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海外很少會有第二篇支持北京奧運的文章，會像《讓奧運繼續》(《Let the Games Go On》)般備受矚目和推崇。

　　華裔演員陳沖在4月9日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被國內各大網站爭相轉載、各界評論人士紛紛寫文章聲援。而在《華盛頓郵報》的網站上，該文章後邊的英文跟貼多達500條，當然，其中有不少反對的聲音。

　　在關於北京奧運、“西藏問題”的報道中，反對中國的聲音出現在不少西方媒體中，甚至還有歪曲、毀謗和惡毒的攻擊。平常很少關心政治的陳衝決定以她在東西方長期生活的經驗，告訴西方世界“奧運是條友誼的橋梁，而不是一個政治的競技場”。

　　不過，最初，陳沖的這篇文章並不是寫給《華盛頓郵報》的，而是直接交給舊金山市長紐森的一封抗議信。

　　一封抗議信的演變

　　2008年4月初的一天，奧運聖火舊金山站傳遞前夕，陳沖偶然間在《舊金山紀事報》上看到這樣一條新聞：舊金山市議員準備推動一條反華決議案。

　　“他們講的話比較可笑，意思是要動員全舊金山的人民抗議聖火，說‘這是我們給13億中國同胞自由與人權的一個禮物’。”一個月後，陳沖憶起當初，語氣里仍透着些許憤怒，“我當時就覺得太可氣了！太過分了！太無知了！”

　　陳沖深感，身為華人一分子又是舊金山的市民，她應該做點什麼阻止這份荒唐的決議，於是，給舊金山市長紐森寫信的念頭便立刻閃現在她的腦海中。“我是一個比較低調的人，以前從來不做這種事情的，但是特別不贊同市長去簽這個決議。”

　　在強烈的愛國心驅使下，給市長紐森的信件很快書寫完成。“我丈夫幫忙做了點英文修改後，就用電子郵件給市長發過去了。”結果出乎陳沖的預料。“當天，市長秘書就給我打來電話說：‘你放心，市長基本上是同意你的觀點的。’”

　　得到肯定的陳沖有些喜出望外，她迫不及待地想與朋友們分享。在這封郵件發出去的第二天，陳沖和百人會(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的朋友們聊天時提起了一個名叫佩洛西的女人，當時，這位美國眾議院院長提議美國總統布什不要參加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我就問他們：對於她這個說法，我們百人會會不會採取什麼行動？我給舊金山市長寫了一封抗議信，你們看如果說裡面有一些信息可用的話就放在一起。”

　　看完陳沖的信，朋友們無不嘖嘖稱讚，並對陳沖說:你只要改一改，我們可以幫你送到《華盛頓郵報》，如果不登就送到《紐約時報》。“星期二送過去，沒想到星期三就登了。”

　　以親身經歷講述中國變化

　　這個“星期三”是美國當地時間4月9日，這天恰好是奧運聖火在舊金山傳遞的日子，而陳沖正和丈夫、兩個女兒在外地度假，一路上，陳沖不斷接到國內同學的電話。“他們說網上已經翻譯成中文了，反響特別特別大，許多同學都把他們個人的觀點說出來，我當時挺感動的。”

　　在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中，不見任何火藥味式的回擊，而是從她個人特殊的經歷出發，冷靜平和地訴說着中國巨大的變化，以及西方對中國究竟存在怎樣的認識偏差。開頭，陳沖這樣寫道——

　　我1961年出生於上海，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我的童年時期，我目睹家庭失去房子。我的外祖父(張紹昌，當時中國著名的藥理學家——編者注)在英國研習醫學，因被冤枉是反革命和外國間諜而自殺。

　　那是最糟糕的時代。

　　然而，自從文革於20世紀70年代末結束後，我曾親眼目睹中國不可思議的進步。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發生了很少人能夠想象的變化。跟西方沒有任何聯繫的共產主義政府已經演變成一個更加開放、力圖融入國際社會的政府。

　　但陳沖個人在文革中的處境卻似乎並不糟糕。她坐着中國最後一班理想主義教育的列車，一路高歌前進：中學，第一批參加紅衛兵；14歲，進上海電影製片廠並加入共青團；19歲，獲得了百花獎最佳女主角、全國先進工作者……“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浪漫的時代。看《英雄兒女》，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約翰·克里斯朵夫》，裡邊情節都特浪漫。十五歲的時候拍《青春》，第一次坐飛機到北京，那時候有個鏡頭要在天安門前拍，挺激動的，挺浪漫的，覺得演得特真實，因為之前對天安門那種嚮往啊！”

　　這種理想主義的情懷就這樣簡單而有力地注入了陳沖的骨髓之中。

　　“這是一個幾乎已經進入潛意識的東西，除了對物質的追求，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似乎還有另外一種饑渴，一種要表達的衝動，所以這次看到這種不公道的事情，我才會勇敢站出來，因為它會引起我內心一個巨大的反應，即便這個反應是可能有傷於我個人利益的。”

