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决权──台湾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观点

施正锋 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一、前言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是一种信念，就是当一群人「相信彼此是一个福祸与共的共同体、而且坚信大家的福祉必须透过国家的享有来保障」之际，此时，这些人就构成一个「民族」(nation)，这种国家就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自有信史以来，台湾人就是被外来政权所统治，因此，「想
要有我们自己的国家」一直是我们梦牵魂萦的目标，也就是说，台湾民族运动就是如何将台湾变成「台湾人的台湾」，而「台湾民族主义」(Ta iwanese nationalism) 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最高信条。

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后殖民社会，「共同体的想象」不免会遭到质疑：「这是谁的想象共同体？」此时，民族运动的任务是双重的，也就是如何避免民族运动被扭曲为族群运动 (Chatterjee, 1993)。特别是在一个由不同波移民组成的社会中，殖民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往往相互竞争，在设法要去厘清这些集体认同之间的藩篱之际，民族主义者除了要对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犯，还要面对如何将多重自我建构成单一民族认同的课题 (Radhakrishnan, 1993)。

在过去十年来，尽管我们逐渐由威权体制进行民主转型（施正锋，2002），「台湾人当家作主」的愿望也大致因政权转移而达成，然而，台湾人近年来的独立建国运动，除了对内有「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国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任务外，还有对外积极寻求「国家肇建」(state-making) 的迫切课题。具体而言，政治上的民主化必须建立在政府的正当性(legitimacy) 以外，还要国家的主权 (sovereignty) 独立自主，也就是说，台湾在国际社会存在的权利 (right)能被世人接受、承认。

对外而言，由于中国的掣肘，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国家越来越少，因此，台湾本身虽然具备(qualified as) 成为国家的一些资格必要条件，亦即人民、领土、及政府（有效统治），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其实，即使台湾得以加入国际组织，自来，并非采用台湾的名义，更不是使用主权国家的身分，顶多是一个自我矮化的「经济个体」。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原本应该是普世皆准的国际规范(norm)／原则 (principle)，不免受到强权权势／权力 (power) 的政治现实所左右。

就国内而言，台湾住民／中华民国国民对于台湾／中华民国的自我定位莫衷一是，也因此，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寻求与中国定位的问题也悬而未决。如果说国家定位决定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 的话，台湾目前在寻求与中国建立妥适关系的过程中，源自内部的集体认同分歧，恐怕是比来自外部的促统压力还治丝而棼。因此，台湾内部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凝聚，将是取得对外定位共识的最大前提。

此外，由于台湾是一个典型的「垦殖社会」(setters’society)，也就是说，当「非原住民」前来从事「开发」以前，老早就有「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 居住于此，因此，台湾的自我定位又涉及「谁的民族」、以及「谁的国家」的争议。在将近二十年来的「原住民族运动」(indigenous movement) 中，原住民菁英的最基本诉求就是以民族的身分／资格来要求实践其自决权、以及衍生而来的自治权，同时，也要追讨过去被攫取的主权／土地权。如果我们在追求国际地位的努力中未能将心比心尊重原住民的意愿，显现的就是道德上的伪善。

台湾人在从事独立建国的过程中，若是要求国际社会将台湾接受为国家，在道德上的正当性 (justification)
是「民族自决权」(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也就是说，台湾人与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自己的国家。相对之下，「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虽有台湾土地属于台湾人的意思，却未必蕴含台湾人想要建国的决心，也因此，他人也没有承认台湾是国家的必要。战后，盟军将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托管，迄今，台湾人尚未有机会以自由意志表达自己要行使应有的自决权。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共和国可以不理会台湾人是否有自决权 (Emerson, 1960: 306)，台湾人自己呢？

在日治时代，台湾人就受到美国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十四点计划』演讲词中所揭橥的民族自决精神所感召。海外的台独理论早就提倡自决权对独立建国的重要性，譬如陈隆志(1971)、彭明敏及黄昭堂(1995 [1975])、宋泉盛 (1988)、以及黄昭堂 (1996 [1985])。相对之下，岛内的党外人士因为国民党政权的严峻打压，只能以自决权来作为独立建国的代替品。事实上，两者在概念上并不等同；我们可以说，自决是表达追求独立的途径。成几何时，由于政治团体间的竞争，两个互为表里的概念，竟被硬生生撕裂为相互抗衡的「独立vs.自决」路线之争；这时，也就俨然有「激进vs.温和」、或是「进步vs.落伍」的二分法。二十年后，新一代的国际法学者又开始正视自决权的意义，譬如姜皇池(2000)、陈荔彤 (2002)。

