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和徹底否定文革人右派辯論到底 |
送交者: 雷神 2009年06月13日09:48:5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願和“徹底否定文革”的右派們辯論到底 “文革”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一些右派死硬分子至今仍在用“花崗岩腦袋”念念不忘詛咒和謾罵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堅持要“徹底否定文革”。但是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恰恰證明,文化大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是十分正確的,在實際執行中,其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也是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路線、政策、方法都在中共中央通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需要強調的是,據《毛澤東傳》記載,《五一六通知》雖然是由毛澤東領導起草和多次修改的,卻是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一致通過的,主持擴大會議的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都表示“完全贊成”,沒有在會上表示任何反對意見。這一點是對右派們散布毛澤東“獨斷專行”的謊言的有力揭露。 《五一六通知》不僅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形勢的正確估計。而且反映了毛澤東見微知著、高瞻遠矚的科學預見能力。 經過三十年多年的民營私有化“改革”,成千萬工人下崗,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重新淪為被“老闆”們盤剝的階級。經過三十多年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徹底“開放”,黃、賭、毒泛濫成災,官員貪贓枉法,腐化墮落成為風氣、這少官員把一切“為人民服務”變成一切“以人民幣服務”。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成功法寶“以階級鬥爭為綱”變為“一切以錢為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這些變化都充分證實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闡明的觀點的正確性和對未來預見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文革“十六條”則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參加會議的所有中共中央委員都表示贊成,處於第一線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會議上都沒有表示反對。對共產黨員無限信任的人民認為,黨員,尤其是身為領導幹部的共產黨人,連死都不怕,如果有不同意見,為什麼不在黨的會議上光明正大地提出來?為什麼會上贊成,會後反對?這些歷史事實本身就徹底粉碎了右派們說毛澤東“獨斷專行”的謊言。 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口是心非、陽奉陰違、表面贊成暗中搗亂的走資派的頑強抵抗和干擾破壞,使文革經歷了各種曲折。但是全國億萬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在“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的指引下,把善於搞陰謀詭計、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打得落花流水,把他們竊取的部分權力重新奪了回來,成立了各級革命委員會,這是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勝利的標緻。 毛澤東去世後,如果中國能沿着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不斷前進,中國決不會成為像現在這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登峰造極、領導幹部貪贓枉法、黨內外為富不仁的資產階級分子歡欣鼓舞耀武揚威橫行不軌;工人階級大批失業下崗倍受剝削欺凌、農民工成為“牛郎織女”,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如果中國能堅決執行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正確路線,中國一定會成為讓無產階級揚眉吐氣、工農兵勞苦大眾當家作主,讓社會公平正義、讓資產階級“斷子絕孫”的標準的純粹的社會主義。但是,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時候,發動這場偉大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卻離開了人世,這真是中國人民最大的不幸。 毛澤東去世後,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利用奪取的輿論陣地和話語權,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了全面否定和詆毀,做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歷史決議”。然後進行長達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他們背叛了自己曾經舉手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把自己曾經“完全贊成”的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扔到了九霄雲外。同時,他們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大開方便之門,卻不讓毛澤東思想“開放”。以致右派分子敢於猖狂叫喊要封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烏有之鄉》網站。 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們一個個巧舌如簧,他們故意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界限,把“私有化”稱為“民營化”,把資本家稱為“企業家”,把國營企業中年薪高達幾千萬的官僚買辦分子稱為“國企高管”,把文化漢奸和反動學術權威稱為“學者”,把專門充當國際資產階級走狗的賣國經濟學家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先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靠“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起家並最後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所謂的“與日俱增”後,現在幾乎不提什麼“階級分析”的“階級鬥爭”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所說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如果人們要問什麼叫 “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話?