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64大屠殺最後一個死難者----胡踐 .尹 進. 一個默默無聞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山西省太原工業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講師胡踐先生慘死在山西省第一監獄，這成為八九民運十二萬入獄者中，第一個被獲知慘死獄中的政治犯。監獄當局聲稱胡踐先生系精神失常，絕食而死，胡踐母親要求見屍體，當局無理拒絕，並強行火化。 胡踐是一個中共幹部子弟，其父系一九叄七年參加中共的老幹部，一九六八年胡踐先生隨北京知識青年下鄉插隊到山西農村，後來進入大學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原太原工業學院即現太原工業大學從事馬列理論教學工作。一九七七年因對前中共領導人華國鋒搞個人崇拜提出批評而被捕入獄兩年，華國鋒下台後方予出獄。 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胡踐先生因同情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反對中共血腥大屠殺，在群眾集會中公開譴責中共暴行，因而遭到中國警方以“煽動動亂的犯罪份子”為罪名的通緝，書生氣實足的胡踐先生在警方通緝捉拿他的時候，仍義無反顧地跑到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抗議中國政府血腥大屠殺，被北京市公安局抓獲。 胡踐先生被押回山西後，再次被關押在曾關押過他，也曾在閻錫山統治時期關押過中共早期領導人王若飛的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八九年九月底，筆者被緝拿歸案後，因被當局冠以所謂“九·二二暴監領導人”，並被罰加戴百餘斤重鐐銬期間，曾與胡踐先生同關押同一監號。 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零年胡踐先生與警方多次交涉，要求當局要麼判刑，要麼釋放，不得非法無限期關押，而當局拒不理睬。為此，胡踐先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關押四個半月後仍無法判刑者應予釋放的規定，身背行李兩次據理力爭要出看守所，被擋回，並被兩次數月加戴鐐銬懲罰，直到送往山西第一監獄前方被卸去。由此，一九九零年七月胡踐先生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時，又被加判逃脫罪一年半，法庭依據《刑法》兩罪合併執行減去半年，最後決定執行十一年。 胡踐先生被送到坐落在山西省祁縣(張藝謀所攝《大紅燈籠高高掛》外景地)的山西省第一監獄後，獄方每日專門供以玉米麵窩頭，每日關在一小囚室，強迫學習《社會主義大綱》，一位姓申的獄政科長動不動就大罵侮辱，由於胡踐先生拒不認罪，又無妻無子，而又不被親友理解，入獄後單位已將其開除，沒有任何經濟收入，完全到了無人過問的地步，其景況相當悽慘。 作家鄭義夫婦逃到美國後，山西八九民運參與者的悽慘境況才開始被世人注意。 我出獄後撰寫的山西獄中情況和人權狀況被送到海外後相繼在《中國之春》(九叄年一月號116期)和大赦國際的刊物上發表，一九九四年我到海外後在大赦國際的會中，以及民陣和德國綠黨舉行的六四追悼會上也多次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山西政治犯狀況。 感謝民陣德國分部和德國朝野的努力，山西其餘政治犯相繼被保外就醫，因為丁俊澤(被判十二年)嚴重心臟病加叄次腿斷，葛湖(被判七年)雙眼瞎了，李福發(被判七年)在獄中肋骨被打斷，筆者在中共獄中因受迫害曾全身癱瘓，逃到台灣又被打殘了腳。當初這批山西政治犯中也許胡踐先生還是個幸運者，可當噩耗傳來，我真的驚呆了 一個才華橫溢的教師， 一個老共產黨人的後代， 一個馬列主義的教育者， 一個還沒有作過爸爸的中年人， 一個有自己思想的中國人， 只因為他愛自己的學生，只因為他嚮往民主，只因為他有思想，只因為他有正義感，只因為他要把心裡的真話講出來，便慘死在那個當初也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獄中。 在此，我不禁要質問中共政府: 如果胡踐先生確屬精神失常，依照中國法律精神病患者是不應被判刑的，那為什麼要對其處以高達十一年的重刑？ 如果他是在獄中被迫害導致精神失常，依照中國法律也應保外就醫，為什麼始終拒不讓其保外就醫，也不送往醫院診治，而卻令其慘死獄中？這難道就是中共政府天天叫囂的中國的內政和生存權麼？ 如果胡踐先生確係絕食而死，那麼他當屬受到迫害後而引發絕食抗議，絕非憑空絕食，那麼他受到當局什麼樣的迫害呢，為什麼當局不敢讓其母親看一眼他的屍體，當局懷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鬼胎？ 就我所知從國民黨統治到共產黨統治，在監獄裡因絕食而致死的事件從未發生過，即使絕食到最嚴重的時刻也只能是變成痴呆和癱瘓，而不可能導致死亡，而胡踐先生之死當屬首例。 在此我強烈呼籲國際社會和那些整天圍着名人轉的“名運人士”們，關注一下胡踐的案子吧，人已死了，他永遠再不會來到人間為中國民主呼喊，但那是一條人命，那是一條為中國民主運動付出的四十六年的命，總不能這樣不明不白而默默無聞地死去吧？ 安息吧，胡踐先生！願你的思想、願你的理想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