在本研究里，我们以国际政治学的观点着眼，首先要厘清自决权在实践上所受到的局限；进而指出台湾人在行使自决权的困境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台湾人自己并无明显的自决意愿，也就是台湾人在民族认同上的混淆，特别是因为族群龃龉而来的认同纠葛；再来，我们要提出原
住民族行使自决权的议题，也就是对外寻求自决权以达成独立建国的目标之际，应该要去正视原住民近年来的自决权诉求，希冀两者能同步进行、相辅相成。

二、国际规范与国际政治的纠结

自从民族主义的信条 (doctrine)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以来，先后出现的两个国际规范相互强化，那就是「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以及「民族自决」；这两种理念要以民族国家来实践（见图一）。

人民主权的原则是法律上的所有权 (claim)，是指Westphalia条约 (1648)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国家的主权／正当性不再属于君主王朝，而是交给（归还）百姓所有；最主要的原因是既有的国家疆域往往是经过战争、并吞、割让、或王族继承而来，对百姓并无一定的意义，甚至于可能割裂想要在同一个国度的人，也可能将恣意将不想当作同胞的人送作堆。对外而言，人民从此不再是君王的臣民 (subject)，而是现代国家的公民 (citizen)(Mayall, 1990: 27)。对内而言，这样的发展与自由式民主环环相扣，也就是要以人民主权来摆脱绝对王朝加在人民身上的枷锁。对外而言，人民主权又有 [具有主权的]国家平等的规范意义，其它国家必须尊重其领土完整、不得干涉其内政。坦承而言，人民主权的原则是规范「国家[主权]」多于「人民」，而且也没有特别提到「民族」。

民族自决权的理念则出现于十九世纪，是指在道德上来看，所有民族都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前途、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right)，主张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定位、追求自己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 (Laenui, 1993: 4; De Obieta-Chalbaud, 1985)。起码而言，民族自决权反映的是人们不愿受外族统治、殖民、或是并吞的基本信念；具体而言，就是每个民族都有同等的权利来享有自己的国家。然则，国家有什么重要？除了说国家代表民族的尊严以外(Copp (1997: 284)，国家是一个民族能确保其实践自决权的最佳途径 (Miller, 1995:81-83)，换句话说，国家是民族自决权的目标、也是手段。

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自决权更是用来支持独立建国／民族运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可以说，民族自决权是人民主权的进一步体现，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推翻了旧式的封建体制，国家机器还是有可能由外人／异族所宰制，不管他们／他者(other) 是帝国主义者、殖民者、还是支配性／多数族群。如果我们说人民主权是以现有土地／领土 (territory)来作为国家单位的界线的话，那么，民族自决权则是以民族来合理化国家的存在，也就是说，组织国家的最高原则将是：「民族成员所居住的范围应该与国家的疆域相吻合」(Kohn, 1967: 17; Miller, 1995:82)。也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人民主权、以及民族自决权的实践，这也就是「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

由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民族自决权虽然被视为普世的原则，然而，它的实践往往是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于是强权用来瓦解对手的工具，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奥匈帝国、以及奥图曼土耳其。相对地，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也会利用解放居住在他国的同胞为由，抢行入侵邻国的领土，譬如希特勒占领捷克的苏得台地、以及塞尔维亚人的八爪鱼般扩张。目前，由于绝大多数的国家境内有多元族群，执政者往往缺乏文化包容、以及分享政治经济资源的胸襟，因此，除非采取同化政策、或是压制，再不就是让有意分离者出走；不过，执政者多半不
愿国土分裂。即使他们同意要进行领土分割(partition)，前提是族人聚居，否则，就必须从事人口交换，进而造成颠沛流离、财产流失。

截自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五波民族自决的模式：十九世纪的民族统一运动(irredentism)，譬如德国、以及意大利的统一；一次大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譬如东欧国家由奥匈帝国、以及厄图曼土耳其帝国独立；二次大战后的反殖民／反西方／民族解放运动，譬如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由西方国家独立；少数族群／民族寻求从现有国家的疆域分离出来(secession)，譬如孟加拉国、比亚法拉、魁北克、或是南斯拉夫的解裂；以及原住民族的自治 (self-government) 运动。

