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七）


蘆笛


五、我的理解


（一）周毛領袖素質比較


其實我已經在先前的章節中屢屢提示了，毛澤東的崛起乃是必然的，他的主觀素質符合中共爛污革命的篩選標準，其他黨領袖無一具備其中最重要的主觀素質，國府要人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決定他一定會贏得黨內外權力鬥爭。

要作革命領袖，第一條必需主觀素質就是心狠手辣，敢於並善於殺人。中共領袖都具備了這一氣質，張國燾不必說，王明不必說，就連周恩來在這方面也毫不遜色。他初出茅廬第一功，就是策劃指揮中共特科殺手勒斃顧順章滿門良賤，分埋三個庭院（《王力反思錄》），此後他又在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前夕決定殺害數千名傷病員以及“不可靠分子”（《龔楚回憶錄》）。在這點上，周和毛以及其他領袖並無什麼不同。

周恩來不如其他領袖的第一個顯眼的主觀素質缺陷，乃是他似乎沒有強烈的使命感與領袖慾，沒有“本人不出，如蒼生何”的強烈幻覺，不具備“我就是中國的大救星”的偏執，在這點上他甚至連民運邊緣人物高寒先生都不如。這就是為大眾觀察到的“周沒有野心”的由來。他的確沒有當第一把手的野心，因為他缺乏毛式病態自信。

周的另一個觸目特點，乃是天性怯懦，缺乏湖南騾子死不認錯蠻幹到底的氣魄。他從政的一生便是違心認錯的一生，並不自臣服於毛始。早在毛進入中央主事前，他便在莫斯科批判立三路線時沉痛懺悔，獲得寬恕，得以留在中央作事實上的一把手。當你死我活的黨內權力鬥爭爆發時，他因為天性怯懦，傾向於息事寧人“和稀泥”，所以在受人逼迫時便輕易讓位，先聽任毛澤東蠶食其軍事指揮權，後又將紅軍總政委職務輕易讓給張國燾。

這就是大眾觀察到的“不計較個人權力得失”的由來，但要說他絲毫不眷念權力則實難思議。政客猶如癮君子，權力就是他們的海洛因。周放棄權位從來不是主動的，不過是出於怯懦向更強者投降罷了。李立三下台後，他擔任了事實上的一把手，只是用向忠發作傀儡。然而王明、博古崛起後，他毫不抵抗便讓兩人排眾而前入主中央，爬到自己頭上去。在這點上他連中共其他領袖都不如。哪怕毛不出世，周也決不可能是第一把手，只會是張國燾或王明當家。

周的第三個觸目特點乃是阿拉下江人的精於望風使舵，及時認清風向，把寶押在勝利者一邊，從而在無比險惡的黨內生態環境中生存下來。不惜一切代價生存下來便是他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則”，為此他什麼都可以犧牲，包括自己的親人和前來投奔的戰友。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

上述三個弱點，決定了周遲早要向毛投降，而隨着毛的權力增加，周的骨氣也就相應遞減，兩者成此消彼長的反比關係。這是兩人天賦較量的必然結果，有沒有《伍豪啟事》都這樣。大眾必須記住，政治家的天賦並不光是智力，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天生主觀氣質諸如使命感、領袖慾、意志等其實是更重要的天賦，是它們而不是智力天賦決定了政客們的成敗甚至存亡。

相比之下，毛擁有的政客天賦是中共領袖乃至全國政客中絕無僅有的，這就決定了他一定會勝出。

我已經在前節中指出，毛對我黨最大的貢獻，乃是在抗戰爆發前夕就制定了把內戰偽裝為外戰的英明戰略，但張聞天也同樣看到了這一點。不過，只有毛才有那潑皮膽氣實施到底，取得偉大勝利。這就是統帥和幕僚的區別。

毛最觸目的主觀天賦，其實為黑社會老大們共有。中國的黑社會潑皮們較量膽氣時，常常採用常人無法理解的自傷比賽，例如把燒紅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燒得吱吱響還面不改色談笑風生。誰能以最令人髮指的方式自傷還能鎮定自若，誰就是當仁不讓、眾望所歸的大王。

