，自然就會有更多的開發商加入這個行業，市場競爭機制自然就會達到一種平衡。這些方面，政府只需要制定保護市場機制的政策，政府沒有必要插手去管房地產的價格和開發商的利潤。政府管多了，管錯了，市場機制就會遭到扼殺，政府亂管，結果造成更嚴重的供不應求，反而使房地產價格更高、開發商的利潤也更高。政府亂插手，亂管，造成市場混亂。

毫無必要地收緊土地供應、緊縮開發商融資、緊縮房屋建築材料供應，對開發商採取苛刻的嚴審制度，實際上不但不會減低房地產價格和開發商的暴利，相反抬高了房地產的價格和開發商的暴利，相反鼓勵了投機炒房。供不應求就會造成這些，讓市場機制去自然地去運轉就會擴大供應，讓供求關係自然達到平衡，這樣就可以把房地產價格、開發商利潤和投機炒房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平衡水平下，這種控制是自然的，不是人為的。

－－上海酒精廠在80年代中期面臨停產的事情。上海酒精廠的生產主要原料是山芋干，你們大概叫地瓜干，原來主要是由安徽省供應的。經濟改革之後，安徽農民自主決定地里種什麼，安徽鄉鎮企業開始自己生產酒精，上海酒精廠就找不到山芋干就要停產了。你能說這可以怪安徽省搞地方主義嗎？上海當時為了挽救酒精廠，開始提高價格收購山芋干，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不但問題得到了解決，上海酒精廠後來還向安徽省等外省市轉讓了技術，扶持了安徽省等外省市的酒精生產和加工工業，大家都受了益，由於山芋干的收購價格提高了，農民種山芋的積極性也提高了，並沒有出現山芋干收購價格無限上升的現象。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地方在經濟上有了自己根據自己當地的實際情況作出決定的權利，地方與地方之間在經濟上出現競爭，帶動了經濟發展。

讓市場機制按照其科學的規律起作用，結果是良性互動。如果政府來干涉，市場機制就會被人為破壞，就會出現惡性競爭，我說的惡性競爭是政治性的問題，如果當時上海酒精廠按原來的價格收購不到山芋干找國務院，國務院決定安徽不准生產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來保障供應上海，或者國務院決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購價格，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保護一方的“地方主義”了，上海和安徽省就一定會在國務院面前相互指責對方搞地方主義了。但是，讓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就根本不存在什麼“地方主義”的問題了。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經濟決策自由和經濟政策開放，我們需要的是保障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鼓勵良性互動。在市場中出現的競爭都是具體的，都是地方的，但都不是有人說的什麼地方主義，中央如果對市場競爭進行干涉，就象我前面假設的樣子，國務院決定安徽不准生產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來保障供應上海，或者國務院決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購價格，這樣反而就出現地方主義了。

八、上海地方主義

－－只要上海有全國想要的，平衡發展是不會把上海平衡掉的，這一點我們上海不用擔憂。人家不想講“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時候，我們就講這個硬道理，人家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繼續發展，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義。我對改革開放和市場機制是絕對有信心的，你們也沒有人懷疑，這就好了，只要上海在科研、生產、金融、商業、文化，等等方面，處處“保先”，錢，不管人家要把錢怎麼去分配，怎麼去平衡，錢總是會花到上海來的，我對這一點也絕對有信心。不是嗎？

－－江西省XX市要對外招商引資，他們的第一筆錢就是花在我們上海，在我們上海設了窗口；他們的第二筆錢，還是花在我們上海，在我們上海聘請了業務專家；他們招商引資成功是怎麼賺錢的？他們的產品是通過我們上海外貿出口的，我們上海幫他們賺了錢，我們上海也賺了錢，這還不說他們的老總們都在上海買了房子，他們老總們有的家屬還在上海開了店，十年以後，他們和我們一樣，就都是上海人了，起碼他們的下一代會是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記得上海的工資比全國低，但全國都到上海來消費，特別是到上海的第一、第二百貨商店來買東西，買很多東西帶回去。那個時候，上海賺的錢上海沒有什麼自主權，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市場機制，不准有市場機制，財政方面是中央統一調撥的，上海只能當“二傳手”，上海人只能是從機關、工產弄點有關的便宜貨回家，就這點實惠。現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現在上海有這麼多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就算上海市政府的財政都給人家控制，只要上海人手裡有錢，只要上海的發展能夠讓全國、全世界的人來消費，來謀求發展，上海的發展就是要停也停不下來的。

