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民國時期的中蘇關係

蔣介石對蘇始終不信任,屢次發動反蘇事件,甚至進行局部對蘇戰爭,但又數度與蘇合作,爭取蘇聯對中國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及其統治的支持。 
　　 
　　中蘇關係是民國時期中國最主要的大國關係之一。蔣介石的對蘇態度經歷了錯綜複雜的變化歷程,他對蘇始終不信任,屢次發動反蘇事件,甚至進行局部對蘇戰爭,但又數度與蘇合作,爭取蘇聯對中國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及其統治的支持。 
　　 
　　“西北計劃”的夭折 
　　 
　 　蔣介石是中國國民黨第一個赴蘇訪問的高級幹部。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出以蔣介石為團長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從上海啟程,赴蘇聯考察軍事、 政治和黨務。孫中山為此致信列寧、齊契林和托洛茨基介紹蔣介石。9月2日,蔣介石一行到達莫斯科, 受到蘇聯黨、政、軍領導機關的熱情接待。25日,蔣介 石應邀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做了關於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和國民黨內部情況的報告,希望共產國際派人幫助中國革命。 
　　訪問蘇聯期間,蔣介石向 蘇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軍事計劃書,提出國民黨人的“西北計劃”,其主要內容是:鑑於廣東政府腹背受敵,香港為英國控制,長江流域為英、美勢力範圍,戰略地位 十分不利,國民黨人有意將其軍事轉移到中國北部和西北邊疆地區,軍事基地首選庫倫(今烏蘭巴托),其次是迪化(今烏魯木齊),與南方的革命軍聯合起來,沿 着內蒙古邊界,形成一條反北洋軍閥戰線。蔣氏相信只要蘇聯願意協助,就可兩面夾擊,推翻北洋軍閥政府。蘇聯方面雖然表示支持中國國民黨,但認為此“北進” 方案為“一着註定要失敗的險棋”。這一態度使蔣氏倍感失望。12月,蔣介石回到廣州向孫中山匯報,勸孫不要輕信蘇俄,但未為孫中山採納。 
　　 
　　蔣介石與加倫 
　　 
　 　國共合作期間,身為國民黨軍事首領的蔣介石與蘇聯軍事顧問一度進行了密切的合作。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蔣介石主持黃埔軍校,指揮東征,鎮壓廣東地方軍閥 的反叛行為,並進行了北伐戰爭,從而建立和奠定了他在中國國民黨內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蔣介石又與蘇聯顧問發生過種種衝突,曾發動“中山艦事件”,逮捕 共產黨人李之龍,驅逐他所不滿意的蘇聯顧問等。 
　　蔣介石與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互相不滿,卻與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建立了和諧友好的關係,甚至與加 倫將軍在“分共”時,依依惜別,“相約有機會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一起共事”。上世紀30年代初,中蘇恢復外交關係後,蔣介石曾數度請求斯大林重新派遣加倫將 軍來華,斯大林一直避而不答。1939年,蔣介石請訪問蘇聯的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該項要求,卻被告知加倫已被槍斃,原因是他接受了日 本間諜的收買。 
　　 
　　“絕俄令”的頒布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蔣介石力主“一定要對俄絕交”,“將俄國 領事館及商業機關一律封閉”,並將此視為他穩定新政權的重要條件。1927年12月14日,南京政府藉口蘇聯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為中共廣州暴動的指揮機 關,頒令撤銷對於蘇聯領事館的承認。蔣介石發表演講稱:“我們斷絕同蘇聯的外交關係,僅是停止與蘇聯政府的交往。中國人民對蘇聯人民的感情並未因此而發生 任何變化。在中國各個城市的蘇聯領事館實際上是共產國際的分店,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陰謀的發源地。國民黨採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符合保護我們國家獨 立的利益,符合自衛的利益,同時符合我們國民革命以及由此而確保遠東和平和安全的利益。” 
　　南京政府撤銷對蘇聯領事館的承認後,封閉了整個統治區內的蘇聯領事館,但東北的蘇聯領事館及商業機構依然存在,北京政府派駐莫斯科的代辦也沒有撤回。從國家關係上說,中蘇已經絕交,但還存在着外交聯繫。 
　　 
　　“無故挑釁,無故投降” 
　　 
　 　1929年7月,中蘇間又發生“中東路戰爭”。“中東路戰爭”起因於蘇方對“中蘇協定”的曲解及中蘇之間圍繞着中東鐵路的利益衝突。蔣介石指令東北地方 當局“相機進行”,實施以武力接管中東路的計劃。17日, 蘇聯政府發表最後通牒,宣布對華斷交,並調集大量兵力屢次進攻中國邊境。蔣介石曾請德國政府居 間調解,但未獲成功。後又求助於美、英、法等根據《非戰公約》進行干預,也為蘇聯拒絕。中國軍隊連連敗北,邊關垂危,全國震驚。12月22日,蔣介石被迫 下令直接與蘇聯政府交涉,幾乎全部採納蘇方意見,並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中東路恢復原狀。蔣介石的政治、軍事設想全部落空。 
　　時任中國駐德公使並參與外交交涉的蔣作賓對此評價說:“無故挑釁,又無故投降,辱國喪權,莫此為甚,國際地位即從此降落,尤以國民政府之聲譽掃地矣!” 
