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麟，字畏三。1882年2月28日出生在湖北鄂城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兄弟三人只能给地主家种菜为生。吴兆麟少年时长得单薄瘦弱，没有一个兴家立业的农民所需的强健体魄，村里人常常为他叹息，认为他是个没有什么前途的孩子。16岁的吴兆麟自尊心极强，不相信自己真是个没出息的人，便身穿一件短衫，跑到武昌，考入工程营当了兵，这便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张之洞督鄂后，在湖北首创新军，最早在全国成立了工程营，工程营成为湖北新军中军事程度最高，操法技术最优的军队。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校的风气大盛。一般士子，争考学校，工程营也设了随营学堂。吴兆麟是个好学习的士兵，操练之余，他便发奋自学，尤其喜欢研读孙武兵法。有时兵营吹过了熄灯号，他还在被子里支上棍子，点着灯，刻苦攻读。十七岁时，他考取了随营将校讲习所。次年，又考入工程专门学校。这类学校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为基础，除了学军事以外，也向学生灌输新的科学知识。这种学习打开了吴兆麟的眼界，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1990年，唐才常由日本回到湖北，组织自立军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被害。这件事在武汉军学界进步人士中引起很大震动。吴兆麟亦很佩服唐的才识勇气，为他惋惜和慨叹。甲午战争，特别是义和团事件后，外国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反对满清政府的革命情绪在湖北军队中日盛一日。1906年，湖北军学界有志者秘密组织了日知会，借以集合同志，宣传革命。吴兆麟参加了发起组织日知会的活动，并成为该会干事。日知会印编了《警世钟》、《猛回头》、《民报》等刊物在军队内散发，宣传革命思想。在每星期日的集会上，请了外国人来给会员讲科学知识，然后有同志上台演说，宣传反满革命。这种演说常常使大家痛哭流涕，“排满兴汉，改造国家，以达富强”的革命思想，便深深植根在这些青年革命者的心里。
尤其在此期间先后发生的吴樾谋炸五大臣，陈天华投海，徐锡麟刺杀安徽抚台，熊成基在安徽发难等事件，在湖北军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这些人只知有国，不知有己，宁愿牺牲性命以唤醒同胞的爱国热忱，使吴兆麟深为敬佩。同盟会成立后，将在日本所讨论的革命战略计划寄回武昌，日知会曾多次开会研讨。在讨论中，吴兆麟逐渐形成了“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到，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北进，以北京为作战目标”的战略思想。并得到当时的日知会同志的赞同。1903年，日知会被满清政府取缔，但它却已把革命的火种播散在湖北军学界中了。
与此同时，吴兆麟考进了参谋学堂。湖北军事教育机关的组成，首推武高等，次之武普通，再次为特别学校。参谋学堂相当于武普通，由军内下级军官选人授课，并不离开营房。在学堂里，吴兆麟被认为是一个聪颖好学，执勤罔懈的学生。十年寒窗，他总是名列前茅。1906年和1908年他参加了在河南和安徽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在演习过程中他编写了《彰德太湖武昌各秋操纪事《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等书，受以校方嘉赏，并印发各军传阅。190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仍回工程营八队任左队队官。他仍常在军中鼓吹革命，这使他受到上级的猜疑，同时却得到士兵中革命同志的敬佩。