這是什麼原理？黑社會的人常說：“膽大的怕不要命的。”連自己的肢體都敢毫不猶豫地傷殘的人，當然是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什麼事都能幹出來，毫無常人的顧忌，當然要懾服眾流氓。我黨本質上就是個黑社會，領袖的篩選機制完全相同，膽大的怕了不顧一切後果胡來的不要命的人。毛把這點看得清清楚楚，多次使用這種自傷式訛詐迫使眾人就範。

我已在前文中舉出了偉大領袖給周恩來的英明指示來說明這一點：

“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如歷史證明的，這訛詐果然一再奏效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是自傷訛詐。蔣若不屈服，結果就是全面內戰爆發，讓日本人坐收卞莊刺虎之利，亡國禍不旋踵。蔣當然害怕那慘痛後果，所以不能不一再屈服。

毛的一生，就是反覆使用這自傷式訛詐的一生，無論是內政外交都搞這一套。1958年爆發的金門危機就是這訛詐戰術的經典示範。

我已經在《白痴》系列中指出了金門危機的實質，其實這話李志綏大夫早就說過了。剛才去網上調來他的回憶錄的中文版有關章節，發現嚴重偏離原意，只好按英文版勉力譯出，雖然這只可能是毛原話的近似物，但我敢保證它比港台幫菜的粗製濫造更逼真：

“毛知道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同志’以及國內某些同志以為他想要拿下
台灣，但那從來不是他的意圖。他甚至連金門馬祖都不想攻占。‘金門
和馬祖是我們牽住台灣的兩根繩子，’他說，‘如果我們拿下了它們，
我們就丟掉了那兩根繩子。人不是都有兩隻手麼？如果我們失去了這兩
只手，台灣就再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我們就讓台灣滑出了掌心。這
兩個島就是指揮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跳舞的指揮棒，讓他們跳過來跳
過去。你沒見他們跳得有多漂亮？’

對毛來說，炮擊金馬純粹是一場表演，這場遊戲是為了向赫魯曉夫和艾
森豪威爾同時證明他不受控制並拆赫魯曉夫和平外交的台。這遊戲是危
險的賭博，以核戰威脅世界並使億萬中國人民蒙受了生命危險。”

李大夫說的一點都不錯，金門危機就是毛故意和赫魯曉夫搗亂的流氓把戲。此前赫魯曉夫提出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毛莫名其妙大發脾氣，痛罵了蘇聯大使尤金，要赫魯曉夫自己來說清楚。赫馬上趕到北京，以為他能輕而易舉地消除毛的誤會，不料被毛臭罵了一頓，還在游泳池裡接待他，讓赫魯曉夫備受羞辱。饒是如此，赫魯曉夫還是盡力維護大局，消除誤會，緩和氣氛，最後回國時還以為終於化解了兩國關係危機。

不料赫魯曉夫前腳走，毛後腳就下令炮擊金門，事先根本不和盟國蘇聯打招呼（蘇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轉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擊觸發了國際危機。美國在台灣海峽大規模展示實力，部署了兩百多架能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如果中美大戰爆發，蘇聯很可能被拖進去，但莫斯科別無選擇，只能宣布堅決支持北京，使得美國人認定赫魯曉夫就是這事件的後台（參考文獻同上，Note 148）。

同年９月４日，國務卿杜勒斯威脅要用戰爭保衛金馬。次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趕往北京。毛對他說，如果美國用核彈轟炸中國，中國軍隊就要遠遠撤入內地，將美軍誘入中國本土。一旦美軍進入中國本土，蘇聯人就該使用所有的武器消滅他們。葛氏被這偉大戰略嚇得靈魂出竅，禮貌地拒絕了這一建議（參考文獻同上，Note 149）。

在我看來，沒有哪個例子能比這更經典地顯示偉大領袖的自傷訛詐術了，那就是不但徹底無視盟約規定的己方義務，而且把盟國承擔的義務化為其無從解脫的困境。這種龜孫子兵法本來就夠無賴的了，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他根本不考慮這麼做會給本國帶來亡國滅種大禍。那把美軍誘入中國本土再請蘇聯用全部核武器殲滅的喪心病狂的戰略，就連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來，就算想到了，也絕對沒有那膽略去實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對方不敢走這種險棋，而這就是他的自傷訛詐能屢屢奏效的原因。當然這也不是萬能的。例如中美對抗曾經使得美國兩次考慮使用核武器，一次是麥卡瑟在韓戰初期建議動用核武器轟炸東北並沿鴨綠江施放核廢料。另一次就是金馬危機時艾森豪威爾準備對中國進行核轟炸。但這兩次都沒有成為事實。麥卡瑟的建議連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都沒能通過，而艾森豪威爾也只是考慮而已。民選總統真要跨過那步去，其實很不容易，除非是在大戰爆發後才有可能。再說，彼時中蘇是盟國，蘇聯多次宣稱，對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攻擊就是對蘇聯本土的攻擊，蘇聯必定要立即還擊。美國不能不投鼠忌器。