或許這就是標準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 列寧說過,“忘記就意味着背叛” 。不知道那些黨員領導幹部是“忘記”了還是有意迴避《共產黨宣言》。現在,在各級政府和各種主流媒體的“字典”和文章里,再也沒有“壓迫”“剝削”“資本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這些名詞了,到處充滿着“和諧”。 但是真的就那麼“和諧”嗎?那為什麼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那麼不和諧呢?有的就只有詛咒的名詞呢?為什麼諸如“十年浩劫”“經濟處於崩潰邊緣” 之類的批判之聲不絕於耳呢?(應該特別說明一下,右派們在造這種謠言時,還真是無恥到“臉不變色心不跳”的程度,臉皮比城牆還厚,他們就是閉口不提文革時期國民總產值GDP的增長率,也閉口不提“兩彈一星”、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等大量世界級的科學技術成果,正是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取得的) 總之一句話,右派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糟得很”。但在老百姓的眼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得很”,因為它旗幟鮮明,革命的矛頭直指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讓人想起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當時的地主階級和黨內陳獨秀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代表就說農民運動“糟得很”,但毛澤東和貧下中農站在一邊,就是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 儘管右派們不遺餘力的詆毀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但這絲毫無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和永不磨滅的歷史光輝。它之所以沒有取得最後勝利,有着極為複雜的因素。一是黨內高層的右傾機會主義勢力有豐富的搞政治陰謀的經驗,他們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大肆干擾破壞,給文化大革命的進行設置了種種障礙;二是毛澤東年事已高,晚年身體多病,力不從心;三是在高層領導中很多老幹部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甚至持反對態度,如果不是由於毛澤東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幾乎就發動不起來。四是第一次進行文化大革命,難免發生群眾運動中容易出現的某些偏差,結果被慣於搞陰謀詭計的黨內走資派利用,挑動群眾斗群眾,掀起全國內亂;然後,善於搞陰謀詭計的走資派倒打一耙,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錯誤栽贓到毛澤東頭上,大肆進行反攻倒算。 搞陰謀詭計,然後嫁禍於人,是走資派的慣用手法。比如反右派鬥爭時,處在黨中央領導第一線的機會主義路線代表人物執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把給黨員或黨支部提意見的普通群眾也打成右派分子,大搞擴大化,結果劃了幾十萬“右派”。可二十多年後,走資派卻把反右中的擴大化錯誤栽贓到毛澤東身上,大肆妖魔化毛澤東。為討好真正的右派,和右派搞“統一戰線”,他們又大搞“一風吹”,給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也全部“平反”,結果鬧出茅于軾這種老牌右派並不領情的大笑話。他聲稱自己本來就是“準確的右派”,“本來就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需要平反。這可以說是右派分子給執行機會主義投降路線的代表人物一記重重的耳光。 大躍進時,也是處在領導第一線的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大搞陰謀詭計,大肆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大刮“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把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引入歧途,然後又把所有錯誤全栽贓到處在第二線的毛澤東頭上,其用心真是狠毒之極。 嚴格來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大部分都是走資派處心積慮蓄意把文化大革命地引入歧途所製造出來的“成果”,他們最大的陰謀就是轉移“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這個重要的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把水攪混,你毛澤東不是要鼓動造反派打倒走資派嗎?我就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搞白色恐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演變成第二次“反右鬥爭”,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三十多年來,右派分子總是把文革中出現的“武鬥”錯誤歸罪於文革和毛澤東,其實,最早搞“武鬥”的是一個叫“聯動”的群眾組織,其中大部分是走資派的子女,他們大搞“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大搞打砸搶,實際上是走資派暗中操縱這些不諳世事的年輕人轉移鬥爭大方向,保護自己。毛澤東一眼就看穿了他們的陰謀,因此在“十六條”中專門寫有“要文斗,不要武鬥”這一條。 總之,不管走資派搞什麼陰謀,不管文革中出現多麼複雜的局面,毛澤東都以他高超的領導藝術,力促革命大聯合,牢牢掌握着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直到反擊“右傾翻案風”。因此直到毛澤東去世前,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相當成功的。 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十分正確的,是完全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毛澤東指出,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時、非常必要的,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這一點,只要認真讀一讀《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8月8日黨中央一致通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並對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出現的一系列怪現象,就能得到充分證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的本質變化,也讓人想起大革命失敗時期,農村地主階級和貧下中農社會地位的變化。當時由於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執行投降主義路線,放棄革命的領導權,充當資產階級的附庸,以致“還鄉團”捲土重來,使土地革命遭受滅頂之災。結果使“一切權力歸農會”變成“一切權力歸還鄉團”。 