其实，『国际联盟宪章』(1919) 只提及殖民地的托管、以及独立，并未真正提及自决权。战争期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1941)、以及战后的『联合国宪章』(1945)，虽有暗示自决权的文字，不过，真正明文指称「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决权」(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的是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通过『许诺殖民地及民族独立宣言』；尽管如此，又把对象限定于「非自治领地」。此外，该宣言的第6款作了但书，规定不能破坏国家的民族团结(national unity) 及领土完整 (territorial integrity)。

民族自决权终于在『国际公民暨政治权规约』及『国际经济、社会、暨文化权规约』(1966，第1条) 中规范获得具体确认，开宗明义指出：「所有的民族[peoples] 享有自决权」(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又在第2款赋予「所有民族可以自由处理其天然财富及资源」，并在第3款敦促签约国「促成自决权的实现」。不过，到底作为主体(subject) 的民族，规约中并未详述其定义、资格、或是意义为何。『国际公民暨政治权规约』第26条又重回『世界人权宣言』(1948) 的作法，强调的是「所有的 [个]人」(persons)。此外，当时对于『国际公民暨政治权规约』最有争议的是第27条，许多国家的代表担心少数族群会寻求分离，也有代表担忧新移民可能会带来冲击，最后的妥协文字虽然有提到「族群、宗教、或语言的少数团体[minorities]」，却只提及文化权、宗教权、及语言权，自决权／政治权则被避而不谈，因此造成日后各家南辕北辙的诠释 (Baehr, 1999: 42; Lerner, 1991: 14-16; Eide, 1992: 221-22)。1970年通过的『国际友谊关系暨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虽然誓言继续推动『联合国宪章』(1945) 所揭橥的民族自决权，却又立即加上限制条款，明文禁止破坏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团结，对自决权的尊重其实是形同具文。 就行使自决权的对象而言，国际联盟会员国把被殖民的民族 (colonized peoples)
分为境内、境外两种；因为担心失去政治权力及经济资源的控制，只允许前者有自决权 (Ryser, 1988: 3)。大体而言，战后国际间流行的是所谓的「盐水」(salt-water) 或「蓝海」(blue-water) 的去殖民化原则，主张殖民地的资格决定于该地是否与殖民者隔着海洋，也就是说由海外入侵者占领的地方才算殖民地、才有自决权。幸好，「国际法庭」在1975年的『西撒哈拉判例』中，以民族而非国家才是自决权的主体，驳回西班牙以「蓝海」作为领土的依据，同时亦驳斥摩洛哥以邻近国所作的领土主张(Lam, 1992: 2)，稍有消极的指标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车臣的战火频仍，民族主义往往被曲解为乱源，民族自决权的行使仍然是被限制。我们以为，真正的病痾在于国际规范的适用被国际政治的现实扭曲：一方面，现有国家的政治者刻意将人民主权作最狭隘解释，也就是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被提无线上纲升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就是民族自决的实践不能挑战现有的国界，除非双方作自愿性的／非暴力的协议、或是现有政府同意组成份子的分离；另一方面，行使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被限定在西方的殖民地，并不包括所有铁蹄下的弱小民族，譬如被征服的西藏人、库
德人、或是遭受内部殖民的巴勒斯坦人、过去的南非黑人。然而，尽管原有的政府反对，美国、孟加拉国还是能透过战争取得国际承认其独立的事实；相对地，被印度尼西亚强行吞噬的东帝汶终于能以公民投票行使自决权。