1911年10月10日，由于湖北总督瑞〓凶残捕杀新军的革命党人，没收了士兵的子弹，严密监视军营，并扬言已查获军内革命党人的名单，要按名拿办，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人自危，感到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当晚起义，起义首先在工程八营发生了。
晚上7时，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起义后，聚集到军械总库“楚望台”。此时，起义的士兵不满三百，而城内的清军几倍于此，义军随时有遭到清政府无情镇压的可能。9月24日炮队三营发生过的一次与他们类似的起义，不是曾被清军轻易的镇压下去吗?这支仓促起义的军队，焦急地盼望着其他营能赶快响应起义，但夜是静悄悄的，他们的渴望得不到一点儿回声。恐慌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全军，一些胆小的人当即散匿，秩序出现了混乱。
在危急情况下，急需有一个人出来组织和领导这支濒于涣散的队伍。大家公举当夜楚望台值日官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因为士兵知道他是前日知会会员，素怀革命大志，有革命的思想和经历，并富有军事才能，平时在革命同志中很有威望，他们认为他是此时最适合的人选。但吴兆麟并没有贸然接受总指挥之权。他敏锐地看到，即将到来的夜战中，军队的这种混乱状况将会使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大家坚持要举他作总指挥时，他说：“瑞〓之凶残，满清之无道，我甚恨之。今日之举，是我本愿。但既云革命，对于军事须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命令，方能胜算，不然惟有同归于尽而已。大家既要举我做总指挥，是否能服从我的命令?”大家表示一定服从。于是他担起了临时总指挥的责任，令各队到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重整队伍。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处境，并提出应急军事措施．深得全军赞同。
晚上8点半钟，他发出了第一号命令，布置了四项措施：一、楚望台是全省弹药总库，革命军必须据之以为根据地。但楚望台附近北面的三十标和西门的宪兵营是清军，对起义军构成很大威胁。所以他首先派兵以猛烈火力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将其击散，以保障根据地楚望台的安全。二、炮兵在战斗中是很重要的，炮队内的同志很多，应该去催促他们响应。但炮队驻军城外，没有步兵掩护，行动会遇到很大危险。所以他派一队步兵去掩护炮队进城。三、派兵将城内电线一律割断，以防止清军督署调兵镇压。四、派人到各营去联络后规定当夜口号为“兴汉”。由于他在这危急中所表现的镇静，指挥措置得当，使这支小小的起义队伍增强了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不久，炮队被接应进城吴兆麟命炮队到蛇山向清督署开炮。清总督瑞〓，开始并没有把这几百人的起义当回事，以为派兵一扑即灭。清军将领铁忠和张彪也曾调兵镇压，但不久电话不通了，他们的指挥失灵了，此时各营响应起义的队伍逐渐汇集到楚望台，约有二千多人，各营代表们仍公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大家鼓掌赞同，吴兆麟发表了阵前演说，然后他以占领督署及武昌城为目的进行了战略部署。兵分三路，开始了对督署的进攻。
此时夜已深，静寂中炮声更显猛烈，两天来凶残捕杀革命党人的瑞〓听到这复仇的炮声胆颤心惊，惊恐万分，决定逃跑，他甚至不敢从大门跑出，叫差役将后门墙打了个洞，仓皇钻洞而逃。其他督署官员也随之而逃，躲到一条兵舰上，在这里他还企图遥控指挥，镇压革命军。