九、其他奇談怪論

－－改革開放，遵照科學的發展觀保穩定求速度，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國的最前列。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總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為什麼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歷史反覆證明了我們上海不但是甘願冒風險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而且歷史也證明了我們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上海過去被叫作“冒險家的樂園”，上海再叫一次“冒險家的樂園”有什麼不好？求發展就總是要冒險的，上海有一天發展到超過美國的紐約，有什麼不好？美國的紐約一直就是世界冒險家的樂園，我們上海不幸的是中斷了幾十年。我們要是讓世界的冒險家都到上海來的話，如果上海能夠做到有這樣的吸引力的話，那麼上海有一天就會超過美國的紐約，美國的紐約中文學校里就開始有上海話的課程了。

－－鄧小平同志“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我們黨已經學習討論過了，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認同，如果不是有人要否定或者改變解釋的話，我看召集會議再討論研究，不管名義上怎麼說，都毫無必要。如果有人要召集會議討論研究一下北京這座城市的名稱，你會認為這是為了對北京這個城市名稱加強和提高認識嗎？有人刻意避免再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但走遠了我就懷疑有人是兒子不想認老子了。兒子想證明比老子高明，慢慢證明大家看就行了，急什麼急？

－－我們黨的幹部要依靠群眾，沒有說過依靠群眾就只能去依靠工農兵和居委會群眾，這是過去的說法。企業家、商人，科技、文化和知識界有頭腦和有影響的人，也都是我們的群眾，外商也是我們的群眾，大家都是我們黨的幹部應該依靠的群眾。所以我強調，我們黨的幹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開放。

十、超出黨內批評攻擊個人

－－中國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說的，說一次就嫌多餘了，多說了就是吹牛，而且是對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不利、不負責任的。中國要努力保持長期的穩定發展，中國真的會有“和平崛起”的一天。

但是，用“和平崛起”這種口號來激發愛國主義熱情存在個問題，愛國主義在中國青年人中間已經炒得熱過了頭，青年頭腦里就會盡想着打啊、殺啊、炸啊、登陸啊、占領啊的，喊出來的也是這些東西。你這裡的青年人整天這樣想，這樣喊，人家就會嚇得害怕中國了，你說是要“和平”地“崛起”，誰相信你說要“和平”還是要打、要殺？人家就害怕中國現在的發展，人家害怕了就一定要不讓你“和平崛起”，你屁股剛剛“抬起”，人家就要把你踩下去，你永遠也別想抬起頭來。以後，“和平崛起”這類的話，說過了就算了，今後少說為妙。這是我的個人看法，我只對事不對人。

－－我們講愛國主義，最好不要老講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這類問題。科學來講，照人類本性來講，照社會穩定和諧的要求來講，一個人的愛國主義思想應該包括連續的幾個不同層次：首先應該愛父母、愛孩子、愛家庭；然後應該愛同學、愛同事、愛鄰居；接下去應該是愛社區、愛自己、愛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這些，才能真正進入到愛國、愛黨和愛人民的層次。如果我們看到某人對待自己的父母、對待自己的養母是很無情的，那麼我們就會懷疑這個人說的愛國、愛黨和愛人民可能是很虛偽的。