从学术／理论来看，国际规范属于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的范畴，而国际政治则属于国际政治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的范畴，两者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大体而言，国际法学者关心的大致是规定／权利的描述、或是规范，譬如究竟自决权是原则、还是权利；相对地，传统国际政治学关注的是实证上的描述、或是解释，譬如自决权是如何、或是为何会被行使 (Beck , 1996; Freeman, 1999)。虽然他们的科学分析模式 (mode of analysis)有所分工，却在有相当程度的本体论聚合，也就是倾向于接受现有政治结构所允许的规范。我们以为，学术的论述应该是一种不断的自我反思(reflective)、以及建构 (constructivist) 的过程；我们不仅表达对于既存知识体制的不满，也是对于现有政治结构的挑战 (Smith, 1995)。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委实没有必要落入现有国际政治／国际法理论的窠臼，特别是，台湾人到底有没有符合民族自决的要件，因为现行民族自决权在理论与实务上的差距，并无法归纳出放诸四海皆准的解释。譬如说，为何东帝汶人有自决权，西伊瑞安爪哇人、南摩鹿加人、或是阿洽人就没有？为何印度可以义助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比利时就不能出兵卡坦加？为何波斯尼亚人、车臣人、以及西藏人要任人宰割，斯洛维尼亚人、克罗埃西亚人、科索沃人、或是马其顿人就能获得人道式干预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的待遇？为何南非黑人、津巴布威人终于可以取得政权的正当性，巴勒斯坦人却必须流离难民营半个世纪？库德人的际遇是否告诉巴斯克人，只有遭到毒气的攻击才能获得西方媒体的同情？

论真来看，我们面对的是「中国企图并吞台湾」(Chinese irredentism) 的难题，而非「台湾要从中国分离」(Taiwanese secession) 的问题，因为目前的中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而且，台湾人若是真的想要有自己的国家，并不需要其它国家的首肯。我们当然可以说，包括西班牙、荷兰、满清、日本、或是中国，台湾历来的统治者大多算是帝国主义者、或是殖民者；战后迁台的国民政府与郑氏王朝较接近，算是心不在焉的保皇派(loyalist)政权，一心一意要争夺中国的正统；当前不断对台湾文攻武吓的中国，当然也是帝国主义者。然而，问题的重心在于台湾人从未认真地要求行使自决权过；特别是面对所谓「同文同种」的中国政权，台湾人往往晕眩于虚幻的大中国思想，倚之来作面对西洋人、或是东洋人的心理上防卫机制，或是当作睥睨原住民、南洋人、或是黑人的漂白剂。

三、台湾人的民族认同

从民族自决权的精神来看，只有那些在主观上自认为是民族的人才有资格。问题是，台湾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讯息并不清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上海公报』(1972) 的用词是「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刻意避开「台湾人是否属于中国人」的问题。在随后的『建交公报』(1979)、『八一七公报』(1982) 上，用词是「台湾 [的]人民」(people of Taiwan)；在『台湾关系法』(1979) 上，用词稍微改为「台湾 [岛上的] 人民」(people on Taiwan)。可惜，我们自己并不自觉到「台湾人」的政治意涵，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上身为民族而蕴含的自决权。

一般人相信，民族是建立在可以观察到的特色，譬如血缘、种族、语言、或是宗教基础，因此，民族的认同（身分）是生下来就决定的，无法改变，称为「原生论」(primordialism)。在这样的信念下，国家的擘建就是要把那些「看来」、或「听来」是同一民族的人统一起来，譬如日耳曼、意大利的统一。相对地是「建构论」(constructuralism)，也就是将民族的存在与否建立在主观上的集体认同，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下，那么，彼此就是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不管上述有形的特色是否相同。

在台湾人的民族运动过程中，原生的民族论述一直徘徊不去，并且是一再以崭新的面貌在出现。我们回顾早期的「外来政权」(alienregime) 法，发现除了郑氏王朝以外，对于从荷兰、西班牙、满清、到日本的历来统治者，都因为他们的「非汉人」身分而方便地被视为「外人」(outsider)。战后，盟军将台湾交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兴高采烈迎接王师，原因是唐山前来接收的是引颈企盼已久的「同胞」(compatriot)。随后，国民党因为内战失败而避秦来台，伴随而来的百万军民必须安置于国家部门，对外呈现的垂直分工宛如英国式的间接统治，传统的原生式思考开始陷入困境。

台湾独立运动的先行者王育德 (2002) 所构思的台湾民族论则采取Ernest Renan 的命运共同体观点，指出汉民族只是volk、并非民族，而台湾民族则是要由台湾volk 脱离汉 volk 的一个共同体。日后，彭明敏 (1994)、黄昭堂 (1998) 也大致采取这种主观认定的看法；李登辉则稍加修饰，改称为生命共同体。当前的台湾民族主义会采取如此的建构式定义，当然是体认到外省族群在台湾已经「客居」半个世纪的事实，台湾人若要达到「有自己的国家」的目标，没有排拒外省人的道理。其实，在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外省人和「本省人」通通变成「大陆同胞」眼中的「台胞」，自然有重新寻求包容性定义的迫切性，特别是饱受中国的威胁之际，因此有跨越族群的「新台湾人」概念被创造出来。