後來,是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挽救了中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防止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偉大壯舉。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既具有極精準的預見性,又具有非常現實的可操作性。我們可以仔細看一看《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對形勢的分析,再對照當今的現實,是多麼的吻合! 右派先生們不是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嗎?那就應該有勇氣徹底否定文革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並把它們“徹底”駁倒。為此我們願意和右派先生們進行大辯論,並辯論到底。 真理越辯越明,“不爭論”不是馬列主義的態度。 我們之所以敢於和右派辯論,是因為堅信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符合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的。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不久前,偶爾聽香港鳳凰電視台的某位主持人放言,說有關部門將公布文化大革命中的“檔案”,以便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清算”。很奇怪,右派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清算”都進行了三十多年了,現在還要怎麼清算呢?真想領教領教。但至今也沒有看到“有關部門”公布檔案。可見這個傳言是一種別有用心的煙幕。 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或檔案,大部分六十年代的青年都熟悉。但七十年代後的青年,就不那麼熟悉,因此公布文革檔案,讓他們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其實是很必要的。為此特將文化大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轉載於下。並特別敬請鼓吹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派先生們仔細閱讀,並一條一條“徹底否定”一番如何?真理越辯越明,我們願和右派先生們辯論到底。 轉帖: 毛主席的文革十六條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 1966年8月8日 ) 一、 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轉帖: 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 ( 1966年5月6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我國正面臨着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着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藉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覆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闢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闢道路,而要重新開闢道路。提綱是企圖打着“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那一個文件是錯誤的,那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文革”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一些右派死硬分子至今仍在用“花崗岩腦袋”念念不忘詛咒和謾罵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堅持要“徹底否定文革”。但是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恰恰證明,文化大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是十分正確的,在實際執行中,其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也是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路線、政策、方法都在中共中央通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需要強調的是,據《毛澤東傳》記載,《五一六通知》雖然是由毛澤東領導起草和多次修改的,卻是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一致通過的,主持擴大會議的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都表示“完全贊成”,沒有在會上表示任何反對意見。這一點是對右派們散布毛澤東“獨斷專行”的謊言的有力揭露。 《五一六通知》不僅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形勢的正確估計。而且反映了毛澤東見微知著、高瞻遠矚的科學預見能力。 經過三十年多年的民營私有化“改革”,成千萬工人下崗,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重新淪為被“老闆”們盤剝的階級。經過三十多年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徹底“開放”,黃、賭、毒泛濫成災,官員貪贓枉法,腐化墮落成為風氣、這少官員把一切“為人民服務”變成一切“以人民幣服務”。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成功法寶“以階級鬥爭為綱”變為“一切以錢為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這些變化都充分證實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闡明的觀點的正確性和對未來預見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文革“十六條”則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參加會議的所有中共中央委員都表示贊成,處於第一線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會議上都沒有表示反對。對共產黨員無限信任的人民認為,黨員,尤其是身為領導幹部的共產黨人,連死都不怕,如果有不同意見,為什麼不在黨的會議上光明正大地提出來?為什麼會上贊成,會後反對?這些歷史事實本身就徹底粉碎了右派們說毛澤東“獨斷專行”的謊言。 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口是心非、陽奉陰違、表面贊成暗中搗亂的走資派的頑強抵抗和干擾破壞,使文革經歷了各種曲折。但是全國億萬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在“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的指引下,把善於搞陰謀詭計、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打得落花流水,把他們竊取的部分權力重新奪了回來,成立了各級革命委員會,這是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勝利的標緻。 