－－中國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和國際的發展環境才能發展，努力實現和維護這樣一種發展環境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鍵問題。這也要求我們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個人性格要穩健。XXX同志的性格是不是符合我說的這項考慮，我不清楚，根據一些資料我注意到，XXX同志在XX擔任自治區XX第一書記的時候，為了對付少數和尚作亂，他親自頭戴鋼盔端起了衝鋒鎗，我相信XXX同志沒有親自扣動衝鋒鎗的扳機，但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性格穩健的表現，我希望XXXXX常委會的集體領導班子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最討厭有人拿別人的健康和疾病來說三道四，拿別人健康和疾病說三道四的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問題的，不用醫生我就能下診斷，這個人的心理一定有問題，心理有問題也是一種疾病，這種病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治得好。

－－我是干具體工作出生的，我不是靠說假話、說空話、說廢話、人前說人話、人後說鬼話起家的，我和這種人天生就沒有辦法保持一致。靠說假話、說空話、說廢話、人前說人話、人後說鬼話起家的人，我不相信，可以代表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的利益。

－－嚇人的話用不着對我來說，這是不起作用的。我當兵的時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個時候天天都惦記着要和蘇聯打戰，部隊天天都在抓戰爭思想動員，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不恐懼死亡了，可是，我又多活了35年，現在我更加不恐懼死亡了，我也不會覺得對付幾個和尚還需要頭上戴一頂鋼盔的。

－－我工作忙起來了之後就很少能關心我的父親，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的父親，當有人能夠給我的父親提供一些幫助，讓他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的時候，我很感動，算是解除了我的一點心頭壓力。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做到15年不看望把自己從小養大的養母，當上了XX最高領導人之後也不親自去給自己的父母掃墓而是讓自己的兒子去意思意思，我做不到，因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

－－為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變通的決定，是符合我黨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的。這樣做當然是有風險的，這種風險之大下，不在於對政策變通做決定的人，而在於掌握更大權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什麼位置上。我的風險不小，因為上面有兩個“十拉烏子”（浙江粗話，意為賊的兒子）。

－－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我們國家的農村經濟改革是從安徽滁縣的一個生產隊開始的，這個生產隊剛開始搞聯產責任制的時候，不符合當時的中央政策和法律，生產隊的幹部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們開始是怎麼做的呢？我記得當時他們有一個協議，協議上說如果生產隊的幹部因為分田到戶坐了牢，那麼全隊的社員就要把他家的農活包下來，還要把他家的小孩一直養活到18歲，很偉大啊！協議中間還有一條，也很偉大，說的好像是事情不准對上面和對外人講，誰講了誰就是全生產隊的敵人。這一段已經成為黨史的一部分了，那個安徽長大的人肯定是不讀黨史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國現在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開始似的，他的那個養母真是很冤，白養了他。

－－我這個人，不屬於樂觀派，也不屬於悲觀派，我屬於務實派，過去我總喜歡把一部外國電影裡的一個巫婆說是一句話當作是自己的口頭禪念叨，現在心理也經常這樣念叨，這句話是：“主要看效果。”我們今天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經濟改革是從安徽的一個生產隊為抗中央既定的政策和指令開始的，但“主要看效果”，這個生產隊違抗中央的政策指令卻做出了令人驚訝的成績，結果得到了肯定和推廣，這就是“主要看效果”，這已經記錄在中共黨史里了，這就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記得的人一定要再去讀一讀。如果有一天那些不要臉的傢伙把我弄走、弄倒，這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我說了我是務實派，我既不盲目樂觀也不盲目悲觀，那個時候，你們想着我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效果證明給他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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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宇言論選編（之一）
09/27/06 新華社內參

一、關於共產黨

－－當前最重要的不是共產黨需要擔心自己會垮掉，共產黨不需要總是擔心自己是不是會垮掉，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最應該為人民操心的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能在國際競爭中抬起頭來，讓人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讓我們的華僑、世界華人在國外抬起頭來。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也都是科學，我黨在決策的時候要尊重科學，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學。

－－我們的黨需要專業人才，我們的黨校要培養專業人才，就是要培養在專門崗位上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懂專業的人才。黨校不是學習中央文件政策表決心的地方，更不是結幫成伙搞意識形態鬥爭的地方。