近年来，在面对中国「血浓于水」、「同文同种」的原生式民族主义召唤之际，开始有人以血液来分析台湾人与中国人在基因（HLA，即组织抗原）上的差异（林妈利，2001），并且配合民间流传已久的「有唐山公、无唐山妈」说法，尝试以汉人垦殖者与平埔族的大规模通婚来加以「论证」。这样的认同策略转进即使普受欢迎，特别是在「本土的」知识分子之间，然而，果真台湾人是百越族、以及／或是平埔族的后裔，除了充满浪漫的情怀以外，并不能完全摆脱原生论思考的局限。首先，我们是否因此要与血缘相近的闽、粤、南洋华人共同建立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与同属越族的越南建立更深的关系？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逃避不了的问题：由于战后来台的外省族群并无平埔族的成分，是否因此就无法选择接受台湾人的民族认同？

面对台湾内部多元族群的龃龉，陈水扁／民进党政府似乎是满足于将台湾定位为「华人国家」 (Chinese state)，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向中国的「一中原则」作善意的响应。究竟华人的涵义为何？在过去，华人 (ethnic Chinese) 出现于华侨(overseas Chinese) 的用法，也就是指移民而侨居于他国者，譬如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在这里，华人与日耳曼人 (German)、或是安格鲁‧萨克森人 (Anglo-Saxon) 的用法相同，可以理解为具有共同血缘、或是文化特征者；也就是说，用来作为族群性 (ethnicity)、或是民族性 (nationality)的基础／核心，正如日耳曼人可以分布于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而以安格鲁‧萨克森人为主体的国家也有英国、美国、澳洲、纽西兰、以及加拿大，那么，华人也可以说有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三个国家。当我们看到陈水扁侃侃而谈其先人来自中国福建漳州诏安，仍然是跳不出原生论思维的制约。

大体而言，华人代表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而中国代表的是文化、历史、血缘上的中国，也就是「文化中国」；相对地，台湾就是李登辉所谓的「新中原」。这是一种折衷式的思考，也就是视中国认同为文化认同、台湾认同为政治认同。如此的权宜性让步，大概是台湾能接受「一个中国」的最高底线了。问题是，华人的英文用字是Chinese，与政治中国的英文China几乎有一对一的关系(isomorphism)；即使中国不介意「华人中国」，亦即聱牙的Chinese China，「华人台湾」(Chinese Taiwan) 却很有可能被诠释为「中国所属的台湾」，这样的刻意自我模糊，难免被世人诠释为自我矮化。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台湾住民都来自中国唐山、或是对「非原住民」的故国有感情上的牵挂，因此，华人国家的定位根本是无视原住民族的存在。或曰台湾的人口组成以主观上自认为是所谓的「汉人」为主，因而并无大碍；然而，由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来看，即使人口再多，以任何单一族群的文化来定义民族认同的作为，都是对少数族群的不尊重。如果我们现在只是为了向一个外部的强权让步，竟然自我否定内部少数族群对于塑造台湾民族认同的贡献，未来是否有可能为了独占国家机器，进而将台湾定义为鹤佬人的国家？我们以为，内外有别地适用规范虽然反映出一般人的庸俗化思考，将会把原本就已经被边陲化的原住民虚无化，在道德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外省族群是在战后随着国民党来台，他们不只是单纯的移民，而且还可以说是非志愿性的政治难民，也因此，对于故土中国有较强烈的恋眷；相较之下，早先来的鹤佬、或是客家族群，大多是自愿前来的经济性移民。众所周知，在过去十年来，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有相当程度的聚合，进而左右着对国家走向的定位。具体而言，本省人会倾向于自认为是台湾人，并且对政治、或经济上的统合采取较保留的立场；相对的，外省人对于中国人的认同比较可以不加思索地接受，对于中国比较有感情上的眷念、甚至于接受某种形式的政治结合。目前的外省人在认同上的选择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或「中国人在台湾」，近似于「中华民国在台湾」，似乎对于「新台湾人」的包容性认同有所却步。不过，当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之际，苏起试图以「一族两国」(two states in one nation) 来中立化，这当然不是情感上的牵挂在作祟而已。 近年来，政府虽然废除了传统对于身分认同的籍贯措施，改采纪录出生地的方式，希冀能以土地的认同来摆脱省籍观念在政治上的再现。如果乡土代表的是家乡与土地，那么，「认识家乡」或许是培养民族认同的方式之一；然而，到底哪里是家乡呢？究竟一个人出生、成长、还是现在居住的地方？如果是出生在外国的小孩，何处是家乡？如果是老一辈的人，譬如战前出生在日本、或是中国的人，特别是外省，他们又要如何来决定其家乡？如果家乡与国家并不趋同之际，乡愁与民族认同又如何来区别？此时，应该是由乡愁决定民族认同，还是由民族认同来设定家乡的认定？其实，如果外省族群有这样的困扰，我们着实应该加以正视，或许能经过对话来取得相互了解；毕竟，我们并不能假设这种困扰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逝，尤其是面对在选举过程日渐恶化的族群动员。

