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回憶與王若望交往的幾段往事

　　王老出國的經過

　　我與王老初次聯絡，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七年初，與王若望家有多年交往的夏雨一家，在美國政府的安排下，抵達美國。夏雨一到美國，立即前來會我，他帶來了王若望先生寫給我的親筆信函，傳達了如下信息：一，王若望老先生反對中共專制、追求民主的政治立場是非常堅定的；二，在重要問題上，王老與中國之春、中國民聯的政治觀點基本相同；三，上海的民運與人權人士當時大多聚集在王老的周圍；四，王老極想與中國之春建立常規性的聯繫，使上海的民運更加密切地於與中國民聯（當時唯一的有組織的海外民運團體）合作起來。當然，在夏雨一家移民美國之前，中國民聯也已經與上海民運建立了聯繫。例如，中國之春的創辦人之一宦國蒼博士就是上海的老民運、上海青經會的成員。陳軍──上海民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傅申奇（當時尚在獄中）的朋友，赴美抵達馬里蘭之後，也立即找到我，商議上海民運如何進一步開展的問題。陳軍還寫了一篇回憶專稿《我的朋友傅申奇》，發表在《中國之春》上。一九八六年楊巍回上海聯絡人員、參與學潮，也作出了傑出貢獻。但是，上海民運自從夏雨出國、使王若望老先生與民聯建立了直接溝通管道之後，以王老為中心的上海民運界，與民聯的合作有了重要進展，確是事實。

　　一九八七年，以黃雨川先生為董事長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選出王若望先生為當年的傑出民主人士。黃雨川先生曾與我聯繫，商量是否可以想辦法請王老親自前來領獎。但是，請王老出來領獎的努力沒有成功。三月，在王若望老先生全權委託下，夏雨前往舊金山，代王老接受了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給王老的獎狀和獎金。從那時起，我們就多次研究將王老辦來美國的方法。

　　一九八九“六四”大屠殺之後，我趕赴香港，參與營救國內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我提議了幾位應當儘快營救的人士，其中，就有王若望先生。我清楚記得，八九民運時，王老身披寫著“王若望”三個大字的布條，帶頭走在上海遊行隊伍的前。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是鄧小平第二次點名批判的三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鄧還下令把他們逐出共產黨。劉賓雁已在海外，方勵之進了美國駐華使館，只有王若望的處境最為危險。

　　營救王老，是黃雀行動的一部分。為了搭救王老，我立即通知夏雨來到香港，並迅速進入大陸，準備接王老偷渡海外。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中，夏雨進了大陸。時間是七月六日。當時，我們從羊子處得到的消息是，王老已經到了“安全的地方”。夏雨根據與王老家多年交往的經驗判斷，所謂“安全的地方”，可能指的是浙江海寧縣鹽官鎮，那裡有王老的一位朋友。這個朋友，只有羊子和個別密友才知道。這確是搭救王老的好機會。事後證明，當時，夏雨的判斷是正確的。如果不出意外，夏雨只要確定王老的隱藏地點，黃雀行動人員可將王老立即轉移海外。沒有想到，王若望老先生在鹽官鎮上，被人認了出來。在上層的安排下，上海作協派了人來，將王老“押”到上海。夏雨返回上海後，先聯絡上了傅紀青。他得知，王老已經回到上海，並被嚴密監控，中共特工在王老家門口二十四小時看守。幾經努力，王老都無法脫身。夏雨不得不暫時離開上海。

　　後來，王老被中共關押了一年另兩個月，對中共沒有半點屈服。

　　一九九一年春，我們得知，王老被放之後、中共對王老的看管已經放鬆。於是，夏雨再次銜命進入上海。這次，事先與王若望先生取得了聯繫，王老也做好了出走的準備。我們原定的方式和路線是：將王老迅速轉移出上海，擺脫盯梢，化妝乘火車到廣東沿海，然後通過黃雀行動的地下管道，轉移至澳門或香港。如果路上檢查，可用事先做好的假身份證應付。但是，事情有些蹊蹺。王老在動身出走之前，突然在家中接到一個日本民運人士打來的電話。電話說：聽說王老準備出國、並途經日本，日本民運準備盛大歡迎，請王老告知具體行程。這通突如其來的電話，使王若望夫婦擔心消息已經外泄，再次決定放棄出走的計劃。至今，我們仍不清楚這通電話的來由。其實，原定王老出走的計劃中，根本沒有路經日本的打算。這次營救計劃雖然沒能如願進行，但夏雨與王老秘密地見了面，並與王老就以後的民運策略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之後，隨著王老活動空間的擴大，我又派其他人士到上海聯絡過王若望老先生。據王若望和羊子夫婦講，王老在國內處境困難時，海外只有兩個人派人去大陸看望過王老。

