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狗出來的，原始數據來自公安部羅瑞卿的報告

　　“據報，不到5月，兩廣地區就已捕了188679人，處決了57032人，其中“廣東四月份即處決一萬零四百八十八名”[52].“至今年四月底止，華東共捕反革命罪犯三十五萬八千餘人，共殺反革命罪犯十萬零八千四百餘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七八。”（32）中南地區更是驚人，不到5月中旬，“殺人已近二十萬，距人口千分之一點五隻差五萬左右”，遠超出處決人犯一般不超過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則規定。而根據中南地區還要在7000萬人口的地區進行土改，還沒有消滅會道門，城市鎮反也才開始進入高潮，“還有一大批人要殺”，不難想象其處決人犯數必定要大大突破毛澤東此前所提出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點五。 [53]更為重要的是，各地其實很快就已經發現大張旗鼓的“鎮反”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據報，“廣西省委和省公安廳之檢討可殺可不殺的而被殺了的占總數的殺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甚至龍州、雷平提出要殺的四十人既無犯罪事實，連出身、簡單歷史及年齡都沒有。縣區個人都有殺人的，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二百二十六人，蒼梧一區先殺後報十四人，又一個區殺而不報二十四人，宜山批准殺五十二人，貴縣一次夜間從後門拉出八人執行處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並都要求增大比例。欽廉專區二月份即押一萬三千人，內欽縣一縣即捕八千人，鐘山縣委不經討論批准各區自行逮捕，結果全縣捕一千一百二十六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連材料都沒有，僅寫一個壞字。廣東偏差的事實雖然不很多，不大，但高雷現押已達兩萬多人，連平縣擅自殺死二人，並讓群眾割肉回家。東江發生電刑審訊致死現象，湛江自殺者十三人。中山縣自殺者三十七人，確值注意。”[52]面對這種情況，有過太多肅反擴大化和前一期土改殺人過多教訓的一些地區的負責人，已經開始緊急約束下級部門。山東分局5月初即下達指示，規定：“山東無論在農村，無論在城市，鎮反殺的比例數，均應低於千分之一為妥。” [54]（2004年第4期）中南局4月中即明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殺，四省處決人犯權收歸省委掌握。但是，殺戒開起來容易，關起來卻遠不那麼便捷了。特別是許多基層鄉縣，人際關係原本就十分微妙複雜，其中又難免涉及到一些原本就帶有挾嫌報復性質的案件，自然是捕人容易放人難。結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邊上級下令停捕停殺，那邊下級因害怕政策有變，紛紛抓緊殺人。

捕殺範圍嚴重擴大化的中南地區，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中南局明令停止大捕大殺之後，在不及一個月的時間裡，其殺人數字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一下子從15萬猛增到20萬人之多，憑空就增加了5萬人，弄得中南局負責人一時間莫名所以。[5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