一般人倾向于相信，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要保障认同；然而，民族认同虽然会受到外在力量所限制（压制、或诱惑），却绝对不是先天(apriori) 能决定的，必须由国家内部去辩论来求得共识，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的台湾。更进一步言，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民族认同也会反过来强化族群认同。譬如说，中国牌可以被援引来保卫族群的集体认同、以及谈判权力分配的筹码，却不一定代表整个族群急欲与中国结合，甚至于主张统一的政治菁英亦然。同样地，某些本省籍族群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指控对方为吴三桂、施琅，特别是选举时刻，却不必然表示他们为台独运动的真实信徒；在过去，这些人即使没有社会主义或统一的思想，却很容易被荒谬地打为「三合一」的内部敌人，现在，更容易将外省籍的政治对手戴上统派的帽子，也就是便宜行事的「反外省人」＝「反国民党」＝「反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外省族群认为当中国人就是其族群认同最重要的本质、不可动摇，誓言要国家保障其独特的集体认同，即使中国没有运用政经诱因来推波助澜，我们也必须审慎考察，而非一味加以谴责，毕竟，民族认同、政治立场、或是意识型态都没有对错，只有选择的过程是否公平、合理、或是平和。如果我们反对过去戒严时期对异议思想的打压，现在就不应该重蹈覆辙。

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有可能兼容吗？如果前者是民族认同、后者是地方认同，那么，彼此就是上下位阶的关系，也就是在国家定位上，台湾要臣服于台湾、要接受地方政府的地位，也就是接受「一国两制」的公式；我们以为，大部分的台湾住民应该不会接受。如果两者都是民族认同呢？也就是接受双重效忠的可能性如何？当然，国人近年来取得双重国籍者日盛，而且在全球化的发展之下，「离散」(diasporas) 的情况普遍，也就是居于异乡、却关心家乡的安危。如果我们愿意接纳海外鲑鱼返乡，甚至于企业界主张引入对岸的高科技人才，却担忧「中国离散者」(Chinese diasporas)，原因何在？最大的隐忧是中国与台湾敌对；如果将来两者的关系有如台美、或是美加之间一般水乳交融，那就另当别论。

四、原住民族的自决权

从国际法「第三代人权」的观点来看集体权利，原住民的「民族权」 (indigenous rights) 大致可以归纳为认同权、自决权、文化权、财产权、以及补偿权；这些是「天经地义」(inherent) 的，而非他人「授与」(delegated) 的(Kymlicka, 1998)。在这里，我们以为，当前最迫切的原住民议题是土地权的诠释、以及如何落实之道。不过，土地权的背后涉及原住民族主权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民族自决权如何透过自治权的行使来成立自治区。我们必须指出，原住民的主权、自决权、以及自治权，其实是不同位阶上的概念，而设置自治区是「引申而来」(derived) 的权利；其相对关系如图二。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代表在1994年通过『原住民族权利国际规约』，除了罗列原住民基本权利外，并宣示「原住民族为民族」(Indigenous Nations are peoples)，因此依据自决权，「在维持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特色的同时，原住民有权自由选择完全参与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却又不放弃其天赋的主权」。只要我们承认原住民是「民族」(nation 或 peoples)，就要接受原住民享有「民族自决权」，并无任何国际规约禁止原住民行使自决权，因此原住民的自决权和其它民族的自决权等同 (Lam, 1993)。当然，原住民在行使自决权之际，有可能要求政治分离，也有可能接受文化整合、或同化；在光谱上的这两个极端中间，原住民也有可能有条件地接受不同形式的自治，仍有极大的空间，这也是当前原住民运动中最基本的诉求。