二、關於上海

－－“三個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這三個方面來講，上海都在全國的最前列。所以，上海代表着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上海的發展是穩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穩定發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賴中央。甘肅省目前還需要依賴中央，上海有能力幫助甘肅省擺脫依賴。

三、關於抵制中共中央

－－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現在好像不怎麼講了，為什麼不講了，發展不是硬道理了嗎？那麼誰來告訴我還有什麼是道理？

－－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有人領會成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應該繼續提高生活水平了，就要等沒有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也達到了之後才可以繼續提高生活水平，這種理解完全沒有道理。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用這樣機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陽升起的時候先照亮東邊，不是東邊和西邊同時照亮，我們只好尊重這樣的事實，這就是尊重科學。平衡發展是好的，平衡發展只能逐步地、平穩地過渡完成，平衡發展不是殺雞取蛋，殺雞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學，平衡發展不是劫富濟貧，劫富濟貧的結果是均貧而不是均富。

－－宏觀調控我是贊成的，平衡發展當然是好的，正確的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肯定不是讓正在發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點飯，讓另一個正在鬧胃病的嬰兒把肚子吃的撐起來，當然也不可以是讓一個等待做胃病手術的病人大吃一頓。

－－我們不能把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當作平均主義的代名詞，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的經濟建設歷史經驗早就證明了平均主義的思想只能扼殺發展。

－－發展有先有後，發展永遠不可能絕對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當作口號可能對鼓舞人心士氣有暫時的效果，當真了就是欺騙自己也欺騙人民群眾。

－－我們是要老城市更新發展並且建設更多的新興城市，還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發展和新興城市崛起？我們是要讓更多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呢？還是要讓農民永遠是農民呢？那麼為什麼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給城市的擴展和新興城市的崛起人為地加以諸多的限制呢？

四、關於政策“變通”

－－貪污腐敗和政策變通不是一回事。貪污腐敗是有人謀私利，政策變通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

－－我同意贊成的事情我說話算話，有的事情我說話算話但不是我說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說我說的不算的時候，對上面我來負責，你們也會承擔後果。你們要明確我說的這一點，我們才能一起干，否則就別跟我干。我這個人，做事只要對得起黨，對得起良心，對得起人民，我不怕風險，我不推卸責任，我有話直接說，先說清楚了再來做。

五、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政策

－－樓價飛漲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土地飛漲轉手就獲暴利是因為土地供不應求。供求關係的道理，賣西瓜的小販沒有一個不懂的。可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間，有人就是不懂，連不懂裝懂都不會。

－－我們的領導同志對一些具體的經濟糾紛不經過調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風應該徹底改掉，這樣的做法既不是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糾紛，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運作。這種做法會起到煽動作用和製造混亂，這不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是在降低黨的執政能力，因為黨的執政能力必須體現在注重依靠法律來解決糾紛上，不是體現在黨的領導同志的權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務院領導同志對一個雞毛蒜皮具體事件的批示，我們不可以不尊重，我們不可以不考慮，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條法律？我沒有背過法律條文，誰來提醒我一下？沒有人告訴我，那麼這個問題就只能讓法庭去決定。法庭的決定，我們當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動是加速地區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設辦事處？這些全國給省市在北京設辦事處，就擴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費，就給首都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業在上海設了窗口？多少外地的個人到上海尋求發展的機會？多少港、澳、台和外國企業在上海設立了機構？這些都在以正反饋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發展。你怎麼來要求全國做到“平衡發展”呢？你可以發一個文件鼓勵他們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麼辦？你還要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來個“平衡發展”嗎？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房價肯定不會高，但是這有道理嗎？這不是太不講道理了嗎？

－－有人懷疑現在中央的領導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我不這樣認為，但是，確實有人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錯誤地認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並在實踐中走行政干涉這種捷徑，我認為問題出在這個地方，需要糾正這樣的錯誤理解。