毛澤東去世後,如果中國能沿着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不斷前進,中國決不會成為像現在這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登峰造極、領導幹部貪贓枉法、黨內外為富不仁的資產階級分子歡欣鼓舞耀武揚威橫行不軌;工人階級大批失業下崗倍受剝削欺凌、農民工成為“牛郎織女”,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如果中國能堅決執行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正確路線,中國一定會成為讓無產階級揚眉吐氣、工農兵勞苦大眾當家作主,讓社會公平正義、讓資產階級“斷子絕孫”的標準的純粹的社會主義。但是,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時候,發動這場偉大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卻離開了人世,這真是中國人民最大的不幸。 毛澤東去世後,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利用奪取的輿論陣地和話語權,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了全面否定和詆毀,做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歷史決議”。然後進行長達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他們背叛了自己曾經舉手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把自己曾經“完全贊成”的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扔到了九霄雲外。同時,他們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大開方便之門,卻不讓毛澤東思想“開放”。以致右派分子敢於猖狂叫喊要封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烏有之鄉》網站。 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們一個個巧舌如簧,他們故意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界限,把“私有化”稱為“民營化”,把資本家稱為“企業家”,把國營企業中年薪高達幾千萬的官僚買辦分子稱為“國企高管”,把文化漢奸和反動學術權威稱為“學者”,把專門充當國際資產階級走狗的賣國經濟學家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先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靠“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起家並最後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所謂的“與日俱增”後,現在幾乎不提什麼“階級分析”的“階級鬥爭”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所說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如果人們要問什麼叫 “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話?或許這就是標準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 列寧說過,“忘記就意味着背叛” 。不知道那些黨員領導幹部是“忘記”了還是有意迴避《共產黨宣言》。現在,在各級政府和各種主流媒體的“字典”和文章里,再也沒有“壓迫”“剝削”“資本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這些名詞了,到處充滿着“和諧”。 但是真的就那麼“和諧”嗎?那為什麼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那麼不和諧呢?有的就只有詛咒的名詞呢?為什麼諸如“十年浩劫”“經濟處於崩潰邊緣” 之類的批判之聲不絕於耳呢?(應該特別說明一下,右派們在造這種謠言時,還真是無恥到“臉不變色心不跳”的程度,臉皮比城牆還厚,他們就是閉口不提文革時期國民總產值GDP的增長率,也閉口不提“兩彈一星”、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等大量世界級的科學技術成果,正是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取得的) 總之一句話,右派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糟得很”。但在老百姓的眼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得很”,因為它旗幟鮮明,革命的矛頭直指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讓人想起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當時的地主階級和黨內陳獨秀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代表就說農民運動“糟得很”,但毛澤東和貧下中農站在一邊,就是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 儘管右派們不遺餘力的詆毀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但這絲毫無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和永不磨滅的歷史光輝。它之所以沒有取得最後勝利,有着極為複雜的因素。一是黨內高層的右傾機會主義勢力有豐富的搞政治陰謀的經驗,他們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大肆干擾破壞,給文化大革命的進行設置了種種障礙;二是毛澤東年事已高,晚年身體多病,力不從心;三是在高層領導中很多老幹部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甚至持反對態度,如果不是由於毛澤東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幾乎就發動不起來。四是第一次進行文化大革命,難免發生群眾運動中容易出現的某些偏差,結果被慣於搞陰謀詭計的黨內走資派利用,挑動群眾斗群眾,掀起全國內亂;然後,善於搞陰謀詭計的走資派倒打一耙,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錯誤栽贓到毛澤東頭上,大肆進行反攻倒算。 搞陰謀詭計,然後嫁禍於人,是走資派的慣用手法。比如反右派鬥爭時,處在黨中央領導第一線的機會主義路線代表人物執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把給黨員或黨支部提意見的普通群眾也打成右派分子,大搞擴大化,結果劃了幾十萬“右派”。可二十多年後,走資派卻把反右中的擴大化錯誤栽贓到毛澤東身上,大肆妖魔化毛澤東。為討好真正的右派,和右派搞“統一戰線”,他們又大搞“一風吹”,給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也全部“平反”,結果鬧出茅于軾這種老牌右派並不領情的大笑話。他聲稱自己本來就是“準確的右派”,“本來就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需要平反。這可以說是右派分子給執行機會主義投降路線的代表人物一記重重的耳光。 