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　 黃紀蘇 　一個社會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經常出來說公道話。要保證說的是公道話，需要說話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暫時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 可能說公道話的，要算讀書人也就是知識分子了。　我讀過一點中國革命史，中共幾位領袖面對生死時的表現值得玩味。李大釗在待死的日子裡寫下《獄中自述》數 千言，娓娓道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張皇失態的意思。陳獨秀1932年被國民黨捕獲，由上海解往南京，以當時的情形，此行料必凶多吉少。而幾個小時的滬寧 車上，他居然鼾聲大作，悠遊了黑甜鄉。瞿秋白犧牲前寫了很盧梭氣的《多餘的話》，這跟標準的董存瑞、邱少雲就義模式有些出入，曾讓人懷疑到他的堅貞。其實 要拿“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難度係數也許還要大於董、邱，更何況他也臨命放歌，仰天而眠，結束得極富美感。再看流氓無產者出身的顧 順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說這麼個平日往來三教九流、又會變魔術又能搞暗殺的人物，什麼沒見過，什麼放不下？但被國民黨特務抓住後沒一會兒功夫，他又大 變了回活人，把自己變成國民黨特務，領着弟兄們殺奔中共中央機關。還有向中發，共產國際可能是嫌中共的書生們老也成不了事，於是讓這位鬚髮飄然的老工人來 做總書記。總書記身在虎口卻捨不得女色，結果暴露了目標。被捕後又捨不得老命，於是把同志們的命湊齊了去贖自己的命。　 從諸如此類的事例中，我得到一點感 想：理想主義也許更是知識分子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我很清楚，捨生取義的文盲，滿腹詩書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這樣想的：知識分子成天抱本書，讀的不是別人 就是別家，不是別時就是別處，總之淨是與己無關的東西；他們通過閱讀和寫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種角色，體驗四面八方各樣人生——我的一個朋友從哪個角度看都不 像楊白勞的閨女，但有一陣子她就覺得自己是喜兒；經過對“虛擬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覆預習、溫習、複習還有總複習，“別人”的利益有可能轉變為“自己 ”的立場，別人的喜怒哀樂有可能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尺度；腦袋與屁股的分裂其實代表了人類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識分子”的題中之義；這種看似“虛假”的身份 認同和角色扮演，充分顯示了人類的“文化”特色；“偽君子”有時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過渡。讀書人比不讀書人有更多一些機會溜出自己的身體存在和社會 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樣的人混在一起，混時間長了，便混為了一談，成為“精神貴族”。孔子誇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我想這位徒弟不會真把自己等同 於棚戶區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鏈接。當文天祥“風檐展書讀”、默念《正氣歌》中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時，他的精神盪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 貴的行列，至於這副皮囊是早一天還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麼在話下了。而那些平日沒有“展書”習慣、缺少自我超越訓練的人，他們的人生意義之錨死死鈎住眼 前的紅燒豬蹄、酥胸玉腿不放，別說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錢都未必干。　 見賢思齊、法古今完人是一個慢性的改良過程，其間磨磨蹭蹭、偷工減料都屬正常。一夜 間發生革命性變化的事例聽說過，但沒見過——想想真見了也夠嚇人的。通過讀好人好事，我們給自己定個稍高的標準，仿佛毛驢嘴前懸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 心嚮往之。在惡欲熏天的世界裡能在存一點善念，有一點善行，總比早出晚歸坑蒙拐騙強。熟讀屈原的人，關鍵時刻未必真敢投河——無論是救人還是殉國，但他只 要不乘亂在河邊偷東西，那麼從《楚辭章句》、《楚辭別注》到郭譯《離騷》就算沒白出。熟讀《岳陽樓記》的人，未必真能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單位所有人都有了 地方住他才填寫《職工住房申請表》，但只要他稍知謙讓，就不算枉讀詩書。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長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順便說一下，“讀書 ”不僅有狹義，也有廣義。