但跟極權國家玩這套可就不靈了。７０年代初期，老大哥真想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如果不是老美出來救命，中國早就萬劫不復了。毛似乎也看出了這一點，這才不聲不響軟了下來，停止在邊境上的挑釁並決定接近美國。

但不管怎樣，這自傷訛詐戰略確實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起碼在內鬥（無論是內戰還是黨內權力鬥爭）中確保了他從勝利走向勝利，這工作原理很簡單：對方真相信他會不顧一切拼個魚死網破，玉石俱焚，招來亡國或亡黨大禍，於是便嚇得乖乖投降。

如今我黨高幹也學會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精髓，卻不幸沒有看出它的工作原理全在於對方相信己方真會不顧一切亂干，而毛也確實多次顯示他真能毫無忌諱地亂干，並不是吹大氣放空炮。於是才有朱成虎將軍“西安以東”的千古鬧劇出台。朱將軍不知道今日已無毛澤東，這種大話就連愚民都糊弄不過去，遑論令訛詐對象真心相信那些空洞威脅會兌現。正是“畫毛不成反類豬”，唯一效果便是騰笑萬邦。

總而言之，毛就是靠這一手征服了全黨的。如所周知，在廬山會議上，他威脅全黨，如果“人民解放軍跟你（蘆按，指彭德懷）走，我就上山打游擊。”“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嚇得陶鑄同志8 月5 日寫信給黃克誠，說：

“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
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
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
‘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
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
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
之婦。”（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版》）

從陶鑄同志的心聲不難看出，毛澤東其實與動輒揚言離婚的潑婦差不多，區別只在於，他是真敢“離婚”的，而那“離婚”就意味着亡黨亡“國”。誰都不敢走到這步上去，所以只能乖乖接受訛詐。

毛在文革中更是頻頻使用這訛詐手段，1967年2月16日，陳毅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說：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延安整風）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陳毅此話不但翻了延安整風的案，而且還指出文革和延安整風一樣，是打擊忠貞耿亮之士，把馬屁鬼提上去，這就戳到了萬萬不能戳的毛的痛處。兩天后毛召集緊急會議，再度用分家來訛詐反對者：

“你們要否定‘文革’，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呢。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革’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 （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毛的第二個領袖素質，乃是他自己說的“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的談話），亦即絲毫不遵守黨紀國法並以此為榮。

在毛崛起前，黨的代表大會從來是如期召開，但毛崛起後，因為害怕得不到多數（敬愛的林副統帥指出：“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便遲遲不開黨代會，致使黨的六大與七大竟然相隔17年，比蘇共18次與19次黨代會相距時間還長４年。

待到文革前夕，毛更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規”，什麼踐踏黨紀國法的爛事都幹了出來，這裡引用幾段王光美同志的揭發（黃崢《王光美訪談錄》）：

１、搶占利用輿論陣地，對同志搞突然襲擊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
‘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
“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
風掃地。’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
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報猛攻北京市委，口氣很
大，說：‘你們是些什麼人，搞的什麼鬼，不是很清楚嗎？’‘打破修
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
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
進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並
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
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佩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
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
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後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
到衝擊。陳伯達、康生等人更加神氣起來。他們直接控制報紙、電台，
連篇累牘地發表煽動性的社論、文章、口號。大中學校的學生被狂熱地
煽動起來，混亂情況到處出現。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
思想準備。

…………

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當時報刊上發表的那些帶煽動性
的、影響全國的文章，完全是陳伯達等人搞的，根本沒有通過在北京主
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說在這個時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話，那
就是陳伯達、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

