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國共用人的不同

蔣中正留用諍言者，撤換被批評者，以鞏固自己的權力；毛澤東打倒進言者，提拔新的人選，以鞏固自己的權力。

蔣毛這樣的風格，一直影響着國共兩黨的路線方針，也影響着兩黨後來領袖的用人和做人，做事和做官。

傅斯年1920年到歐洲留學，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研讀實驗心理學、比較語言學和東方語言。1926年10月，傅斯年海歸，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併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

傅斯年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污舞弊，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中正親自請他吃飯。蔣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傅斯年分別於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在《世紀評論》[1] 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時政。

傅斯年指出，“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惟恐其不亂，如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至於說到政治，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之運命者，必須會悟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

蔣中正留任傅斯年，他1949年飛到台北，接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辦學經費，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是敢在蔣中正面前從容蹺起二郎腿、抽着煙斗的人。

朱偰留在大陸遭受勞改

同時留德海歸的朱偰也寫了《我所親眼看到的通貨膨脹內幕：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朱偰在大陸由於大膽進言社會，反而受到重用，先後被任命為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署長。

1949年春，朱偰拒絕去台灣，留在南京。1957年，朱偰為南京古城牆戴上了一頂“右派”帽子，1961年9月，帽子被摘掉。他認為莫名的厄運結束了，可是後來那段歲月，朱偰遭受勞改、批鬥、遊街、寫檢查書、認罪書，因難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體的殘酷折磨於 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憤而辭世，終年61歲。

陳寅恪被凍結工資

當年，國民黨為準備退守台灣，緊張組織“搶運國寶學人”。陳寅恪出現在第一批名單之中，但國民黨人陳雪屏幾次請陳寅恪乘專機離去均遭拒絕，最後蔣經國指示，飛機留在那裡，陳寅恪什麼時候決定，什麼時候起飛。

胡適與傅斯年去了台灣，陳寅恪留在大陸。文化大革命時，陶鑄被江青打倒，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劉節代替陳寅恪受批鬥。

當時，周恩來還去同毛澤東講了，說是陳寅恪拒絕去台灣，留下一架飛機，這樣做，人家要說共產黨忘恩負義。毛澤東不理睬周恩來。

陳寅恪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痹逝世。

章伯鈞成中央級“右派”

根據章伯鈞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憶：

那時章伯鈞當交通部長，有一天，章伯鈞開會回來，一進門就說：“這下糟了！我提了意見，彭真、李維漢鐵青着臉坐在那兒，一聲不響。”

章伯鈞那天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構想，就此闖了大禍。章伯鈞同羅隆基講不到一塊，不知怎麼就弄成了“章羅聯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當時，周恩來還去同毛澤東講了，說是章伯鈞他們在重慶時還是幫了共產黨不少忙的。這樣做，人家要說共產黨過河拆橋。毛澤東不理睬周恩來。

1969年，章伯鈞病了，很厲害。孩子們都不在身邊，李健生一個人弄不動他。幸虧鄰居來幫忙。鄰居稱他為“章善人”。鄰居喊：“章善人病了，我們要幫幫他！”弄了輛三輪平板車，把章伯鈞載到醫院。那時，醫院不給右派看病。

周恩來發話，醫院才收留章伯鈞住院，給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時，一個月才二十塊錢生活費，怎麼辦他的喪事啊！後來，周恩來批示：“是什麼待遇就是什麼待遇。”

政協軍宣隊、解放軍來人了，叫李健生放心，喪事組織包了。組織找李健生，說：“黨的需要，章伯鈞不能公開平反。”

1949年以後，共產黨在大陸摧殘中國人祖先留下的忠義理智信，以至於現在大陸的中國人，成為最沒有誠信的人之一。這種“誠信檢驗”，只有中國人在海外的時候，才能充分體會得到。

用人、做人、做事、做官，沒有誠信，這樣下去，能走多遠？

注釋[1]：

《世紀評論》是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