－－有人總是拿境外的傳媒造謠誣衊所謂的“上海幫”來說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機會反問這些人幾個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傳媒如此憎恨“上海幫”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幫”？這說明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媒體對我國高速發展天天唱衰而對發展停滯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吹捧？我們共產黨內有沒有人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我不知道，不過，我也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黨內如果有不同意見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動媒體來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發動輿論進攻的話，這不等於告訴全世界我們自己黨內的事情不能在黨解決？這樣的錯誤作風，和黨內存在的貪污腐敗相比，哪一個對我黨的生死存亡更危險？說這種行為是和“反共反華”穿一條褲子是重了點，發展下去就是反共反華也沒錯。

六、個人主義膨脹和狡辯

－－上海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見證，上海是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的象徵，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實驗地，上海是我國的光榮，這就是我黨領導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為上海的市委書記，我在中央決定的政策精神指導下首先對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負責。我的職責範圍同總書記是不同的，總書記的職責範圍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們都是共產黨人，但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職責範圍沒有界限，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共產黨是有黨內民主的，這個意思我的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產黨不是一個人的意思。

－－宏觀調控的政策沒有起預先估計的效果，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實，但是私人的資金和外國的資金繼續流入上海，私人之間的資金周轉很活躍，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們沒有政策可以對此採取措施。我們總不能不准張三借錢給李四吧？我黨沒有這種規定吧？

－－我強調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運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沒有排斥黨的領導，我的意思是在應該和能夠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不要認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輕易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會留下我們不想要的後遺症，應該和能夠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問題，也不要輕易地用行政手段來解決。提高我黨的執政能力不等於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經濟社會事務的比例，我不這樣理解。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國私營企業創造了國民總產值的40％多，我們上海的國營企業創造了上海總產值接近80％，如果要談誰最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難道不是上海最堅持社會主義嗎？那些動不動就想給上海扣上資本主義帽子的人說的話不值一駁。上海建設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榜樣，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海沒有搞資本主義，這頂帽子戴在上海頭上不適用，這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國的國營企業國民總產值超過上海再來跟我說上海是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否則請原諒，不要浪費你我的時間。

七、關於市場經濟

－－對國務院宏觀調控具體措施有意見的幹部們，不要只會抱怨，你們要拿出具體的辦法來。就事論是，一是一、二是二，具體問題具體想辦法，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在經濟問題科學辦事就是充分保護和利用市場機制，只要市場存在，辦法就一定會有，問題就一定能解決。

－－資金要流動才能為發展建設發揮作用，不准和限制資金流動就是浪費資金，這是不利益於發展建設的。資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流動是有其科學規律的，在某種程度上，裡面的科學規律和資本主義經制度下是一樣的，你說不一樣，那麼請拿出科學根據來，你如果只是相信有不同的科學規律，但還沒有發現，沒有總結出來，那麼就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已經發現了的市場經濟規律，就當作代用品先用吧。飛機還沒有發明，火車已經有了，有人說既然飛機還沒有發明，那我們還是去坐馬車吧，誰聽得懂？大家會覺得這種人腦子不正常。

－－房地產價格過高的地方，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方，都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房地產市場機制，沒有人逼誰買房子，又不存在單位攤派的問題。房地產價格過高，這裡面說的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問題是市中心黃金地段新建的房子和一些綠化環境好、交通又方便的小區，主要是面積較大、比較豪華的房子，價格是高，甚至很高，但不存在什麼“過高”的問題。房子的價格過不過高市場自然會有平衡，房屋價格過高了就沒有人買了，怎麼過高法呢？事情就這麼簡單嘛！說房地產價格過高的人，實際上講的是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普通人在市中心買不起這種面積比較大、比較豪華的房子，普通人買不起的那種小區別墅，這類房地產對這普通人當然存在價格“過高”的問題，但這不是房地產價格過高的問題。其他不那麼市中心的地方的房子普通人是買得起的，政府也努力地幫助他們購買，上海市政府在這些矛盾的方面做了許多深入細緻的工作，維護了上海的穩定和發展。如果說在市中心建造一些低規格的房子是為了讓普通人能夠買得起，他們就不會認為房地產價格過高了，但這樣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發展的規律嗎？符合科學的市場機制嗎？房地產價格並不存在“過高”的問題，壓低房價是應該通過市場供求關係來解決的問題。想通過開會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想通過行政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行政手段是不能解決市場供求關係問題的，市場供求關係有自己的科學規律。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把不是問題的問題當作問題，然後再用不科學的手段試圖解決不是問題的問題。這樣的人當家，有問題啊！