　　兩次營救計劃均未成功。但我們並沒有放棄。一九九一年和九二年，美國舊金山的中國民主基金會創辦人和主持人黃雨川先生與我多次聯繫，討論將王老辦到美國的事宜。鑑於當時國內政治環境已經有些放鬆，我們決定，這次用合法的途徑。哥倫比亞大學早就有邀請王若望的計劃。於是，請哥大再次幫忙。黎安友教授發出了邀請函，並通過美國駐華使館與中共溝通。這次，中共放了人。由中國民主基金會黃雨川先生出錢購了機票，王若望夫婦終于于九二年，來到美國。

　　一九九三年春節，我買了餃子餡、餃子皮，到王老家拜年，與王老夫婦一道包餃子過年。同時前往給王老拜年、一同包餃子的，還有當年赴上海聯絡王老的那位民運“交通”。

　　王老堅定的民主革命信念

　　自王老來美後，我們的來往一直比較密切。我不在紐約期間，來紐約辦事時，也常住在王老家，因為與王老合租一處公寓的孫雲，經常到外地工作而留著空房。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我經常徵求王老的意見，也往往達成一致的共識。有事需王若望老先生出面時，只要打個招呼，王老立即答應。記得比較清楚的有幾件事情。

　　一，一九九四年，我們開車去華盛頓遊說關於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王老隨同我的車子同往。我們共同住在華盛頓的趙小薇家。當時，我們都贊成美國最好持“有條件給於中國最惠國待遇”的立場。我們共同會見了多位人士，包括一些國會議員，以及時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前駐華大使的羅德與主管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夏道克。晚上，我們在趙小薇家徹夜長談。我們特別探討了中國結束專制、過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能模式。我們都同意“兩手準備”的大戰略。即：一方面，我們希望並積極呼籲政治改革和和平過渡；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做第二手準備──倘若中共拒絕政治改革，人民有權起來，以“人民革命”的模式推翻中國專制。其中，包括策動軍隊──穿軍裝的老百姓，在關鍵時刻反戈、站在人民一邊。

　　二，那時，民運界正在展開“八九民運”的反思活動。對此，民運內部展開激烈爭論。有人提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主張。認為“八九民運之所以失敗，中共應承擔責任，學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學生領袖的過激、不知見好就收，招致了中共的屠殺。”據原天安門廣場廣播站負責人之一白夢透露，主張“中共、學生雙方都應承擔責任”的人，並非止於製造輿論，而且曾聚會波士頓，企圖說服白夢等學運領袖，“拋出李祿”（當年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讓李祿承擔學運失敗的責任”、“徹底批判李祿為代表的激進路線”。目的是“犧牲李祿，這樣，學生退了一步；共產黨就有了台階可下，也可以退一步。六四就可以獲得平反了”。白夢斥責，“這是出賣行為”，沒有同意這樣干。面對這種論調，我與王若望老先生深入交換了意見。王老對這種論調嗤之以鼻，說“讓學生承擔責任？這簡直是奇談怪論”，“就算拋出十個李祿，共產黨也不會讓步”，“這些人始終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對中共專制認識不清”。在這場辯論中，王老始終與革命派站在一起。我們認為，八九民運最重要的教訓，是整個運動缺乏有力的組織導向，是運動的主流意識仍是“寄希望於共產黨的改良”；缺少“革命意識”、缺少“取代中共政權的意識”、缺少“更換政權乃天賦人權”的思想指導。照邦泰的說法，“八九有革命的機會、但離革命還差一步”；按照王策的說法“沒有推倒心中的柏林牆，就不可能推倒現實中的柏林牆”。一句話，沒有民主革命的意識，就沒有民主革命的行動。八九民運錯過了可以推翻中共政權的良機。這才是八九民運的最重要的教訓。只有認識這個教訓，接受這個教訓，只有樹立“更換政權乃天賦人權”的思想，才能有意識地進行“推翻、更換中共政權”的準備工作，才能在下一次民運高潮到來、有機會推倒中共專制政權時，不失時機地推翻專制政府，建立民主體制。

