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安：文革時，刑事案件一年沒幾起
陳文念

　　“我是在‘文革’期間，1971年參加公安工作的，那年我24歲。到公安局上班是許多年輕人所追求的理想，在社會的地位比較高，挺吃香的，除了部隊穿制服，再就是警察了。我第一次穿警服是渾身上下都是藍色，後來，上衣是白色褲子是藍色，年輕人穿上它可神氣了。‘文革’時，當民警也比較實惠，家屬農業人口可以轉非農業人口，工人身份還可以轉干，自己也覺得我是個警察應盡一份責任，應該好好干…… ”說到當年參加公安的感受，老劉仍掩飾不住自豪和激動。

　　劉鐵成回憶說，“文革”中，公安機關從上到下均實行軍管，不是現在實行條塊管理，以塊為主，上級負責業務，地方政府管理人事。公安機關辦理的案件，程序簡單，一錘定音，不用移交檢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

　　當時，他所在的公安局，全局才40多名民警，全局只設治安股、政保股、秘書股等幾個股室，沒有刑警隊，警種很少，很少發生刑事案件，社會治安比較好，即使有案子，大多數是一些治安案件，若按現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些雞毛蒜皮、不足掛齒的事情。“文革”期間，刑事案件一年沒有幾起，若發生了殺人案就成了當地的頭號新聞。

　　“哪像現在，特大刑事案件幾乎每月都發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警種齊全，二三十個科室所隊仍是杯水車薪，把民警累得焦頭爛額，超負荷地工作着。”

　　談到公安機關的執法環境，劉鐵成感觸頗深：“時代變化很快，‘文革’期間，公安機關辦理案件比較好辦，把案件當事人傳到公安局，上級領導不敢打電話、遞條子疏通，也沒有人來公安局說情走後門，一般案件用不着費多大工夫，就會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眾作證，群眾積極性高漲，不要任何費用，積極主動為公安機關提供線索……”

　　說到這裡，他深深地陷於對往日執法環境的留戀之中，他嘆了一口氣，如今公安機關的執法環境卻大相徑庭，似乎有難言之隱……

　　實戰證明，警力有限，民力無限。公安機關只有堅持專項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才是制勝的法寶，這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的。當然密切警民關係是作好專項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前提。

　　劉鐵成說，“文革”時期，警民關係密切，親如魚水關係，電影《馬天民》可以說是警察生活的寫照。“那時我們下鄉辦案，群眾看到我們十分親熱，在村里都是排隊邀請我們去吃飯，群眾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裡吃飯。

　　融洽的警民關係對我們開展工作好處可多呢，與群眾拉拉家常，聊聊天，既溝通了感情，又了解了社情民意，有時群眾還給公安機關提供違法犯罪線索，公安機關通過線索抓獲了不少違法犯罪分子。”

　　劉鐵成說，那時候，如果民警在大街小巷抓獲犯罪分子需要群眾幫忙，群眾都會踴躍站出來，協助公安機關制伏違法犯罪分子，看到民警追趕犯罪嫌疑人，需要交通工具，會主動讓出來給民警無償使用。

　　“不像現在警民關係這樣疏遠，民警辦案，需要群眾作證時，即使是看到了，也不願意作證，讓公安機關十分尷尬；在民警遇到危難時，有的群眾熟視無睹，袖手旁觀。在群體事件中，有時公安機關處置不好與群眾直接發生了衝突，竟成為對立面，這是以前所沒發生過的…… ”

　　30年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劉鐵成警官，如今兩鬢霜白，那時他和他的戰友們為成為人民警察而自豪，也為自己選擇的職業和這一時刻凝固起來的為人民服務、保護人民、熱愛人民的崇高信念而終生不渝。

　　偵破盜竊兩麻袋花生米的大案

　　人的一生經歷的事情成千上萬，有的事情如過眼雲煙，有的事情則刻骨銘心。其中“文革”期間，劉鐵成經歷的一起爆炸案讓他知道，警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1976年5月2日，蓬萊市山鄉公社望里大隊發生了一起盜竊案，被盜兩麻袋花生米，大約200多斤，價值人民幣15元。

　　按當時的規定，像這樣的案件在當地屬於大案了，公安機關必須立案偵破。於是蓬萊市公安局立即調集偵破人員予以偵破。

　　當時劉鐵成和戰友王同欽在崮寺店公社偵破另一起案件，5月4日上午，他倆接到命令後，火速趕到望里大隊，參加破案。

　　我在現場看了看，發現現場周圍漏有幾粒花生米，再往前走幾步，又發現地上有花生米，我按“米”尋蹤，沿着小道，走出村外，一直找到鄰村天王大隊的張天雄家門口。

　　我和其他民警分析，這起盜竊案有可能是張天雄干的。因為張天雄有盜竊劣跡，又在他家門口發現了花生米。於是我立即向負責此案的趙興展副局長匯報，初步認定此案是張天雄所為。