－－房地產開發商利潤有多高，地方政府從房地產開發和交易中取得多少利益，都應該讓市場來決定，現在是土地供不應求，那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尋找更多的土地，現在是房子供不應求，豪華房供不應求，普通房也供不應求，那我們的政策就是要鼓勵開發商多蓋房子，開發商的利潤很高，自然就會有更多的開發商加入這個行業，市場競爭機制自然就會達到一種平衡。這些方面，政府只需要制定保護市場機制的政策，政府沒有必要插手去管房地產的價格和開發商的利潤。政府管多了，管錯了，市場機制就會遭到扼殺，政府亂管，結果造成更嚴重的供不應求，反而使房地產價格更高、開發商的利潤也更高。政府亂插手，亂管，造成市場混亂。毫無必要地收緊土地供應、緊縮開發商融資、緊縮房屋建築材料供應，對開發商採取苛刻的嚴審制度，實際上不但不會減低房地產價格和開發商的暴利，相反抬高了房地產的價格和開發商的暴利，相反鼓勵了投機炒房。供不應求就會造成這些，讓市場機制去自然地去運轉就會擴大供應，讓供求關係自然達到平衡，這樣就可以把房地產價格、開發商利潤和投機炒房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平衡水平下，這種控制是自然的，不是人為的。

－－江澤民同志在還是江市長的時候給我們提到過：上海酒精廠在80年代中期面臨停產的事情。上海酒精廠的生產主要原料是山芋干，你們大概叫地瓜干，原來主要是由安徽省供應的。經濟改革之後，安徽農民自主決定地里種什麼，安徽鄉鎮企業開始自己生產酒精，上海酒精廠就找不到山芋干就要停產了。你能說這可以怪安徽省搞地方主義嗎？上海當時為了挽救酒精廠，開始提高價格收購山芋干，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不但問題得到了解決，上海酒精廠後來還向安徽省等外省市轉讓了技術，扶持了安徽省等外省市的酒精生產和加工工業，大家都受了益，由於山芋干的收購價格提高了，農民種山芋的積極性也提高了，並沒有出現山芋干收購價格無限上升的現象。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地方在經濟上有了自己根據自己當地的實際情況作出決定的權利，地方與地方之間在經濟上出現競爭，帶動了經濟發展。讓市場機制按照其科學的規律起作用，結果是良性互動。如果政府來干涉，市場機制就會被人為破壞，就會出現惡性競爭，我說的惡性競爭是政治性的問題，如果當時上海酒精廠按原來的價格收購不到山芋干找國務院，國務院決定安徽不准生產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來保障供應上海，或者國務院決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購價格，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保護一方的“地方主義”了，上海和安徽省就一定會在國務院面前相互指責對方搞地方主義了。但是，讓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就根本不存在什麼“地方主義”的問題了。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經濟決策自由和經濟政策開放，我們需要的是保障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鼓勵良性互動。在市場中出現的競爭都是具體的，都是地方的，但都不是有人說的什麼地方主義，中央如果對市場競爭進行干涉，就象我前面假設的樣子，國務院決定安徽不准生產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來保障供應上海，或者國務院決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購價格，這樣反而就出現地方主義了。

八、上海地方主義

－－只要上海有全國想要的，平衡發展是不會把上海平衡掉的，這一點我們上海不用擔憂。人家不想講“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時候，我們就講這個硬道理，人家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繼續發展，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義。我對改革開放和市場機制是絕對有信心的，你們也沒有人懷疑，這就好了，只要上海在科研、生產、金融、商業、文化，等等方面，處處“保先”，錢，不管人家要把錢怎麼去分配，怎麼去平衡，錢總是會花到上海來的，我對這一點也絕對有信心。不是嗎？