２、出爾反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
批準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
意的。”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評少奇、小平同志怕字
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
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
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幹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少奇認為，馬
上把工作組全部撤出會引起混亂，但表示服從主席的決定。少奇、小
平同志還表示，自己沒有領會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響應主席的號召，
到群眾中去看大字報，參加大辯論，接受鍛煉和考驗。”

３、踐踏黨紀國法的最起碼程序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
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
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
陳雲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
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職務，就
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選舉時還不是副主席，
是後來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補選的，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卻成了
唯一的副主席。”

光美還忘了列舉偉大領袖首創讓紅衛兵列席８屆１１中全會的光輝先例（後來他又讓王海蓉、唐聞生等人參加政治局會議批判周恩來），在黨的８屆１２中全會上主持通過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首創黨中央全會罷免國家主席的奇蹟。

這一系列爛事就連斯大林都做不出來，人家不管怎麼殺人，畢竟還是講究“程序”招牌的。例如為了讓布哈林認罪，他竟然修改了蘇聯刑法，規定可以槍決未成年罪犯，以便用槍決布哈林的孩子去威脅布屈服，而偉大領袖索性連這些官樣文章都免了，其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拘一格可見一斑。

“兩軍相逢勇者勝”，阿隨早就英明指出了，生存競爭就是比賽誰更沒良心。換言之，只有超級流氓才能治中國。毛不勝出何待？


【未完待續】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八）


蘆笛


毛的第三個領袖素質，乃是他和廣大工農群眾心連心，而黨國其他領袖誰也沒這優勢。歷史上大概再沒有誰能像毛澤東那樣，能夠使用工農大眾喜聞樂見的話語，巧妙地奉承他們，專把他們的缺點吹成優點，把他們的胡作非為吹成孫大聖式的英勇造反，還能時時用通俗易懂的口號或比方將他們煽動起來，去為自己衝鋒陷陣，肝腦塗地，死而無悔。

毛的“群眾路線”的第一條，就是無條件肯定並由衷欣賞工農大眾在淪為暴民時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原始獸性，諸如野蠻、殘忍、血腥和無法無天等等。暴民行為越過火，越恐怖，毛便越發開心，聲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這種奇特的心理素質似乎並不見於毛的戰友。比較一下敬愛的叛徒內奸工賊劉主席和偉大領袖對大革命時代的工農態度就能看出這一點來。其時少奇主管工運，潤之指導農運，兩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惡化為痞子運動。儘管工運要好得多，少奇同志還是給嚇得半死：

“這時‘左’傾情緒比安源嚴重得多，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
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
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
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通的。工會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
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在武漢那樣大的城市，那
樣多人幹起來，真有點駭人。”（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
個問題》）

這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列舉的無法無天行為比起來算什麼呢？“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對此毛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少奇卻坦率地承認：“那樣多人幹起來，真有點駭人”！豈不聞“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毛對暴民行為的肯定，不是理論探索的結果而是天生氣質使然，張戎對此所作的分析是我見過的最精闢中肯的：

“毛的溫和觀點在其後的湖南鄉間巡視時發生了巨變。毛後來說：‘當
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
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
這三十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從他巡視後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可以看出，毛髮現他很喜歡暴力，喜歡大亂，喜歡殘忍，他找到了自我。
這一發現對他未來的統治產生了莫大影響。”

“吸引毛的是野蠻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會結構的暴力。這正是蘇
俄社會革命的模式。毛不是從理論上信仰這種模式，而是從性格上走了
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報
告》。毛澤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模模糊糊，在直覺上卻與列寧主義不謀
而合。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
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制止。他們其實不是蘇俄式的共產主
義者，而毛卻是。”

的確，毛雖然終生不懂馬列，在大革命前更是只看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記住了“階級鬥爭”四個字，但他乃是天生的列寧主義者，其對暴力之天然喜愛如水之就下。只有在大規模的群眾暴力中，他才能找到自己。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此所以他在當國之後要毫無必要地把國家投入周期性大亂。他曾對李志綏直言不諱地承認：“我喜歡天下大亂。”

毛的這一天性使得他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居於天然優勢。如所周知，馬列主義乃是一種媚俗邪教，其基本教條就是將工農頂到頭上。用敬愛的林副統帥“言語不多道理深”的精練表達來說便是：“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這便成了毛在權力鬥爭中反覆使用的無往而不勝的強大法寶。其操作程序如下：