　　 
　　勸說蘇聯對日開戰 
　　 
　 　1932年12月,中蘇邦交因“九一八事變”後遠東國際關係的變化而重新恢復。中日戰爭爆發後,中蘇簽署互不侵犯條約, 蔣介石與斯大林間重新恢復聯 系。這期間蔣介石對蘇外交的重點,一是爭取蘇聯直接和間接的軍事援助,主要表現在購置軍火、取得貸款、蘇聯志願航空隊和軍事顧問赴華作戰等,這些方面均取 得了重要進展,蘇聯成為戰爭初期援助中國抗戰的主要大國。二是勸說蘇聯直接出兵進行對日作戰。蔣介石採取各種方式反覆致電斯大林等蘇聯國家領導人,派遣楊 傑、孫科等出使蘇聯,試圖說服斯大林讓蘇聯紅軍參加對日作戰。蔣介石曾把德國傳遞的中日和談條件送給斯大林,暗示假如中國不能得到蘇聯的充分支持,中國將 會和日本談和,並被迫加入軸心國,以此對蘇聯政府施加壓力。然而,蘇聯遠東戰略的出發點首先是維護自身利益,在這一前提下,蘇聯可以給中國以各種援助,使 中國拖住日本,但卻不能為了中國而對日本作戰,冒被日、德東西夾擊之危險。顯然,蔣介石的意圖與蘇聯的遠東戰略不符,自然不可能如願以償,這一結果對戰爭 後期的中蘇關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被迫同意外蒙古“公投”獨立 
　　 
　　1941年4月,蘇日簽署“中立 條約”,蔣介石與斯大林的戰時“蜜月”結束。中蘇關係因蘇聯反對中國成為“四強”國家以及新疆問題、外蒙古問題等的分歧而陷於惡化。1945年初,美、 英、蘇簽署雅爾塔密約,背着中國,以犧牲中國的外蒙古、中國長春鐵路、旅大權益等主權,換取蘇聯對日參戰,蔣介石雖然貴為四強領袖之一,卻被排除在決定戰 後重大政治權益分配的陣營之外。 
　　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派出宋子文、王世傑赴蘇會談,並在雅爾塔密約的框架下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 約》。中蘇之間爭執最大、最激烈的為外蒙古獨立問題,焦點是如何理解“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雙方僵持不下。中方認為,1924年簽署的《中俄解決懸案大 綱協定》已確定:蘇聯尊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此即是現狀,不能變更;而蘇方認為,“維持現狀”是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的現狀,中國必須承認外蒙 古脫離中國獨立。中國在求助美國無望後,蔣介石親自拍板決定有條件“讓步”,即在蘇聯政府保證“東三省之領土、主權及行政必須完整”、“新疆伊犁以及全新 疆各地被陷區域完全恢復”、“中共對軍令、政令必須完全歸中央統一”三條件下,中國“願自動提出外蒙問題,擬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決”。外蒙古由此脫離 中國版圖,中國在長春鐵路和旅大的權益也受到極大損害。 
　　 
　　拒絕斯大林的訪蘇邀請 
　　 
　　戰後,逐步形成了 美蘇冷戰的新局面,蔣介石必須在美、蘇間作出新的抉擇。蔣介石曾經希望在美、蘇間保持中立,甚至希望成為美、蘇間的橋梁。1945年12月,應蘇方邀請, 蔣介石委派長子蔣經國為私人代表訪問莫斯科。斯大林建議中蘇兩國建立合作關係,蘇聯幫助戰後中國恢復經濟,其條件是:中國東北保留在美國勢力範圍之外,不 對美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這一條件未為中方接受。 
　　隨着美、蘇冷戰的形成與升級,以及國共內戰的激化和全面展開,蔣介石逐步實行對美“一邊 倒”政策。1946年5月,斯大林再次邀請蔣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蘇聯境內的任何地點會面,傳遞中蘇合作的信息。蔣介石則拒絕了斯大林的邀請,理由是:“假如 我站在中立立場,並把中國當作蘇、美和東、西世界的橋梁;假如因為莫斯科的調解,我與中國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那麼,蘇聯就會不流自己一滴血,而以 ‘和平改造’的方法,獲得對全中國的控制”,“不僅能以和平手段征服亞洲,還會把太平洋變成蘇聯的內湖”等。自此,蔣介石完全投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營壘, 執行依靠美國出錢出槍、進行全面內戰的政策,並充當美國反蘇的幫凶,直至在中國大陸遭遇徹底失敗。 
　　 
　　1949年10月1日,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2日,中蘇建交。當天,蔣介石政府宣布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1952年,已經敗居台灣一隅的蔣介石政府代表在聯合國提出“控蘇 案”並獲通過,控訴蘇聯破壞《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53年3月,正式宣布廢除該條約及其有關協定,也不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