大躍進時,也是處在領導第一線的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大搞陰謀詭計,大肆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大刮“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把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引入歧途,然後又把所有錯誤全栽贓到處在第二線的毛澤東頭上,其用心真是狠毒之極。 嚴格來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大部分都是走資派處心積慮蓄意把文化大革命地引入歧途所製造出來的“成果”,他們最大的陰謀就是轉移“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這個重要的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把水攪混,你毛澤東不是要鼓動造反派打倒走資派嗎?我就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搞白色恐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演變成第二次“反右鬥爭”,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三十多年來,右派分子總是把文革中出現的“武鬥”錯誤歸罪於文革和毛澤東,其實,最早搞“武鬥”的是一個叫“聯動”的群眾組織,其中大部分是走資派的子女,他們大搞“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大搞打砸搶,實際上是走資派暗中操縱這些不諳世事的年輕人轉移鬥爭大方向,保護自己。毛澤東一眼就看穿了他們的陰謀,因此在“十六條”中專門寫有“要文斗,不要武鬥”這一條。 總之,不管走資派搞什麼陰謀,不管文革中出現多麼複雜的局面,毛澤東都以他高超的領導藝術,力促革命大聯合,牢牢掌握着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直到反擊“右傾翻案風”。因此直到毛澤東去世前,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相當成功的。 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十分正確的,是完全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毛澤東指出,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時、非常必要的,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這一點,只要認真讀一讀《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8月8日黨中央一致通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並對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出現的一系列怪現象,就能得到充分證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的本質變化,也讓人想起大革命失敗時期,農村地主階級和貧下中農社會地位的變化。當時由於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執行投降主義路線,放棄革命的領導權,充當資產階級的附庸,以致“還鄉團”捲土重來,使土地革命遭受滅頂之災。結果使“一切權力歸農會”變成“一切權力歸還鄉團”。 後來,是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挽救了中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防止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偉大壯舉。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既具有極精準的預見性,又具有非常現實的可操作性。我們可以仔細看一看《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對形勢的分析,再對照當今的現實,是多麼的吻合! 右派先生們不是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嗎?那就應該有勇氣徹底否定文革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並把它們“徹底”駁倒。為此我們願意和右派先生們進行大辯論,並辯論到底。 真理越辯越明,“不爭論”不是馬列主義的態度。 我們之所以敢於和右派辯論,是因為堅信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符合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的。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不久前,偶爾聽香港鳳凰電視台的某位主持人放言,說有關部門將公布文化大革命中的“檔案”,以便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清算”。很奇怪,右派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清算”都進行了三十多年了,現在還要怎麼清算呢?真想領教領教。但至今也沒有看到“有關部門”公布檔案。可見這個傳言是一種別有用心的煙幕。 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或檔案,大部分六十年代的青年都熟悉。但七十年代後的青年,就不那麼熟悉,因此公布文革檔案,讓他們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其實是很必要的。為此特將文化大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條”》轉載於下。並特別敬請鼓吹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派先生們仔細閱讀,並一條一條“徹底否定”一番如何?真理越辯越明,我們願和右派先生們辯論到底。
轉帖:
毛主席的文革十六條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 1966年8月8日 )
一、 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轉帖: 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 ( 1966年5月6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我國正面臨着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着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藉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覆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闢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闢道路,而要重新開闢道路。提綱是企圖打着“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那一個文件是錯誤的,那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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