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中國大陸發生諸多“問題新聞”，舉其大者，有太湖再度發生大面積藍藻、佛山九江大橋被撞垮塌、交通強制保險公益性危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除名鄒恆甫教授、涉二甘醇牙膏風波等等，所有這些事件的總和，都不如山西黑磚窯虐待工人事件更加引人關注。這一現象已經足以說明山西黑磚窯虐待工人事件所具有的巨大衝擊力。

準確地說，所謂山西黑磚窯虐待工人事件，應被稱為“山西磚窯奴工事件”。這些磚窯並非隱藏在地下，而是在政權的眼皮子底下活動，若屬黑磚窯，何得如此？如果證照不全從事生產就是黑磚窯，那麼為何沒有一個部門去將黑磚窯及時查封？所謂虐待工人，至少那裡面得要有工人才是，而那些被勞役的人，怎麼能夠算是工人呢，他們連夏衍筆下的“包身工”都不是，他們被拐騙或者被拐賣，進入磚窯後也並非自由地出售勞動，他們沒有人身自由，沒有獲得工資，被打手和狼狗環圍，受到毆打、鞭笞、殘害乃至誅殺，只被給以最低限度的吃食。他們是典型的奴隸，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工人。

這是一場完全應稱之為現代社會恥辱的事件。瘋狂到如此程度的奴隸勞動，已不能僅僅用資本的逐利衝動來加以解釋。被奴役者的命運顯影在光天化日之下，既顯示了奴役者人性的徹底喪失，也表明奴役者存身於一個十分安全的環境。奴隸勞動在安全的環境下維持，證明的不止是地方執政當局的麻木，執政當局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經成為奴隸勞動的保護者。現在，勞動監察部門人員涉嫌倒賣童工的事實已見披露，當地公安機關已承認基層派出所與磚窯有牽連，“窯主吃黑工，派出所吃窯主”的利益鏈已露端倪，揭黑記者提供情況證明當地部門對那些強迫奴隸勞動的磚窯已經知情，而記者查找真相的最大阻力正是來自當地部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當代中國的勞動關係，正在呈現強弱程度不一的奴役色彩。醫院和學校廣受詬病，這種高收入機構中卻流行著“院長（或校長）貴族化，職工奴隸化”的新諺語，“死也要下礦井”顯示了異化勞動的存在，即使在官員階層，長官也漸漸成為“老闆”，一般公務員自認為“為老闆打工”。奴役性的勞動事實上構成了一個由各種勞動所構成的連續光譜，連續光譜中包含了從精神奴役到身體奴役的各種形式，而山西磚窯奴工事件不過是這種奴役關係中已被發現的極點。

正是因為奴役性的勞動已經形成習非為是的態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們對這種勞動關係的敏感和憎惡，如果一個企業能夠提供稅收或者向某些部門、某些人的進貢，那麼不合乎法律的用工關係又有什麼不可以接受的呢？如果一個專案將會帶來經濟增長，那麼忽視工人權益也會得到保駕護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勞動權益普遍很難得到有效維護，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強迫從事奴隸勞動的磚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即已出現，卻一直要演變到今天這種人神共憤的地步。

山西磚窯奴工事件必須直達最高執政當局，才形成各級各部門“不留死角”地清查的局面，表明了責任制度的失敗。追究某些部門、某些人的失職瀆職是容易的，追查官商勾結也是容易的，某種程度上，單就個案而言，甚至查清山西磚窯奴工事件的全部真相也並不是很困難。但嚴重的問題是為何只要不觸動最高執政當局，事情往往就會陷入無人過問的狀態。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如果一個制度的運行竟然弄到農民能不能進城賣西瓜，農民打工能不能得酬勞都要由國務院總理來大發雷霆的程度才能有個說法，那麼可以說這個制度已經無法實現社會管理的基本職能。

現有的責任制度，乃是這樣的設計，它通過一級一級的向上負責來實現正常的運轉。但現實的情況是除了最高層級，每一個上級也同時是一個下級，對上負責因而演變為“不多事”的苟且因循，在牟利自肥的方面，權力往往層層加重了人們的負擔水平，而在責任方面，它趨向於“沒有亂子”發生，或者有事，資訊也不要傳遞到上一層級，而所有層級共同傾向於“只要最高層級不作反應，就可以萬事大吉”。在這種責任傳遞過程中，真正有責任自覺的只是最高層次，而其他層級都只是被動去履行責任。這種制度設計不加改變，就無法扭轉地方與部門放任或默許各種惡劣行徑的局面，也無法扭轉權力去牟利自肥的腐敗行為。

向民眾負責的制度，惟有民主。事實證明，靠官場人脈的連環作保，並不足以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而民主制度不僅將使得權力得以受到制約、責任得以被有效擔負，也減少了各種權力人物受欺瞞、被哄騙，非“親自干預”則事務廢弛的情形。■

劉洪波：一九六六年生，雜文家、時事評論人、高級記者。現居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