不負責任地煽起群眾運動──引起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領導恐慌──試圖約束運動，恢復秩序──毛出來指控他們鎮壓群眾，將其一棍子打死。

毛對暴民行為的由衷愛好，不僅讓他獲得了一種整垮政敵的巧妙手段，更讓他由此具備了對廣大群眾的強大感召力。文革期間流行的口號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我認為這雖然是無恥文人之作，卻在很大程度上說出了工農大眾心裡話，至今仍是王司令忍不住時時流露的心聲。

毛對群眾的感召力還來自於他流露出來的那種潑皮性格、蠻幹精神、反智主義口號與反文明主張最能引起愚民的激賞，“老子就是不信邪”、“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外行能夠領導內行”、“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等口號，對“大老粗”的熱情謳歌，以及將不講衛生的陳規陋習美化為靈魂聖潔的象徵等反文明主張，雖然本質上為一切文明主流所不容，也是反馬列主義的，卻破除了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大眾的自卑心理，讓他們破天荒第一次獲得了一種相對於其他階級特別是“臭老九”的心理優越感，從此揚眉吐氣，“如今要做頂天立地的人哪！”

這大概是最難破除的毛共黨文化教條。世上也只有蘆某這種“三Ｋ黨分子”敢出來告訴大家，皇上其實一絲不掛，工農大眾既不是聖賢，也不是諸葛亮，而“大老粗”也不是光榮稱號，乃是一種社會不公造成的個人不幸。

可哪怕是在海外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之中，說出這些大實話都要變成眾矢之的。前些天我指出高寒不過是個半老粗或３／４到４／５老粗，滿口病句別字，什麼作品都沒有，連當年上海工人作家胡萬春都不如，比農民作家浩然就更不用說了，其唯一拿手好戲便是在網上打架，自稱神功無敵，卻要去冒充作家並覬覦“獨立中文筆會”主席或秘書長職位，此乃世上比較荒唐而且無恥的事。這大實話竟爾引起“局外”等一干小丑大嘩，那理由似乎是指責別人是“大老粗”乃是極不道德的事，比高寒造謠誣衊我是共特、是使館間諜頭子的座上客更為天理不容，大老粗當然可以而且應該當作家甚至“民主作協主席”。

就連在２１世紀海外都如此，毛時代如何可想而知。毛當然要在廣大工農群眾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根本不是其他領袖可以抗衡的。

毛主席群眾路線的最後一條，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指出過了，乃是他能在需要的時刻使用易誦易記的俗話編成的簡單口號，並使用ＧＰ不通的文學比喻來代替推理，將歪理打扮得振振有詞，以此將愚民煽動起來，去為他火中取栗。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諸如他使用數字、順口溜或簡單對聯為全民編制連文盲都能記住的口號：“一斗二批三改”，“打老蔣，保家鄉”、“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等等，等等。

必須強調指出，中國普遍低下的民智水平，決定了大多數人特別是智力低下的偽知識分子們至今不認推理，只認“言語不多道理深”的文學比喻，而毛澤東就是最善於使用爛比喻進行模糊煽動的宣傳大師。不管是什麼場合，他都一定要使出這手來，例如在金門危機中，他竟然用“人都有兩隻手”去類比金門馬祖，又用“指揮棒”去作類比。世上只有他，會發明“美帝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其實是套在脖子上的絞索”的阿Ｑ式比喻來，也只有他會用“資本主義大月經”的噁心表述，來向文盲共干們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和這比起來，無論是阿隨的“狼羊－點菜律”還是冼岩“二奶”說，都陳陳相因，了無創意。

和偉大領袖比起來，周的個人魅力一錢不值。周只能迷住並俘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對工農大眾並無什麼感召力。仔細閱讀他在文革群眾集會上的講話便不難洞悉這一點，那對群眾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煽惑力。廣大工農群眾之所以喜歡他，無非是因為他長得漂亮，風度出眾，據說又是個清官而已，那種感情和對影星的崇拜似乎也沒有太大區別，與把毛當成救星崇拜完全是兩回事。

由以上論述可知，毛對周擁有全面的性格優勢，周根本不是毛之敵，淪為毛奴乃是必然的。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罕見奇談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