就「土地权」而言，原住民追求目标是要恢复原住民传统固有的土地、以及资源开采的享有。在原住民的世界里，认同是根植于土地， 若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原住民生存的意义就不知如何重新界定。历经外来统治者强行吸纳，原住民的固有土地流失殆尽；只要政府认为汉人取得的土地是正当的，那么，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殖民关系就不会终止，更遑论彼此的「和解」(reconciliation)。即使我们不去追究平埔族土地被巧取豪夺、也不去考虑平地原住民族、或是都会区原住民的土地所有，至少也要就地合法目前所谓的「山地保留地」。

比土地权位阶更高的是「原住民 [的] 主权」(indigenous sovereignty)。从国际法的规范来看，当异族来到之际，台湾并非「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或是vacant land)；其实，原住民从来未曾放弃其主权，而是垦殖者的「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 侵犯了原住民原本拥有的主权(indigenous sovereignty)。长远来看，原住民若要真正体现自己的主权，终究要回归对土地的掌控；土地权的诉求是原住民在讨回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在向汉人「要东西」。过去有关原住民土地流失、或被强行征收，都牵涉到土地权的取回、或赔偿，原住民与汉人双方最后还是要作真诚的对话。

就实践的层面来看，各国政府最忌惮的是自决权，因为不管是那一种形式，都正面挑战到垦殖国的正当性，尤其是没有人愿意放弃对原住民族土地的控制，加上境内非原住民族的少数族群可能群起仿效，自然要强烈抵制自决权。当然，如果自决权只是宣示性的具文，尤其是不涉到土地的归还、或补偿，就没有甚么好反对的。西方国家多认为原住民族原本只有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部落，也尚未建立现代国家，并无西洋式的政治制度，又无对等的政府出面与垦殖者谈判，因此没有资格要求自决权。也就是说，原住民族因为没有国家，所以不能行使自决权；同样地，原住民族又因为没有自决权，所以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Sheleff, 1992; d’Errico, 1997: 3, 7-8)。

事实上，原住民族既然从未放弃这块土地的主权，因此他们要求行使自决权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我们体认到如何调和原住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国家领土的完整，这是垦殖国家为了长治久安所必须寻求定位的重要课题，却不能因此否定原住民族的自决权。理论上而言，原住民族自决的选项有可能是独立建国、自由结合、或是自治，还有相当的思考空间。理论上而言，原住民族的自治权与国家领土的完整，真的无法相互调和？果真两者相互排斥，一定要原住民族来屈就垦殖者？不管如何，面对汉人政权慢条斯理的响应，原住民族菁英的焦虑，多表现在对实践自治的高度兴趣，也就是如何成立自治区。

原住民菁英对于自决权的实践表现在「自治权」的高度兴趣，也就是如何成立「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在这里，我们对「自治」的了解是「self-government」或是「self-rule」，也就是在「民族对民族」的架构下，原住民有权利治理自己，即有权利决定自己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事务，以获致自主的境界，而非只是自治区的设置。因此，原住民自治是全国性（或国家级）的安排，不是单一体制下的「地方自治」、或「地方均权」(decentralization)，也非区域式的「地方分权」(autonomy)、或是「权力下放」(devolution)；此外，原住民自治更不是局限于狭义的「地域式的自治」(territorial)，还要包含「组合式的自治」(corporate)，也就是说，离乡背井的原住民也应该有自治的权利。

当然，原住民实践自决权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原住民各族有自主的决策机制；原住民菁英及学术界提议过各种可能的政治安排，方兴未艾的「民族议会」(national assembly)是可行的途径。到目前为止，可能面对的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原住民已发展成各族的集体意识、以及政治架构，那么，超越传统「部落」(tribe、band) 的「民族」概念是否合宜？特别是泰雅尔、赛德克、以及太鲁阁之间宛如俄罗斯娃娃的关系？
由于原住民的自决权的论述尚未被广为推广，学术界、政治菁英、或一般百姓的关注因此不大。有关原住民自治区的诉求，我们可能面对的质疑是，万一有原住民选择分离主义，恐将造成领土的分崩离析，原住民的自决权是否会破坏汉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尤其是面对外来中国的威胁？我们以为，就是因为可能会有无法估计的重大的影响，汉人更应该用心思考如何说服原住民接受这个国家，尤其是在集体权上的让步。