　　5月4日下午，專案組做出決定，搜查張天雄的家，以求人贓俱獲。去執行任務的有十多名公安人員和十多名大隊幹部、民兵。

　　當公安人員來到張天雄家裡時，發現張天雄、他的父親和他的五弟都在西屋炕上。為了慎重起見，專案組決定讓張天雄和他五弟到大隊去，以瓦解力量，讓張天雄的父親在家裡，配合公安的搜查。

　　當時張天雄坐在西屋炕上的裡邊，窗台上放着酒瓶，看樣子是剛喝過酒。進屋後，我指着張天雄和他的五弟說，你倆到大隊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他倆說到大隊去幹什麼？不管怎麼說就是不去。於是，我用手往下拉張天雄，他把手一甩，根本不理這一套，我這一抓，他不但不下來，反而挪到炕裡邊，他家的炕台挺高，我更夠不着他了。

　　怎麼辦？我和其他公安人員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張天雄還是不肯跟公安人員到大隊去。

　　正在這時，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不好，有炸藥味！”原來張天雄趁着公安人員不注意，已經點燃了提前捆綁在身上的炸藥包。擠滿20多人的小屋，一下子騷亂起來，拼命向外跑去……

　　抓捕時，罪犯引爆炸彈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劉鐵成巧妙地退到正間地，停下腳步，轉身一看，張天雄狠狠地抱住大隊書記王任現，將其摔倒，欲和大隊書記同歸於盡。

　　當時有的民兵抓着張天雄的頭髮，有的拽着衣服，還有的摁着張天雄的腿。

　　情況萬分危急，一旦炸藥爆炸，在場20多人就會失去生命。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趕緊讓大家趕快撤離現場，一邊急忙掏出手槍對準張天雄的腦袋，開了兩槍，第一槍沒有響，我又跟上一槍。這一槍，張天雄的腦袋趴下了。天王大隊書記王任現才逃出來了。

　　正當我們準備往外撤離時，“轟隆”一聲，炸藥爆炸了，震耳欲聾的爆炸將正間屋的房頂炸開一個直徑兩米大的洞口，炸得正間地的兩個鍋台夷為平地，張天雄血肉橫飛。

　　我記得，爆炸掀起的氣浪霎時將我猛推到院子裡，我倒在地上昏迷了一會兒，醒來後爬了起來。我看了看周圍，發現有的同志躲藏在東屋裡，沒有出來。在那種情況下，我急忙搶救其他同志，跑到東屋窗前，三下五除二猛地把窗踹開，讓其他同志從東屋跑了出來。

　　擔心第二次發生爆炸，在場指揮的趙局長，調來駐紮在天王大隊一個排的部隊，將張天雄家四周包圍。隨後又找來張天雄的大哥喊話，進行政策攻心，喊了半個小時，屋裡仍然沒有動靜。

　　這時，趙局長問：“張天雄的父親和他的五弟哪裡去了？”

　　我說：“可能還在家裡？”

　　“你進去看看。”趙局長命令道。

　　當時，我的手槍不好使用，便從另一位同志手裡換了一把“五四”手槍，就拿起手槍沖了進去。在正屋門口，我朝屋裡望去，只見屋裡烏煙瘴氣，看不清任何情況。不過，從屋裡傳出一股刺鼻的敵敵畏農藥味道，我分析張天雄的父親和他的五弟可能是喝藥自殺了。等煙霧散盡，果然發現張天雄的父親和他的五弟喝藥自殺了，躺在西屋的炕上。

　　公安人員在清理現場時，發現張天雄家的西屋炕席下面有一把長砍刀。東屋一進門北面地下挖了一個大洞，裡面藏有望里大隊被盜的兩麻袋花生米。

　　當案情慢慢平靜下來時，這時的劉鐵成才感到腦部有疼痛的感覺，公安局立即把他送進縣醫院，經過醫生診斷，他被炸成嚴重的腦震盪，需要在醫院治療。經過40多天診治，劉鐵成終於恢復了健康。

　　劉鐵成的英勇壯舉，贏得了社會各界的稱讚，授予他鮮花和榮譽本該當之無愧，但隨後，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了，“四人幫”被打倒了，全國各個行業都加入到聲討“四人幫”的政治潮流中，公安機關也不例外。就這樣耽誤下來，為劉鐵成記功和表彰的事情便與他失之交臂。

　　如今談起這件事情，老劉一臉的淡泊與從容，心態是如此的謙遜和平和。他說：“如今功名和榮譽對我來說，都是過眼煙雲，那些東西有和沒有都無所謂了，只要我盡到一個人民警察的責任，問心無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