－－江西省XX市要對外招商引資，他們的第一筆錢就是花在我們上海，在我們上海設了窗口；他們的第二筆錢，還是花在我們上海，在我們上海聘請了業務專家；他們招商引資成功是怎麼賺錢的？他們的產品是通過我們上海外貿出口的，我們上海幫他們賺了錢，我們上海也賺了錢，這還不說他們的老總們都在上海買了房子，他們老總們有的家屬還在上海開了店，十年以後，他們和我們一樣，就都是上海人了，起碼他們的下一代會是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記得上海的工資比全國低，但全國都到上海來消費，特別是到上海的第一、第二百貨商店來買東西，買很多東西帶回去。那個時候，上海賺的錢上海沒有什麼自主權，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市場機制，不准有市場機制，財政方面是中央統一調撥的，上海只能當“二傳手”，上海人只能是從機關、工產弄點有關的便宜貨回家，就這點實惠。現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現在上海有這麼多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就算上海市政府的財政都給人家控制，只要上海人手裡有錢，只要上海的發展能夠讓全國、全世界的人來消費，來謀求發展，上海的發展就是要停也停不下來的。

九、其他奇談怪論

－－改革開放，遵照科學的發展觀保穩定求速度，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國的最前列。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總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為什麼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歷史反覆證明了我們上海不但是甘願冒風險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而且歷史也證明了我們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上海過去被叫作“冒險家的樂園”，上海再叫一次“冒險家的樂園”有什麼不好？求發展就總是要冒險的，上海有一天發展到超過美國的紐約，有什麼不好？美國的紐約一直就是世界冒險家的樂園，我們上海不幸的是中斷了幾十年。我們要是讓世界的冒險家都到上海來的話，如果上海能夠做到有這樣的吸引力的話，那麼上海有一天就會超過美國的紐約，美國的紐約中文學校里就開始有上海話的課程了。

－－鄧小平同志“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我們黨已經學習討論過了，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認同，如果不是有人要否定或者改變解釋的話，我看召集會議再討論研究，不管名義上怎麼說，都毫無必要。如果有人要召集會議討論研究一下北京這座城市的名稱，你會認為這是為了對北京這個城市名稱加強和提高認識嗎？有人刻意避免再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但走遠了我就懷疑有人是兒子不想認老子了。兒子想證明比老子高明，慢慢證明大家看就行了，急什麼急？

－－我們黨的幹部要依靠群眾，沒有說過依靠群眾就只能去依靠工農兵和居委會群眾，這是過去的說法。企業家、商人，科技、文化和知識界有頭腦和有影響的人，也都是我們的群眾，外商也是我們的群眾，大家都是我們黨的幹部應該依靠的群眾。所以我強調，我們黨的幹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開放。

十、超出黨內批評攻擊個人

－－中國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說的，說一次就嫌多餘了，多說了就是吹牛，而且是對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不利、不負責任的。中國要努力保持長期的穩定發展，中國真的會有“和平崛起”的一天。但是，用“和平崛起”這種口號來激發愛國主義熱情存在個問題，愛國主義在中國青年人中間已經炒得熱過了頭，青年頭腦里就會盡想着打啊、殺啊、炸啊、登陸啊、占領啊的，喊出來的也是這些東西。你這裡的青年人整天這樣想，這樣喊，人家就會嚇得害怕中國了，你說是要“和平”地“崛起”，誰相信你說要“和平”還是要打、要殺？人家就害怕中國現在的發展，人家害怕了就一定要不讓你“和平崛起”，你屁股剛剛“抬起”，人家就要把你踩下去，你永遠也別想抬起頭來。以後，“和平崛起”這類的話，說過了就算了，今後少說為妙。這是我的個人看法，我只對事不對人。