午夜，天开始下起小雨，由于割断了电线，武昌全城一片漆黑，革命军的炮兵失去了射击的目标，沉寂下来。守卫督署的清军配备有很强的火力，督署门墙上布满枪眼；失去炮火掩护，进攻督署的革命军不能前进了。吴兆麟在楚望台听到枪声渐息，又得不到前方报告，马上派兵到各路侦察，才知各路军遇阻，邝杰带领的第一路军前进不了，反退回了楚望台，吴兆麟听到这报告大怒，命令将退兵的邝杰处决，以肃军纪，周围的同志都替邝杰求情，吴兆麟同意宽免他，但仅令各队以此为戒，他说：“我们今夜不击溃敌人，天明我们就会被敌人击溃。因此我们只能进不能退。”这使革命军增强了进攻勇气。之后，他令方兴、李鹏升守住楚望台，自己从预备队挑选了百名勇敢的士兵，亲自督率，向清督署进发。进军路上，他苦苦思索，如何能尽快攻下督署，必须发挥炮兵作用；那么，必须给炮兵一个在黑夜中看得清的目标，对，火攻。路过工程营后街时，他决定用火攻。他命令士兵把街上所有杂货店的煤油买来，拆下店铺的门板，讲好胜利后按价偿还，然后这支携带着易燃物品的队伍，经王府口到了清督署后侧。吴兆麟命令一队士兵上去纵火，同时派人去炮队传令：向着火之附近开炮!俄顷，火光冲天，各队伍忽然看到督署火起，士气大振，呼喊着向督署冲来，而督署内的守卫队见自己后院火起，则惊慌失措，马上派人到兵船去向请示办法，但是瑞〓的兵船早已开走，不明下落，督署内的差役闻讯纷纷跳墙逃命，但瑞〓亲信的守卫部队仍然顽固地抵抗、吴兆麟督战时看到巷战革命军损失太大，便返回楚望台，命炮兵全力向督署轰击。并向城内仍然没有响应起义的兵营轰击。此时未响应起义的满清军队仍有一万多人，其数量远远超过革命军，但由于其高级将领逃走，无人指挥，这些营的管带又顾虑手下汉族士兵不稳定，因而不敢与革命军对垒，在革命军猛烈炮火的袭击下，只得撤往城外僻静处待命，这就使军事形势转为对革命军有利了。这时，进攻督署的第三队派人押送来一名捉到的督署差役。经过审问，吴兆麟才知道瑞〓逃走。他心中大喜，马上把这消息传知各部队，命令加紧对督署的进攻。革命军听到瑞〓逃跑的消息，精神百倍，更加勇猛进攻督署，人人都想争立大功。清晨五时，革命军攻克了清督署。
10月11日，武昌城的上空飘起了革命军的军旗，辛亥革命首义成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王朝的统治开始崩溃了。上午，吴兆麟布置了一切守城及战争扫尾工作，同时派人敦请各机关革命同志和城内绅耆父老到咨议局开会，商讨革命胜利后一切紧急应办事宜。从他当天晚上所发命令中规定的口号：“义军，独立!”及13日晚上假黎元洪命令中规定口号：“四方响应”来看，他所考虑的下一步便是湖北省宣布独立，争取获得各省响应，建立民国，从而彻底推翻满清统治。
这时，巡城的部队捉到黎元洪的一个卫兵，带来见吴兆麟，从他那里吴获知黎元洪尚隐匿在城内。这时他就考虑了要推出黎元洪来号召各省响应，于是他命马荣、程正瀛带兵去寻找黎元洪，不久，穿着一件灰呢长袍，面带愁容的黎元洪被挟至楚望台。吴兆麟以礼相待，随之将他带到咨议局。在讨论成立湖北军政府的会议上，吴兆麟建议推举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但直到10月13日，黎仍坚持不肯就任都督。他被软禁在军政府，愁容满面，心事重重，革命党人十分气愤。
蔡济民、张振武、陈磊等建议改举吴兆麟为都督，吴不同意，他说自己的官阶低。张振武说：“拿破仑以一中尉而跃为欧州联军司令。革命不在官阶而在才能，你便可以做中国的拿破仑。”吴认为中国有自已特殊的民情，只有顺应中国的民情，革命才可望成功，中国人是尊重权威的。如要号召湖北那些尚未起义的新军革命和争取其他省的响应，还是推举黎元洪对革命更为有利。因为在当时一般人思想中确实存在着对旧权威的崇拜。黄兴到武昌时，还须都督黎元洪筑台拜将，使他的民军总司令职务带上官方色彩，军队才服从他的指挥。可见这种对旧权威的崇拜不仅存在于一般士兵的思想中，甚至在革命领导者本身的思想中都是存在的。
10月中下旬，满清政府派兵南下，企图扑灭辛亥革命。吴兆麟主持军政府参谋部，与革命军诸将领一起，指挥了汉口保卫战。他们取得过二次胜利，但战斗是很艰苦的。许多开国名将在短短几天中就相继牺牲了。10月28日，黄兴到湖北，当天被举为民军总司令，督战汉口，但不到一个月，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黄兴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武昌又处于危急中，从军事观点看，没有汉口、汉阳作为屏障，武昌是难于防守的。但武昌的革命军领导却下定决心，与这个革命策源地共存亡。
1911年11月19日上午，参谋总长吴兆麟与代理总司令蒋翊武巡视防线时，发现城内都督府火起。两人急乘马进城。路经宾阳门，看到城内百姓争拥出城，妇女小孩挤死很多，哭声载道。上前询问缘故，方知都督黎元洪看到形势不稳，已逃出城，百姓恐慌，争相逃难。有些不坚定的士兵也弃枪而逃，吴兆麟喝住逃跑士兵，士兵说都督跑了，我们还等什么。吴说：都督没有跑，他到洪山司令部去了，吴、蒋二人命守城部队维持好秩序。然后赶往洪山司令部。到这里他们才知道黎已逃往葛店。蒋翊武和吴兆麟派了三个军官，携带两人的手书前往葛店，敦请黎元洪回武昌，以稳定军心。但黎元洪不肯回来。