　　西方歧視有時源於無知

　　是的，如果沒有這種理想主義情懷，陳沖可能也沒有今天這樣的成就。1981年，已經在國內影壇躍升為一線女星的她卻毅然選擇遠渡重洋。在隨行的行李箱裡，她帶了許多毛主席像章。

　　藉助着勇敢、執著，這位中國女演員在人生地疏的異國他鄉慢慢闖出了名堂，從《大班》《末代皇帝》，到《天與地》《家鄉的故事》，她用精湛的演技一步步折服了好萊塢挑剔的眼光。然而，在中西方還充滿隔膜的上世紀80年代，陳沖這一步的跨越卻異常艱難。

　　《國際先驅導報》：你曾說，從1981年赴美留學到1991年這十年，是你一生中最困惑、最痛苦的階段，是不是一部分原因源自於你無法融入美國社會？

　　陳沖：對，無法融入，當時特別困惑的地方在於，雖然經歷過文革，可對於什麼事情是對還是錯，心裡是有數的，但到了美國後，連對起碼的對與錯都產生了疑問。歧視也時常會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惡意的，而是一種無知。他們的無知讓你覺得，他們怎麼對我的背景、我的歷史、我的心願那麼不了解、不理解。你覺得孤獨就是因為你周圍的一些人對你是完全誤解的。

　　記得有一次跟一美國人聊天，我把腿稍微舉了起來，這人就說：你們共產黨教育出來的人，怎麼一點文化都沒有。我說這是我個人的問題，跟共產黨沒有關係，然後就把腿放下來了(笑)。不管怎麼說，我祖父輩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我自己也是從上海外語學院英語專業畢業，但這個人其實連大學都沒上過。

《國際先驅導報》：現在覺得能融入美國社會了嗎？

　　陳沖：還是會有隔閡。我之前參加了女兒同學的母親們組織的一個讀書會，她們推薦的書大家津津樂道，但我總覺得一點都不好看，而我覺得不錯的書，非常激動地介紹給她們，她們卻也一點都不能感受到我說的東西。這可能主要源於文化上的差異，從小成長環境的不同，很難改變的。

　　《國際先驅導報》：跟你初到美國時相比，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有改變嗎？

　　陳沖：還是有不少變化的。其實普通民眾對中國沒什麼敵意。中國武打片在美國這麼受歡迎，就說明他們對中國傳統的東西其實並不反感。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另外，像現在李連杰、成龍、周潤發能在美國主流文化受到肯定，也說明了這一點，因為跟女星不同，中國男星在好萊塢是很難立足的。

　　《國際先驅導報》：你在文章中說，你曾親眼目睹中國不可思議的進步，你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進步是什麼？

　　陳沖：太多了，這個舉不勝舉。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今天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年輕人基本上一畢業就回國工作，或者十年前出來留學的人，起碼有一半以上的都回國工作去了。對於他們來說，祖國就意味着一種希望，一種更好的前途。但像我們那批最早出來留學的，當時一畢業肯定選擇留在美國。

　　希望有幾百篇“陳沖文章”

　　《國際先驅導報》：你覺得《華盛頓郵報》為什麼會登你的文章？

　　陳沖：因為我知道該怎麼表達才有說服力。我是想說，像我這樣一個經歷過文革苦難、在西方也受了教育的人都不帶偏見地看待中國今天的變化，所以西方人就更要有這樣的耐心，看待中國往更好的方向走下去。

　　《國際先驅導報》：你在文中也提到了西藏，我知道你曾在西藏拍攝過《天浴》，當時對西藏的印象如何？

　　陳沖：我們拍戲的時候，常常看到公路邊有一些藏民在磕長頭，他們那種精神祈求挺感動我的。而且，我小姨夫、一些朋友的父母都曾經援藏當過大夫，可以說情感是在那兒的。西方人對西藏問題之所以存在一些偏見，很可能是一種無知，因為很多美國人不了解西藏歷史。

　　《國際先驅導報》：但似乎文章發表後，並沒有達到消除西方人偏見的目的，還是有很多人批評你？

　　陳沖：有幾個美國的朋友跟我說：你挺勇敢的，是在跟最大眾化的人在抗爭。因為你說的是“寡言”，不是大多數美國人歡迎的觀點。可見，一篇文章肯定達不到的，肯定要幾百篇文章，肯定要許許多多的努力。那些所謂的人權組織，“藏獨”組織在華盛頓遊說了很多年，花了很多錢和精力。這種遊說是有它的方法的，他們知道怎麼樣去擊倒美國人的弱點。

　　《國際先驅導報》：在“許許多多的努力”中，你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努力是什麼？

　　陳沖：其實就是需要公關。比方說我們中國的外交官，在一個總的方針之外，他說話的時候得有他自己的幽默，有他自己的發揮，外交官要做的就是怎麼樣才能把這種觀念兜售給別人，而不是寫一篇很嚴厲的文章讀出來，這樣是無法說服西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