－－我們講愛國主義，最好不要老講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這類問題。科學來講，照人類本性來講，照社會穩定和諧的要求來講，一個人的愛國主義思想應該包括連續的幾個不同層次：首先應該愛父母、愛孩子、愛家庭；然後應該愛同學、愛同事、愛鄰居；接下去應該是愛社區、愛自己、愛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這些，才能真正進入到愛國、愛黨和愛人民的層次。如果我們看到某人對待自己的父母、對待自己的養母是很無情的，那麼我們就會懷疑這個人說的愛國、愛黨和愛人民可能是很虛偽的。

－－中國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和國際的發展環境才能發展，努力實現和維護這樣一種發展環境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鍵問題。這也要求我們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個人性格要穩健。胡錦濤同志的性格是不是符合我說的這項考慮，我不清楚，根據一些資料我注意到，胡錦濤同志在西藏擔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時候，為了對付少數和尚作亂，他親自頭戴鋼盔端起了衝鋒鎗，我相信胡錦濤同志沒有親自扣動衝鋒鎗的扳機，但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性格穩健的表現，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領導班子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最討厭有人拿別人的健康和疾病來說三道四，拿別人健康和疾病說三道四的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問題的，不用醫生我就能下診斷，這個人的心理一定有問題，心理有問題也是一種疾病，這種病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治得好。

－－我是干具體工作出生的，我不是靠說假話、說空話、說廢話、人前說人話、人後說鬼話起家的，我和這種人天生就沒有辦法保持一致。靠說假話、說空話、說廢話、人前說人話、人後說鬼話起家的人，我不相信，可以代表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的利益。

－－嚇人的話用不着對我來說，這是不起作用的。我當兵的時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個時候天天都惦記着要和蘇聯打戰，部隊天天都在抓戰爭思想動員，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不恐懼死亡了，可是，我又多活了35年，現在我更加不恐懼死亡了，我也不會覺得對付幾個和尚還需要頭上戴一頂鋼盔的。

－－我工作忙起來了之後就很少能關心我的父親，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的父親，當有人能夠給我的父親提供一些幫助，讓他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的時候，我很感動，算是解除了我的一點心頭壓力。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做到15年不看望把自己從小養大的養母，當上了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後也不親自去給自己的父母掃墓而是讓自己的兒子去意思意思，我做不到，因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

－－為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變通的決定，是符合我黨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的。這樣做當然是有風險的，這種風險的大下不在於對政策變通做決定的人，而在於掌握更大權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什麼位置上。我的風險不小，因為上面有兩個“十拉烏子”（浙江粗話，意為賊的兒子）。

－－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我們國家的農村經濟改革是從安徽滁縣的一個生產隊開始的，這個生產隊剛開始搞聯產責任制的時候，不符合當時的中央政策和法律，生產隊的幹部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們開始是怎麼做的呢？我記得當時他們有一個協議，協議上說如果生產隊的幹部因為分田到戶坐了牢，那麼全隊的社員就要把他家的農活包下來，還要把他家的小孩一直養活到18歲，很偉大啊！協議中間還有一條，也很偉大，說的好像是事情不准對上面和對外人講，誰講了誰就是全生產隊的敵人。這一段已經成為黨史的一部分了，那個安徽長大的人肯定是不讀黨史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國現在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開始似的，他的那個養母真是很冤，白養了他。

－－我這個人，不屬於樂觀派，也不屬於悲觀派，我屬於務實派，過去我總喜歡把一部外國電影裡的一個巫婆說是一句話當作是自己的口頭禪念叨，現在心理也經常這樣念叨，這句話是：“主要看效果。”我們今天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經濟改革是從安徽的一個生產隊為抗中央既定的政策和指令開始的，但“主要看效果”，這個生產隊違抗中央的政策指令卻做出了令人驚訝的成績，結果得到了肯定和推廣，這就是“主要看效果”，這已經記錄在中共黨史里了，這就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記得的人一定要再去讀一讀。如果有一天那些不要臉的傢伙把我弄走、弄倒，這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我說了我是務實派，我既不盲目樂觀也不盲目悲觀，那個時候，你們想着我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效果證明給他們看。

（來源：新華社內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