下午6时，顾问孙发绪带着英国使节盘恩来到洪山司令部，与吴兆麟接洽。他说英领事联合各国领事在民军和清军双方之间调解停战，清军方面已表示停战三天，他来到这里是想知道民军的意见。吴兆麟听到停火三天的建议，内心十分高兴。此时由于武昌都督出走，军心动摇，形势混乱，能有三天的停战期，对民军重振旗鼓十分有利，于是他表示同意停战。并问是否可以在停战协定上盖总司令的印?盘恩说：“必须盖都督印才有效”，并表示要见黎元洪。吴兆麟说：“因为都督府起火，黎都督已搬到韩家祠办公，离此地有二十里路实际上只有一里路，现在已经天黑，路不好走，就请你在本司令部用饭。我即派人去取都督印来”。于是他派人备饭款待盘恩，并请总司令蒋翊武陪同。之后他走出来想：都督印已被黎元洪带走，葛店距洪山九十里，派人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不如到武昌城找刻字工人速照样刻一都督印。于是他马上打电话给军务部长孙武，请他办理。一小时后，都督印章刻好了。吴兆麟进去对盘恩说：“我们都督印现在城内军务部，我陪你去盖章吧。”就这样，南北停战达成了协议，武昌形势转危为安。
吴兆麟与革命军其他领导人一起为稳定武昌局势，坚守辛亥革命策源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此近三个月的南北对峙中，吴兆麟作为湖北革命战时总司令（实为参谋总长），恪尽职守，防御武昌。满清退兵后，他又进行了组编北伐军的工作，正是由于武昌这一革命策源地长期没有被清军攻克，各省纷纷响应，成为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国家的重要因素。
就在革命成功在望之际，由于当时革命阵营中成分复杂，有些人借革命以谋私利，致使革命军内部产生了很激烈的权力之争。在这种权力之争中，有人秘谋夺取吴兆麟的兵权或将他谋杀掉。吴兆麟不愿参与这种权力之争，曾多次表示，自己革命，不是为了谋个人权利，革命成功了，愿意解甲归田。刘公等也曾力劝吴兆麟趁兵权没有解除时，把那些搞阴谋的人绳以军法。但吴兆麟认为，革命同志之间应以忍让态度为上，否则将使太平天国的悲剧重演。后来黎元洪用了杜锡钧的离间计，将吴兆麟、窦秉钧等首义军官调往北京。不久袁世凯强迫辛亥革命军人退役，夺取了他们的兵权。
吴兆麟退役后，在湖北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由于袁世凯裁减军队，许多首义军人被迫退役后，没有生计来源。吴兆麟以他的名义四处募捐，倡修武昌首义公园，使生活无出路的首义军人及残废军人得以在其中工作，维持生计。
1922年春夏之交，湖北樊口(属鄂城)一带遭水灾，梁子湖灌人万倾田畴，周围四县变成泽国，人民流离失所。百余年来，樊口因地处梁子湖出口，水患不息，清廷经过十三次修堵均未成功，许多人对治住水灾不抱希望了。这年吴兆麟担任了樊口堤工总理，他把工程分为筑坝、建闸、修港三步进行。为了解决筑堤资金，他四出募捐，并尽自己所有，捐资购办建筑材料。在工程困难时期，他亲自上堤与工人一起风餐露宿，全力堵口。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建成了以设计精密、营造坚实、费用简省著称的樊口堤，为当地人民根除了水害。水坝工程竣工后，当地百姓曾摆案焚香，夹道欢迎他们的归来。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本军队发现了未能转移走的吴兆麟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物，便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兆麟没有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他决心不做出卖祖国的事情，因此遭到软禁。他目睹国土沦丧，精神上感到极大痛苦，这使他原来患有的哮喘病加剧，终于在1941年10月17日溘然长逝。死后他的灵柩停放在吴家公祠，国民党因他参加辛亥革命功绩卓著，晚年抗日坚贞不附敌伪，因而明令褒扬，并予公葬在武昌卓刀泉。至此，他才永远安息在家乡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