此外，汉人社会也以经济上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外，在这里，倒是点出一个核心问题：到底中央政府愿意释出多少权力给原住民的自治区？当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头重脚轻，原本就亟需巨幅调整。其实，各自治区可以就天然资源、或国家公园来征收特许费、或是使用费，国家也可以聘雇原住民从事水土保持的工作。另外，政府最大的关心是汉人如何取得、或使用位于自治区内的水源区、保安林、或是国家公园，担心整体社会的福祉是否会受损，因此，自治区的诉求并未获得正面响应。

当然，也有人指出，目前的山地乡镇长已限定由原住民担任，若只是改个名称，并不能真正改善原住民的生活。这种怀疑虽有几分道理，却不能用来反对自治区或自决权的行使。或许，还有些许「原住民是否有能力自治」的疑问，这自然是不值一哂的汉人偏见。不过，即便是有自治区空有行政架构，却没有处理土地的归还，那就有如美国「印地安事务局」一般的派出单位，也就是原住民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只能算是官样文章。如果不一并处理土地权、或至少作原则上的承诺、或宣示，自治区的设置无法获得原住民的支持。此外，居住在原住民乡镇的汉人，到底他们的权益如何看待，也必须通盘考虑。

总之，在汉人的「民族国家」想象中，四大族群（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以及鹤佬人）的建构方式当然不敢排除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毕竟是亘古以来真正的「本地人」(natives)。然而，原住民菁英似乎不满意这种「整合」(integrate) 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只有「白浪」（汉人）与原住民的区别。然而，当台湾的汉人动用民族情感来抗拒巨邻之际，原住民的认同会不会被「吞噬」(absorb)？那么，在何种条件之下，原住民愿意被「吸纳」(incorporate)？也就是说，原住民的「民族」(peoples) 要如何与汉人的「民族」(nation)，究竟要如何来接触（或接轨）？ 站在原住民的立场，台湾或许是一个「多元民族」(multi-national) 的国家；不管汉人自己的民族塑造工程要如何完成，都必须承认原住民是无可取代的「原住」(indigenous) 民族，因此，这是由两个对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而非「民族中的民族」(nation within nation)。当然，这不是单一的政治体制 (unitary)，也不是地域式的联邦 (federation)，却比邦联 (confederation) 的安排更强，我们姑且称为「特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在这样的架构下，原住民并不是放弃独立建国的选项，而是有条件地行使其自决权，让渡一些原住民主权，交换汉人对土地权、以及自治权的让步。

五、结语
台湾独立建国的正当性在于台湾人想要行使民族自决权，不过，最根本的前提是台湾人已经明显地升华为台湾民族，也就是说，台湾人除了想保有自己的土地、以及生活以外，更重要的是享有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好，当然更不会是不断威胁我们的中国。

[政治]民族是经过想象而来的共同体，除了建立过去的集体记忆、现在的共同经验，更要建构未来的共同愿景；也因此，民族的认同是可以经过选择而取得。开明的台湾民族主义者应该会接受政治民族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将多元族群塑造为台湾民族，具体而言，就是透过对话、及协商，来解构、建构、及重构大家都能接受的民族认同。

长期以来，在外部的战争威胁下，台湾人逐渐接受与中国人不同的独特的认同，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人」：既为中国人（文化上的华人、血缘上的汉人、中华民国国民）、也是台湾人（台湾的住民）；同时，既不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也不是台湾人（鹤佬人、本省人、或白浪）。如果说台湾的住民有甚么共同点，最没有争议的，应该是反对目前的中共政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面对中国的霸权挑战，追求独立建国的台湾人想要保持台湾的国家疆域完整，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尽管有国家安全上的考虑，只要原住民的主权、自决权、以及土地权不容怀疑、不容剥夺。因此，在局部让渡主权下交换自治区的设置，应该是两全其美的安排。不过，彼此终究还是要针对土地权作正式协商，否则，自治区只不是汉人吸纳原住民的另一个工具。至于汉人是否愿意承认原住民的这些集体权利？那要决定于原住民与汉人国家的「伙伴关系」如何定义。

我们最大的试炼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台湾人自己。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果中国民主化了、经济发展的程度追上台湾了，我们是否就要与中国结合为一个国家了？有多少人的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