　　三，有一段時間，民運內部也出現了另一種“民運應當與中共當局談判、建立良性互動”的論調。我與王老談論這種論調時，王老戲稱這種論調的主張者是“自作多情”，“熱臉去貼冷屁股”，“這些人就是認不清中共的本質”。王老說，民運不是不要談判，而是要清楚地認清局勢。現在，應當做實事，踏踏實實地積蓄力量，有了實力和時機，共產黨感到你真的對其政權構成危脅時，共產黨才可能考慮談判的問題。“而且，根據我的經驗，共產黨往往利用談判，作為喘息的機會，其目的，還是要消滅你的。”王老根據他對共產黨的了解，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四，近年來，海外有些“異議人士”回國奔喪、探親。對此，我也與王老交換過意見。王老認為，人是有情的。有些人回國奔喪、探親，出於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答應了中共的一些條件也可以理解。但他自己不會這樣做。王老也認為，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已經“寬鬆”、並不意味者江則民已經“開明”，“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開明’上的人，是沒有出息的”，王老這麼說。王老特別強調，要警惕中共的“統戰”陰謀，警惕中共利用某些人急於回國的心情對民運進行分化瓦解和收買。個別人士回了國，回來就說共產黨的好話，動員別人也“回國看看”，並願意為之“疏通”。王老對此非常不以為然。王老說：“人各有志嘛。他們做幹什麼就做吧。我也想回去。但是，我要回去，必須是無條件的回去。讓我趴下來、從狗洞裡鑽過去，我絕對不干。人活著，爭的，就是這個尊嚴。”王老也說：“某些人，本來就不是‘民運人士’嘛。他們原來就是共產黨里的一派，被鬥垮了，跑了出來。‘民運’吃香的時候，他們也給自己戴上‘民運人士’的桂冠。民運遇到困難了，不那麼吃香了，他們就反過來罵民運。他們回去，還是想鑽進共產黨裡面，混個一官半職罷了。”

　　不要共產黨的人

　　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會上，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指出：有兩種人，一種是“共產黨不要的人”，一種是“不要共產黨的人”。而王老屬於後一種，是“不要共產黨的人”。這句話涵義深刻，一語道破了王老與某些人的區別。

　　某些也曾經自稱、或被稱為“民運人士”的人，是“共產黨不要的人”。這裡，又分為幾種。其一，原來就在共產黨之內，甚至在在共產黨的權力位置上，在共產黨的權力鬥爭和派系傾軋中，他們失敗了，被排擠到共產黨外。其二，原來就在共產黨內，他們看到了共產黨存在的問題，為了共產黨“好”，給共產黨提出意見而遭到整肅，被清洗出黨。其三，一心想進入共產黨，或為了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或為了爭取權力，或為了爭取個人前途，或為了金錢利益。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進入共產黨的努力遭到挫折。於是，他們認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從而開始批評共產黨。其四，懷有不徹底、不正確的民主理念、或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清，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認為中國的民主前途只能依靠共產黨的“開明派”。因此，他們一心想攀附和共產黨中的某些“開明人士”，但又巴結不上，成了一種“想靠共產黨、而又靠不上的人”。

　　當然，“共產黨不要的人”與“不要共產黨的人”可以互相轉化。王若望老先生，就是從“共產黨不要的人”，徹底地轉化成了“不要共產黨的人”。王老從青年時代，懷抱美好理想，參加了共產黨。因其理念與中共有根本衝突，兩次被共產黨開除出黨，成了“共產黨不要的人”。其實，王老後來已經看透了中共的本質，已經不再對中共抱任何幻想，成了地地道道的“不要共產黨的人”。

　　“不要共產黨的人”還有另外的深刻涵義：本來可以投靠共產黨而得到利益、但甘心走艱苦的反對派之路；不管中共給與什麼優厚的待遇，不管中共怎麼詔安，都不會被利益所誘惑，都不會動搖對民主理念的追求。什麼是理想主義？這才是理想主義。看到中共就要倒台、馬上趕時髦地加入反對派陣營而謀求自己之利，不是理想主義，而是機會主義。王老是“老革命幹部”。在其晚年，只要王老對中共稍微“乖一些”，不再那麼堅決而徹底地反對專制、追求民主，王老在上海可以獲得局級或更好的待遇，生活優哉游哉，完全用不著流亡海外、過著清貧的生活。然而，王老選擇了做“不要共產黨的人”，以理想主義給其一生劃上了完美句點。

　　王老的風骨，徹底民主革命精神，是我們應當學習的。

（寫在王若望先生病逝之後。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九日、王老逝世兩周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