廣義的讀書包括看戲看電影、聽音樂聽評書、背兒歌玩遊戲——尤其是電腦遊戲。也就是說，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齊也是“讀書人”，如果 他一邊烤一邊哼着《霍元甲》主題歌搖頭晃腦。當然，如果工商執法人員巡邏過密，讓他未成曲調就狼奔豕突鑽小胡同，時候長了，就真可能把他還原成一個寸步不 離自我的動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關係只有“利益博弈”或“階級鬥爭”。利益博弈或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現實，要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沒有它肯定 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夠。我從前在一篇文章里說過，未來大同世界既是老闆面對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盤權衡利弊，噼里啪啦扒拉出來的，也是詩人悲天憫人， 於半醒半夢間做詩做出來的。　 說到這裡，一個垃圾堆似的問題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讀書人為什麼給人越讀越壞而不是越讀越好的印象呢？這印象當然過於籠統，不 乏誇大的成份，但不少知識分子就仿佛二惡英或綠膿桿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個事實。那天在網上讀到一貼：學界某名流在別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將眾女賓當醬 香羊蠍子拿着左吸右啃，就“真”性情這一點說，堪比過去街上公驢見母驢時的反應——我當時人小，直納悶怎麼會有五條腿的驢呢。 讀書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好些， 同樣也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壞些，關鍵還是看讀的什麼書。想想過去二三十年的書，應該說勸兩條腿人改當五條腿驢的書，占了社會人生類書籍（廣義）的不小比例。 這麼說並不意味着三十年前的“紅寶書”時代就沒問題，紅寶書講“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雖然比許三多的“不拋棄不放棄”還要勵志，但因為 標準定得過高，普通人難以達標，達不了標就特別愛看標兵的笑話，就特別容易對五條腿的驢發生親近感。那時靠手抄流傳的地下文學如畢汝諧的《九級浪》，就是 面對這種民間需求唱出的五條腿驢頌——畢君至今以名驢自得。 後來——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裡，學五條腿驢成了廣泛持久的讀書運動，這運動跟其他社會過 程協作聯動，對一兩代人實施了深刻的社會化，結果把不少大學教授洗得不知像什麼，反正不像教書的。我有個朋友，歲數不小了，就因為讀王朔王小波上了癮，生 怕別人說他不機靈，跟着電視裡上的葛優梁天勤學苦練，終於把一個本來挺忠厚的書生；練得跟小胡同里的“二兒”“三兒”似的。 知識分子不但通過讀書被傳染， 還通過寫書成為傳染源。當過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爾翻閱他年近古稀時的作品，也是一臉過了油的壞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訓了個把月剛放出來。 由這樣的讀書人直接掌握或間接影響的絕大部分媒體，向社會大氣層盡情排放五條腿價值觀。籠罩在這樣大氣中的世界，無論聽着、聞着還是看着，都越來越像野生 動物園。其實，這場讀書運動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定之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薩特在中國流行一時，那一代中國讀書人對“二十世紀的良心”的諸多警世恆言、勸 世良言視若無睹，只是讀到“他人是你的地獄”眉下才刀光一閃，洞徹了世界的本質。無獨有偶，那時的馬列主義史學家也從馬克思的著作里重新讀出“歷史由惡推 動”的道理。所以，讀什麼，讀出什麼，本身也是時代變遷的產物。“紅寶書”的末頁，其實就是《上海寶貝》的首頁。還是舉畢某的例子吧，他的回憶錄述及與哲 學家賀麟的交遊，時間為中國革命氣數已盡的文革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關於“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論斷及列寧的評語“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與毛澤東“要鬥私批修”的最高指示並列；賀老伯與我面面相對，會心微笑。　 今天的社會已經百分之百“唯物”主義了，而那些極具示範意義的五條腿讀書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圍物”——圍着基、股、房、車、乳、臀諸物 五蹄生風，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這樣的身體構造和社會環境，是不可能指望他們說公道話了。社會要想往好里走，需要開展新的讀書運動，造就新 的讀書人。 原載今年《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